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何辑五带来的消息多少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在印象中，新派一向是与旧派针锋相对的。比如旧派尊崇梁启超，新派就倾向孙中山；旧派鼓吹“宪政大同”，新派就宣扬“革命共和”；旧派说“崇洋乃数典忘祖”，新派就骂“循古是昏聩愚昧”；新派的“陆军讲武学校”跟旧派的“陆军随营学校”更是泾渭分明，双方学员不许交往，讲武学校的弟弟给随营学校的哥哥写了封家信，结果就被开除了。

政见主张不一样，经济举措也相互拆台。贵州是个穷省，既然穷就难免要借钱，先是旧派拟了个方案，通过云南富滇银行借三百万大洋修公路，担保是沿途各县的税收，结果新派大骂旧派“卖省”，这事情就没办成；然后新派也签了个协议，通过上海华侨公司借五百万美元修铁路，代价是沿线的开矿权，这回轮到旧派破口大骂了，理由照样是“卖省”，于是同样也泡了汤。两次借款都宣告失败，刘显世省长只好解嘲说：“想必贵州无需修路，盖因吾省有天然之险，若遇战事正可守险保境”，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旧两派先前顶撞得那么厉害，现在怎么会一致同意发行黔币了呢？面对众人的疑惑，何辑五得意地透露了其中的内幕。原来，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先生在上海筹办了一个“裕黔公司”，他跟美国英国以及南洋的华侨都有交情，只是苦于缺乏资金，这即将发行的二百万巨款就如“大旱之甘霖”，正可以拿来采办机器、开发铜仁的汞矿，让贵州的水银畅销世界，实现富裕黔省的伟大目标。

“妙极！铜仁地方水路便利，航船可入洞庭下长江，不必修建铁道即可实现物运流通，真正方便现成”

“贵州铜仁和湖南怀化尽在黔军掌握之中，以军事威力助民生发展，实在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裕黔公司就是贵州的实业总公司，未来少年之贵州，定将由此而兴起！”

一帮人激动地大呼小叫，赖永初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几年，虽然省内外“少年治国”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变革的气象却只是部分的出现在学界和军界，贵州的财政大权始终被旧派官僚所掌控，工商界更是老迈士绅的天下。而现在，“裕黔公司”决定把黔币的发行收入囊中，这等于是王伯群要向张协陆夺取政府的财政权，新旧两派将在经济领域一争高下，长期受到商会压制的年青人自然翘首以待。

那一天，“救国十人团”的会议持续到很晚，团员们畅谈理想、展望未来，对贵州工商业的前景充满了乐观。至于该如何筹措那三十万两银子的保证金，何辑五提议发起一个“爱国储蓄运动”，也就是号召全城的民众都到赖兴隆来存钱，积沙成塔，“集全民之物力，造崭新之实业”——从技术上讲，贵阳只有五万多人，而且一向没有储蓄的习惯，何辑五的这个“爱国倡议”与其说是在拉存款倒不如说是在搞噱头，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但这个主意实在够新颖够有趣，以至于一帮小年青觉得不尝试一下十分可惜，所以就决心大张旗鼓地实践起来。

端午节过去了，但城里的热闹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一大早，“学生打败警察”的消息就在城里传开了。据说，讲武学校在凌晨的时候突然袭击了警察厅，不仅夺取了军械库，还逼得李映雪厅长辞了职。

“李厅长搞不赢何校长！人家讲武学校的学生好威猛，左手炸弹、右手马刀，个个跟凶神一样，警察哪里挡得住？”

“昨天过端午，李映雪在宴席上写诗，什么秉烛留夜饮，君醉我亦醺，轻駋入花封，人美风俗醇……现在被学生拿出来臭骂，说国难当头，警察厅长却在饮酒作乐，是个没有心肝的卖国贼”

还有消息灵通人士进一步透露，说省城的治安已经由何应钦接管（何应钦不久后即正式出任警察厅长），原本由旧派组织的“贵州教育会”也垮了台，全省的学界改由“学生联合会”领导。

“喝！学生自治，当真是少年贵州了”

“新派搞得这样猛，不知道旧派会不会派兵来报复，城外头还驻着两千多护卫军呢”

“呸！调兵打学生，不怕背千秋骂名么？哪个脑壳发昏才敢这么做”

……

众人议论纷纷，赖永初只是傻傻地听着，虽然这两天与新派人物的接触不少，但他还是没有料到时局的变化竟然会如此迅速。

葛志诚跑来向掌柜请示：“今天做不做生意？”听说不营业之后又接着问：“告示牌上写成‘罢市’还是‘盘点’？”赖永初愣了一下才明白二掌柜的意思——现在新旧两派的较量刚刚开始，争斗的结局尚未明朗，如果歇业的理由写“罢市”，就表明了是站在新派的一边，而如果写成‘盘点’，则多少还有点退路……心里正感叹这家伙颇有心机，忽然看见小韦岭跑了过来：“有位老爷抬着好大的箱箱到店子里头，说是要找掌柜的”，赶紧回去一看，原来是永隆裕盐号的管事薛相臣。

永隆裕是华家的买卖，这薛相臣更是华之鸿的心腹，虽然只是个学徒出身的伙计，但举止谈吐却颇有些雍容气派。见到赖永初，薛管事满脸是笑地拱了拱手：“我家老爷吩咐，拿一千两银子存到钱庄的柜上，请赖掌柜验查”，说着打开身边的钱箱，只见那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五十锭二十两重的元宝，白晃晃亮铮铮崭新规整，比官库的纹银还漂亮。

“华老爷肯照顾我家的生意，真是天大的面子。鄙号一定妥善照管，保证不会耽误了利润孳息”

赖永初满嘴的客套话，可薛相臣却只是笑着不言语。两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华家存钱绝对不是为了一点儿利息，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新旧两派现在已经公开叫板了，而华之鸿一方面帮张协陆召集会议，一方面又在赖兴隆投资存款，其实多少有点两头下注的意思。只不过这事情既然华家不肯说破，赖家也就不必挑明，双方心照不宣，和气生财就是了。

银子记帐入柜，薛相臣前脚刚走，戴蕴珊后脚就来了。这家伙一进门就把身上的百宝囊忽啦啦的倒在柜台上，银子、光洋、铜板摊了一桌，显然是他当跑街伙计这些年来的全部积蓄。

“全都存进帐上么？”

“那还用说，全部存上！实业救国在此一举！”

说话间，何辑五、陈职民和伍效高也送来了各自的存款。十人团中的张荣熙和冯程南是绸缎庄的少爷，虽说是“富二代”却并没有多少私房钱，于是两个愣小子干脆从家里偷了一百块大洋，也来参加爱国储蓄。

“这样要得不哟？不怕你爹晓得了发火么？”

“不怕！为了国家，挨顿打也值得”，俩人的态度慷慨激昂，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前来存款的顾客一个接着一个，有报馆的记者、政府的职员、教书的先生、作坊的工匠……甚至连师范学校也提出了“每人储蓄一元钱”的口号。俗话说“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学生九个穷”，对学生而言，一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完成爱国储蓄的任务，学生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有节省伙食费的、有把棉衣卖掉的，还有人急中生智，居然把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抬到当铺去了。

“圣人进当铺，老板敢收么？”

“当然不敢收，只好拿钱出来息事宁人。那当铺老板一边掏钱还一边骂，说世道不古、秀才造反，还说当兵的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连称当铺老板的说法有道理。

整整一天，存钱的人潮络绎不绝，伙计们忙得不亦乐乎，那“罢市”的通告也就始终没能挂出去。小韦岭提着个大茶壶在前屋后院之间来回奔走，脸蛋儿累得通红，却还没忘记抽空向老板娘报告喜讯：“今天的生意好到不行！客人排起长龙，一天的进帐比两年都要多”，把赖时氏乐得连喊阿弥托佛。

钱庄的生意兴隆，但赖永初却没有办法照顾店里的营生。大街上旗帜飘扬口号震天，轰轰烈烈的“国民大游行”即将开始，身为十人团的成员，他必须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

游行开始前，各界人士先在梦草公园召开誓师大会，赖永初赶到的时候，何应钦和师范学校校长尹笃生（前清秀才，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正在台上发表演说。

“中华六千年之神明祖国，今为外人欺负矣！能不伤哉？能不痛哉？天下最可哭、最可羞之事莫过于此也，若不奋起回击，吾辈军人有何面目以对国家？”

“山东为古来圣贤发祥之地，今权奸将其卖于倭奴，是可忍，孰不可忍！京师学友博浪一椎、痛击国贼，实为天下之榜样。敝邑学子僻处西南，鞭长莫及，虽不能为问罪之先声，亦聊做中权之后继，祈各界同志万众一心、努力奋起，试看尔倭奴区区三岛能当我亿万铁血少年乎！”

