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洛阳皇宫西部有大名鼎鼎的凌云台，从台上可以鸟瞰整个洛阳城。

在被围的那半个月里，晋怀帝与东海王肯定不止一次登上凌云台，查看敌情。所以到了十一月甲申那一天，他们在台上目送洛水之畔的刘聪大军拔营、撤走，心头肯定会大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那些姓刘的匈奴都走了，但是王弥留了下来。

王弥为什么不走？王弥是如此对刘聪解释的：“殿下先回平阳，以待后举，下官去兖、豫之间收兵积谷，等候您的指示。”刘聪则表示，随你的便。

所谓“收兵兖、豫，以待王命”只是个借口，王弥这是在找机会脱离拘束，好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壶关之役起，王弥就一直在刘聪鞍前马后地效力，打下来的城池由匈奴直接接管，论战功肯定也是刘聪优先。很明显，这符合匈奴刘氏的利益，但是不符合王弥的利益。

与王弥成对比的是石勒，石勒自从有了自己的军队，就一直游离在太行山以东，开拓自己的地盘。石勒并没有参与此次的洛阳之围，刘聪、王弥在西部战场剑指洛阳，石勒却在黄河边上的黎阳修整兵马。

对于石勒而言，洛阳被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周围的晋军都被吸引着去保卫洛阳，连死敌乞活军都抛下了冀州，跑去支援京师，整个冀州只剩下新晋刺史王斌，躲在安平国的信都城里瑟瑟发抖。不灭王斌，更待何时？

石勒进军信都，没费多大力气就攻破城池，杀死了王斌。王斌从履任到殉职，仅仅间隔不到三个月，这回东海王自顾不暇，没有再派出亲信去接管冀州，王浚趁机自领冀州刺史，兼管幽、冀两州。

等到刘聪撤军，洛阳城防压力减轻，东海王赶紧派出车骑将军王堪与北中郎将裴宪去讨伐石勒。石勒搬空了信都的粮食，一把火烧掉信都的军营与城防，回军迎击。正好这时魏郡太守刘矩向石勒投诚，石勒将其编入自己的中军左翼。

王堪与裴宪根本不堪一击。石勒回到黎阳，还没有与晋军交锋，裴宪就弃军而逃，从黄河边上一直逃到淮南才收住脚步，王堪也吓得不敢渡黄河，退守兖州陈留郡的仓垣，与石勒隔河相持。至此，半个冀州已经被石勒控制。

王弥也要学习石勒，发展自己的军队了。王弥选择到洛阳以南的豫州去补充兵员，一年前他曾经在那里打过游击，知道那里不太平，有数万家从并州、河东等地区出来逃难的流民流落在豫州的颍川、襄城、汝南、南阳等郡，与当地人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王弥也撤离洛阳，南出轘辕关。乞活军首领李恽、薄盛追了出来，在新汲追上王弥，王弥无心恋战，乞活军小胜一场，退回洛阳。

王弥派两千骑军攻略襄城诸县，形势果然如他所料，散居在豫州的流民怨气十足，纷纷在各地烧杀抢掠，杀死地方官吏，响应王弥。王弥的军队很快发展到数万人。

手中兵多了，王弥就开始对刘渊提要求了。永嘉三年十二月，刘渊进行新的军事部署，他任命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继续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就是让石勒继续开拓太行山以东；都护大将军刘贤、征北大将军刘灵、安北将军赵固与王弥的从弟、平北将军王桑屯兵于魏郡内黄。内黄位于司、冀、并三州交界的地方，这支军队可以看作是石勒的后援，也可以看做守卫平阳的东部守军；至于王弥，刘渊让他继续游荡在黄河之南。

王弥这时向刘渊提出要求，替自己的左长史曹嶷求官为安东将军，请求让曹嶷去攻略青州。青州是王弥的家乡，又有负海之险，倘若被王弥占据，肯定就是地方割据，即使将来晋朝覆灭，刘渊也少不了还要进行另一番鸟尽弓藏的搏杀。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当时的青州还在苟晞手里，慷他人之慨，刘渊当然不会心疼，何况当时刘渊根本没有办法制约王弥，王弥在行动之前还知道请示，那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王弥的请求得以获准，晋末一度割据青州的军阀曹嶷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他对十六国的历史走向也有一定影响，容后再禀。

