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外交十记》（钱其琛）】[第四章加注至10月30日] -- 神仙驴

国家与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后，可以设立大使馆及互派大使了。但我们也经常得知，中国在哪里哪里开设了领事馆、总领事馆，或是哪个国家在中国哪里哪里开了馆子。因此借着稍微喘口气的劲，就在这里稍微侃侃这方面的情况。

领事馆、总领事馆设立的几个情况：一是对方某区域地位十分重要、双边贸易实在频繁；二是对方地域实在特殊，由于通常是历史文化的原因与所在国其他部分有相当大的区别；三是邻国的边界区域双方往来极多或多有本国侨民；四，其他可能的情况。总领事馆在所辖地区内有较大的自主权。

这里面简单讲讲总领事馆。往建交国只能派驻一个大使为特命全权代表，但是可以有其他赋予特殊地位的外交官员，如公使或公使衔的参赞等。而在某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设立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有的也被授大使衔。而且某些总领事地位特殊，甚至超过其他大使。

先举几个我国驻外总领事馆。我国设立总领事馆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计有旧金山、休斯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5个，它们在各自辖区内办理签证等领事业务。79年初设时只有旧金山、休斯顿两家，后来三家分别是82年、85年、88年设立的，一大原因当然是中国侨民增加了，总业务量加大了。当然按照两国领事换文，中国还可能在夏威夷、美国还可能在武汉设立总领事馆，目前看不出来能立即实现。第二多的日本，我国有大阪、札幌、长崎、福冈四处，时间是76、80、85、85年，对照两国发展时间，就能看出些门道了。设立3个的有三个国家：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珀斯)、南非(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德班)，另外德国有两处(汉堡、慕尼黑)加一个办事处(波恩)。其他的什么俄、英、法、意、巴西、泰国是两个总领事馆。俄罗斯那么大的国家也只是圣彼得堡、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两处，中国在北亚的影响力还不大啊。英法等欧洲国家不算大，大使馆加两个总领事馆是可以忙活的了。巴西是绝大部分经济力量都在那两个城市周围的沿海地方。泰国是华裔华侨人口激增，乃至需要在宋卡、清迈设两个总领事馆。其他设一个总领事馆的，战略地位重要的，象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遗留问题的象也门的亚丁，旧都象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都是有代表性和有必要设的。当然象印度这么重要的大国，除了孟买，是不是该再设个总领事馆？随着所在国家和城市的变化，总领事馆即使不动，也会变化的。刚刚提到的亚丁，就是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合并后由大使馆变为总领事馆的，而驻布拉斯迪拉发的总领事馆，则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分家后成了大使馆。现在设在黑山共和国首府的驻波德戈里察总领事馆，谁知道是不是又在为可能的事情作准备呢？

下面再说说外国驻华总领事馆的一般情况。

【2】链接出处

• 【2】驻华总领事馆

附记：文章作者穆广仁在与鲍文会见后，专门撰文并发表于《掺望》周刊。文章经由新华社转发，在海内外引起广泛而且热烈的反响。当时，香港及海外的一些媒体摘要刊用了这篇文章，有些媒体还给了积极的评价。它们认为，经历了中苏多年舌枪唇剑式的舆论战后，读到一篇讲事实、说道理且[被屏蔽广告]没有火气的对话，颇有清新之感。

中苏交恶已成为历史，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开创国际关系更美好的未来。从传媒角度说，在国际关系的演变中传媒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文 ／ 穆广仁

近读钱其琛的《外交十记》，２２年前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时的一段往事又重现眼前。

被钱其琛扣住未发的稿件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谈话。照例，他对中国攻击了一番。但他话锋一转，讲了几句“出乎意料”的话，他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激烈的中苏论战年代，应当说，他的这番谈话传递了重要的新的信息。这天，碰巧我在新华社总编室值夜班。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当即与外交部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他同意写篇东西，驳斥勃列日涅夫的反华言论。在当时，我的这种反击式的反应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其背景是，当时国内几个有关部门有个估计，认为对中国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苏联：北面，它在中苏（蒙）边境陈兵百万；南面，支持越南反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西面，入侵西邻阿富汗。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７０年代起，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逐渐形成联美反苏的战略，毛泽东主席把这个战略归之为“一条线”战略，即联合美国、日本、东南亚、中东、直到欧洲，形成对付苏联的一条线。外交部实践的是这个战略，新华社的国际报道当然也服从这个战略。因此，我的头脑一直循着这条线走下来，遇到苏联领导人讲话，就条件反射式地予以驳斥、揭露。稿子送到外交部后，却被当时的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扣住了。他没有详细解释原因，只说勃的讲话有新意，不必反击，写一篇客观报道就行了。

