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祖国Vaterland(二十三） -- 道孙吴

“库姆霍夫！特雷布林卡！贝乌泽克！”在拷打的间歇，马赫冲着格洛布斯大声喊出这些名字。

“现在他总算吐出点东西来了。”格洛布斯对那两个打手狞笑。

“马伊达内克！索比堡！奥斯维辛-比克瑙！”他仿佛在用这一串串名字当作盾牌，来抵挡那恐怖的酷刑。

“哈！真可怕！我该有什么反应呢？迅速萎缩，然后咽气？”格洛布斯抓住马赫的耳朵，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那些只是名字，马赫。只是名字。那些地方什么也没剩下。我们早就把它们拆了个精光。甚至连一块砖头也没给你留下。真遗憾，是啊！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你的。而且我这么告诉你吧，就连你自己内心的一部分，都在怀疑你自己！”格洛布斯往他的脸上吐了一口痰，一口灰黄色的粘痰。“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关心这档子事儿。”他扔开马赫的脑袋，任其几乎耷拉到地上。

“现在，再问你一遍。那个女人在哪儿？”

时间缓慢地从四面八方溜走。他在颤抖，牙齿打战，仿佛发条玩具。

许多年以前，这个房间就关过和他一样的犯人。作为墓碑的替代品，他们用指甲在墙壁的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名字。“J.F.G 2-22-57”、“卡佳”、“H.K. 44年五月”。有一个人只刻了半个字母E。他也许没有了体力，也可能是没有时间了。

没有任何一处字迹，他注意到，是在离地面一米以上的地方的。

手上的疼痛令他反应迟钝。马赫产生了幻觉。一条狗在用牙齿咬他的手。他闭上眼睛，想知道现在是几点。他对时间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力。上一次他向克雷布斯问到时间是几点来着？哦，对了，将近六点。然后他们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是他和格洛布斯的第二次“交流”，时间好像长得无休无止。现在他被关在这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看不到一丝外面的光线，精疲力竭，而且还有那只狗在咬他。

他的脸贴在地面上，感觉很温暖。光滑的石头仿佛在融化，像羽毛垫子一般。

他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小时候他也做过这样的梦，他父亲从家庭相册里的那些照片中走出来，在军舰离开港口的时候站在甲板上，向他挥手，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最后消失在天际。他梦见了约斯特，穿着党卫军运动衫，跑步经过布勒的尸体，嘴里背诵着那首诗。他梦见了夏莉。

但是他更多地梦见自己仰面朝天躺在皮利的卧室里，他理解了皮利，原谅了皮利，因为他这么做是为了他。他的双臂像游泳一样拼命划动，两条腿却陷进了泥沼一样的地板。接下来窗户爆炸了，有人抓住他的肩膀……

他被狱卒摇醒了。

“站起来！”

他像一个胎儿蜷缩在地上，全身都在抽痛，关节像锈死了一样。狱卒唤醒了那条狗，它又来啃咬他的右手。他觉得恶心，胃里面在翻江倒海。牢房的墙壁仿佛在向后退去，接着又向他压过来。

马赫被狱卒提了起来。狱卒的手里摇晃着一串手铐。克雷布斯站在他旁边。格洛布斯那个虐待狂不在。谢天谢地。

克雷布斯厌恶地看着眼前这副场面，对狱卒说：“你最好把他的手铐在前面。”

马赫的手被铐在了前面。狱卒拿来了他的帽子，扣在他的脑袋上。他被两个人扶着，趔趔趄趄地往前走，穿过走廊，爬上楼梯，走进了新鲜空气中。

夜空干净而冷冽。在那个四方形院子的上空，星星在一闪一闪。大楼和汽车都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白色。克雷布斯把他推进一辆奔驰轿车的后座，然后坐在他的旁边。他对司机点点头：“哥伦比亚大厦。把车门锁上。”

当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的时候，马赫感到一阵放松。

“别抱有希望，”克雷布斯说，“全国副总指挥仍然在等着你。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厦有更现代化的方法。仅此而已。”

奔驰汽车飞快地驶出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内院。院门在他们前方打开，马赫看到了两名党卫军官员和他们的司机。一个卫兵向他们敬礼。

哥伦比亚大厦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南边三公里远。在50年代，政府对这所监狱周围的街区进行了开发，但是资金很快就不够了。施佩尔的推土机推出来的空地被东一块西一块地蚕食掉，那座黑暗的大楼如今已经被许多平淡无奇的办公楼和仓库掩盖起来，附近还有许多没有被开发的荒废地带，以及拆了一半的建筑，看上去犹如战场。来自东欧的 “Gastarbeiter”（外籍劳工）在空地上搭起了许多简陋窝棚。

马赫设法坐直身体，让自己的脑袋枕在柔软的真皮靠背上。突然克雷布斯凑过来，仔细地看了看他，然后对司机惊呼道：“老天爷！这家伙尿裤子了！快靠边！”

那司机咕哝了一句，好像在骂马赫。他把车停到了路边。克雷布斯钻了出来，绕到马赫这边，打开车门，粗暴地说：“滚出来！我们没有时间！”然后他扭头对司机说：“一分钟就好。别熄火。”

马赫被推搡着，走进一条漆黑的小巷。在一座已经被荒废的小教堂门前，克雷布斯摘掉了他的手铐。

“你很走运，马赫。”

“我不明白……”

“你有个很爱你的叔叔。”

嗒嗒嗒，从教堂里传来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嗒嗒嗒。

“你应当一开始就来找我，我的孩子，”阿图尔·内贝说，“这样就可以给你自己省下不少麻烦了。”他用干枯的手指摸着马赫的脸。在黑影中，马赫看不清他的脸，只有模糊的一团黄色影子。

“拿着，我的手枪。”克雷布斯把自己的武器塞到了马赫的手里。“拿着！你突然袭击了我，夺走了我的武器。明白吗？”

他是在做梦吗？但是那把手枪感觉沉甸甸的，应该是真的……

内贝还在说着，用一种低沉、急促的语调。“哦，马赫，马赫！克雷布斯今天傍晚找到了我。震惊！非常震惊！他把你告诉他的事都告诉了我。我们当然也有所怀疑！当然！不过从来都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你有了证据，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好好地惩罚这群杂种！”

克雷布斯打断了他的话。“请原谅我，先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他做了个手势。“那边，马赫，看到了吗？有辆车。”

在小巷的尽头停着一辆车身低矮的轿车，马赫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影子。他听到那辆汽车的引擎在转动。

“这是在搞什么？”他看着这两个人。

“走过去，上那辆车。没有时间了。我数到十，然后就开始喊人了。”

“别让我们失望，马赫。”内贝掐掐他的脸。“你的阿图尔叔叔是个上岁数的人了，但是他希望能够活着看到这帮杂种上绞刑架。走吧。把那些文件运出去。让它们上报纸。我们现在冒着巨大的危险，给你一个机会。快走吧。”

克雷布斯：“我开始数数了。一，二，三……”

马赫犹豫着，慢慢地往小巷尽头走去，然后变成了拼命奔跑。车门打开了。他回头望去，内贝已经消失在阴影中。克雷布斯把手举到嘴边，凑成个喇叭形，然后开始喊叫。

马赫转过头来。他已经来到了轿车的跟前。从车里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扎维！扎维！”

元首日（4月20日）

……从维也纳通往克拉科夫的铁路经过奥斯维辛（距维也纳348公里），一个人口一万二千的工业小城。在波兰的皮雅斯特王朝时代，它是奥斯维辛和扎托尔公爵的朝廷所在地（扎托尔饭店：床位数20）。从这里有一条二级铁路经过斯卡维纳通往克拉科夫（69公里，3小时）……

贝德克旅游手册，《波兰总督区》，1943版

午夜，柏林幸存的各个教堂都敲响了钟声，迎接元首日的到来。司机们飞速地从他们对面迎头开过，闪着大灯，按着喇叭，在身后抛下一串声浪。柏林郊区的工厂拉响了汽笛，此起彼伏，仿佛火车一样。

“我亲爱的老朋友，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

马克斯·耶格尔试图集中精力开车，但是每隔几秒钟，他就往右边瞟上一眼，面露恐惧与憎恶的神色。

他不断地问：“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

马赫还沉浸在惊讶与迷惑之中，不知道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中的世界。他扭过身子，望着后车窗。“我们去哪儿，马克斯？”

“老天才知道。你想去哪儿？”

他们后面的公路空荡荡的，一辆车也没有。马赫小心翼翼地转过来，望着耶格尔。“内贝没有告诉你？”

“内贝说你会告诉我。”

马赫望向车外。一座座黑漆漆的建筑从车窗外飞快地掠过。夏莉此时应当已经到了瓦尔德斯胡特，住进了那家旅馆，等着他。还有八个小时的时间。公路上只有他们这一辆车。也许他们能及时赶到。

“我在韦尔德市场，”耶格尔解释说，“大概是晚上九点钟。电话响了。是阿图尔大叔。‘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维尔·马赫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好朋友？’‘为了他我什么都能做’，我回答说。那时候有关你的谣言已经在市场里传开了。‘很好，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他对我说，‘我们要看看你对朋友究竟忠诚到什么地步。克罗伊茨贝格，阿克斯曼-维格大街的拐角，那座荒废教堂的北边。从十二点一刻等到十二点三刻。你要是和别人说这事，明天早上你就会被关进KZ。’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