四、永嘉三年的洛阳之围

永嘉三年冬十月，距离上次惨败仅仅过了一个月，匈奴汉国再次大兴兵马，进攻洛阳。主帅依然是刘聪，他与刘曜、王弥、刘景率领精骑五万为前军，司空呼延翼率领步兵为后军。

按古人的观念，秋主杀伐，暗合春种秋收的天道，所以执行死刑、出征打仗这些会死人的事情都会被定在秋季。此次八月出征未果，又在十月急急忙忙再次出兵，显得十分突兀。种种迹象显示，这次出征并非刘渊的本意，而是刘聪坚持请战的结果。这位年轻的匈奴皇子输得很不负气，要雪前耻，要在父亲面前捞回名誉。

刘聪的进军路线与上次一样，沿途战况也与上次相同。当时东海王估计还在摆庆功宴，根本没有料到匈奴军会这么快去而复返，慌忙中他派出司隶校尉刘暾与将军宋抽。刘暾曾是王弥的手下败将，宋抽曾是刘聪的手下败将，两个手下败将凑在一起，又给匈奴贡献了一次胜利。

十一月丙辰，刘聪再次攻陷宜阳。这一回诈降的计策也不管用了，东海王黔驴技穷，只能把军队聚集在洛阳，等刘聪上门。

五天之后，十一月辛酉，刘聪兵临洛阳。

这是暌违十余年之后，刘聪首次故地重游。洛水依依城垣依旧，只是人大不一样了，当初的刘聪是仰人鼻息的人质，而今天要进城的，将是洛阳的征服者。刘聪城下勒马长嘶，遥望城上诸公惊惶的神色，不知道会不会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刘聪兵分四路，分别从城西、城北、城东三个方向发起进攻，刘聪与王弥屯兵于城西的西明门、广阳门，刘景屯兵于城北的大夏门，刘曜屯兵于城东的上东门（见前面洛阳地图）。

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建立奇功依然是那支来自凉州的客军，当天夜里，北宫纯领着凉州军突袭刘聪于西明门外，数万匈奴骑兵被杀得人仰马翻，匈奴征虏将军呼延颢被斩杀于当场。这支凉州军数量只有一千余人，它能以少胜多，打败数量超过己方十倍以上的敌人，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凉州兵卒确实悍勇无比，二是其实匈奴军队也不过如此。

由此又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同是朝廷的军队，素质怎么会相差这么大呢？此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败给匈奴的，并且龟缩在洛阳城内不敢出击的，数量达到十万左右的洛阳守军呐，朝廷养你们是做什么的啊？作为这支军队的主帅，东海王阁下，你怎么还会有心思搞窝里横？怎么还会有心思去排挤骁勇善战的苟晞？怎么还会有心思解散洛阳禁军？为了一个人的专权，搭上整个国家为之陪葬，东海王的所作所为全面而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国贼”。

次日，十一月壬戌，刘聪与王弥离开城西，在城南洛水边上修筑壁垒，屯兵于城南宣阳门外。刘聪原先以为洛阳唾手可得，但是这个失利证明他依然犯有轻敌的毛病。

因为轻敌，身为主帅的刘聪并没有考虑前军与后军、骑兵与步兵要协同作战，他领着前军五万骑兵一溜烟跑了，丢下后军清一色步兵拖着两条腿追，结果前军都在洛阳交上火了，后军还没有渡过黄河。

也许是因为后军统帅呼延翼统御无方，或者是因为后军军纪实在太差，士气也十分低靡，十一月乙丑，即刘聪改屯宣阳门外的三天之后，后军抵达河东郡大阳县（今日的山西省平陆县西南），正要从附近的茅津渡过黄河，突然无故哗变。呼延翼被哗变的士兵杀死，军队随即解体，士兵从大阳溃逃回平阳。

呼延翼的女儿呼延氏是刘渊的第一任皇后。刘渊可能原本就不赞成这次出征，岳父的死亡与洛阳前线战败的消息使得他更加确信出征是一个错误，所以他命令刘聪收兵。

可是如此收兵让刘聪情何以堪？他回复父亲说，晋军已经十分虚弱，再加把劲肯定可以拿下洛阳，请不要因为呼延翼、呼延颢的死亡而轻率收兵。

刘渊考虑了一下，决定尊重儿子的判断与进取心。收兵的命令撤销了，但是刘聪把话说得太满，就很有压力了。东海王躲在洛阳城内就是不出来，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何况数万做困兽之斗的晋军，刘聪猛攻了几日，攻不下来。

刘聪的心理越来越急躁了，这实在没道理啊，根据他对晋朝军队的理解，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之下，晋军应该早就崩溃了才对。

