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曼斯泰因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 香山居士

第三编 东线战役/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第十一章 最高统帅希特勒

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后，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因为他兼任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亲眼看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如何尝试战争最高统帅的任务，过去我一直都觉得他对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不过是间接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事务都受到严格保密限制，所以很难有任何确实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没有感觉到希特勒对陆军领导权的干涉。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对我们的战况汇报都很同情的听取，并且同意我们的意图，毫无干涉的意思。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这个计划始终莫测高深，希特勒对西线攻势的态度在前文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陆军总部虽使人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原则是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进攻性的，从军事观点看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当然他拟定的计划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结果，理由我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他可能并没有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胜利。不过当A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有了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住这个思想，并且去适应它――尽管因为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命令停止装甲兵的前进，虽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但是当时局外人却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从滩头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任何人都很难想到英国人撤运部队过海的工作会获得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德军领导阶层的失败，也就是说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反之，任何不在实际现场的人却很难判断，为了政治原因转过头来对付苏联的决定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的部署的确使人感到惊心。

以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我对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计划的影响作用，都没什么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克里木战役的指挥并未干涉。当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我们的意图，并且毫无疑问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十一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指挥，这也是我对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第一次真正的体验。

分析希特勒作为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认为他只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下士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是别具慧眼的，象他采纳A集团军群的西线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军事家都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王公都变成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对一切技术和军备问题有迅速的了解。他对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悉，并且能够将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整套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每逢他谈到他所不愿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套法宝请出来作为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疑问，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天才却过份自信，结果又常常导致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战装备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使他对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某些情形中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而他却相信少数的自行火炮或新型虎式坦克就足以应付了。总而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战术机会固然别具慧眼，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无法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作战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识到任何长程的进攻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兵力。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的呈示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对我说的，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什么是可以达到的，什么是不可达到的，完全缺乏判断力。在一九三九年秋季，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初却没有认识到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把握。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这颗活跃的心对一切足以勾起其幻想的目标无不感到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就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没有了解下述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而当情况逆转时，又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与苏联的冲突而言)，那大部分是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保有地理性目标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苏联的战争就可以看出当军事性的胜负未决之前，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性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保持则更不可能。在那时，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来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能力。只有在确保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他对这种意志力却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因为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的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自己的计算时很少考虑到敌人的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胜利。任何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不愿采纳，尽管敌军要比他强过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的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是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以及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的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直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是不敢冒险的。希特勒本人所作的惟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原始计划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提出来的。尤其是当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要下命令撤出该城，结果就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前面也曾说过，希特勒是不敢进行军事性冒险。归根结底，攻击苏联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争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出来。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以后，拒绝采取弹性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来应付主要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就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首先，他可能秘密的感觉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其次，他也像一切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足以造成军事性错误，而更加丧失其威望。第三，希特勒对权力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在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期，我与陆军参谋长蔡茨勒上将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想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决定是他所不愿意而又是无可避免的话，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参谋本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较低的地区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的时候，他才肯给与很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数量超过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地点，例如一九四三年的顿尼茨地区和一九四四年的第聂泊河弯，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带时，结果也一样难免一场争论。

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想法，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出他本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一九四一年，这种政策几乎使苏俄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一九四二年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思想。

