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杀戮书.西晋八王之乱 -- 应侯范雎

一、面容模糊的晋惠帝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的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即将接替做皇帝的人并非先帝指定的皇嗣，劝进则要进行六次。这种特例在汉朝出现过，汉文帝刘恒被大臣拥立为帝的时候，先向西方向让了三次，又向南方向让了两次，第六次才应允做了皇帝。

司马衷是大行皇帝指定的太子，只需三次即可。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已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在这苦苦哀求之下，最后太子勉为其难的接受了皇帝的尊号。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策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名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始终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谥号为“惠”，另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是汉惠帝刘盈，他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

比起汉惠帝，晋惠帝在历史上的口碑更加不堪，他的名言“不食粥，何不食肉糜？”以极端荒诞的形式暴露了当政者不知民间疾苦，千百年来一直令人难忘。晋惠帝被人推测为痴障，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句傻话。事实上，自古以来当权者说蠢话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未必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无耻。

西晋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这一千七百多年间曾出现过二十余种晋朝的断代史书，但完整流传至今的只剩下《晋书》。目前所见最早定性晋惠帝智商的也是这部《晋书》，里面隐讳的评论晋惠帝“厥体斯昧，其情则昏”。《晋书》面世四百年之后，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他也采信了这一说法，说晋惠帝“为人戆呆”。

事实上，晋惠帝的真实面目仍然是一个谜。

《晋书》成书于唐朝贞观年间，距离西晋已有三百年之遥。时间遥远本不是问题，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神圣重大的政治行为，自从先秦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政府都很注重史料的收集与史书的修缮，并且专门设有太史、秘书监等专业机构来收集整理当代史料、编缮前代史书。作为古代政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处于半人半神崇高位置的皇帝，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在案，会专门有一本小册子被称为“起居注”，用来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

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像，当时的坊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此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支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诤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辩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祗。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应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端倪暗藏在《晋书》之中，《晋书.孙盛传》里记叙了这么一件事：数年前东晋权臣桓温北伐，在枋头这个地方遭遇前燕大将慕容垂，惨败而归，事后桓温一直引以为恨。孙盛在写作《晋阳秋》时秉笔直书，并没有替权臣隐讳。书成之后桓温大怒，当面威胁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役诚然失利，也不至于如你父亲说的得那么严重。倘若这本史书通行于世，小心你们全族的性命！”

孙盛的儿子很害怕，回家请求父亲删改。孙盛当时年近古稀，却老而弥坚，他当庭训斥儿子，表示一字不改；孙盛的两个儿子与众多孙儿一起跪下痛哭，恳求老父替全族上百口人的性命着想，孙盛大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默许。

孙盛的儿子于是修改《晋阳秋》掩饰枋头惨败，但是孙盛为人狷介，不甘心屈服于桓温淫威，他将一部未修订的《晋阳秋》寄给北方的前燕皇帝慕容儁，（注：《晋书》中此处有明显错误，慕容儁病死于公元366年，而枋头之役发生于公元369年，孙盛寄书之时，前燕皇帝应当是慕容儁的儿子慕容暐（需手写））让桓温鞭长莫及。数年之后，晋元帝的孙子晋孝武帝特意派人去辽东求得北方版本的《晋阳秋》，与江南版本一对照，内容有多处不同。

由此可知，《晋阳秋》其实分南、北两个版本。南方版本已经被孙盛的儿子篡改过，那么，北方版本是否就是原本呢？不一定，它恐怕也已被人挟带了私货，残本中那一句“牛继马后”的谶言，很有可能就是前燕政权的杰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上结论只能是猜测，不过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前燕政权在当时有足够的动机去抹黑东晋政府。

前燕是东晋十六国之一，它的前身是鲜卑慕容部。西晋时期，慕容部的酋长慕容廆一度臣服于晋朝，被任命为“鲜卑都督”；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慕容部趁机扩张势力，并吞了高句丽与鲜卑宇文部地盘。当时北方最强大的政权是羯族人石勒创建的后赵，后赵对前燕一直虎视眈眈。出于远交近攻的战略需要，慕容廆对东晋称臣，接受东晋任命的都督官职与“辽东郡公”的爵位。

