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一) -- 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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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问下井大

        看有些穿越小说,把北宋写得富得流油,这二十万岁币能占当时财政的多少呢?

        • 家园 北宋的岁入有两个细节

          一来,和大部分朝代一样,北宋是没有财政预算的,花多少就征收多少。所以岁入高未必是生产发展了,可能只是征收本事提高了。这个不一定引起造反的,合理提高可能“只会”降低国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像保险公司把多收的保险费当作盈利发了红包。

          二来,宋朝处于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关头,他的岁入通常包括“贯高丝两”,然后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折成岁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trick。简而言之,这和明清的岁入多少钱从数字上完全不可比。

        • 家园 应该是6千万的岁入

          30万确实不是大钱。但问题是,如果这个钱是拿来援助盟国,比如说唐朝对回纥那样,人家还心存感激。

      • 家园 送花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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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据说澶渊之盟还算公平啊

        双方于十二月初达成停战协议,宋廷方面由曹利用与萧太后谈判。主和的真宗于次年初与辽订立和约,协定宋每年输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互约为兄弟之国,“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盟约缔结后,第二年,宋朝派人去辽国贺萧太后生辰,宋真宗致书时“自称南朝,以契丹为北朝”,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澶州又名澶渊,遂史称“澶渊之盟”。

        当然能把辽国的势力赶出中原是最好的,但以当时的战况,这个条约的结果也不算太坏吧。

        • 家园 不算太坏,但中原王朝从来没有签订过平等条约

          所以比较郁闷,然后就是开始搞大型庆祝活动。呵呵。

          后来金国崛起,其实应该和辽国共同抗金,结果是违背协定,想火中取栗,最后被火烧。后来又想同蒙古做一把。结果彻底玩完。

          • 家园 平等是不可能的, 只有朝鲜,越南这样要中央册封的藩属

            大概才是中国人认为是正常的。所谓秦晋之好这样的联盟,战国之后就只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全球化后,通商免关税协定都认为是对小国的不平等。 非洲还有嫌人道援助太政治化的。中国用海外基建换点资源, 还要被人说抢了当地人工作,中国人滚出去。

      • 家园 老铁玩得真巧妙

        昨天拦着不让我花,是要在今天给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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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井大的文章来看,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往往是矛盾的,现在科技和管理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为调合这对矛盾提供了新的契机。

      • 家园 终于开始点题了。
      • 家园 好似历史在重演,只是version不同而已啊!
    • 家园 【原创】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八)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税收的基础,是在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具有政府人士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土地拥有者们,因为对地方政治实际权力的掌握,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土地税,可以交得少一些。

      其实这个路子,和美国民主体制下,富裕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通过了种种减税法案是一丘之貉。也和美国一样,税收的主要负担,压在低薪和中薪的所谓中产阶级头上,中国古代的土地税收也压在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们的肩膀上。

      佃农没有地是无法交土地税的,就像美国的穷人一样,交税是没有份的。因此当贫富差距变大的时候,政府财政状况肯定会恶化。而当名义税率低,实际在中间层次吃油水的地方官僚们坐大而养肥,一方面抽下面屁民的血,一方面断中央政府的奶,就是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进行削藩的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话语权是被鼓吹黄老政治的人们掌握,所以一翻开历史书,俺们看到的就是宣王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当然雍正的加强中央财政的行为,是要开骂的)等等,却看不到对周厉王、汉武帝、王安石和张居正等等政策的支持。而这些企图压缩中间官僚阶层对国家财富的过大占有的革新,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汉武帝死后的桑弘羊的结局,因为改革的成功,其下场反而比改革失败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要惨得多。

      不过回到建文帝的削藩上面,和汉景帝的比起来看,显然是削得太仓促。建文帝的时机,更像是在汉文帝那时候的开削。和汉朝不同的是,军事要地,防止北方匈奴的重镇,比如说守大同的代王和守北京的燕王,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七王是反叛的主儿。在明朝的削藩,削的是守护北京的燕王朱棣,因此成功不成功,对王朝的国防,都会带来影响。成功了,反而要比不成功糟糕。

      如果当初建文帝,没有被手下那帮少壮派文人忽悠,等他个10年,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官僚政治实力的建设,一方面等自己的四叔父更老一点,也许不会搞出最后的悲惨结局。而且自己的叔父还是打仗的高手,哪里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可以相比。

      清朝康熙的削三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毕竟平西王吴三桂是员猛将,如果等他死了,换了个公子哥儿的儿子,削起来就顺手得多了。

      削藩镇削得最快,也最和平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宴会,就搞定了。不过这个削藩因为削得太快,过早的造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导致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削弱,从而成为中国历代最窝囊的王朝。

      前面俺谈到过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因为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的相似性高,而使游牧民族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在团结和整合上,能力要低于因为成天要应付天灾,要治理黄河的中原农耕民族,导致游牧民族武装的短期冲击力比较大,但对抗的持续性比较短,就是说打闪电战,是游牧民族占先机,但是打持久战上,形式就转了个头。

      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颇有些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的对比。同样是人员和资源缺乏的德国,靠的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对苏联进行突击和闪电战。而土地辽阔和人力资源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则靠做拖的办法,把德国人给打败了。

      当然战争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军事技术,还要靠大家的武器装备、后勤和民心。在中国历史上,用于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打仗用的战马,算是主要军事物资。另一个就是军队吃的粮食,是打仗不能缺乏的基本供应品。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干的就是贸易,游牧民族就会赶着马,过来互市,换取农耕民族的余粮。对中原的王朝来说,要强兵,除了军费要增加之外,当然就要有马的来源,而主要的一个马场,就是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当中原王朝掌握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并可以在粮食的互市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遏制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

      明朝在明宪宗成化7年(公元1471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北建立长城。这段长城基本上就把鄂尔多斯给放弃了,导致明朝的北方战略陷入守势。但是由于鞑靼各部族还是需要和明朝交易来获得粮食,最后俺答不得不妥协。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局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后唐时代,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养子李从珂篡位,其女婿石敬瑭不甘心,向辽国称臣,借辽国的军力建立了后晋。作为交换条件,将燕云16州割让给了辽国。

      这燕云16州,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燕州(幽州,今天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天津的蓟州(今天津蓟县),河北北部的瀛洲(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洲(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北部的 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和朔州这一块北方的重镇地区。

      这个地区被游牧民族掌握,其后果主要有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基本上除了城池之外,无地域之险可以守,方便于骑兵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游牧民族掌握了华北这块农业地区之后,自己变成了手上有粮,心中不慌,不再受到农耕民族的要挟。在华北这块地方经营,导致契丹人不光是可以为自己仍然强悍的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为他们进一步汉化,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通宝推: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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