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冬天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挽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重蹈拿破仑的大军团在一八一二年遭遇的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他的歌功颂德也增强了他的信心。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达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种思想。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是如此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防御阵地时会因流血过多而自动送命才能行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文不对题。德军的数量根本就不够组织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上，可以集中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就难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结果才能使苏联的大军感到无用武之地。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成本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叙述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的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也许要在其本性的深处去发掘。他对战斗的看法，是只注意到其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是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足以保证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充份效力，只要新兵器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以及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的，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的数量增加是很好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部队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特别严重，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是，虽然希特勒的打扮很英武，并且喜欢追求其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不合于普鲁士传统。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无疑清楚的了解前线的情况。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了解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就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是够困难的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他来说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他的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他而言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柔弱的，他是过份的受到情感支配，所以他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非常奇怪，很难了解，如果说他内心是柔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表现却是完全像军人的，那就是对战功的嘉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上面所说各点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于作军事领袖。不过如果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那么这些缺点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如果他知道如何利用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那么尽管有上述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所向无敌，所以他的政治成就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如果接受一个联合负责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他对军事领袖有一种根本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与他不同。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在他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容许奴才在他下面，驯服的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的是他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第七章)，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问题提出顾问性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就理论上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想法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正式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希特勒把挪威定为三军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这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以后几乎所有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三军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战场还属于陆军总部，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已兼任。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其他战场所具有的影响力简直小得可怜；同样的，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大战略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那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战场。在这种环境中，三军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参谋本部之间的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要使整个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下级部队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注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敌方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限制住了。除非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前线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地图上的情况，是事实赶不上战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行动什么是适合和必要。

他已经逐渐养成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部队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内一直没有受到过干涉，但是当我从维帖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给我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任何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无法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个人性的命令，通常对指挥和作战都只有妨碍作用，相反，希特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成本以死守”的原则作为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担心这种长期训令会使他们获得行动自由，以至做出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之后，甚至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起我们在克里木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可是有充份行动自由的。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态度粗野，有时口喷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当然他有时是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时，只看到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而言，他一直都还能保持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意见冲突，也都没有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见他的人的动机，并且早已准备好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的信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军官，对他素无认识，更易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出发时，他心里只想把前线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时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充满了信心。

当我在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问题常常与希特勒辩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是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钟点，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而回，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认识的人中没有那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蔡茨勒上将为了要希特勒采取必要行动，常常是一争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蔡茨勒，他们是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性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要争论的事件，其后果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作出绝对正确预测的。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给人以任何良好印像，他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最后手段，我们就只好坚持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要求，那么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后果，结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会随之受到恶劣的影响。

反过来说，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性讨论。

这样一位定命论主义的独裁者，他所想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个人因素是最不感兴趣的。照他看来，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与德国军人没有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持勒的个性，另一方面是由于统帅部的组织，就使德国的军事领导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自然引到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善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努力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其个人威望将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保留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指导权交给一个负责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东战场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不幸都未能获得成功，在以后叙述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之间的事情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更显得窘迫。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来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一九四四年的七月二十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内，我要说的就只有以下几句。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领导地位，我认为在战时我是无权发动政变的，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至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正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时我们也都已经知道，即使发动政变也还是不能改变联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握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还没有达到要把这种行动当作惟一出路。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俄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不过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要原因。

在德国也有许多人对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会战的说法感到很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真正具有决定性。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使德国处于一种毫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顿挫这一点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六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并不代表东线战争――尤其是整个战争――已经输定了。如果德国的政策和军事当局决定形成一个僵局，那么这种解决还是有可能性的。

通向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六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他的个人威望。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击计划和实际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性错误(大部分是有关最后阶段的)，那么第六集团军也就根本不会陷入这种情况。

由这些错误所引发的结果使德军南翼在一九四二年晚秋时节所遭受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仅限于足以决定第六集团军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是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进攻发生顿挫之后，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来守住这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第十一集团军在结束克里木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了。

A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于高加索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的正面，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北面，直到顿河中段，然后沿该河达到伏洛尼兹以北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重大损失，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玛克大草原上，还有一个宽达190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第十六摩托化师)驻在耶列茨来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是使第六集团军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陷入绝境的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集团军群把其主要打击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陷于斯大林格勒城和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的深入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虚有其表，根本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在伏洛尼兹地区，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二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明白，即使是位于顿河后方，这种拼凑而成的联军兵力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也一样。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原始突击只获得部分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达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其侧面又无适当保护，那才真是一个重大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请帖去请他们来包围第六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的指挥体系简直荒谬已极。

