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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转载阿耐的小说片段---解放(二十)

启元在小院子里安居下来。他性格与世无争，交往的都是一帮教书先生，也因为种花莳草认识一些清雅人士，小院时有宾朋来访，但邻居却很少听到里面传出响亮地人声。这一家人都是习惯轻声细语，来客也不免入乡随俗。

启元当然又回小学教书，忆莲也进了小学做后勤，不到入学年龄的团团破格插班进入小学一年级读书，老爷这点儿后门还是肯开的。两人都有稳定的收入，小日子过得自得其乐。经常一到晚上，一家人凑在一盏煤油灯边，每人手头一本书。谁若是悄没声翻墙过来，准能见到一屋子的鸦雀无声。这样的生活虽然不如在上海时候富足，但是启元很喜欢，教书育人的成就感让他心里满足。

无奈宋老爷总想插手启元家的生活，老爷尤其见不得团团走十几分钟的路上学，非常担心团团被人拐了被车撞了，一定要指派一个壮妇每天背团团上学。又担心忆莲不懂做家务，经常吩咐太太给启元家送吃的，送穿的，太太不胜其烦，怨气便出到忆莲头上。有时只为骂忆莲几句，而亲自领人送吃的穿的上门，左邻右舍很快就全知道了。幸好忆莲没脾气，最多挨骂了哭一夜，回头照旧老样子做人。这些琐事，老爷就不知道了。

忆莲身子越来越重，做家务日见吃力，可启元只会帮倒忙，两人只得抠出钱来请了一个娘姨，白天上门帮他们收拾家务。原先请的娘姨见两人不懂事，也就做事马马虎虎，被上门行使家长权威的太太一顿骂后打发了，新的娘姨由太太亲自物色，手脚很是利落。太太实在见不得宋家人被外人蒙骗，她欺负可以，别人可不行。于是小两口家里有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就有风声传到太太耳朵里。

唯有夜晚是一家三口清净的时光。春天了，窗外吹来的是软软的风，启元在油灯边看书，忆莲给第二个孩子织毛衣，团团郁闷地做作业。启元听到院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重重掉下，他只能拿起油灯出去看。开门，却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男人，即便那男人摊开手以示无害，启元依然大吃一惊，叱问他干什么。但启元很快看清楚，那男人面熟，似乎就是以前衣衫褴褛地问他讨要一只辣椒下饭的叫花子，而眼下此人却衣着干净整齐。

叫花子微笑着，掏出一封信，伸长手放在一边的花枝上，然后退开几步，轻道：“宋先生请勿惊慌，我替宋启仁送信，别无恶意。”

启元一听到“宋启仁”，大惊，可又忍不住笑起来，又不敢在院子里多说，忙将叫花子热情地请进屋，仔细将门掩上，将窗拉紧，才轻声笑问：“启仁是我弟弟，他好不好，有没有受过伤？我们非常想念他。”一边说一边又忍不住赶紧拆信，但他即使再心急，也得仔细地用剪刀平整地剪下信封一条边，做事纹丝不乱。

“启仁很好，在抗战中受过伤，但没留下残疾。具体我不便多说，他也非常想念你们。请你看信后谈。”

启元低头看信，但看完，就让忆莲先领团团去房间睡觉，他与叫花子单独说话。这种事还是少让小孩子听到为妙。在信中，启仁除了说尽对爹爹、大姐、和他的思念，还让哥哥尽力帮卢少华同志的忙，做好本地县镇的联络工作。

启元在上海见多识广，知道应该如何称呼眼前这个人。“卢同志，启仁让我为你们做事，我首先答应我一定守口如瓶。请你尽管吩咐。”

卢少华也不客气，直道：“我们需要一位体力好，嘴巴严实，样貌不出众，为人正直善良的群众帮我做联络员，需要他帮我们在晚上传递信息去山上，我们希望这位群众出身自穷苦家庭。请你帮我们物色一个可信的。”

启元只要一转念，就想到一个人，“宋福珍，女的行吗？她是个非常稳妥的人，眼下在镇公所当清洁工，我看着她长大，启仁也认识她，她家穷得一塌糊涂，镇公所的工作还是我们替她找到的。太穷，人又长得不好看，没人敢娶她，她有的是时间。只是……她不识一字。”

卢少华一听就说好，与启元约在明天与宋福珍见个面。启元忍不住问：“鬼子在的时候，你假扮叫花子出来办事，吃了很多苦头吧。”

