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国科学巨星钱学森今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 彬格莱
家园 感谢米国！ 钱拒绝揭发他的朋友，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出乎意外地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证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应该给麦卡锡先生发一个五吨重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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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补充材料]钱学森忆研制导弹始末：有人曾认为搞两弹错误 钱学森忆研制导弹始末：有人曾认为搞两弹错误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航天为60年后共和国的强盛铸就了一笔无价的财富。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为共和国在今天能够站在航天大国的位置，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尤其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原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回忆“第五研究院”的仿制工作
梁守槃(曾任中国海防导弹武器系统首任总设计师、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一百多项重大工业的建设，都是以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基础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独立起步进行工业建设。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各项工业建设都是由苏联帮助建设的。导弹技术在国际上又是新兴项目，国内的技术人员除钱学森外，都没有看见过导弹。勉强上马，必然造成浪费，不如暂停。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任何新的技术产品，都是由“没有人看见过”的状态开始的。例如德国的V-2导弹，在开始研制时，它的总设计师布劳恩也一定没看见过实物，而只是提成论证报告，经批准后进行工作。他从1936年开始，六年后初次发射成功。我国虽然技术落后，但中国技术人员在1956年的水平，不会比德国人二十年前的水平差。而且已经知道，V-2导弹是可以制成的，不是科技人员的空想，只要下定决心，共同努力，我们也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同时国外报刊杂志，也发出消息说，美国人已获得了德国V-2导弹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仿制成功，并制成了新的“红石”和“潘兴”导弹。
聂荣臻元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条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经毛主席批准，明确了五院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夏，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几种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协助仿制工作。
聂帅对此特别指示说：“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防空、海防)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1960年夏，赫鲁晓夫突然撕毁对中国的贸易合同，撤回来华专家。有关专家在临走前，也不再答复各种技术问题。导弹仿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五院的技术人员，团结努力，共同讨论，解决了各种问题。
由这一段历史来看，可见中央批准的五院建院三原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争取到了外援之后，如果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照科学理论来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则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苏联撤回专家时就要迷失方向。在自行设计新产品时，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分析也将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了。
忆“风云一号”气象卫星