耶格尔的前额上有一道汗。他还在一会儿看着道路、一会儿看看马赫。“操！马赫，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好。我被吓坏了。现在我们是在向南开。这条路对吗？”

“你做得很好。”

“你见到我不觉得高兴吗？”耶格尔音调紧张地问道。

“非常高兴。”

马赫再度感到一阵虚弱。他蜷缩着身体，用左手摇下车窗。除了呼啸的风声和轮胎在沥青路面上高速滚动的声音之外，他还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什么？他把脑袋伸出窗外，向天空望去。一片漆黑，他什么也望不见。但是可以听见。是直升机的声音。他关上了窗户。

他记起了电话亭的那份窃听记录。“你说我需要什么？你认为我需要什么？在你的国家政治避难。”

在黑暗中，这辆车的仪表盘发出绿莹莹的光线。崭新的皮革气味。

“这车真不错。你是从哪儿弄到它的？”这是一辆奔驰跑车，最新的型号。

“从韦尔德市场的车库里。真是个美人儿，对吧？油箱已经灌满了，你想上哪儿去都成。任何地方。”

这时马赫开始咧嘴笑起来。不过笑声不是很大，时间也不长，因为他那只受伤的手又开始疼了。

“哦，马克斯，马克斯，”他说，“内贝和克雷布斯撒谎的功夫这么高明，而你却这么笨拙。有你这样的人站在他们一伙，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

耶格尔直瞪瞪地望着前面。“他们肯定给你灌了不少药。他们伤害了你。你的脑子已经被他们搞乱了，相信我。”

“如果他们选的司机是别人，而不是你，也许我真会上当的。但是你……告诉我，马克斯，为什么后面的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我想，如果你在跟踪一辆闪闪发亮的新车，上面还装着电子跟踪装置的话，你不需要跟得太近。完全可以在一公里之外跟踪。特别是你还有一架直升机的话。”

“我冒着生命危险，”耶格尔咬牙说，“而这就是给我的报答。”

马赫的左手里握着克雷布斯给他的手枪。他把枪管顶到了耶格尔脖子上的肥肉里。“为了增强这出戏的戏剧性，克雷布斯把他的枪给我了。我敢肯定里面没有子弹。不过你想冒这个风险吗？我不这么认为。现在，马克斯，左手握住方向盘，用右手慢慢地把你的枪掏出来。动作要慢。眼睛盯着公路。”

“你一定是疯了。”

马赫慢慢把枪管戳进耶格尔的肉里。枪口滑过汗湿的皮肤，停在他的耳朵根附近。

“好吧，好吧。”他把枪递给了马赫。

“很好。现在，我坐在旁边，用它指着你的肥肚皮。如果你敢做任何事，马克斯，任何事，我就把一颗子弹打进去。听懂了吗？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疑问的话，不妨想想看，然后你会得出结论的，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了。”

“扎维……”

“闭嘴！继续开车，一直开到外环路！”

他希望耶格尔不会看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把握着枪的手放在了膝盖上。很好，他们在跟踪他。这说明他们还是没有抓到她，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安排这出好戏的。

在城市南边二十五公里处，环形高速公路的灯光像项链一样从森林中穿过。巨大的黄色指路牌上用黑色字体写着一个个帝国城市的名字：从斯德丁开始，顺时针依次是但泽、柯尼斯堡、明斯克、波森、克拉科夫、基辅、罗斯托夫、敖德萨、维也纳；然后是慕尼黑、纽伦堡、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法兰克福、汉诺威、汉堡和罗斯托克。

马赫的车是逆时针的方向，他们沿着环形公路开了二十公里，来到了弗雷德斯多夫立交桥，然后向右拐去。指路牌上写着“出口：莱格尼茨、布雷斯劳、克拉科夫……”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一颗黄色的星星掩没在树梢中，接着又升了起来。

奔驰跑车开下了立交桥，进入帝国21号高速公路。月光洒在路面上，看起来就像一条银白色的河。马赫可以想象出这副场景：在他们后面跟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有无线电跟踪车、卡车、装甲车、直升机，甚至也许还有内贝和格洛布斯的黑色奔驰轿车……仿佛一条由灯光和冲锋枪变成的巨龙。而这辆车就是这条巨龙的脑袋。他领着他们——远离她，沿着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向帝国的东方开去。

马赫在自己的脑海里修起了一道墙。他把夏莉和她那辆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放在了这堵墙的后面。这堵墙非常高，用他凭自己的意识想象出的任何材料修建而成——巨石、混凝土、砖瓦、条石、生锈的铁床架、被推倒的有轨电车、行李箱、婴儿推车……那堵墙沿着阳光明媚的德国大地延伸开来，就像中国的长城，马赫自己一个人在这堵墙前面巡逻，守卫着墙后面的东西。他永远也不会让他们越过这堵墙。除了墙后面的东西之外，别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得到。

克雷布斯还在读着马赫的笔记。他的两个胳膊肘都放在桌子上，双手撑着下巴。他偶尔动一下，伸手翻到笔记的下一页。马赫平静地看着他。在抽完香烟、喝完咖啡、来自手上的巨痛消失之后，他的心情甚至有些愉悦。

克雷布斯终于读完了所有的笔记，庄严地阖上了眼睛。他的脸色显得十分苍白。然后他把那些记满数字和日期的纸摊开，把马赫的笔记本和布勒的记事本放在旁边。他一毫米一毫米地调整着这些东西的位置，直到它们完美地对齐为止。也许是药物的作用，突然之间马赫能看清楚东西了，而且看得非常清楚。他可以看见墨水在那些纸上洇凯的痕迹，看到克雷布斯没有刮过的胡子茬。在一片寂静中，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听到灰尘落下来的声音。

“你要把我杀了吗，马赫？”

“杀掉你？”

“用这些东西。”克雷布斯的手指头停留在离那些材料一厘米高的地方。

“这得取决于是谁知道你看过了这些东西。”

“车库里的一个下级警员。我们把你的车拖到这里，他从车里搜到了这包材料。他把它直接交给了我。到目前为止格洛布斯还不知道……”

“那就是答案。”

克雷布斯开始揉搓自己的脸，然后停了下来，手指头按着脸，好像犯了牙疼。他透过指缝看着马赫。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看。”

“我当然看过了。不过看不懂。”克雷布斯翻弄着那些纸张。“比如说这个。什么是齐克隆-B？”

“氢氰酸结晶体。在那之前他们用一氧化碳。再之前用子弹。”

“还有这儿：奥斯维辛-比克瑙，库姆霍夫，贝乌泽克，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索比堡……这些究竟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用齐克隆-B杀死犹太人的地方。”

“还有这个……每天八千……”

“这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每天杀死的人数。”

“一千一百万……”

“那是欧洲的犹太人总数。也许他们成功了，这些犹太人被完全消灭了。起码现在我一个犹太人也见不到。你呢？”

“这儿，这个名字，格洛布尼克……”

“当时他是卢布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头头。那些杀人中心是他建立起来的。”

“我不明白，”克雷布斯把这些材料扔回桌子上，仿佛它们咬了他一口似的。他摇着头：“我不知道这些事……”

“你当然知道。每次有人拿‘被送到东边去’开玩笑的时候，每次母亲吓唬小孩说如果不乖就要被送到‘烟囱里面去’的时候，你都应当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拿走了他们的财产，得到了他们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敢面对事实。”他用左手指着那摞纸。“这些材料给那些犹太人的骨头加上了血肉。但是骨头已经在焚尸炉里面被烧成了骨灰和空气。”

“我是说，我不知道布勒、路德和施图卡尔特卷到了这件事里面。我不知道格洛布斯也有份……”

“当然。你以为你只是在调查艺术品盗窃案。”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克雷布斯喃喃说道。“星期三的早晨，我在调查德国劳工阵线的腐败案。非法出售劳保用品。然后突然之间，我被叫到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单独会面。他对我说，一些退休的高官卷入了艺术品走私案，这会给党的形象带来很坏的影响。全国副总指挥格洛布尼克负责这件案子，他让我立即去天鹅岛，接受新的任务。”

“为什么他选中了你？”

“为什么选中我？党卫队全国领袖知道我对艺术很感兴趣。我们谈论过这方面的话题。我的任务只是到那里去对艺术品进行登记。”

“但是你一定意识到是格洛布尼克杀了布勒和施图卡尔特？”

“没错。我不是白痴。我跟你一样知道格洛布斯的名声。但是他在执行海德里希的命令，如果海德里希让他逃脱，以避免发生和党有关的丑闻，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是谁，有什么能力去反对？”

“你有什么能力去反对？”马赫重复道。

“咱们俩把这事讲清楚，马赫。你是说他们的死跟艺术品走私案丝毫无关？”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所谓的艺术品走私，只是掩盖另一桩丑闻的幌子。仅此而已。”

“但是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合理。为了避免公开审理带来的丑闻，格洛布斯代表国家秘密处决这些罪犯。他不顾一切想抢在刑警的前面。星期三晚上，我还在研究天鹅岛的那些照片时，接到了他的电话。当时他非常愤怒，说虽然已经正式把你从这个案子调开，可是你却闯进了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他让我到那儿把你抓出来。我去了。我告诉你，如果是格洛布斯说了算的话，那时候就是你的末日轮。但是内贝插了一手。接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在调车场发现了路德的尸体。整个案件本来应该在那时就结束的。”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不是路德的尸体的？”

“星期六早上，大概六点钟。格洛布斯往我家里打了电话。他说他得到情报，路德还活着，准备在九点钟在帝国人民大会堂门口和那个美国女记者碰头。”

