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最后面附录的近期国际政治评述还是不错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称之为《外交十记》。

1.钱老作为离任政界元老写下此书，也算是开了先河。此前，还没有如此高层领导人在卸任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推出作品的。钱老之后，李岚清、李鹏的相关作品也陆续面世，相信不长时间内还会有其他元老加入。钱的威信一直很高，有传言说十五大时曾有建议钱进常委，被钱以不好开展外交工作为由拒绝。

如作者所说，此书“非史非论”。作为长期主掌外事工作的一把手，有很多相关内容不好写出，写出的东西也尽量少些感情色彩，有的甚至有流水帐的意思，也难怪会有极少的声音，略嫌此书文才不足。这不能过分要求，特书特论吧。我们只是想，从书中披露出的内容，再添加一些在下知道的外事工作的细节，不敢说是评论，只说是小注，而且可能是充满错误的注，就作为在下的读书报告吧。

2.外事工作，目的无非是为符合国家利益尤其是服务于国内政治经济，为经济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作为外长，经历主要会有：与外国和国际组织进行相关谈判解决双边、多边问题；陪同国家领导人外访、接见外宾；出席重大国际活动等等。作为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总理，也往往统抓涉外事务部门，如港澳办、台办、侨办、旅游局等等，并与外经贸、海关等相关部门协调。

3.钱老此书中十大内容，如果归类(我们把每记中的相关内容归到一大类中，尽管它们之间是互通的)的话，可以大致分为－－

建交、复交：

提到印尼等东盟国家、韩国、南非，以及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

与邻国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柬埔寨问题、对日交往。

对国际大事的应对：

海湾危机、苏联解体

此外还有突破国际制裁部分和涉及国家统一部分。

这些是相通的，往往是互相紧密联系和博弈的过程。以后各章中还会试着注释。

另外也有一些没有展开的内容。

说说一些最为大众津津乐道的问题。

建交问题，钱任外长以来确实把台湾当局的外交空间压缩到几乎没有余地。这里所写，一是与台当初保持“外交关系”的重要国家，如韩国、南非，一是与中国有隙最后和好的如印尼，还有就是国家主体变更造成的新生国家，如前苏联各国，基本上足够作了代表。但也有没说到的相对重要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可能会在注中，或者另起篇幅写写。多说一句，现在与台湾保持关系的还算在国际上有一定地位的还有梵蒂冈教皇国和巴拿马。前者早就放出风来，与北京建交不成问题，只是正和我们在宗教问题尤其是教皇任免权上讨价还价；后者境内巴拿马运河实在重要，但中国已派出驻巴拿马商贸处，实际行使大使馆权利，也可以说在伺机而动。这个问题上台湾当局实在是螳臂当车。

港澳台问题，集中在港澳回归过程收场部分以及台湾军售和反突破上。对后者，重点在中央，并不对台湾的表现过度关切，充分表明以我为主。

国际大事如苏联解体，相当篇幅是以旁观者角度描述的，与中国并不如其他直接密切相关，这在全书中仅见于此处。另外，写与苏各共和国建交时只写了独联体国家，实际上波罗的海三国已在此前获中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而类似苏联问题的还有一些国家，前南斯拉夫、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埃塞俄比亚等等，也都被苏联代表了。

先说这么多，其他想到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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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书名: 外交十记

别名:

作者: 钱其琛

ISBN: 7501221103

装帧:

语言:

开本:

编/译:

出版时间: 2003年10月

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市场价: 48元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1991年10月23日晚7时许，在巴黎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一个隆重的签署仪式正在举行。柬埔寨的各方人士和18个国家的外长，一共30位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一在英、中、法、俄、柬五种语言的文本上，代表各自的派别和国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90年8月2日，海湾危机爆发。伊拉克大举入侵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不久，又正式宣布将其吞并。一时，各国哗然，举世震惊。

　　1989年2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外长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本出席裕仁天皇的葬礼，在东京停留了一天半。除了参加葬礼活动和同日本政府领导人接触外，我同前来参加葬礼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就中、印尼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达成“三点一致意见”，从而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两国外交关系的大门。

