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八一大楼】闲敲棋子落灯花：史海钩沉 (目录链接) -- ifuleu

　　一、恶意毁人名誉的匿名信

　　严慰冰投寄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都是些什么内容呢？据知情者透露，严慰冰的匿名信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挑拨林家的家庭关系，指称林豆豆不是叶群与林彪所生的孩子；二是对叶群个人的造谣，无中生有地称叶群与他人有染，其中不仅包括早被中共处决的文人王实味，竟然还包括了陆定一；三是恶意辱骂林彪全家。

　　曾列席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王力说：“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１〕吴法宪回忆说：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还说“叶群不是处女以后又跟别人乱来，生下两个小杂种。”还说“叶群是王实味的情妇”等。〔２〕邱会作回忆说：“严慰冰是陆定一的老婆。大约从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时间里，她给林彪一家写了几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从挑拨豆豆同她母亲叶群的关系起，直到乱编乱骂。例如，说豆豆不是叶群生的，说豆豆长得像刘少奇。……陆定一在延安追求过叶群，这是很正常的事，严慰冰在匿名信中谩骂叶群，给叶群造谣，总之，信的内容恶毒下流。”〔３〕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我到林办工作不久，从毛家湾现存档案中看到过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的影印件。这是文革前夜中央公安部侦破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信的内容令人读后不堪入目。”〔

　　４〕

　　严慰冰的匿名信给林彪的家庭造成极大的困扰，引发了很多无谓的家庭矛盾。林办的秘书官伟勋有一次与叶群闲谈，叶群忽然问官：“你看豆豆长得像不像我？”官回答说“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长。”叶群说：“是嘛，人家都说她长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怀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让‘坏人’挑拨的！”〔５〕叶群这里所称的“坏人”就是指严慰冰。正是由于严慰冰长年累月不断地写匿名信挑拨叶群和林豆豆的母女关系，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非常紧张，林豆豆怀疑自己是叶群的亲生女儿。林家为了证明严慰冰匿名信的捏造，找到了当年在延安时期的保育员、接生员等，证实林豆豆确实就是林彪和叶群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这已经给林彪一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伤害和无穷的烦恼。

　　人们不禁要问，严慰冰为何持之以恒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她的目的何在？１９６０年以前，林彪一家与陆定一一家基本上没有往来，以往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恩怨。林彪从事军队工作，但１９５９年以前因为身体健康的缘故基本上远离中共政治漩涡，中共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都与林彪无缘，叶群更未涉入中共党内任何事宜。陆定一则长期从事党务宣传工作，是中共掌握宣传口的总管。林彪与陆定一在工作上也从无交集，乃井水不犯河水。套用一句俗话来说，林彪、叶群与陆定一、严慰冰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作者为了粉饰严慰冰的行为，罗列了一些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动机：（一）严慰冰在延安时期发现叶群“隐瞒历史，虚报党龄”；（二）延安时期叶群因为生孩子搞特殊，经常要吃鸡，吃不到鸡就在医院大吵大闹，严慰冰看不惯；（三）解放后叶群向党伸手要权要官，一次次提拔最后成为了林彪办公室主任，且在军内颐指气使，是个女霸；（四）叶群歧视、虐待林彪前妻的女儿，引起严慰冰的愤慨。〔６〕

　　官版的说辞能否站得住脚？众所周知，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毛泽东、康生搞了一次审干“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共自己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承认这一运动“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延安半个月内居然挖出特嫌分子１４００多人。〔７〕叶群实际上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所谓“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纯属无中生有。叶群的入党介绍人是师大附中的地下党员傅英豪，中共建国后曾任空军雷达兵部部长。〔８〕

　　据知情人讲述，延安时代的生活非常艰苦，林彪与叶群从未向“组织上”要求特殊照顾。叶群生林豆豆时是早产，缺少奶水，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连林豆豆必须的奶粉都搞不到，更未给叶群张罗过任何特殊待遇。严慰冰说叶群在医院吃不到鸡就大吵大闹，纯属无中生有的造谣。