公元337年，慕容廆的儿子慕容皝建立燕国，史称前燕。前燕在建国之初依然表面臣服于东晋，但随着后来后赵的日益衰落，前燕的日益强盛，继续臣服于东晋不再符合前燕的利益。公元349年，后赵发生内乱，前燕趁机发动进攻，向南蚕食；公元352年前燕消灭冉魏，成为北方第一强国。此时前燕的南部边境已与东晋接壤，双方沿着淮河一线已经有领土纠纷。

前燕既然已经羽翼丰满，自然不可能再向东晋称臣。公元352年十一月，燕王慕容儁在蓟城称帝，他对东晋派来的使者说：“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慕容儁自称“为中国所推”，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东晋只是偏鄙小邦，我大燕才是中原正朔。

说前燕是正朔当然只是慕容儁自己给自己贴金，在当时世人心目中，偏安江南的东晋小朝廷才是正朔所在。东晋政权与自己同文同种，由西晋宣帝司马懿的后裔建立，是唯一继承西晋衣钵的合法政权。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哪怕异族统治者使劲汉化自己，努力的推崇华夏文字制度，依然无法取代东晋的正朔地位。当年东晋北伐，军队开入关中，关中百姓夹道相迎，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耆老哭泣着说：“想不到有生之命还有幸见到王师。”此举可见民心所向。

不仅普通百姓如此，北方的士人也普遍是这种心理，人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前秦名相王猛。王猛曾经有机会出仕东晋，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前秦，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无能透顶的东晋朝廷不可能给他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在内心深处，王猛未必无憾，他临终叮嘱前秦皇帝苻坚：“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这句话固然是治国的真知灼见，但也暴露内心的那一丝遗憾：他王猛满腹韬略，竟投身于胡戎蛮夷之庭。

孙盛写作《晋阳秋》的那几年，是前燕与东晋交战最频繁的时期。军事上，前燕在并不落于下风，它接连从东晋手中夺得河北、淮北等地；但在文化认同上，前燕则先天不足，处于绝对弱势。

就在这个时候，救星来了，在江南获得广泛赞誉的《晋阳秋》出现在北方。《晋阳秋》为何到北方来？因为它触犯了时讳。

由于处于敌对状态，很少有北方人能够到江南去，但是好奇心人人有之，《晋阳秋》详细平实记述了东晋现状，一到北方必受瞩目。想像一下，如果这部书批露“东晋的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说有一个“牛继马后”的谶言早就预示了这事的发生。那么这个爆炸性的秘闻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西晋、东晋之间的继承关系，打击东晋政府的“正朔”形象。

所以说前燕政权有足够的动机去篡改《晋阳秋》，将晋元帝污蔑为一个私生子。

前燕政权不久就灭亡于前秦，但“晋元帝是私生子”这个传言却生命力顽强，在北方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十六国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对歧，此时的正朔之争比先前更加激烈，南北双方都标榜自己才是正统，彼此口出恶言，南朝写史称北朝为“索虏”，北朝写史称南朝为“岛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朝人自然不会有兴趣去彻查所谓的“晋元帝是私生子”是真是假。到了公元551年左右，即《晋阳秋》面世两百年之后，北齐臣子魏收撰写《魏书》，书中有晋元帝的传记，传记名称叫《僭晋司马睿传》。这个“僭”就是“僭越”的意思，意思是说北方政权才是正朔所在，东晋皇帝都是僭主，是没有资格称皇帝的。

魏收也采信“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甚至以讹传讹，错得更加离谱。《魏书》中如此写道：“睿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琅琊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睿。”这明显是在胡扯了，牛金与司马懿同辈，琅琊王司马觐则是司马懿的曾孙，夏侯氏嫁入司马家的时候，牛金即使还没病死也已是风烛残年，两人怎么可能通奸？

又过了约莫一百年，唐朝的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奉唐太宗的命令修撰《晋书》。唐朝脱胎于北朝，令狐德棻等人没有摆脱那个流传了近三百年的传言，也采信了“晋元帝是私生子”的说法，并将这一说法写入了《晋书.元帝纪》中。