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

　　在我担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那时，国际风云突变，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出于各种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阵阵反华浪潮。

　　我第一次出国就是到苏联。那几乎是50年前的事情了。 1954年8月，我被派到苏联团校学习。那年我26岁，初为人父，女儿出生只有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一些团干部到苏共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我参加的是第四期，领队是当时在东北做青年工作的徐净武同志，副队长是北京大学的张学书。

我与非洲结缘，始于1964年。那时，我在教育部工作，随杨秀峰部长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我们是4月1日离京，到5月14日才回国，在非洲访问了一个半月。代表团成员有四人，除了杨秀峰部长和我，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育部的司长胡沙。

　　世界上的所有大国都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焦点。在各种反华势力的挑动下，少数国家往往会做出一些违背承诺的行动。1991～1992年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所引起的外交斗争，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香港、澳门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代中国人曾为之英勇奋斗。回归历程漫长，作为这一代人，我能够亲眼见证回归，已深感幸运，又有机会亲身参与回归历程，更是感到无比荣幸。在我的外长任期内，正值两地回归过渡时期的后期，我参与了外交谈判，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这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是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为独特的经历。

• 【《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那就把树熊过去提到的，目前还未对应的问题先列一下了。m(__)m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1982年是个什么年呢？中共12大是那时召开的。党和政府都在酝酿着改革。比如中央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比如国务院将部分副总理改为新设的国务委员。提拔大量年轻人成为共识。李鹏当时已经是电力工业部的部长，并等待来年成为副总理。江总也被提拔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钱老当时54，这个年龄在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就不简单了。

外交部历来精英辈出。与钱老一同被任命为副外长的还有吴学谦等。钱老没讲的是，他被任命前并没有部长助理这个台阶。这在外交部是很不多见的。吴学谦此前任中共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宣布任命的官职是第一副部长，实际主持工作。

注意到1月13日邓公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次能跻身省部级的“年轻人”也确实堪当大任。

该年9月，中共中央废止党中央主席一职，胡耀邦以总书记身份成为党一号。

钱主管苏东事务当然与其经历有关。从简历上看，钱老早年是团干部，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从而结缘，54年起10年间在苏联工作，然后3年回国负责留学生工作，当然那时主要还是对苏联东欧，此后结束6年的因为文革停止工作的时期后又担任驻苏联使馆参赞，不折不扣的苏联通。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中苏美大三角关系在中美建交后达到高点，从这时候开始微妙转变。

中国与美建交、反击越南后外交空间还是很大的，国内思想的放开和经济的起色使得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必须，中国外交出现新局面。进展很多且激动人心，包括4月6日，邓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说，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中国外交显示自信。

而当时苏联的外交环境是，在入侵阿富汗后面临泥潭，外交上开始退缩。1981年12月因团结工会问题波兰实行军管，苏联压力极大。苏联开始寻求打破与中国的僵局。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时选择地点是非常讲究的。勃氏选择塔什干和后来戈尔巴乔夫选择在海参崴发表对与中国关系的讲话是有深刻含义的。

勃列日涅夫这时也是病入膏肓，这年年底老爷子下世。后面还有讲。

此时他提到了早年中苏合作时的美好?D?D“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地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设立新闻发言人成为外交部等政府部门规范化的标志之一。李肇星在这个位子上也干得不错。

附带说一句，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司长离任后出路都不错。90年代后的发言人中，陈健担任过驻日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建民担任过驻法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沈国放担任过驻联合国副代表、现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朱邦造担任过驻突尼斯及巴勒斯坦国大使、现任驻瑞士大使。

另外唠叨一下驻外大使。大使的级别多数是司局级的，有相当的是副部级甚至更高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个人都有表现。以后会谈到这个话题。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现在“听其言，观其行”几乎已是专指了。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可以看出总设计师嗅觉极高，是抓大事的，但小事考虑也很周全。不是只喊话，马上就有动作，这个反应是可以的。因为当时中美即将签署《八一七公报》，这之后再寻求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不仅有立场也有后盾。

邓公在外交部请示报告上的批注：“为了不致过于突出，同时去波兰二三天”；名义是“例行巡视我国使馆工作”；“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