　　叶群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共，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辗转去了延安。从资历上来说，叶群属于三八式干部。中共建国后，在五十年代评订军衔时，叶群被评为少校，这也符合当时的定衔标准，并无不妥。叶群那时的主要工作是照顾身体不好的林彪。为了照顾好林彪，叶群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教育部的工作，专职做好林办主任，这其实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叶群的任务。〔９〕那时的叶群从未过问过军内事宜（林彪那时尚且不过问军内事宜，更何况叶群），严慰冰指责叶群向党伸手要权要官，“在军内颐指气使，是个女霸”，实属恶意诽谤。

　　林彪与前妻有个女儿林晓霖，对这个非亲生女儿，叶群一直是很照顾的。五十年代时期，林彪在青岛修养时，叶群多次吩咐秘书把林晓霖接到家里，让林晓霖和林豆豆、林立果住在一起。林晓霖要去海边游泳，叶群为了安全还吩咐秘书陪同，并安排好住宿和伙食等。〔１０〕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林晓霖生孩子时，叶群特地委托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前去看望，带去叶群精心挑选的婴儿用品。一个家庭难免会有一些家庭矛盾，尤其是不同婚姻而形成的家庭矛盾，在所难免，外人很难判断其中的是非对错，因此世上也就有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格言。严慰冰毫无道理地介入别人家庭的事宜，挑拨别人的家庭感情，制造矛盾，其心态龌龊、卑鄙。

　　二、严慰冰的精神病

　　在严慰冰何以持续不断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问题上，陆定一的解释是“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严慰冰为何患有精神病？陆定一的解释是“１９５２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领导运动的人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整了他们两人的材料……受过这样的刺激，严慰冰就得了精神病。”〔１１〕

　　据文革期间卫生部群众组织印刷的文革小报披露，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６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１２〕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１９６１年３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１９６３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这年１１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８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１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２月２２日和２３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１９６６年３月４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议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１９６６年４月８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文革期间这类“红色小报”大都是群众组织内查外调写出来的，从《卫生战报》披露出来的资料，尤其是卫生部主要领导人的亲笔信函等，均可看出卫生部领导对此事是相当重视的。严慰冰有精神上的问题是可信的，严慰冰因精神问题在那几年中请医学专家会诊一事应该也是可靠的。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由于精神上的问题，属于精神不太正常，这应该还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很难想像一个正常的人会长年累月无休止地给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毫无利益冲突的人写匿名信，且主要目的是挑拨人家的家庭关系。由此而观之，严慰冰的行为的确属于精神问题。

　　三、是谁侦破了严慰冰案？

　　严慰冰匿名信案是如何侦破的？长期以来流行的说法是“林彪破案说”，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官版的陆定一传记。即１９６６年初的某一天，严慰冰与叶群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发生争吵，严慰冰不忿一状告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的领导人拿着严慰冰写的情况向林彪反映问题，林彪看到这些字迹眼熟，因此想到了匿名信，于是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由此确定这些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１３〕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大都采信了这个“林彪破案说”。

　　然而，这个“林彪破案说”却经不起史实的检验。据可靠的知情人士透露，严案侦破的关键，是公安人员通过信件上的邮戳，分析了匿名信投寄的地点分布、时间密度及到达这些投寄点的路径，从而缩窄了隐藏甚深的嫌疑人的范围。〔１４〕另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披露，严慰冰匿名信案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凌云如是说：“１９６６年３月的一天晚上，周总理找谢富治、刘复之和我去，谈的是关于陆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这些匿名信大多是明信片，从１９６０年起已经延续了一个时期了，是针对叶群并直接寄给叶群和叶的女儿的。只要与严熟悉的人，一看就能辨别出写信人是谁。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当时徐子荣、我和海宇都认为是病态，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曾口头报告彭真，他也同意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把此事放下了。”〔１５〕

　从凌云所谈的这段情况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一事，公安部门早就掌握了情况，并非是官版陆定一传和后来某些人杜撰出的那个离奇情节：１９６６年初严慰冰与叶群在王府井某商店偶遇而吵架，最后导致林彪破案。

　　第二，严慰冰写匿名信大都以明信片的方式，并且直接寄给叶群和林豆豆。凌云虽然没说匿名信的具体内容，但是从后来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严慰冰写这些匿名信的目的主要是挑拨叶群与林豆豆母女之间的关系，既非如官史所说的“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更不是某些人刻意拔高的严慰冰“准确地作出了历史的预言”。