A集团军群已经没有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去管理它。

B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七个之多，其中包括四个联军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目最多不应超过五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联军部队，则困难更可以想见。B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于顿河后方，并且便于监视那些联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处，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作战指挥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集团军群对于第六集团军的控制也就更加减弱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由安东尼斯库元帅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司令部却始终没有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克。不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错误。当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还没有试验过，不过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如果他能出面，那么我们要求多增加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正面和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有较大的份量。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尼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敬畏。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安东尼斯库元帅曾写给我一封信，说明他对一般情况的危险，尤其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警告。不过因为他对前线军事并无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没有获得应有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翼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这对第六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都同样具有严重影响。 ――整个A集团军群，以及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三和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一个单独的第聂泊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泊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扎波罗热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古拉耶夫和哈尔森以进入克里木，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也都未完成或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所以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或是把兵力从某地区迅速调往另一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指挥官要想成功，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冒险，在一九四二年秋季，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顿河之线却只留下一点极易毁灭的兵力来给以掩护。惟一的辩护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联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快。可是罗马尼亚部队在同盟国中已经要算是最好的了，但根据我们在克里木的经验，就知道他们是会望风而逃的。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抱有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前，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采取机动作战，并利用大河弯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种冒险来代替另一种冒险，却是希特勒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的悲剧铺好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维帖布斯克，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接到陆军总部的命令，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激烈防御战斗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起见，我们被升级成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后勤部队，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尼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个配属给我们。这支部队由芬克上校主持，他也是一位参谋本部军官，不仅人格健全，而且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的是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我在一九四四年四月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拥有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关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地区。”

最初允许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前进到米涅罗沃，在B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方。从这种命令的措词和如此薄弱的兵力准备可以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未认识到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严重性，尽管对第六集团军的合围就是在那一天完成的。

在维帖布斯克又陆续获得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沃勒尔将军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用强大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上突破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苏联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一共有三十多支部队。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四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维帖布斯克时，我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蔡茨勒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六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防御正面上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在卡拉奇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转发给第六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到达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克斯上将和参谋长索德尔斯滕将军的交谈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在十一月十九日清晨，经过一阵猛烈炮兵掩护射击之后，敌军就开始从他们在克列茨卡亚的顿河桥头阵地突出，并且同时也从西面渡河，同时攻击第六集团军(第十一军)的左翼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第四和第五两军)。同时，敌人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向赫特上将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发动了一次猛烈攻击，该集团军在那里已与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混合在一起。虽然第六集团军的左翼能够坚守不动，可是两面的罗马尼亚部队却都已为敌人所击破。从两个突破点上，强大的俄军坦克部队立即开始深入――这完全是学我们的榜样。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他们已经在卡拉奇会合了。这个对第六集团军的补给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桥梁，完整无缺地落入他们手中。所以从那天上午起，对第六集团军即已完成合围之势，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分德国和罗马尼亚部队，也从斯大林格勒南面被挤入包围圈中。被围部队包括五个德国军共二十个师，两个罗马尼亚军，大量的陆军炮兵和工兵部队。甚至以后在集团军群总部都无法知道被围德军的确切数字。第六集团军所报告的数字在二十万到二十七万人之间，不过应注意的是这个发给口粮的人数不仅包括罗马尼亚部队，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志愿人员和战俘也都在内。不过一般常为人引述的三十万人之数，毫无疑问是过于夸大。有许多交通地带的部队被留在包围圈外，还有运输部队、伤兵和休假人员等。以后当第六集团军各师重新编组时，这些残余人员遂被用作基干，平均每师还有一千五百到三千人。同时第六集团军各师在十一月时，其兵力本来早已不足额，所以即使加上强大的炮兵和工兵人员在内，包围圈中的人员也不过是二十万到二十二万之数――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精确的估计。