任新民(曾任七机部副部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包括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和地面应用五个系统。其中，“风云一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具有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光学遥感卫星；“长征四号”甲运载火箭是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发射“风云一号”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执行的卫星发射任务；“风云一号”地面应用系统是我国卫星使用部门中最早建成的大型资料接收处理系统。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工程，一直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早在1969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中央气象局代表时就强调指出：“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1970年2月16日周总理又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下达了研制气象卫星的任务。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作出研制气象卫星、支撑气象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暂时的困难，国家对国民经济计划曾有过几次大的调整，包括减少基本建设投资，甚至减少军费等。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仍然批准了包括“风云一号”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的发展。
1996年1月17日江泽民考察中央气象局，在看到气象卫星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时，对气象卫星的发展给予充分的肯定。1999年9月25日他在考察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时，曾高兴地举起“风云一号”C星的模型，表示高度赞赏。
李鹏对发展我国自己的气象卫星一直十分重视，1984年以来他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特别强调“气象卫星我们是下决心要搞下去的，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的气象卫星”，“我们中国现在财政经济各方面还不是那么富足，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气象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尽一切力量，促使这两种卫星(指极轨和对地静止气象卫星)发展”。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先后对“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的发展作过指示，帮助解决“风云一号”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研制始末
梁思礼(曾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我国导弹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八年四弹”规划中的第四弹，就是远程运载火箭。它的研制成功，解决了有无问题，使我国有了还手之力。
正如张爱萍将军所说：“远程运载火箭，生于乱世，先天不足。”1965年远程火箭开始论证方案，一年后“文革”开始，七机部就开始大乱。虽然大部分科研人员仍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但工作还是受了很大的干扰。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防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同志提出了“三抓”。这是继“八年四弹”规划以后又一系列新的奋斗目标。“三抓”的第一抓，就是在 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定型试验，也就是“580试验”。按国际惯例向公海发射火箭，要事先公布划定海域的经纬度和发射时段。这等于我国在全世界舞台上公开表演我们的航天科技。对我们搞制导系统的队伍压力特别大。
由12所和13所共同组成9人精度分析小组，我任组长。我们从设计、工艺、环境、可靠性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国还向太平洋派出两艘“远望号”测量船和一支有相当规模的护航舰队，一方面测量弹道参数，打捞测量仪器舱，另一方面也是海军的一次远洋编队演习。“580试验”是一次重大历史事件。邓小平、聂荣臻等中央领导都来到总指挥部观看和指导。
我作为技术顾问也在总指挥部值班。前方报告美国和西方许多军舰都排列在我国预报的海域附近观察，看我们的火箭能否落入预定的框内。1980年5 月18日凌晨远程火箭在酒泉基地点火起飞，奔向太平洋，经过约30分钟飞行火箭准确地落入预定的海域框内。打捞船上的直升机迅速起飞很快就到达落点。在茫茫蔚蓝的海面上涂上一片由染色剂染出的翠绿色，当直升机飞抵落点的上空，其旋翼吹起粼粼碧波。这美妙绝伦的景色永远刻在我的记忆中。打捞员从直升飞机拽绳而下，把测量仪器舱从水中捞起，整个“580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真正成为核俱乐部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成员。
研制固体运载火箭
黄玮禄(黄纬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70年4月22日，我从液体火箭控制系统研究所调到固体火箭总体设计部，这次调动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大转变，从此，我的工作从液体火箭走向固体火箭，从地地火箭走向潜地火箭，从控制系统走向了火箭总体。
固体潜地火箭是潜艇从水下一定深度发射出来的固体火箭，有许多不同于陆基液体火箭的特点和关键技术。这种火箭原名“巨龙”，经院一位主管领导传话：在周总理主持的一次中央专委会上要我们考虑新名字，原因是毛泽东主席对龙不感兴趣，且曾把龙比作邪恶之物，如“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就是一例，因而我们就尊重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使用“龙”字，把“巨龙”改成了“巨浪”。
