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情报工作就是一手拿着杯具，一手拿着洗具 -- 黄河故人

不全是江后的原因吧。改开后自己的制度青黄不接。种种改革扰乱了人事制度，又搞得机关和各单位的保密工作形同虚设

五、情报战线重要人物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成果最显著的是对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作用的研究，罗青长回忆了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情报工作的指导，认为周恩来是中共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毕生为情报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74]对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及影响：主要有对党的绝对忠诚；为革命勇于献身；既有革命胆略又有务实精神；关心干部、赤诚待人、严于律己；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76]璞玉霍研究了周恩来在党的白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认为周恩来是党在白区隐蔽战线的统帅，是情报工作的奠基人和指挥员、是电讯机要工作的创建者、是国民党军队秘密策反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和指挥者。[77]薛珏研究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不同时代条件与时俱进地领导隐蔽战线，使中共情报工作顺利展开。[75]薛珏还独辟蹊径论述了周恩来精神风范

情报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传奇经历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穆欣介绍了刘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78]张甦生在东北的情报工作经历。[86]倪良端介绍了钱壮飞的传奇情报工作经历及其在中央苏区斗争的情况。[79]许俊介绍了项与年的事迹，即：早年是印尼华工领袖，回国后担任中央特科主力；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设立地下情报机构，派人打入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历尽艰难，将获取的国民党军绝密军事作战计划送往苏区，确保红军突围长征。[80]汪烈九记述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之女陈琏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以及含冤屈死的事迹。[81]崔增印介绍了傅作义之女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82]史小力介绍了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的情报生涯。阎又文早在1938年即入党，接受党的指示长期担任傅作义秘书，收集傅部军事情报，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关系的变动，成功说服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83]王树人介绍了中共历史上“著名卧底”如赵荣声、谢和赓、汪锦元等16人的斗争事迹。[84]夏为民介绍了潘清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深入敌占区，收集情报的经历。[85]刘延辉介绍了

学者们对中共情报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熊向晖、沈安娜、张露萍、郭汝瑰等颇为关注。刘明刚等介绍了熊向晖受周恩来秘密派遣打入国民党第一军，获得胡宗南信任，成为其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经历。熊向晖利用工作之便，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粉碎国民党进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87]薛钰访问了沈安娜、华明之，由当事人回忆了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经过、在周恩来领导下深入国民党中常会长期担任速记员，将大量国民党机密透露给中央，回忆了周恩来关于隐蔽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精神风范对他们情报工作的重要影响。[88]吴江雄等介绍了张露萍在军统电台内部设立党支部，破译了戴笠和胡宗南之间的专用密码，帮助中共抓获潜往延安的特务以及被捕后在息烽集中营斗争及牺牲的情况。[89]梁佐华等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等要职的地下党员郭汝瑰为我军输送机密情报并最终率部起义的传奇经历。[90]

对中共情报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克农、胡底、鲁自诚、阎宝航、陈养山、董健吾等的研究也十分丰富。[91]

六、地下经济战线研究

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经济战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关系到党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共地下党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为党的事业的生存和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万立明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在上海保险业中的活动。上海地下党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下利用保险这一特殊行业，积极开展活动，有效的利用了保险公司同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长期保存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加强了保险业之间的团结，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促进了华资保险业的发展。[92]王元周研究了中共地下党成功经营的企业典范——广大华行。厘清了广大华行成立、转变、兴盛、结束的历史过程。[93]邓粼记述了朱传贤走上情报工作的经过及在天津建立中共地下秘密通道，抗战胜利后主持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在华北地区拓展业务，为中共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的事迹。[94]伊里记述了杨延修利用广大华行为掩护，结交国民党权贵，为中共运送大量急需物资，从事秘密战线斗争的经历。[95]伊里研究了张平在广大华行到华润公司这段过程中从事经济斗争的经历。[96]方正介绍了广大华行领导人卢绪章在地下经济战线与国民党周旋的事迹。[97]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共地下党在香港领导杨建平组织“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开展贸易活动，开通香港与解放区之间的贸易运输线、资助《华商报》的经营、成立“裕华贸易公司”的情况。[98]高宏的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的财经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财经工作机构，制定财经工作方针；积极从事工商活动、广泛开展经济统战工作；从财经上支持内地的武装斗争；培训财经干部，建立人民银行和物资局等机构；开展护产斗争及策动国民党在港经济机构起义。[99]

七、特殊的统战工作研究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有一条特殊的统战工作战线，中共努力争取具有代表性的军政人物，把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不断的开辟隐蔽斗争的新局面，他们争取了有益于革命工作的进步人士和党派团体。这些进步人士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在不同方面帮助中共展开工作。孙越崎回忆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特别是潘汉年的领导下经过起义，成功留在大陆的经过。[100]陈日增记述了解放前夕中共情报人员突破国民党阻挠，成功说服海军元老萨镇冰、陈绍宽留下。[101]方亭和孙希磊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使他们留在大陆没有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为新中国建设保存了一大批有学识、有专长、有经验的人才。[102]茆贵鸣介绍了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团结关心中国抗战的文化名人和各阶层人士，加强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舆论宣传。[103]徐鸣皋介绍了中共团结开明绅士刘少白的事迹。刘少白是清朝末年的贡生，民国初年的山西省议员，晋西北的绅士，他同情中共，积极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主持西北农民银行，在经济、财政方面大力支持了陕甘宁根据地。[104]芦荻研究了中共对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使李济深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全力支持中共武装斗争，真诚与中共合作，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105]杨圣清、谭宗级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争取、团结一大批中间和进步人士的情况。与国民党人士冯玉祥、屈武、于右任等建立了经常性的固定联系，皖南事变后，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大量工作；争取四川、云南、广西等地方实力派；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沈钧儒、梁漱溟等建立密切联系，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说明中共政策，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子昂、吴蕴初、胡厥文等宣传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为抗战作出贡献，支持他们同四大家族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组织和领导各种文化团体，把大批进步的和中间的知识分子吸收到这些组织中。[106]

八、对地下情报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重视隐蔽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但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过不少挫折，有沉痛深刻的教训。杨之华撰文对顾顺章一案进行了十分严肃的分析和总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早期重要的负责人之一，掌握党内大量的秘密，特别是保卫、情报工作的核心机密。顾顺章叛变后，由于情报人员钱壮飞及时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周恩来等及时、紧急的处置，才避免了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顾顺章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的人品低下，政治水平不高。与他当时担任的领导身份很不相称。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熟悉顾顺章情况的杨之华曾说：“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敢而已，但是他们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保护自己，不能为整个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无产阶级的叛徒，顾顺章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107]李肖华研究大连地下党组织在1927年7月到1937年8月十年间由于叛徒出卖、左倾错误等原因遭受四次严重破坏的经历，认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行正确斗争策略、必须严格入党标准，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108]王枫研究了奉天特委1932——1934年间四次遭破坏的原因，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最重要的原因。[109]对于中共地下党史上遭遇重大挫折的“南委事件”和重庆地下党遭破坏的事件学者也多有研究。李家全在广泛收集、研究历史档案，在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研究了南委遭到破坏的经过。[110]陈永红研究了周恩来对“南委事件”的善后指导，认为周恩来的正确领导挽救了中共南方党组织，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11]孙丹年研究了导致重庆地下党暴露的《挺进报》事件的始末和经验教训，认为领导成员的腐化是导致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112]罗广斌在《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重庆地下党遭受破坏的经过和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崇高精神风貌。在这份报告中，以“狱中意见”的方式，对党提出了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主义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等重要意见。[113]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危害以及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党内坏人的中伤，一批曾在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建立殊勋的隐蔽战线的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陷害，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中如潘汉年、扬帆冤案，[114]阎宝航冤案，[115]陈琏、袁永熙夫妇冤案，[116]关露冤案，[117]袁殊冤案，[118]对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文革中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119]等等。