***

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惟一完整的部队为其左翼的第十六摩托化步兵师――在耶列茨两侧，展开在大草原上――和在他们北面的罗马尼亚第十八师。所有其他的罗马尼亚部队不是被逐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就已全被击溃。集中一切罗马尼亚残部，加上一些德军的交通地带部队，该集团军尝试在科帖尔尼科沃前方守住一条临时防线，目前也未再受到攻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残部(包括其司令部在内)均暂由赫特上将指挥。在罗马尼亚部队崩溃之后，其第四军已改受第六集团军指挥。

第六集团军，包括第四、第八、第十一、第五十一四个军和第十四装甲军，都已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第十一军和第八军的一部分也暂由其指挥，被派防守包围圈中新组成的西面防线，其突出的顶点达到卡拉奇桥以东的一点。其预备队和第四装甲(或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残部，则用以组成一条新的南面防线。这个包围圈东西约为三十英里，南北则约为二十五英里。

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两翼均已被突破，在中央部分大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在拉斯卡将军指挥之下，曾作英勇抵抗――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也曾有过优异的表现――但自从被围之后即无消息，现在可能均已被俘。

第四十八装甲军本在面对顿河桥头阵地的正面后方担任预备队，发动了一个似乎太迟了的反攻，却并末成功。它的两个师现在均已被围，正奉命向西突围。军长海姆将军已被希特勒撤职查办。经过戈林主持的军法审判(他对这种工作最感兴趣)后，希特勒就叛他死刑，以后海姆终于还是被赦免，因为发现其兵力太弱根本不足以执行任务。第四十八军下辖两个新成立的罗马尼亚装甲师，都是毫无战斗经验的，另外的第二十二装甲师也很明显不够水准。

实际上，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现在一共只有三个师得以幸存。这是属于罗马尼亚第一和第二两个军的，他们未曾卷入战斗，并位于顿河上，紧接着意大利集团军。

照B集团军群的判断，第六集团军最多只有两天的弹药和六天的口粮――这个估计以后发现是太低了。在天气条件许可下，截至目前为止，空运的数量只能满足该集团军弹药和燃料要求的十分之一。空军已经允许用一百架容克式飞机执行空运，扣除不可避免的损失，约相当于二百吨的数量。其他的飞机将陆续增加。

情报指出敌军已经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正面缺口中，投入了二十四个大部队的兵力(即为师或装甲及机械化旅)。这些兵力向北旋转，猛烈攻击第六集团军的南侧面。

从其突破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地点，敌人又投入了大约二十四个大部队的兵力，向在第六集团军后方的卡拉奇进攻。在更西面又发现了二十三个大部队的敌军，正在向南和西南直扑契尔。此外在斯大林格勒城中还有苏联部队，在第六集团军的攻击下一直坚守不退，现在也已从伏尔加河彼岸获得了增援，还有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也仍有优势兵力面对着第六集团军的北方正面。最后，毫无疑问敌人又已经利用铁路把援兵陆续送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新成立的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地区就已经发现了一共一百四十三个敌方大部队的番号(即为师或装甲旅等)。

在我指挥之下，组成顿河集团军群的兵力可以综述如下：第一支部队就是第六集团军，它正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三倍左右的敌军的围困，一共有二十个非常疲惫的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师，其弹药、燃料和粮食的储量正在日趋减少，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补充。尽管已经被围，这个集团军还是毫无作战自由，在希特勒严令之下，他们仍应死守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其次就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残部。目前我们手头拥有的最好部队就是一个迄未与敌接触的德军第十六摩托化步兵师――但是它在草原上的防御阵地却绝对不能移动，因为只有这个师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另外还有四个完整的罗马尼亚师，其战斗价值毫无疑问要比俄军低劣。

第六集团军不过是名义上隶属于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因为实际上它一直都直接由陆军总部控制。当时它本来还有突围的机会，可是希特勒却硬是不准其撤出斯大林格勒。现在从作战观点上来说，它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集团军群总部早已不能指挥它，而只是协助而已。此外，希特勒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中又设立了一个联络组，并有他自己的通讯班来维持其直接控制。甚至在补给方面，希特勒也保留最后的决定权，因为只有他才能指挥空运。所以严格说来我本应有权不接受这个名义上对第六集团军的指挥权，而坚持要求使它正式接受陆军总部的直接命令。但是我不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我认为我要比陆军总部更便于使援军与被围的集团军之间进行直接合作。至于为什么在决定阶段这种合作未能实现，原因留待下文说明。