“不苦，我们在做工作。”

“启仁也要这么吃苦吗？他吃不吃得消？”

卢少华微笑道：“宋先生，有些事你还是少知道点儿更安全。启仁一切都好，身体很强壮，你请放心。我们唯一的辛苦是这边人的方言很难懂，我说的你们听不懂，你们说的我听不懂，所以需要你这位见多识广的先生帮忙穿针引线。打搅了，告辞，我明天这个时候再来麻烦宋先生。”

启元将卢少华送走，回来一想到启仁还好好活着，不禁兴奋得乱窜。可这事儿又不能大声说，忆莲又不认识启仁，他很是无法尽兴，于是骑上已经破烂的自行车，趁着月光赶去上思房，他需要有人分享这个喜讯。

宋先生听了果然非常高兴，抓住启元细细分析卢少华每一句话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唯有太太非常精明地想到一件事，“哎哟，这下谁坐天下我们都不怕了，那边又有儿子又有女婿在，怎么说都会拿我们当自己人的，好了，我不愁了。上次回娘家，他们还说这天恐怕要变，要我早做打算，现在我还怕什么。”

宋先生镇定地看着太太道：“我们什么都不用怕，我们这辈子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到哪儿都是堂堂正正站着做人，不必心虚。”

“可是……他们不是共产共妻吗？好像要把我们富人的钱分光地分光。”

“共产共妻这种话应是另一方的恶意抹黑。别人我不熟，我们启仁先做不出共妻这种事，那么启仁的同事也不可能这么做，要不然启仁不会投奔过去，不会呆那么多年不逃走。这个党，那个党，不管他们宣扬的是什么，只要他们想要大众跟着他们，他们肯定不可能无视人伦天良，做出丧心病狂的事，那样做会众叛亲离。我们谁也不靠，我们只要摸着良心做人就行。”

启元想了想，道：“我接触的几个信共产党的人都不错，姐夫虽然做人不怎么样，可也不会吃拿卡要，说起来都挺大公无私的。包括刚才送信的那位卢少华，为人很是坚实可信。”

太太听父子俩这么说，虽然依然将信将疑，但以信的居多了。

启元又连夜去宋福珍家，与宋福珍约定明天晚饭后到他家说话。启元没说什么事，宋福珍也不问，仿佛启元大少爷让她办事是理所当然。从宋福珍家里出来，夜已太深，启元不便骑车，一路推行，一路看到三三两两的叫花子睡在墙角路沿，不禁想到卢少华抗战期间为了工作也是这么吃苦，即使现在不再伪装叫花子，一身衣服依然补丁打补丁的，一看就是很艰苦朴素。那一边的人，从这方面来说，真是可敬。

想想驻防在本地的青年军，那军纪，与抗战刚结束时期的青年军大相径庭，当年的青年军那可是宝瑞、刘团长之类的热血青年啊。还有本地自产的蛮横霸道的自卫队，好几个启元熟悉的地痞无赖进了自卫队，眼下维持大街小巷秩序的就是那些自卫队，那种自卫队能好到哪儿去，不求他们维护秩序，只求他们不去扰民已经很好。虽然那帮人对他小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恭谨有加的。

说真的，帮助卢少华做事，并非全因启仁所托，启元一半也是出于自愿，思变求变。不过他没将此事告诉老爷，唯恐老爷搬出“三不”方针加以阻止。

第二天傍晚天才暗下来，宋福珍早早赶来启元家。但启元看见宋福珍却是吃了一惊，昨晚还是好好的人，这会儿脸上仿佛挨了谁的拳脚。启元很担心，难道是他和卢少华接触的事被谁怀疑，有人抢先对宋福珍下手？他忍不住看看坐在屋角暗处的卢少华，卢少华纹丝不动。

宋福珍忙解释道：“没事，误会。镇公所出来没多远有个卖大饼的小孩叫得太响，惹了大樟树底下乘凉打瞌睡的自卫队，两个自卫队大男人操起警棍追打小孩，小孩扔下大饼乱逃，撞到我身上，可怜见的，我想拉个架，结果被警棍误伤了。还好一个黄皮认出是我，这棍子砸到半路收了劲儿，要不然今天就不能来了。哈哈，在镇公所擦桌子很有用咧，宰相门前七品官哪。小宋先生，你叫我来，要我做什么吗？”