在经验总结方面，朱华、李春峰研究了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认为上海地下党工作取得很大成功积累的主要经验是：党的领导机关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在群众工作中注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有效利用群众组织、发扬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得出了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应该借鉴历史经验，注意关心和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团结群众，始终保持广大党员先进性的启示。[120]党领导的一切斗争，都以反映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为切入点；始终把领导经济斗争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帮助群众维持，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共产党员为理想信念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形象，以及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的精神。[122] 孙华研究了云南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取得发展的历史经验。他指出，云南地下党将党的指示和云南工作的实际相结合，在统一战线、学运、军运及武装斗争等各个方面较好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121]谢黎萍总结了上海地下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基本经验：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史实回顾和研究工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中共在此方面斗争的情况逐步清晰。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还严重滞后，一些史实还不清楚，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还不多，大量的是回忆性、纪实性的作品；完整、系统的总结介绍中共隐蔽战线斗争、能反映这一方面全貌的综合性成果还没有，目前的成果多是片段的、零散的、局部的。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下，有待党史工作者更为积极的努力，创作出一批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能与这一战场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相称的作品来。

（此文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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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 珏：《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穆 欣：《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中央特科》，《党史文汇》2002年第2期。

[③]苏智良：《周恩来与中央特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张蕾蕾：《周恩来与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北京档案》2003年第11期；罗道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与我党早期的秘密工作》，《长白学刊》2001年第3期。

[④]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中的中央特科》，《廉政瞭望》2005年第10期；王铁群：《话说中央特务科》，《党史文苑》2007年第4期。

[⑤] 何立波：《扑朔迷离的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党史纵览》2007年第4期。

[⑥] 杨新跃：《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党史纵横》1994年第6期。

[⑦] 杨黄霖：《延安交际处忆往》，《百年潮》2007年第2期。

[⑧] 参见熊本人的著作及杨者圣著：《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段伯宇：《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中共党史资料》第47辑，第48－76页。

[⑩] 刘英全：《骇浪中的隐蔽之舟——辽沈战役中的“方涛”地工小组》，《党史纵横》1995年第1期。

[11] 孙绳禄、郭宇：《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共沈阳“情报小组”的地下斗争》，《党史纵横》2003年第6期。

[12]王志英：《插向阎锡山心脏的一把利刃——追记打入二战区总部的地下党员樊耕农烈士》，《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

[13] 梁 正：《执行特殊任务的勇士——记赵中枢》，《党史纵横》1999年第9期。

[14] 鲍建中、田子恒：《播火敌营——党在驻锦州滇军中的地下工作》，《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

[15] 宋 黎：《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我所了解的东北地下党》，《党史纵横》1988年第5、6、7、8、9、10期。

[16] 程堂发：《鲍君甫：镇反中发现的一位特殊人物》，《党史博览》1999年第7期。

[17] 李 勤：《火种，迅速腾焰——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前后》，《党史纵横》1995年第1期。

[18] 张绍麟：《驶向光明——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起义纪实》，《党史纵横》1996年第1、2期。

[19]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江阴要塞策反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第93－100页；唐秉煜：《江阴要塞起义真相》，《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王振逸：《掉转炮口——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始末》，《党史纵横》1996年第1期；朱泽：《渡江战役前后党的地下斗争》，《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20] 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百年潮》2008年第4期。

[21] 王春华：《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前的秘密情报战》，《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22] 刘昌英：《我的台湾地下党经历》，《新远见》2007年第3期。

[23] 何康口述、何达整理：《从大陆战斗到台湾——我所知道的吴石》，《百年潮》2007年第1期。

[24] 建波、斯科：《留取丹心照汗青——记战斗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吴石》，《党史纵横》1996年第7期。

[25] 钱晓岚：《战斗在台岛上的红色女特工朱枫》，《党史文苑》，2000年第5期。另见刘晓农：《朱谌之——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女性》，《党史纵览》2001年第1期。

[26] 徐林祥、方劲松：《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党史纵览》1995年第6期。

[27] 程兆奇：《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史林》2005年第5期。

[28] 黄敏、张艳华：《“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记我党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郑文道》，《文史春秋》2005年第9期；张艳华：《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郑文道》，《党史纵览》2005年第11期。

[29] 云献智：《对日前沿秘密战——记关岛情报站》，《党史纵横》1997年第9期。

[30]庄宝瓒：《敌后闪电——记奉天白塔堡地下反日电台》，《党史纵横》1993年第9期。

[31] 徐林祥：《一个长期做国民党和汪伪的人——记秘密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袁殊》，《党史纵览》1994年第6 期。

[32] 周宗奇：《与魔鬼共舞——记关露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沧桑》2001年第2期。

[33] 张丽云：《电波忠魂—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牡丹江站负责人张惠忠》，《党史纵横》2006年第8期。

[34] 余科杰：《隐蔽战线上的阎宝航》，《党史天地》1998年第1期。

[35] 王德利：《沦陷区的惊雷——记张永兴和他领导的地下军事情报站》，《党史纵横》2002年第1期。

[36] 张丽云：《共产国际的远东女谍龙桂洁》，《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

[37] 关 山：《东江纵队与盟军情报合作始末》，《纵横》2003年第11期。

[38] 曾 三：《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62－73页。

[39] 通讯兵史编审委员会：《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第84－119页。

[40] 童小鹏：《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245－271页。

[41] 姚文奇：《李白夫妇与秘密电台》，《党史纵横》1993年第4期。

[42] 季焕麟：《回忆在白区为中共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第91－101页。

[43] 张沈川：《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页。

[44] 毛齐华：《我党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9页。

[45] 王铁群：《关向应上海蒙难——中央特科的一次行动》，《党史纵横》1994年第3期。

[46] 佟 言：《陈泊：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的情报奇才》，《党史博采》2006年第10期。

[47] 齐守成：《棺材里的秘密——摧毁军统保密局沈阳潜伏台纪实》，《党史纵横》1995年第10期。

[48] 建波、斯科：《侦察员的功勋——一位老特工的自述》，《党史纵横》1995年第7期。

[49] 凌 辉：《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纵横》1996年第1期。

[50] 苗 生：《国民党保密局福州潜伏电台被摧毁始末》，《党史博览》，1999年第11期。

[51] 姚依林：《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85－96页。

[52] 涵 子：《国家体委原副主任徐才回忆从事地下工作的年轻岁月》，《中华儿女》2007年第9期。

[53] 熊 健：《北平三年地下工作纪事——北平解放五十周年纪念》，《红岩春秋》1999年第2期。

[54] 魏宏运：《我的地下工作经历》，《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55] 杨力平：《回忆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我党的地下工作》，《教育与职业》1986年第2期。