除了第六集团军――已被包围，所以在作战意义上毫无用处――其他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最初成立时的兵力只是一些残部而已。

在B集团军群总部我曾看到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发给希特勒的一份无线电报，据我回忆，日期大概为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内容是说他本人和所有军长都认为该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之绝对必要。为了集中必要兵力，他已经调动部队并缩短其北面防线。B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是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够立即批准，在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还是可能开始突围行动。

可是，希特勒却拒绝了这个要求，并禁止对北面防线作任何缩短。为了确实起见，他又指定塞德里兹将军负责指挥这个有问题的正面。

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是既无时间也无机会以来检讨第六集团军过去的战绩。很明显，保卢斯将军在希特勒死守斯大林格勒命令的限度之内，已经尽可能从尚未受到严重威胁的正面抽调兵力。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了第四军，于是在其开放的南侧面上又能够组成一条新战线。此外，他为了尝试使其后方不被封锁，又把第十四装甲军从顿河东岸调到了西岸。不幸的是，该军在西岸却遭遇到优势的俄军。同时，第十一军――仍据守顿河西岸阵地，正面朝北――也从后方受到攻击。这种情况使得第六集团军抽回了这两个军，在顿河西岸构成了一个桥头阵地，后来又渡河到达东岸，于是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就可以构成一个四周设防的的正面了。

虽然这些措施使第六集团军在周围各部队纷纷溃败之际得以免受影响，但同时却也必然使它陷入包围之中。

另一方面，很明显最高统帅部有责任颁发命令，使第六集团军有回旋余地，以避免包围。一个有远见的领袖早就应该认识到，把全部德军打击兵力都集中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围而对侧面却缺乏适当保护，实在是一种要命的冒险，一旦敌人突破邻近的正面，则立即有受到包围的可能性。当十一月十九日俄军越过顿河和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发动攻势时，德国的领袖们就应知道大祸马上就要降临了。从那时起就应采取行动而不必等待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崩溃。因为即使他们不那样迅速的崩溃，为了控制B集团军群南翼方面，还是有使用第六集团军来担负机动任务的必要。所以至迟在十一月十九日夜间，陆军总部应给与第六集团军以新命令，准其自由运动。

对于苏联攻势头几天的详情，此处不必细述，但可以安全的假设，第六集团军只有在最初阶段迅速撤退，或渡过顿河向西，或沿着该河东岸向西南进攻，才能逃出包围的危险。命令他们采取行动的权力却操在希特勒手中。当然，保卢斯将军也可以自行决定撤出斯大林格勒，但是当陆军总部没有把邻近地区的情况告诉他以前，他是不可能作此决定的，等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他要求准许突围时，重要时机可能早已错过了。他要求希特勒批准撤退是否一个严重的心理错误却是另外一回事。保卢斯对希特勒的战争思想应该早有认识，因为在一九四一年冬季，他正是陆军总部的副总参谋长(主管作战)，他应该记得希特勒是如何用不准撤退一步的命令来使德军免蹈拿破仑大军团的覆辙――这是他一向引以为豪的。保卢斯应该明白希特勒已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斯大林格勒的大名，所以决不会同意撤退。这个城市的名字与他自己的军事荣誉具有太密切的关系，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主动命令该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

当然，保卢斯采取这种行动可能要丧失生命。不过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保卢斯会因为个人荣辱生死就不敢做他自己认为是正当的事情。最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希特勒的忠诚迫使他必须请示获准后才肯开始行动，尤其是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又保持着直接的无线电联络。此外，我也已经指出，他对全面情况可能很难获得一个明白的印象。他可能觉得突围的危险也许比坚守不动还要更大，所以更难作出主动决定。