启元见宋福珍挽起袖子想帮他干家务活的样子，忙拦住她，“我有个朋友想找个能出力帮忙的妥当人，我向他推荐了你。来，福珍，这位是卢先生，认识认识。”启元心里却有点狐疑，不知道这个宰相门前七品官能不能被闹无产阶级革命的卢少华认可。他见到卢少华从黑暗中走出来，想与宋福珍握手，但宋福珍却扭扭捏捏地不敢伸手，急得启元真想将宋福珍藏在身后的手拧出来。

不料卢少华却认定了宋福珍，问启元要一个单独的房间，进去谈话了。启元站在院子里把守，看着手表的分针整整走了一圈有余，谈话才告结束，宋福珍一脸严肃地出来。启元不问他们谈什么以后怎么做，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解决得方言问题，但估计在镇公所做事的宋福珍多多少少听得懂一点儿官话。他只安安分分地与两个人分别告辞。以后，宋福珍怎么做，卢少华怎么指示，他都不知晓了。

夏天，启元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小名脉脉。脉脉的出生让很多人失望，最失望的却是忆莲，她从嫁到上思房那天起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一定要给上思房长子生出个儿子。结果，一而再生出来的都是女儿，她很是灰心。启元倒是无所谓，他跟着爹爹从小思想开放，儿子女儿一个样。忆莲则非常担心挨厉害婆婆的骂，她哪知道她生不出儿子正好中了婆婆的下怀。于是，对第二个女儿脉脉，忆莲总是态度淡淡的提不起劲，虽然忆莲总宣扬自己是新女性，不偏心。脉脉倒有一半时间是被团团抱着长大的。

秋天开始，启元又见到卢少华一身叫花子打扮，出现在大街小巷，但两人相见当作不相识，总是擦肩而过，偶尔启元还会有意无意地扔点儿钱给卢少华。启元不知道启仁是不是也在别处做类似的事，看到卢少华货真价实地风餐露宿，吃不饱穿不暖，却还坚持不懈地工作，启元真心佩服，也同时非常担心启仁的境况。他从此开始关心起路边的叫花子，试图辨别谁是卢少华们，偶尔从拮据的家用中拿点儿出来买几只大馒头，塞给路边的叫花子们吃。

从有收音机的爹爹那儿，启元得知东北那边打得很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有山河即将变色的意思。启元虽然关心，却是照旧做事照旧生活。只是太太娘家那边似乎有人着急了，派了个专人去上海盯着风吹草动，随时带口信通报情况。太太回家的次数也勤了。

而显然，平民百姓们最关心的还是手头的金圆券迅速变为废纸，发下的薪水得立即拿上街买米买油，免得第二天即刻贬值。即使出门打一壶酱油，都得拿一叠金圆券。可赚钱的速度哪追得上金圆券的贬值速度，一时即使体面的县立小学教书先生们也难以维持温饱。启元需得每月回家背大米，要不然一家都得挨饿。

太太当机立断，将家中所有的空房子囤满租户交上来的稻谷和棉花，捂着不肯出手。有谁问她买粮，好办，拿美金黄金银元来换，金圆券一概不要。每次启元回家背大米，太太虽然如数给出，但都得折算出一个后面很多零的金圆券数字，来羞辱这个无法自力更生的大少爷。为了一家温饱，启元只能人穷气短，任凭太太羞辱。忆莲娘家虽有几亩薄地，可打上来的粮食不够全家吃，平时还得拿钱上粮店买米。这会儿金圆券乱贬值，米店米价日涨夜涨，忆莲娘家也陷入温饱危机。可是连启元回上思房背自家吃的大米都得历经千辛万苦，忆莲岂敢为娘家的事求恳太太。最多只能自己省着点儿吃，让弟弟妹妹们偶尔来家吃顿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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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转载阿耐的小说片段---解放(十九)

又开始打仗，这回是内战。上海倒是没什么极端影响，除了租界的另一端，苏州河的那一边，自打被日本人炸了之后，不复当年繁华，其余似乎一切照旧，当年逃出去的人好像又一个个地回来上海，除了年龄大了点儿，除了脸上添了很多风霜。

宝瑞专心学习车床操作，一年下来，在夜校还没认识几个字的他奇迹般地学会了看图。只要给他图纸，他就能照着图纸画的样子准确做出零件。他让大弟跟着他学，可惜大弟无法专心，怎么教都教不会。宝瑞很快升为车间里的师傅，拿到不错的工资。