[56] 郎冠英：《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东营”战场》，《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57]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69－104页。

[58]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105－130页。

[59] 孔 原：《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段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46－56页。

[60] 高文华：《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131－161页；《关于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几点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6页。

[61]李 越：《记北平地下党领导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

[62] 曹 诚：《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47辑，第34－47页。

[63] 熊志华：《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他》，《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64]王亚文：《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革命史资料》第2辑，第99－116页。

[65] 李沛群：《回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2页。

[66] 史 唐：《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67]宁起枷：《毕节地下党活动概况》，《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2期；张生力：《湘鄂赣边区地下党活动散记》，《湘潮》1985年第11、12期。

[68]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69] 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1927—1933年）生态分析》，《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70] 黄坤胜：《厦门地区早期党的组织状况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7年第4期。

[71]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1－197页。

[72] 田中仁著 张晓峰译：《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第206－223页。

[73] 张 敏：《黎明前的战斗——沈阳解放前夕铁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党史纵横》1998年第7期。

[74] 罗青长：《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72－79页。

[75] 薛 珏：《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工作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6] 薛 珏：《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及影响》，《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77] 璞玉霍：《周恩来在党的白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

[78] 穆 欣：《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炎黄春秋》2002年第6期。

[79] 倪良端：《虎穴英豪钱壮飞》，《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

[80] 许 俊：《中共“特科”项与年的传奇生涯》，《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81] 汪烈九：《豪门弱女陈琏风雨人生路》，《文史春秋》2001年第5期。

[82] 崔增印：《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冬菊》，《文史月刊》2004年第1期。

[83] 史小力：《1958年才公开的共产党员》，《党史博览》1998年第2期。

[84] 王树人：《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党史博览》2006年第12期。

[85] 夏为民：《夜暗中的港口红星——潘清平地下工作历闻》，《党史纵横》1996年第6期。

[86] 刘延辉：《风雨人生——记女地下党员张甦生》，《党史纵横》1999年第3期。

[87] 刘明钢：《敌营十二年——记情报英杰熊向晖》，《党史天地》1994年第5期。关于熊向晖的传奇情报经历还可参见徐林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熊向晖的秘密工作生涯》，《江淮文史》1996年第6期；张宗高、文卫华：《红色特工熊向晖》，《党史纵览》2000年第6期；常家树：《熊向晖在中共大棋局中的关键时刻》，《党史纵横》2006第6期；冯晓蔚：《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党史纵横》2007年第8期，贾章旺：《红色间谍——熊向晖》，《文史精华》2007年第11期。

[88] 薛 钰：《在周恩来指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访沈安娜、华明之》，《中共党史资料》第65辑，第63－75页。关于沈安娜、华明之做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还可参见沈安娜：《博古批准我入党》，《百年潮》2007年第5期；何 蜀：《纤笔奇兵——蒋介石身边的中共情报员》，《红岩春秋》1998年第4、5期；居正修：《和沈安娜一起速记》，《红岩春秋》1999年第4期；《情报生涯从速记开始——记地工青年沈安娜》，《党史纵横》1999年第5期；李天林、张海：《打入敌人心脏的女共产党员沈安娜》，《中华魂》2004年第7期。

[89] 吴江雄：《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张露萍和她的“七人小组”战斗在军统中枢》，《贵州文史天地》1997年第6期。还可参见金建明：《张露萍：国民党“军统电台案”的“要犯”》，《党史纵览》1999年第6期；虎 林：《潜伏在戴笠身边的“女侦察员”》，《政府法制》2002年第1期。

[90] 梁佐华：《郭汝瑰起义侧记》，《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朱竟成：《“红色间谍”郭汝瑰》，《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91]刘炳峰：《特工之王李克农》，《文史春秋》2004年第2期；穆欣：《胡底：隐蔽战线的英烈》，《党史文汇》2003年第3期；李忠效：《隐蔽战线功臣鲁自诚》，《红岩春秋》2007年第3期；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穆欣：《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党史文汇》2002年第8期；刘肃勇：《从爱国牧师到隐蔽战线上的勇士——记董健吾的传奇人生》，《文史春秋》2005年第8期；韩丽华：《神秘的牧师——传奇地工董健吾》，《党史纵横》2002年第3期。

[92] 万立明：《抗战时期活跃在上海保险业的中共地下党》，《档案春秋》2005年第8期。

[93] 王元周：《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百年潮》2005年第1期。

[94] 邓 粼：《从秘密交通到红色保险经理》，《百年潮》2003年第8期。

[95] 伊 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杨延修》，《百年潮》2003年第5期；《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与广大华行》，《百年潮》2003年第4期。

[96] 伊 里：《从广大华行到华润公司 “红心商人”张平的传奇经历》，《百年潮》2003年第6期。

[97] 方 正：《与钱神和魔鬼打交道的人——记“红色资本家”卢绪章》，《文史春秋》1996年第1期。

[98] 参见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4页。

[99] 高宏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财经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第92－101页。

[100] 孙越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第185－218页；还可参见季树农：《资源委员会移沪迎接解放亲历记》，吴兆和：《解放前夕的资源委员会》，谢佩和：《资源委员会在宁沪迎接解放的回忆》，冼子恩：《资源委员会在广州迎接解放的经过》，上述文章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64页。

[101] 陈日增：《黎明前国共在隐蔽战线上的一场大较量》，《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2期。

[102] 方 亭：《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1996年第2期；孙希磊：《“第二条战线”的一场特殊斗争——记解放战争期间北平地下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1996年第2期。

[103] 茆贵鸣：《廖承志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百年潮》2005年第6期。

[104] 徐鸣皋：《毛泽东肯定过的开明绅士刘少白》，《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105] 芦 荻：《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百年潮》2003年第1期。

[106] 杨圣清 谭宗级：《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211－225页。

[107] 杜 宁(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参见林齐模：《中共地下斗争史上的惊险一幕》，《世纪桥》2000年第1期。。

[108] 李肖华：《大连地下党组织四次遭受严重破坏及其经验教训》，《大连干部学刊》1999年第3期。

[109] 王 枫：《“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奉天特委被破坏原因浅析》，《党史纵横》1989年第3期。

[110] 李家全：《抗战时期中共南委是怎样遭到破坏的》，《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

[111] 陈永红：《周恩来对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善后工作的指导》，《广东党史》1998年第2期。

[112] 孙丹年：《〈挺进报〉事件始末和深刻教训》，《福建党史月刊》1997年第5期。

[113] 转引自陈全、徐术《顽强奋起迎接解放》，《红岩春秋》2006年第6期。

[114] 陈修良：《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第1期；张薇君：《江青与扬帆冤案》，《百年潮》2003年第2期。

[115] 王连捷：《英雄无名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16] 章学新：《陈布雷、陈琏父女分道扬镳》，《炎黄春秋》1996年第1期；参见王泰栋编著：《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420页。