台下众人纷纷振臂高呼：“苍茫禹迹，岂容寇据！”“誓歼国贼，九死无悔！”“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真是声震千里，气壮山河。

喊过口号之后就开始唱国歌。照规矩，当时的民国国歌应该是北洋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但既然中央政府已经沦为了卖国政权，老国歌自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学校的音乐老师就临时创作了一首新国歌，“屹立神州六千载，正气磅礴天地泰；文化由来先世界，罗马希腊堪争赛……”，虽然歌词铿锵有力，可惜大家都不会唱，只好现学现哼哼，于是两三千人荒腔走板、此起彼伏、咿咿呀呀的折腾了好久，直到中午才唱着歌儿上了街。

歌声虽然不大整齐，但游行队伍的阵容还是很壮观的。讲武学校穿着黄军装、法政学校戴着方帽子、其他学校的学生或者穿白褂子或者穿黑褂子。队伍前面由各校的“首席代表”（相当于学生会主席）负责打旗，旗上绣着各自的校徽和校名。师范学校的旗手是谷正鼎（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法政学校的旗手是刘健群（后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三青团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讲武学校的旗手是王伯勋（后历任82师师长、荣1师师长、39军军长、19兵团司令），达德中学的旗手是冯剑飞（厦门大学毕业后入黄埔一期，曾任第四期入伍生连长，林彪入学时就是由他授的枪。陆军中将，国民党“保安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模范中学的旗手是陈泰运（东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入黄埔一期，历任88师副师长、71军副军长，抗战时任“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个个威风凛凛英姿勃勃。

商界人士单独组成一队，大家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外面还套着马褂，长衫马褂和礼帽是老板的标志，再热也不能脱掉，因为如果光着脑袋穿着短褂就变成打工伙计了，非常没有面子。队伍中还混着两个穿军装的人，那是讲武学校“将校班”的何知重和柏辉章——“将校班”是基层军官的进修班，学制比普通班少一年。在当时，黔军中没有受过军校训练的只能当初等官（尉官），步兵上尉柏辉章只有高小学历，工兵上尉何知重是贫民学校学彩陶绘画的，所以想继续升官就必须进军校补习。两人现在都是何应钦的门生，跟商界队伍走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商人抵制日货。

游行的途中，学生们一直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着抵制日货的道理：

“各位老少，日本侮辱我们国家，这样的大仇必定要设法去报呀！如今有人还在买日本货、用日本货、替日本抬轿子，他哪里还算是中国人，就连亡国奴这个名字也配不上！狗都知道要顾家，此种人可以称之为狗以下之物了，是吗不是？你们大家好生想一想”

“青岛要还给中国才行！若果这件事做不到，我们就不与日本来往，不买日本货，也不卖食物给他吃！大家一面来当兵，一面又努力积点钱，造些军火、造些海船，拼死跟他干一下。即便干不赢也快活值得，总比做那永世不出头的乌龟要强一些”

“我们排斥日货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日本可恶，我们又没有兵力惩罚他，所以才断绝关系，令他悔过。不错不错，这是我们中国人表示意思的最好办法；我们提倡国货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把经济恢复转来，中国的工业快要被日本的机器消灭了，所以今天顶要紧的是扶持国产，达到国民自给的程度，不错不错，振兴实业就可以稳操胜券——为了这个，我要大声向各位喊几句话：

赶快去除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吧！

赶快集合你们的金钱积蓄，来办一个大大的实业公司吧！

赶快发展各种的工业，来实现国货的自给吧！”

……

在抵制日货这件事情上，学生们并不是光说不练的。游行队伍走到省城的中心位置，大家就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了。

先是拿自己的东西开刀。有学生把洋布衬衣脱下来剪成碎片，有学生把化学梳子砸在地上摔成两半，还有人围着个搪瓷盆子踢来踢去，一边踢还一边嚷：“宁愿不洗脸，也比用东洋脸盆还干净”……等忙完这些又发一声喊：“不做亡国奴的人们，冲啊冲啊”，一起杀向了大十字的小林洋行。

当时贵阳城里有三个日本人，讲武学校的顾问能村修（陆大22期，跟畑俊六、小矶国昭、杉山元是同班）、师范学校的顾问冈山源六、还有小林洋行的老板小林清，三个人全都住在洋行的楼上。小林洋行其实是个药店，主要经营日本的仁丹和“大学眼药”，学生围住商铺之后，先把药品的广告撕了，接着又砸窗户，冈山和小林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动弹，只有能村少佐跑出来向何应钦提抗议，没想到何校长居然装糊涂，说“学生的事情归学生联合会管，军人不便干预”。大家一听这话就放了心，当即冲进药店砸了个片甲不留。

捣毁洋行，军心大振，于是继续去其他店铺搜查日货。文具店的墨水是日本造的，砸了！糕点铺的白糖是台湾产的，砸了！百货商店的玻璃不知道是日本的还是法国的，先砸了再说。只是杂货铺的火柴有点让人伤脑筋，这玩意多半是洋货，可要是全部销毁了，以后拿什么生火煮饭啊？

贵阳地处偏远的西南，日货的数量并不多，而且以学生的水平也分辨不清到底哪些是土造哪些是舶来品，所以宣传员只好讲解“凭良心抵制日本货，卖日货就是冷血动物”的道理，让老板自己主动坦白。但偏偏却有些商人不大自觉，比如绸布店里的棉线，老板承认“带木头线轴的是日货”，大家就抬出去销毁了，可冯程南却又悄悄揭发说：“不带木头轱辘的也是日本的”，气得他爹跳脚大骂：“老子供你读书的钱就是卖纱线得来的，要是搞得生意做不成，你以后就不得钱读书了”。

有的商家对抵制日货十分拥护，盐行、中药铺、酱菜园以及米市、茶馆都敞开大门欢迎检查，理发店的大门上写着“国事糜烂，无心整容”，剃头匠站在门口看热闹。按道理，卖水烟的应该也跟洋货没有什么关系，可谁知偏偏有人想搞“灯下黑”，学生们无意间从“协力烟行”的货箱里搜出了许多日本毛巾、肥皂和铁钉，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家百货店临时转移过来的。这下子可好，不仅烟行被愤怒的学生砸了个乱七八糟，就连“群民百货”、“大利生”、“双永昌号”也成了人人痛骂的卖国奸商……

整个下午，赖永初跟着游行队伍从城南走到城北、又从城西走到城东，虽然始终只是跟随旁观，但学生们的热情却还是让他深受鼓舞。他的喉咙因为高呼口号而有些嘶哑、他的脸颊因为激动而变得绯红，身边汹涌的人流如不可阻挡的怒潮，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量。

直到傍晚，赖小伙子才意犹未尽地返回家去，虽然身上的衣服浸透了汗水，嘴里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哼着刚学会的“国歌”——屹立神州六千载，正气磅礴天地泰……昆仑山，星宿海，我中国，人争爱，国魂国魂去归来，亿万斯年精灵在。

夕阳西下，赖兴隆钱庄居然还在营业，店铺的门楣上贴着醒目的对联，“余钱休买倭奴货，存款振兴中国魂”。走进厅堂，柜台前忙碌着的伙计们个个喜笑颜开，略显疲惫的脸上充满了快慰。小韦岭扑上来抱住掌柜的胳臂，踮起脚尖咬住赖永初的耳朵：

“大掌柜，我们收了几十万两银子，后面的库房都堆满了”

“这怎么可能？！”

贵阳只有五万多人口，即便是人人都参加爱国储蓄也凑不出这么大一笔巨款呀。

“真是谁也想不到，本来一整天只收了两万多大洋，可刚才有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到柜上来存银子，你猜总数有好多？”葛志诚微笑着伸出了指头：“骇死人，三十万两”

……

听说掌柜要出门访客，伙计们赶紧把轿子抬了出来。

贵阳是座山城，狭窄的街道蜿蜒起伏，不仅马车骡车派不上用场，就连独轮车也难以通行，人们日常出行主要靠走路，而老板出门讲究体面，自然就必须坐轿子。

轿子是身份的象征。早些年，这东西只有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才可以使用。那时候，官轿的前面总有一个敲锣的差役做引导，生员出行鸣锣五声，代表“百姓齐让路”五个字；县令出行鸣锣七声，表示“军民百姓齐让路”；黔中道知府出行鸣锣九声，代表“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要是听见十一声锣响，那就是贵州巡抚出门了，“各级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

民国以后，坐轿的规矩虽然不再象先前那么严格，但大致的等级还是存在的。轿子中最高档的要属衙轿，衙轿也称“大轿”，四人抬杠，红色的轿顶，宽大的轿身蒙着蓝色或绿色的呢绒，轿厢里冬天摆炭盆、夏天摆冰盆，既庄重又舒适；普通百姓当然没有享受衙轿的福气，只能坐客轿，客轿是临时向轿行租用的，轿顶一层油布、轿身用竹蔑子编成，只在脚底下有一块木板，这样的轿子虽然轻便，但却很不稳当，人坐在里面七颠八晃，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跟头摔出来。除了客轿，有条件的人家也可以自备私轿，赖家在开办钱庄之后就添置了一乘二人抬的“洋轿”，这轿子通身用杨木打造，三尺宽、四尺高，两边的轿窗镶着法国造的雕花玻璃、轿身上蒙着湖蓝色的斜纹细布、轿蓬的四周还挂着红红绿绿的璎珞流苏，虽然没有衙轿那么宽大气派，但却显得更加精致美观。