后来因一院型号较多，为加快研制的进展，1979年此型号任务又从一院调整至二院，我也跟着又回到二院并担任该型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由于很多重要协作单位都在院外或部外，为加强管理，每周在二院召开一次协调会，检查上周计划执行情况并安排下周任务，有七机部副部长程连昌，科研局局长钱维松与邵锦成及国防科委三局副局长丁衡高与汪永肃等参加。凡是二院无法解决的问题，七机部和国防科委都帮助解决，因此，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第一次海上潜艇水下发射，需要动用近百艘舰船，参试人员上万人。试验日期确定为1982年10月7日-12日，全体参试人员以及舰艇各就各位，领导同志和指挥人员均聚集在海边山坡上的指挥所内，执行对各方面的联络指挥，潜艇启航驶往预定海区。
一切准备就绪，全体人员心情紧张、全神贯注。指挥员下达预令口令后，扬声器中传来艇长倒数的口令：“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发射！”全体目光都定在浮筏灯亮方向的海面上，那是多么“漫长”的三四秒钟啊！突然，一条喷火的蛟龙腾跃出水面，带着庞大的水柱直上云霄，大家的心也随之飞上长空，个个兴高采烈。
只听得喇叭中不断地传出令人喜悦的声音：“××区发现目标，××站跟踪正常，二级点火，两级分离、头体分离。”每一个信息都扣动着成千上万人的心弦。数百秒钟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捷报像庆典时的礼炮爆发出来了：“末区发现目标。”全体人员欢呼雀跃、热泪盈眶，这是多少人多少年来奋斗拼搏的成就，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结果。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能自己研制潜地火箭并掌握水下发射技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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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换成红烧肉就不是错误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家园 鞠躬，送花 家园 鞠躬，送花。 - 复 鞠躬，送花。
家园 [补充资料]錢學森在美國的成長與巔峰時期 錢學森在美國的成長與巔峰時期
中國人會讀書的太多了，中國留學生在國外表現傑出的也非常多，拿瑞典炸藥獎的就有六、七個，但是他們的影響力都很有限。錢學森一九三五年來美國作研究生，一九四五年就成為五角大廈導彈技術核心顧問組的成員，為美國未來的軍事發展規劃藍圖，成長速度之快、影響之深遠令人瞠目結舌。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中國留學生的成就和影響力能夠跟錢學森相比，也沒有一個外國科學家能相提並論，譬如費米博士來美國以前就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偉大物理學家了。錢學森在美國的事業成長是傳奇性的。
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錢學森在美國非常燦爛的事業與學術生涯。
（１）寬廣的學術背景
科學的領域太廣了，通常的學者只能在很窄的範圍內做很深的研究。一般說來，研究越是深入的學者，知識範圍越是狹窄，因為人的學習總量通常只有這麼大。理論大師進入實驗室不是打翻瓶子，就是被地上的電線絆倒；會動手的工程師通常數學不怎麼樣，理論走不深。錢學森學習的領域廣闊，因此比別人更能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比別人有前瞻性，更能做出開創性的規劃。
尤其要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知識的博大比精深更重要。這方面負面的例子很多，現成的例子就是李遠哲。李遠哲的知識太窄，深而不博，導致他領導的「教改」工作徹底失敗，連中小學的教育改革這種並不算複雜的工作都一敗塗地，更不用說領導什麼開創性與前瞻性的科技規劃了，完全超出他的能力範圍。離開化學裏他專精的那一小部份，李遠哲什麼都不懂。李遠哲若是為中華民國未來二十年的科技發展作規劃，一定是災難性的。
錢學森則是一個典型正面的例子。他在一九四五年為頂尖富強的美國規劃未來的軍事科技，又在一九五五年為一窮二白的中國規劃未來的軍事科技。這兩個國情完全不同的國家，他的長期規劃工作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如此艱鉅的任務能夠成功絕不是偶然，也絕不是運氣，而是憑藉淵博的知識與務實的經驗。這種既廣且深的領導工作就連偉大的全能物理學家楊振寧都做不了。
軍事科技涵蓋面之廣、牽涉知識之深不是一般人能想像的。舉一個例子，二戰時期為了發展雷達美國國防部在麻省理工學院成立了「放射實驗室」（Radiation Lab）。從零開始，「放射實驗室」在高峰期有超過一千名科學家在裏面全時間工作。戰爭結束後，大部分的科學家回到學術界，其中有六位拿了諾貝爾獎，兩位成為美國總統的科學顧問，發展軍事科技所需要的天賦與知識由此可見。軍事科技處處是學問，雷達不過是軍事科技很小的一環而已。錢學森的影響力之所以超出絕大多數的科學家就是因為他能夠跨越「科學」與「工程」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做到了既博大又精深，這是非常困難與罕見的。
錢學森１９３６年轉入加州理工學院就讀。這所學校強調理工結合，培養的學生既是科學家，也是工程師，博大精深就是在這種環境成長的。所以錢學森雖是航空系的學生，但是經常去數學系和物理系修課。譬如當時數學的前沿複變函數論、物理的前沿量子力學與相對論等，他都進修了。化學、生物學有些課程錢學森也去聽講，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學的鮑林（Linus Pauling，1901-1994，獲得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和1962年諾貝爾和平獎）大師成了好朋友，並且一同探討未來化學的發展。就是這樣，錢學森打下了堅實而又廣闊的數理化基礎。在火箭的研製工作中，錢學森負責設計並建造了加州理工學院
