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盛夏七月，赤水河畔的茅台镇人声鼎沸。十多艘朱红色的“关刀船”正在船夫的牵引下缓缓靠港，船头处一杆“赖兴隆记”蓝色商旗迎风飘扬，甲板上，装满巴盐的篾包堆成了小山。

“水涨船高，财源广达！恭喜赖老板登岸高升喽——”，吆喝声中，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儿健步跃上码头。身手敏捷、精力充沛，年青的脸上神采飞扬、写满了骄傲。

在出门近半年之后，赖永初终于回到了贵州。

这几个月来，赖永初一直住在“万盛源客栈”。自从得到那张“夏字第一号”的盐票之后，原本囊中羞涩的跑街伙计就忽然变成了合江城里炙手可热的财神，登门拜访的各种掮客络绎不绝，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可赖永初却始终牢记着杨森的叮嘱，他并不急于与人搭伙，而是打算先探探银行的门路。

那时候，贵州并没有真正商业性质的银行（所谓“贵州银行”是只为政府服务的“官钱局”），甚至连钱庄这样的金融商号也没有，赖永初虽然知道这“银行” 的生意多少与钱有关系，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却弄不大清楚。他想到泸州去问个究竟，可又听说“五国商会”在战争期间关门歇业（当时的人们把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家银行驻泸州的办事处称为“五国商会”），任何业务都不办理，想找人也找不到……可正在这惶急的时候，去江津采购鸡崽的客栈掌柜却给他带来了一位自流井的号商代理，是个陕西人。

盐行的生意分为井、枧、灶、号、运五大类，井行负责凿井、枧行负责制卤、灶行负责煮盐、号行负责经销，而象赖永初这样手握引票的外地客户则叫做“运商”。井、枧、灶行由四川人领衔，号行的股东却多为陕西人和山西人，秦晋商界的资金雄厚，他们在盐场统收井灶的盐斤，经秤吊检验后入仓贮存，再岸销给各路运商。这样既维护了井盐的正常生产，也保证了盐引的规范质量。在正常情况下，盐号生意是很赚钱的，可一旦遇到战争就麻烦了。盐道封锁，运商来不了，可地下的盐井却不管人间打仗不打仗，每天照样出卤，大批的成品只好堆上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蚀，让号商们忧心忡忡、焦头烂额。

对这时的盐号而言，手握引票的运商就是他们的救星，所以一听说合江城里住着个从贵州来的盐巴贩子，这位名叫颜泽辅的陕西人就急忙从江津赶到了万盛源客栈。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胖子，个子不高，身穿蓝绸大褂，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脸上总带着一团和气。对于他的拜访，赖永初的答复还是跟先前一样，“战事未平、商道不通，生意的事情只好等到局势明朗以后再说”，但颜泽辅却没有被这几句敷衍话给搪塞住，他笑了笑，语气依然显得那么诚恳：“赖老板是不是手头有些紧？没关系，出门在外，谁还能不遇到点小麻烦？咱们朋友之间说句知心话，你的难处，我能帮忙解决”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颜泽辅就看出眼前的小伙是个刚入门的新手，作为盐号的行家，他当然也能猜到赖永初目前的窘境，心里也早有了应对的办法。

自古以来，官盐销售都奉行“专商引岸”的原则，也就是由专门的运商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卖。这当然使得运商经营的采购数量大、运输距离远、销售时间长，需要的资金也比较多。满清时期，食盐都是由运商携带款项到生产地购买的，盐场方面只管收钱发货就行了，而到了辛亥之后，政局的动荡造成了运商结构的重新洗牌，一方面，许多资金雄厚的老商家失去了原有的经营特许，而另一方面，一些新入行的商人又筹措不到足够的资金，传统的市场运作模式也因此受到了破坏。不过，这在造成困扰的同时却又给某一些人带来了新的商机。

民国五年（1916年）正是 “官督商办”的盐业传统受到极大冲击的时候，也是自流井盐商开始酝酿由“盐号”向“盐业银行”转型的时候。护国战争期间，部分陕帮盐商正琢磨着在以往的经营方式上做一些突破，而无巧无不巧的，赖永初就成了他们“改革开放”的试验品。

在客栈里，颜泽辅经理掰着指头给小赖老板算了一笔账：一载“仁岸”巴盐的正价（含包装运杂费）是六千四百块钱、盐税（含民国政府的还贷基金）三千、合江口岸的关税（含为贵州省代征的盐务税费）九千六，总计一万九千块大洋。这笔钱如果向“五国洋会”贷款，最多只能贷到一半，而且需要出具担保，还钱的时候还得请人把银元挑到泸州来；而如果向陕帮商人“押汇”，全部费用都由盐号代缴，什么担保也不必，卖掉盐巴之后在贵阳还钱就行了，真是既方便又简单。

这“押汇”是一种盐运垫本的信贷方式，它有点象是“逆向的汇款”。正常汇款是先在甲地存款、再到乙地花钱，而“押汇”是先在甲地用钱、再到乙地存款。因为盐业实行的是“专商引岸” 制度，商品的承办人、采购方式、运输途径以及销售地点都是固定的，这几乎相当于运商的信用完全受到国家的监控，所以不必担心借钱的人赖帐或者逃跑。

押汇的月息是一分六，另加百分之三的手续费。赖永初也替颜泽辅算了算账：盐号实际只拿出了一万二千六百块大洋（因为盐巴是他们自己的，不必另外花钱），但转手就能增加三千六百一十块的孳息，这“押汇”的买卖可着实不错。

颜泽辅并不否认自己占了便宜，但同时却又狡辩说：“我的利息高，你贩盐的利润更大，所以算到底还是你划得来。再说了，你小赖老板每个月运一载盐，一年下来就能有十多万身家，到时候把钱存在盐号，我照样付你一分利，最终你还不是全都赚回去了……”

贵州当时并没有钱庄票号之类的生意，老百姓缺钱的时候就找当铺、有了钱就锁在柜子里，谁也没想到存钱也能有利息。颜泽辅看赖永初一副懵懂好奇的样子，索性摆开架势隆重开讲金融买卖的各种窍门，顺带还把“锁进箱子的是骡子钱，只会干活不下崽”、“赚钱也就是转钱，不能让资金停下来”之类的理论也神吹了一通，五迷三道的忽悠了一晚上，贵州的土包子听得津津有味，不仅把生意谈成了，两个人也成了莫逆之交。

1916年6月13日，蔡锷率军进入泸州，被封闭许久的商道终于得以开通，紧接着，从自流井发出的盐船也开始陆续顺江而下。

赖永初早就在合江码头雇好了“关刀船”，等盐引到关、纳税验收之后，立刻就装货出发。从合江沿赤水河往上走，六百多里的水路全是逆流，不仅时刻要靠船工拉纤行进，有的地段还必须将货物卸下来改用岸运。这样紧赶慢赶的走了近二十天，直到七月初才抵达了茅台码头。

“一打鼓（今金沙县城），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茅台是当时黔北的商业重镇，这里原本是贵州省仁怀县中枢乡的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小山村，但自从光绪年间赤水河航道疏浚开通之后，这个偏僻的码头就成为了川黔之间的交通枢纽，商业贸易也逐渐繁荣起来。

赖永初来到茅台的时候，码头上正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战争刚刚结束，民间的商贸立刻又活跃起来，栈桥上川流不息的是贵州出产的桐油、菜油、生漆、朱砂、水银和各类山货药材；河岔里停着许多等待卸货的大小木船，船上装着从外地运来的冰糖红塘、棉纱棉布、洋火柴铁钉子，甚至还有美国出产的强盗牌香烟。赖永初的盐船也在等待卸货的行列之中。

“仁岸”的盐引是用黄竹篾席包装的，再用篾条或草索捆扎。一捆叫做一“包”，筐里装有两坨磨盘似的盐锭，因此一包也就是两担。在合江关卡核定的时候，每包的重量是一百八十斤，但这合江标准的重量会随着运输的过程越来越少。从合江到茅台有六百里水路，中间还要搬上搬下的折腾好几回，盐斤耗损在所难免，而这耗损量的多少又大半取决于船工的工作态度，老板很难进行监督。这样时间长了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从合江装船的一百八十斤盐包，到茅台实交一百五十二斤，其余的二十八斤就连运费带耗损全部算在里面，双方两不相欠、各自负责。

盐包是要上岸才能吊秤的，可现在所有的盐引都还停在船上，船工们着急，赖永初也很着急。而码头的管事却总是一副磨磨蹭蹭的样子，一会儿看看船舱里的货物、一会儿又望望船头的“赖兴隆记”商旗，犹犹豫豫，始终不肯开单放行。

专商引岸，各岸盐引的运输途径不同、销售区域不同，盐斤的包装和规格也不一样。比如“綦岸”的盐巴是花腰色（白底红杠）、“涪岸”是炭灰色、 “永岸”是高粱色，这“仁岸”的盐锭则是略为泛青的草白色，很容易分辨出来，而且盐巴在贵州境内是不交税的（当时贵州的盐税由四川代收），码头管事根本没必要反复检查，只要随便看两眼就可以放行了，可为什么又总不让开单卸货呢？

问题就出在那面商旗上了。

按规矩，仁岸每个月的盐运定额为二十二载，这是按遵义和贵阳的总人口四百万、每人每天三钱盐的方法配给的。最早的时候，这仁岸原本是由四家盐商共同承运，可经过华联辉、华之鸿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三家陕西客商都被排挤走了，只剩华家独自垄断。几十年来，茅台码头上的盐船无一例外的都挂着“永隆裕”的旗帜，可现在却冷不丁的又冒出一个“赖兴隆”，这怎么能不让管事先生犯迷糊呢？

于是，从下午直等到傍晚，天都擦黑了，那码头管事却还是不肯开关放船。船工们一个个暴跳如雷，赖永初也气得满脸通红，可这时候，始终坐在船尾的葛志诚却突然站起身来：“我去跟他说说”，然后就踩着脚下的篾包、慢吞吞地走上了栈桥。

葛志诚是合江万盛源客栈掌柜家的儿子，年纪比赖永初稍大一点，因为相貌忠厚老成，所以得了个“葛老诚”的外号。赖永初离开合江的头一天晚上，老葛掌柜突然带着儿子来到客房，再三央求小赖把小葛收下做徒弟。赖永初顿时被吓了一跳：“我自己还只是个伙计呢，怎么敢随便收徒”。可葛掌柜却说：“我开客栈几十年了，虽然见识不多，但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赖老板现在年轻，但将来定会是个飞龙在天的人物，娃娃跟着你，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能学到一点皮毛本领，也可换得衣食无忧……”一席话说得赖永初云山雾罩，不知道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惶恐才好，弄到最后，终于还是答应让葛志诚跟着自己回贵州，但说定不算师徒，只算是雇佣关系，双方以礼相待，去留自由。

“葛老诚”这人的话不多，略微苍白的脸上总带着几分木讷，显得淡定沉稳。在从合江到茅台来的路上，他起早贪黑、瞻前顾后、兢兢业业，虽然动作慢条斯理，但事无巨细却能做得滴水不漏。在等待通关的这段时间里，别人都急得上窜下跳，只有他不吭不哈的坐在船尾悠然自得，仿佛再等上个三天三夜都无所谓似的，却没想到，等大家都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却突然出头露面了，跟那位不通情理的码头管事“有话要说”。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两个人在栈桥上说话，心里七上八下。那葛老诚还真是言简意赅，才嘀咕了没几句，码头管事立刻就变得前倨后恭，不仅忙不迭的盖章开单，还挥手吆喝，召来了一大群搬运挑夫。

“诶，老诚，你跟那管事到底说了些什么啊？”，看着船舱中的盐引一件件地抬上岸来，赖永初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好奇。

“我告诉他，赖兴隆是华问渠（华之鸿的儿子）私开的分号，他心里清楚就好，不要对别人讲”，葛老诚的神色依然是那么的木讷沉稳，若不是明知道他是在瞎编，光看他的脸，甚至连赖永初自己都要相信这话是真的了。

“你呀……咳，咳……你呀”，想不到，这不苟言笑葛老诚居然会是个“编聊斋”的高手。

其实，赖永初的心里并不太赞同这样的谎言。因为这显然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即便这一次能从码头管事的手里侥幸过关，但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事情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可赖永初又不能责怪葛志诚的“机智”，眼前的难题是明摆着的，一步走不通就步步走不通，病到急处也只好胡乱投医，无论如何，损招总比没招更有用一点。

专盐引岸，盐引一定要登上了指定的口岸才能成为真正的官盐。天色渐暗，盐船里的货物终于在暮色之中抬进了中街的“太和仓”，等吊秤入库之后，船工们领着酬劳高高兴兴的走了，赖永初的心里也才稍微踏实了一些。

中街是茅台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两旁“洋房”林立，满是旅舍、饭馆、商铺和各种小吃摊。有趣的是，这些“洋房”并不是砖砌的，不过是用泥巴混着糯米稀饭垒起来的土墙，墙外面用瓦刀勾勒出砖缝的槽印，再抹上白色的洋灰，晴天看上去跟重庆泸州的洋砖房差不多，但遇到下雨就露馅了。

“泥巴稀饭墙”上贴着贵州督军刘显世的告示：

查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但奖凭、奖牌仅有一份，亦无从再领。故应由商会专门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发生执争。

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仿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

仰即转饬遵照，此令。

……

街头巷尾的人们也在纷纷议论此事。

事情是这样的：

茅台镇上有两家酒坊，一家是由当地的三个地主合开的，叫“荣和烧房”（商号“荣泰和”），另一家是贵阳华之鸿华家开的，叫“成裕烧房”（后改名为“成义”）。两家的酒都叫“双沙茅酒”，质量都很好，产量也都不大。“荣和”的酒除了地主自家喝一喝，也在附近的乡镇卖一卖，相当于地方的土特产；而“成裕”的华老板是贵州首富，既是大盐商又是大官僚，自然不太在乎这几个酒钱，所以除了自家喝之外基本上就是送人，不大象商品倒更象是礼品。两家酒坊原本各行其事、自得其乐、比邻相安、互不干扰，彼此间客客气气，可谁曾想平地里冒出个乐嘉藻，多管闲事，愣把两家整得脸红筋胀，不依不饶的打起官司来。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人，清末的进士，曾经当过贵州咨议局的议长，还创建了贵阳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贵州的自治社与宪政会发生党争，双方打打杀杀，就把他赶到北京去了。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邀请各国参加，乐嘉藻也被袁世凯委派为“巴拿马商会直隶协会代理事长”，直隶协会包括北五省，所以这职务大约相当于“京津冀鲁豫晋陕各省市出席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商业代表团代理团长”，官不大头衔倒挺长。

这“京津冀鲁豫晋陕商业代表团”的团长其实是个只管北方五省二市的官，乐嘉藻只要把北方的商品拿到美国去就行了。可轮到拿酒的时候，乐团长大概觉得北方的酒不好喝，一冲动就把家乡的茅酒塞进了包里，结果到了旧金山，“双沙茅酒”还真的获得了金质奖章，事情可就搞复杂了。

说起来，这“金质奖章”并不是巴拿马博览会的最高奖，而且即便是最高奖，也不见得就能算是世界第一名，毕竟人家那是在开展览会又不是开奥运会。可对于当时处处不受人待见的中国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个不得了的荣誉。乐嘉藻回国宣布成果，北京上海立刻就登报宣传：“贵州茅台造酒公司为国争光！”，消息传到贵州，大家当然也很高兴，可转念又一想：这“贵州茅台造酒公司”到底是谁呀？于是“荣和”跟“成裕”就吵起来了，大家都说那酒是自己的。

官司从县里打到省里，省长刘显世也觉得十分挠头。乐嘉藻当初就是被他赶跑的，人家到现在还记着仇呢，所以连金质奖章都不肯寄回贵州来。想要问问这奖章的正主到底是谁吧？却又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不过刘省长还是觉得这是贵州的一大荣誉，于是干脆自作主张和起了稀泥，宣布“荣和”“成裕”都参加了博览会，而且是全都得了奖，可惜奖品只有一份，所以两家都不给了（其实连他自己也没见着），建议大家不分彼此，一起共同享受这无上的光荣！

赖永初在那“泥巴稀饭墙”上见到的就是这个布告。省长的态度虽然很公正，但“荣和”“成裕”两家却都不大同意，双方以后又继续争吵了许多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要说，这件事也确实够蹊跷。首先，“荣和、成裕共获金奖”的说法纯粹是天方夜谈。人家办万国博览会又不是开杂货铺，把同一个村子的两罐子酒都摆上台面，还都给奖，这可能吗？

得奖的只能有一瓶，问题在于乐嘉藻带去的那瓶到底是谁家的。

如果这酒是别人送给乐嘉藻的，那多半是华家的酒，可问题在于华之鸿跟乐嘉藻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在贵州的时候就闹得不可开交，等把人赶跑了再送酒去给他喝，这似乎不大合情理。如果这酒是乐嘉藻自己买的，那就多半属于“荣和”，可是这也很麻烦，因为他必须专门跑到遵义来买，那时候“荣和双沙”在贵阳都没得卖的，在北京和天津就更买不到了。

所以这其中的奥秘只有乐嘉藻本人才能说清楚。乐嘉藻后来参加了朱启钤（贵州开阳人）的“营造学社”，写了不少书，到现在还一版再版，可有关茅台酒的事情却一句也不肯提，搞得我们大家只好胡乱猜测瞎琢磨——这老小子，办事可真够阴的！