由于是过端午节的缘故，虽然天色已暗，但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行人和各式各样的轿子往来穿梭，十分热闹。嘈杂的街井之中，不时能听见轿夫的厉声叱呵，“去！边上！闪开”，那多半是遇到了官员的衙轿，而如果轿夫的语气谦卑温和，“借光，得罪，劳驾”，则一定是轿行的客轿。还有一种轿子比较特别，轿夫们不吵不嚷，只听见铜铃“叮令令”的猛响，那肯定是药行的医轿，急促的铃声表示他们正在执行救死扶伤的任务，只不过这紧迫的铃声有时候也不能太当真，因为药行老板经常让轿夫们抬着空轿子在街上乱跑，看上去十分忙碌，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

赖家的轿子在城里头算是顶尖时髦漂亮的，特别是轿厢里又坐着个年轻帅气的钱庄掌柜，抬轿的伙计自然也就格外的卖弄精神。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对切口”，前面的使劲嚷一声、后面的就高声答一句，比如上坡时喊“抬头望——顶起上”，下坡时喊“长坡坡——慢慢梭”，遇见普通士绅的衙轿，轿夫满不在乎，“排场大——我不怕”，可真正遇到当官的却立刻犯了怂，“包公出巡——靠边快停”……转弯瞧见道旁有几位女子，两个家伙就更来劲了，“路边野花——莫去踩（睬）它”，表示女人的长相比较一般，但如果是喊“天上一朵云——水中漂浮萍”，那可就乖乖了不得，连赖永初都忍不住要伸出脑袋去瞧一眼……

轿子就在这亦庄亦谐的喧闹声中轻快行进，可一旦到了华府的门前，气氛立刻就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华之鸿的府邸座落在东门边的大树脚（今贵阳电台街一带），早先叫做华家公馆，而现在却有了个更高雅的名字,叫“大精觉舍”。这几年，曾经权倾一时的华老爷已经归隐禅林，他不仅辞去了官职，就连家中的生意也交给儿子华问渠去打理，每天只顾吃斋念佛，“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就象个超凡脱俗的老方丈一样。只可惜人出三界外，心却还在五行中，虽然公馆改成了精舍、老爷改称了居士，但道行的修炼显然并没有达到无妄无相的程度。端午节的晚上,华府的门外依然停满了蓝呢绿呢的官轿衙轿，厅堂内依然宾客如云，省府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财政厅长张协陆等达官要人高坐在“居仁养正”的牌匾下，一个个脸红筋胀，把桌子拍得砰啪直响，丝毫没有“离苦得乐，一切如来”的佛家气象。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今之计，须以佛法地狱轮回之说匡辅国家法度，方可成釜底抽薪之效！”

“新派人物动辄以德谟克拉悉为口头禅，实乃不求甚解。需知西人理论只求私欲、无视公益，最为浮躁浅薄！今之吾国政制虽变，然教化隆古信诸成训，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此皆为圣人纲纪，堂堂皇皇，又何必另从邪说？”

“新派人物貌似标新立异，实为洋人傀儡！无独立之学问、无融合之智识，拾西人牙慧如小儿得饼，鄙陋至极，可笑可怜！若任其轻举妄动，必将上误国事下扰庶民！”

陈廷策、张协陆和熊范舆是贵阳癸卯科（1903年）的同期举人，而后又一起游学日本，既是清朝的最后一批举人、又是贵州最早一批留学生，回国后同朝为官，意气相近、趣味相投、互为犄角。在这三个学贯东西、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面前，一般人当然没有插嘴说话的份儿。

环顾四周，客厅里还站着不少垂手听训的商人，有绸布庄的老板、典当行的掌柜、甚至连城里“小林洋行”的日本东家也在其中。大家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礼盒，可脸上全是一副稀哩糊涂的表情，显然也跟赖永初一样，先前收到了华之鸿的端午礼物，却不知道华家送礼邀客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过节的，把这么多人喊到大精觉社，总不会只是让我们听当官的发脾气吧？”虽然心里犯嘀咕，但大家却还是耐着性子陪着笑脸，任凭官老爷从古希腊的哲学讲到“今日黔省之思潮”、又从东汉太学讲到“兄弟我在外国考察的时候”……好不容易等他们信口开河讲够了，稳坐一旁手捻佛珠的华之鸿才慢悠悠的开了口——原来，贵州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发行两百万黔币纸钞，三位政坛高官希望各大商号努力服务乡梓，承担起推广新货币的重任。

听见这个号召，客厅里原本懵懵懂懂的商人们立刻就傻了眼。贵州发行纸币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遭了，就在早几年，“大汉贵州军政府”曾经发行过一百万黔币，而对于那次的教训，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说起来，政府发行货币的依据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真金白银为基准，有多少硬通货就发多少钞票；另一类是以经济预期为担保，实际上是拿债券当现金用。贵州是个穷省，黄金白银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军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是战争公债，值钱或者不值钱全要看战场上的表现怎么样。比如1917年的上半年，黔军占领成都、戴戡当上了四川省长兼督军，黔币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一元纸币居然能换一两二钱银子，可下半年遇到川军大反攻，黔币立刻一落千丈，一元钱连十个铜板都换不回来，等到戴戡战败自杀，百万黔币也就统统成了废纸，贵阳城里好多商家因此而破产，甚至号称全省首富的华之鸿也亏了二十万大洋，丢了官钱局局长的乌纱帽不说，还落下个“华先生做官——奉命贴银子”的笑柄……所以现在听说政府又要发行纸币，各商号的掌柜们当然是大伤脑筋、退避三舍。

不过，别人装聋子哑巴还无所谓，而银钱业的老板却是不能当缩头乌龟的。看见自己的英明决策居然没有人愿意附和，张协陆厅长不禁大为光火，于是亲自点将：“式如先生（文明钰字式如），由贵号担纲新币之发行，不知意下如何？”

“鄙号……小店、我……可是……然而”，平时举止从容、气派庄严的当铺老板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除了摇头就只会摆手，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也难怪文老板会惊慌失措，担纲新币发行的责任对任何一个商家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么说吧，货币虽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但政府毕竟不能直接把钞票丢进市场，因此在官家和百姓之间就需要一个代理商，既作为政府资金发放和回笼的枢纽、也充当民间货币兑换的中介，这往好里说是地方财政的经纪人、往坏里说就是金融政策的替罪羊，一旦政府的信用崩溃、当官的又撒手不管，这中间商可就倒了大霉，比如身家显赫的华之鸿只“担纲”了一次黔币的发行，结果就弄得“华老爷”变成了“华居士”、回家吃斋念佛去了，而其他人要是遇上类似的情况，恐怕连喊“阿弥托佛”的机会也没有，直接就掉了脑袋。

屋里的掌柜老板们谁也不是傻瓜，全都明白这其中的利害，眼见现任的银钱业会长筛了糠、而前任的华之鸿会长又不肯再淌这汪浑水，大家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一个个战战兢兢，恨不能缩紧身子钻到地板下面去，生怕那虎视眈眈的张厅长下一指头就点到了自己头上……惊惶的气氛中，只有赖永初兴致盎然地东张西望。几个月来，这小伙子实在被当铺老板、盐行老板和绸布庄老板们欺负惨了，想报仇又没有机会，现在总算看到他们一副大难临头的狼狈样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开心和舒畅。

这与众不同的兴奋表情自然也逃不过官老爷的眼睛，张协陆环顾全场，也许觉得这满脸欢欣的傻小子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就伸手把他招到了跟前：“说说看，对本省经济有何意见？”那样子不象是厅长倒象是个考官（张协陆还真是个教育家，贵阳模范中学就是由他创办的）。

“嗯……吾省之经济……盖吾省经济之贫困，皆因实业落后之缘故。设若吾辈急起直追，募集全省之资产以建设实业总公司，收购全省之原料以制造物品，则吾省资源不必流往外地，外地商品亦不能销入吾省……善莫大焉”……赶鸭子上架，赖永初好不容易才吭吭巴巴地嘟哝了一通“实业救省”的见解，这套文诌诌的说辞当然不是他自己能够现编出来的，不过是把白天从陈职民那里听来的救国方略生搬硬套地改造了一番而已。