的小型高速風洞，累積了工程經驗。這是導致他日後能夠為五角大廈規劃長遠發展計畫的重要原因。
（２）“自殺小組”（the suicide squad）
美國在上個世紀的三０年代沒有什麼科學家願意從事火箭的研究，他們把火箭跟星際旅行連在一起，看成是科幻式的旁門左道。因此當時的美國沒有科學家會正經八百的看待火箭。但是加州理工學院出了一個研究生名叫馬林納（Frank Malina）要挑戰傳統，他倡議成立一個火箭研究小組。根據張純如（Iris Chang）的書，加州理工學院的火箭研究小組初始成員只有四個人：馬林納（Frank Malina），派生斯（Jack Parsons），福曼（Edward Forman），和錢學森。這就是後來著名的“自殺小組”（the suicide squad）成員。
錢學森在晚年回憶說：“馬林納這個人很聰明，小組的其他幾個人動手能力也強，但他們理論上不怎麼樣，於是找到我，要我幫助他們解決一些理論計算的問題，就這樣我參加了火箭小組的工作。”
火箭小組成立了，但沒有經費。同事把他們看成一幫怪人，他們就打工購買二手材料製作火箭。後來有一位研究生阿諾德（Weld Arnold）願意給小組捐獻一千美元，條件是允許他進行拍照，於是這一千美元就成為美國火箭研究小組的第一筆資金。
有了這一千元，大家立即著手展開工作。錢學森首先對火箭研究進行分析計算，於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９日向小組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解決了火箭設計中遇到的幾個理論問題。報告的內容包括：燃燒室中的溫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燒產生氣體膨脹不足和過度膨脹對火箭效率的影響、燃燒噴嘴的設計、發動機推力的計算等等。這份報告被收進他們的火箭研究課題選集，該選集被小組成員稱為他們的“聖經”（美式幽默）。
到了６月份，小組的工作得到馮卡門的支持。於是小組可以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設備進行試驗。但是隨後的試驗有多次失敗，並且給校園造成許多災難性的損失。火箭試驗時產生的腐蝕性氣體使許多儀器的金屬表面氧化，有一次爆炸差一點使馬林納喪命，污染性氣體瀰漫著辦公樓的許多房間，嗆得人喘不過氣來。
馮卡門不得不把他們趕出校園，全校師生從此戲稱他們是一個“自殺俱樂部”，這個火箭小組就成了日後大大有名的“自殺小組”（the suicide squad）。
“自殺小組”並不因此而灰心喪氣，他們把設備搬到市郊一個名叫阿洛約．塞科（Arroyo Seco）的乾枯河床上進行試驗。於是這個地方就成了美國火箭的搖籃，後來發展成為全球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簡稱 JPL）。
（３）助飛火箭（JATO）與噴氣推進實驗室（JPL）
１９３８年的秋天，馮卡門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參加一個美國科學院所屬的軍事航空委員會召開的會議。軍方在會議中建議發明一種火箭能夠助推重型轟炸機，使它能在很短的跑道上或是航空母艦上迅速起飛。當時傳言納粹德國正在發展火箭，所以美國國防部感到壓力，特別是時間上的緊迫。馮卡門回到學校後立即找馬林納、錢學森等人商議，決定接受這個名為“JATO”的任務。JATO 就是 Jet-Assisted Take Off（噴氣助飛）的縮寫。
錢學森原本對火箭就很有興趣，也意識到火箭技術的軍事用途，他的博士論文最後一部分就是探討和論証連續脈沖的火箭推進方法，題目是「探空火箭的飛行分析」。有了“JATO”的任務，在馮卡門的支持下，火箭小組做了一隻八英吋長的小火箭吊在實驗室的屋頂上作理論實驗，然後再到山谷裏作規模較大的試驗。如此理論與試驗反覆進行，終於在一九四一年８月的火箭試飛取得成功。“JATO”誕生了。“JATO”這種火箭助飛器很快就在二戰時的美國空軍得到戰場應用。
１９４４年德國的V1和V2飛彈發展成功，希特勒開始大量使用飛彈攻擊英國，倫敦不斷遭受飛彈襲擊。美國國防部急如星火，希望加州理工學院的火箭小組能製造出新式飛彈來對付納粹德國。馮卡門和錢學森等研究後認為美國的技術水平和實驗條件比德國差太多，必須耗費鉅資建立一個全新的、大型的噴氣推進實驗室，才能設計出射程超過一百英里以上的飛彈。於是美國軍方投入三百萬美圓正式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實驗室，這就是加州巴沙迪那「噴氣推進實驗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簡稱 JPL）的誕生。
１９４４年 V1 飛彈襲擊倫敦。
V1 又稱“飛翔的炸彈”（the flying bomb），身長7.9公尺，翼展5.37公尺，是人類戰爭歷史中第一種導彈，也是最早的巡弋飛彈。V1 最大飛行速度656公里/小時，最大飛行距離240公里，飛行高度3,050公尺，全重2,150公斤，彈頭重830公斤。從１９４４年６月到１９４５年３月，德國使用大量V1飛彈攻擊英國南部。德國總共製造了三萬枚V1飛彈，用了大約一萬枚攻擊英國，其中 2,419 枚擊中倫敦市區，造成倫敦 6,184人死亡，17,981人受傷。
V1 是一種非常恐怖的飛彈，因為它飛行的時候發出「嘶---- 嘶----」的恐怖聲音，然後突然停止，死一般的沈寂，飛彈開始向下俯衝，接著就是轟然巨響的爆炸。這種恐怖的聲音對人心和士氣造成非常大的衝擊。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这张拍摄于60年前的照片，是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在1947年2月3日的合影。在以美国航空事业奠基人冯·卡门博士(第一排左起第7位)为核心的美国宇航精英中，共有3位中国学者：第一排左起第3位是钱学森，第二排左起第一位是林家翘，第三位左起第2位是郭永怀。