苏欧司是外交部现在欧亚司的前身，东欧各国事务已交原西欧司办理，后者是现在欧洲司的前身。

于洪亮，此时担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后任驻波兰(83年)、罗马尼亚(85年)大使，1987年起出任驻苏联大使直到1991年11月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刻。有意思的是，他三任大使的前任是同一个人，李则望大使，后任也是同一个人，王荩卿大使。关于于洪亮，附一段采访他的回忆录。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搞外交的干部不好当。国内的干部司局级的只要有稿子念就可以了。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 [通病] 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当然也可能是双簧]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策略]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于洪亮两次莫斯科之行间隔1周，时间足够莫斯科反应的了。]

《八一七公报》签署公布。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八一七公报》签署的第三天。

马叙生，时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后调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接替于洪亮，任上从东欧五国下手改善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84年10月，马调任驻东德大使，实现昂纳克访华成功，最终使得东欧对华关系正常化。88年5月调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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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后面还将看到邓公的谈判艺术，大师级。

十二大报告关于苏联部分的章节：

　　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中苏关系演变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是由于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近二十年来，苏联一直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派驻重兵。它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进行扩张，不断对我国边境进行挑衅。它还武装侵占中国的邻邦阿富汗。这些都造成对亚洲和平与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但是，重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具有悠久的友谊，无论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还处于什么状况，我们都将努力维护和发展这种友谊。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我进一步指出，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我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我说，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想来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我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的并持慎重态度的。我们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中苏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只能是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当是从两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归纳出来，并用以指导两国关系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起言来，不但态度强硬，而且很有理论色彩，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绕来绕去，但教条而空洞，令人不胜其烦。后来，他曾专门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在外交斗争中，有些话必须在正式场合说，有些话却可以在下面说。正式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 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聪明]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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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葛罗米柯，1909年生，1939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57年接替莫洛托夫任苏联外交部长，直至1985年7月2日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明升实降，因为他已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不相适应。1988年10月，他因“健康原因”辞去一切职务，由戈氏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年7月2日因病逝世于莫斯科。倒霉的日子7月2日。还好，老爷子下世前虽然东欧一塌糊涂，毕竟他还没看到苏联的解体。

苏联建国近70年，能让人记得的也就莫氏、葛氏，可能再加上比较近的谢瓦尔德纳泽，他们几乎全部囊括了整个苏联的外交部长时期。

poker face，记得后来用在朱槠基总理身上了吗？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平均年龄80上下的病老头子们开会决定国家命运（注意这个“病”字），还有比这更糟的事情吗？中国应该庆幸邓公改变了此前最高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不过说起来苏联老家伙们是够倒霉的。勃氏、安氏、契氏逝世时分别是76、70、74岁，其实也不算太老。现在人类寿命普遍延长，其实就跟中国比吧（，当然现在我们是退休制实行还不错的），江总2004年卸任军委主席已经78了，身子骨看着还倍儿好；朱总开始当总理就已经70了。没什么说的，咱领导人就是健康。

下面对比一下中国对苏联三次吊唁的规格。

勃氏： 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了简短唁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前往苏联驻华使馆吊唁；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赴莫斯科出席葬礼。

安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飙前往使馆吊唁；

第一副总理万里赴苏。

契氏： 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署名发了唁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前往使馆吊唁；

副总理李鹏赴苏，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对戈氏的祝贺；

中国首度称戈氏为“同志”，两党关系改善的重要信号。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当时亦是国务委员]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前面说到，82年中央的一个举措是部分副总理改任新设的国务委员，黄华亦在此列。82年5月后，国务院副总理只保留万里、姚依林两人，到次年六届人大止，国务委员包括黄华在内共设11人。就在黄华从莫斯科返京后，被免去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半年前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转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吴学谦接任。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此时吴学谦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保持联系。当年毛主席留下几个福建小岛给老对手，用得着的时候轰一轰，也是一种联系方式。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阿尔希波夫，1907年生，1974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就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阿氏对得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号。1950年时阿氏以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担任在华苏联专家的“总顾问”。为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决议，在苏联驻华使馆设立经济参赞职务，并批准由阿氏以二级特命全权公使衔担任。53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84年此次访华后，86年夏天阿氏在中国治病，10月5日“因身体健康原因”被解职。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陈楚，历任苏欧司司长、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亚非司、新闻司司长、驻日本首任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1980年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主管外事工作。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吉洪诺夫，1904年生，普遍认为是勃氏的忠实战友，1980年接替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俄国100年来年龄最大的总理。1985年9月戈氏任命雷日科夫顶替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此时吉氏已是朝不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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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对于中苏双方来讲，都是个特殊的年份。改革进行下去，老干部的问题怎么解决？双方可以说都是大刀阔斧。让我们来看一下。