“轻浮狂妄，简直荒唐透顶！”政务厅长陈廷策冷哼一声，厅堂里的达人方家也纷纷报以嘲笑。相对而言，反倒是张协陆的态度比较宽容：“人不轻狂枉少年，年青人有此志向亦属难得了。不过，空谈容易实践难，譬如募集资产收购原料云云，请问尔等由何做起？又譬如黔币发行交由贵宝号担纲，试问阁下能是不能？”

这下子，轮到赖永初面红耳赤了。

尽管货币发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无论如何，这关系重大的金融举措只有具备相当实力的豪门才有资格涉及其中。发行两百万票面的纸钞，承办的商家至少要准备三四十万两银子的保证，如此巨款，连根基雄厚的老牌字号仅凭一己之力都难以办到，“赖兴隆”这样的中等商家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说实话，赖永初今天之所以会得到华之鸿的邀请，无非是因为他有个钱庄掌柜的身份、还背了个“平民银行家”的虚名，旁人弄不清他到底从那些小商小贩的手里拉拢了多少存款，所以觉得如果需要募集准备金的时候，让他临时参加一股倒也无妨。至于“担纲负责黔币发行”这样的重任，不仅商界巨头们没有把“赖兴隆”纳入进考虑的范围之内，就连赖永初也明白自己是根本不够格的。

客观的讲，张协陆的批评其实还算比较中肯，虽然不大客气，但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只要赖小伙子不吱声不反驳，权当学生被老师教训了几句，这事情也就过去了。可问题是张厅长的话音还没落，屋子里却又鼓噪起来，先前被吓得哆哆嗦嗦的商人们好象突然找到了合适的出气筒，转眼间就由萎靡不振变得亢奋异常，一个个指手划脚、冷嘲热讽，争先恐后地把先前在官老爷那里受到的惊吓全都发泄到“新派人物”的身上，七嘴八舌，把个赖永初奚落得火冒三丈，结果终于弄得小伙子按捺不住、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你们老字号有什么了不起？要我姓赖的发行黔币，照样办得到！”

此言一出，全场皆惊。

虽然话一出口，赖永初就立刻感到后悔，可这句赌气的大话已经把现场的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想改口也来不及了。

商场上的事情，有的尽人皆知、有的却扑朔迷离，比如钱庄的家底就是最难捉摸的内容之一。贵阳的富商巨贾虽然没把新起的赖家放在眼里，但对于“赖兴隆”的真实底细却也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从外表上看，这钱庄的掌柜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愣头小子，那店铺的门口又每天熙熙攘攘宾客如潮，所以说它不懂经营、“破罐子破摔”有人同意，说它财源广进、前途无量也有人相信，而现在赖永初宣称自己已经具备了发行黔币的雄厚实力，想一想，大家也觉得似乎不无可能……

而一旦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华家客厅的气氛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担纲货币发行的责任虽然充满风险，但它毕竟代表了金融界的最高权威，尽管自己不愿意去当“替罪羊”，可银钱业的旧派人物却谁也不希望把这面荣誉的大旗拱手交到一个新派的毛头小子手里。一时间，各商号的老板都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如果继续抨击赖永初吧？万一把这小子骂翻了，那棘手的事情说不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如果不表示反对，难道就让这愣头青坐收了渔翁之利不成？

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财政厅长张协陆发了话：“既然赖掌柜已夸下海口，那就请十日之后承验保证金吧，届时省府自有定夺”

……

于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端午节团拜会”就这样草草地收了场。官员们悻悻然、商人们灰溜溜，只有赖永初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临走之前，他还笑盈盈地朝着华家主人拱手鞠躬，“华老爷，向你道贺节日！感谢你老赏脸眷顾小号的生意，今天送来的那锭银子，我一定做个大大的存单、高高挂在墙上，也好让大家都瞻仰羡慕！”

听见这话，不仅在场的其他人诧异万分，就连华之鸿自己也吃惊不小。愣了好一会，老头儿才明白赖永初所说的“那锭银子”其实就是端午礼盒中附带赠送的那个“事运亨通小银锞”，重量还不到一钱，原本只是个随喜的小玩意而已，却这被滑头的钱庄掌柜偷梁换柱地当成了储蓄的银两，真是叫人无可奈何。

本来，作为“团拜会”主人的华之鸿在整个晚上都很少说话，始终是一副置身世外的态度，可现在，这位神情冷漠的居士的脸上却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后生可畏，赖世侄果然精明过人，假以时日，或成就黔中商业奇葩亦未可知”。

短短一天的时间里，赖永初就分别从何应钦和华之鸿那里得到了“商业奇葩”的期许，但这美妙的祝愿并没有让眼前的境况变得更加轻松。他强做镇静地走出华家的大门，可一坐进轿子就几乎瘫软了，衣服的后背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知道自己惹祸了，并且也知道，这次的麻烦是自己的力量所无法解决的，于是惶急之下，他没有顾得上回家，而是径直赶往了陈职民的住所。

陈职民住在大十字“鸿昌隆”百货店的楼上，这时候，何辑五、戴蕴珊、伍效高以及好些位救国团的团员正在那里忙着准备明天“国民大游行”的横幅和标语。听见赖永初的叙述，大家全都吓了一跳，这帮年青人虽然聪明伶俐，可谁也想象不出两百万钱币会是怎么样的一笔巨款、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筹措那三十多万两银子的保证金。

“小赖，你自家手头到底有多少钱？”戴蕴珊忍不住悄悄地打听。

“两万多一点，而且还全都是些铜板”

“妈吔，才这点底子就出来冒充老大，你娃娃好亡命哟！”结义哥哥惊讶地狂呼起来，这一回，连他也不敢再夸奖赖永初“够气魄”了。

屋里的多数人并不赞成赖永初参与发行黔币的举动，认为那只是帮旧派官僚搜刮敛财，对社会进步无益、于自身就更无好处，但陈职民却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若以此资金开发本省煤矿，必将大大提振贵州经济，亦属奇功一件”。

“切！提振经济？你看看周边，黔军今天跟川军打、明天跟湘军打，忠烈牌位一筐筐地挑回来，两百万钞票赔偿抚恤金还差不多，能开什么矿？”

一帮人讨论来讨论去，始终不得要领，直闹到子夜时分，急忙赶到何应钦那里请示方略的何辑五才终于返了回来，一进门，他先抱着茶缸子猛灌了一通，然后抹了抹嘴巴，神气活现地大声宣布：

“我三哥说了，此事甚好，当全力争取！”

库房是钱庄最重要的地方，在赖兴隆，这地方是由老板赖嘉荣亲自照看的。这会儿，他正在后院的厢房里忙着用锯末擦洗库存的铜钱。

铜钱虽然都是清朝的东西，但因为年代有先有后、铸造的地点各不相同，在外形上也就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乾隆以前的铜钱颜色泛红，乾隆以后的因为加了锡，颜色就有点发青；“官炉”铜钱的个头比较大，每枚重量在一钱四分左右，“局炉”的就薄一些小一些，重量只有一钱二分、一钱，甚至七分八分……清洗钱币是一件繁杂的工作，从早到晚，赖嘉荣几乎整天都在这粉尘飞扬、酸臭刺鼻的小房间里忙碌着，先用米醋清除铜板表面的锈渍和污垢，再用桐油浸泡一遍，于是大大小小的方孔圆钱就由灰蒙蒙变成了亮铮铮，显得漂亮了许多。

“爹爹，今天过端午，你也该休息一下，到城外去走走。洗钱的事情叫伙计来帮忙就可以了，你又何必做得那么辛苦？”赖永初很是心疼自己的父亲，两年来，老人家虽然已经不再掌管柜台上的经营，但却总是闲不住，每天在店里忙上忙下的操劳一些琐碎的事情，劳作的强度一点也不亚于从前。

“我年纪大了，爬山走不动，留在家里还能多少做一点活路……哦，先前外面好象吵吵闹闹的，不晓得在搞些啥子名堂？”

“那是戴蕴珊带着学生来做宣传，要求我们关门罢市”

“不象话，他一个卖土布棉纱的贩子，凭哪样干涉我们钱庄的生意？”

“呵呵，他的道理充足得很，你老人家自己来听听”，赖永初笑着把父亲拉到了前院。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由于交通落后、通讯闭塞，当信息传到贵阳的时候已经是五月的下旬了。刚开始，这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贵州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有人说 “防止过激主义”、有人讲“不要私杀学生”，态度都是不痛不痒，直到6月1日，也就是端午节的前一天，何应钦突然带着一帮学生在梦草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呼吁诛杀北京的段祺瑞、曹汝霖、徐世昌等人，并且宣称谁反对学生的要求谁就是卖国贼……这才把事情闹大了。