这张照片是郭永怀1956年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时带回来的，存放在他位于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内。郭永怀于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在北京逝世。20 世纪70年代初，力学所一位研究员在所里的一个垃圾筒中发现这张照片，并将它送还给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李佩将照片送给钱学森夫人蒋英，蒋英立即复制了一份，并将原件退还李佩，但李佩目前找不到这张照片的原件。现在的这张照片，是摄影师候艺兵提供的翻拍件。
JPL 成立後，美國國防部要求 JPL 不僅進行火箭的研究，而且負責製造出可以控制的導彈（台灣稱作「飛彈」，其實「導彈」更為恰當，因為導引是飛彈飛行的重點，火箭一般說來是沒有導引系統的）。JPL 成立時馮卡門是當然的主任（Director），錢學森是研究分析組的組長（前排左三），林家翹（1962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錢偉長（1955年返回大陸）、郭永懷（1956年返回大陸）等華人科學家都在這段時間為 JPL 效力。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這張照片是錢學森（右邊第二人）和其他工作人員在美國導彈試射場拍攝的照片。
（４）美軍上校錢學森赴德國考察
有了「噴氣推進實驗室」，加州理工學院自然成為美國研發導彈的核心，馮卡門從一九四四年１０月起擔任美國空軍科學顧問團的團長，錢學森作為團裏唯一的外國人，配戴可以參與最高軍事機密的金色証章出入五角大廈。
1945 年春，盟軍勝利在望，羅斯福總統要求迅速派遣專家前往德國的軍事工業重地探索所有可能的隱密。四月底，馮卡門組建了一個由三十六位專家組成的「科學諮詢團」前往德國。馮卡門受聘擔任這個科學諮詢團的團長，被授與少將軍階；錢學森受聘擔任火箭組的主任，被授予上校軍階。一群美國科學家浩浩蕩蕩前往歐洲訊問德國軍事科學家，收繳德國掌握的軍事科技和最新裝備，並且爭取優秀的德國軍事人才來美國效力。
錢學森參與訊問的第一位德國火箭專家就是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他是德國 V1 與 V2 飛彈的總設計師。錢學森讓布勞恩寫出【德國液態燃料火箭發展及未來展望概論】，受到美國軍方的重視。美國將布勞恩和他的設計小組都帶到美國。移居美國的布勞恩後來擔任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的空間研究設計師，主持設計了「阿波羅４號」太空計畫。
馮卡門與錢學森在德國布隆施維市郊外一片茂密的松林中，意外發現納粹空軍元帥戈林直接領導的、高度祕密的「氣體動力學研究所」。他們不但查驗了研究所，而且還檢驗了高速風洞、實驗室、和所屬工廠等等總共五十幾個偽裝良好的建築物，並且用儀器探測到埋藏在密林深處的數千件機密文件。這些發現使錢學森對德國火箭與炸藥的研製有了深刻的瞭解。
對我而言，最有意思的是下面兩張照片：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1945年四五月間，錢學森跟隨馮卡門訊問馮卡門的老師——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普朗特。這是錢學森（中），馮卡門（右），和普朗特（左）三人會見時的合影。
這張照片是世界氣體動力學三代掌門人的合照：徒弟錢學森，師父馮卡門，和開山祖師爺普朗特。這是一張歷史性的照片，非常有趣。師父和徒弟聯手審訊師祖，更是歷史的玩笑。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錢學森上校、馮卡門將軍與普朗特教授。
這張照片我不太能確定地點，應該是德國的哥丁根大學——普朗特執教的大學，也是馮卡門的母校。右邊算起，第一人是錢學森，第二人是馮卡門，第三人是普朗特，最左邊的人不知道是誰。拍攝時間應該是一九四五年５月。
（５）錢學森對美國國防的貢獻
自從１９４１年火箭助推器發展成功以後，美國軍方不但需要火箭，而且需要培訓一批瞭解這門新武器的軍官。於是錢學森除了為航空系的研究生講課外，還要為這些軍官開設工程數學原理和噴氣推進原理等課程。這些軍官後來成為美國先進部隊的骨幹。
在培訓這些軍官研究生的第二年，錢學森編了一部內容豐富的教材，取名【噴氣推進】，成為美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噴氣推進的基本原理和火箭性能的著作。此後的十幾年，這部巨著一直是美國研究生和軍事工程師必讀的教材和參考書，被奉為權威性的著作。
錢學森對美國國防最大的貢獻是二戰結束，馮卡門率領的三十六人科學諮詢團從德國回來以後，向美國政府提出的書面報告。這時候的錢學森不但從德國帶回豐富的資料，而且走訪了美國各處的研究中心和實驗室，對美國航空事業的發展現況和未來潛力有了全盤瞭解。
科學諮詢團從歐洲回到華盛頓後，便開始整理資料，最後向美國國防部提出了著名的【邁向新高度】研究報告。這份遠景規劃的國防報告一共有九卷，其中第３、４、６、７、８卷和技術情報附錄是出自錢學森之手。
作為「科學諮詢團」的核心成員，並且代表戰勝國審訊代表戰敗國的普朗特和馮．布勞恩，錢學森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深刻瞭解德國在飛機和火箭技術上已經走在美國前面。錢學森總結了歐洲各國特別是德國的科研成果與發展經驗，向美國政府提出戰略性發展的獨創見解和實際可行的技術路線。在【邁向新高度】研究報告中，錢學森翔實論述了高速空氣動力學的發展，涵蓋了脈沖式噴氣發動機、沖壓式噴氣發動機、固態與液態燃料火箭、超音速導彈、以及核能作為飛行動力的可能性等等先進技術，評估這些技術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發展的前景。
【邁向新高度】是美國二戰後航空與航天發展的規劃藍圖，它為美國空軍未來50年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從根本上改變了未來戰爭的型態。有了【邁向新高度】所奠定的理論基礎，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美國在航空與航天事業上獲得飛躍的發展，成為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美國專欄作家米爾頓．維奧斯特曾這樣寫道：「錢（學森）是幫助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科學家銀河中的一顆明亮的星。」