赖永初先前在周西成那里就见识过茅酒，现在到了茅台，自然就更应当品尝一番了。

饭馆里两家酒坊的茅酒都有。荣和的酒瓶是个底小口小肚子大的紫色陶罐子，外面贴了张红纸，纸中间写着“荣和烧房回沙茅酒”，旁边两行标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成裕的酒瓶跟荣和的差不多，也是个紫陶罐，红纸上写着“成裕回沙茅酒”，少了“烧房”两个字，也没写“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什么的，旁边却多了一排说明，“取自茅台杨柳湾地下清泉，加以特殊烤酒工艺，故气味芬芳，曰回沙茅酒”（各位，别看这酒瓶的样子土里土气。如果您现在能找到一个，那可就捞大发了）。

酒瓶的封口是块猪尿脬皮，外面缠着蚕丝线。揭开封口，拔掉木制瓶塞，一股酒香扑鼻而来。对比两种茅酒，葛志诚觉得味道差不多，可赖永初却说：“你再品品？荣和的酒香浓烈，但似乎多了点匠气；成裕的回味醇厚，带着股君子之风”

葛志诚再尝了尝，还是分辨不出，只好笑着摇头：“你年纪不大，品酒的本事却不小”

赖永初也笑了：“我也是这次出门才弄明白，喝酒的悟性不在于年龄、不在于经验，全都是天生的”

“呵呵，那你倒是个酒天才”

一句话说得两人都大笑起来。

“荣和”“成裕”虽然略有差别，但价钱却一样，都是银洋五角，这在当地能买二十多斤大米，几乎相当于穷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了。饭馆里能喝得起茅酒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喝的都是“咂酒”。咂酒也叫坛坛酒。它是用玉米酿成的原汁酒，饮用时将温开水加进坛子里，酒水混合之后用竹管吸，喝起来“稀哩呼噜”，声音非常响亮。有一首诗专门称赞咂酒：“万颗明珠一瓮收，皇上来了也低头；双手紧抱擎天拄，咂得长江水倒流”。

葛志诚也觉得咂酒的气势磅礴，不禁拍案叫绝道：“你看看人家，花钱不多，喝得闹热”

而赖永初却不以为然。“喝酒的作用在于助兴交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象这样抱着坛子低头猛吸，朋友走光了都不知道，不过是寻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喝酒的意义”

两个小伙子说说笑笑的喝干了两罐子“回沙”，酒意微醺，步履蹒跚，夏夜的晚风吹来，更让人兴致勃发。

离开饭馆，顺着大街往西走，镇外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山沟，沟边柳树成荫，沟里溪水潺潺，路人告知，这就是成裕酒瓶上说的杨柳湾了。杨柳湾的右侧是成裕烧房，山坡上有个叫“禹王宫”的小庙，庙底下，一股碗口大的清泉喷流而出，在山湾里聚成一汪水塘，十多个赤身裸体的小孩在水中嬉戏玩耍，欢笑呐喊，稚嫩的声音让围观者的心情也跟着快乐了许多。

走近水塘，泉眼旁的石壁上刻着清朝遵义人郑珍的几行诗：远游临郡裔，古聚缀陀坡；酒冠黔人国，盐登赤水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

眼前的情形让原本性格内向的葛老诚也忍不住忽发奇想：“唉，有朝一日事业有成，我也在这山湾里开个烧房，自酿自饮，怡然自得”

“嗨！酒是个聚众的东西，要造酒就搞大的！成千上万的运出山去，让全天下都喝我的酒，那该是多么的快活！”

夏夜里，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沐浴着溪流激荡的水雾，在身边茅酒烧房飘散出的醇厚香气的熏陶下，不由得陷入了梦幻般的遐思。

虽然是你亲自发出来的，但是大家早就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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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岸的盐运到茅台这里只算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六百里的水运刚刚结束，六百里陆路运输即将开始。沿陆路到贵阳，最困难的是从茅台至柴溪（今鸭溪）的一百四十华里，因为这一段全是崎岖狭窄的山道，不仅车马无法行进，过往的商队只能靠肩挑背驮人工运送，而且还随时都面临着“老响”的威胁。

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年遵义一带姓罗的土匪特别多，从罗炳兴、罗金堂到罗成三，占山为王的罗姓蟊贼有十多个，个个有刀有枪有招牌，有的叫光汉军有的叫绿林军。不过无论汉军绿军，山寨的首领都是不许别人直呼姓名的，所以出于敬畏，老百姓也只好称他们为“边坡老响”“磨刀老响”或者“磨担老响”……因为反正“罗”就是“锣”，一敲就响、老敲老响，不但名副其实，喊起来也不太难听。只是这“老响”们虽然同属一个姓，可却并不是同一伙，大家各霸一方，各响各的，各自的旗号也不一样，比如罗金堂是“光汉军六路大元帅”，罗炳兴自称“绿林军川黔总司令”，罗成三的队伍更绝，叫“中央直辖独立团”，也不知他的中央到底是哪一路中央。

环境恶劣。想要把盐巴运过这一百多里的山路，还要应付沿途的土匪，那就非得请“单头”帮忙不可。“单头”是运输行的掮客，也是礼字堂的袍哥，所谓“仁字旗仕农工商，义字旗舞刀弄枪，礼字旗日哄夜诓”，说的是仁字堂的身家清白，义字堂的武艺高强，而礼字堂里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卦师幺师（旅店伙计）堂倌儿、相公戏子吹鼓手，鱼龙混杂，靠耍嘴皮子混饭吃，有点让人瞧不起……不过，能把嘴皮子耍好了也算是本事，有能耐的袍哥面子大路子广，既喊得动挑夫又哄得住乡民、还能跟山寨的老响拉上交情，有点工会代表兼农会代表外加游击队联络员的意思，少了他们的配合，这盐巴运输的事情还真是没有办法。

码头上的“单头”一大堆，真正能嗨通黑白两道的却没有几个。赖永初和葛志诚从一大早就守在礼字堂的堂口，直到中午也没遇见合适的，正准备出去吃饭，忽听得门口有人喊：“汪背篼，有桩盐巴生意，做不做？”

话音刚落，外面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又瘦又矮，满脸烟气，腰杆弯弯的、背后还拱起个大包，原来是个驼子。两个盐商小伙起先听了他的绰号，再又瞧见他是这般长相，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可那驼子却是一副不卑不亢的表情，伸出右手比划一番：“运价两巴掌，交涉费另算，愿做就做，如何？”

“喊价那么高，有啥子好处？”赖永初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

“我肯下死力，别人五天到，我四天抵拢”

“要得！一言为定。你去招呼人，明天清早出发”

汪背篼点点头，转过身就走了，而一直在旁边冷眼观察的当家三爷却忍不住喝起彩来：“好眼力！赖老板，这位是茅台镇上的头单正梁（头牌单头），平常间轻易不上路的，今天竟然被你两句话就定了锤，确实够霸道！”

汪背篼是“头单正梁”，不过这头牌的价钱也不简单。从茅台到鸭溪的正常运价是每包八斤盐巴，而他开口就是十斤，这样运六百包盐引就要多付一千二百斤盐，代价可真是不小。

葛志诚摸着脑袋半天也没想明白：“那个蔫巴老汉弯腰驼背，一副歪歪倒倒的样儿，你咋就知道他是正梁呢？”

赖永初笑着回答：“我也不晓得他是正梁，只是听说异相生怪才，所以就多了几分留心。你看他一个残疾人，不威不武的，却能够撑门面做单头、而且还敢喊高价钱，那多半是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我在他身上赌一盘，八成是不会错的”

“不过每包货要多出两斤盐巴，这价钱还是贵了点”

“不贵。你想，现在商路已经开通，不出三天，别家的盐船也要上岸了，只要他能保证我一路顺畅到鸭溪、让我的盐巴第一个进贵阳，莫说是多出两斤，就是多出四斤也不怕！”

第二天一早，“赖兴隆记”的商队启程上路了。近千名脚夫驮着盐包走出了茅台，在曲折的山路上排成了十里长龙。

“一轿夫、二纤夫、三脚夫”，虽然都是卖力气的苦力，但脚夫既不如轿夫体面，也不如船工有技术，地位是最低的。而在脚夫当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通常会选择在码头上当“杠脚”，抬着三四百斤的箩筐频繁往返于驳船与货场之间，虽然辛苦，但至少可以保证早出晚归。而体力较弱的穷人只好去做长途搬运的“撵脚”，被东家撵着满山跑，最不受人待见。

背盐的撵脚也就是“盐脚”，被称为“盐巴老二”。这是个苦差事，每天起早贪黑，背篓一上身就要走一整天。“清早神仙（睡眠不足，精神恍惚），白天牛马，晚上歪嘴老妈（累惨了）”。盐脚们一路躬着腰行走，左手拿着刮汗水的竹片、右手杵着拐棍，即便累极了也只能用拐棍撑住背篓的底部、勉强站直身体歇一口气。而这喘息的时间也必须是短暂的，因为山道那么窄、队伍又那么长，前面的人在平坦的地方多停一会，后面的人就有可能被堵在险峻的路段上了，很容易出事情。

山路上，领头的汪背篼一路唱着歌谣，他的背虽驼，肺活量却不小,沙哑的嗓音里透出一股沧桑的味道:

盐巴老二苦命人，鸡叫头遍就起身

背子上背忙赶路，七哼八喘出茅村

出了茅村望坛厂，坛厂垭口坡好长

上坡出气搞不赢，三更半夜拢长岗

拢了长岗歇口气，天亮又要赶枫香

过了枫香盼柴溪，柴溪过秤盐不差

头发昏来脚发麻，为起婆娘娃儿家

只望娃娃有出息，长大莫来背盐巴……

盐道蜿蜒，凄婉的旋律也伴随着苦力们沉重的脚步在沟壑间回荡。汪背篼的山歌其实也是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图，就是从茅台出发，沿途经坛厂（今仁怀市坛厂镇）、长岗（今仁怀市长岗镇）、枫香（今遵义市枫香镇），最后到达柴溪（今遵义市鸭溪镇），前后四天，的确要比别人节省一天的时间。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赖永初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汪背篼采用的是“人海战术”。别人运一载盐只雇佣六百名盐脚，而他却喊来了九百，这样每个“盐巴老二”肩头的重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一，行进速度也加快了许多；其次是他开的伙食好，别的单头都是只管午饭（因为下午要赶路），不管晚饭，惟独汪背篼是两顿饭都管，而且晚饭还另加三两肉，这样即便是走到三更半夜，脚夫也愿意继续坚持，每天的行程自然会增加了不少。

别人一天三十里，汪背篼一天走四十，虽然效果很不错，但他的成本也更大，算下来并没有挣到什么钱。对于自己的营生，这位头牌正梁解释说：“我其实是在积德。这些当盐脚的都是山里最穷的人家，平常间连饭都吃不起，好多人平生头一回尝到猪肉还是因为跟了我的盐单。所以只要但凡有可能，我就宁愿多喊人来背盐。让干巴人家（穷人）能求条活路。免得他们连盐巴老二都当不成，干脆把背篓一甩去当了棒老二，到头来还不是大家都恼火……”

一席话说得赖小伙儿连连点头。

汪背篼不愿意让穷人上山当土匪，可他自己跟土匪却是很熟的。队伍行进的途中，两侧的山岭间时不时会闪出几个拎大刀、扛土铳的汉子，听见驼背老头的歌声就纷纷站起身来：“汪大爷，又走盐巴啊，你老人家辛苦”

“娃娃们辛苦。三蛮子，你家老汉就跟在后头，小心被他望到你……周板凳，有啥东西想带回去？回头我转给你家妈……”，那语气就好象是自家人一般。

这样一路寒暄的说说走走，虽然山高路远，却也有惊无险。直到第四天的上午，队伍已经进入了遵义县境内，刚走到枫香坝东边一个叫龙井坎的凹口，耳边猛听得“轰咚”一声号炮，两侧山坡也随即“呜呜噜噜”的响起了牛角，盐脚们顿时吓得放下背篓蹲在了地上，嘴里个个在喊：“拐伙拐伙，这盘遇到真章了！”

赖永初的心头也是一激灵。抬头望去，看见山顶上竖着一面杏黄色的大旗，旗上画着一轮红色的太阳和一弯白色的月亮，旗帜下七八个身穿紧扎豹衣的武生簇拥着一位气势非凡的大汉，只见他，顶戴紫金霸王盔、身披彩绣锦缎袍，背插四色三角旗，手捧青龙偃月刀，头上两根野鸡翎迎风摇摆，浑身上下绒球儿、珠串儿、飘带儿、流苏儿五彩斑斓，煞是好看。闯江湖的人立刻就知道，这是遇上了“磨刀老响”、号称“光汉军六路大元帅”的山寨英雄罗金堂。

罗金堂是四川人，辛亥年间天下大乱，他也宣布要“光复汉室”，拉起的队伍先叫“日月神兵”，后来又改为“光汉军第六路”。这光汉军除了实施打家劫舍的革命行动之外，还积极推广“除辫子、穿汉装”的社会风尚。除辫子的难度不大，一剪刀下去就解决了，而“汉装”是什么？大家却不知道。于是罗金堂就抢了几家戏班子，自己穿上关老爷的“硬铠大靠”，也让喽罗们打扮成武松或者李逵的模样，给人民群众做示范。可惜这戏服好看归好看，就是干活时不太方便，所以很难推广，到最后反而成了光汉军独一无二的军装，老百姓只要看见头戴如意冠、身穿开氅袍、肩上却扛着一根三眼火铳的家伙，立刻就知道是遇上了“磨刀老响”的队伍——要钱还是要命？需要认真想一想。

汪背篼显然也觉得事态很严重，他叼着烟杆闷头琢磨了好一会，才缓缓的走到了赖永初身旁：“老板，我看这个阵仗有点恼火。龙头出山不打空转，现如今磨刀老响已经升起了帅旗，你怕是要出点血了”

所谓“出血”也就是破财。经过大槽沟的教训，赖永初早就明白了舍财免灾的道理，他点点头，十分爽快地回答：“烦请汪大爷出面办交涉，要财要物你尽管应承，只要能求得大家平安无事，我亏点钱又算哪样”

听见这话，那驼背老头儿顿时就来了精神，“咦？你娃娃倒是落教（明白事理）。好！我也豁出脸面去使把子气力”，说着，他收起烟杆、扎紧腰带，原本佝偻的身躯也仿佛挺直了许多。

汪背篼手脚并用的往山坡上爬，前途叵测，众人的心里也都是忐忑不安。有的说“磨刀老响亲自挂帅，汪大爷的面子不晓得绷得住绷不住？”，有的说“唉，这趟工钱怕是要泡汤了，几天的辛苦都是白费”，就连一向谨慎寡言的葛老诚也忍不住嘀咕起来：“先前的话说得太满了，万一磨刀老响狮子大开口，单头又拿我们的钱财开玩笑，那该咋个办才好？”

但赖永初却始终也没有吭声。他明白，罗金堂出动全山寨的人马来拦截盐队，显然是志在必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土匪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大家唯一能够指望的就只有汪背篼的交际手段了。虽然赖永初并不大清楚“正梁单头”的能耐究竟如何，但反正“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与其期期艾艾的零剜碎剐，倒不如索性迎合这驼背老汉的古道热肠，让他全权去跟老响做交涉，至于结果会是怎么样，那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时间就在这无奈的等待之中慢慢的过去，山上的土匪既不撤走、也不冲锋，渐渐的牛角也吹累了、锣鼓也敲烦了，于是就放下手中的家什，跟山下的盐脚们闲扯起来。

“盐巴老二，你们每天翻山越岭背盐巴，好恼火，还不如参加我们光汉军，几多安逸”

“我们背盐巴翻山越岭，你们背刀枪越岭翻山，大家差毬不多”

“啷个不差！你们身上起的是盐水汗疮，我们身上穿的是绸布衣裳，就是大不一样”

“切，才不稀罕你那套花衣裳！我要当也去当磨担老响的中央军，戴尖斗笠扎宽皮带，几多威风，象你这身唱戏的衣服，怪模怪样，看起来好笑人哦”

…………

就在这吵闹声中，汪背篼从坡上下来了，眼见他远远的就挥手示意：“走，走，接着赶路”，赖永初连忙迎上前去：“怎么样？交涉办成了？”

“谈妥了。你拿一百个大洋来，我明天请锣鼓班子去山寨唱三台戏”

一百块钱就够了？原以为至少也要两三千大洋才有可能过关的！

看着赖永初喜出望外的样子，汪背篼也是满脸的自得：“前两年，磨刀老响的边棚（土匪的总头领叫正棚，边棚相当于分队长）被仁怀县知事抓了，按规矩是要出红差的（砍头），我私下请人送药酒进班房，让他得了个全尸，还找棺木把人收敛了……这事情我搁了两年也没有说出来。现在看你娃娃是头一单出门，不容易，而且为人又通皮落教，所以就把这桩人情送到你头上，也算是你我结交一场的义气”

一时间，赖永初感激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八月初的那几天，赖永初成了贵阳的新闻人物。全城都知道有个十六岁的杂货店伙计从四川战场上运回来上千担盐巴，不仅办成了连四大盐号也没能办到的事，而且还打破了多少年来专商垄断的规矩。一时间，“赖兴隆”店门前人潮攒动，亲戚朋友络绎不绝，就连不相干的男女老少也守在街头巷尾探头探脑。大家交头接耳，明面上讲的都是恭贺道喜之类的客气话，可心里却全都想着该如何从这“一锄头挖来金娃娃”的小伙子的手里弄到一点便宜的盐巴。

当然也有人是直言不讳的。华严巷（今阳明路）开私塾的周老夫子是赖家两代人的启蒙老师，这老头儿大清早起来想吃豆花面，于是拿出一斤黄豆，半斤上磨盘、半斤换盐巴，结果豆腐脑磨成了，换来的盐巴却只有一小撮，搁进汤里连咸味都尝不出，气得老头把面碗一摔，拎着盐罐子就直奔“赖兴隆”来了。赖家上下当然不敢怠慢，赶紧从厨房里搜寻出了三两盐，可谁知道不拿出来还好，一拿出来，那老头的火气更大，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早就晓得你家有一载盐引，摊开堆垛只怕能砌高塔、铺大街，今天我亲自来到贵府上，不说贪图你一担两担，孝敬个十斤八斤也是理所当然。却没想到你们居然拿这点细碎渣渣来打发我，真正是惟利是图、忘恩负义！”