何应钦是贵州讲武学校的校长。说起来，那讲武学校的规模其实并不大，连老师带学生加起来才不过一百多人，可因为有了一位喝过洋墨水的何校长，愣是标新立异、把贵阳城弄得风生水起。比方说贵阳的规矩是天亮以后才打开城门，在这之前谁也不许随意进出，可讲武学校却不管这一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吊着绳索翻城墙，跑到郊外的驿马坡（今河滨公园）去操练队伍，等天亮过后又架起云梯翻墙回来，根本就不走城门。而且回到城里还咋咋乎乎，一会儿喊口号：“贵州乃少年之省！贵阳乃少年之城！缔造少年之贵州！”，一会儿又唱歌：“莘莘学子齐登场，黔中破天荒；快快唤醒吾社会，旧事演新装”……那慷慨激昂的样子搞得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全都不走城门了，大家成天在墙头上爬来爬去，简直跟混世魔王差不多。没过多久，何校长又组建了一个“少年贵州会”，说是要以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为榜样，于是全贵阳的学生人手一份《少年贵州报》，开口闭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壮哉我中国少年”，人人都唯何应钦的马首是瞻，使得这位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洋学生赫然成为了省城学界的精神领袖，一呼百应，说话比教育厅长还管用。

——顺便八卦一下：何应钦191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按中国学生队的算法是第11期，若按日本“陆士”的算法应该是第27期。这一期的“首席”毕业生是片冈薰，后来当过第一师团师团长；“次席”四手井纲正（他也是陆大第34期的首席）是关东军最后一任参谋次长，45年8月被中国空军击落座机打死了；“三席”小林一男39年被晋军董其武部击毙，死的时候是个大佐联队长；中国学生没能进入前六名，但后来却出了四个上将，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贺耀祖，而且个个寿终正寝，可见成绩好的拼不过命好。

何应钦号称是贵阳的“学生头”，可实际上他的追随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行当的年青人，比如戴蕴珊就是其中之一。

戴蕴珊是“怡兴斋”商号的当家伙计，掌管着贵阳和安顺的好几家土布店铺，原本也是个生意场上的大忙人。可自从参加了那个“少年贵州会”之后，却就象是转了性似的，自家的买卖全然不顾，成天只跟着讲武学校的学生去爬城墙，开口“贵州是革命的省份”、闭口“少年强则国家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活象是何应钦的传声筒。今天一大早，他就跑到赖兴隆钱庄鼓动大家罢市，一会儿吓唬赖永初说：“你今天要是继续做生意，你就是同情日本的卖国分子”，一会儿又怂恿葛志诚等人：“小赖要是不肯罢市，你们就自己罢工，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这个汉奸老板”，正闹得起劲的时候，忽然看见了柜台背后的赖老头儿，这家伙才赶紧收敛起张狂的模样，鞠躬作揖陪着笑脸解释说：“赖大爷，我不是真的要你们钱庄关门。只因为东洋人侵犯了山东的利益，所以想请大家歇业两三天，表示抗议……”

“荒唐！山东的事情自然会有山东人去管，要你一个贵州娃娃操什么心。再说，我家钱庄关门三天，日本人难道就肯投降了么？”

几句话憋得戴蕴珊张口结舌，只好偷偷咧嘴眨眼做怪样，现出一脸委屈的表情。

赖永初的心里其实是很理解戴蕴珊的。因为他知道这罢市的事情并不是土布贩子的突发其想，而是何应钦的爱国主张。只不过，这个爱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虽然何校长在《少年贵州报》上多次呼吁“以最激烈之行为表达全体国民之坚强决心”，可省政府的其他官员却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教育厅通令禁止学校罢课、政务厅警告商人不得罢市、警察厅更是明确宣布“若有扰乱视听者，一律严查重办”，这就让大家觉得十分为难——何应钦虽然有号召力，可他只是个军校的头头，那个“少年贵州会”充其量也只是个民间组织，而政务厅和警察厅却都是正牌的官府机构，有派头也有权威，所以几道政令下达之后，连中学生都吓得不敢上街闹事了，市面上做生意的买卖人自然也就更加不敢随便折腾。

赖永初同样也对罢市的事情心存顾忌。银钱业是个保守的行当，当铺的老板们跟官府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眼下正是自己钱庄危机重重的时候，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实在不愿意惹事生非、弄出什么事端，再给竞争对手以落井下石的机会。因此，他把父亲喊来做“挡箭牌”，其实就是想借老人的面子让戴蕴珊知难而退，可没想到这小子被赖嘉荣抢白了一顿之后，虽然不再象先前那样活跃了，却也并没有就此离开，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店堂中的太师椅上，拿起招待客人用的旱烟、水烟和洋烟卷，东闻闻西尝尝，愣是跟钱庄的掌柜耗上了。

“唉，我的戴大哥，满条街的店子都在做生意，你为哪样非要我先关门嘛？”

“为哪样？因为别的店老板都是老家伙，只有你是个少年人！还因为我在何校长和谷校长面前担保过，说赖永初是个有胆魄的人物，一定敢为天下先！”

这一通赞扬不象赞扬、责备不象责备的话语弄得赖永初无可奈何。他分明记得，戴蕴珊在几年前也曾经夸奖过自己“有胆魄”，那是当他决心闯四川贩盐巴的时候，当时，别的“好朋友”都不大相信那个冒险的计划能够成功、纷纷采取了反对和躲避的态度，惟有这个刚从乡下来到贵阳的戴蕴珊击掌大呼“有胆魄有胆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帮”，并且主动拿出一百捆土布做担保，才让走投无路的杂货铺伙计借到了能够启程动身的六百块大洋……从那以后，两人就义结金兰、交情非同一般，可戴蕴珊却并没有因为先前的慷慨而索取过什么回报，今天的“逼迫罢市”是他第一次对把兄弟有所要求，而这个要求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个人，所以想一想，如果硬赖着不答应他的主张，于情于理还真有点说不过去。

“外患凌逼、国难当头，青年为社会之先驱，青年有警醒国民之义务。贵州虽然弱小偏远，难道就不是国家的一部分？你我虽然不是学生，难道就没有救国之责任了吗……”

戴蕴珊滔滔不绝地说着，虽然赖永初明知道他的说辞只不过是在照搬别人的理论而已，但这番诚恳的话语却还是渐渐打动了年轻的心。

店铺里的其他人也在默默倾听着，听这“不务正业”的土布贩子由巴黎和会讲到了青岛权益、又由朝鲜的亡国讲到了中国的危机，慢慢的，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由讪笑转为了凝重，最后，当戴蕴珊说到“梦草公园正在表演《安重根刺伊藤公》，讲的就是高丽青年的家国之恨，你们应该去看一看”，大家就把探询的目光投到了赖永初的身上，此时的赖大掌柜也只好苦笑着点点头，终于答应关门歇业了。

梦草公园原本是跑街伙计们交流商业行情的场所，政界学界的人物是很少光顾的，可自从何应钦发起爱国运动之后，这里就成了“少年贵州会”的大本营。端午节，公园里搭起了戏台，戏台两侧挂着对联——“鲸吸东溟，回首中原方逐鹿；螯断西极，伤心此日说亡羊”。许多人连龙舟比赛也不去看，聚在这里看学生们表演“文明戏”。

文明戏虽然演的是外国故事，但演员的装扮却十分中国化，日本首相挂着曹操的胡须，朝鲜汉子头扎英雄结、脚踏虎头靴，模样跟武松差不多。这时候，舞台上的安重根正拿着一把手枪跟伊藤博文打打闹闹，忽然听见戴蕴珊在台底下嚷：“喂！你们搞快点，我把赖永初喊来了”，两个人立刻转过头来：“要得要得，先到后面去喝茶，我们马上就好”。定睛一看，原来扮演安重根的是何辑五、扮演伊藤博文的是陈职民，大家都是熟人。

走进后台刚刚端起茶杯，前台的安重根就把伊藤博文撂翻了，于是谢幕收场。一帮演员欢聚一堂兴高采烈的自吹自擂，都以为演出很成功，可偏偏担任“师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的王雄却显得非常不满意，敲桌子砸板凳的大发脾气。这王雄是讲武学校里的朝鲜学生，他跟安重根是同胞，所以对这出戏的要求自然比别人更高一些，于是大家就纷纷搂着他说好话，有的说“我觉得演得还不错啊，真的”，有的说“师傅，我今天的动作特别潇洒，你发现没有？”……说着说着，王导忽然把剧本往桌上一拍：“安义士殉国前喊的是‘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不是什么‘到后面喝茶’！”，大家这才弄明白，原来是戴蕴珊先前的插嘴打岔惹了祸。

（注：王雄本名金弘一，朝鲜平安北道人，贵州讲武学校三期生。毕业后曾经在黔军中服役，以后历任朝鲜独立军支队长、复国军副司令，韩国第一军军长、韩国陆军大学校长、驻台湾大使、外交部长……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王雄在上海策划了刺杀日酋白川义则大将的行动，还真的导演了一把真实版的《安重根刺伊藤公》）