最后刘聪认为此次出征不利是由于没有得到神灵的庇佑。十一月戊寅，即呼延翼死后第十三天，刘聪离开洛阳前线，去中岳嵩山祈战。临走，刘聪委任平晋将军刘厉与冠军将军呼延郎代理统帅的职权。

城内晋军一看，机会来了。东海王的参军孙询赶紧劝东海王出击，东海王说好，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于是孙询与将军丘光、楼裒领着三千敢死队杀出宣阳门，呼延郎首当其冲，被一刀砍死。

正在嵩山祈祷的刘聪听闻前线战败，心想汉人的神灵原来还是保佑汉人的，他立刻抛下神灵赶回洛阳。留守前线的刘厉听说刘聪要回来，害怕会被治罪，竟然跳进洛水自杀了。胜负乃兵家常事，刘厉却害怕到这种程度，可见当时匈奴军队在刘聪个人意志的高压下，情绪已经很成问题了。

刘聪回到洛阳，匈奴军队的士气十分低落，粮草也即将告罄。王弥赶来劝刘聪，说：“我军接连失利，洛阳的守备依然还很稳固。如今粮草只够支持几天，补给的车队还远在陕县，殿下不如与龙骧将军（指刘曜）先回平阳，休整一下再图后举。”

刘聪冷静一想，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收兵的地步，但是之前夸下的海口怎么办？这次倒不是刘聪不想退兵，而是不敢退兵。

平阳那边刘渊也在纠结，该不该召刘聪回来？刘聪愿不愿意回来？刘聪回来了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惩罚才合适？

还是太史令宣于修之比较乖巧，他向刘渊禀报：“岁在辛未，乃得洛阳。如今晋国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永嘉三年是己巳年，两年之后才是辛未年，所以今年打不胜那是天意。

既然是天意，那自然怪不得刘聪。刘渊派黄门郎傅询去劝儿子收兵，刘聪就坡下驴，带着刘曜、刘景返回平阳，果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但是说这两次的失利一点都没有影响刘渊对刘聪的看法，却也未必，两个月之后，永嘉四年正月，匈奴汉国嗣君人选最终揭晓，刘聪的大哥刘和被册立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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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弥

石勒出身于西晋社会底层，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他的成王成寇是受到命运的驱使，有个被动的过程。另一个枭雄王弥则不同，他一直主动地追逐着做上犯乱的机会。

王弥出生于青州东莱，应该是东莱王氏的成员。东莱王氏虽然不曾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与东海王氏那样叱咤风云，但也是魏晋时期有名的望族。《三国志》替东莱王氏的王基立传，挨着太原王氏的王昶。不过王基之后，东莱王氏就沉寂了，太原王昶的儿子王浑、孙子王济、侄孙王浚以及玄孙王坦之等等，都是两晋的风云人物，而东莱王氏在《晋书》上留名的只有王弥这么一个反贼。

王弥具备成为枭雄的潜质。与大多数同类一样，王弥读书广博又不求甚解，通晓其意即可，其为人狡黠多诈，善于谋略，甚至可以做到举无遗策，并且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州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飞豹”。

有这样良好的军事素养，按理说王弥大可到军队里去大展拳脚。西晋年间秦凉西陲一直不太平，正好可以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

可惜王弥生错了时代，西晋社会的病态导致像他这样的人报国无门。

王弥的祖父王颀曾在曹魏时期担任过辽东玄菟郡太守，入晋之后，转任汝南郡太守，其父的仕宦经历不载于史册。从这份家族仕宦史可以判断东莱王氏中王弥所在的一支已经没落了。

做为高门士族中已没落的疏族子弟，王弥这个身份十分尴尬。他处在一个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同时却又是一个不得志，从而充满怨气的社会阶层。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在附庸风雅，以谈玄务虚为美事，以实心做事为低俗。虽然这个国家离不开军队，离不开武将，但职业军人是被人轻视的，杀敌保境的武功并不能换来主流社会的肯定与赞誉，反而会被看成咄咄武夫。

有个著名的事例，说晋武帝与胡贵嫔在后宫玩摴蒱，（摴蒱是流行两晋南北朝的一种游戏，可以做来赌博，有枰、杯、矢、马五种器具）胡贵嫔是大将胡奋的女儿，性格爽直大胆，有乃父之风，别的宫嫔与皇帝玩摴蒱都会明里暗里让着三分，陪着小心，胡贵嫔寸土不让，与武帝争“矢”，把武帝的手指都搞伤了。武帝恼羞成怒，讽刺说：“你真是个将种啊！”言下之意就是你跟你父亲一样，一身武将习气。