“他知道这件事，”马赫插嘴道，“是因为美国大使馆里的内线向他通风报信了。”

克雷布斯对马赫的说法嗤之以鼻。“胡说八道。他窃听了电话才知道这件事。”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克雷布斯打开文件夹，取出一张单页的棕色纸。“夏洛滕堡的分析中心直到午夜才整理出这份记录。”

马赫接过那张纸。

Forschungsamt（注：“研究所”，海德里希成立的窃听机构）

最高国家机密

G745,275

起始时间：2351时，1964年4月17日

……

男：“你说我需要什么？你认为我需要什么？在你的国家政治避难。”

女：“告诉我你在哪儿。”

男：“我会付钱的。”

女：“那不必……”

男：“我有情报。珍贵的情报。”

女：“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我们一起去大使馆。”

男：“太快了。现在还不必。”

女：“什么时候？”

男：“明天早上。听我说。九点钟。大会堂广场。中央的台阶。明白了吗？”

女：“知道了。”

……

一时间，马赫仿佛又听到了她的声音，闻到了她的气味，触摸到了她的肌肤。

与此同时，他的思绪一片混乱。

他把那张纸还给克雷布斯，后者把它工工整整地放回文件夹。“接下来发生的事你都知道了。格洛布斯在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楼顶上布置了狙击手，要求路德一露面就开枪把他打死。坦率地说，这个命令让我很惊讶。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我想，这个家伙一定是疯了。当然，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急于要路德的性命。”说到这里，克雷布斯停了下来，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他简短地结束了自己的话：“我们搜查了尸体，什么也没发现。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跟踪你。”

马赫的手又开始传来一阵阵抽搐的疼痛。他低下头，看见白色的绷带上渗出了血迹。

“现在是几点？”

“五点四十七分。”

她已经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

老天，他的手……红色的污渍在慢慢扩散，在白色的绷带上形成了一片星罗棋布的群岛。

“他们一共有四个人。布勒，施图卡尔特，路德和克里青格。”

“克里青格？”克雷布斯开始做笔记。

“弗里德里希·克里青格，帝国总理府的国务秘书。如果我是你的话，我是不会把所有的信息都记下来的。”

克雷布斯把铅笔扔到了一旁。

“令他们感到不安的，并不是灭绝行动本身。记着，他们都是资深的老党员。由于没有明确的来自元首本人的书面指令，才令他们感到恐慌。一切都是口头汇报，没有书面指令。他们得到的只是来自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口头指令，说元首希望这么做。我能再要一根烟吗？”

克雷布斯给他点上烟，马赫美美地吸了两口。“这些都是我的推测，你明白吗？”克雷布斯点点头，示意马赫接着说下去。“我的猜测是，这些人都是精于法律的老官僚，还有好几位资深律师，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问自己：为什么没有书面文件把元首本人和灭绝犹太人的这项政策联系起来？我想，他们的结论是，由于这个计划太可怕，国家元首不可能让自己过于明显地牵涉其中。那么为什么这些任务交给了他们去干？因为如果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责任就会推到他们、而不是元首身上，他们就会成为战犯。而如果德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也会总有一天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屠杀行为的替罪羊。”

克雷布斯小声嘀咕说：“老天，我不想知道这些……”

“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保险措施。他们写下了书面誓词，这很容易，毕竟四个人里面有三位是律师。然后他们开始把能搜罗到的一切与此有关的材料都收集起来。最后他们还写了一份对集中营的访问记录。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双重保险。如果德国赢得战争，希姆莱或海德里希想灭口，他们就可以用这些材料来进行反讹诈，保住自己的性命。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们就可以说：看啊，我们反对这项政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收集证据。路德甚至在这里面加进去一些对盟国敲诈勒索的材料：美国驻英大使肯尼迪发表的亲纳粹言论。把那个给我。”他朝自己的笔记本和布勒的记事本点点头。克雷布斯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们推过桌面。

用一只手打开记事本、翻到要找的地方，做起来很困难。他最终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

“集中营的运作方式使得没有人能活下来当证人。毒气室和火葬场是由挑选出来的囚犯操作的，这些人最后也要被杀死，由新的犯人代替，这一批人过一段时间也会被干掉，以此循环。对于这个杀人链条的最低一环，是这么处理的，那么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呢？看这里。1942年1月，海德里希召集各个部的相关人员，在万湖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14个人参加了会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1954年，第一位与会者死了。接下来是1955年，然后是57年、59年、60年、61年、62年。1963年，杀手试图破门而入杀死路德，所以他雇了保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所以他以为那只不过是普通的入室盗窃。”

“够了，马赫。”

“到1963年，消灭证人的工作开始加速。五月份，格哈德·克罗弗失踪，随后在一处建筑工地找到了他的尸体。十二月，霍夫曼吊死了他自己。今年三月，克里青格被汽车炸弹炸成了碎片。现在布勒吓坏了。克里青格是导火索。他是这个四人小集团里第一个送命的。”

马赫拿起布勒的记事本。

“这里，你看，是克里青格送命的日期，被画上了一个十字记号。在那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他们是在自己吓唬自己。接下来，四月九号，另外一个十字！布勒的老同事，来自波兰总督区的肖恩加特，在动物园车站撒欢儿跳到了车轮底下。天鹅岛上一片恐怖气氛。但是一切已经完了。”

“我说过，不要说了！住嘴！”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为什么在头九年里只死了八个人，而接下来的六个人在短短的六个月时间里连续死于非命呢？为什么这么匆忙？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突然之间，我们刑警的眼睛从污泥里移开，转向更广阔的视野。谜底在上星期二揭开。我们的新朋友，美国人，要来访问啦！接下来这又引出一个新问题……”

“把那东西给我！”克雷布斯扑过桌子，一把夺回了两个笔记本。走廊外面传来了格洛布斯的声音。

“消灭这些人是出于海德里希自己的意图呢，还是说这个命令来自地位比他更高的那个人呢？来自那个拒绝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任何相关文件上的那个人……”

克雷布斯脸色雪白，双手颤抖着把桌子上的材料拢成一堆。然后他哆嗦着打开了火炉的炉门，一股脑儿把那些东西全都塞了进去。那些纸张和笔记本一开始完好无损地躺在燃烧着的红色煤块上，接着很快冒出了黄色的火苗，然后变成熊熊大火。审讯室的门再次被打开来了。

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两个党卫军把他按在墙上，背靠一张巨大的东线地图。格洛布斯站在他的面前。皮利已经被粗暴地赶出了这间屋子。谢天谢地。

“这个时刻我已经期待很久了，”格洛布斯兴奋地搓着手，“就像一位新郎等待新娘一样。”他朝马赫的胃部狠狠地打了一拳，打得他喘不上气来。马赫痛苦地弯下身子，跪到了地上，像一只大虾米一样蜷缩起来。身后的地图和那些小图钉也被带了下来。格洛布斯揪住他的头发，把他从地板上拉了起来。马赫大口地吸气，感觉马上就要呕吐。还不等他喘过气来，格洛布斯又是一记老拳，马赫再次痛苦地蜷缩到地板上。这个过程重复了好几次，直到马赫像一条死鱼一样完全瘫软在地毯上。格洛布斯站在他的脑袋旁边，靴尖对着他的耳朵。“你们看，”他对周围的恶棍们说，“现在我用脚来踩这堆屎。”从遥远的地方，马赫听到了许多男人粗暴的笑声。

“那个女孩在哪儿？”

“什么女孩？”

格洛布斯慢慢地把他那香肠一样的手指举到马赫脸前，攥成拳头，然后向下移去。

空手道式的猛然一击，打在了马赫的肾部。他眼前白光一闪，再次扑倒在地板上，恶心得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最糟糕的是，你知道眼前所经历的痛苦只是山脚的缓坡，前面还有一座高耸如云的山峰要爬。他知道这套拷打的程序。最初是胃部。接着是肾部。然后是耳朵后边，枕骨附近……

“那个女孩在哪儿？”

“什么……女孩？”

他们下了他的武器，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半推半拉地带出那座木板房。门外已经站了一群围观者。克拉拉的那些老年邻居们饶有兴趣地看着马赫被按低脑袋、塞进宝马警车的后座。在被塞进轿车前的一瞬，马赫看到外面停着至少五辆警车，一辆卡车，还有一整支身穿黑色制服的军队。他们以为在这个平静乏味的退休阶级住宅区会遇到什么？一场小型战争？

依然看不到皮利在哪里。手铐在背后，迫使他必须将身子前倾。两个盖世太保的彪形大汉也挤进了宝马的后座，一左一右。警车开走时，马赫看到那些老年公民正在慢吞吞地走回他们自己的屋子，缩回到安全的沙发里，继续看他们的电视。

车队一路向北飞驰，穿过节日的车流，经萨尔大街向东拐进了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在离盖世太保总部大楼五十米开外的地方，车队拐进了一扇高高的监狱式铁门。里面是一个砖墙大院。

他被拖出轿车，被那两个彪形大汉夹着，押进一扇小门，沿着混凝土楼梯向下走去。他不记得自己走了多久。转过一道弯，经过一道厚厚的水泥钢门，里面是一道有拱顶的走廊。“咣当”一声。一扇门被打开了。他被塞进了一间狭小的单人囚室。接下来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