年青人的心思永远是活跃的，郁闷的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快，刚刚为话剧中的瑕疵吵闹了一番之后，大家的话题立刻又转到了“救国救民”上来。赖永初是这个圈子里的新人，对政治的事情有点弄不大明白，但大家显然都很乐意帮助他，戴蕴珊主张先介绍赖永初加入少年贵州会，而何辑五则认为组建“救国十人团”更为重要一些。

救国十人团是随着五四运动从北方传过来的新名堂。大致的规矩是每十个人组成一个救国团队，团队中的成员相互监督、共担责任。各“十人团”的章程可以自行约定，但有两条是必备的，首先要以爱国为最高宗旨，其次是要坚决抵制日货。

大家的意见是要赖永初加入陈职民领导的十人团。陈职民先前是牙科诊所的医师，现在开了一个“鸿昌隆百货店”，他是在广州上过洋学堂的人物，有学识有思想，并且对如何治理国家胸有成竹。他认为救国的关键在于发展国货，仅仅抵制日货是不够的，还应该组建国民实业总公司，也就是把全省乃至全国的商店和工厂都合并成一家大企业，“空言抵制，实非治本之谋。吾国外交失败，皆因实业落后之缘故。设若吾辈急起直追，募集全民之资产以改良工业、收购全国之原料以制造物品，则吾国之资源不必流往外国，外国之商品亦不能销入吾国，本源俱断，日货既可不排而自绝矣……”

这“自力更生”的方针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不卖铁矿石给日本、让他们造不成机器；有人说不卖蚕丝给日本，让他们织不出丝绸；还有人建议全面禁止稻米出口，直接饿死日本人……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真是既鼓舞精神又振奋人心。就在这一片喧闹的时候，何应钦和谷正伦来了。

何应钦的个子不高，圆脸大眼厚嘴唇，一副憨厚朴实的模样，虽然身上穿着制服、腰间挂着佩刀，但眉目间却透出温和慈祥的神情，说话也总是慢吞吞的，浑不象是个驰骋疆场的军人，反倒是跟在他身旁的谷正伦更显得英气勃勃。谷正伦也是日本陆军士官生，现在正担任贵州测量学校的校长，测量学校设骑兵科、炮兵科和工兵科，所以也称“骑炮工兵学校”，名头很大，只不过因为贵州实在太穷，那骑炮工学校的骑兵没有马、炮兵没有炮、工兵只有锄头和铁锹，再加上谷校长的脾气又暴躁得很，动不动就关人禁闭打人屁股，因此才开学没几天，学校的学员就有一半转到了讲武学校（讲武学校只有步科），另一半干脆跑去了广西和云南讲武堂，弄得谷正伦成了个光杆，他的号召力自然也就不如何应钦那么响亮了。

两位大人物的到来，使国事和政治的讨论又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 “查欧美社会之种种，莫不出自德谟克拉悉。英法所建树之自由平等、美国所提倡之人道正义、乃至近年之俄国大革命之最新原理，皆由德谟克拉悉所产出。就吾国国体而言，当由民族自决发展至天下大同、由民本主义发展为世界主义。总之，世界愈进化，德谟克拉悉则愈扩展；人类愈增进，德谟克拉悉则愈宏扬。看未来世界之思潮，德谟克拉悉必将普及！”

这番言论的意境确实高妙，但赖永初却有点听不懂，“德谟克拉悉是什么东西？”

“从大处讲，德谟克拉悉是民主之昌明，就浅近而言，是国民之独立人格”，陈职民和戴蕴珊一边热烈鼓掌、一边给身边的新手启蒙。于是赖永初的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从此知道新式青年在信仰上要崇尚德谟克拉悉，在事业上要建设国民实业总公司。

那一天，在梦草公园总共成立了十多个“救国十人团”，虽然所有的救国团都统归何应钦和谷正伦领导，但其实每个十人团的任务却各有不同。比如赖永初所在的这个团队因为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所以被赋予的使命是“以蓬勃之经济，助贵州自强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具体来讲就是专门负责提供捐款，让学生有钱办报纸办剧社、制作横幅旗帜和标语传单。

提供捐款的任务虽然很光荣，但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别人都集合起来开会，却把赖永初他们留在角落里商量各自应该出多少份子钱。

那些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军校的师生，他们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先是听见何应钦说：“讲武学校就是要武一点！诸君以后都是带兵之人，难道还怕警察不成？我就不信你们打不过李映雪”，接着又看见谷正伦把军刀举在头顶挥来挥去：“肉食者鄙！国难当头、四郊多垒，而贵州当局颠倒错误、昏昏噩噩，省内大员竞逞私图、如痴如醉，其何知有国家责任哉？吾等皆为社会主人翁，岂可袖手旁观，任其堕落而无所作为”，于是那些士官生就激动起来了，纷纷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老而不死是为贼！不杀此类奸党败类无以谢天下！”

戴蕴珊在旁边看得十分热血沸腾，“哎哟哎哟，何校长要杀李厅长了”，但陈职民和赖永初却都不以为然。

当时贵州的政界分为新旧两派，新派的领袖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旧派的首领是贵州省长刘显世。这两派各有一帮精英骨干，比如新派的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旧派的刘敬吾（法政学校校长）、张彭年（模范中学校长）、李映雪（警察厅长）是早稻田大学的校友，双方针锋相对，经常为政见的分歧闹得不可开交，可吵闹归吵闹，贵阳的老百姓却并不太当真，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刘敬吾是刘显世的儿子、何应钦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大家关起门来是一家人，再吵再闹也是亲戚间的事情。所以赖永初不觉得事情会很严重：“你看看在那边喊口号的人，刘剑吾、刘干吾、刘曙吾、刘练吾、刘璧吾，全都是刘显世的儿子和侄子，儿子对老子不满意，使劲吼一吼就差不多了，难道还会真的动刀动枪？”

陈职民的观点更是高屋建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事有可豫定而不可行者。新派和旧派虽然有矛盾，但现在还远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一则贵州的政坛还掌握在旧派的手里，二则新派的军队（黔军第一师）还在四川和湖南打仗，留在省内的全是刘显世的武装（25个营的游击军和3个军警大队），在这时候以区区数百的学生去挑战旧派的势力，无异于以卵击石，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这番审时度势的分析简直如醍醐灌顶，不仅说得赖永初频频点头，就连戴蕴珊也哑口无言，不再吭声了。

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傍晚的时候才结束，大家商定将于第二天（6月3日）举办国民大游行。

回家的路上，赖永初的心里充满了矛盾，既有兴奋也有忐忑。在今天的会议上，何应钦校长特意点名表扬了小赖同志，不仅夸奖他是个旷世难得的青年才俊，而且预言他创办的“平民银行”必将成为贵州未来的商业奇葩，《少年贵州报》的主编刘建群（贵阳法政学校的学生，后任民国立法院院长）也表示要写文章宣传这位“撑中流砥柱之觉悟者，德谟克拉悉之商业家”……这前所未有的吹捧让赖小伙子在感到激动的同时又难免有些担心，他不知道跟这些新派政治人物混在一起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不知道明天的大游行会不会给自己的钱庄带来什么麻烦。

回到店铺已过了晚饭的时间，推开大门，一股糯米的清香扑面而来。钱庄的人们都还没有吃饭，大家围坐在后院，一边整理着铜钱一边等待着掌柜的归来。

整理铜钱是钱庄日常的工作之一。清洗干净的铜板摊在蒲席上，用浸过蜡油的麻绳将散钱一枚枚的穿起来。每穿一百枚铜板打一个结，叫一“串”，五串连接起来为一“吊”（所以二百五也叫“半吊子”），最后再把两吊钱横着一捆，就成了一“贯”。每贯铜钱都要过磅称重、并且用红纸封住接口，上面写明总重量和整理的日期，还要盖上钱庄的火漆才能正式入库。

——说到这里再八卦一下：所谓“家财万贯”，“贯”字从字形上看就可以知道是两吊钱捆在一起的意思。在实际的商业流通中，“贯”这个单位其实是很少使用的，因为它太重太不方便——早先马甲我在看京剧《十五贯》的时候就感觉十分奇怪：十五贯铜钱摞起来有好大一堆、将近两百斤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随便拎来拎去？那小偷又怎么可能轻易偷得走？更别说这堆铜山一样的东西居然还会被老鼠叼走了……后来查了资料才明白，原来《十五贯》最早出于元杂剧，故事里的“十五贯”原本只是一张纸钞而已，现代的京戏演员凭空想当然，愣把它演绎成了“用褡裢装着的铜板”，这才出现了不合道理的情况。所以说，无论干哪个行当都要懂一点历史才好，否则是会以讹传讹的。

串铜钱是个讲究细致的工作，要求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场院里，大家全都目不斜视的埋头数钱，只有小伙计韦岭一个人浑不在意的爬来爬去、玩得不亦乐乎。韦岭只有八岁，虽然加减乘除都懂得计算了，但小孩子的玩性大、爱走神，数铜板的时候经常是数到七十八十就一打岔忘记了，忙活了半天也只好半途而废。因为这个，赖嘉荣老人就特意制作了一块数钱的木头板子，那木板上横着竖着各凿了十排圆坑，每个坑放进一枚铜板、全部填满了正好是一串钱，于是这东西立刻便成了小家伙的工具兼玩具，让他干活的时候乐趣无穷。