于是宝瑞想家了。一到1947年春节假期，他就带着大弟，买了好多上海货色，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启元这个春节也回家，两人携家带口一起走。启元自然是带了很多书回家，宝瑞竟然也是，他听说小弟读书很好，也不管小弟才读小学二年级，就买了《水浒传》、《七侠五义》之类的书回家，只要小弟愿意，他乐意出钱让小弟看个够，他很希望以后小弟饱读诗书，能成为大小两个宋先生那样的读书人。唯有朝华不敢回家，怕回了就被禁足。

但宝瑞年初一就领着小弟来上思房拜年。原来宝瑞一回家，保长就要抓他壮丁。宝瑞解释自己参加过抗日战争，有规定不需要再被抽壮丁，可保长一定要宝瑞拿出部队的证明。宝瑞哪儿拿得出，他是凭刘团长面子才得以放长假回乡的，不是正常退出行伍。宝瑞说什么也不愿再去当兵，思来想去，无奈，只有再向宋先生求助，希望宋先生帮说一句话。若实在不行，他只能带上老娘和弟弟们永远抛弃故土连夜逃奔上海了，这显然是下下策。

宋先生愿意帮忙，可他也知道这事儿很玄，最近早听说上峰又加紧抽壮丁，以应付前方战事，如宝瑞这样的壮年男子，保长怎可能放过。保长也是被上峰所迫。这件事，宋先生思来想去，还是亲自走了一趟。总算保长给面子，答应让宝瑞出点儿钱粮顶替抽壮丁。宝瑞一听赶紧将钱交了，又赶紧带上大弟夜奔上海，免得夜长梦多，日久生变。

启元才知自己生在上思房是无比的幸运，起码他不会有宝瑞那样的遭遇。再怎么抽壮丁，也从来不会抽到他的头上。只是他心中更加惭愧，他的优遇都是因为爹爹在本地大力办学，可见教育是件多么让人崇敬的事。而且，他当年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像爹爹一样的校长呢。

回去上海后，启元与大姐朝华谈起心中的惭愧，朝华给启元指出一条路，这两年好好做事，在上海攒足钱，回家乡到小学附近买间清净的房子安家，从此既可以如愿教书，又可以独立于太太魔爪，还可以天天见到爹爹。启元一听如愿，开始与忆莲一起好生节约度日。

宝瑞是说什么都不敢回家了，这回得以幸免，下回再回去，弄不好将大弟也拖去做壮丁。以往，宝瑞因为跟着国军打仗，到底是受了国民党那边的教育，对共产党很有点不以为然。启元以前还为之与宝瑞有过辩论，宝瑞在理论上不是启元对手，可宝瑞以前从不改正他的信仰。启元很是怀疑宝瑞是不是在行伍中加入过国民党，只是宝瑞不肯承认，启元也不追问。

自打回乡被强抽壮丁之后，宝瑞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尤其是等到了上海后才得知，其实他和宋先生都被保长蒙骗，宋先生后来从县参议院院长那儿了解到，像宝瑞那样的就是不用被抽壮丁。但参议院院长也不愿处理此事，任由保长在下面胡作非为。宋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对政府表示失望，宝瑞更是极度失望。他们就这么对待他这个在八年抗战中拿性命博出来的有功之臣，天理何在。

但宝瑞实在是打仗打怕了，再愤怒，他也不会揭竿而起，投奔延安。他此时更觉得宋先生的“三不”方针很是有理，他以后要照着做，远离那些丑陋。

宝瑞在机械厂钻研技术，启元在洋行安心挣钱，两人各奔前程。

县参议院长黄院长来上海的时候，同乡请客接风洗尘，启元有份列席，宝瑞自然是上不了席面。启元特意穿上一身新西装出席，不过他自知去了也是旁观，穿新西装不过是不给爹爹坍台。

不料黄院长却特意走到启元面前，要启元回家做做宋校长的工作，既然高票选为县参议员，好歹抽个时间起码开一次会，别一次都不去，又不能开除宋校长这样的人在参议院的位置，让他这个做院长的非常为难。

这件事，启元显然无能为力，况且他心里支持爹爹的举动。去年为了承文的事回家一趟，太太也曾与他提起老爷不肯去参议院开会的事，让启元劝劝老爷，不要辜负选举的高票，再说做参议员并不违背“三不”。宋老爷听启元提起此事，眼镜片后面全是嘲笑。