[117] 舒 平：《关露：在坎坷和误解中走完一生》，《纵横》1996年第11期；赵森：《关露：一个不该被遗忘的革命女作家》，《党史文汇》1999年第8期。

[118] 岳 桦：《红色情报员袁殊》，《民国春秋》2000年第5期。

[119] 崔增印：《我所知道的傅冬菊》，《纵横》2007年第5期。

[120] 朱华、李春峰：《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21] 孙 华：《灵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云南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取得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2001年第7期。

[122] 谢黎萍：《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海地下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实践及其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程世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左双文 王 杰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是隐蔽战线斗争。毋庸置疑，中共隐蔽战线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创造的卓越功绩和丰富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中共隐蔽战线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在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情报保卫工作、地下党组织状况、情报战线人物、地下经济战线、特殊的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斗争是整个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的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共隐蔽战线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较多集中于那条“看得见的战线”，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则少有涉及。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历史上的隐蔽斗争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必须遵循严格的保密制度，情报人员实行单线联系，不许有文字记录，即使是当事人也只能了解自己那一个局部的情况，加上年久失忆，一些晚年的回忆不能十分精确。此外，部分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干部在建国后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的工作未能作出正确评价，他们的业绩更是鲜为人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逐步恢复，加上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为了党的利益，必须高度保密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披露，一些当年的情报人员得以平反，他们在自己的回忆文章或口述实录中忆述了自己的情报生涯，相关资料也日益开放。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开始日益引起党史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撰写、整理、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著，尽管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无疑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与这项研究方兴未艾的情况不大相称的是，目前尚无一篇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综述性的论文，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既是对此前的研究工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也是期待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在此方面，取得更为丰硕、系统，水准更高的成果。

一、有关著作的出版情况

关于隐蔽战线领导人的专著有穆欣的《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主要记述了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建立中央特科，保卫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推动武装斗争，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论述了周恩来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贡献。王朝柱的《周恩来在上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共上海市委党研室编的《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集中讲述了1927——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的革命斗争经历，其中很大部分详细记述了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陈绍畴的《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以可靠的文献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从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贡献两个方面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情况。此外还有穆欣的《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开诚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综合性的研究专著有游国立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他克服历史档案资料不全等限制，研究了隐蔽战线的理论，他认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思想；二是隐蔽战线与其他战线的关系。他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共隐蔽战线发展史划分为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三个阶段，介绍了隐蔽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评析了有关隐蔽战线斗争的若干重要史实，论述了中共隐蔽战线的特点及经验教训，是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性论著。

专题性的著作有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区工作，重点是城市工作方面，但侧重于合法斗争，对非法斗争少有涉及。璞玉霍和徐爽迷的《党的白区斗争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反映了中共白区斗争建立、发展、成熟的全貌，探讨了中共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产生、发展的过程，注意反映白区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及中共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事迹。费云东主编了《中共保密工作简史》（金城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性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及此前出版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作者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深得周恩来信任，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部署下在抗战初期即作为“闲棋冷子”进入胡宗南部，一年多后被选为胡的机要秘书，长期潜伏，为中共中央收集和传递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情报的传奇经历，尤其是抗战时期密送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及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的情报。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介绍了作者四十年的工作经历，很大部分讲述了自己所负责的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的有关内容。金城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介绍了自己担任中共对敌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延安交际处处长期间，从事情报工作、侦破国民党间谍、对国民党爱国将领进行统战工作的经历。马识途的《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研究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郑伯克的《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是作者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大部分讲述了云南地下党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发动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王朝北口述，师宁编写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忆述了在西安设立情报站，主持西北情报工作，负责将西安情报报送中央的经历。《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共收集回忆录和资料三十六篇，均为个人经历和回忆，反映了武汉地下党斗争的面貌。此外还有郭有义的《地下工作十五年——郭有义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传记、纪实性著作中，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颇具代表性，作者的父辈即曾在中共秘密战线长期工作，利用此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多为不同时期中共情报部门的高层人物，得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坚持言必有据，揭示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许多历史真相，但此书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对白区的隐蔽斗争较少着墨。岳先和秦少智的《虎穴龙潭》（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系统揭示了中央特科在上海九年的历史，收集了大量史料。《纵横》编辑部编辑的《隐蔽战线大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汇集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三十个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面貌。夏继诚的《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介绍了打入国民党军务局、官至少将情报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与其兄弟段仲宇在侍从室收集情报的传奇经历。另有夏继诚的《淮海战役秘密战》、松植的《辽沈战役秘密战》《平津战役秘密战》系列纪实于2007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李维民口述、陈玙整理的《地下烽火》（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牙含章的《陇右地下斗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分别忆述了东北及甘肃地下党的斗争。反映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还有陈绍畴的《白区斗争纪实》（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江雄的《大策反——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杨顺仁的《撩开神秘的面纱——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蔡惠霖等编的《崇高的使命：忆战斗在国民党营垒的岁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1968年，香港宇宙出版社出版了《国共特务战》一书。1997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一书，后一种选录了大陆发表的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及郭汝瑰的回忆等文章。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党史专著和《潘汉年传》、《李克农传》等中共人物传记中对中共隐蔽战线均有涉及。

史料是史学研究赖以存在和伸展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史料的意义同样重大。但是由于资料保密制度等原因，目前这方面的史料还很不充分，笔者所知的主要有：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资料编辑小组编《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公安史资料》（内部），《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革命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这种状况，自然会限制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拓展与深入。

二、关于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还不懂得使用情报手段作为斗争武器，尚未意识到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性。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出于自卫，中共开始积极筹建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机构，周恩来于1927年秋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但此组织究竟成立于何时，以往学术界有诸多争议，薛珏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经过详细考证，认为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①]

关于中央特科成立的过程，穆欣认为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武汉后周恩来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隐蔽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但是很快汪精卫反共，中共中央再迁往上海，白色恐怖下中共很多领导人被捕，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叛变，为保卫中央安全，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继承了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科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新的斗争。[②]同时，学者们一致认为，周恩来制定的工作原则有效的指导了中央特科的工作。[③]

有作者论述了中央特科内部的工作分工及工作职责情况：一科总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性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敌特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④]

延安时期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主要表现在肃奸、反特方面，主要领导机构是中央社会部。何立波详细论述了这时期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变迁的情况，即西北政治保卫局（1935.10——1937.9）、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1937.9——1937.12）、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7.12——1939.2）、中央社会部（1939.2－），并介绍了延安保卫部门粉碎日特、军统、中统刺杀周恩来、毛泽东的阴谋等事迹。[⑤]

三、情报保卫工作研究

情报保卫工作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整个隐蔽战线斗争的一条主线。

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在情报战线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长期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取得信任，甚至被委以重任。他们利用特殊条件，为中共提供大量机密情报，起到了特殊作用。比较突出的有“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内，担任重要职务，不断将国民党高级机密报告给中共中央，尤其是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等提前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撤离，避免了严重的灾难。[⑥]杨黄霖回忆了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期间，1943年到1944年，以巧妙手段窃取驻延军统特务密电码本、并将其全部一一抄录的经过，从而成功破译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依据。熊向晖的情报生涯更一度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⑧]段伯宇回忆了自己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的经过及斗争经历。[⑨]刘英全介绍了辽沈战役中东北社会部成立“方涛”地工小组，打入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收集情报的事迹。“方涛”地工小组获悉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及作战意图，为解放军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⑩]孙绳禄和郭宇记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要职，获取情报的情况。此举对东北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1][⑦]