在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原因作用下，晋元帝在他去世三百多年之后，最终坐实了“私生子”的名号。

有了晋元帝的遭遇，再回过头来看晋惠帝。他真如《晋书》所言，是个痴呆？

未必。

有可能晋惠帝只是性格懦弱，所以处处受制于人；有可能晋惠帝只是不善于言语，并且优柔寡断，所以无法树立君威。他的真实面目经过三百年时光的冲刷、风化，已经模糊不清，又受到那些真伪难辨的史料影响，晋惠帝终于被贴上“痴呆皇帝”标签，万恶所归，渐渐变成一个脸谱。

本书与前人一样，也把晋惠帝描绘成痴呆。这并不表明作者没有任何疑虑，而是因为作者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或者推翻这些疑虑，所以只能因循旧说。

但换个角度来讲，晋惠帝皇帝做得如此失败，眼见身边至亲一个个死于非命而无能为力，他不仅葬送父亲开创的太平岁月，而且还将千辛万苦才得以统一的天下重新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此无能之人与毫无自理能力的痴呆有何分别？既然如此，就不要在这个人身上花费心力了，索性铁了心认定：晋惠帝司马衷就是一个痴呆。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逊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觊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 （需手写）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已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已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像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做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已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召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姿，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策。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息。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作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分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于是就发现了本段开头的那一幕，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滩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文思泉涌，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戳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捧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皇帝驾崩了，皇帝不是病死的，皇帝是气死的。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五、亲兄弟明算账

张华被贬是皇帝放出的强烈信号，表示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

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杀将出来，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设一个阳谋，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司马炎认同荀勖的看法，他下诏任命齐王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其实就是要齐王离开洛阳，回齐国去。

司马炎下这道诏书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考虑到此举可能会引起宗室的误会。于是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实际就是接任齐王卸下的职务。

对于皇帝来讲，外姓臣子是仆人，无须担心他们的反对，怕的是宗室的离心离德，所以司马炎废一个立一个，示意同族，他的目的只在于逐出齐王攸，并不是想削弱室宗。

这两道诏书颁布于十二月甲申，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急待地开辟战场等敌人反攻，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

齐王党人是不会让皇帝如愿的，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

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向皇帝施加压力。

他们众口一词，将齐王攸比作周公旦，说“（齐王）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这样的“至亲义者，不可远朝”。这个比拟是十分应景的，当年周朝建立不久，天下还未稳定周武王就病死了，弟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建立制度平定叛乱，奠定周朝八百年江山的基础；如今太子司马衷是痴呆，上天降下齐王攸这样的贤人来做周公，再度演绎历史佳话，这难道不是天意？

他们还暗示说，天下人都知道陛下想让外戚杨氏辅政，所以要排除与杨氏不和的齐王攸。但是陛下别忘了，外戚祸国由来已久，历史上有吕后擅权、王莽篡汉的教训。

他们又搬出死去已久的文帝司马昭与文明王太后（注：“文明”两字必须拆开理解，“文”是指文帝司马昭，“明”是王太后的谥号），说陛下如果派齐王攸到青州去，“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实则就是发配，“去离天朝，不预王政”。这样有负父母期望，“惧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因此，他们提议说，最稳妥的办法是留下齐王攸，让齐王攸、汝南王亮与外戚杨氏共同辅佐新君，“三人齐位，足相持正”，可保江山巩固。

他们并没有说动司马炎，他们立场使司马炎感到愤怒与恐惧。因为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皇帝的亲信，个个都是朝廷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扶风王司马骏，他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他都督着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两朝元老；侍中王济、甄德是附马。这些人如果想搞一次政变真是轻而易举，自己在世时还可以震住局面，但是将来太子登基，如何治理这群跋扈老臣？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攸已经让司马炎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司马炎认为齐王攸不是周朝的周公旦，而是西汉燕王旦，有篡位的野心。