“选举？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次选举，究竟是谁在选举，标准是什么。这种被县政府操弄的选举选出来的参议员，纯粹是政府的傀儡，怎么可能不违背‘三不’。”不过宋老爷说到这儿，怡然自得地道：“当然，我高票当选倒不会有假。”

因此，启元面对黄院长的嘱托，嘴上唯唯诺诺，心里却同样怡然自得地想到，弄不好黄院长的选票不如爹爹的高，若是这选举真是公开的，就轮不到黄院长当那参议院长了。去年时候，宋老爷以为他不去开会，县参议员应该很快将他除名，不再烦他。连启元都想不到，事过境迁一年，爹爹依然在位参议员，这事儿，真是政府让你做你就做，不做也做，果然纯粹是县政府的傀儡。

回头启元将黄院长的嘱托说给朝华听，朝华笑了，一帮大人做事，还不如小学生，小学生选班长还好歹全班举手表决呢。刚刚日本军投降时候，大家还一头热心地欢迎自家人回来统治，才过不了一年，一个露出大尾巴，一个看清本质，一切于是照旧。

年中的时候，受启元所托，帮忙物色房子的一位朋友来信，告诉启元有什么房子待售，价钱几何。启元和忆莲便比照着朋友的来信辛苦存钱，启元的薪水不菲，到年底时候，存款可以买下朋友心中的一套房子。那房子一楼一底，楼下是客堂与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还得与另一户人家共用一条楼梯，房子着实简陋，即便忆莲家不富，娘家的房子也要比那房子敞亮得多。好在启元对生活不甚计较，他看到朋友画的房子后面有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井，就对那房子中意上了，一心只想到满院子的春花秋月，却忘了那房子都没茅房。

等到1948年春节前夕，启元与洋行老板结清账目，领一家人回乡了。此时忆莲经上回石头村流产后再度怀孕，一家人在船上憧憬着自家的房子，和独立的新生活，很是不切实际，就像脚底下这艘在水上漂的轮船。

启元想不到爹爹会激烈反对他在县立小学附近买房住。他结婚后又不是没住过外面，一会儿去石头村办学，一会儿又在抗战时期住校，那时候可都还是爹爹让他出去住呢，这回怎么不行了？宋老爷一会儿说上思房的空房多得很，为什么要搬去外面住；一会儿又说他也有一套清净院落在学校边上，启元一家可以搬去那儿住。逼得启元不得不挑明实情，“又不是我不想住家里，太太欺压我，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顶撞太太，外人看着更不好看。大姐说，太太就是看我们做人斯文，才步步紧逼，谅我们顾全大局不会嚷出去，唯有退让。”

宋老爷做声不得，若不是儿子直说，他倒想得过且过的。他勉强跟启元去看了那一楼一底的房子，那房子挤在很多房子里面，走近就能闻到一股浑浊的人味儿。再看底楼的房子前窗几乎被前面一幢房子遮蔽，大白天屋里暗无天日。顶楼则很是低矮，高一点的人伸手可以扪及屋顶的瓦片，如此低矮，想改造一下装上天花板都有难度。这等卧房，冬凉夏热是难免了。再加上一条与别家共用的楼梯，这房子在宋老爷眼里简直一无是处，比上思房佣人住的还不如。

启元终究是宋老爷的大儿子，宋老爷看了房子后闷闷回家，问太太要钱，加上启元自己攒的，做主给启元买了一套独立院落。三间平房，当中客堂间，两边各一间卧室，屋后还有一间小茅房。屋前屋后都有院子，围墙一围起来，一家子自成天地。老爷既然动了怒，太太便稳稳往后退一步。这院落还是太太托人物色来，双方付钱交易，太太一手做得干净利落，老爷再无话可说。

太太而今手头有钱，启元愣头青一样地开发出来的海岛棉花地给太太带来不少的收入，而今世道虽然不算太稳，可也不是抗战时期的那种朝不保夕的日子，因此虽然眼下钞票一天比一天不值钱，可太太手中捏的是土地，是粮食，是棉花，还有成群的猪牛羊，太太而今底气十足，从指缝里漏点儿钱财出去给启元买几间小房消自己的灾，她能做得非常体面漂亮，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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