关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情况，王志英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樊耕农打入阎锡山部队的事迹。樊耕农及时获悉阎锡山的反共意图，为中共提前做好应对作出了重要贡献。[12]梁正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赵中枢利用自身特殊身份，长期潜伏在阎锡山身边，获取大量机要情报，尤其是阎锡山与日军勾结和阎方战略动态、兵力部署、城防工事设施的情报，成功的实施了中共中央在山西“拖住阎锡山，发展特殊化斗争”的策略，为解放太原作出了贡献。[13]鲍建中和田子恒介绍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调往东北的云南地方部队，策反爱国将领、建立电台，收集情报、发动政治攻势、配合战场行动的情况。[14]宋黎回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军内部壮大中共组织、宣传抗日主张，争取爱国将领，加强统战工作、帮助东北军抗日的事迹。[15]

中共不仅有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也注重在国民党中拉出要员为中共提供情报，注重策反工作。程堂发介绍了陈赓等将国民党上海办事处主任发展为中共线人，负责向中共提供情报的情况。陈赓通过其关系镇压党内叛徒，参与营救任弼时、澎湃、关向应等。[16]李勤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利用广大船员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宣传党的政策，成功说服舰长等起义，将军舰开往解放区的情况。[17]张绍麟叙述了陈坤全、王子良等成功将国民党“黄安号”军舰从国民党营垒中拉向解放区的史实。[18]对于在渡江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学者对此也多有研究。[19]

孙果达阐述了情报工作对中共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共情报人员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处于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对手陷于被动，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王春华研究了1945年国共谈判前国共两党的秘密情报战。介绍了中共情报人员成功获取国民党情报人员电台密码的经过，认为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败、中共情报工作的成功是造成重庆谈判按照共产党方案进行的重要原因。[2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十分重视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刘昌英回忆了自己在台湾所从事的地下斗争：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文件的传递和活动资金的转移、营救暴露的地下党员，总结了台湾地下党受创的原因为蔡孝乾被捕叛变和地下党对台局势估计不足，认为台湾很快能获得解放，对形势过于乐观，违反了隐蔽战线的原则。[22]对于中共到台的著名地下党员吴石和朱谌之的研究较为丰富。何康忆述了国民党中将吴石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从大陆到台湾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营救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23]建波、斯科介绍了吴石在台湾收集军政情报、策反军政要员、建立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政治宣传，发展游击力量的斗争事迹。[24]钱晓岚介绍了朱谌之赴台与吴石合作，成功将获取的台湾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机密传递给中共中央，最后由于叛徒出卖，光荣牺牲的事迹。[25]

对日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中共加强了对日情报工作。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徐林祥、方劲松研究了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主要是建立秘密情报网络、侦查日军动向；打进日特要害机关、掌握日军核心机密；巧与汉奸周旋、了解日伪活动情况。[26]程兆奇利用日本出版的日特务机关对被捕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讯问记录史料，对三十年代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机构、人员、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颇有特色。[27]黄敏、张艳华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郑文道打入“满铁”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在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的帮助下不断将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的事迹，尤其是日军高级特务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和日军对根据地扫荡的情报。为中央制定决策，保卫敌后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28]云献智记述了关岛情报站的斗争经历，他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就做好了将来收回东北的准备，因此在东北设立了关岛情报站收集日军情报。关岛情报站情报人员设立电台、成功策反对日军统治失望的伪军军官、获取日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的计划和兵力部署情况，为收回东北做出了贡献。[29]庄宝瓒介绍了奉天白塔堡地下反日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的事迹。[30]

对汪伪情报工作。随着抗战的深入，汪精卫等对抗战失去信心，公然投降日本，因此汪伪集团也成为中共的斗争对象。关于中共对汪伪的情报工作，徐林祥记述了袁殊深入汪伪内部，周旋于日本、汪伪、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博得信任，获取情报尤其是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计划，准备拥兵南下占领东南亚的情报，通知中共日伪准备发动清乡运动，使中共提前作好准备，为中共情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1]周宗奇记述了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关露，详细论证她如何接受中央任务，打入汪伪情报机关，获取情报的过程。[32]

国际情报合作。日本的步步紧逼，对中国和苏联均有强大威胁，中共与苏联也合作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有学者介绍了苏联帮助中共训练情报人员，收集日军情报的情况。[33]余科杰记述了阎宝航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国民党内获得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通过中共传达给苏联，使苏联提前做了准备，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34]王德利介绍苏联为了阻止日本进攻苏联、摧毁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织，中共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先后选送了张永兴等几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苏联接受培训。张永兴回国后，利用在苏联学到的技术，在东北设立国际情报站，训练情报人员打入日军内部，获得大量日军军事机密，及时准确的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情报。[35]张丽云介绍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训的情报人员龙桂洁的斗争经历，龙桂洁的情报工作主要是收集、传递情报和转移秘密电台。[36]也有作者注意到中共与英美盟军的情报合作，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与英美合作的始末，指出东江纵队向英美提供的诸多情报尤其是关于日军波雷部队秘密南下及布防情况的情报，对盟军战略决策的调整，具有重要价值。[37]

电台工作。在现代信息传递中，电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共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第一部电台，从此日益重视电台的特殊作用，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曾三回忆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江西从事无线电事业的艰难经历。[38]张沈川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建中共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情况：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自制收报机，训练报务员；建立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创办无线电训练班。[43]毛齐华也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44]通讯兵史编审委员会编的《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详细介绍了红军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党中央向共产国际申请代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在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通信人员的概况以及无线电通信对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所起的重大作用。[39]童小鹏回忆了自己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所经历的机要通讯工作情况，认为中共情报人员在周恩来为首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限制、破坏，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及时的传送了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级组织向党中央的报告、请示，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40]姚文奇介绍了李白夫妇建立秘密电台从事斗争的经历。[41]季焕麟回忆了1938——1947年间在白区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42]

保卫工作。中共隐蔽战线的内容除了情报工作之外，保卫工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王铁群叙述了中央特科1931年成功营救关向应的事迹。关向应被捕，随身携带的重要机密文件被收，陈赓通过内线关系将中共情报人员刘鼎扮成鉴定文件专家，成功保守住秘密，保卫关向应虎口脱险。[45]佟言介绍了中共情报奇才陈泊的事迹：1939年陈泊凭借其机智成功捕获国民党在延安各处潜伏的特务四十多人，1942年破获“汉中特训班”大案，抓获特务六十多人，1943年识破国民党特务刺杀毛泽东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46]齐守成介绍了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成功破获国民党隐藏在沈阳的四个潜伏台、两个预备台、一个独立台的所谓“一元二套三层制”的潜伏计划。[47]建波、斯科记述了一位老特工的自述：上海解放之初，他抓获大量国民党军统特务，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刺杀陈毅、荣毅仁等华东局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萤火虫计划”，使上海市党政各界领导的生命安全得到保证；成功保卫傅作义前往包头动员董其武率部起义，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傅作义的阴谋；粉碎国民党刺杀叶剑英的阴谋，保卫了新兴的政权；查清了刺杀毛泽东的案件，抓获了凶手。[48]凌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公安干警依靠广大群众，经过艰险的排查，迅速将潜伏北平的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一网打尽的史实。[49]苗生介绍了福州解放之初，中共情报人员成功摧毁国民党残留在福州的秘密电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里应外合的阴谋。[50]