他们让他独居一室，这样他的想象力就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勾画出种种恐怖的预测。这是他们标准的做法。马赫爬到墙角，靠墙坐了下来，脑袋靠着冰冷的水泥砖。在这里每熬过一分钟，她就多出一分钟的逃脱时间。他想到了皮利，想到了那些谎言，不禁攥起了拳头。

牢室里面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挂在牢门上方，和他一样，被囚禁在一个生锈的铁笼子里。他看着自己的手腕。他们拿走了他的手表。她现在会不会已经到纽伦堡了呢？他闭上眼睛，开始想象纽伦堡那些教堂的哥特式尖塔。圣洛伦佐教堂，圣塞巴多斯教堂，圣雅各布教堂……

他的每一条肢体——甚至包括身上每一个叫得出名的部位——都在抽痛。不过他们很注意，没有在脸上留下明显的伤痕。他有幸遇到了一群专家。想到这点，他差点莞尔一笑，但是从肋骨部位传来的一阵剧痛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被带出了牢房，沿着走廊，来到一间讯问室。白墙，厚重的橡木桌，两端各摆着一把椅子。墙角有一个铸铁的炉子，不过没有生火。格洛布斯没有露面。审讯由克雷布斯主持。他的手铐被取了下来。接下来又是老一套——好警察，坏警察，红脸白脸，大声咆哮，温言劝诱。那个干巴巴的克雷布斯甚至试图开玩笑：“通常我们会连你儿子也一起逮捕的，用他来让你……嗯，怎么说呢，提供合作。但是在你的这个案子里，我们知道这种手段反而会起反作用。”这就是盖世太保的幽默。克雷布斯微笑着靠回椅子，用手里的铅笔指了指马赫，“无论如何，他是个不平常的小孩。”

“不平常……只有你们才这么认为。”在之前的殴打中，马赫的舌头被自己的下颌狠狠地咬了一下，说起话来很不利索。

“昨天晚上，我们的人给了你的前妻一个电话号码，”克雷布斯慢悠悠地说，“一旦你露面，就通知我们。这孩子在一旁记住了我们的话。他一看见你，就给我们打了电话。真是党的好孩子。他继承了你的头脑，马赫。你的主动精神。你应当为他感到骄傲。”

“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我对我儿子的感情的确非常强烈。”

很好，他想。就围绕着这个话题谈下去吧。多一分钟，她就多逃出一公里。

但是克雷布斯很快就言归正传，打开了一个厚厚的卷宗夹子。“现在我手里有两个关于你的案子，马赫。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政治可靠性问题，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弄了好几年了。今天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案子——至少不是直接有关联。第二个案子：你在过去一周里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你同已故党员路德同志叛逃到美国的阴谋的牵连。”

“我和这事没有任何关系。”

“昨天早晨，你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曾经被一名交通警察盘问。此时路德也在那里，正试图同美国女记者麦吉尔，以及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接头。”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荒谬！”

“你否认你到过广场吗？”

“不，当然不。”

“那么你为什么去那里呢？”

“我在跟踪那个美国女人。”

克雷布斯在做着笔记。“为什么？”

“她就是发现党员施图卡尔特同志尸体的那个人。考虑到她是一家资产阶级民主派媒体的特派员，我很自然地对她产生了怀疑。”

“别糊弄我，马赫。”

“好吧，我在跟踪她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如果她能误打误撞地碰上一具退休的国务秘书的尸体，没准她也会撞上另外一具。”

“恩，这个观点比较有说服力。”克雷布斯摸着他的颧骨，沉思了一阵儿，然后拆开一包香烟，丢给马赫一支，接着又打开一包新火柴，给马赫点上火。马赫深深地吸了一口，让烟充满自己的肺部。他注意到克雷布斯并没有为自己点烟。这些都是审讯程序的一部分。盖世太保的小道具。

克雷布斯又在翻弄着他的笔记本。皱起了眉头。“我们相信叛徒路德正在打算将一些敏感信息泄露给美国记者麦吉尔。什么样的信息？”

“我不知道。也许是艺术品走私案？”

“星期四那天，你去了苏黎世。去干什么？”

“在路德消失前，他去过那里。我想看看那里有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突然消失。”

“找到了吗？”

“没有。但是我的这次旅行是得到批准的。我向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内贝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你们没看到吗？”

“当然没有。”克雷布斯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党卫队全国总指挥先生的嘴巴紧得很。甚至对我们也是这样。麦吉尔在哪儿？”

“我怎么知道？”

“你应当知道，因为你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开车把她接走了。昨天，枪击案发生之后。”

“那不是我，克雷布斯。”

“是的，那是你，马赫。在那之后，你去了停尸所，检查了叛徒路德的个人物品——我们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党卫队医生艾斯勒可以作证”

“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路德的，”马赫说，“我只知道它们属于一个叫斯塔克的人，当他被打死的时候，离麦吉尔只有三米远。我当然会有兴趣检查一下他身上带着什么东西，因为麦吉尔才是我感兴趣的目标。还有，如果你记得的话，星期五晚上是你亲自把路德的尸体指给我看。究竟是谁打死了路德？是蓄谋还是意外？”

“那不重要。你指望能从停尸房中找到什么东西？”

“许多。”

“什么？具体点！”

“跳蚤。虱子。从他那破烂衣服上撕下来的一小块破布。”

克雷布斯“啪”地把铅笔扔到了桌子上。“你是个聪明人，马赫。至少我们确信这一点。你平白无故地对一个普普通通的死胖子发生兴趣，你认为我们会跟你的同事耶格尔一样相信这一点吗？你可以继续这么玩下去，拖延几个小时。但是我们不愿意陪你玩几个小时，马赫。而且我们没有你想像得那么傻。”他沙沙地翻弄着一摞纸，用蜘蛛一样细长灰白的手指头翻弄着那些文件和记录，接着甩出了王牌。

“你从机场拿走的那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什么？”

马赫凝视着克雷布斯身后的某个点。他们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手提箱？”

“看上去像医生出诊箱的那个手提箱。不是很沉、但是很可能放着文件的那个手提箱。曼弗雷德在给我们打电话之前半小时交给你的那个手提箱。他回到办公室，收到一份传真，马赫，从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发来的，禁止你出境的全国紧急通报。他看见那份传真之后，决定——像一个爱国的公民那样——最好把你的拜访告诉我们。”

“曼弗雷德！”马赫说，“‘一个爱国的公民’？他在骗你，克雷布斯。拿谎话来掩盖他自己的那些勾当。”

克雷布斯又叹了口气。他站了起来，踱到马赫身后。他的手放在马赫那张椅子的靠背上。“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很愿意多了解了解你。我是说如果你还能剩下什么东西的话。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变坏呢？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对这此很感兴趣。好在未来预防类似的情况发生。”

“你的好学精神很让人敬佩。”

“你又开始了，是不是？态度问题，这是你最大的症结所在。马赫，你要知道，帝国正在发生变化——从内部——而且你本来可以成为这个变化的一部分。元首自己也对帝国的年轻一代更有兴趣——你认真听我说！他赞成对帝国进行重组，对内对外变得更加开放，还有，跟美国人展开对话。像奥迪洛?格洛布尼克那样的老东西……”他轻蔑地比了个手势，“他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凑到马赫的耳边，轻声地说：“你知道格洛布斯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洗耳恭听。”

“因为你让他显得很蠢。在格洛布斯的世界里，那意味着最严重的冒犯。你帮我的忙，我就帮你抵挡他。”克雷布斯坐回座位，恢复了正常的音调。“那个女人在哪儿？路德想把什么情报交给她？路德的手提箱在哪儿？”

还是这三个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

讽刺的是，这种询问方式能够给受审的一方提供足够的信息，从而使他们掌握和审问方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情报。从克雷布斯的问题里，马赫能够知道他们目前掌握了哪些对他不利的情况，比如说，他们知道马赫去了停尸房，还从机场取走了一个手提箱。但是他们不知道路德试图透露给美国人的信息内容。从这一点上，马赫看到了希望。

克雷布斯又耐心地询问了半个小时，还是徒劳无功。这时房门打开了，格洛布斯出现在门外，手里拎着一根沉甸甸的警棍。那根棍子的皮革外套已经被无数受害者的血浆洗得黑亮黑亮的，在他手上来回晃荡，里面像是灌满了铁砂。在格洛布斯的身后，站着两个像大猩猩一样粗壮的打手。

克雷布斯换成了力争到姿势。格洛布斯开口问道：“他全都交待了吗？”

“没有，全国副总指挥先生。”

“哈！那么现在轮到我来问他了，我想。”

“当然。”克雷布斯俯身收拾桌子上的纸张，扭头看了马赫一眼。

马赫怀疑那究竟是自己的想象、还是灯光的原因，他竟然看到克雷布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带有歉意的表情。

克雷布斯离开之后，格洛布斯兴奋地在审讯室里踱步，一边五音不全地哼着一支早年间党的进行曲的调子，一边呲牙咧嘴地笑着，好像一只抓到了老鼠的大肥猫。他手里拖着一根木头棒子，在石地板上划来划去。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亲爱的小马赫？……不知道？不回答？这是美国人的发明。一根棒球棍。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礼物。”他举起棍子，在头顶上挥舞了几下。“我在考虑组建一支党卫军棒球队呢。我们可以跟美国陆军比赛。你说这个主意如何？戈培尔觉得不错。他认为美国佬会喜欢这种比赛的。”

他把球棒放在桌子旁，开始解开上衣的牛口。

“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认为第一个错误是1936年犯下的。希姆莱让所有巡街的臭警察都穿上了党卫队的军装。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断地有你这样的渣滓和内贝那样的老臭逼混进党卫队里面。”