一通话骂得赖家老小焦头烂额，赖永初更是百口莫辩，叫苦不迭。他运回了一载盐引并不假，六百包盐巴在贵阳吊秤足有七万五千斤，可这些东西现在全被扣在了南门外的余家坝（今南明桥头宏业大厦一带），连贵阳城都进不来，更谈不上什么“砌高塔、铺大街”的公开售卖了。

说起来，“专商引岸”只是食盐销售的第一个环节，还有另一个环节叫做“盐业专卖”。也就是说，食盐先是由拥有“引单”的运商从原产地运到销售地，再由掌握“票单”的票商把“引盐”变成“票盐”，才能最终在市面上销售。

运盐难卖盐易，既然能拿到“引单”，当然也就更能拿得到“票单”，所以运商通常都具备票商的资格。但赖永初却与别人不同，这小子是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他有本事把盐巴从四川运进来，却没办法在贵州当地卖出去。

余家坝是贵阳盐运的终点，几十年来，在这里进出的向来只有“永隆裕”、“永发祥”、“义盛隆”和“协兴隆”四家商号的盐引，但因为其中的“永隆裕”和“永发祥”都属于华之鸿华家，所以实际垄断贵阳盐业的是三大盐商。各商家在货场上开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从掌柜、二柜、三柜到跑腿的伙计一应俱全，货物进场立刻就可以收单开票、趸售发放，再流水般地分送到全省各地的大小盐行，一点也不耽搁。可没想到，赖永初偏偏却在这里遇上了麻烦。

当时的贵州并没有专门的盐务官署，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道”负责管理的。“赖兴隆”的盐引运达的时候，警察查看“运单”核实无误，挥手便让货物进了场，可盐斤吊秤之后再想出场就必须把“运单”换成“提单”（售盐准单），这个环节却被卡住了。没有销售凭证，货场的管事自然也就不肯放行，结果弄得赖永初的盐巴进了仓库就出不来，别说是拿到街上去卖了，就连想搬一坨回家自己尝尝也是不可能。

赖永初运回来七万多斤盐巴，可自己家里的存盐却还不到一斤。半年多来，川黔边境（护国第一军的战场）开打、湘黔边境（护国东路军的战场）开打，滇桂黔边境（护国第二军的战场）也开打，贵州四面烽火、商路完全中断，从而陷入了严重的盐荒。

在西南各省中，贵州是唯一完全没有盐业资源的省份，所以商道被阻之后，食盐就立刻告急。到1916年的8月初，贵阳的盐价已经暴涨至每斤一块八。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的一斤盐应该合五斤米，而这时却用五十斤米也换不到一斤盐了。有个加工腊肉的作坊被盐荒折腾得没有办法，索性把活猪赶到市场上来换盐，毛重一百多斤的生猪从换十斤盐喊到只换五斤也没人肯接手——这年月，一头猪容易找，到哪里去找五斤盐？

如果说最初的盐价攀高还有一些商人囤积居奇的因素的话，那么到这时候就确实是因为没有盐可卖了。盐这东西不象是粮食，一般是没有战略储备的，当时的各级官府都设有“常平仓”，里面装着“常平粮”，发生饥荒的时候可以开仓赈济，可是那仓库里却只有大米没有盐巴，所以一旦出现了盐荒，官府除了严令“各盐号不得停业”之外，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注：因为1916年的这次教训。抗战时期就在贵州设置了“常平盐”机构）

城市的人口集中，再加上贵阳人的饮食口味又比较重，“不淡不咸，每顿三钱”、“盐巴三钱半，味道才不淡”，所以食盐消费量很大，一旦遇到供应中断的情况，立刻就感觉受不了。几个月下来，贵阳各家盐商的库存都卖空了，因为不能停业，所以只好尽量缩短营业时间，零敲碎打的敷衍着应付门面。每天商铺开板的时候，盐行街总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因为挤不到柜台前，索性把大洋直接装在篮子里、用长竹竿挑着往前送，嘴里还喊着：“抓！抓！随便拿”，那简直是有点不在乎价钱了。盐号仓库里有许多废弃的篾片草包，原本都是当烧柴用的，可现在也全都被人买了去，因为那毕竟是装过盐巴的东西，煮一煮还能煮出咸味来。

许多人买不到盐，更多的人买不起盐，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赖永初的七万五千斤盐巴却堆在余家坝货场里动弹不得。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还以为赖家的老板准备囤积货物抬高价钱，看不见盐巴上柜，通城的人都骂“赖兴隆”见利忘义。弄得赖永初真是有苦说不出，心急如焚、愤懑不已。

货物被困，明摆着是三大盐商在故意刁难。这也难怪，贵州配给的盐引数额本来是固定的，有人进来横插一杠子，别人也就凭空减少了一份，而且这“搅乱格局”的先例倘若成功开了头，以后就越发不可收拾，所以老的盐商自然会勾结起来、想尽办法排挤新人，欲至之死地而后快。

说起来，赖永初的货物这时候正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他的“引单”是正规的，所以盐巴存在货场里是合法的官盐，别人不能干涉；但他却没有“提单”，所以不能移动，如果一搬动就又从官盐变成了私盐，随时都可以被没收……也就是说，货场里的东西虽然看起来是赖永初的，而实际上他却一点儿处置权都没有，这可真叫人无可奈何。而更为致命的是，不移动货物就无法销售，不销售就无法转化成利润，赖永初的盐巴是用“押汇”买来的，每过一个月利息就要加两成，这象是借了高利贷一样，时间一长，根本用不着其他盐商动脑筋，他自己就会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了……

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争取获得销售许可，可这却又谈何容易。贵州食盐的趸售凭单由省商会管理、零售凭单由盐业商会管理，省政府的财政司也有权指导规范，但省商会和盐商会的首脑都是华之鸿，而且这家伙还担任着贵州财政司的司长，向他申请销售凭单，无异是与虎谋皮。

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余家坝货场是由巡警管理的，如果能让警察部门破例签发“放行条”，也可以把盐巴运出仓库，再转售给郊县的“担担商”（担担商是具备零售资格的散户盐贩，每月的销售定额只有一百斤）。警察归政府管，当时，黔中道（贵阳属黔中道）的道尹是王伯群，他是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的哥哥，也是“兴义帮”的小老大，赖永初想起何辑五跟他的关系很不错，于是就跑到模范中学，找到了曾经鼓动自己贩盐的“革命家”。

几个月不见，何辑五显得更加意气风发了，这位十六岁的中学生一会儿跳上讲台发表演说、一会儿又脸红筋涨的展开辩论，开口闭口“吾国吾民”的，已经隐然有点革命领袖的风范。听了赖永初的陈情，何辑五依然是那么慷慨激昂，张嘴就是一套气吞山河的言辞：“噫！盐务危矣，昏昏然噩噩然，病入膏肓，不变何以求其生？夫盐务之改革，不特解除民众食盐之痛苦，亦可廓清吾省封建之余毒。试想盐商划地行盐，与旧时封建者何异？盐权垄断，人民何得食盐之自由？设能熟思审视、妥筹创新，课税积微成巨，有断不止目前之数者；又若因地制宜、不拘一格，令各地色白、质优、味美之好盐畅销吾省，人民安得不争先恐后以趋之？诚如是，则庶几国课无亏、民生有望矣……”诸如此类，有用没用的废话说了一大堆，可就是对赖永初请托帮忙的事情置若罔闻，弄得人又急又气、无可奈何。

何辑五显然是在装傻。赖永初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王伯群这时候也想做盐巴生意，正在和几大盐商联络沟通、彼此间打得火热，所以何辑五随便喊一喊口号还可以，要真正推行“盐务改革”却是不可能的。至于让警察“破例放行”的事情，那更是连想也不用想了。

8月5日的晚上，也就是“赖兴隆”盐引受困货场的第三天，留在柴溪当“坐探”的葛志诚星夜兼程赶来报信：“永隆裕”华家的十六载盐引已经运抵刀靶水，马上就要渡过乌江到贵阳来了。

十六载盐引也就是一百多万斤盐巴，跟这批货物相比，赖家的那七万多斤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听见这个消息，几天来不眠不休、昼夜奔走的赖永初沮丧地低下了头，他明白：这场孤注一掷的贩盐的博弈，自己最终还是输了。不是输在艰难的路途中，而是输在了家门口的终点站；不是输在能力、商机和运气的比拼上，而是因为，仅凭个人的力量，他实在无法抗衡多年来沿袭成规的商业传统、更无法对抗那些由官僚和富商结盟而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

虽然输了，但赖永初却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知道，面对来自各方的压迫和围剿，他必须立刻找到突围的缝隙。就象撤退中的军人才能真正表现出专业的成熟一样，优秀的商人也必须经过困境的考验。如果说几个月前的赖永初还只是个大胆而稚嫩的商铺伙计，那么经过这半年来江湖历练和耳濡目染，他的心智已经成熟了许多。在杂货铺后院那间昏暗狭小的厢房里，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正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先前见过的那些高手的奇思妙招在他脑海中一一闪现，“只要有筹码在手，就不怕置死地而后生”——这是周西成在国太寺给他的启示；“只要有筹码在手，即便跟敌人也能达成交易”——这是杨森在合江教给他的经验……可是筹码、筹码，现在自己手里的筹码到底是什么？又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呢？

终于，一道灵光闪现，就在这濒临灭顶的时刻，一个未来的商业钜子终于开窍了。

贵阳城北的五显庙旁（今毓秀路）有座“文家公馆”，那是“光裕典”典当行老板文明钰的家。

早年间，商人的居所一般是不能称做“公馆”的，但文老板却有所不同，他不仅经营当铺，而且还是谘议局的谘议、官钱局的协理，有“中书舍人”和“同少大夫”（民国初年的文职品秩）的头衔，既是商也是官，所以别家的大门只能漆成黑色、他家可以漆成红色，别人家只能叫“私宅”、他家却可以称“公馆”。

中国的语言有时候是不太准确的。比如“私宅”的真正意思其实是不私，别人可以乱闯乱拆，“公馆”的意思其实是不公，老百姓轻易进不来。照规矩，象赖永初这样的小老百姓也是没资格进文公馆的，但这时的他却有个特殊的理由，因为先前在办“押汇”的时候，对方提出的交付对象是“光裕典”，也就是说，赖永初在四川向颜泽辅借的钱，到贵阳要还给文明钰，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家是业务的平等伙伴，而不是尊卑有别的官员和平民。

开当铺的贵州人文明钰能够跟办盐号的陕西人颜泽辅扯上关系，赖永初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贵州的典当行业是由贵阳知府刘荫恒在清朝嘉庆年间创办的，刘荫恒是陕西人，贵阳过去的当铺也都是陕西的字号，直到光绪年间贵州实行“专商引岸”，这些陕西老板才一窝蜂地去开了盐行，转而把当铺交给了自己的贵州徒弟。所以，贵阳的典当行与陕商、盐商具有传统上的血缘关系，颜泽辅与文明钰能够拉起手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盐引被困余家坝的情况，身为省商会监事的文明钰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这老头儿此时却做出懵然不知的样子，一边神态安详的吸着水烟，一边听赖小伙子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到最后，才用手中的白银錾花烟钎轻轻地拨了拨景泰蓝烟斗上的浮渣，斯条慢理的问了句：“那么，世侄现在的打算，又是如何？”

“盐巴放在仓库里总归是不行，最好能把货物转给哪家盐号，这样他们能趸卖，我也可以脱身”

这意见显然是在文明钰的预料之中的。他点点头，脸上泛起了一丝笑容：“嗯，这倒是个万全之计，我可以替你关说一下……只不过，现如今，省内的几家盐号都对你颇有些看法，磋商调和总是要花费一些时日的，所以，恐怕你还需要耐心等待方能有所结果……”

“在商言商，他们对我的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事情拖不得。目前市面上最低的盐价是一块六一斤，我情愿对半打折，八角钱出手，有兴趣的话明天就成交，不然我也只有另想办法”

“哈，简直是异想天开”，文明钰禁不住冷笑起来，肥胖的脸上充满了鄙夷：“盐商之间的买卖，市面上的价格岂能够作数？娃娃，你能把盐巴运到贵阳，别人也同样运得来！现在仁岸綦岸的商路都已经开通，盐荒立刻就可以解决，明后天，各家的货源都是充足的，你那点盐巴还有哪个会稀罕？能三角钱出手就阿弥托佛了，居然想要八角？嗯哼哼！”

“做生意，当然是愿买愿卖。八角钱是我的实价，拿给哪个都是一样的。我也晓得仁岸的十六载盐巴正在路上，但他们最快也要两天之后才可能抵拢贵阳。而城里的盐荒只怕是连这两天都顶不过去了，所以我也不得不为老百姓着想”，说着，赖永初猛地站起身来，“明天上午，如果有盐号肯接手，我一次性转货，如果没有盐号肯接，我中午就在大街上贴告示，说明盐引无法出仓的原委，请大家直接到余家坝仓库来买，照样是八角钱一斤，一分不加、一分不减！”

文明钰手里的烟钎立刻就掉到了地上。

赖永初深夜来找文明钰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早就料到，在文家公馆所说的每一句话，转眼间就能传到华之鸿的耳朵里。

在贵阳商场上，当铺是盐行的“亲戚”，而在贵州宦海中，这文明钰更是华之鸿的附庸。华之鸿是“耆老会”的领袖、文明钰就是会中的骨干，华之鸿是总商会会长，文明钰就是商会的监事，华之鸿是官钱局的总理、文明钰就是协理，华之鸿是银行的总办、文明钰就是协办，华之鸿出任财政司长兼预决算处处长、文明钰就担任副长，华之鸿是民国册封的“少大夫”、文明钰也就是“同少大夫”……所以，赖永初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这当铺老板能帮上自己的忙。在他的策划中，文明钰只是个媒介而已，就象是合江城里的夏之时一样，而这场谈判的真正对手，其实是那个躲在背后、高高在上的盐商华之鸿。

现在，亮给华之鸿的筹码已经通过文明钰转达出去了。底牌不是盐巴本身，而是他即将采取的在货场直接卖盐的极端行动！

只要盐引还存在盐库里面，那就是属于赖永初的合法官盐，这在所有权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余家坝并不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地方，而且门口还有巡警守卫，所以如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全都涌向那里，能不能买到盐巴暂且两说，但肯定会引发一场牵动全城的大骚乱！因此，这个带有极端意味的举措其实是在挑衅社会的承受能力，真搞起来其实对赖永初自己也没有好处，但这却是他现在最后的也是最有分量的王牌了——他必须要让对手知道，一个刚从战场上运回几万斤盐巴的血性少年，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再打起了“为百姓解救盐荒”的大旗，那是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的！

这张王牌对四川人开的“义盛隆”没有用、对陕西人办的“协兴隆”也没有用，他们都是外地客商，不吃这一套。但“永隆裕”和“永发祥”的华之鸿却非得接招不可，因为华老板除了盐商的身份之外，更是掌管全省商业和财政的官员，一旦事情闹大了，不仅有损于他“宅心仁爱，德行超迈”的名声，甚至会动摇他在政坛上的地位……赖永初正是算准了这一点，才决心置死地而后生，宁愿打出拼命的筹码，也要生拉硬扯的把对手拽出来做交易。

第二天一早，“永隆裕”商号的管事带着轿子来到赖兴隆杂货店的门前，说是延厘公（华之鸿字延仪，晚年号“延厘”）请赖老板去狮子山谈事情。

狮子山（今香狮路一带）在贵阳的西郊，出了西门往外走，经过香炉桥，眼前一片绿树成荫的山坡就是华家的农场。说起来，华之鸿私人的休闲场所有两处，养性的地方在东门内的“大觉精社”（今电台街“华家大院”），里面收藏着各种佛经，而修身的地方就是这西门外的“自立农场”了。农场里除了果树，还有许多花卉和药材，华之鸿闲暇的时候常来这里劳作一番，除了锻炼身体，也有点淡漠名利、超脱世俗的意思。

赖永初上山的时候，华之鸿正在给果树剪枝，看见管事的带了人进来，他的手并没有停下，只是略微的点了点头：“哦，你就是赖兴隆的赖老板……说说看，有什么打算？”

“我不是赖老板，老板是我父亲”，赖永初笑了笑，也顺手拿起家什帮着锄草松土、浇水施肥。这一次，他没有再讲什么“贴告示、卖盐巴”的计划，而是详详细细的把几个月来的艰险历程全都如实的说了一遍。

华之鸿默默的听着，时不时地扭头看看身边这个比自己的儿子还小许多的晚辈，显然也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好奇。等把果树的新枝都修理完毕之后，他才放下手里的剪刀，淡淡地问了句：“你仓库里的盐巴有多少斤？”

“七万五千斤”，赖永初知道，华之鸿不可能不清楚余家坝货场上的库存，他这么问，其实是已经准备接受自己先前的开价了。

但华之鸿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洗过手，拈起茶点，他又提了个问题，语气还是那么舒缓，不慌不忙、不急不乱。

“盐者，资民食而裕国课，关乎桑梓，利害至溥也。这道理你知道吧。你虽然年少聪敏，但在盐业上毕竟还是缺了些磨练，我看不如这样，把你的引单交给“永隆裕”统管，盐号另聘你为观察，每月酬劳一千块茶水费，这样与己方便、与人也方便，不知意下如何？”