四、地下工作回忆及地下党组织状况研究

姚依林回忆了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的组织、活动情况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情报工作的情况。[51]徐才回忆了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轨迹和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经历。[52]熊健回忆自己利用熊斌之子的身份在北平国民党上层中有效的开展工作的经历。[53]郎冠英回忆了自己在国民党电信部门斗争的经历尤其是组织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进行“饿工”斗争的情况。[54]杨力平回忆了1941——1949年间，自己与战友在桂林、昆明、上海等地设立秘密电台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共情报工作支持的情况。[55]魏宏运回忆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以及成为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成员，从事争取进步青年、宣传解放区、收集情报的地下工作经历。[56]

廖志高回忆了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情况。[57]孔原回忆了自己在南方局工作三年的经历，尤其是周恩来等领导强调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59]高文华回忆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有：积极稳妥的发展党，全面培训党员；广泛宣传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加强湘宁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配齐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全面组织隐蔽撤退，积蓄革命力量；深入基层团结群众，继续扩大党的影响，并记述了自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60]李越回忆了北平地下党领导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61]曹诚回忆了抗战时期在牺盟会当特派员的斗争经历。[6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编的《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介绍了南方局所属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四川地下党、贵州地下党、云南地下党、鄂西地区地下党、广西地下党的组织情况。[58]

熊志华回忆了从事秘密交通的经历：负责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在西安联络处负责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交通联系和来往文件的转送工作；在香港负责往根据地运送物资；在上海开展与天津、河南等地的秘密交通。[63]王亚文回忆了自己参与的策反李明灏、钟勉、张权、林遵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经历。[64]李沛回忆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65]

史唐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的情况。[66]此外，贵州、湘鄂赣边区的地下党斗争，均有有关人员的回忆。[67]

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党的建设亦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奇生研究了1927—1932年的广东地下党，认为这一时期广东地下党组织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均甚随便;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或是出于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68]1927—1933东北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情况，认为这一时期党员数量起伏比较大; 社会构成前期以工人为主, 后期以农民为主; 党员对党的认识不深刻, 政治水平不高; 党的机关不健全, 组织比较松弛; 党的经费极其紧张, 信息沟通不畅。他认为这种情况既是东北地下党主观造成的，更是白色恐怖的困难形势造成的。[69]黄坤胜详细考证了厦门地区建立党团组织的时间和名称及“中共厦门总干事会”所属党组织问题。[70]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详细介绍了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建立、演变及其下属北平城委、天津城委、唐山城委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发展概况，论述了它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贡献。[71]田中仁的《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阐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寻找、探索民族革命方向的努力，并以救国会为核心，以推动“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的形成为线索，追溯和分析了上海地下党与救国会的关系以及上海救国会运动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72]张敏研究了沈阳解放前夕铁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73] 李月军研究了

二、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

　　（一）在群众中领导群众斗争

　　对于群众斗争我们应有计划地直接去领导，也就是在群众中去领导群众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对斗争领导的正确与争取到斗争的胜利。为了作到这一点，党必须有计划地派人到各种群众团体中去工作，或用别的方式间接地在他们团体内将革命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由这一组织在群众中将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担负起来。

　　在原则上，从外面调集力量去取得对每一自发斗争的领导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我们是应该放弃的，但如果这个自发的斗争正发生在那个我所要建立工作基础的地方，那我当然即应利用机会去活动，以便在这次斗争中去建立我们的工作基础。

　　从外面临时调动力量去领导自发斗争的方法是很危险的：第一，派去的人对内部情况不了解，他很难正确地领导斗争。第二，派去的人是外来的，他很容易被侦探走狗所发现，致使他们被捕牺牲并连带其他许多党的组织的破坏。第三，使党的工作天天忙于应付，疲于奔命而缺乏一定的方针，失去工作的中心。但我们同志绝不应以此为理由而逃避斗争，放弃对某些群众斗争的必要的领导，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应尽可能地去争取到对他们的领导。这样，才不致使缺乏组织又无领导的群众遭受残酷的失败，同时还可能得到圆满的或是部分的胜利。

　　假如群众自发的斗争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即虽然那里有我们的核心组织，但斗争却超过了我们的领导而自动爆发了，在此时党的同志一定要参加这一斗争，尽可能地推动斗争走向胜利的方向，如果当时情形证明无胜利的把握时，党的同志一面应建议领导者将斗争来一适当的转变，同时又要避免暴露自己，避免受到敌人的打击而使已有的组织坍台。

　　（二）阶级性服从民族性

　　在今天整个民族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将一切力量集中在对外抗战上。我们反对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挑拨离间破坏群众内部团结的行为，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使群众内部发生不必要的磨擦，这些对于我们都是有害的。如晋察冀边区的赞皇县，地主嫌负担太重而将粮食财物都送往石家庄去依靠敌人保护。冀南的南宫县一带的地主自组武装和我抗日军队对抗。晋察冀边区北部的喇嘛地主，起初因减租30%而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还有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地方农救会在最初提出减租50%的口号而酿成纠纷。不过以上这些地区在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很快就纠正了。这对于我们今后的民运工作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严重教训。这告诉我们要在抗日第一的口号之下，去求得民众生活的改善。而不应该把阶级斗争强调到超出民族抗战的这一任务之上。也就是应该懂得次要矛盾服从于主要矛盾。

　　（三）发动斗争的准备工作

　　发动群众的斗争必须事前有周密的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斗争走向胜利。假如群众的领导者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哪会儿想起来哪会儿便号召群众去干，这种不顾及斗争的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与否的盲动，一定会引导群众走向失败的道路。

　　斗争的准备工作，首先应进行政治上广泛的动员工作，借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争决心，加强共产党对他们的领导作用，以准备同敌人进行最有效的斗争，来解放自己，最后解放社会。因此，凡是能帮助达到这个基本目的的工作，共产党员都是应该而且必要去作的。不过我在这里更具体地指出下列几点：

　　① 团结自身。群众自身的团结是发动斗争的先决条件，也是争取斗争胜利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所以在斗争发动之前，一定要把全体参加斗争的群众团结得很好，尤其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最好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② 配备力量。将群众统统组织好以后，如同军队与敌人作战一样，就该根据客观的具体情况，很切实地巧妙地配备自己的力量，向着敌人最弱的一点进攻，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小的力量获得更多或最多的胜利。

　　③ 争取外援。可能争取的力量统统争取过来，可能帮助敌人的那一部分力量，至少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勿助敌而守中立。这一工作不只在斗争发动之前应准备，而且在斗争的进程中同样应努力去进行，不过应提起同志们注意，我们争取斗争的胜利主要是靠自己而不是依赖外援。