　　第三，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时总要了解严慰冰的作案动机，公安部门根据严慰冰就诊记录就已经判断出严慰冰的表现属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四，公安部门在侦破此案后，由于兹事体大，涉及到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公安部门不能擅自作主，于是向中央主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作了汇报。然而，彭真对此却认为“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就把此事放下了”。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中说：“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１６〕由此可见，刘少奇所言非虚，与凌云的说法相互印证。

　　事实证明，官版的陆定一传记里的“林彪破案说”，纯属向壁虚构。此案的侦破应归功于谢富治领导下的公安部。

　　四、严慰冰匿名信案为何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既然严慰冰匿名案早在１９６３年就由公安机关侦破了，为何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６年初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严慰冰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但是陆定一确实因为此事曾带严慰冰看过精神科医生。

　　从上述严慰冰医疗会诊的情况来看，从１９６１年３月的第一次会诊到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的第二次会诊，这期间隔了两年半。从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到１９６６年２月的第三次会诊，又隔了两年多。这说明陆定一虽然给严慰冰作了医学会诊，但是并未特别重视。

　　然而从１９６６年２月中到４月初这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竟然给严慰冰密集会诊了四次，而此时正是中共高层政治斗争最紧张的阶段，也是彭真、陆定一等人面临毛泽东打击最难过的时期。此时的毛泽东正领导江青、张春桥们向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发起攻击。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极为不满。毛泽东通过江青导演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坚决进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此时的毛应该已经下定决心，通过彻底扳倒彭真、陆定一等人，最终顺藤摸瓜揪出他们背后的刘少奇。相信此时的彭真和陆定一应该感受到了毛泽东那股咄咄逼人的杀气。此时的严慰冰匿名信案恰似火上浇油，给这一政治斗争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公安部门对严案的侦破使得陆定一无路可退，唯有通过卫生部门确认严慰冰患有精神病也许才能逃过毛泽东的这一波打击。

　　据官方钦定的陆定一传记，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约谈陆定一。彭真在谈话中向陆定一出示了公安部转来的的严慰冰匿名信照片，陆定一大吃一惊，声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了这么多匿名信。〔１７〕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卫生部出面为严慰冰密集组织了四次会诊。如果不是出自“组织上”的刻意安排，严慰冰如何能在这么短的特殊时间内享此待遇？当然，官版的陆定一传记是不会述及卫生部为严慰冰组织的这六次会诊的。

　　陆定一是否真的不知道严慰冰的所作所为？陆定一在这一事件上死咬不知情，日后官版的传记也都统一口径予以否认。但是刘少奇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探听中央负责同志和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真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１８〕陆定一是否知情姑且不论，刘少奇这里所说陆定一“用多种方法包庇严”应该就是指陆定一请医学专家为严慰冰会诊精神病及医疗一事。

　　抛开文革小报里那些人身攻击和极左的词藻，我们应该承认严慰冰确实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问题在于，既然公安部门和中央一线工作的衮衮诸公们早就发现了严慰冰的这些活动，为何他们却袖手旁观，既不出面制止，也不及时采取措施使严得到必要的治疗，任由严慰冰持续不断地投寄此类匿名信，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的政治斗争马上就要烧到彭真和陆定一的头上时，陆定一才临时抱佛脚给严慰冰作医疗会诊？正是因为中央掌管政法系统部门的彭真和公安机关的完全的不作为，致使严慰冰在写匿名信一事上“越来越猖獗”（刘少奇语）。笔者认为，彭真等人之所以渎职、不作为，还是出于官官相护。陆定一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宣部部长，同时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诚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彭真对陆的老婆严慰冰的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也算是同气连枝，惺惺相惜吧。

　　五、中共中央对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处理

　　中共中央在处理严慰冰案一事上颇动了一番脑筋。３月６日陆定一被中央要求南下外地。其实这也是为了更方便中央处理严案。周恩来为此专门找陆谈话，对陆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陆定一先后去了上海、南昌、井冈山、吉安、景德镇、芜湖、合肥。４月３０日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到合肥，代表中央与陆谈话，告知严慰冰已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于４月２８日被逮捕。与此同时，杨、张还传达中央的五条指示：不要泄露消息；不与严慰冰家人联系；继续留在外地，不要回京等。张子意还与陆个别交谈，建议陆定一写信向中央表示自己的态度。陆定一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并遵守中央的几条规定。惟５月６日陆定一接到汪东兴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陆遂于５月８日乘机飞回北京。〔１９〕