——华之鸿的底牌开出来了：他要赖永初让出运商的资格，回报是每月一千块大洋。

很显然，华之鸿是不希望赖永初继续留在盐业这个行当里的，以他的势力做出这样明确的表示，任何人都必须认真的思量一番。

赖永初当然可以断然拒绝华之鸿的提议，但他同时也很清楚，这时候是决不能仅凭冲动就贸然行事的。还在从合江到贵阳的路上，他就知道“永隆裕”不仅有专属的船队、马队、护卫队，还沿途开设有客栈、货栈和分号，并且跟官府、商家、帮会、甚至土匪都有交道，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经过近几天来的货场较量，特别是现在再看见华之鸿一副从容镇定的样子，他更加明白，自己目前的实力是不能与真正的大盐商相抗衡的，如果华之鸿同意，“赖兴隆”或许还能留在盐行里成为一个附庸，而既然他表示反对，继续留下来的结果就肯定会非常不堪。

如果顺水推舟，用盐票换取每个月一千大洋的报酬，这交易看起来也似乎并不算坏。因为按当时的规矩，月收入五十块钱的是“老爷”，两百块钱以上就可以称“大人”了，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挣到五个“大人”的出息，至少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家庭生活富足、衣食无忧。只是，这笔钱终归是别人施与的，数量再多也不是自己的恒产，对于世代经营家传祖业的商户子弟来说，一个“恒”字又恰恰是最为重要的理念。盐票可以放弃，但“赖兴隆”却必须继续经营，经过了这次江湖历练的风雨洗礼，以前的杂货买卖已经不能满足小伙计的意愿了，他希望选择一条更有前途的路子，让传承了三代人的赖家字号能得到新的发展。

于是，一番思忖之后，赖永初做出了自己的答复：“盐业这样繁重的事情，自然应该交给行家来办。茶水费就不必了。不过，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想求华总理帮忙，办个钱庄的牌照”

华之鸿没料到赖小伙居然会开出这么一个交换条件。贵阳当时并没有钱庄，想申办新的行业许可，特别是银钱业这样的商业执照是非常困难的，但明摆着的是，通省上下，只有他这个财政司长、总商会会长、官钱局总理、银行总办是审批钱庄业务的最高权威，要拒绝一时还真的找不到什么理由，于是他愣了好一会儿，才终于点了点头：“能有如此志向，其心可嘉，我答应你，尽力促成吧”

“那太好了，今后还要请华大人多多关照”

“关照是不好说的。我管的是官银，不便照顾私人生意”

“不要官家的银子，只要大老板肯拿出一块银洋，我就封个头号的存单，高高的挂在柜台上！”

小伙子开心地笑了，这快乐的情绪也在无形之中影响到了华之鸿，他忍不住微笑起来，清瘦的脸上透出了些许赞赏的神色。

天色刚放亮，贵阳城里就喧闹起来。背筐挑担的货郎穿梭在街头巷尾，有卖粽叶的、卖艾草的、卖雄黄酒的、卖钟馗像的、卖咸鸭蛋的、卖竹哨子的、卖小风车的……有的敲着小锣有的打着响板，叮叮当当，引得各家各户都敞开了房门。

黎明的朝阳中，大人们相互拱手致意，小孩子们则在屋檐下拍着双手，卯足了劲儿放声高唱：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艾蒿插在大门上，红枣粽子糌白糖”

“端阳五月五，划船敲锣鼓，钟馗抓小鬼，天师骑艾虎……”

这是1919年的6月2日，在小贩们卖力的吆喝声和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中，端午节来到了。

这一天，“赖兴隆”钱庄的人们也是早早的就起了床。老板赖嘉荣打开店门，在屋外插艾草、在屋内挂菖蒲，还在墙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钟馗像。厨房里充满了粽子的香气，老板娘赖时氏在锅灶间忙碌着，大锅里正用艾草汁煮着糯米饭，饭里面还混着茱萸、柏子、桃仁和大蒜头，绿莹莹的透出一股清新的味道。餐桌上放着炒好了的黄鱼、黄鳝和黄豆芽，这些都是端阳节里必须品尝的食物。

按照贵阳的习俗，端午这天还应该出门“游百病”，也就是男女老少成群结队的到郊外去游玩，拜山神、摘野果，然后再把采摘来的花草药材带回家里煮水洗澡，叫做“沐兰汤浴”。只可惜因为要照看生意，店铺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出城玩耍的机会，惟独八岁的小伙计韦岭是个例外，这小家伙得到了老板的特许，三口两口吃过早饭之后就赶紧戴上虎头帽（用蒲草编成的斗笠）、背起小竹篓，兴致勃勃地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迫不及待的准备动身出发。

“大掌柜，给你说，今天我要挖个天麻回来给大家洗澡”

“哈，你个小屁娃，能挖到野芋头（独角莲）就不错了，还想挖啥子野天麻……”

“小韦岭，天麻都长在山背后的阴凉地方，好挖得很，你今天一定能挖两颗回来，让大掌柜看看你的本事”

“莫要听他们乱讲，我们才不挖天麻，连野芋头也不要挖”，老板娘赶紧走上前来，伸手给韦岭挂上香袋，又用雄黄酒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了个“王”字，嘴里念叨着说：“端午间，草窝窝里头有长蛇，被咬一口划不着。你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摘杨梅、看龙舟，下午再捉只鸭子回来给大家吃，不许在山上乱跑，听到了没有？”

小韦岭只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可脸上却是一副不甘不愿的表情。

香袋是用蒲草编成的，里面装着山奈、白芷、桔子皮之类的东西，每人都有一个。大家先是各自佩带起香囊，然后再依次把脑袋伸到赖时氏的跟前，任由她在额头上、鼻梁上和耳朵旁涂抹雄黄酒。

“带上香草袋，不怕瘟神害，身上带雄黄，早晚阳气壮……”，老太太一边洒着黄酒一边念念叨叨，那模样象极了教堂里的大主教。

“这些事现在只好由我先做着，等来年你们成了家，自然就交给你们媳妇去管”

“依我说，想找媳妇就不要涂那么多雄黄酒，身上好大的气味，人家白娘子都不敢拢边了”

“呸，好个作怪的娃儿。你又不是许仙，难道还想娶个妖精回家不成？”

几句调侃惹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虽然是过端午，店铺的生意却不能停。早饭过后，老板娘带着小韦岭们“游百病”去了，其他人则照常干活。

跟几年前相比，“赖兴隆”的店面改变了许多。原本是夯土的地面铺上了水磨青砖，原本凌乱的货架换成了阔气的银柜，堂屋里添设了楠木家具，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自鸣钟，茶几上还预备了专门招待客人的旱烟杆、水烟筒和听装“派律”香烟（PIRATE，海盗牌），几个衣装整洁、精神抖擞的伙计在“恒业永兴”的金字牌匾下来往穿梭，戥银子的声音、敲光洋的声音、数铜钱的声音和“噼哩啪啦”的算盘珠子声交织在一起，俨然一副大生意大买卖的派头。

银钱业号称是百业之王，开钱庄的自然也就更加注重瞻观。“赖兴隆”的店面整洁雅致，在当时的贵阳算是比较体面的了，但实际上，它的境况却并不象外表上的那么风光。

有人认为“赖兴隆”是贵阳的第一家钱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贵阳在早些时候也是曾经有过票号的，比如著名的山西“日升昌”就在这里开过分店，只不过因为贵州的物产贫瘠、商业落后，对货币的流通需求很低，所以那些银钱商人折腾来折腾去也难以有所作为，辛亥前后就纷纷关门大吉，直到十六岁的赖永初借着战争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才又重新拾起了这个行当。

说起来，赖永初开钱庄也确实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他先前连自己家的杂货铺也没有真正掌管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金融方面的经验了，小伙子只不过是在合江的客栈里听别人忽悠了一通“赚钱就是转钱”的道理，然后又觉得钱庄这买卖一没有仓脚库存，二不用机器厂房，而且不受天气时令的影响、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张，感觉真是不错，于是脑袋一热就从华之鸿那里讨了个银钱业的执照，把门面装修一番就干起了新的行当。

可是，生意人换行当并不象店铺换个门脸那么简单。“赖兴隆”过去是做杂货零售的，现在一下子转做了金融，这等于是从商业链的最末端直接跳到了最前端，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而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零售业的门槛低、容易上手，业内人也都平淡和睦、比较客气；可银钱业圈子则是一副官商做派，门槛高、作风保守，最为势利和欺生。贵阳的银钱业向来都是典当行的天下，当铺的股东大多是退仕返乡的前清官宦，这些人先前已经联手赶走了陕西老板和山西老板，现在又看见赖永初这个靠“卖私盐”发横财的杂货铺伙计居然也敢来染指银钱，自然更要处处刁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赖兴隆”钱庄开张的那一天起，“光裕典”的文明钰老板就公开表示：“开杂货铺的只要有货就能卖，想做钱庄光有钱还不行”，意思是赖家既没有政界的后台、又没有商界的声望，根本不配在银钱业里混。于是，“正兴当”“复源当”“济善当”等各家当铺也就跟“光裕典”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排挤新人，特别是在文明钰接替华之鸿担任了省商会的会长之后，商会的活动干脆拒绝赖永初参加，商场上实力最强的三大行业（盐行、绸缎行、典当行）也一概不跟“赖兴隆”发生往来，愣是硬生生的要把这新开张的钱庄打压下去。

存贷和汇兑是银钱业最重要的两大业务，但吸纳存款需要以商业信誉为支撑，开展汇兑则需要有行业关系做保证，而当铺老板们老奸巨滑，恰恰就在这两个方面挡住了赖永初的发展。开业两年多来，“赖兴隆”既没有拉到过百元以上的存款，也没有做成任何一笔汇兑单子……这窘迫的状况让钱庄的经营日益艰难，却也让赖永初渐渐按捺不住，终于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这一年的春节过后，贵阳的街道上突然贴出了一则广告：“赖兴隆”承诺向全城的商家开放小额借贷，其中二两银子（三块大洋）的借款如果能在两天之内归还，一律免收利息！

这消息一经传开，商界上下立刻就炸了锅——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布银钱业里发生了内讧，钱庄跟当铺打起来了！

钱庄和当铺都属于银钱行业，但两者的经营是各有重点的。传统的钱庄主要是跟“上等人”打交道，也就是以信用为担保，借贷的金额通常在一百两银子以上；而当铺则跟普通大众做生意，以实物为担保，借贷的金额一般在百两银子以下。由于贵州的商业很不发达，大额的信贷需求其实并不多，所以贵阳的金融业务以往都掌握在当铺的手里，可现在赖兴隆突然决定“自降身份”开放小额借贷，五两银子也可以贷、二两银子也可以借，而且还不必抵押甚至不必付利息，这简直是搅乱了格局、硬抢了典当行的饭碗。

说实话，如此蛮干的事情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庄老板大多都自矜身段，不大乐意经手三五两银子的小买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很高，如果没有实物作担保，借出去的钱款很有可能收不回来，所以但凡有点理智的钱庄老板无论怎么冲动也不至于拿自己的银子去赌气。可这一回，掌管钱庄的偏偏是个犟头倔脑的愣头青，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结果一着急上火就不管不顾的使出了拼命的招数。

赖兴隆店里的人们也知道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两败俱伤，而且真的较量起来，当铺那边最多是做不成生意罢了，钱庄这边却有可能越做越亏本，算一算还是自己的损伤更大一些。可道理虽明白，却无奈大掌柜的正在气头上，其他人也不好硬拦着，伙计们只能在干活的时候睁大了眼睛，尽量不把钱款借给那些看上去不大可靠的客户。也有人在私底下嘀咕说：“赌气归赌气，太亏本的事情也不要做。最好先把免收利息的条款取消了吧，天下哪有钱庄放贷不收息的规矩”，而赖永初却置若罔闻，始终是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

于是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赖兴隆的伙计们焦急地盼望着掌柜的能早点消了火气，当铺老板们耐心地等着看这傻小子破产倒霉，而街井的小商小贩们则抓紧时机、利用这难得的“优惠政策”尽量享受免费贷款的好处，只有赖永初依然是快意恩仇，不管不顾的我行我素……几个月下来，钱庄如预料中的遭遇到了大笔的“烂帐”、连连亏损，可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店面上的钱币兑换业务越来越红火，库房里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钱，几乎快要装不下了。

在1919年的贵州，市面上主要的流通货币只有白银、大洋和铜钱（当时还没有流行“铜元”，铜钱仍是一文一枚的“制钱”，也叫“铜子”），三种货币的兑换比价大致为一块大洋兑铜钱一千至一千二百、一两银子兑铜钱一千五至两千。这样的主辅币设置是以农耕经济的田赋制度为标准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经营的流通需求，所以经常弄得生意人在做买卖的时候不得不进行货币兑换。

办理银钱兑换每次可以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续费，不过这项业务并不是银钱业的专利，任何店铺都可以做。那时候的三十枚铜子可以买一碗猪肉米粉，也就是每换一块大洋就至少要付出一顿“豪华早餐”的代价，所以人们除非万不得已，轻易是不会去“贴水”换钱的。这样平摊下来，每个商号日常能接触到银钱兑换的次数其实并不太多，想单靠这个业务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赖永初偏偏就盯上了这个不可能发财的买卖。他是杂货铺跑街的出身，当然知道城里钱币兑换量最大的群体是做小买卖的商贩。贵阳的商贩一般每隔几天就要赶一次乡场，虽然每次需要的流动资金不过只有四五两银子而已，可因为他们卖货的时候收到的大多是零钱，所以每当进货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麻烦。想一想就知道，一块大洋折成铜钱大约有十二斤，五两银子的铜钱就将近一百斤重，如果用担子挑着这么多铜币去乡下买东西，那肯定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商贩们通常的办法是用褡裢装一部分铜子，另外再换些银子或大洋带在身上，这也就给钱庄带来了商机。

赖永初推出的那个“二两银子两天之内免收利息”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吸引商贩的诱饵。小贩们头天借银子可以不付利息，可到了第二天还款的时候，因为交到柜上的全是铜子，所以就必须承担铜钱换洋钱的“贴水”。商贩们对此是很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反正每次进货都要兑换银子或大洋，现在只不过是把兑换的时间由赶场前变成了赶场后、把向别的商铺兑换变成了专门向“赖兴隆”兑换。在利益上没有任何的损失和风险，却可以向钱庄白白借到将近一半的流动资金，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经营成本，算来算去都很划得来。

这样的办法一经推出立刻就取得了立杆见影的效果，最显而易见的是，当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钱庄的生意却越来越火暴。没过多长时间，城里卖蔬菜的、卖山货的、卖面条米粉油饼糕点的、甚至连杀猪宰羊的屠夫都成了赖兴隆的客户，以往只有“上等人”才能光顾的银钱柜台这时聚满了布衣短衫的小商小贩，店铺前终日人声鼎沸、伙计们忙得四脚朝天，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街坊邻居莫不称赞赖家小伙的本领高强，就连《贵州少年日报》也发表评论说“赖兴隆走的是平民化的商业道路，代表着大同世界的新方向！”

只不过，店铺的外表虽然风光热闹，可赖永初却暗自叫苦不迭。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银钱兑换的那百分之三的利润其实抵不过“烂帐”所造成的亏空，而更重要的是，原本以为钱庄的业务范围扩大了之后就能吸引到商贩们的存款，可未曾想，钱庄的算盘精、顾客的算盘更精，那些小商贩虽然经常上门光顾、个个都象老熟人似的，可骨子里却还是对赖兴隆的信誉不太放心，每每是借了多少钱就只还多少钱，剩一枚铜板都要揣回家去，根本不肯存到钱庄的帐上。这样一来，赖兴隆就几乎成了个“换钱的铺子”，钱庄的业务也就只有单向的“银洋换铜钱”，于是经过从春节到端午这几个月的折腾，钱庄的库房里虽然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板，可柜上的三万大洋却只剩下不到两千块了。

赖永初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难题，而典当行的老板们却似乎对这样的局面早有预见。他们一方面加紧从各地乡镇调集铜钱、补充贵阳市场，另一方面又跟盐行和绸缎行的商家联合约定：跟赖兴隆钱庄的银钱交易，一律加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这等于一下子就封死了赖永初的生路——他如果用铜钱去大商号换银元，不仅先前的获利要全部赔出去、而且还要倒贴血本，无异于自寻破产；而向小商号求援则根本无济于事，那些人既没胆量得罪商会，也没有能力消化这么多的铜钱……

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赖兴隆的实力足够强大，仍然还有赢得这场拼搏的希望。因为铜钱的总量是有限的（当时的贵州没有铸造钱币的能力，市面上的铜子全都是清朝时期的制钱），所以只要赖家能够持续保持高强度的货币兑换频率，一旦钱庄所储存的铜钱达到了相当的比例，市场上就会出现辅币不足、流通困难的情况。到那时，铜钱的价格肯定会急剧上涨，各大商家的联合封锁也不会再起任何作用，银铜交易的主动权自然也就转到了赖永初的手里……可问题是这一切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假使。眼下的情况明摆着，赖兴隆的钱柜里只剩下了一千多大洋，连三五天的时间都很难撑得过去了，而文明钰又把融资的各项渠道堵得滴水不漏，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更遇到四面埋伏，赖永初的彻底失败似乎已经就此注定。

库房是钱庄最重要的地方，在赖兴隆，这地方是由老板赖嘉荣亲自照看的。这会儿，他正在后院的厢房里忙着用锯末擦洗库存的铜钱。

铜钱虽然都是清朝的东西，但因为年代有先有后、铸造的地点各不相同，在外形上也就有着很大的差别。比如乾隆以前的铜钱颜色泛红，乾隆以后的因为加了锡，颜色就有点发青；“官炉”铜钱的个头比较大，每枚重量在一钱四分左右，“局炉”的就薄一些小一些，重量只有一钱二分、一钱，甚至七分八分……清洗钱币是一件繁杂的工作，从早到晚，赖嘉荣几乎整天都在这粉尘飞扬、酸臭刺鼻的小房间里忙碌着，先用米醋清除铜板表面的锈渍和污垢，再用桐油浸泡一遍，于是大大小小的方孔圆钱就由灰蒙蒙变成了亮铮铮，显得漂亮了许多。