即使齐王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篡位野心，也无法消除司马炎的疑忌。他是如此受欢迎，竟然有这么多重臣敢于为他顶撞皇帝。很明显，齐王攸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将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上书如泥牛入海。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请皇帝留住齐王攸。

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眼泪这种武器只能打动女人心，如果王太后还在，向太后哭谏一番，由太后向皇帝施压，那可能还有点效果。这时王太后已经死了十五年啦，宫里有份量的女人只有一个杨皇后，而杨皇后一家恰恰就是视齐王攸为眼中钉。

于是两个公主只能去找皇帝哭，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皇帝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他对侍中王戎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我和齐王攸是至亲兄弟，今天我让他出镇，那是我的家事。甄德和王济两个派妇人来哭我死啊！

皇帝的委屈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皇帝看来，虽然齐王攸曾经给他带来那么多不愉快，但是作为兄长，他一点都没有亏待这个弟弟。这十多年来齐王攸享尽恩宠，普天之下，大概只有已去世的皇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所享的礼遇可以与齐王攸相媲比。

司马炎认为自己对弟弟仁至义尽。皇帝所能给臣子的，他已经给了全套，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居心可疑了。

其实这只是皇帝自欺欺人的说法，在明眼人看来，皇帝与齐王攸的兄弟之情则有另一种方式解读。所谓无可复加的恩宠只是假象，皇帝始终不曾信任齐王攸，始终对其心存戒备。

齐王攸虽然位极人臣，但是他担任的职务都是虚职，不掌握实权。此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要么是安享晚年的朝廷耋老，要么是吴蜀的降臣。

比如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汉武帝时专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所谓骠骑将军听上去很威风，实际已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

再比如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攸呆在洛阳未曾出征，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晋朝人才奇缺，司马炎对异姓又很不放心，因此许多宗室成员，不管长幼贤愚，都被任命为各地都督，掌管一方军事。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做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他那个傻侄子、太子司马衷读书。

如今，皇帝想把齐王攸赶走，他的诏令里说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看似是要让齐王攸掌一方大权了，但是熟悉王朝兵力分布的人都知道：青州以北的幽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鲜卑人的；青州以南的豫州驻有重兵，那是防备江南吴人的；偏偏青州,没兵驻守。

所以，让齐王攸都督青州诸军事只是一句空话，皇帝真正想说的是，你回齐国养老去吧。

就当皇帝与群臣僵持不下的时候，齐王党人又捅了娄子。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这次驱逐齐王的诏书肯定又是杨珧在背后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打算设埋伏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告状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统率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事情快要恶化成流血冲突，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官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不过皇帝在过年之前驱逐齐王攸的计划也没有得逞。

纷纷扰扰间，太康三年接近尾声，双方中场休息，准备过年。

皇帝也好公卿也好寻常百姓也好，都在除旧迎新，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钉桃符、彻夜守岁，平常百姓祭祀祖宗，皇家设坛拜社稷、摆上三牲去太庙问候先帝。

到了元日，百姓纷纷走出家门，个个冠带整齐鲜艳，逢人道喜道贺，相互敬着泡以桃汤柏叶的椒酒；

在皇家照例有朝会，热闹非凡。皇家朝会仪式繁缛，一搞就是一天，朝会结束还要用膳，用膳完毕，往往已是夜晚，君臣一起欣赏歌舞。如果有雅兴，还要吟诗唱和一番。晋初傅玄曾写《元日朝会赋》，描述如下，“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 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

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元日的朝会照常举行，皇帝神情欢娱；正月初七的人日、正月十五日皆有朝宴，君臣共乐，尽兴而归；正月晦日，皇帝领着众臣到洛水泛舟，绿波徐徐春枝袅袅，新鸟欢歌，令人心旷神怡，只是众臣中不见齐王攸，听说是病了。

就在大家认为齐王这事不了了之的时候，司马炎突然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这才知道，原来皇帝还惦记着这事呢，他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已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这一商议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攸。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个名字后人也许会感到陌生，但曹志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他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却命运多舛的曹植曹子建。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不如说是替自己父亲鸣不平。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齐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倒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司马炎大怒，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有人推波助澜，廷尉刘颂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下邳王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大家一看皇帝动真格了，都不敢再劝。