　　从这一过程来看，中央早就筹划好了如何处理严慰冰一案，先是将陆定一调离北京，然后再实施对严慰冰的逮捕，随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清算彭真、陆定一等人。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刘少奇主导党务，而具体负责此事的就是周恩来。据凌云回忆，１９６６年３月份，周恩来找谢富治、刘复之和凌云谈话，凌云说：“这次周总理找谈情况不同了。周总理要我连夜把信（指严慰冰匿名信）复制多少份，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夜里周总理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他的秘书也来过一次，最后天亮，周总理电话中让我把复制件送到一个地方。随后我才知道这些匿名信复印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的。在这个会上彭真、陆定一已点名挨斗，严慰冰也被隔离审查了。”〔２０〕

　　在５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手书了一纸声明：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４日”

　　林彪手书的这封证明信就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对叶群和林彪一家的恶意中伤，林彪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夫人找回清白。其实，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子汉，都无法容忍他人对自己和自己的配偶作如此无中生有的造谣和诽谤，更何况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曾质问陆定一：“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个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２１〕所有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对严慰冰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军队干部尤甚，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都在会上发言表态。杨成武干脆走到陆定一面前说，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并把拳头伸到陆定一的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２２〕

　　周恩来在会上对陆定一作了严厉的斥责。邱会作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对此案，周总理的态度是严肃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会上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２３〕

　　由此可见，一旦中共中央在毛泽东发话后，就会动真格的了，一切必要的手段都会拿出来。与彭真的不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这位“人民的好总理”亲历亲为，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将全案一抓到底，一举完成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针对严慰冰匿名信一案，在５月２４日发出中央文件，将其定性为：“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诳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２４〕１９６７年２月严慰冰被关进大陆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

　　六、严慰冰匿名信案与陆定一的倒台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学者，他们在论及陆定一的倒台问题上，大都归结为林彪对陆定一和严慰冰的仇恨。如已经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就认为：“林彪最恨的是陆定一夫妇。陆原是毛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拔的重要领导干部，建国后毛对陆也基本信任。５０年代后期以来，陆在对知识份子问题的看法上和毛一致，受毛欣赏，但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长期给林家写匿名信，得罪了林彪。陆定一和林彪的重量不能相提并论，毛要拿到林彪的忠心，牺牲陆是小事一桩。”〔２５〕按照这一逻辑，毛泽东本人并不想打倒陆定一，而是林彪与陆定一、严慰冰之间的私仇作祟，最终毛泽东的政治天枰倒向了林彪，由此陆定一成为牺牲者。

　　陆定一在文革前紧跟刘少奇、彭真，早就不得毛泽东的欢心了。自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接二连三地严厉批评了陆定一所主管的宣传部门的工作。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作了关于文艺领域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７日，毛泽东再次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事实上，陆定一从那时起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这篇背着北京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搞出来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们和中宣部的一个“突然袭击”。正因为彭真、陆定一等人对该文的背景不摸底，故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北京各报拒绝转载姚文。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发行小册子，但是北京方面对上海方面的订购迟迟不作表态。后来在毛泽东的压力和周恩来的斡旋下，北京各报虽然转载了姚文，但彭真却试图将这一讨论限定在学术领域之中，且不同意将吴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试图保护吴晗过关。１９６６年２月５日彭真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送给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并作了说明。陆定一当时同意该提纲的内容，认为学术争论不应变成政治批判。随后，彭真、陆定一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对此显然是极为不满的。３月１７日到２０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专门研究下一步如何展开批判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押他们的稿件。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而农村工作部于１９６２年被取消。毛泽东虽然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字，但是其含义已经很明显了，即陆定一可能像当年的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以及江青、张春桥等人分别或一起谈了三次话，批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毛说，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做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还说，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店，要打到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２６〕