“爹爹，今天过端午，你也该休息一下，到城外去走走。洗钱的事情叫伙计来帮忙就可以了，你又何必做得那么辛苦？”赖永初很是心疼自己的父亲，两年来，老人家虽然已经不再掌管柜台上的经营，但却总是闲不住，每天在店里忙上忙下的操劳一些琐碎的事情，劳作的强度一点也不亚于从前。

“我年纪大了，爬山走不动，留在家里还能多少做一点活路……哦，先前外面好象吵吵闹闹的，不晓得在搞些啥子名堂？”

“那是戴蕴珊带着学生来做宣传，要求我们关门罢市”

“不象话，他一个卖土布棉纱的贩子，凭哪样干涉我们钱庄的生意？”

“呵呵，他的道理充足得很，你老人家自己来听听”，赖永初笑着把父亲拉到了前院。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由于交通落后、通讯闭塞，当信息传到贵阳的时候已经是五月的下旬了。刚开始，这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贵州的报纸发表了几篇文章，有人说 “防止过激主义”、有人讲“不要私杀学生”，态度都是不痛不痒，直到6月1日，也就是端午节的前一天，何应钦突然带着一帮学生在梦草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呼吁诛杀北京的段祺瑞、曹汝霖、徐世昌等人，并且宣称谁反对学生的要求谁就是卖国贼……这才把事情闹大了。

何应钦是贵州讲武学校的校长。说起来，那讲武学校的规模其实并不大，连老师带学生加起来才不过一百多人，可因为有了一位喝过洋墨水的何校长，愣是标新立异、把贵阳城弄得风生水起。比方说贵阳的规矩是天亮以后才打开城门，在这之前谁也不许随意进出，可讲武学校却不管这一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吊着绳索翻城墙，跑到郊外的驿马坡（今河滨公园）去操练队伍，等天亮过后又架起云梯翻墙回来，根本就不走城门。而且回到城里还咋咋乎乎，一会儿喊口号：“贵州乃少年之省！贵阳乃少年之城！缔造少年之贵州！”，一会儿又唱歌：“莘莘学子齐登场，黔中破天荒；快快唤醒吾社会，旧事演新装”……那慷慨激昂的样子搞得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全都不走城门了，大家成天在墙头上爬来爬去，简直跟混世魔王差不多。没过多久，何校长又组建了一个“少年贵州会”，说是要以玛志尼的“少年意大利”为榜样，于是全贵阳的学生人手一份《少年贵州报》，开口闭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壮哉我中国少年”，人人都唯何应钦的马首是瞻，使得这位刚从日本回来不久的洋学生赫然成为了省城学界的精神领袖，一呼百应，说话比教育厅长还管用。

——顺便八卦一下：何应钦191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按中国学生队的算法是第11期，若按日本“陆士”的算法应该是第27期。这一期的“首席”毕业生是片冈薰，后来当过第一师团师团长；“次席”四手井纲正（他也是陆大第34期的首席）是关东军最后一任参谋次长，45年8月被中国空军击落座机打死了；“三席”小林一男39年被晋军董其武部击毙，死的时候是个大佐联队长；中国学生没能进入前六名，但后来却出了四个上将，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贺耀祖，而且个个寿终正寝，可见成绩好的拼不过命好。

何应钦号称是贵阳的“学生头”，可实际上他的追随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行当的年青人，比如戴蕴珊就是其中之一。

戴蕴珊是“怡兴斋”商号的当家伙计，掌管着贵阳和安顺的好几家土布店铺，原本也是个生意场上的大忙人。可自从参加了那个“少年贵州会”之后，却就象是转了性似的，自家的买卖全然不顾，成天只跟着讲武学校的学生去爬城墙，开口“贵州是革命的省份”、闭口“少年强则国家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活象是何应钦的传声筒。今天一大早，他就跑到赖兴隆钱庄鼓动大家罢市，一会儿吓唬赖永初说：“你今天要是继续做生意，你就是同情日本的卖国分子”，一会儿又怂恿葛志诚等人：“小赖要是不肯罢市，你们就自己罢工，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这个汉奸老板”，正闹得起劲的时候，忽然看见了柜台背后的赖老头儿，这家伙才赶紧收敛起张狂的模样，鞠躬作揖陪着笑脸解释说：“赖大爷，我不是真的要你们钱庄关门。只因为东洋人侵犯了山东的利益，所以想请大家歇业两三天，表示抗议……”

“荒唐！山东的事情自然会有山东人去管，要你一个贵州娃娃操什么心。再说，我家钱庄关门三天，日本人难道就肯投降了么？”

几句话憋得戴蕴珊张口结舌，只好偷偷咧嘴眨眼做怪样，现出一脸委屈的表情。

赖永初的心里其实是很理解戴蕴珊的。因为他知道这罢市的事情并不是土布贩子的突发其想，而是何应钦的爱国主张。只不过，这个爱国的行为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虽然何校长在《少年贵州报》上多次呼吁“以最激烈之行为表达全体国民之坚强决心”，可省政府的其他官员却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教育厅通令禁止学校罢课、政务厅警告商人不得罢市、警察厅更是明确宣布“若有扰乱视听者，一律严查重办”，这就让大家觉得十分为难——何应钦虽然有号召力，可他只是个军校的头头，那个“少年贵州会”充其量也只是个民间组织，而政务厅和警察厅却都是正牌的官府机构，有派头也有权威，所以几道政令下达之后，连中学生都吓得不敢上街闹事了，市面上做生意的买卖人自然也就更加不敢随便折腾。

赖永初同样也对罢市的事情心存顾忌。银钱业是个保守的行当，当铺的老板们跟官府全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眼下正是自己钱庄危机重重的时候，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他实在不愿意惹事生非、弄出什么事端，再给竞争对手以落井下石的机会。因此，他把父亲喊来做“挡箭牌”，其实就是想借老人的面子让戴蕴珊知难而退，可没想到这小子被赖嘉荣抢白了一顿之后，虽然不再象先前那样活跃了，却也并没有就此离开，反而一屁股坐在了店堂中的太师椅上，拿起招待客人用的旱烟、水烟和洋烟卷，东闻闻西尝尝，愣是跟钱庄的掌柜耗上了。

“唉，我的戴大哥，满条街的店子都在做生意，你为哪样非要我先关门嘛？”

“为哪样？因为别的店老板都是老家伙，只有你是个少年人！还因为我在何校长和谷校长面前担保过，说赖永初是个有胆魄的人物，一定敢为天下先！”

这一通赞扬不象赞扬、责备不象责备的话语弄得赖永初无可奈何。他分明记得，戴蕴珊在几年前也曾经夸奖过自己“有胆魄”，那是当他决心闯四川贩盐巴的时候，当时，别的“好朋友”都不大相信那个冒险的计划能够成功、纷纷采取了反对和躲避的态度，惟有这个刚从乡下来到贵阳的戴蕴珊击掌大呼“有胆魄有胆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帮”，并且主动拿出一百捆土布做担保，才让走投无路的杂货铺伙计借到了能够启程动身的六百块大洋……从那以后，两人就义结金兰、交情非同一般，可戴蕴珊却并没有因为先前的慷慨而索取过什么回报，今天的“逼迫罢市”是他第一次对把兄弟有所要求，而这个要求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个人，所以想一想，如果硬赖着不答应他的主张，于情于理还真有点说不过去。

“外患凌逼、国难当头，青年为社会之先驱，青年有警醒国民之义务。贵州虽然弱小偏远，难道就不是国家的一部分？你我虽然不是学生，难道就没有救国之责任了吗……”

戴蕴珊滔滔不绝地说着，虽然赖永初明知道他的说辞只不过是在照搬别人的理论而已，但这番诚恳的话语却还是渐渐打动了年轻的心。

店铺里的其他人也在默默倾听着，听这“不务正业”的土布贩子由巴黎和会讲到了青岛权益、又由朝鲜的亡国讲到了中国的危机，慢慢的，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由讪笑转为了凝重，最后，当戴蕴珊说到“梦草公园正在表演《安重根刺伊藤公》，讲的就是高丽青年的家国之恨，你们应该去看一看”，大家就把探询的目光投到了赖永初的身上，此时的赖大掌柜也只好苦笑着点点头，终于答应关门歇业了。

梦草公园原本是跑街伙计们交流商业行情的场所，政界学界的人物是很少光顾的，可自从何应钦发起爱国运动之后，这里就成了“少年贵州会”的大本营。端午节，公园里搭起了戏台，戏台两侧挂着对联——“鲸吸东溟，回首中原方逐鹿；螯断西极，伤心此日说亡羊”。许多人连龙舟比赛也不去看，聚在这里看学生们表演“文明戏”。

文明戏虽然演的是外国故事，但演员的装扮却十分中国化，日本首相挂着曹操的胡须，朝鲜汉子头扎英雄结、脚踏虎头靴，模样跟武松差不多。这时候，舞台上的安重根正拿着一把手枪跟伊藤博文打打闹闹，忽然听见戴蕴珊在台底下嚷：“喂！你们搞快点，我把赖永初喊来了”，两个人立刻转过头来：“要得要得，先到后面去喝茶，我们马上就好”。定睛一看，原来扮演安重根的是何辑五、扮演伊藤博文的是陈职民，大家都是熟人。

走进后台刚刚端起茶杯，前台的安重根就把伊藤博文撂翻了，于是谢幕收场。一帮演员欢聚一堂兴高采烈的自吹自擂，都以为演出很成功，可偏偏担任“师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的王雄却显得非常不满意，敲桌子砸板凳的大发脾气。这王雄是讲武学校里的朝鲜学生，他跟安重根是同胞，所以对这出戏的要求自然比别人更高一些，于是大家就纷纷搂着他说好话，有的说“我觉得演得还不错啊，真的”，有的说“师傅，我今天的动作特别潇洒，你发现没有？”……说着说着，王导忽然把剧本往桌上一拍：“安义士殉国前喊的是‘高丽亚乌拉（朝鲜万岁）’，不是什么‘到后面喝茶’！”，大家这才弄明白，原来是戴蕴珊先前的插嘴打岔惹了祸。

（注：王雄本名金弘一，朝鲜平安北道人，贵州讲武学校三期生。毕业后曾经在黔军中服役，以后历任朝鲜独立军支队长、复国军副司令，韩国第一军军长、韩国陆军大学校长、驻台湾大使、外交部长……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王雄在上海策划了刺杀日酋白川义则大将的行动，还真的导演了一把真实版的《安重根刺伊藤公》）

年青人的心思永远是活跃的，郁闷的情绪来得快也去得快，刚刚为话剧中的瑕疵吵闹了一番之后，大家的话题立刻又转到了“救国救民”上来。赖永初是这个圈子里的新人，对政治的事情有点弄不大明白，但大家显然都很乐意帮助他，戴蕴珊主张先介绍赖永初加入少年贵州会，而何辑五则认为组建“救国十人团”更为重要一些。

救国十人团是随着五四运动从北方传过来的新名堂。大致的规矩是每十个人组成一个救国团队，团队中的成员相互监督、共担责任。各“十人团”的章程可以自行约定，但有两条是必备的，首先要以爱国为最高宗旨，其次是要坚决抵制日货。

大家的意见是要赖永初加入陈职民领导的十人团。陈职民先前是牙科诊所的医师，现在开了一个“鸿昌隆百货店”，他是在广州上过洋学堂的人物，有学识有思想，并且对如何治理国家胸有成竹。他认为救国的关键在于发展国货，仅仅抵制日货是不够的，还应该组建国民实业总公司，也就是把全省乃至全国的商店和工厂都合并成一家大企业，“空言抵制，实非治本之谋。吾国外交失败，皆因实业落后之缘故。设若吾辈急起直追，募集全民之资产以改良工业、收购全国之原料以制造物品，则吾国之资源不必流往外国，外国之商品亦不能销入吾国，本源俱断，日货既可不排而自绝矣……”

这“自力更生”的方针立刻得到了许多人的拥护，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不卖铁矿石给日本、让他们造不成机器；有人说不卖蚕丝给日本，让他们织不出丝绸；还有人建议全面禁止稻米出口，直接饿死日本人……各种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真是既鼓舞精神又振奋人心。就在这一片喧闹的时候，何应钦和谷正伦来了。

何应钦的个子不高，圆脸大眼厚嘴唇，一副憨厚朴实的模样，虽然身上穿着制服、腰间挂着佩刀，但眉目间却透出温和慈祥的神情，说话也总是慢吞吞的，浑不象是个驰骋疆场的军人，反倒是跟在他身旁的谷正伦更显得英气勃勃。谷正伦也是日本陆军士官生，现在正担任贵州测量学校的校长，测量学校设骑兵科、炮兵科和工兵科，所以也称“骑炮工兵学校”，名头很大，只不过因为贵州实在太穷，那骑炮工学校的骑兵没有马、炮兵没有炮、工兵只有锄头和铁锹，再加上谷校长的脾气又暴躁得很，动不动就关人禁闭打人屁股，因此才开学没几天，学校的学员就有一半转到了讲武学校（讲武学校只有步科），另一半干脆跑去了广西和云南讲武堂，弄得谷正伦成了个光杆，他的号召力自然也就不如何应钦那么响亮了。

两位大人物的到来，使国事和政治的讨论又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 “查欧美社会之种种，莫不出自德谟克拉悉。英法所建树之自由平等、美国所提倡之人道正义、乃至近年之俄国大革命之最新原理，皆由德谟克拉悉所产出。就吾国国体而言，当由民族自决发展至天下大同、由民本主义发展为世界主义。总之，世界愈进化，德谟克拉悉则愈扩展；人类愈增进，德谟克拉悉则愈宏扬。看未来世界之思潮，德谟克拉悉必将普及！”

这番言论的意境确实高妙，但赖永初却有点听不懂，“德谟克拉悉是什么东西？”

“从大处讲，德谟克拉悉是民主之昌明，就浅近而言，是国民之独立人格”，陈职民和戴蕴珊一边热烈鼓掌、一边给身边的新手启蒙。于是赖永初的思想觉悟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从此知道新式青年在信仰上要崇尚德谟克拉悉，在事业上要建设国民实业总公司。

那一天，在梦草公园总共成立了十多个“救国十人团”，虽然所有的救国团都统归何应钦和谷正伦领导，但其实每个十人团的任务却各有不同。比如赖永初所在的这个团队因为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所以被赋予的使命是“以蓬勃之经济，助贵州自强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具体来讲就是专门负责提供捐款，让学生有钱办报纸办剧社、制作横幅旗帜和标语传单。

提供捐款的任务虽然很光荣，但显然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别人都集合起来开会，却把赖永初他们留在角落里商量各自应该出多少份子钱。

那些参加会议的大多是军校的师生，他们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先是听见何应钦说：“讲武学校就是要武一点！诸君以后都是带兵之人，难道还怕警察不成？我就不信你们打不过李映雪”，接着又看见谷正伦把军刀举在头顶挥来挥去：“肉食者鄙！国难当头、四郊多垒，而贵州当局颠倒错误、昏昏噩噩，省内大员竞逞私图、如痴如醉，其何知有国家责任哉？吾等皆为社会主人翁，岂可袖手旁观，任其堕落而无所作为”，于是那些士官生就激动起来了，纷纷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老而不死是为贼！不杀此类奸党败类无以谢天下！”

戴蕴珊在旁边看得十分热血沸腾，“哎哟哎哟，何校长要杀李厅长了”，但陈职民和赖永初却都不以为然。

当时贵州的政界分为新旧两派，新派的领袖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旧派的首领是贵州省长刘显世。这两派各有一帮精英骨干，比如新派的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旧派的刘敬吾（法政学校校长）、张彭年（模范中学校长）、李映雪（警察厅长）是早稻田大学的校友，双方针锋相对，经常为政见的分歧闹得不可开交，可吵闹归吵闹，贵阳的老百姓却并不太当真，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刘敬吾是刘显世的儿子、何应钦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大家关起门来是一家人，再吵再闹也是亲戚间的事情。所以赖永初不觉得事情会很严重：“你看看在那边喊口号的人，刘剑吾、刘干吾、刘曙吾、刘练吾、刘璧吾，全都是刘显世的儿子和侄子，儿子对老子不满意，使劲吼一吼就差不多了，难道还会真的动刀动枪？”

陈职民的观点更是高屋建瓴，“事有常变，理有穷通，事有可豫定而不可行者。新派和旧派虽然有矛盾，但现在还远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一则贵州的政坛还掌握在旧派的手里，二则新派的军队（黔军第一师）还在四川和湖南打仗，留在省内的全是刘显世的武装（25个营的游击军和3个军警大队），在这时候以区区数百的学生去挑战旧派的势力，无异于以卵击石，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这番审时度势的分析简直如醍醐灌顶，不仅说得赖永初频频点头，就连戴蕴珊也哑口无言，不再吭声了。

那天的会议一直开到傍晚的时候才结束，大家商定将于第二天（6月3日）举办国民大游行。

回家的路上，赖永初的心里充满了矛盾，既有兴奋也有忐忑。在今天的会议上，何应钦校长特意点名表扬了小赖同志，不仅夸奖他是个旷世难得的青年才俊，而且预言他创办的“平民银行”必将成为贵州未来的商业奇葩，《少年贵州报》的主编刘建群（贵阳法政学校的学生，后任民国立法院院长）也表示要写文章宣传这位“撑中流砥柱之觉悟者，德谟克拉悉之商业家”……这前所未有的吹捧让赖小伙子在感到激动的同时又难免有些担心，他不知道跟这些新派政治人物混在一起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他不知道明天的大游行会不会给自己的钱庄带来什么麻烦。