（６）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
１９４６年，錢學森應聘為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的副教授。同年，錢學森在美國的【航空科學期刊】發表題目為「原子能」的論文，提出了原子能如何應用在航空與航天上。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一系列的演講，敘述核燃料助推火箭的設想和相關工程問題，引起廣泛的興趣與討論。
一九四七年初，麻省理工學院決定破格提升錢學森為終生職的正教授，並恭請馮卡門教授寫推薦信。在馮卡門的高度推薦下，錢學森成為當年麻省理工學院最年輕的正教授。這一年，錢學森榮昇正教授、返國探親、結婚、再回到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園繼續研究和教學，一切都那麼的順利和完美。
（７）回到加州理工學院任教
雖然享有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職，錢學森並沒有在這個校園住多久。
１９４８年的夏天，實力雄厚的古根漢基金會（Solomon R.Guggenheim Foundation）在加州理工學院和普林斯頓大學各成立一個「噴氣推進中心」。這兩個中心不約而同地熱情邀請錢學森擔任這個中心的主任。加州理工學院新任校長杜布里奇親自寫信歡迎錢學森回到巴沙迪那的校園來，錢學森接受了他的邀請。第二年，錢學森奔赴加州理工學院，進入他事業充滿曲折的第二階段。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一九四九年初夏，錢學森與妻子蔣英前往加州理工學院，途中留影。（郭永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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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补充]钱学森简要年表 钱学森简要年表
1911年 12月11日生于上海。三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北京渡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
1929年 考入交通大学学习。
1934年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公费生。
1935年 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 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 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 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 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4年《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该书俄文版、德文版、中文版分别于1956年、1957年、1958年出版。198O年《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出版。
1955年 返回祖国。
1956年 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在力学所工作到1972年前后。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56年度）一等奖。
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82年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兼任该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
经杜润生、杨刚毅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
1959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相继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并不再兼任该院一分院院长。从此，钱学森的主要职务一直为副职，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到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1961年 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1962年 《物理力学讲义》出版。
1963年 《星际航行概论》出版。
1965年 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8年，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今天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相继当选为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70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不再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院长。