太康四年二月，皇帝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已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但是皇帝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需手写）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需手写）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已本身还要了解。

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做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

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表面上是冯紞（需手写）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需手写）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已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四、政变伤了皇帝的心

众臣怀有拥立齐王司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卫瓘等人的谏言。卫瓘的儿子卫恒是齐王司马攸的秘书，他们父子的立场可想而知，只是卫瓘为人谨慎，不敢明言拥立，只敢借酒装疯含蓄地进谏。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胆子不小，他对皇帝说：“陛下子弟虽多，然有名望者少。齐王卧在京邑，所益实深，不可不思。”皇帝当时就怒形于色，这老兄也是个强项令，一看皇帝使脸色了，耍脾气摞下皇帝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已闯祸不小，结果给吓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终坚持太子为嗣，比如说贾充、荀觊、荀勖、冯紞（需手写）还有杨骏、杨珧兄弟等人，其中贾充是太子的岳父，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说过，他们已经结成利益共同体，太子的未来与他们休戚相关。

嗣君之争是国本之争，非同小可。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嗣位之争，而每一次争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阶层内部为了争夺权力、为了打击异己，或者纯粹为了自保，都会自动或者被动的卷入纠纷，选择阵营勾结成党，兴起党争。党争的后果大都严重并且残酷，轻则朝堂大换血，伤筋动骨一番，重则爆发内战，导致亡国。

这次也不例外，朋党之争再次披上嗣位之争的外衣，愈演愈烈。

与两汉曹魏不同，晋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曹魏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协助，因此，当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旧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几乎全盘照抄。

综上原因，晋王朝从来没有朝气蓬勃过，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得暮气沉沉，仿佛是积重难返的曹魏政权褪了层皮。后世的史学家都将魏、晋两个朝代合并在一起研究，称之为“魏晋时期”。

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

《晋书.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裴）楷对（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

《晋书.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

《晋书.冯紞（需手写）》记载了荀勖、冯紞（需手写）与齐王攸的矛盾：“（冯）紞（需手写）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

《晋书.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任恺传》总结说：“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策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已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已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已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挺齐王的那党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咸宁元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

按晋朝人的观点，一切的灾难，包括地震、飓风、涝灾、旱灾、蝗灾甚至火灾，都是天子与朝廷行为有缺，所以上天降下灾祸以示警告。瘟疫也是如此。

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两个月间，洛阳一片死寂，宛如空城。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司马炎在深宫中反省过失。为了避免疫情传入宫中，他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是他的过错确实太大，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已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私下里交流，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攸。谋定而后发，他们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司马攸是你的女婿，太子司马衷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而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已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最终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竟然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上的病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已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冯紞（需手写）对着皇帝大叫侥幸，说：“倘若陛下龙体不愈，公卿百姓都归心于齐王，齐王恐怕难以恪守臣节，太子恐怕无法继位。”他劝皇帝将齐王攸逐出洛阳，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需手写）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穷查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一件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再次名列三公。

齐王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皇帝的宽容超越常理，反而欲盖弥彰，虽然他对齐王攸的优宠一如既往，但是许多人已经明白这是一个假象。皇帝把这笔账默默记在心里，迟早有清算的那一天。

一年之后，也就是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司马炎又有了一个良机驱逐齐王攸。当时杨珧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措施，制约各镇都督与各诸侯王的权力，其中有一条是冲着齐王攸来的。

杨珧说“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义，万世之固。”言下之意如今各王爷公侯都栈恋京都，无法发挥藩卫王室的作用，不如赶他们回藩国。

这些建议被司马炎采纳。咸宁三年八月癸亥，皇帝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皇帝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回藩国的，而杨珧矛头对准的齐王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在洛阳任职，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如果要彻查肯定会伤筋动骨，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司马炎这口气一直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后来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并且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皇孙司马遹越长越惹人怜爱，司马炎已经容不得任何人再威胁太子的地位。此外由于纵欲过度，太康年间的司马炎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个因绪也促使司马炎开始忧心身后事。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需手写）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