回到店铺已过了晚饭的时间，推开大门，一股糯米的清香扑面而来。钱庄的人们都还没有吃饭，大家围坐在后院，一边整理着铜钱一边等待着掌柜的归来。

整理铜钱是钱庄日常的工作之一。清洗干净的铜板摊在蒲席上，用浸过蜡油的麻绳将散钱一枚枚的穿起来。每穿一百枚铜板打一个结，叫一“串”，五串连接起来为一“吊”（所以二百五也叫“半吊子”），最后再把两吊钱横着一捆，就成了一“贯”。每贯铜钱都要过磅称重、并且用红纸封住接口，上面写明总重量和整理的日期，还要盖上钱庄的火漆才能正式入库。

——说到这里再八卦一下：所谓“家财万贯”，“贯”字从字形上看就可以知道是两吊钱捆在一起的意思。在实际的商业流通中，“贯”这个单位其实是很少使用的，因为它太重太不方便——早先马甲我在看京剧《十五贯》的时候就感觉十分奇怪：十五贯铜钱摞起来有好大一堆、将近两百斤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随便拎来拎去？那小偷又怎么可能轻易偷得走？更别说这堆铜山一样的东西居然还会被老鼠叼走了……后来查了资料才明白，原来《十五贯》最早出于元杂剧，故事里的“十五贯”原本只是一张纸钞而已，现代的京戏演员凭空想当然，愣把它演绎成了“用褡裢装着的铜板”，这才出现了不合道理的情况。所以说，无论干哪个行当都要懂一点历史才好，否则是会以讹传讹的。

串铜钱是个讲究细致的工作，要求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场院里，大家全都目不斜视的埋头数钱，只有小伙计韦岭一个人浑不在意的爬来爬去、玩得不亦乐乎。韦岭只有八岁，虽然加减乘除都懂得计算了，但小孩子的玩性大、爱走神，数铜板的时候经常是数到七十八十就一打岔忘记了，忙活了半天也只好半途而废。因为这个，赖嘉荣老人就特意制作了一块数钱的木头板子，那木板上横着竖着各凿了十排圆坑，每个坑放进一枚铜板、全部填满了正好是一串钱，于是这东西立刻便成了小家伙的工具兼玩具，让他干活的时候乐趣无穷。

看见赖永初回来了，小韦岭显得特别高兴，他神秘兮兮的把大掌柜拉到跟前，然后悄悄从兜里掏出了一样宝贝：“看，天麻！”

那玩意不长不短不粗不细半黄不黄，不知道是个什么草根，赖永初见了不禁觉得好笑：“你从哪里挖来的？”

“在水口寺后面的山上！我特意问过草药师傅，我知道没有叶子的黄花底下就是天麻（注：野生天麻没有叶子，开黄花，生长缓慢，而人工培育的天麻有叶子，花蕊的颜色很多，生长也比较快），老板娘去采草莓时候我就偷偷跑到坡坎上找天麻，结果找到了这个。赖老板说这是最好的天麻！”

可这东西明明不是什么天麻呀？赖永初疑惑地瞧了瞧赖嘉荣，却见老人家正满脸笑容，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于是也就会意地拍了拍小家伙的脑袋：“不错不错，谢谢你了，晚上我一定用这颗天麻好好洗个澡”

老板娘赖时氏正在堂屋里清点礼品。照贵阳的规矩，亲朋好友之间每逢“三节”（端午、中秋、新年）的时候都要互赠礼物以示庆贺。这些礼物有的用红纸包着、有的用竹篓装着，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客套话，但其实里面不过是些米糕粽子或者核桃花生之类的杂食，并不值几个钱。

礼品堆中有个木匣子显得特别精致，老板娘一边赞赏“好漂亮的箱箱”，一边随手打开来看，发现其中装着的居然是京城出产的蜜饯果铺，而且还有一个刻着“事运亨通”的小银锞子，惊讶得赶紧忙不迭地问：“这是哪家的大礼？”

拿过来端详一番，赖永初看见礼盒上面贴着一张文通书局的条子，于是知道是从华家送来的。

“哦哟哟，华老爷真是好客气，过端午还给我们送贺礼！”

老板娘高兴地连声欢叫，可赖永初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先前曾经因为买盐的事情跟华之鸿打过一次交道，但从那以后，华府的大门就始终对赖小伙子紧闭着，几年来，华老爷总是高高在上的不把赖兴隆商号放在眼里，钱庄开业他没有理睬、竞争风波也没有过问，过年过节就更不会跟赖家人套什么交情了，可现在，他却突然送来了这么一份端午节的礼物，可真是叫人匪夷所思。

“东西是啥时候送来的？”

“就是先前不久”，担任管事的葛志诚赶紧站起身来回答：“天快擦黑的时候来了个穿长褂子的先生，把东西放在柜台前，任何话没说就走了……”

“妈，我不吃饭了……赶紧准备些礼物，我去回拜华家”，沉吟片刻之后，赖永初决定要亲自上门去探个水落石出。

听说掌柜要出门访客，伙计们赶紧把轿子抬了出来。

贵阳是座山城，狭窄的街道蜿蜒起伏，不仅马车骡车派不上用场，就连独轮车也难以通行，人们日常出行主要靠走路，而老板出门讲究体面，自然就必须坐轿子。

轿子是身份的象征。早些年，这东西只有官员和有功名的士绅才可以使用。那时候，官轿的前面总有一个敲锣的差役做引导，生员出行鸣锣五声，代表“百姓齐让路”五个字；县令出行鸣锣七声，表示“军民百姓齐让路”；黔中道知府出行鸣锣九声，代表“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要是听见十一声锣响，那就是贵州巡抚出门了，“各级官吏军民百姓齐让路”……

民国以后，坐轿的规矩虽然不再象先前那么严格，但大致的等级还是存在的。轿子中最高档的要属衙轿，衙轿也称“大轿”，四人抬杠，红色的轿顶，宽大的轿身蒙着蓝色或绿色的呢绒，轿厢里冬天摆炭盆、夏天摆冰盆，既庄重又舒适；普通百姓当然没有享受衙轿的福气，只能坐客轿，客轿是临时向轿行租用的，轿顶一层油布、轿身用竹蔑子编成，只在脚底下有一块木板，这样的轿子虽然轻便，但却很不稳当，人坐在里面七颠八晃，稍不留神就可能一跟头摔出来。除了客轿，有条件的人家也可以自备私轿，赖家在开办钱庄之后就添置了一乘二人抬的“洋轿”，这轿子通身用杨木打造，三尺宽、四尺高，两边的轿窗镶着法国造的雕花玻璃、轿身上蒙着湖蓝色的斜纹细布、轿蓬的四周还挂着红红绿绿的璎珞流苏，虽然没有衙轿那么宽大气派，但却显得更加精致美观。

由于是过端午节的缘故，虽然天色已暗，但大街上依然熙熙攘攘，行人和各式各样的轿子往来穿梭，十分热闹。嘈杂的街井之中，不时能听见轿夫的厉声叱呵，“去！边上！闪开”，那多半是遇到了官员的衙轿，而如果轿夫的语气谦卑温和，“借光，得罪，劳驾”，则一定是轿行的客轿。还有一种轿子比较特别，轿夫们不吵不嚷，只听见铜铃“叮令令”的猛响，那肯定是药行的医轿，急促的铃声表示他们正在执行救死扶伤的任务，只不过这紧迫的铃声有时候也不能太当真，因为药行老板经常让轿夫们抬着空轿子在街上乱跑，看上去十分忙碌，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

赖家的轿子在城里头算是顶尖时髦漂亮的，特别是轿厢里又坐着个年轻帅气的钱庄掌柜，抬轿的伙计自然也就格外的卖弄精神。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对切口”，前面的使劲嚷一声、后面的就高声答一句，比如上坡时喊“抬头望——顶起上”，下坡时喊“长坡坡——慢慢梭”，遇见普通士绅的衙轿，轿夫满不在乎，“排场大——我不怕”，可真正遇到当官的却立刻犯了怂，“包公出巡——靠边快停”……转弯瞧见道旁有几位女子，两个家伙就更来劲了，“路边野花——莫去踩（睬）它”，表示女人的长相比较一般，但如果是喊“天上一朵云——水中漂浮萍”，那可就乖乖了不得，连赖永初都忍不住要伸出脑袋去瞧一眼……

轿子就在这亦庄亦谐的喧闹声中轻快行进，可一旦到了华府的门前，气氛立刻就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华之鸿的府邸座落在东门边的大树脚（今贵阳电台街一带），早先叫做华家公馆，而现在却有了个更高雅的名字,叫“大精觉舍”。这几年，曾经权倾一时的华老爷已经归隐禅林，他不仅辞去了官职，就连家中的生意也交给儿子华问渠去打理，每天只顾吃斋念佛，“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就象个超凡脱俗的老方丈一样。只可惜人出三界外，心却还在五行中，虽然公馆改成了精舍、老爷改称了居士，但道行的修炼显然并没有达到无妄无相的程度。端午节的晚上,华府的门外依然停满了蓝呢绿呢的官轿衙轿，厅堂内依然宾客如云，省府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财政厅长张协陆等达官要人高坐在“居仁养正”的牌匾下，一个个脸红筋胀，把桌子拍得砰啪直响，丝毫没有“离苦得乐，一切如来”的佛家气象。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今之计，须以佛法地狱轮回之说匡辅国家法度，方可成釜底抽薪之效！”

“新派人物动辄以德谟克拉悉为口头禅，实乃不求甚解。需知西人理论只求私欲、无视公益，最为浮躁浅薄！今之吾国政制虽变，然教化隆古信诸成训，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此皆为圣人纲纪，堂堂皇皇，又何必另从邪说？”

“新派人物貌似标新立异，实为洋人傀儡！无独立之学问、无融合之智识，拾西人牙慧如小儿得饼，鄙陋至极，可笑可怜！若任其轻举妄动，必将上误国事下扰庶民！”

陈廷策、张协陆和熊范舆是贵阳癸卯科（1903年）的同期举人，而后又一起游学日本，既是清朝的最后一批举人、又是贵州最早一批留学生，回国后同朝为官，意气相近、趣味相投、互为犄角。在这三个学贯东西、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面前，一般人当然没有插嘴说话的份儿。

环顾四周，客厅里还站着不少垂手听训的商人，有绸布庄的老板、典当行的掌柜、甚至连城里“小林洋行”的日本东家也在其中。大家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礼盒，可脸上全是一副稀哩糊涂的表情，显然也跟赖永初一样，先前收到了华之鸿的端午礼物，却不知道华家送礼邀客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大过节的，把这么多人喊到大精觉社，总不会只是让我们听当官的发脾气吧？”虽然心里犯嘀咕，但大家却还是耐着性子陪着笑脸，任凭官老爷从古希腊的哲学讲到“今日黔省之思潮”、又从东汉太学讲到“兄弟我在外国考察的时候”……好不容易等他们信口开河讲够了，稳坐一旁手捻佛珠的华之鸿才慢悠悠的开了口——原来，贵州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发行两百万黔币纸钞，三位政坛高官希望各大商号努力服务乡梓，承担起推广新货币的重任。

听见这个号召，客厅里原本懵懵懂懂的商人们立刻就傻了眼。贵州发行纸币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遭了，就在早几年，“大汉贵州军政府”曾经发行过一百万黔币，而对于那次的教训，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说起来，政府发行货币的依据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真金白银为基准，有多少硬通货就发多少钞票；另一类是以经济预期为担保，实际上是拿债券当现金用。贵州是个穷省，黄金白银当然是没有的，所以军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是战争公债，值钱或者不值钱全要看战场上的表现怎么样。比如1917年的上半年，黔军占领成都、戴戡当上了四川省长兼督军，黔币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一元纸币居然能换一两二钱银子，可下半年遇到川军大反攻，黔币立刻一落千丈，一元钱连十个铜板都换不回来，等到戴戡战败自杀，百万黔币也就统统成了废纸，贵阳城里好多商家因此而破产，甚至号称全省首富的华之鸿也亏了二十万大洋，丢了官钱局局长的乌纱帽不说，还落下个“华先生做官——奉命贴银子”的笑柄……所以现在听说政府又要发行纸币，各商号的掌柜们当然是大伤脑筋、退避三舍。

不过，别人装聋子哑巴还无所谓，而银钱业的老板却是不能当缩头乌龟的。看见自己的英明决策居然没有人愿意附和，张协陆厅长不禁大为光火，于是亲自点将：“式如先生（文明钰字式如），由贵号担纲新币之发行，不知意下如何？”

“鄙号……小店、我……可是……然而”，平时举止从容、气派庄严的当铺老板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除了摇头就只会摆手，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

也难怪文老板会惊慌失措，担纲新币发行的责任对任何一个商家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么说吧，货币虽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但政府毕竟不能直接把钞票丢进市场，因此在官家和百姓之间就需要一个代理商，既作为政府资金发放和回笼的枢纽、也充当民间货币兑换的中介，这往好里说是地方财政的经纪人、往坏里说就是金融政策的替罪羊，一旦政府的信用崩溃、当官的又撒手不管，这中间商可就倒了大霉，比如身家显赫的华之鸿只“担纲”了一次黔币的发行，结果就弄得“华老爷”变成了“华居士”、回家吃斋念佛去了，而其他人要是遇上类似的情况，恐怕连喊“阿弥托佛”的机会也没有，直接就掉了脑袋。

屋里的掌柜老板们谁也不是傻瓜，全都明白这其中的利害，眼见现任的银钱业会长筛了糠、而前任的华之鸿会长又不肯再淌这汪浑水，大家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一个个战战兢兢，恨不能缩紧身子钻到地板下面去，生怕那虎视眈眈的张厅长下一指头就点到了自己头上……惊惶的气氛中，只有赖永初兴致盎然地东张西望。几个月来，这小伙子实在被当铺老板、盐行老板和绸布庄老板们欺负惨了，想报仇又没有机会，现在总算看到他们一副大难临头的狼狈样子，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开心和舒畅。

这与众不同的兴奋表情自然也逃不过官老爷的眼睛，张协陆环顾全场，也许觉得这满脸欢欣的傻小子有些莫名其妙，于是就伸手把他招到了跟前：“说说看，对本省经济有何意见？”那样子不象是厅长倒象是个考官（张协陆还真是个教育家，贵阳模范中学就是由他创办的）。

“嗯……吾省之经济……盖吾省经济之贫困，皆因实业落后之缘故。设若吾辈急起直追，募集全省之资产以建设实业总公司，收购全省之原料以制造物品，则吾省资源不必流往外地，外地商品亦不能销入吾省……善莫大焉”……赶鸭子上架，赖永初好不容易才吭吭巴巴地嘟哝了一通“实业救省”的见解，这套文诌诌的说辞当然不是他自己能够现编出来的，不过是把白天从陈职民那里听来的救国方略生搬硬套地改造了一番而已。

“轻浮狂妄，简直荒唐透顶！”政务厅长陈廷策冷哼一声，厅堂里的达人方家也纷纷报以嘲笑。相对而言，反倒是张协陆的态度比较宽容：“人不轻狂枉少年，年青人有此志向亦属难得了。不过，空谈容易实践难，譬如募集资产收购原料云云，请问尔等由何做起？又譬如黔币发行交由贵宝号担纲，试问阁下能是不能？”

这下子，轮到赖永初面红耳赤了。

尽管货币发行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无论如何，这关系重大的金融举措只有具备相当实力的豪门才有资格涉及其中。发行两百万票面的纸钞，承办的商家至少要准备三四十万两银子的保证，如此巨款，连根基雄厚的老牌字号仅凭一己之力都难以办到，“赖兴隆”这样的中等商家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说实话，赖永初今天之所以会得到华之鸿的邀请，无非是因为他有个钱庄掌柜的身份、还背了个“平民银行家”的虚名，旁人弄不清他到底从那些小商小贩的手里拉拢了多少存款，所以觉得如果需要募集准备金的时候，让他临时参加一股倒也无妨。至于“担纲负责黔币发行”这样的重任，不仅商界巨头们没有把“赖兴隆”纳入进考虑的范围之内，就连赖永初也明白自己是根本不够格的。

客观的讲，张协陆的批评其实还算比较中肯，虽然不大客气，但并没有侮辱人的意思，只要赖小伙子不吱声不反驳，权当学生被老师教训了几句，这事情也就过去了。可问题是张厅长的话音还没落，屋子里却又鼓噪起来，先前被吓得哆哆嗦嗦的商人们好象突然找到了合适的出气筒，转眼间就由萎靡不振变得亢奋异常，一个个指手划脚、冷嘲热讽，争先恐后地把先前在官老爷那里受到的惊吓全都发泄到“新派人物”的身上，七嘴八舌，把个赖永初奚落得火冒三丈，结果终于弄得小伙子按捺不住、歇斯底里的大吼起来：“你们老字号有什么了不起？要我姓赖的发行黔币，照样办得到！”

此言一出，全场皆惊。

虽然话一出口，赖永初就立刻感到后悔，可这句赌气的大话已经把现场的所有人都震得目瞪口呆，想改口也来不及了。

商场上的事情，有的尽人皆知、有的却扑朔迷离，比如钱庄的家底就是最难捉摸的内容之一。贵阳的富商巨贾虽然没把新起的赖家放在眼里，但对于“赖兴隆”的真实底细却也并没有确切的把握。从外表上看，这钱庄的掌柜是个“空手套白狼”的愣头小子，那店铺的门口又每天熙熙攘攘宾客如潮，所以说它不懂经营、“破罐子破摔”有人同意，说它财源广进、前途无量也有人相信，而现在赖永初宣称自己已经具备了发行黔币的雄厚实力，想一想，大家也觉得似乎不无可能……