看见赖永初回来了，小韦岭显得特别高兴，他神秘兮兮的把大掌柜拉到跟前，然后悄悄从兜里掏出了一样宝贝：“看，天麻！”

那玩意不长不短不粗不细半黄不黄，不知道是个什么草根，赖永初见了不禁觉得好笑：“你从哪里挖来的？”

“在水口寺后面的山上！我特意问过草药师傅，我知道没有叶子的黄花底下就是天麻（注：野生天麻没有叶子，开黄花，生长缓慢，而人工培育的天麻有叶子，花蕊的颜色很多，生长也比较快），老板娘去采草莓时候我就偷偷跑到坡坎上找天麻，结果找到了这个。赖老板说这是最好的天麻！”

可这东西明明不是什么天麻呀？赖永初疑惑地瞧了瞧赖嘉荣，却见老人家正满脸笑容，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于是也就会意地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不错不错，谢谢你了，晚上我一定用这颗天麻好好洗个澡”

老板娘赖时氏正在堂屋里清点礼品。照贵阳的规矩，亲朋好友之间每逢“三节”（端午、中秋、新年）的时候都要互赠礼物以示庆贺。这些礼物有的用红纸包着、有的用竹篓装着，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客套话，但其实里面不过是些米糕粽子或者核桃花生之类的杂食，并不值几个钱。

礼品堆中有个木匣子显得特别精致，老板娘一边赞赏“好漂亮的箱箱”，一边随手打开来看，发现其中装着的居然是京城出产的蜜饯果铺，而且还有一个刻着“事运亨通”的小银锞子，惊讶得赶紧忙不迭地问：“这是哪家的大礼？”

拿过来端详一番，赖永初看见礼盒上面贴着一张文通书局的条子，于是知道是从华家送来的。

“哦哟哟，华老爷真是好客气，过端午还给我们送贺礼！”

老板娘高兴地连声欢叫，可赖永初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先前曾经因为买盐的事情跟华之鸿打过一次交道，但从那以后，华府的大门就始终对赖小伙子紧闭着，几年来，华老爷总是高高在上的不把赖兴隆商号放在眼里，钱庄开业他没有理睬、竞争风波也没有过问，过年过节就更不会跟赖家人套什么交情了，可现在，他却突然送来了这么一份端午节的礼物，可真是叫人匪夷所思。

“东西是啥时候送来的？”

“就是先前不久”，担任管事的葛志诚赶紧站起身来回答：“天快擦黑的时候来了个穿长褂子的先生，把东西放在柜台前，任何话没说就走了……”

“妈，我不吃饭了……赶紧准备些礼物，我去回拜华家”，沉吟片刻之后，赖永初决定要亲自上门去探个水落石出。

天色刚放亮，贵阳城里就喧闹起来。背筐挑担的货郎穿梭在街头巷尾，有卖粽叶的、卖艾草的、卖雄黄酒的、卖钟馗像的、卖咸鸭蛋的、卖竹哨子的、卖小风车的……有的敲着小锣有的打着响板，叮叮当当，引得各家各户都敞开了房门。

黎明的朝阳中，大人们相互拱手致意，小孩子们则在屋檐下拍着双手，卯足了劲儿放声高唱：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艾蒿插在大门上，红枣粽子糌白糖”

“端阳五月五，划船敲锣鼓，钟馗抓小鬼，天师骑艾虎……”

这是1919年的6月2日，在小贩们卖力的吆喝声和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中，端午节来到了。

这一天，“赖兴隆”钱庄的人们也是早早的就起了床。老板赖嘉荣打开店门，在屋外插艾草、在屋内挂菖蒲，还在墙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钟馗像。厨房里充满了粽子的香气，老板娘赖时氏在锅灶间忙碌着，大锅里正用艾草汁煮着糯米饭，饭里面还混着茱萸、柏子、桃仁和大蒜头，绿莹莹的透出一股清新的味道。餐桌上放着炒好了的黄鱼、黄鳝和黄豆芽，这些都是端阳节里必须品尝的食物。

按照贵阳的习俗，端午这天还应该出门“游百病”，也就是男女老少成群结队的到郊外去游玩，拜山神、摘野果，然后再把采摘来的花草药材带回家里煮水洗澡，叫做“沐兰汤浴”。只可惜因为要照看生意，店铺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出城玩耍的机会，惟独八岁的小伙计韦岭是个例外，这小家伙得到了老板的特许，三口两口吃过早饭之后就赶紧戴上虎头帽（用蒲草编成的斗笠）、背起小竹篓，兴致勃勃地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迫不及待的准备动身出发。

“大掌柜，给你说，今天我要挖个天麻回来给大家洗澡”

“哈，你个小屁娃，能挖到野芋头（独角莲）就不错了，还想挖啥子野天麻……”

“小韦岭，天麻都长在山背后的阴凉地方，好挖得很，你今天一定能挖两颗回来，让大掌柜看看你的本事”

“莫要听他们乱讲，我们才不挖天麻，连野芋头也不要挖”，老板娘赶紧走上前来，伸手给韦岭挂上香袋，又用雄黄酒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了个“王”字，嘴里念叨着说：“端午间，草窝窝里头有长蛇，被咬一口划不着。你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摘杨梅、看龙舟，下午再捉只鸭子回来给大家吃，不许在山上乱跑，听到了没有？”

小韦岭只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可脸上却是一副不甘不愿的表情。

香袋是用蒲草编成的，里面装着山奈、白芷、桔子皮之类的东西，每人都有一个。大家先是各自佩带起香囊，然后再依次把脑袋伸到赖时氏的跟前，任由她在额头上、鼻梁上和耳朵旁涂抹雄黄酒。

“带上香草袋，不怕瘟神害，身上带雄黄，早晚阳气壮……”，老太太一边洒着黄酒一边念念叨叨，那模样象极了教堂里的大主教。

“这些事现在只好由我先做着，等来年你们成了家，自然就交给你们媳妇去管”

“依我说，想找媳妇就不要涂那么多雄黄酒，身上好大的气味，人家白娘子都不敢拢边了”

“呸，好个作怪的娃儿。你又不是许仙，难道还想娶个妖精回家不成？”

几句调侃惹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虽然是过端午，店铺的生意却不能停。早饭过后，老板娘带着小韦岭们“游百病”去了，其他人则照常干活。

跟几年前相比，“赖兴隆”的店面改变了许多。原本是夯土的地面铺上了水磨青砖，原本凌乱的货架换成了阔气的银柜，堂屋里添设了楠木家具，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自鸣钟，茶几上还预备了专门招待客人的旱烟杆、水烟筒和听装“派律”香烟（PIRATE，海盗牌），几个衣装整洁、精神抖擞的伙计在“恒业永兴”的金字牌匾下来往穿梭，戥银子的声音、敲光洋的声音、数铜钱的声音和“噼哩啪啦”的算盘珠子声交织在一起，俨然一副大生意大买卖的派头。

银钱业号称是百业之王，开钱庄的自然也就更加注重瞻观。“赖兴隆”的店面整洁雅致，在当时的贵阳算是比较体面的了，但实际上，它的境况却并不象外表上的那么风光。

有人认为“赖兴隆”是贵阳的第一家钱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贵阳在早些时候也是曾经有过票号的，比如著名的山西“日升昌”就在这里开过分店，只不过因为贵州的物产贫瘠、商业落后，对货币的流通需求很低，所以那些银钱商人折腾来折腾去也难以有所作为，辛亥前后就纷纷关门大吉，直到十六岁的赖永初借着战争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才又重新拾起了这个行当。

说起来，赖永初开钱庄也确实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他先前连自己家的杂货铺也没有真正掌管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金融方面的经验了，小伙子只不过是在合江的客栈里听别人忽悠了一通“赚钱就是转钱”的道理，然后又觉得钱庄这买卖一没有仓脚库存，二不用机器厂房，而且不受天气时令的影响、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张，感觉真是不错，于是脑袋一热就从华之鸿那里讨了个银钱业的执照，把门面装修一番就干起了新的行当。