顿河集团军群对十一月二十日情况的判断

就目前而言，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对当前的局势是无法过问的，而且也不能下达任何命令。必须等我到了诺夫切卡斯克――这是集团军群总部的指定驻地――有了相当完整的作战指挥组织和必要的通讯网络之后才能开始承担全部责任。在相当时间之内还不行。(我们的飞机在中部地区因为气候不佳停飞，结果只好改乘火车继续前进。)

尽管如此，处于集团军群未来总司令的地位，我已下了决心，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已经获得的情况报告为基础来作出我们的计划。现在时机虽然已经延误，第六集团军是否仍应作突围打算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还是机会既已丧失，第六集团军就应该坚守不动以待援军与他们会合呢?

经过慎重考虑，并且获得我的参谋长萨尔茨将军与作战处长布歇上校的同意，于是我就作出下述结论：

敌军一定会首先倾全力击毁已被包围的第六集团军。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即尝试扩张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崩溃的战果，把机械化部队送过顿河河弯，以罗斯托夫为进攻目标，这样不仅可以切断第六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而且连A集团军群也一网打尽。敌军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容许他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

我进一步的结论就是认为无论如何，本集团军群的首要任务还是挽救第六集团军。一方面是二十万德国军人的生死问题，另一方面，除非能够保持这个集团军并使其获得自由，否则东战场右翼的情况也就不会有恢复的希望。有一件事可以断定，即使我们能够解围和重建接触，第六集团军却决不可以再留在斯大林格勒。对我们而言，这个城市的空名毫无意义。反之，如果我们能够救出这个集团军，那么它可以用来帮助稳定整个南翼，足以使我们能够平安渡过一个冬天。

不过眼前问题却还是第六集团军既已一度错过其突围的真正机会之后，在现有这个特殊时期是否仍应再作尝试呢?自从保卢斯向希特勒提出要求之后又已经过了两天，而照B集团军群的估计，不可能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以前开始行动。到那时，敌人也早已有了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来收紧其包围圈了。

第六集团军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退路，而敌人在两面却都已有准备。第一种可能性是向顿河上的卡拉奇渡口突围，但即使能在这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包围，仍然还有顿河挡住他们的去路。大部分弹药可能在最初的突破中用光，而该集团军却还要强渡顿河，并且强大的敌军正在该河西岸向下契尔河挺进，所遭遇到的抵抗简直是等于零。第六集团军既已缺乏弹药，而敌人又分别从北面、东面和南面加以猛烈压迫，所以能否强渡似乎大有疑问。

如果第六集团军尝试在顿河之东向西南方面突围，以求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那么条件也许可以略好一点――不过在这方面，敌人也是有准备的。这一方案的反对理由是，即使实际上突围成功，但该集团军最初还是无法与任何陆军主力会合，在它后面是苏联强大的追兵，而在顿河西岸的敌军也会随之南下以阻止它渡河退向西岸。很可能的该集团军迟早会被迫在大草原上与敌人决战，但是弹药、燃料和粮食却无不感到缺乏!有些部队，例如坦克部队，也许可以通过，但整个集团军的命运却已经决定了。此后全部俄军就都可以自由活动，于是陆军整个南翼，包括仍在高加索境内的A集团军群在内，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无论是为了第六集团军本身还是整个南翼着想，我们的目标都是要使该集团军能够完整无恙的脱离包围，并且仍能继续作成。如果统帅部发现被围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时就准许它有行动自由，那么这一点也许早就办到了。到今天，若无强大外援，则该集团军想要保持战斗力而安然脱险却似乎已经太迟了。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假设一旦这两支援军开始行动，从作战意义上来说，第六集团军的处境也会变得轻松得多，且不论其能否突围。当在顿河以西前进的敌军正与其他部队交战时，第六集团军至少可以免予与那一方面的敌军作战。又假设同时第六集团军也开始行动，而一支援军又攻入顿河东岸俄军围攻正面的后方，则敌军势必被迫减弱正面的兵力，于是又有利于被围集团军的最初突破。(注：虽然霍利特集群始终未能完成其任务，但事实上它却仍然牵制着在顿河西岸作战的俄军。另一方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又迫使敌军把斯大林格勒的围攻兵力减少达相当程度。)