　　④ 提出口号。在斗争发动前不要提过高的口号，同时不要提条件太多，以防吓跑部分群众，最好只提最迫切的几条，而且估计是可能得到的、各派多数群众的共同要求。这样才能很好地将广大的群众动员起来，使他们为实现这一口号而一齐向敌人斗争。

　　⑤ 用说服的方法，使群众了解斗争纲领的正确。在组织群众斗争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说明，使群众了解为什么要斗争，斗争要争取哪些条件。在发动斗争的时候，总要使群众能够了解斗争所要求条件对于他们本身是十分必要的（至少要使将要参加斗争的群众中的大部分了解这一点）。因之而能够自觉地自动地来参加斗争。用说服的方法使群众了解斗争纲领的正确，这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这里同时也就说明我们反对在发动斗争时不事先给群众解释清楚，而强迫群众来参加他自己所不了解的斗争，或和牵牛一般的硬把群众拉来凑凑热闹。这些现象都是很不好的，我们应该注意尽量避免采用这种虽省力而易遭失败的办法去领导斗争。

　　（四）发动斗争时机的选择（有理有利）

　　当客观条件已经具备，主观力量及一切技术上的事情都已准备好，这时所剩下的唯一的问题就是选择斗争发动的时机了。领导者不要顾及一切感情的刺激，要很沉着地，镇定地，不为任何人所动摇地审慎地去选择发动的时机。我们选择的时机，是对敌人最不利而对我们则是最有利的，错过这一时机，或早或迟的发动斗争对于革命都是不利的。

　　过早发动斗争是脱离群众的先锋盲动主义，过迟发动斗争是被群众丢掉的吃群众后边尘土的尾巴主义，他们两者对于革命都是有害的。

　　我们应时刻努力于斗争条件的准备，不应等待斗争条件的到来。

　　（五）在斗争的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斗争发动以前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在斗争发动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作，这一点我们也丝毫不能放松，在这紧张的严重的斗争过程中我们只要疏忽一点便有招致失败的可能。因此，这里要求我们斗争的领导者要注意下列各事：

　　① 建立斗争的领导机关

　　当斗争发动起来时（如能在发动前建立起来更好）领导斗争机关的建立（如罢工委员会）是绝对必要的。在建立这一机关时不要只企图清一色，包办，而必要将各派领袖都选入领导机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将最大多数群众都团结在斗争领导机关的周围而使斗争取得胜利。但是并不应因此便不注意领导机关的成分以及主要负责人的政治立场，致使领导机关形成一个松懈无力的集团而葬送了群众的斗争。

　　② 提高群众斗争的警觉性

　　在斗争的过程中要提高群众的警觉性，严防工贼暗探及一切内奸，并防备敌人对群众斗争的镇压、收买、分化，致使群众动摇，使斗争失败。

　　同时，与厂方谈判要求条件，在严重的情况之下群众领袖最好不出头，以防敌人将领袖逮捕起来，使斗争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而致使斗争失败。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要厂方代表来与多数或全体斗争群众直接谈判。

　　③ 提高斗争情绪，巩固内部团结

　　斗争发动后，群众本是已组织了起来，不过这种组织在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更要严密更要健全，必须保持群众高度地斗争情绪以及内部坚强地巩固和团结，假如群众情绪稍现低落或内部稍现不和，那么斗争的胜利就成问题了。

　　④ 认定目标

　　在斗争的过程中，敌人是用各种方法在企图转换我们斗争的目标，我们若稍一不慎就会上敌人的当而使次要敌人变成主要敌人，次要条件变成主要条件，甚至将我们自己的朋友变成自己的敌人，这是最危险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坚定地、正确地认清目标。不为感情所动，不上敌人的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不致走入歧途而使斗争走向胜利！

　　⑤ 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

　　对于敌人内部的每一个冲突与矛盾，我们必须善于巧妙地利用，以达到革命斗争的目的。同时对于敌人内部的冲突与矛盾，我们应尽力使之扩大化、尖锐化，推动这一派这一集团去反对另一派另一集团，以削弱敌人对付革命的总的力量，而使我们的斗争加速度地更顺利地走向胜利。

　　⑥ 勿轻敌与畏敌

　　在无情的斗争中不要夸大或缩小、也不要忘记敌人内部的矛盾，要正确地估计我们自己基本的与后备的力量（保证这种力量每天都在增加着），同时又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总的力量（我们要使这种力量每天都在削弱着），只有这样知已知彼，才能战胜敌人。轻敌与畏敌都会招致斗争的失败。

　　⑦ 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的联系

　　在领导群众斗争中要注意部分口号与基本口号的联系（有时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不过这种联系是要在一定的斗争发展过程中把部分的口号渐渐提高到基本的口号，不是一开始就将部分的口号与基本的口号联系起来（即同时提出来）。这种联系是错误的，因为群众的斗争情绪与觉悟程度还没达到那一步，他们还未感到有那种要求。你如提出过高的不适时的口号，那一定会把群众吓退而使斗争开始时便遭受失败。

　　即使在较小的范围里，群众觉悟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如过去保定二师被称为小苏区以及某些红色农村），但是周围的环境对我们仍然是很不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提出过高的口号来领导群众斗争。这样暴露了我们组织的秘密会遭受敌人的袭击或围剿，结果是只有失败而不会胜利的。

　　⑧ 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集中力量消灭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我们领导群众斗争的一个基本原则。别的派别领导群众斗争时，我们不要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如说斗争不彻底啊，领导者欺骗群众啊，甚至号召斗争的群众驱逐他们的领导者，结果使群众反说我们破坏斗争，说我们唱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是应该实际参加到斗争中去，真正代表斗争群众的利益，帮助斗争的群众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如看到其他派别的分子也是真正为了群众当前的利益而斗争的，那么我们即应该亲密地与之合作，如果他们是欺骗群众的，那么在斗争中，我们在群众面前即应揭破他们的欺骗，用群众的力量把他们赶跑，只有这样作才真正能够发展斗争，取得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⑨ 策略

　　A．反对先锋主义和尾巴主义；B．争取广大群众孤立顽固分子；C．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联系；D．斗争开始后带领群众积极进攻。

　　⑩ 对敌方的宣传鼓动工作

　　在斗争中这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要尽力使用这种武器去争取敌方的下层群众或中级职员同情我们，到我们这边来，至少是希望他们守中立不要和敌人站在一起来对付我们。可能时，还要对这些人进行组织工作，这样就是削弱了敌人而增加了我们斗争的力量。不过，同志们要注意，在战略原则上不要认错目标，对敌方的上层分子不要只存幻想，而妄费自己的力量。但对敌方的上层分子，只要有可能，也要尽力争取。

　　11 对社会的宣传工作

　　对社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面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一面在社会舆论上造成对我们有利的空气。同时还可能争取社会上某些人给我们以精神的物质的以及其他各种实际力量的援助，这就是争取外援增强我们战斗力量的方方面面。