事后，我才理解到勃列日涅夫这番讲话的真正不同寻常之处，也就十分佩服钱其琛的高明。总而言之，这是件大事，它本身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启动了扭转２０多年中苏对抗的按钮，逐渐建立起中苏美大三角的架构。当时，苏联的处境是不妙的，在同美国争霸、特别是核武器竞赛中弄得精疲力竭，国内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又陷入阿富汗的泥潭。眼看中美关系在改善，勃列日涅夫坐不住了，于是在塔什干放出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试探气球。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记述说，当天邓小平得悉勃列日涅夫发出的信息，就指示外交部要作出反应。于是就有了钱其琛的“三句话”新闻发布会：中国“注意到”勃的讲话、拒绝勃对中国的攻击、在两国关系上中国“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书内还透露了那年夏天邓小平在他家里开会时提出的“一个大行动”：向苏联传递我们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并且提出苏联要做点实际事情。这就是，中苏谈判要坚持消除“三大障碍”的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国政府向莫斯科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将以视察使馆名义前往莫斯科。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于洪亮司长在莫斯科同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举行了会谈。此后，钱其琛以副外长身份同苏联进行的多轮谈判开始启动。

《外交十记》详细记述了中苏马拉松式的谈判过程，其中不乏外交语言的争辩，但对于中国提出“三大障碍”的历史背景，外交争辩毕竟有所不便多说之处。

与鲍文的交锋

１９８３年２月，即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派《消息报》高级评论员鲍文以苏联驻华大使馆客人的名义来到北京。这种安排有点像是对于洪亮司长出访莫斯科的一种回应。鲍文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他除了在《消息报》上经常发表重要评论，还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和莫斯科电台的每周“国际纵览”节目中评论国际问题。对于这样一位新闻界知名人物，又是苏联高级官员，中华全国记协礼貌地安排他访问了在京的几个新闻单位，最后一站便是新华社。作为新华社副总编辑，我有了一次同鲍文面对面“交锋”的机会。２月下旬的一天，我在新华社的会客室接待了鲍文。大概是有备而来，坐下后没有寒暄两句，鲍文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他要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他的问题确实尖锐，不过我们都没有使用尖锐的语言，而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首先，他提出了中越关系和越柬关系问题。实际上，这是与“三大障碍”直接间接相关联的。他认为中越两个兄弟国家关系恶化、兵戎相见，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从两方面向越南施加了压力，中国想把越南纳入中国的战略轨道。

我从两个方面回答他的问题。一是越南在结束抗美战争之后的战略和政策。越南依仗越战取得胜利的势头，要把柬埔寨、老挝纳入它的“印度支那联邦”，充当东南亚的军事强国。当时越南出兵占领了柬埔寨的威岛，毗邻的柬鹦鹉嘴地区曾被越南军队当做战时庇护所，战后越南拒不撤回，战争时期借用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战后也不归还；此外还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几个小岛。掌权的一派柬埔寨共产党人（波尔布特、乔森潘等）不愿听命于河内，不接受“印支联邦”，越南就出兵入侵柬埔寨，占领金边，把柬武装逼到柬泰边境地区。越南的做法引起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对于越南战后的这种政策中国是不赞成的，因此越南与中国翻了脸。在这里，我点出了越南反华、进攻柬埔寨有苏联支持这个重要的因素。鲍文说，越南人的说法是，波尔布特杀了太多的人，越南出兵进攻柬埔寨是为了纠正他们犯的错误。对此，我告诉他，外界传说被杀害的柬埔寨人达二三百万人，这显然是不实的，全柬埔寨人口一共才７００多万。再者，一个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绝不可能、也不能允许另一个国家用派兵去占领的方法来纠正。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人，难道别个国家就可以派兵去占领莫斯科吗？事实上，柬共自己也在改正错误，他们联合西哈努克亲王和宋成派力量组成联合政府，改善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如不修正错误，在越南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是根本生存不下去的。另一方面，我也分析了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回答鲍文对中国在中越边境冲突问题上的指责。我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勒紧裤带援助越南，粗略估计达２００亿美元之巨。那时关系是很好的。越战结束后，越南军队不断向中国边界一侧进行蚕食，原来是一条友好的中越边界，才突然变成一条纠纷的边界。