格洛布斯把上装递给一个打手，开始卷起衬衫的袖子。突然间，他粗暴地吼叫起来：“老天爷！我们本来知道怎么跟你这种王八蛋打交道。但是现在党卫队已经被腐蚀了，软弱了！‘你有没有胆子’变成了‘这符不符合纪律’。41年在东线的时候，去他妈的什么破纪律。那儿的气温有零下五十度，你撒的尿会被冻在半空中。”他换了一种声调：“马赫，你当然见过克雷布斯的。你会爱上他的，这个怂货。他是你这种类型的人。”他学着克雷布斯的声音：“‘您允许的话，全国副总指挥先生，我想先单独询问嫌疑犯。我觉得他会对比较温和的询问方式作出回应。’温和个鸡巴！如果他是我的狗，我会喂给他毒药吃的。”

“如果他是你的狗，他会把毒药吃下去的。”

格洛布斯兴奋地对两个助手说：“瞧瞧这家伙，还在卖弄他那点可怜的幽默。”他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拿起棒球棍，转向马赫。“我看过了你的材料。你倒是挺擅长写东西的，做了一大堆笔记，列了一大堆表格。去你妈的二流作家。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左撇子。”

“又在撒谎。把你的右胳膊放到桌子上！”

马赫觉得胸口喘不上气来。“去你的。”

格洛布斯瞪了一眼两个帮凶，他们连忙从背后紧紧抓住马赫的胳膊，然后把他的脑袋按在桌子上。一个打手把马赫的左臂扭到背后，扭得高高的，几乎脱臼。马赫痛苦地呻吟着，另一个恶棍爬到桌子上，牢牢按住他的右臂和脑袋。这家伙的膝盖离马赫的脑袋只有几寸远。现在马赫只有手指头还能自由地动弹。

格洛布斯拎起球棒，掂了掂分量，然后用全身力气把它抡起来，就像伐木工人用斧头砍树一样，抡了个三百度的圆圈，然后狠狠地砸在了马赫的手背上。

他一开始并没有昏迷过去。两名打手松开了他，马赫瘫软如泥，滑到了地上。桌子上留下了长长一条亮晶晶的液体，那是唾液、眼泪和鼻涕的混合。马赫跪在地上，两条胳膊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过了好一阵，他才能抬起头来，看到自己的手掌。他的手又高又肿，变成了一团生肉，血管断裂，皮肉变色。直到这时，他才昏迷过去。

黑暗之中传来一阵皮靴踏地的声音。

“那个女人在哪儿？”

他被踢了一脚。

“路德要交给她什么情报？”

又是一脚。

“你从机场偷了什么东西？”

又一脚。

一只皮靴踩在那只皮开肉绽的手上，旋转着向下踩去，就像在石头地面上碾灭一个烟头。

马赫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蜷缩在墙角，那只已经残废的手瘫在地上，又红又黑又紫，肿得老高，就像一个死婴。一个人，可能是克雷布斯，正在俯身对他说着什么，不过他听不清。

“这是什么？”他终于听明白了克雷布斯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

这位盖世太保的侦查员上气不接下气，仿佛刚刚爬完几百阶楼梯。他一只手抓住马赫的下巴，另一只手握着一迭纸。

“这上面写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你的车里发现了这些东西。烟灰缸底下。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马赫把头转开，对着漆黑的墙壁，一言不发。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力——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色衣服的人影。一个金属的东西压在他的皮肤上。一根锋利的针尖正对着他的眼睛。他试图伸手挡开，但是胳膊却被人攥住了，一点也不听使唤。针尖扎进了他的静脉。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碰到了那只烂肉一样的手，马赫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但是一阵更巨大的痛苦很快沿着他的静脉向全身袭来。

折磨他的那个医生岁数很大，弯腰驼背，苍白的皮肤像纸一样脆。在马赫看来，一定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了许多年。他皮肤的毛孔里积攒了许多污垢，眼睛后面有一片阴影。他没有说话，清理了马赫手上的伤口，用一种干净的、闻起来像停尸房防腐剂一样的液体把皮开肉绽之处清洗干净，然后用一条白绷带把它包扎起来。然后他仍然一言不发，和克雷布斯一道把马赫扶起来。他们把他放回椅子上，在他面前放着一杯香浓醇厚的咖啡。一支香烟被塞到了他的那只好手里面。

黄色的标志牌上只有一个词。Fernverkehr，远途交通。它标示着柏林的环形高速公路。在向南的路上，只有马赫这一辆车。这条路上还有零星的几辆巴士和小汽车，不过它们都在朝另一个方向行驶。

他驶过坦珀尔霍夫机场的铁丝网围栏，周围一下子变成了郊区的景色。宽阔的快速公路两侧是住宅小区和便利商店。红砖建造的五层公寓楼丑陋地排列在路旁，人行道上种着整齐划一的树木。在一块西门子冰箱的金属大广告牌下面，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正在地上捡什么东西。左边是一家医院。右边是一座年久失修、已经关闭的小教堂，外墙上涂着党的宣传口号。一群身穿褐色衬衫的青年站在梯子上，从教堂的房顶往下放着条幅，“德意志人民敬爱的元首……”

马赫驾车驶过一块块出口标志牌：“马林菲尔德”，“比克夫”，“利希滕拉德”……

前面是一个带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红灯。他停了下来。在他前面，是通往萨克森和符滕堡的高速公路。通往莱茵河，通往苏黎世，通往美国……在他后面，有人在按喇叭。信号灯变成了绿色。他拨下转向灯，往右拐去，驶离了快速公路，接着发现自己在那些看起来都一样的住宅区小路中迷了路。

五十年代开发这片郊区时，用战争中那些名将的名字命名了这里的街道：斯图登特大街，莱希瑙大街，曼陀菲尔林荫大道……马赫经常在这里迷路。他是应当在莫德尔大街往右拐、驶上迪特里希大街呢，还是应当从保卢斯大街往左拐进入迪特里希大街呢？他沿着路边慢慢地开车，一栋栋地辨认着那些一模一样的平房，最后终于找到了。

他把车停在常停的地方，几乎要去按喇叭了，忽然意识到这是这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不是第一个。不是他的探望日。也就是说他不能接近皮利。需要采取正面行动，就像哈梭·冯·曼陀菲尔将军曾经做过的那样。

在混凝土小道上没有散落的玩具或者垃圾。他按门铃时，那条狗没有叫唤。他小声地咒骂着。这个星期他似乎总是在空房子外面吃闭门羹。他站在门廊上，扒着玻璃往屋里看。帘子动了一下。

“皮利！你在那儿吗？”

帘子的一角被掀开了，仿佛显贵揭去一幅画像上的覆布。他儿子苍白的脸出现在玻璃后面。

“我能进来吗？我想和你谈谈。”

那张脸毫无表情。帘子又放了回去。

好兆头还是坏兆头？马赫无法断定。他朝窗户挥手，指着花园：“我在那儿等你！”

他走回木栅栏门那儿，望着外面的道路。两边都是平房，街对面也是。它们向各个方向延伸，仿佛一座巨大的兵营。这一带的房子里住的大多是老人。幸存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经过了接下来的一系列动荡和不幸，幸存下来——通货膨胀，失业，党的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变得白头驼背了。他们看到了太多，经历了太多。现在他们坐在家里，隔着窗户对皮利这样的小孩大喊大叫，指责他们太过吵闹、或者电视看得太多。

马赫在那块手帕一样大的草坪上来回踱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块草坪也不大。一辆辆车从门外驶过。两栋房子之外，一个老头在修理一辆自行车，鼓着腮帮子，气喘吁吁地给车胎打气。别的什么地方有割草机的响声。

皮利还没有动静。马赫正在琢磨自己是不是要跪在门外、冲门框下面的投信口喊上两句，这时门开了。

“好小伙子。最近怎么样？你妈在哪儿？赫尔弗里希在哪儿？”他无法说出“埃里希叔叔”这样的字眼。

皮利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只够伸出一张脸。“他们不在家。我得画完我的画儿。”

“不在家？”

“去排练庆祝游行。我看家。他们这么说的。”

“我知道了。我能进来和你谈谈吗？”

他等待着被拒绝。不过，那男孩一言不发地站到了一旁，让他进去。马赫在离婚之后第一次走进了前妻的住处。

他打量着那些家具。便宜，但是看上去很漂亮。壁炉架上放着一大束水仙花。房间里整洁干净，一个污点都没有。她总是追求尽善尽美。就是这样，他早就知道这点。甚至在电视上方挂着的元首画像——白发的元首站在元首宫的花园里，慈爱地抱着一个孩子——也显得很有品味。克拉拉的这位人间上帝是位和蔼亲善的神。这位新的上帝取代了旧的那个。他摘下帽子，觉得自己像一个闯空门的夜贼。

他站在尼龙小地毯的边上，开始了他的演讲。“我必须走，皮利。可能会很长时间见不到你。人们可能会对你说到我，会说到一些可怕的东西，但那不是真的。我想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他把手插到头发里。皮利抱着胳膊站在他面前，瞪着他。他结结巴巴地试图说下去：“爸爸不在你身边，这些年你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那时我比你现在的岁数还小。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恨他。”

他的眼神……看上去真冷酷……

“但是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很想他。如果我现在能和他谈话……问问他……我会……”