1979年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当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DistinguishedAlumniAward)。但钱学森没有到美国接受这份荣誉。直到2001年钱老90岁生日时，钱老在美国的好友Frank.E.Marble教授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校长D.Baltimore委托，专程到北京将 “杰出校友奖”的奖状和奖章当面颁发给钱老。
当选为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称号。
当选为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会（1989年更名为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
当选为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 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论系统工程》出版，1988年《论系统工程》（增订版）出版。
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土）大会上，被聘请为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1985年钱学森因对我国战略导弹技术的贡献，作为第一获奖者和屠守锷、姚桐斌、郝复俭、梁思礼、庄逢甘、李绪鄂等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6年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七、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兼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获（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关于思维科学》出版。
1987年 被聘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出版。
1988年《论人体科学》出版。《创建人体科学》、《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和《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分别于1989年、1996年、1998年出版。
1989年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 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钱学森文集（1938～1956）》出版。
1994年 在中国工程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被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论地理科学》出版。
《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出版，1996年《城市学与山水城市》（增订版）出版。1999年，作为上述两书的续集《山水城市与建筑科学》出版。
《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出版。
1995年 获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首届（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后改称“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1996年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第一次以我国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钱学森图书馆，在西安交通大学隆重举行命名仪式。该图书馆坐落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新世纪广场。
1998年被聘为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高级顾问。在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上，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称号。
1999年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 《钱学森手稿（1938～1955）》出版。
2001年 获霍英东奖金委员会颁发的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
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
《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出版。
《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出版。
《创建系统学》出版。
12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看望钱学森，李岚清副总理一同看望。此前，1995年、1996年和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曾先后三次到钱学森家中看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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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见证了时代变换的老人 家园 沉痛悼念钱老 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