鲍文要谈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阿富汗，这也直接与“三大障碍”有关。他以“阶级观点”为苏联出兵阿富汗作辩护。他说，苏联出兵是“为了支持阿富汗人民反对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宗教首领、部落头人的统治”。我说，这里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一个是内政问题，另一个是外来侵略问题。一国的内政应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外国不能干涉；外国入侵，就成为一个民族存亡的问题了。英国人花了一百年也没有征服阿富汗，抵抗英国的就包括那些地主、宗教首领、部落头人。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打了１０年内战，日本一入侵，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就联合起来共赴国难。历史的逻辑是，一个民族是不能被外国征服的。鲍文承认，苏联出兵阿富汗，造成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但解释说这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困难的选择。

鲍文要问的问题都问了，最后他表示，这次谈话“很有意思”，使他了解到过去不知道的“许多细节”。他又说，这次在中国旅行，接触到的中国老百姓对苏联人民都很友好，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反苏宣传”而抱敌对情绪。看来，摸一摸普通中国人对苏联的态度，也是他这次“侦察”内容之一。

如今，中苏交恶已成为历史，中越关系、越柬关系也早已言归于好。回顾这段历史片段，是为了开创国际关系更美好的未来。从传媒角度说，在国际关系的演变中传媒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确实大有文章可做。试想，当时如果新华社把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臭骂一通，如果仍旧用“大批判”的语言对待苏联舆论界，历史的痛楚会不会多少延长一些呢？#

神仙兄有留意最近的普京访华么？

多谢捧场，希望多提宝贵意见。

关于普京访华，在下不才，有点想法，说出来一起讨论讨论。

这时机选得有趣。俄国角度上讲，温总理9月底刚刚访问了莫斯科，10月份普京就访华，确实不常见。中国角度上，最近外交互访异常频繁，温总理去了亚欧几个邻国，出席了2个重要的跨国会议，法国、联合国一把手来访。那么普京这个时候访华，意义何在？

回顾一下相关背景。俄国刚刚在高加索地区经历重大恐怖事件，国家民族士气和总统威望都受到不小冲击。9月13日，普京指出，恐怖主义者企图分裂俄罗斯，国家统一是战胜恐怖主义的首要先决条件。反恐需要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为此必须强化执行机构的垂直权力体系。普京同时提出了政改方案：一是要改变联邦主体领导人（州长、边疆区行政长官、共和国总统）的产生方式，由直选改为联邦总统提名、地方立法机构批准；二是改变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选举制度，取消独立候选人，杜马选举将改为单一的政党参选制。这必将导致总统权力的大幅度提升。由此，借助普京迄今不错的形象，俄国将可能再度走向威权主义。

但是，仅有形象是不够的。相对于内政的激烈改革，经济上的好处和外交上的成果更可以成为添分的利器。普京此次访华，能源问题和边界确定是不小的成果。从在下知道的消息看，前者俄罗斯占据主导权，中国差不多只能跟着鼻子走；后者据说是双赢，黑瞎子岛终于回归中国版图，但俄国得到多少好处，在下确实不知。

确定的一点，中俄在“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来讲，可能也没对能源问题抱太大希望，多作两手准备吧。但稳定了北方局势，对东南边的台湾和西边的恐怖主义的影响还是巨大的。理由不详说。李外长驳斥台独的言论在中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意思也就表明得差不多了。中俄公报还特别提到上合组织；提到中东西亚，里面涉及到了伊拉克、阿富汗、阿以冲突；提到朝核；提到亚太论坛；提到安理会的协作。中俄无暇在双边关系上制造问题，国际上的协调立场是使美国顾忌的办法。

就中国自身来说，不同寻常的密集外事活动似乎反映了某些更不同寻常的事情的可能性，比如近期在朝核、台海上显示一下手腕。到底会怎样，在下愿意在过几天看看，应该会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