从囚犯头上剪下的头发必须进行合理使用。人发可以制成工业用毛毡、或者纺成线。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多长时间。他垂下脑袋，一言不发。最后，他说：“我必须走了。”

这时皮利朝他走过来，拉住他的手。“没关系，爸爸。现在别走。我给你看看我的画。”

男孩的卧室就像一个司令部。帝国空军的喷气式攻击机正在俯冲轰炸，战斗机在盘旋上升。这些塑料组装模型用几乎看不见的细钓鱼线挂在天花板上。一面墙上挂着东线的大地图，用颜色图钉标注着敌人的位置。另一面墙上贴满了皮利身穿儿童团制服的照片。

皮利一边画，一边对马赫讲解：“这是我们的飞机。呜呜呜！这是红军的高射炮。砰砰！”黄色的蜡笔线条布满了天空。“现在给他们尝尝这个！”一串黑色的蚂蚁蛋像雨一样落下。“布尔什维克匪帮派出了他们自己的飞机，不过性能不如我们的好。”空战持续了五分钟，一个高潮紧接着另一个高潮。

突然间，大概是厌倦了自己的创作，皮利扔下蜡笔，扑到了床地下。他掏出一大摞彩色的军事画报。《信号》，《鹰》，《装甲》，画报版的《黑色军团》……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么多杂志？”

“埃里希叔叔给我的。他有好多。”

皮利蹦到床上，开始翻动那些画页。“这文章说的是什么？”他把杂志递给马赫，坐得离他更近了一些，拉着他的胳膊。

“工兵慢慢地贴近机枪阵地的铁丝网防线，”马赫读道，“一阵火光，滚滚燃烧的凝固汽油喷出死亡的火焰，让敌人的机枪手失去了战斗力。火焰喷射器的操作手是无畏的男人，他们的神经像钢铁一样的坚强。”

“这个呢？”

这并不是马赫事先设想的那种道别，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喜欢这样的话……他继续读下去。“‘我们想为新欧洲而战’，在上阿尔萨斯的党卫军训练营里，从哥本哈根来的三个兄弟和他们的连长说道。他们在种族、健康和思想政治上完全符合党卫队成员的资格，现在正在林中营地里享受着男子汉的户外生活。”

“这个呢？”

“拜托，皮利，你已经十岁了，你看得懂这些杂志。”马赫微笑着说。

“但是我想听你讲。看这个。这是一艘潜水艇，像你的那条船。上面说什么？”

他停止了微笑，放下杂志。有些地方不对头。是什么呢？

他想起来了。那种奇怪的安静。没有汽车，没有人声。甚至连割草机都停止了工作。他看到皮利的眼睛不时瞟着窗外。他明白了。

屋子里什么地方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马赫冲向房门，但是那个男孩比他还快。他冲向马赫，死死地抱住他的腿，坐在他的脚上，装出小孩撒娇的样子。“别走，爸爸！”他说，“别走……”

马赫的手抓到了房间的门把手，但是他动不了。他已经被皮利牢牢地抱住了。我以前梦到过这个场景。

在他身后，窗户被砸开了。碎玻璃打在他们的后背上。身穿制服、手持真枪的家伙冲进了这个房间。突然，马赫仰面倒在了地板上，望着头顶上的那些塑料小飞机。它们用几乎看不见的钓鱼线挂在天花板上。

他能听见皮利的声音。“没事的，爸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是来帮助你的。他们会让你变得更好。然后你会回来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保证过……”

4月19日，星期日

无论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会战胜你们。你们不会有人活下来充当目击者。甚至即使有人活下来，别人也不会相信他讲的故事。会有怀疑和讨论，历史学家会深入研究，但是没有人会得出结论，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证据，连同你们，一起消灭掉。甚至哪怕留下了一些证据，你们其中一些人得以幸免，人们仍然会说，你们描述的那些事太可怕了，无法令人相信：他们会说，这些是盟国炮制的虚假宣传，是神话。他们会相信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将否认一切。我们才是讲述集中营正确历史的权威。

——一位党卫队军官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囚犯的训话，引自普里莫?列维（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化学家、作家、诗人，大屠杀幸存者）：《被淹死的和被拯救的》

今天，他们已经制造了一个名为“大屠杀”的神话，并把它置于真主、信仰和先知之上

——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伊朗总统，2005年12月

1953年7月，当时马赫刚刚三十出头，还是在汉堡码头区抓妓女和皮条客的一名初级探员，他和克拉拉曾经共同度过一个假期。他们在KdF（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连锁办事处租了一辆车，从黑森林山脚下的弗赖堡启程，沿着莱茵河向南开，然后转向东边，一直开到博登湖区，住在湖滨的一座小旅馆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天空挂着彩虹，他们播下了爱情的种子，那颗种子后来变成了皮利。

他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些景色：围着铁栅栏的阳台，俯瞰着莱茵河谷，河面上那些又短又肥的拖船懒洋洋地移动着。旧城的城墙，老教堂，克拉拉的裙子，向日葵黄色，一直遮到脚踝。

他还能回想起另外一些东西：一公里之外，莱茵河上的一座铁桥。德国和瑞士的边界。

不要尝试从主要的航空港或者海港逃跑：他们会像保卫帝国总理府一样严密地注意那些地方。不要尝试从其他地方偷越边界。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意大利……这只不过是从监狱的一个院子翻墙跳入另一个院子罢了。不要尝试把这些文件邮寄出帝国：邮政部门会打开所有寄往国外的包裹进行检查。不要试图把这些文件交给柏林的其他人，他们只会面临同样的难题，而且这些人，像夏莉说的那样，并不比一条响尾蛇更可靠。

瑞士边境是最好的机会。那座铁桥在向他们招手。

现在，把它们藏起来。

他跪在地毯上，铺开一张棕色厚纸。他把文件边缘对齐，精心地叠成一堆。他从钱包里掏出魏斯一家的照片，看了一眼，把它和那些文件放到了一起。他把这些文件严丝合缝地包好，用胶布一圈一圈地粘上，这包裹摸起来就像一块棕色的坚硬木头或者砖块。

一个长方形的小包裹，十厘米厚，摸起来很牢固，没有任何可疑凸起或者沙沙响声。

他呼了一口气，很好。

在包裹的外面，他裹上了一层金光闪闪的礼品包装纸，上面印着花哨的字眼，“好运”和“幸福”。很好。现在这个包裹看上去就像送给新郎新娘的新婚礼物。

他打开布勒的记事本。里面附带的帝国地图上标着高速公路里程。

从柏林到纽伦堡：500公里。纽伦堡到斯图加特：150公里。从斯图加特开始，穿过符滕堡的河谷和森林，直到莱茵河畔的瓦尔德斯胡特：150公里。总共八百公里。

“多少英里？”

“五百。你认为你能应付得了吗？”

“当然。十二个小时。也许还用不了。”她坐在床边，身子向前倾。她身上裹着一条毛巾，头上缠着另外一条。

“不要太匆忙。不要超速驾驶。你有二十四个小时的时间。当你觉得已经和柏林有一段安全的距离之后，给瓦尔德斯胡特的美景旅馆打电话，订一间房间。现在不是旅游旺季，应当没有困难。”

“美景旅馆，瓦尔德斯胡特。”她点点头，背下这些字眼。“那你呢？”

“我在你后面几个小时的路程。午夜前后会赶到旅馆，和你会合。”

她并不相信他的说法，他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不让她有插嘴的机会，继续说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能由你携带这个包裹，还有这个……”他掏出另外一本偷来的护照。保罗·哈恩，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25年8月16日出生于科隆。比马赫年轻三岁。施潘道枪击案中的新郎。

“为什么你不带着它？”

“如果我被逮捕的话，他们会从我身上搜出这份护照的。然后他们就会推论出你在冒用谁的身份。”

“你并不想跟我一起走。”

“我绝对想跟你一起走。”

“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完蛋了。”

“不是。听着，我长途跋涉八百公里而不被拦下的机会，要比你少得多。你知道。所以我和你必须分头行动。”

她在摇头。他在她身旁坐下，搂住她的脖子，把她的脸转向自己，盯着她的眼睛。

“听着，你在那儿等我——听我说！——在旅馆等我到明天早晨八点半。如果我还没赶到，你就独自开车过去，不要等我。不要在旅馆里继续等，那样很不安全。”

“为什么是八点半？”

“你应当尽量拖延到九点钟，到那时再穿过边境。”她的脸蛋湿漉漉的，他吻了它们一下。“九点钟，德国人民敬爱的元首要离开总理府，前往帝国人民大会堂。这是元首日的高潮。接下来几个月里，人们都会为此而兴奋。海关的警卫肯定会聚集在哨所里，听广播或者看电视。如果说有哪一天德国海关的警卫竟然会挥挥手让你通过的话，那就是这个时候。”

她站了起来，取下头上的毛巾。在昏暗的灯光照射下，她的头发闪着白色的光芒。

她让第二条毛巾脱落在地上。

白色的身体，白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一个鬼魂。他需要确信她是真实的人，他们都还活着。他伸出一只手，摸着她的皮肤。

他们躺在窄小的木床上，她轻声地对他描绘他们俩的未来生活。他们明天晚上会在纽约的埃德瓦尔德机场（注：即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他们直接走进《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她认识那儿的一个编辑。第一件事是复印那些文件。复印数十份。然后就是登报印刷。尽快，越快越好。早早版的《纽约时报》，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市。