苏联方面，领导人几十年不换的局面迅速改变。戈氏上台后迅速解除了一批“老干部”的职务，以此扳掉推行“新思维”的绊脚石，重要职务包括任命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顶替吉洪诺夫，任命谢瓦尔德纳泽为外长、迁葛罗米柯为无实权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等。戈氏的气势确实很大，全世界人耳目一新。

中国方面，要缓和一些。其实自82年12大设立中顾委起，邓公主持下年龄大的领导人已经开始渐渐淡出。中国与苏联不一样，老干部多是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而后重新起用，虽然僧多粥少，但至85年已经没有必要恋栈了。是年9月，12届4中全会，叶剑英、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革命家带头退出中央委员会，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同月召开的5中全会，李鹏、乔石等6位新人进入政治局。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齐奥塞斯库，绝对值得在中国外交史上大书特书的外国领袖。对塞氏在罗国内我们不予置评，但他对中国外交作出的贡献，大概只有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可以比肩，是中国秘密与西方国家接触的主要联系人，曾经作为尼克松访华的主要联络人。关于齐氏，这里恐怕说不下了，有空的话，可以起个专题来讲。

关于捎口信这段，当时的翻译蒋本良是这样回忆的：

[SIZE=3] 1985年10月9日，应正在访华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请求，邓小平会见了他。会见中，齐奥塞斯库以调停中苏关系的姿态，表示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对中苏两国重要，而且对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都很重要。邓小平当即指出中苏关系的症结所在并强调说，苏联应该以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首先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这件事做起，这是最容易做的。他风趣地说：“如要我给戈尔巴乔夫当参谋，我就建议他这么做。”齐奥塞斯库赶紧附和说：“我也这么做。”邓小平抓住这个契机，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事有凑巧，正好齐奥塞斯库即将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个月，就是10月22日，我们要在保加利亚见面，举行华约政治协商会议。”邓小平迅速做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你给我带个口信好不好？”齐奥塞斯库立即乐意地应承说：“好，当然可以。”邓小平随即口授了一项重如千钧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我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志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同志见面。”邓小平又强调这个破例的意义说：“我出国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为了这样一件好事，我可以破一次例。”齐奥塞斯库欣然接受了这项委托：“非常欢迎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一定转达。”邓小平又郑重其事地交代说：“你向他转达后，我们等候答复。”

会见后，邓小平以浓浓的四川口音、缓缓地向在场陪见的副总理李鹏和国务委员陈慕华道出了这项行动的分量和意义：“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 [/SIZE]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心痛吧。不过注意钱老在这里叫的是“海参崴”，而不是“符拉迪沃斯托克”。

85年11月到86年7月，长达8个月。这段时间中苏双方在做些什么？蒋本良的回忆中也有描述：

[SIZE=3] 苏联利用邓小平口信，急不可待地想同中国实现高级会晤。对此，邓小平提出要予以警惕。他在一项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利用中苏关系每一改善，打中国牌，从中国得到好处，此点必须时时警惕！” 为了压苏做出实际让步，他又指出，口信中的高级会晤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消除“三大障碍”。这就迫使苏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前进，否则它渴望的高级会晤就可望不可及。他指出：“三角关系很复杂，我处在最有利的地位。”一切要从保持和利用自己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出发。