　　12 下层群众统一战线

　　拿最大多数群众共同的最迫切的要求口号，去动员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最大多数的下层群众，使这些群众为达到共同的目标，实现共同的迫切要求，脱离欺骗他们的上层领袖来形成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这是打击敌人最有力的一个手段，我们应该很好地抓紧，巧妙地来运用它。

　　13 斗争的转变

　　如果在斗争发动之后形势的发展不利于我们时，那我们即应根据当时实际情形，斟酌减低群众原来提出的要求以取得部分的胜利。如果就是这部分的胜利也是不可能时，那我们即应实行暂时的退却，转变斗争，或结束斗争以保存实力。坚持没有胜利可能的斗争，结果一定会遭受失败（如保定二师的斗争，坚持一个多月，将狗和树叶都吃光了，仍不转变斗争，最后遭到失败。）。

　　同时我们应该知道斗争的性质有防御、反攻，以至进攻。我们必须注意在环境以及其他某些情况改变时，必须迅速改变原来的斗争方式与方法（即所谓“斗争中的转变”）。在新的情况下切勿仍用已不适用的旧方法与旧方式，而环境与主客观条件变得与我有利时，就一定要依照斗争的发展程度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这是困难的任务，然而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解决。

　　14 领导群众从斗争中来学习进步，学习革命。

　　开训练班，组织宣传队，演剧演电影都是很好的宣传教育群众的方式，我们应该积极去采用。但除这些方式以外，还有更好的教育群众的方法，这就是领导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来学习，他们能够从实际斗争中来学到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法所学不到的宝贵东西。如晋察冀边区的妇女便是一个明证。在抗战以前她们落后到不出大门一步，而到抗战以后的今天，由于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她们已变成几乎完全成了两种人的样子。现在扛枪杆有她们，奔走呼号组织群众有她们，参加各种生产有她们……现在整个妇救会脱离生产的干部40%已完全是以前所谓不出大门一步的家庭妇女，她们现在登上台居然也已经能够向着广大的群众讲十几分钟的话了。

　　领导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来学习革命，学习不懂或不会的东西，这是我们民众运动者的中心任务。

　　15 在斗争中慎重大量地发展党员

　　在残酷的紧张的斗争情况之下，哪些人是好的，哪些人是坏的，哪些人是坚决的，哪些人是动摇的，哪些人是真正的革命分子，哪些人是戴假面具的，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被我们看出来。从这广大的斗争群众之中将那些好的、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是我们的重要任务。也只有这样增加我们基本的革命核心力量（战斗的领导力量），才能保证长期艰苦斗争的胜利，才能保证总的斗争任务的完成。

（六）在斗争胜利或失败后怎样干

　　① 胜利以后（有利有节）

　　在斗争胜利以后，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同样也是很重要而又困难的一个任务。如果在斗争胜利之后对我发生了新的不利条件，而不顾客观情况的变化，仍盲目地将斗争继续深入与扩大下去，这是很危险的，这容易遭受失败而将已得到的东西复被敌人夺回去。到那时，会使群众的积极分子受到打击，同时使广大群众对党失掉信心，这种干法是很危险的，是胜利后的冒险主义（这时，应进行巩固胜利成果）。

　　但如果由于斗争的胜利，群众斗争情绪大大提高，敌人更加张皇失措，各方面形势又均非常有利于斗争的继续开展，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大胆地继续组织进攻，取得更多的更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之下，斗争的发展常常以很快的速度前进。稍一迟缓犹豫即有变成群众尾巴的危险，会造成胜利后的尾巴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恶果。总之，在斗争胜利以后，是胜利地结束斗争或是继续开展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领导者丝毫不容许疏忽大意。

　　② 失败以后

　　对于群众斗争，我们当然希望它胜利，同时我们也当然是要用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它的胜利，但是斗争的失败也是难免的事情。不过我们的责任是在于“在斗争失败以前尽力使斗争走向胜利，在斗争失败以后尽力使我们避免损失或少受损失”。

　　更具体些说，万一斗争失败，我们应集中力量进行下列各项工作：A．利用这种时机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工作；B．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使其万勿自相怨恨；C．告诉他们还有光明的明天，万勿灰心，勿气馁；D．积极蓄积力量，准备明天必然到来的斗争。

　　（七）斗争的方式

斗争的方式很多，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因为在不同的主、客观情况下即有不同的斗争方式，情况千变万化，所以我们的斗争方式也是千变万化的。在这里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参考：

　　① 书面提出要求

　　向群众斗争的对方用书面提出要求，这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即周围正在有着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或者附近有重大的群众斗争已经得到胜利。这时，厂方已表现出害怕工人也继起斗争，而工人斗争情绪也在很高涨，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可能使用，假如在别种情况下用这种斗争方式恐怕难以发生效力。

　　② 派代表或全体请愿

　　在斗争开始，群众斗争情绪尚未达到很高的程度，同时对斗争的坚定性也还差，对厂方的认识还不够明确的时候，可用这种方式去领导斗争。一般说用这种方式去斗争得到胜利的时候很少，不过我们可以利用这种低级的斗争方式来锻炼群众，在这种实际斗争的过程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及积极性。同时，在斗争过程中可能扫清群众对厂方的幻想而提高他们对斗争的认识。

　　③ 怠工及罢工

　　群众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明白了请愿是无效的时候，而这时又不愿放弃斗争甘心忍受下去，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及时地巧妙地提出新的斗争方式，如怠工或罢工，使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号召之下来踊跃发挥他们的威力，以群众自己伟大的力量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④ 群众大会

　　在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可召开群众大会，在这种大会上将厂方主要负责人或全权代表约到。在会场上要以群众慷慨激昂的情绪及紧张的空气把他压倒，使他当场接受群众的要求，即使他不接受群众要求，也要使群众的斗争情绪推进一步。

　　⑤ 游行示威

　　动员群众组织游行示威的斗争方式，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决定，不能盲目地冒险，冒险是有害的。不过在有可能动员到广大的群众而又不致遭受很大的损失时，我们仍是可以利用这一斗争形式的。但我们应记住，在原则上要尽量避免暴露我们党在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群众领袖）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⑥ 武装暴动

　　武装暴动是敌区群众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一斗争形式是不能轻易拿来用的，在游击根据地的临近以及游击区域附近武装援军容易来到的地方，得到胜利的可能性较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积极地注意组织武装暴动，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巩固与扩大游击根据地及游击区域。但是没有胜利把握的武装暴动，拿武装暴动当作儿戏的行动，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⑦ 消极的隐蔽的斗争方式

　　上边所讲过的斗争方式都是积极进攻的斗争方式，假如环境不允许的话，那我们还是必须采用消极的隐蔽的斗争方式，如不执行反动政府的法令，逃避敌伪军的差役，逃难，不给敌伪军饭吃，不给他引路，不给敌人工厂做工，尽量少种棉花，不卖给他碎铁……这许多的斗争方式，同样也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究竟采用那一种，对于争取我们斗争的胜利最有效，那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采用它。

　　附注：如何利用某种斗争形式争取斗争的胜利，以及某种斗争形式之下的群众行动应如何去组织以保证斗争的胜利（如大会怎么开，游行示威怎样举行，暴动要具备哪些条件，怎样具体地组织武装暴动……）这些内容在讲授时应详细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