同时，有一个危险却是必须面对的，因为任何延误都是危险的，它可以使敌军有时间来巩固包围圈。只有当统帅部能够保证用空运使第六集团军的补给无缺直到解围为止，然后才可冒险一试。在这种假定之下，不仅被围的第六集团军可以脱离危险，而且一旦援兵到达之后，还可以有新机会出现。

基于以上分析，我就用电话将本集团军群的意见告诉了陆军总参谋长，内容大致如下：

甚至到现在为止，第六集团军若向西南突围似乎仍有可能性。由于弹药燃料缺乏，如果继续把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实在是极大的冒险。

虽然如此，因为我们认为独立突围的最好机会早已过去，所以从作战观点看，目前最好是不动，直到拟议中的援军能够前往解围时再行动――不过这又必须假设能有适当的空运，我们强调认为，这个因素具有决定性。

使用预定可以达到的兵力在十二月初应该能够发动救援作战。不过要想获得真正的效果，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增援，因为敌军势必也会不断把强大兵力投入战斗。

如果强大的敌军压力足以阻止我们运用这些新的兵力，则第六集团军的单独突围仍然是必要的。接受冒险不让第六集团军立即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出的一个绝对先决条件，就是每天必须空运四百吨补给。(注：每天四百吨的数量为该集团军对车辆燃料和弹药的必需要求。在粮食等物品用完后，基本最低量即应增到五五O吨。)

我在这次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除非这种补给的交付能有绝对保证，否则决不能冒险，比第六集团军在现有情况中停留下去，即使是暂时的也不行。

任何人在以后如果目睹斯大林格勒悲剧的发展――希特勒决心坚持该城不退、陆军总部故意错过了最后机会(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有更多讨论)、第四装甲集团军救援兵力在集结上的迟误、俄军在意大利集团军防线上的突破，终于阻止了霍利特集群采取任何行动以救援斯大林格勒――就一定会追悔当初，实在应该坚决要求让第六集团军立即突围还要好一点。

至少可以假设被围部队中有一部分可以杀出重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残部会合――装甲部队大致不成问题，步兵也可能逃出一部分。

反之，这个集团军似乎再难保有一支完整部队的作战能力了。这种独力突围的机会早已丧失了。同时，当第六集团军残部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敌军的围城兵力也就完全放松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括A集团军群在内都会覆灭。

不过应强调的是，当我们进行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判断时，后面的考虑都是我们绝对不愿采取的。我们并不想牺牲第六集团军来挽救整个南翼，我们希望在两支援军合作之下，它可以有较好的脱逃机会。

我和我的幕僚们竭诚希望救出来的不只是一点残余的渣滓，而是一个完整的集团军，能供进一步作战之用。至于斯大林格勒的大名和希特勒的个人威望则根本与我们的考虑无关。

所以在那天，我们没有要求希特勒命令第六集团军立即撤退，也没有根据我们自己的责任来下达这种命令。此外还应补充一句，保卢斯将军面临这种矛盾难题时――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呢，还是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呢――他也很难选择后者。

此外，我们也完全明白，即使援兵能够透过包围圈与第六集团军会合，也还是不可以再在斯大林格勒久留。主要问题是要使它在此时还能尽量维持其主要战斗力。从这一点看来，留在斯大林格勒似乎要比在大草原上被敌人追杀要稳妥得多――唯一先决条件是有适当的空中补给。