可是，生意人换行当并不象店铺换个门脸那么简单。“赖兴隆”过去是做杂货零售的，现在一下子转做了金融，这等于是从商业链的最末端直接跳到了最前端，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而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零售业的门槛低、容易上手，业内人也都平淡和睦、比较客气；可银钱业圈子则是一副官商做派，门槛高、作风保守，最为势利和欺生。贵阳的银钱业向来都是典当行的天下，当铺的股东大多是退仕返乡的前清官宦，这些人先前已经联手赶走了陕西老板和山西老板，现在又看见赖永初这个靠“卖私盐”发横财的杂货铺伙计居然也敢来染指银钱，自然更要处处刁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赖兴隆”钱庄开张的那一天起，“光裕典”的文明钰老板就公开表示：“开杂货铺的只要有货就能卖，想做钱庄光有钱还不行”，意思是赖家既没有政界的后台、又没有商界的声望，根本不配在银钱业里混。于是，“正兴当”“复源当”“济善当”等各家当铺也就跟“光裕典”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排挤新人，特别是在文明钰接替华之鸿担任了省商会的会长之后，商会的活动干脆拒绝赖永初参加，商场上实力最强的三大行业（盐行、绸缎行、典当行）也一概不跟“赖兴隆”发生往来，愣是硬生生的要把这新开张的钱庄打压下去。

存贷和汇兑是银钱业最重要的两大业务，但吸纳存款需要以商业信誉为支撑，开展汇兑则需要有行业关系做保证，而当铺老板们老奸巨滑，恰恰就在这两个方面挡住了赖永初的发展。开业两年多来，“赖兴隆”既没有拉到过百元以上的存款，也没有做成任何一笔汇兑单子……这窘迫的状况让钱庄的经营日益艰难，却也让赖永初渐渐按捺不住，终于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这一年的春节过后，贵阳的街道上突然贴出了一则广告：“赖兴隆”承诺向全城的商家开放小额借贷，其中二两银子（三块大洋）的借款如果能在两天之内归还，一律免收利息！

这消息一经传开，商界上下立刻就炸了锅——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布银钱业里发生了内讧，钱庄跟当铺打起来了！

钱庄和当铺都属于银钱行业，但两者的经营是各有重点的。传统的钱庄主要是跟“上等人”打交道，也就是以信用为担保，借贷的金额通常在一百两银子以上；而当铺则跟普通大众做生意，以实物为担保，借贷的金额一般在百两银子以下。由于贵州的商业很不发达，大额的信贷需求其实并不多，所以贵阳的金融业务以往都掌握在当铺的手里，可现在赖兴隆突然决定“自降身份”开放小额借贷，五两银子也可以贷、二两银子也可以借，而且还不必抵押甚至不必付利息，这简直是搅乱了格局、硬抢了典当行的饭碗。

说实话，如此蛮干的事情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庄老板大多都自矜身段，不大乐意经手三五两银子的小买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很高，如果没有实物作担保，借出去的钱款很有可能收不回来，所以但凡有点理智的钱庄老板无论怎么冲动也不至于拿自己的银子去赌气。可这一回，掌管钱庄的偏偏是个犟头倔脑的愣头青，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结果一着急上火就不管不顾的使出了拼命的招数。

赖兴隆店里的人们也知道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两败俱伤，而且真的较量起来，当铺那边最多是做不成生意罢了，钱庄这边却有可能越做越亏本，算一算还是自己的损伤更大一些。可道理虽明白，却无奈大掌柜的正在气头上，其他人也不好硬拦着，伙计们只能在干活的时候睁大了眼睛，尽量不把钱款借给那些看上去不大可靠的客户。也有人在私底下嘀咕说：“赌气归赌气，太亏本的事情也不要做。最好先把免收利息的条款取消了吧，天下哪有钱庄放贷不收息的规矩”，而赖永初却置若罔闻，始终是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

于是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赖兴隆的伙计们焦急地盼望着掌柜的能早点消了火气，当铺老板们耐心地等着看这傻小子破产倒霉，而街井的小商小贩们则抓紧时机、利用这难得的“优惠政策”尽量享受免费贷款的好处，只有赖永初依然是快意恩仇，不管不顾的我行我素……几个月下来，钱庄如预料中的遭遇到了大笔的“烂帐”、连连亏损，可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店面上的钱币兑换业务越来越红火，库房里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钱，几乎快要装不下了。

在1919年的贵州，市面上主要的流通货币只有白银、大洋和铜钱（当时还没有流行“铜元”，铜钱仍是一文一枚的“制钱”，也叫“铜子”），三种货币的兑换比价大致为一块大洋兑铜钱一千至一千二百、一两银子兑铜钱一千五至两千。这样的主辅币设置是以农耕经济的田赋制度为标准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经营的流通需求，所以经常弄得生意人在做买卖的时候不得不进行货币兑换。

办理银钱兑换每次可以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续费，不过这项业务并不是银钱业的专利，任何店铺都可以做。那时候的三十枚铜子可以买一碗猪肉米粉，也就是每换一块大洋就至少要付出一顿“豪华早餐”的代价，所以人们除非万不得已，轻易是不会去“贴水”换钱的。这样平摊下来，每个商号日常能接触到银钱兑换的次数其实并不太多，想单靠这个业务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赖永初偏偏就盯上了这个不可能发财的买卖。他是杂货铺跑街的出身，当然知道城里钱币兑换量最大的群体是做小买卖的商贩。贵阳的商贩一般每隔几天就要赶一次乡场，虽然每次需要的流动资金不过只有四五两银子而已，可因为他们卖货的时候收到的大多是零钱，所以每当进货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麻烦。想一想就知道，一块大洋折成铜钱大约有十二斤，五两银子的铜钱就将近一百斤重，如果用担子挑着这么多铜币去乡下买东西，那肯定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商贩们通常的办法是用褡裢装一部分铜子，另外再换些银子或大洋带在身上，这也就给钱庄带来了商机。

赖永初推出的那个“二两银子两天之内免收利息”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吸引商贩的诱饵。小贩们头天借银子可以不付利息，可到了第二天还款的时候，因为交到柜上的全是铜子，所以就必须承担铜钱换洋钱的“贴水”。商贩们对此是很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反正每次进货都要兑换银子或大洋，现在只不过是把兑换的时间由赶场前变成了赶场后、把向别的商铺兑换变成了专门向“赖兴隆”兑换。在利益上没有任何的损失和风险，却可以向钱庄白白借到将近一半的流动资金，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经营成本，算来算去都很划得来。

这样的办法一经推出立刻就取得了立杆见影的效果，最显而易见的是，当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钱庄的生意却越来越火暴。没过多长时间，城里卖蔬菜的、卖山货的、卖面条米粉油饼糕点的、甚至连杀猪宰羊的屠夫都成了赖兴隆的客户，以往只有“上等人”才能光顾的银钱柜台这时聚满了布衣短衫的小商小贩，店铺前终日人声鼎沸、伙计们忙得四脚朝天，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街坊邻居莫不称赞赖家小伙的本领高强，就连《贵州少年日报》也发表评论说“赖兴隆走的是平民化的商业道路，代表着大同世界的新方向！”

只不过，店铺的外表虽然风光热闹，可赖永初却暗自叫苦不迭。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银钱兑换的那百分之三的利润其实抵不过“烂帐”所造成的亏空，而更重要的是，原本以为钱庄的业务范围扩大了之后就能吸引到商贩们的存款，可未曾想，钱庄的算盘精、顾客的算盘更精，那些小商贩虽然经常上门光顾、个个都象老熟人似的，可骨子里却还是对赖兴隆的信誉不太放心，每每是借了多少钱就只还多少钱，剩一枚铜板都要揣回家去，根本不肯存到钱庄的帐上。这样一来，赖兴隆就几乎成了个“换钱的铺子”，钱庄的业务也就只有单向的“银洋换铜钱”，于是经过从春节到端午这几个月的折腾，钱庄的库房里虽然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板，可柜上的三万大洋却只剩下不到两千块了。

赖永初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难题，而典当行的老板们却似乎对这样的局面早有预见。他们一方面加紧从各地乡镇调集铜钱、补充贵阳市场，另一方面又跟盐行和绸缎行的商家联合约定：跟赖兴隆钱庄的银钱交易，一律加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这等于一下子就封死了赖永初的生路——他如果用铜钱去大商号换银元，不仅先前的获利要全部赔出去、而且还要倒贴血本，无异于自寻破产；而向小商号求援则根本无济于事，那些人既没胆量得罪商会，也没有能力消化这么多的铜钱……

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赖兴隆的实力足够强大，仍然还有赢得这场拼搏的希望。因为铜钱的总量是有限的（当时的贵州没有铸造钱币的能力，市面上的铜子全都是清朝时期的制钱），所以只要赖家能够持续保持高强度的货币兑换频率，一旦钱庄所储存的铜钱达到了相当的比例，市场上就会出现辅币不足、流通困难的情况。到那时，铜钱的价格肯定会急剧上涨，各大商家的联合封锁也不会再起任何作用，银铜交易的主动权自然也就转到了赖永初的手里……可问题是这一切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假使。眼下的情况明摆着，赖兴隆的钱柜里只剩下了一千多大洋，连三五天的时间都很难撑得过去了，而文明钰又把融资的各项渠道堵得滴水不漏，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更遇到四面埋伏，赖永初的彻底失败似乎已经就此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