胡贵嫔继续寸土不让，说：“陛下的祖父（指司马懿）北伐公孙渊，西距诸葛亮，陛下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在这段对话里，皇帝与贵嫔两人都将“将种”做为贬意词来用，意味着粗鲁低俗。窥豹一斑，可以推想当时的上流社会对武将的态度。两汉的尚武之风荡然无存，当时的士人不再思慕“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豪情，而是纷纷跟风那些风流名士，信口雌黄清谈误国，那些高门士族子弟涂脂抹粉矫首弄姿，服食毒品五石散，终日追逐声色之娱，谁说要立志杀敌报国，立刻就会引来潮水般的讥笑，被讥讽为“俗人”。

所以，王弥要成为一员武将去边境立功并非易事，那意味着脱离主流成为异类，意味着仕途升迁缓慢。何况王弥的家族已经没落，朝中无人难做官，无人引荐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而且晋朝的皇帝又只信任皇亲国戚，兵权只交给宗室与外戚，王弥即使满腹韬略，也只能给人做马前卒，生死尽在他人手掌之中。

这样的悲剧是有前车之鉴的。

晋惠帝元康年间，建威将军周处受命去关中平定叛乱，归关中都督梁王司马肜、征西大将军夏侯骏节制。周处被派往关中其实是个陷阱，他是江南名将周鲂的儿子，孙吴灭亡之后以降臣身份任职于洛阳，在朝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周处偏偏又刚正不阿，在洛阳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梁王司马肜。

关中发生叛乱之后，那些怀恨在心的朝臣纷纷举荐周处，说：“周处是孙吴名将之子，为人忠烈果毅。”于是晋惠帝派周处去戡乱，周处与朋友都看出这是一个圈套，朋友孙秀（也是吴国降臣）劝周处以赡养母亲为理由推辞任命，但周处说忠孝不能两全，唯有死在关中以身报国了。

梁王也对周处怀恨在心，平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报复，现在到了战场上，机会就来了。夏侯骏命令周处率领五千人孤军深入，周处说：“孤军无援，必然会战败，我死不足惜，但恐怕要为国取耻。”

梁王与夏侯骏心想我才不关心国家的耻辱，只要你死，我就很高兴。周处出发后，梁王又秘密传令友军振威将军卢播与雍州刺史解系，让他们见死不救。

周处最后就在梁王等人的围观之下，壮烈殉国了，死后有人替他鸣不平，但是没有丝毫作用，没有一个人受到哪怕最轻微的处分。梁王是晋武帝的叔父，是晋惠帝的叔祖，相比之下周处人微言轻，死了还不是白死？

倘若王弥去出仕，以他的门第出身，混到周处这样的地位是有可能的，不过想达到梁王、夏侯骏那样的高度，那是梦想。用身家性命替他人做嫁衣，枭雄王弥显然不甘心成为这种人。

如果王弥的出身再低一点，只是个普通百姓，那他倒又有一条出路。

王弥可以用“良家子”的身份参与禁军的选拔，然后任职宫中，与权贵混个脸熟，取得信任之后被委以兵权，建功立业。西晋有两位名将马隆、孟观，先后平定凉州，安邦定国。他们的出身都很低微，走的就是这种路。

不过这只能是个假设。即使是没落了，士族子弟的自尊心也不会允许王弥去投军。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出路么？

有倒是有，这条出路就是直接投靠权贵，做他们的入幕之宾。西晋不少与王弥地位相似的士人走了这条路，并且在《晋书》上留名。比如说赵王司马伦的智囊孙秀，比如说河间王司马颙的智囊李含，再比如说成都王司马颖的智囊卢志。

但是这条路未必适合王弥，做幕僚如同做妾，荣辱兴衰全在权贵一念之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陆机之死。陆机是西晋文豪，一度深得成都王信任，万千宠爱集一身，对其言听计从，并且委以兵权托以重任。可是陆机刚在洛阳吃了败仗，成都王马上翻脸，将陆机及其弟弟陆云、陆耽还有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全部杀死。

王弥桀骜不驯，能不能侍候这些权贵老爷呢？或者说，他全身充满着要做权贵老爷，好作威做福的欲望，能否压低姿态，委身于他人呢？

这估计很难，事实上的王弥并没有选择以上任何一条出路，他一头扎进江湖，做起了游侠。

说是游侠，西晋太平岁月里的游侠与先秦乱世的游侠有很大不同，后者言必行行必果，重义轻生，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好汉；前者虽然也顶着一个“侠”名，大多却是在做锥埋成奸、打家劫舍的勾当，其实只是盗贼而已。但是与一般穷困潦倒被逼铤而走险的盗贼不同，所谓“游侠”有着良好的出身，大多数是官宦子弟，家中有产业，打劫并不是他们的谋生方式，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娱乐方式。当年曹操与袁绍年轻时，也曾做过这种所谓的游侠。