在最高级会晤一时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苏又转而力图促成两国外长互访。针对苏打出的这张牌，邓小平对吴学谦外长指出：外长互访“暂不确定，至少推迟”。邓小平在吴学谦赴联大会晤苏外长前，又交代说：“要把分寸掌握好，不要轻易把牌都打出去。”他指出几种微妙的差别说，外长在联合国见面，有问题可以在那里谈。但是，互访性质不同；外长互访又同副总理互访不同，外长代表国家。 他强调其中的奥妙说：“外长互访就意味着关系正常化，美国、西方就要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他最后警示道：“现在是真正体现三角关系，走得太远不利，现在吊着对我有利。”他本人首先在掌握分寸上作出了范例。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评价说：“只说有新东西。这已经松了一步了，表示谨慎的欢迎。”

一向注重实效的邓小平，面对苏联当时泛谈改善关系、交往中“虚多实少”的特点，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实多虚少”的方针，先从同中国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贸、边界问题入手。他指出：“世界都在看我们，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和人员交往发展下去，不会丢掉东西。”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在经贸、边界问题上，在互利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加强了中国的战略地位。[/SIZE]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戈氏实行外交上的全力退缩，站在苏联角度上，现在看来显然是不成功的。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戈氏的表态直接影响到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和中越关系的恢复。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普京2004年10月来华，刚刚和胡总签署了边界条约。关于珍宝岛和黑瞎子岛等岛屿的归属，终于有了结论。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苏良性合作和竞争。

附：《戈尔巴乔夫在授予海参崴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见回帖。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华莱士这个老狐狸大家都不算陌生了。

附：《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见本文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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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关于苏联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以后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再说几句。

“第一”在中国有第一且惟一的意思，比如赵紫阳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等。但在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第一副总理”只是一种官职。举例说来，这时候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除了前面提到的阿尔希波夫、现在说的塔雷津，还有以后成为独立的阿塞拜疆首任总统的阿利耶夫等等。而部长会议副主席则要略低一点，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1986年就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苏联的部长会议制度类似与中国国务院，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第一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理，副主席相当于国务委员。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罗高寿，此时任副外长，后任苏联驻韩国特派代表、俄罗斯总统驻朝鲜特派代表和特命大使（好别扭），92年起任驻华大使至今。后面《从苏联到俄罗斯》作者还会特意提到。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1987年底中共十三大更换领导层，88年3月七届人大召开政府换届，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乔石任中纪委书记，姚依林任常务副总理，田纪云、吴学谦任副总理。外交工作在政治局内由副总理吴学谦负责，钱其琛正式出任外交部长。

田曾佩，生于1930年，苏东专家，历任苏欧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南斯拉夫使馆公使衔参赞、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苏欧司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1988年4月开始任两届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持对苏谈判。苏联解体时期出访新独立的前苏各国，后面还要提到。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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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谢瓦尔德纳泽，传奇人物，生于1928年，1972年当选为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1985至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长。1990年谢氏对戈尔巴乔夫开火并坚辞外交部长，举世瞠目。1991年苏联大厦将倾之际又受戈氏之邀任苏联对外政策协会会长。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谢氏返回家乡，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议会主席。1995年11月，当选为格首任民选总统。2000年4月连任。2003年11月被逼辞职。谢氏在家乡被誉为“高加索银狐”，95、98年遭遇两次遇刺未遂，他的传奇经历考虑今后另起专题。

正式访问当然是和其他工作访问、顺访等有差别的。仅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有黄华赴苏参加勃列日涅夫葬礼。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戴秉国、李肇星就不用特地介绍了吧。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这种滑头对邓公讲，那真是小case。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查得的钱老正式访格时间是1996年4月16日至17日。不太清楚1989年后5年即1994年，钱老可曾在格参加某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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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

因为涉及到89风波，及中苏领导会谈引发的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这里就不多评述了。中苏最高级会晤，戈氏见识到了广场上的学生，对自己也是产生了相当震动的。89年东欧板块解体，波捷匈保罗以各种方式终结了本国执政党的命运。戈氏的新思维，虽然赢得外交上与所有大国的关系正常化，却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戈氏从北京天安门看到的，可能反而使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以致于后来不能对苏联本国的政治势力因势利导，最终走向崩溃的命运。

意犹未尽啊！可能的话再谈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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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