而一旦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华家客厅的气氛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担纲货币发行的责任虽然充满风险，但它毕竟代表了金融界的最高权威，尽管自己不愿意去当“替罪羊”，可银钱业的旧派人物却谁也不希望把这面荣誉的大旗拱手交到一个新派的毛头小子手里。一时间，各商号的老板都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如果继续抨击赖永初吧？万一把这小子骂翻了，那棘手的事情说不定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如果不表示反对，难道就让这愣头青坐收了渔翁之利不成？

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财政厅长张协陆发了话：“既然赖掌柜已夸下海口，那就请十日之后承验保证金吧，届时省府自有定夺”

……

于是，一场莫名其妙的“端午节团拜会”就这样草草地收了场。官员们悻悻然、商人们灰溜溜，只有赖永初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临走之前，他还笑盈盈地朝着华家主人拱手鞠躬，“华老爷，向你道贺节日！感谢你老赏脸眷顾小号的生意，今天送来的那锭银子，我一定做个大大的存单、高高挂在墙上，也好让大家都瞻仰羡慕！”

听见这话，不仅在场的其他人诧异万分，就连华之鸿自己也吃惊不小。愣了好一会，老头儿才明白赖永初所说的“那锭银子”其实就是端午礼盒中附带赠送的那个“事运亨通小银锞”，重量还不到一钱，原本只是个随喜的小玩意而已，却这被滑头的钱庄掌柜偷梁换柱地当成了储蓄的银两，真是叫人无可奈何。

本来，作为“团拜会”主人的华之鸿在整个晚上都很少说话，始终是一副置身世外的态度，可现在，这位神情冷漠的居士的脸上却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后生可畏，赖世侄果然精明过人，假以时日，或成就黔中商业奇葩亦未可知”。

短短一天的时间里，赖永初就分别从何应钦和华之鸿那里得到了“商业奇葩”的期许，但这美妙的祝愿并没有让眼前的境况变得更加轻松。他强做镇静地走出华家的大门，可一坐进轿子就几乎瘫软了，衣服的后背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他知道自己惹祸了，并且也知道，这次的麻烦是自己的力量所无法解决的，于是惶急之下，他没有顾得上回家，而是径直赶往了陈职民的住所。

陈职民住在大十字“鸿昌隆”百货店的楼上，这时候，何辑五、戴蕴珊、伍效高以及好些位救国团的团员正在那里忙着准备明天“国民大游行”的横幅和标语。听见赖永初的叙述，大家全都吓了一跳，这帮年青人虽然聪明伶俐，可谁也想象不出两百万钱币会是怎么样的一笔巨款、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筹措那三十多万两银子的保证金。

“小赖，你自家手头到底有多少钱？”戴蕴珊忍不住悄悄地打听。

“两万多一点，而且还全都是些铜板”

“妈吔，才这点底子就出来冒充老大，你娃娃好亡命哟！”结义哥哥惊讶地狂呼起来，这一回，连他也不敢再夸奖赖永初“够气魄”了。

屋里的多数人并不赞成赖永初参与发行黔币的举动，认为那只是帮旧派官僚搜刮敛财，对社会进步无益、于自身就更无好处，但陈职民却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若以此资金开发本省煤矿，必将大大提振贵州经济，亦属奇功一件”。

“切！提振经济？你看看周边，黔军今天跟川军打、明天跟湘军打，忠烈牌位一筐筐地挑回来，两百万钞票赔偿抚恤金还差不多，能开什么矿？”

一帮人讨论来讨论去，始终不得要领，直闹到子夜时分，急忙赶到何应钦那里请示方略的何辑五才终于返了回来，一进门，他先抱着茶缸子猛灌了一通，然后抹了抹嘴巴，神气活现地大声宣布：

“我三哥说了，此事甚好，当全力争取！”

何辑五带来的消息多少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在印象中，新派一向是与旧派针锋相对的。比如旧派尊崇梁启超，新派就倾向孙中山；旧派鼓吹“宪政大同”，新派就宣扬“革命共和”；旧派说“崇洋乃数典忘祖”，新派就骂“循古是昏聩愚昧”；新派的“陆军讲武学校”跟旧派的“陆军随营学校”更是泾渭分明，双方学员不许交往，讲武学校的弟弟给随营学校的哥哥写了封家信，结果就被开除了。

政见主张不一样，经济举措也相互拆台。贵州是个穷省，既然穷就难免要借钱，先是旧派拟了个方案，通过云南富滇银行借三百万大洋修公路，担保是沿途各县的税收，结果新派大骂旧派“卖省”，这事情就没办成；然后新派也签了个协议，通过上海华侨公司借五百万美元修铁路，代价是沿线的开矿权，这回轮到旧派破口大骂了，理由照样是“卖省”，于是同样也泡了汤。两次借款都宣告失败，刘显世省长只好解嘲说：“想必贵州无需修路，盖因吾省有天然之险，若遇战事正可守险保境”，真让人啼笑皆非。

新旧两派先前顶撞得那么厉害，现在怎么会一致同意发行黔币了呢？面对众人的疑惑，何辑五得意地透露了其中的内幕。原来，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先生在上海筹办了一个“裕黔公司”，他跟美国英国以及南洋的华侨都有交情，只是苦于缺乏资金，这即将发行的二百万巨款就如“大旱之甘霖”，正可以拿来采办机器、开发铜仁的汞矿，让贵州的水银畅销世界，实现富裕黔省的伟大目标。

“妙极！铜仁地方水路便利，航船可入洞庭下长江，不必修建铁道即可实现物运流通，真正方便现成”

“贵州铜仁和湖南怀化尽在黔军掌握之中，以军事威力助民生发展，实在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裕黔公司就是贵州的实业总公司，未来少年之贵州，定将由此而兴起！”

一帮人激动地大呼小叫，赖永初也高兴得不得了。这几年，虽然省内外“少年治国”的口号喊得很响，但变革的气象却只是部分的出现在学界和军界，贵州的财政大权始终被旧派官僚所掌控，工商界更是老迈士绅的天下。而现在，“裕黔公司”决定把黔币的发行收入囊中，这等于是王伯群要向张协陆夺取政府的财政权，新旧两派将在经济领域一争高下，长期受到商会压制的年青人自然翘首以待。

那一天，“救国十人团”的会议持续到很晚，团员们畅谈理想、展望未来，对贵州工商业的前景充满了乐观。至于该如何筹措那三十万两银子的保证金，何辑五提议发起一个“爱国储蓄运动”，也就是号召全城的民众都到赖兴隆来存钱，积沙成塔，“集全民之物力，造崭新之实业”——从技术上讲，贵阳只有五万多人，而且一向没有储蓄的习惯，何辑五的这个“爱国倡议”与其说是在拉存款倒不如说是在搞噱头，不可能有多大的效果，但这个主意实在够新颖够有趣，以至于一帮小年青觉得不尝试一下十分可惜，所以就决心大张旗鼓地实践起来。

端午节过去了，但城里的热闹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一大早，“学生打败警察”的消息就在城里传开了。据说，讲武学校在凌晨的时候突然袭击了警察厅，不仅夺取了军械库，还逼得李映雪厅长辞了职。

“李厅长搞不赢何校长！人家讲武学校的学生好威猛，左手炸弹、右手马刀，个个跟凶神一样，警察哪里挡得住？”

“昨天过端午，李映雪在宴席上写诗，什么秉烛留夜饮，君醉我亦醺，轻駋入花封，人美风俗醇……现在被学生拿出来臭骂，说国难当头，警察厅长却在饮酒作乐，是个没有心肝的卖国贼”

还有消息灵通人士进一步透露，说省城的治安已经由何应钦接管（何应钦不久后即正式出任警察厅长），原本由旧派组织的“贵州教育会”也垮了台，全省的学界改由“学生联合会”领导。

“喝！学生自治，当真是少年贵州了”

“新派搞得这样猛，不知道旧派会不会派兵来报复，城外头还驻着两千多护卫军呢”

“呸！调兵打学生，不怕背千秋骂名么？哪个脑壳发昏才敢这么做”

……

众人议论纷纷，赖永初只是傻傻地听着，虽然这两天与新派人物的接触不少，但他还是没有料到时局的变化竟然会如此迅速。

葛志诚跑来向掌柜请示：“今天做不做生意？”听说不营业之后又接着问：“告示牌上写成‘罢市’还是‘盘点’？”赖永初愣了一下才明白二掌柜的意思——现在新旧两派的较量刚刚开始，争斗的结局尚未明朗，如果歇业的理由写“罢市”，就表明了是站在新派的一边，而如果写成‘盘点’，则多少还有点退路……心里正感叹这家伙颇有心机，忽然看见小韦岭跑了过来：“有位老爷抬着好大的箱箱到店子里头，说是要找掌柜的”，赶紧回去一看，原来是永隆裕盐号的管事薛相臣。

永隆裕是华家的买卖，这薛相臣更是华之鸿的心腹，虽然只是个学徒出身的伙计，但举止谈吐却颇有些雍容气派。见到赖永初，薛管事满脸是笑地拱了拱手：“我家老爷吩咐，拿一千两银子存到钱庄的柜上，请赖掌柜验查”，说着打开身边的钱箱，只见那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五十锭二十两重的元宝，白晃晃亮铮铮崭新规整，比官库的纹银还漂亮。

“华老爷肯照顾我家的生意，真是天大的面子。鄙号一定妥善照管，保证不会耽误了利润孳息”

赖永初满嘴的客套话，可薛相臣却只是笑着不言语。两个人的心里都明白，华家存钱绝对不是为了一点儿利息，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新旧两派现在已经公开叫板了，而华之鸿一方面帮张协陆召集会议，一方面又在赖兴隆投资存款，其实多少有点两头下注的意思。只不过这事情既然华家不肯说破，赖家也就不必挑明，双方心照不宣，和气生财就是了。

银子记帐入柜，薛相臣前脚刚走，戴蕴珊后脚就来了。这家伙一进门就把身上的百宝囊忽啦啦的倒在柜台上，银子、光洋、铜板摊了一桌，显然是他当跑街伙计这些年来的全部积蓄。

“全都存进帐上么？”

“那还用说，全部存上！实业救国在此一举！”

说话间，何辑五、陈职民和伍效高也送来了各自的存款。十人团中的张荣熙和冯程南是绸缎庄的少爷，虽说是“富二代”却并没有多少私房钱，于是两个愣小子干脆从家里偷了一百块大洋，也来参加爱国储蓄。

“这样要得不哟？不怕你爹晓得了发火么？”

“不怕！为了国家，挨顿打也值得”，俩人的态度慷慨激昂，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

前来存款的顾客一个接着一个，有报馆的记者、政府的职员、教书的先生、作坊的工匠……甚至连师范学校也提出了“每人储蓄一元钱”的口号。俗话说“十只黄狗九只雄，十个学生九个穷”，对学生而言，一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完成爱国储蓄的任务，学生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有节省伙食费的、有把棉衣卖掉的，还有人急中生智，居然把文庙里的孔夫子牌位抬到当铺去了。

“圣人进当铺，老板敢收么？”

“当然不敢收，只好拿钱出来息事宁人。那当铺老板一边掏钱还一边骂，说世道不古、秀才造反，还说当兵的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连称当铺老板的说法有道理。

整整一天，存钱的人潮络绎不绝，伙计们忙得不亦乐乎，那“罢市”的通告也就始终没能挂出去。小韦岭提着个大茶壶在前屋后院之间来回奔走，脸蛋儿累得通红，却还没忘记抽空向老板娘报告喜讯：“今天的生意好到不行！客人排起长龙，一天的进帐比两年都要多”，把赖时氏乐得连喊阿弥托佛。

钱庄的生意兴隆，但赖永初却没有办法照顾店里的营生。大街上旗帜飘扬口号震天，轰轰烈烈的“国民大游行”即将开始，身为十人团的成员，他必须积极响应号召、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

游行开始前，各界人士先在梦草公园召开誓师大会，赖永初赶到的时候，何应钦和师范学校校长尹笃生（前清秀才，东京高等师范毕业生）正在台上发表演说。

“中华六千年之神明祖国，今为外人欺负矣！能不伤哉？能不痛哉？天下最可哭、最可羞之事莫过于此也，若不奋起回击，吾辈军人有何面目以对国家？”

“山东为古来圣贤发祥之地，今权奸将其卖于倭奴，是可忍，孰不可忍！京师学友博浪一椎、痛击国贼，实为天下之榜样。敝邑学子僻处西南，鞭长莫及，虽不能为问罪之先声，亦聊做中权之后继，祈各界同志万众一心、努力奋起，试看尔倭奴区区三岛能当我亿万铁血少年乎！”

台下众人纷纷振臂高呼：“苍茫禹迹，岂容寇据！”“誓歼国贼，九死无悔！”“还我青岛！”“抵制日货！”真是声震千里，气壮山河。

喊过口号之后就开始唱国歌。照规矩，当时的民国国歌应该是北洋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但既然中央政府已经沦为了卖国政权，老国歌自然就不能再用了，所以学校的音乐老师就临时创作了一首新国歌，“屹立神州六千载，正气磅礴天地泰；文化由来先世界，罗马希腊堪争赛……”，虽然歌词铿锵有力，可惜大家都不会唱，只好现学现哼哼，于是两三千人荒腔走板、此起彼伏、咿咿呀呀的折腾了好久，直到中午才唱着歌儿上了街。

歌声虽然不大整齐，但游行队伍的阵容还是很壮观的。讲武学校穿着黄军装、法政学校戴着方帽子、其他学校的学生或者穿白褂子或者穿黑褂子。队伍前面由各校的“首席代表”（相当于学生会主席）负责打旗，旗上绣着各自的校徽和校名。师范学校的旗手是谷正鼎（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法政学校的旗手是刘健群（后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三青团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讲武学校的旗手是王伯勋（后历任82师师长、荣1师师长、39军军长、19兵团司令），达德中学的旗手是冯剑飞（厦门大学毕业后入黄埔一期，曾任第四期入伍生连长，林彪入学时就是由他授的枪。陆军中将，国民党“保安系统”的创始人之一），模范中学的旗手是陈泰运（东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入黄埔一期，历任88师副师长、71军副军长，抗战时任“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个个威风凛凛英姿勃勃。

商界人士单独组成一队，大家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外面还套着马褂，长衫马褂和礼帽是老板的标志，再热也不能脱掉，因为如果光着脑袋穿着短褂就变成打工伙计了，非常没有面子。队伍中还混着两个穿军装的人，那是讲武学校“将校班”的何知重和柏辉章——“将校班”是基层军官的进修班，学制比普通班少一年。在当时，黔军中没有受过军校训练的只能当初等官（尉官），步兵上尉柏辉章只有高小学历，工兵上尉何知重是贫民学校学彩陶绘画的，所以想继续升官就必须进军校补习。两人现在都是何应钦的门生，跟商界队伍走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商人抵制日货。

游行的途中，学生们一直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着抵制日货的道理：

“各位老少，日本侮辱我们国家，这样的大仇必定要设法去报呀！如今有人还在买日本货、用日本货、替日本抬轿子，他哪里还算是中国人，就连亡国奴这个名字也配不上！狗都知道要顾家，此种人可以称之为狗以下之物了，是吗不是？你们大家好生想一想”

“青岛要还给中国才行！若果这件事做不到，我们就不与日本来往，不买日本货，也不卖食物给他吃！大家一面来当兵，一面又努力积点钱，造些军火、造些海船，拼死跟他干一下。即便干不赢也快活值得，总比做那永世不出头的乌龟要强一些”

“我们排斥日货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日本可恶，我们又没有兵力惩罚他，所以才断绝关系，令他悔过。不错不错，这是我们中国人表示意思的最好办法；我们提倡国货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把经济恢复转来，中国的工业快要被日本的机器消灭了，所以今天顶要紧的是扶持国产，达到国民自给的程度，不错不错，振兴实业就可以稳操胜券——为了这个，我要大声向各位喊几句话：

赶快去除你们的旧脑筋来相信科学吧！

赶快集合你们的金钱积蓄，来办一个大大的实业公司吧！

赶快发展各种的工业，来实现国货的自给吧！”

……

在抵制日货这件事情上，学生们并不是光说不练的。游行队伍走到省城的中心位置，大家就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了。

先是拿自己的东西开刀。有学生把洋布衬衣脱下来剪成碎片，有学生把化学梳子砸在地上摔成两半，还有人围着个搪瓷盆子踢来踢去，一边踢还一边嚷：“宁愿不洗脸，也比用东洋脸盆还干净”……等忙完这些又发一声喊：“不做亡国奴的人们，冲啊冲啊”，一起杀向了大十字的小林洋行。

当时贵阳城里有三个日本人，讲武学校的顾问能村修（陆大22期，跟畑俊六、小矶国昭、杉山元是同班）、师范学校的顾问冈山源六、还有小林洋行的老板小林清，三个人全都住在洋行的楼上。小林洋行其实是个药店，主要经营日本的仁丹和“大学眼药”，学生围住商铺之后，先把药品的广告撕了，接着又砸窗户，冈山和小林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动弹，只有能村少佐跑出来向何应钦提抗议，没想到何校长居然装糊涂，说“学生的事情归学生联合会管，军人不便干预”。大家一听这话就放了心，当即冲进药店砸了个片甲不留。

捣毁洋行，军心大振，于是继续去其他店铺搜查日货。文具店的墨水是日本造的，砸了！糕点铺的白糖是台湾产的，砸了！百货商店的玻璃不知道是日本的还是法国的，先砸了再说。只是杂货铺的火柴有点让人伤脑筋，这玩意多半是洋货，可要是全部销毁了，以后拿什么生火煮饭啊？