这个所谓的江湖其实就是朝堂的后花园，与朝堂有曲径通幽之妙。那些衙内要找乐子找刺激，或者那些当官的要发财致富，他就可以蒙上脸罩，指使家兵甚至手下的军队到水陆要冲之地拦路打劫。

或许会有后人感到奇怪，难道他们不怕国法律令的制裁？

当然不怕。如果没人执行，律令只是一张废纸而已，这些强盗自己就是执法者，他们要么是一郡太守，要么是一州刺史，或者就是当地豪强，与地方官吏有着千丝万绪的关系。受害人如果报官，那正是自投罗网，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活着去报官。

倘若有人运气特别好，不仅活着逃离现场，并且逃出这些强盗的辖区，然后去报官，结果也往往是石沉大海。谁会因为一件真假莫明的劫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民，一些庸俗的“阿堵物”而得罪同僚呢？况且在当时的权贵看来，不顾身份与寒族子弟通婚那才是败坏人伦的重罪，至于抢劫根本不算什么了不起的罪行，只是玩笑胡闹而已。

当时的高门士族为了垄断特权，把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用法律形式固定起来，严格禁止本阶层与其他阶层通婚。所以，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个大家族，得罪一个大家族，就会得罪一个群体。大家都处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何必要让彼此难堪？晋代的司法是无所作为的，那些企图推行严刑峻法的人，无一例外会遭受举朝上下一致的攻击。

晋朝最有名的一个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富翁石崇。石崇在出任荆州刺史期间，在长江渡口劫掠往来商客，两年后石崇被调回洛阳，那时他已经是西晋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晋朝另一个有名的亦官亦匪的人物，是中国历名上有名的回头浪子戴渊。

戴渊的祖父戴烈曾是孙吴的左将军，父亲戴昌曾担任会稽郡太守，这一点与王弥的父祖十分相似，都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广陵戴氏是江南豪强，戴渊戴衙内少年时也没有出仕，《晋书》上说他“有风仪，性闲爽，少好游侠，不拘操行。”什么叫“游侠，不拘操行”呢？就是在江南打劫，做没本钱的买卖。

元康末年，旅宦洛阳的文豪陆机回江南吴郡老家度假，在回洛阳的途中，戴渊把陆机给劫了。

陆机所在吴郡陆氏是江南四大家之一，陆机的祖父就是当年一把火将刘备烧得悲愤而死的陆逊，陆机的父亲陆抗则曾是孙吴政权的柱石，当时有“陆抗存则吴存，抗亡则吴亡者”的说法，陆机本人也早已誉满江南，被视为江南士人的领袖。总而言之，陆机的江湖地位是很高的，戴渊敢劫他，是因为久闻其名，未闻其面。

陆机看着戴渊“神姿峰颖”，坐在胡床上指挥抢劫时很有大将气度，在船上就远远的招呼他：“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

戴渊也觉得今天被劫的这个家伙不同凡响，一打听吓坏了。李逵初遇宋江时什么心态，戴渊就是什么心态，当即丢掉利剑，痛哭流泣向陆机赔罪。

陆机后来向执政的赵王司马伦推荐戴渊，说这个江洋大盗“清冲履道，德量允塞。”“安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井渫之洁。”是“诚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也。”

戴渊后来做到东晋的征西将军，假节都督衮、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戴渊死于王敦之手，成为东晋的忠臣，他与陆机的相识、相交也成为一段佳话。当然，这段佳话是有偶然性的，如果被劫者不是名满天下的陆机，这段佳话恐怕就会有一种十分血腥的写法。

这段佳话也再次证明了江湖与朝堂是有秘密通道的，王弥做游侠其实是走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戴渊由游侠而出仕是无心之举，王弥则是有意而为之，他长年在京师游荡，目的就是游走权门，想遇到贵人获得青睐。在此期间，他一定在努力结交尽可能多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在洛阳做人质的刘渊。

可惜，王弥没有戴渊那样的好运气，始终没有遇上他的陆机，而世道逐渐紊乱，没过几年，西晋王朝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几年前，曾有个叫董仲道的隐士给王弥看过相，叹了口气，说：“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乱世出枭雄，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王弥心说，老道，你看得还真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