“如果他们不愿意刊登怎么办？”这种人们可以自由地在报纸上刊发文章的想法对他来说十分陌生。

“他们会刊登的，宝贝。乖乖，他们巴不得呢。万一不行的话，我就站在第五大道上向人们散发复印件，就像那些没法出版自己小说的疯狂作家一样，每人发一份。但是不必担心。他们肯定会刊登的。我们俩将改变历史。”

“但是有人会相信吗？”从打开公文箱的那一刻起，这个念头就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去。

不，她解释说，现在我们掌握着证据。证据会改变一切的。没有证据的话，你什么也没法证明。不过有了这些证据——人名、日期、地点、数字、时间、政府公文、备忘录、通知、地图、图表、照片、证词——你所说的一切都有了核实的依据。当然，即使这样，仍会有人提出质疑和否认，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但是，根据心理学的定义，所有这些都是应激反应，是人对已经存在的事实的反应。

“有些人永远不会相信，比如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无论我们有多少证据，甚至把海德里希亲自抓到美国国会去招供，他们都不会相信。但是，大多数人会相信的，这就足以阻止肯尼迪的行程。没有最高峰会。没有第二届总统任期。没有缓和。冷战不会结束。五年之后，也许五十年之后，这个建立在谎言、专制和谋杀上的极权社会就会自行瓦解，分崩离析。德国和欧洲将重新获得自由。建立在万人坑上的政权不会长久。人类的文明不会允许它存在。我相信这一点。你呢？”

他没有回答。

在柏林的晨曦中，他醒了过来。天窗外面，是他熟悉的灰色天幕。

“你的名字？”

“玛格达·福斯。”

“出生日期？”

“1939年10月25日。”

“地点？”

“柏林。”

“职业？”

“在家。和我父母住在一起。”

“你们去哪儿？”

“瓦尔德斯胡特，莱茵河边上。去见我的未婚夫。”

“名字？”

“保罗·哈恩。”

“你去瑞士的目的？”

“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在哪儿？”

“苏黎世。”

“这是什么？”

“结婚礼物。一本影集。一本圣经？《我的奋斗》？切菜板？”她试探着答案。

“切菜板，很好。一个像玛格达这样的女孩，开了八百公里的汽车，给她的朋友送一块切菜板。”马赫一直在屋子里踱步。现在他站在夏莉面前，指着那个包裹。“请把它打开，小姐！”

她琢磨了一会儿。“我该说什么？”

“没有什么可说的。”

“真可怕。”她拿出一支香烟，把它点着。“好吧，你怎么看？我的手在发抖。”

差不多七点了。

“咱们走吧。”

整个饭店正在慢慢地苏醒。他们从一扇扇关着的房门前走过，能听到水流声，收音机在广播，还有小孩的笑声。在二楼，他们听到一个男人震耳欲聋的鼾声。

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那个包裹，胳膊平伸着，仿佛里面装的是钚。她把它藏到行李箱的深处，埋在衣服中间。马赫提着箱子，走下楼梯，穿过无人的大堂。他们路过餐厅，一些早起的住客已经开始享用丰盛的早餐。他们从后巷的一扇防火门离开饭店。夏莉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套装，戴着一块头巾。她租来的奥佩尔停在他的大众轿车旁边。从饭店的厨房里传出厨子的大喊大叫、咖啡的香气和油煎食物的滋滋声。

“你离开美景旅馆之后，往右拐。公路和河谷平行，你不会错过那座铁桥的。”

“你已经告诉过我了。”

“在轮到检查你之前，就估量一下海关的警戒水平。如果他们搜查每一件行李，就马上调头，开到什么地方，把这些文件藏起来。树林里，小沟，谷仓……一个比较好认、你能记起来的地方，这样别人可以来找到它。然后马上出境。向我保证。”

“我保证。”

“每天都有一班从苏黎世飞往纽约的航班。下午两点。”

“两点，我知道。你和我说过两遍了。”

他朝她走近一步，但是她躲开了。“我不和你说再见。不是在这儿。今天晚上我会和你见面的。咱们俩还会见面的。”

那辆奥佩尔令人泄气地无法发动。她拉开节气门，又试了一次。这次引擎终于发动起来了。她把车倒出停车的地方，一眼也没有看他。她发白的指节用力地攥住方向盘。

然后，她离开了马赫，只在身后的清晨空气中留下一片蓝白色的轻烟。

马赫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坐在床边，抱着她的枕头。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换上制服。他站在梳妆台的镜子前面，扣上黑色外套的纽扣。无论是哪种结局，这都是他最后一次穿上这身制服了。

“我们将改变历史。”

他戴上军帽，调整左右，然后拿起昨天晚上做的三十多页笔记，他的笔记本，还有布勒的记事本，把它们放在一起，用剩下的半张棕色厚纸把它们包在一起，放到衣袋里。

历史会这么容易地被改变吗？他对此感到怀疑。当然，根据他的经验，那些秘密就像浓酸——一旦被泼洒出来，就会一路腐蚀掉它们碰到的所有东西：既然婚姻生活会被腐蚀掉，那么为什么不会腐蚀掉一届总统任期呢？为什么不会腐蚀掉一个恐怖政权呢？但是说到历史……他不自主地摇了摇头。这超出了他的能力。一个侦探会根据怀疑找到证据。至于历史那部分，他把它留给她去完成。

他把路德的提箱拿到浴室，把夏莉留下的瓶瓶罐罐、手套、勺子、碟子和刷子都扫到里面。接下来他清理了卧室。很奇怪，当她在这儿的时候，这间屋子看上去挤得满满的。她走了之后，房间显得空荡荡的。

他看了看手表。八点三十分。她现在应该离柏林很远了。可能已经开到了维滕贝格，另一个马丁·路德开始伟大的宗教改革的城市。

在登记柜台后面，经理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日安，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这个特殊询问结束了是吗？”

“没错。感谢你的配合，贝克尔先生。”

“这是我们的荣幸。”贝克尔扬起了一边眉毛。他那两只肥厚多肉的手掌用力搓到一起，仿佛在从里面榨油。“如果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觉得有必要再次进行询问的话……”他那刷子一样的眉毛在上下飞舞，“也许我能为他提供一两名嫌疑人？”

马赫笑了。“日安，贝克尔先生。”

“祝您日安，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

他坐在大众轿车的副驾驶座上，沉思了半晌。备用轮胎是个很不错的地方，不过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塑料门板密封得很好，没法拆下来。最后他把手伸到烟灰缸下面，摸到了一块光滑的平面。很好。他撕下两条胶布，把那个小包粘在冰冷的金属上。

他把剩下的胶带塞进路德的手提箱，把它扔进了饭店厨房外面的一个垃圾筒。那个公文箱躺在垃圾的上面，棕色的皮革表面格外醒目。马赫找到一截断掉的扫帚把，在垃圾堆里挖了一个坑，把皮箱推了进去，然后用咖啡渣、鱼头、菜皮和长蛆的臭肉把它盖上。

马赫匆匆写下更多的笔记。1941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那些空白格子慢慢地写满了潦草的字迹。在光线昏暗的阁楼里，慢慢勾勒出整幅图画：各条线索之间的联系，策略，原因和后果……他找到了路德、施图卡尔特和布勒在会议上的发言。路德预言在北欧国家会遇到麻烦，但是“在西欧和东南欧不会有任何困难”。在谈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犹太人的混血杂种时，施图卡尔特提议对这类人实施绝育手术。布勒则忧心忡忡地向海德里希表示，波兰的犹太人有两百五十多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劳动”。这两百五十万人不存在重新安置的问题，因为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一封信件，收件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方。发件人是如今在欧洲家喻户晓的锅炉和暖气制造商——埃尔富特的托夫父子公司：

致奥斯维辛党卫队和中央建筑处

1943年2月12日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个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求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装置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装置。

他中断了五分钟，抽了支烟。他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翻着那些笔记，仿佛演员在背诵台词。从浴室里传出水流的声音。饭店的其余部分则在黑暗中发出噼啪破裂的响声，仿佛停在码头、正在朽烂的一艘大帆船。

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参观记录，马丁·路德，帝国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

（手写，十一页）

1943年7月14日

经过将近一年的不断申请之后，我终于得到允许，代表外交部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进行全面视察。

我乘坐的飞机从柏林起飞，日落前不久在克拉科夫机场降落。晚上，我和汉斯·弗朗克长官、约瑟夫·布勒国务秘书一起在瓦韦尔城堡共进晚餐。明天一早，我将在黎明前动身，乘车前往集中营（路途需时约一小时）。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将亲自招待我。

1943年7月15日

关于集中营，我的第一印象是营区的巨大尺度。霍斯司令告诉我，它的占地面积是两公里乘以四公里。这里的地面是和西里西亚一样的黄土，像荒漠一样延伸开，偶尔能看到一些绿树。在集中营里整齐地排列着上百座木头营房，一直超出我的视线之外。营房的屋顶盖着绿色油毡。在穿过营区的时候，我看见一小群身穿蓝白条纹囚服的犯人，有些扛着厚木板，有些扛着铁铲和鹤嘴锄。一些人在往卡车上搬运板条箱。整个营区弥漫着一股臭味。

我感谢霍斯拨冗陪同我视察营区。他解释了这里的行政机构运转情况。这个营区隶属于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其他一些类似的集中营，比如坐落在卢布林区的那些，则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洛?格洛布尼克直接掌管。不幸的是，由于工作是在繁忙，霍斯司令不能陪同我看完整个营区，他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魏德曼先生。他叮嘱魏德曼，要确保我参观到集中营的每一个地方，对于我的任何要求都不得拒绝。接下来，我们在党卫军营房用了早餐。