　　毛泽东口中的“阎王殿”就是陆定一领导下的中宣部，毛泽东要打倒的“阎王”正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即使没有严慰冰写给林彪一家的匿名信，陆定一在文革初起时也一定会被毛泽东所打倒，严慰冰的匿名信案不过是为这场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花絮而已。那种指称陆定一倒台是因为严慰冰匿名信东窗事发的说法，不过是将毛泽东玩弄的政治斗争简单化，抑或是对历史的无知，前述高华的论点至此也就不攻自破了。

　　七、严慰冰匿名信案的后续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了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决定将陆永远开除党籍，释放出狱，离京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决议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１９７５年第２５号文件，下发全国。该决议提及严慰冰案时说“从１９６０年３月至１９６６年２月，查获陆定一之妻严慰冰发出攻击林彪、叶群的匿名信三十二封。在尚未发现林彪、叶群的问题之前，严慰冰采取这种手段，陆定一对她加以包庇是错误的，对他们进行审查也是必要的。”但该文件所言“离京回原籍”一事并未兑现。

　　据邱会作回忆：“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抵触，说：‘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２７〕粉碎“四人帮”后，陆定一多次申诉，在胡耀邦的关怀下，陆、严两人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方被释放出狱。

　　１９７９年６月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２８〕该复查《通知》将陆定一的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诬陷陆定一同志阴谋反党。以后经中央批准进行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经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入监。”

　　关于严慰冰匿名信问题，该复查《通知》说：“经查，据病历记载和医生证明，严慰冰同志在写匿名信期间患有精神病。当时陆定一同志并不了解她写匿名信的情况，事后也不存在包庇的问题。”

　　这样一纸复查《通知》轻轻松松地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似乎陆定一、严慰冰的倒台与他们毫无关系，都是林彪一手造成的。日后官版的陆定一传记也悄悄地篡改历史，编造出一段离奇的故事情节，将匿名信案的侦破时间从１９６３年向后推迟到１９６６年初，将侦破匿名信案的主角从公安部悄然换成了林彪，瞒天过海地将彭真和公安部门的不作为隐匿过去，陆定一、严慰冰被打倒和遭迫害的原因也就顺理成章地归结到林彪身上。但是文革史家余汝信就此问及：“屈指算来，陆、严被囚禁几近十三年，其中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七年。要说‘迫害’，这后七年的‘迫害’账，无论如何也算不到林彪、叶群头上的了，那么，算在谁的头上？”〔２９〕

　　◇几点简短的总结

　　１、严慰冰匿名信案不是政治性案件，仅仅是单纯的人格侮辱、造谣、诽谤和骚扰他人家庭罪。此案如果发生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警方会很快予以处理，将其制止并绳之以法，不会放任肇事者肆无忌惮、长年累月从事这类犯罪活动。遗憾的是，中国的公安机关在侦破此案后竟然无所事事，放任严慰冰的活动达五年之久。这也是中共高层政坛生活中的一个奇景。

　　２、经过医学专家们的鉴定，严慰冰写匿名信是出于精神上的问题，这点应该可以确认。中共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将其打为反革命，且关押１３年，实为政治迫害。此点应无疑义。问题在于，当初如果公安机关侦破此案后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至少使严得到有效的治疗，防止严再次从事类似的活动，也不至于闹到后来那么严重的程度。显然，中共政法机构在此方面确有严重失职。

　　３、粉碎“四人帮”后，严慰冰被平反出狱，在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的大潮下实属必然。然而严慰冰的行为却因为林彪的被打倒而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严慰冰写匿名信本身也变得“高大、正确”起来，甚至被官史美化为“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而根本无视这件事本身的犯罪性质，即使严慰冰的行为可以用精神病发作为由而脱罪，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证明，只要政治力量介入，司法也就没有了公正，而历史本身也会被当政者随意扭曲、篡改。这在当下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

　　４、中国受几千年来皇权专制制度的影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某个政治人物的得势，其家人亲属也一起跟着沾光，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呼风唤雨、左右政坛。严慰冰夫贵妻荣，乃至彭真在公安部破案后竟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其实，日后的江青就是绝好的一例，江青在文革中在毛泽东的庇佑下纵横中共政坛十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余汝信所言：“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仅仅从个人品质的优劣去解读往昔而不是从制度设置的落后性方面，理性而又深刻地反省夫人干政这一类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糟粕对国家民族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的意识不仅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精神理念还相去甚远，而且，也实难彻底根除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的可能。”〔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