贵阳地处偏远的西南，日货的数量并不多，而且以学生的水平也分辨不清到底哪些是土造哪些是舶来品，所以宣传员只好讲解“凭良心抵制日本货，卖日货就是冷血动物”的道理，让老板自己主动坦白。但偏偏却有些商人不大自觉，比如绸布店里的棉线，老板承认“带木头线轴的是日货”，大家就抬出去销毁了，可冯程南却又悄悄揭发说：“不带木头轱辘的也是日本的”，气得他爹跳脚大骂：“老子供你读书的钱就是卖纱线得来的，要是搞得生意做不成，你以后就不得钱读书了”。

有的商家对抵制日货十分拥护，盐行、中药铺、酱菜园以及米市、茶馆都敞开大门欢迎检查，理发店的大门上写着“国事糜烂，无心整容”，剃头匠站在门口看热闹。按道理，卖水烟的应该也跟洋货没有什么关系，可谁知偏偏有人想搞“灯下黑”，学生们无意间从“协力烟行”的货箱里搜出了许多日本毛巾、肥皂和铁钉，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家百货店临时转移过来的。这下子可好，不仅烟行被愤怒的学生砸了个乱七八糟，就连“群民百货”、“大利生”、“双永昌号”也成了人人痛骂的卖国奸商……

整个下午，赖永初跟着游行队伍从城南走到城北、又从城西走到城东，虽然始终只是跟随旁观，但学生们的热情却还是让他深受鼓舞。他的喉咙因为高呼口号而有些嘶哑、他的脸颊因为激动而变得绯红，身边汹涌的人流如不可阻挡的怒潮，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力量。

直到傍晚，赖小伙子才意犹未尽地返回家去，虽然身上的衣服浸透了汗水，嘴里却还是情不自禁地哼着刚学会的“国歌”——屹立神州六千载，正气磅礴天地泰……昆仑山，星宿海，我中国，人争爱，国魂国魂去归来，亿万斯年精灵在。

夕阳西下，赖兴隆钱庄居然还在营业，店铺的门楣上贴着醒目的对联，“余钱休买倭奴货，存款振兴中国魂”。走进厅堂，柜台前忙碌着的伙计们个个喜笑颜开，略显疲惫的脸上充满了快慰。小韦岭扑上来抱住掌柜的胳臂，踮起脚尖咬住赖永初的耳朵：

“大掌柜，我们收了几十万两银子，后面的库房都堆满了”

“这怎么可能？！”

贵阳只有五万多人口，即便是人人都参加爱国储蓄也凑不出这么大一笔巨款呀。

“真是谁也想不到，本来一整天只收了两万多大洋，可刚才有几家当铺和绸缎庄到柜上来存银子，你猜总数有好多？”葛志诚微笑着伸出了指头：“骇死人，三十万两”

……

“抵制日货”的口号响彻全省，民众的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继6月3号之后，贵阳城里的游行示威又接连持续了三个多月，场面十分热烈，但遗憾的是，这些热烈的场面似乎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入秋之后，市面上的粮食越来越紧张，大批的灾民从乡下涌进城里，街头巷尾满是哀告乞讨的妇孺儿童，那饿殍的哭嚎和呻吟渐渐盖过了学生们抑扬顿挫的演讲声。

自开春以来，贵州各地的水患不断，许多地方还遭受了冰雹，对于一个土地贫瘠、农业落后的省份来说，这样的自然灾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饥荒。可是大灾来临之时，政府里的新派和旧派却只顾着吵架，双方在议会里吼、在报纸上骂，辩论的话题从天理到人伦、从省内到国际、从政治军事到文化教育，引经据典高屋建瓴海阔天空唇枪舌剑滔滔不绝，可就是对眼前的灾情熟视无睹。

当官的无心赈灾，老百姓只好各尽所能。殷实人家纷纷集资捐谷开办粥场，普通人家则在每顿煮饭的时候多加几瓢水，再把米汤拿出去施舍。赖兴隆钱庄除了赞助公共粥场之外，老板娘赖时氏还有自己单独的善行，她每天从碾坊买回来一担包谷面（一百斤），然后再一份份散发给沿街乞讨的妇女。

布施米面的工具是个小竹筒子，盛满一筒大约二两左右，赖时氏在店铺的门外分发粮食，小韦岭就站在她旁边维持秩序，这小孩的眼睛尖、嗓门也大，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大呼小叫：“你过来你过来，带小孩的可以得双份”，“走开！我家的粥谷只给女的不给男的”，“说你呢！先前已经领过一回，怎么又来排队？怕我不记得吗”…… 正吼得来劲的时候，脑门上却突然吃了一记暴栗子。

“噫！昔黔敖为食于路，曰嗟来食。有饿者扬其目而视之曰，予不食嗟来之食。曾子曰，其嗟也可去也……”

捂着脑袋，韦岭认出眼前这位脾气火暴的老头是教私塾的周老夫子，虽然知道他是赖掌柜的启蒙老师，可这通“之乎者也”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无论如何也听不懂。

小伙计稀哩糊涂，老板娘也是莫名其妙，幸亏老板赖嘉荣还粗通文墨，赶紧在旁边解释说：“这个……不吃嗟来之食是经书里的故事。意思是在行善的时候应该心存爱惜，如果大喊大叫的对人不客气，那就不符合周礼的规矩”

“可是……我不开吼，他们就不肯排队啊”，小韦岭满脸的委屈，觉得这古人的礼法还真有些强人所难。

周老夫子之所以吹毛求疵，其实是因为他的心情很不爽，而让他心情不爽的真正原因则是他手里的那张《少年贵州报》。

走进钱庄、坐上太师椅，老头儿先把报纸使劲砸在茶几上，然后就开始“纪纲亡绝，教化陵夷，邪说流行，国粹丧失，呜呼呜呼、哀哉痛哉”的破口大骂。旁边的人拣起报纸看了看，发现那上面刊登了一篇批判孔子的文章，说“孔二先生者，数千年来之枯骨残骸也”，还说“孔子之道不废，民主之道不兴。凡我德谟克拉悉之新国民，必以孔教为死敌”……语气如此激烈，难怪私塾先生会暴跳如雷了。

自从六月初的国民大游行之后，“五四运动”的许多新思想也陆续从北方传到了西南。贵阳的报纸原本是只有“共和”与“宪政”之争的，现在又增加了新文化与旧儒学的论战，《少年贵州报》每天都刊登胡适的文章，文章中“那么”“这些”“你”“她”“吗”“呢”之类的字词都是四书五经里不曾有过的，那些白话诗歌就更好玩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真是新颖有趣，引得许多年青人都把《毛诗》丢到九霄云外，大家一起来唱哥哥妹妹飞呀飞。

这样“斯文扫地”的事情当然让周老先生很受不了。周夫子虽然是个没有功名的落第书生，一辈子只能教小孩子念《三字经》和《论语》，连讲解《古文观止》的资格都没有，但他仍然坚持认为“纲常名教乃立国之本，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对“毁礼易俗”的新文化运动极为恼火。所以《少年贵州报》每出一期，他都要声嘶力竭的大骂一通，咬牙切齿摧胸打背痛心疾首，这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就象演滑稽戏一样，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在1919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新的人群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新的文化，一切新的力量都在向旧有的势力发起挑战。

贵州的财务和政务一向是掌握在旧派手里的，省府秘书长熊范舆、政务厅长陈廷策和财政厅长张协陆三人联手，把全省的财政把持得滴水不漏，而现在，新派正借着“五四”的势头高歌猛进，在打垮警察厅、架空教育厅、成立“裕黔公司”之后，又开始向“三巨头”夺权。

从端午到中秋，新旧两派的争斗还算是势均力敌的。在这个阶段，每当新派的声势浩大，当铺和绸缎行就赶紧把钱存到赖永初这里来，而遇到旧派的力量强大，他们又赶紧把钱取走，弄得赖兴隆钱庄的库房一会儿满一会儿空的，就象是政坛局势的风向标一样。可自从中秋之后，新派就逐渐占据了上风，《少年贵州报》连续发表文章，说财政厅假造帐目、贪污民脂民膏，还有人揭发财政厅长张协陆在两年里冒领了一千多大洋，把旧派的首脑人物搞得狼狈不堪。

按说，财政厅长贪污千把块钱在官场上根本就属于鸡毛蒜皮的事情，可问题在于张协陆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既是举人又是博士、既是官员又是教授，一向道貌岸然装腔作势，所以品行操守方面的瑕疵自然也就成了他最大的软肋。新派死死抓住“财政厅长监守自盗”的话题，在大骂张协陆“名为贤达，实为宵小，徒逞私见，罔顾公益”的同时，更把赈灾不力、物价暴涨、政策昏聩、吏治黑暗等等一切罪恶全都怪到旧派的头上。

十一月初，何应钦带着几百套旧衣服去慰劳伤兵，先夸奖军人流血牺牲十分英勇，再批评文官腐败贪污非常堕落，然后又说本来应该给士兵发新棉袄的，但因为财政厅把军费贪污了，所以只好拿旧衣裳给大家穿……伤兵们顿时火大，立刻就去把张协陆的官邸砸了个稀巴烂。

从这以后，旧派官员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上班被学生堵着骂、下班被伤兵追着打。11月26日，贵阳街头出现了署名为“暗杀团”的传单，宣称要将熊范舆、陈廷策、张协陆、张彭年（张协陆的弟弟）等十多个“危害黔省”的罪魁祸首逐一处死。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觉得这肯定是学生在吹牛皮，因为他们今天喊杀段祺瑞、明天喊杀曹汝霖，类似的大话早已经说得太多了。可谁知道当天晚上，陈廷策的官轿就在回家的路上挨了两枪，头一枪打死了卫士，再一枪透过轿窗打中了陈厅长的后背——大家这才明白，这回传单里说的是真的。

能在黑暗中开枪打出这样效果的绝对是军人。虽然何应钦和谷正伦都不承认自己跟“暗杀团”有关，但明眼人都清楚这事情跟他们两个脱不了干系，而且大家也明白，只要旧派不交出权力，类似的事件还会继续发生。于是贵阳城里顿时人心惶惶，旧派怕新派行刺、新派怕旧派报复，就连赖永初在出门的时候都要穿上特制的“防弹衣”——把棉大褂前胸后背掏空，再垫上厚厚的草纸……这样对峙了好几天，以文人为主的旧派团体终于全面崩溃，省长刘显世被迫下令“查办”熊范舆和张协陆，悲愤绝望的张协陆随即服毒自杀，“暗杀名单”上的其他人纷纷逃离省城，曾经权倾一时的旧派势力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民国有八年，外甥逼舅爷（新派首领王文华和王伯群是旧派首领刘显世的外甥），出了暗杀团，炮打陈廷策，气死张协陆，吓跑李映雪……”

“民八事件”以新派的获胜而告终，一帮少壮军官跃上权利的颠峰，结束了旧派“文人治省”的局面。只是，这场“五四”背景下的政治角逐并没有给贵州带来任何的民主和科学，反而使这个原本还有几分“维新气息”的省份彻底陷入了军阀纷争的野蛮之中，“暗杀团”开创的恶劣先例让贵州政坛从此充满了血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杀熊范舆、杀郭重光、刺王文华、刺袁祖铭，甚至连始作俑的何应钦自己也被人打了黑枪，局面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

但在当时，赖永初并不知道世道将如何变化。那时的他只是觉得吵吵嚷嚷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了，学生们不再游行，周老夫子也不再来店里发脾气，年底的时候，何应钦当上了警察厅长，谷正伦当上了黔军参谋长，省政府的政务厅长、财政厅长、议会议长也统统换了新人……当然，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好消息——赖兴隆钱庄终于获得了黔币的发行权。

确切的说，新发行的黔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钞票，而是裕黔公司的“制钱兑换券”。从常理上讲，这样的“花票”原本不会受到市场欢迎的，可是当这批票据于民国九年（1920年）年初上市的时候，偏巧遇到黔军在四川战场上打了大胜仗——滇黔联军击溃川军熊克武部，不仅占据了川省将近三分之二的地盘、而且还控制了盐税和烟酒税——前方犒赏三军，官兵们随即将大批钱财运回家乡，贵州的市场也因此突然变得繁荣起来。

那时贵州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军队的对外掠夺，用官员的话说就是“吾省无法自养，只能背负侵略的恶名，损失宝贵的生命换饭吃”，所以后方越是遭灾，前方就越是拼命。从1919年底到1920年初，省内的灾情迫使黔军将九成以上的兵力开进四川，几乎是竭尽全力的大肆抢劫，结果还真的如愿以偿的取得了收获（注：当然这番抢劫也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四川各派很快联合起来“驱逐客军”，刘湘就是在这时候成为川军总司令的，川军“速成系”也由此而兴起）。

黔军官兵的薪饷源源不断的寄回贵州，战争的“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严重的灾情。由于运输不便，军人捎回家的大都是银锭和银元，而老百姓的日常购买却主要是依靠辅币的，银钱增多了，但作为辅币的铜钱并没有增加，于是就在短时间内造成了“银贱铜贵”的现象。制钱对银元的比价迅速从一千二百比一攀升为八百比一，这样一来，不仅裕黔公司的“制钱票”变得十分坚挺，钱庄库房里的那一大堆铜板更是跟着水涨船高，赖永初也因此发了一笔“战争财”。

“民八”过后，商界的十人团就随之解散了。陈职民重新装修了自己的百货商店，商店的屋外白墙青瓦，屋内摆着湖南的瓷器、湖北的铁钉、广东的雨伞、上海的肥皂，商店掌柜和伙计清一色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开口“天地良心”，闭口“纯粹国货”，显得特别中国。张荣熙和冯程南承包了黔军第五旅的冬装，绸缎庄的少爷不卖绸缎了，改卖军服。黔军第五旅的旅长是何应钦，他那个所谓的“混成旅”其实是个新编的单位，当兵的没有枪也没有炮，浑身上下穿的跟叫花子差不多，大冬天的，千把号人围着操场跑步转圈，一喊“立正”就冻得哆哆嗦嗦。何旅长一面差人购买武器，一面又在贵阳订做服装，并且还规定了交货的期限，“枪械未到枪毙军需，军装未到枪毙裁缝”，把两个承包军服的傻小子吓得不轻。

有人替何应钦做事，自然也有人帮谷正伦干活，戴蕴珊和伍效高就辞掉了布店的差事，每天在“谷胡子”的官邸里进进出出。赖永初知道他们都是安顺老乡，可是却始终也弄不清这两个商铺伙计成天跟军人混在一起究竟是为了什么。直到有一天，戴蕴珊跑到钱庄来贷款，说是要到云南去采购鸦片种子回来贩卖，这才把赖永初吓了一大跳。

自辛亥以来，虽然各种希奇古怪的理论日新月异，但有一个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鸦片是个祸国殃民的东西”。即便在贵州这样的省份，连小孩子也知道“吸烟人，筋骨减；不振作，精神颓；无思想，心智毁……” 这些年来，为查禁烟土不知烧了多少村寨、杀了多少烟农，清乡司令和继圣曾经在一天之内连砍了一百零六颗人头，得了个“和屠夫”的外号。直到1917年10月，省政府才终于宣布全省“城镇无烟馆，乡野无烟田”，虽然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水分，但横竖也代表着贵州人民已经跟“东亚病夫”划清了界限。可现在戴蕴珊居然又要继续倒腾鸦片，这不是倒行逆施、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么？

面对赖永初愕然的神情，戴蕴珊却显得若无其事。“大惊小怪。做烟土生意有什么不得了的？告诉你，云南和四川早就开禁了，贵州也要推广种植”

“胡说，国家不是一直反对鸦片么？”

“嘿，此一时彼一时也。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无非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查吾省之患，最严重者莫过于贫困，农业既不能自养、工业又难以救急，唯有弛禁土产可以见效神速。因此省府已决定开放安顺六县种植烟土，你想想看，一亩烟田要收八块钱的特产税，转眼间就是好几百万的收入啊！”

赖永初知道这套莫名其妙的说辞绝对不是戴蕴珊所能够想出来的，多半是出自谷正伦的教诲，再看看这小子手里的通关批文，上面还真的盖着政务厅的大印，钱庄掌柜不由得有些气馁了。

“哼，种烟就能富裕么？以前也种过鸦片，贵州还不是一样的穷？”

“瓜娃！以前种鸦片不赚钱，那是因为有外国人竞争。而现在签定了万国公约，英国法国和全世界都不许向中国卖烟土了，我们正好可以自己种自己卖，产量比原先高、价格比原先好，你还怕发不了财？”

“哈哈呵呵，喊了半天的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原来国货就是这么个东西啊”

说了半天，戴蕴珊还是押着十二万大洋走了，那沉甸甸的银圆足足装了二十四箱，这笔款项的数目正好跟第五混成旅购买枪械弹药的费用是一样。

翻看着手里的帐册，赖永初不禁哭笑不得。回想当初讨论新黔币的用途的时候，有人主张开矿办厂、有人主张修路造桥，有人主张兴建学校、有人主张赈灾救民，方案一个比一个新、论调一个比一个高，可如今新币发行了好几个月，大家却只顾着发“特别犒赏费”、领“公务交际款”、买枪买炮做鸦片生意……眼看着二百万“裕黔券”已经用掉了一大半，机器没有采购一台、公路没有建设一寸，而先前那些高喊“德谟克拉悉”的新派人物则统统改变了嘴脸，变得甚至比旧派官员更加的阴险贪婪。

“唉……当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么？”

虽然不久前那慷慨激昂的口号声依然还回荡在耳边，但年青人的心里却已是寂如死灰、意兴阑珊了。

————————第一部分 完——————————————

我的动作慢，刚把第一部分写完

只有这“十二，再补”还算是新内容。

能不能加上一到五的链接，这样更完整一些。

前面的都有点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