早餐之后，我们开车来到营区的南部。这里有一条铁路，长度大约是1.5公里。铁路两侧是混凝土柱子支撑起来的电网，还有木制的了望塔，上面架设着机枪。天色逐渐变亮，温度也上升了。这里的气味很难闻，大约有一百万只苍蝇在嗡嗡地飞来飞去。在西边，树丛顶上露出一座巨大的红砖烟囱，是四方形的，正在喷出浓烟。

早上7点40分：铁道周围的地区开始站满了党卫军士兵，有些人牵着狗。附近还有一群特殊囚犯。我们听到远处有火车汽笛的尖叫声。过了几分钟，机车从营区的大门里出现了。它喷出的蒸汽驱散了空场上的黄色尘土。火车停在我们面前。身后的大门被关上了。魏德曼：“这是从法国运来的犹太人。”

我数了一下，这列火车有六十节车厢。都是货车，两侧有滑动木门。火车停稳之后，士兵和特殊犯人围了上来。车门上的挂钩被打开，车门被拉开。整列火车，从头到尾，都在大声喊叫“所有的人马上出来！带上你们的手提行李！把所有的大件行李留在车厢里！”

男人最先走出车厢，由于突然见到光线而目眩眼花。他们从车厢门口跳到地面上——大约有1.5米高，然后转身帮助妇女和孩子下车，接着去接他们的行李。

被放逐者的状态：浑身灰尘，污秽不堪，手里拿着碗或杯子，对着自己的嘴做手势，表示口渴。在他们后面的车厢里躺着死尸和无法移动的虚弱者。魏德曼说这列火车是四天以前离开法国的。党卫军士兵强迫那些能走动的人排成两列。家庭成员被分开时，他们彼此大声呼叫。在比划了一些手势之后，这支队伍开始往前走。两名党卫队军医站在一旁，时不时地示意某些人出列，站成另外一排。被叫出来的都是相对强壮的成年男子，也有一些妇女。这支有劳动能力的队伍直接走向劳工营。另一支队伍朝树林那边走去。我和魏德曼跟着他们。我回头的时候，看见身穿条纹囚服的犯人登上车厢，把行李和尸体往外面丢。

8点30分：魏德曼数了一下，这支队伍大约有两千人。抱着婴儿的妇女，穿着短裤的小孩，少年，老年人，病人，半疯狂的人。他们五人一排，沿着一条煤渣路走了大约三百米，穿过一块草坪，走上另外一条小路。路的尽头是十二级混凝土台阶，通向一座大约一百米长的半地下建筑。这座建筑的入口用多种语言（德语、法语、希腊语、匈牙利语）写道“浴室和消毒室”。浴室里光线很好，有长凳，还有几百个带号码的挂钩。

这时警卫大声对人群说：“把衣服都脱光！你们有十分钟时间！”人们开始犹豫，彼此瞪着。警卫用更严厉的语气重复了命令，有些人开始慢吞吞地、犹犹豫豫地脱衣服。“记住你们的挂钩号码，好领回自己的衣服。”那些特殊囚犯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小声安慰着他们，帮助动作不便的人脱衣服。有些母亲试图把婴儿藏在衣服堆里，但是他们马上被搜了出来。

9点05分：那些裸体的人穿过两扇沉重的铁门，走进了第二间房间。我们站在门口望了一眼。这个房间的尺寸和第一个房间差不多，四周是裸露的水泥墙。房间内有四根大的方形柱子，彼此距离约二十米。天花板很低。魏德曼介绍说，每根柱子的底下都有金属格子。犹太人都走了进去，大门关上了。魏德曼做了个手势，我和他穿过空荡荡的更衣室，来到外面。我听到汽车引擎的沉闷声音。

在地下室的顶上铺着草坪，现在这里停着一辆厢型小货车，上面画着红十字标志。两名党卫队士官戴上了防毒面具，从车里拿出四个金属罐头。草坪上有四个方形的通气孔。士官们挪开通气孔的盖子，打开金属罐头，把它扔进去，然后把盖子盖上。每个通气孔里扔了一个罐头。接下来，两人脱去防毒面具，开始抽烟。外面阳光明媚。

9点09分：魏德曼示意我和他一起回到地下室。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沉闷的呜咽声。我们穿过房间。有些衣服还很暖和。铁门上有一扇小小的观察孔，马赫示意我往里看。一个男人的白色胸脯突然贴了上去。我连忙把头扭开。

一个警卫说：“今天淋浴室的水一定很烫，他们叫得多厉害啊。”

在外面，魏德曼解释说，我们必须等待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你愿意去参观加拿大吗？我说：什么？他大笑起来：“加拿大”是营区的一个部门。为什么叫加拿大？他摇摇头：没人知道。

“加拿大”离毒气室大约一公里远。一片空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四角有了望塔。这里的物品堆积如山：大皮箱，手提箱，旅行皮包，手提包，柳条箱，旅行用的帆布背包，小包裹。还有其他的东西：婴儿推车，轮椅，毛毯，假肢，刷子，梳子，镜子……魏德曼给我看了一张清单，是上个月由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移交给帝国的物品单：男士衬衫13.2万件，男鞋10.5万双，妇女外衣15.5万件，妇女内衣7.5万件，男孩童装1.5万件，女孩童装9000件，女人头发3吨（一卡车），手帕13.5万条……囚犯从停车场运来了这一批法国犹太人的行李。在魏德曼的坚持下，我拿了一个医生出诊用的皮包当作纪念品，它的做工非常精良。

9点31分：我和魏德曼回到地下室。电气设备发出嗡嗡的声音。抽气系统正在工作。大门打开了。尸体堆在大门的……（此处字迹不清楚）腿，沾满了粪便、经血。尸体上有抓和咬的痕迹。犹太囚犯穿着长筒胶鞋和胶皮围裙，戴着防毒面具，用水龙头冲洗尸体（魏说房间底部有些坑洼的地方，那里聚集的毒气要过两个小时才能消散）。尸体很光滑，用皮带栓住手腕，把它们送进四座双门电梯。每座电梯能装25具尸体……（字迹不清）铃声，升到上面一层。

10点02分：火化室。非常热。十五个焚尸炉都在全力燃烧。噪音很大。柴油鼓风机在帮助火焰燃烧。从电梯上卸下来的尸体被扔上传送带（金属轮）。血液从下面的水槽流出去。尸体的头发被剃光，头发被装在大麻袋里。戒指、项链、耳环、手镯被扔进金属盒。最后：牙齿组，八个人，用撬棍和钳子拔下尸体口中的金牙、齿桥和金质填充物。魏给了我一小块金子，让我感受一下重量。非常沉。尸体用金属小推车扔进炉子。

魏德曼：整个营区一共有四座这样的毒气室-火葬场。每座每天可以处理两千人，一共可以处理八千人。由犹太工人操作，每两到三个月换一批。整个操作完全可以自我运转。秘密保护得很好，不会有活口。最令人头疼的保密难题是焚尸炉的臭气和夜晚的火焰。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特别是那些前往东线的运兵列车。

马赫检查了日期。路德是在7月15日参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7月17日，布勒把波兰总督区境内六座死亡营的地址发给了帝国总理府的克里青格。8月9日，苏黎世的银行账户最后一次被打开，往里放入东西。同一年，据路德的妻子说，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脏病。

克里青格是第四把钥匙的持有人。他的名字到处可见。马赫重新检查了在布勒家里找到的记事本。那些日期很吻合。又一个谜团被解开了。

马赫强忍着反胃，继续翻弄着那堆毛骨悚然的备忘录和信件。德意志钾碱公司从奥斯维辛购买骨灰制造肥料的投标书；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用人体脂肪制造肥皂的试验报告；法本公司使用集中营犹太人进行新药人体试验的报告；在贝尔格莱德新建造两座火葬炉的投标书……

一张纸，很不起眼，下午被马赫忽略过去了。和其他十几张纸一块儿用生锈的别针别住，塞在一个破烂的信封里。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理夏德·格吕克斯，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D处处长发出的通知。日期是1942年8月6日。

回复：头发的用途

作为对上一封报告的回复，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局局长奥斯瓦尔德·波尔下达命令，要求从囚犯头上剪下的头发必须进行合理使用。人发可以制成工业用毛毡、或者纺成线。女性囚犯的头发可以为潜艇艇员编制毛袜、山地步兵的防寒袜、或者铁路职工的毡袜。

因此，特命令你部不得任意丢弃犹太人囚犯的头发。女性囚犯的头发应当在剪下之后被储藏起来。男性囚犯的头发，除非长度超过20毫米，才可回收使用……

每月收集的头发数量，应当根据性别进行分类，在每月的5号报告给本局。汇报工作从1942年9月5日开始。

马赫又读了一遍。“……为潜艇艇员……”

一，二，三，四，五……马赫的脑袋埋在水下，屏住呼吸。他在数数，听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在黑暗中看到一些金星从他的眼皮前面飘过。十四，十五，十六。他长吟一声，湿淋淋的脑袋离开了水盆。他贪婪地呼吸着空气，直到肺里吸满了氧气，然后再次把脑袋埋入水中。这一次他数到了二十五。他觉得自己的肺快要爆炸了。他跪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水从他的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

他再也无法把自己洗刷干净了吗？

最后，他筋疲力尽地躺在浴缸旁边，望着天花板，就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