采纳这种方式能否使第六集团军获得自由，主要由下述两点决定：

(一)空军能否适合陆军的要求?(二)统帅部能否供给更多的援兵？――若能如此，它是否准备这么做?在我们送给陆军总部的文件中，这两个问题都是用极其明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只有身为三军统帅的希特勒对各个战场的一切陆空军兵力才能具有调度的全权，所以也只有他才能对整个前景作出判断，然后作出适当决定。如果这个决定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把第六集团军独力突围的下策搁置起来，而暂时让该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

不过，如果尽管时间能来得及，而希特勒却不愿意使用可以利用的兵力以求救援斯大林格勒，或是他对空中能力具有过分幻想，那么他就是缺乏责任感。此外又有某些人在希特勒旁边专上小报告，这就更是罪大恶极。他们应该知道此时救出第六集团军实在是一个最首要的任务。

戈林如此说大话而不兑现，则更是任何军人所想象不到的。同时，我们也想不到希特勒会抹杀一切事实考虑而硬要坚持其死守到底的理论。谁能够想象他居然会为了斯大林格勒的空名而宁愿牺牲整整一个集团军呢?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诺夫切卡斯克。十年前，我曾经由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次旅行中，一切都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对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的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伯格中尉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闲谈其他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围城中的战友。自从斯皮赫特死后，斯塔尔伯格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特利斯科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伯格以后一直跟着我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夫将军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尼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二十二个师，有九个已经被完全消灭，另有九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参加作战，现在只有四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尼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当作豪夫报告的反证。他对德国统帅部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正面上的克列茨卡亚桥头阵地所蕴藏的危机，他曾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表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理由的指出，在所有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共同利益已经作出了最大贡献。他完全是出于自愿，拿出了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加入一九四二年的战役，而且不像意大利和匈牙利，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内心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尼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他所说的一切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我当然知道，其一切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这对希特勒而言是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尼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政治组织，曾经企图发动政变推翻安东尼斯库，并且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叛变最终被安东尼斯库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竟收容此人，难怪安东尼斯库会感到德国对他不忠了。这种卑劣做法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尼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罪，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部队作战不力的事实都足以当作解释的理由，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了行动。当邻近部队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利益而并无其他好处。

我早已说过在各种不同情况中，对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我们最好的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英勇战斗过。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设在诺夫切卡斯克的新总部。惟一能用来担负警卫的部队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讯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于是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面性质。主要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就是救出第六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六集团军的实力能够保持，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战场的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已有了覆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可能东线的战斗会从此结束，结果是我们输掉了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的“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留下来的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和德国的B级部队以及紧急部队组成。如果俄军突破这个单薄的防线，那么不仅第六集团军的将会陷入绝境，而A集团军群也将同样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部队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凝聚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是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近距离战斗的训练。所以作战价值非常有限。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赫特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否则在十一月底那样的紧急关头，能否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六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的任何扩张企图。如果那时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扑罗斯托夫――它毫无疑问拥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的了。

但即令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本集团军群却仍不允许将用来拯救第六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他的任务上。因为成功的希望至为渺茫，所以对―切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种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要原因是敌军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尤其是对第六集团军补给。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体会到最高统帅部的牵制，其根源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表现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救援工作。此外他们在优先决定权上又总是一再延误，尽管情况早已一目了然，而我们的总部也一再向希特勒指明出来。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面临的任务是两个。其中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六集团军――到一九四二年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此时已经明显知道第四装甲集团军是无法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未能把握住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是已经确定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一月间从哈尔可夫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解围。这根本就是梦想。

当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六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他部份的任务还是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斗已经真正接近结束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的，拯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接管时的情况

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时所面临的情况与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只有极小的差异。

很明显，敌军已经把主力都用来包围第六集团军，在本集团军群地域据报一共有俄军一百四十三支大部队，至少有六十余支用来包围该集团军。十一月二十八日，该集团军的南面防线上受到严重攻击，但已被勉强击退。在十一月底，所有其他防线上都只有局部战斗，我军乘这个机会已使防御略加巩固，虽然如此，很明显任何突围企图都一定会遭到强力抵抗，而包围圈中现有弹药和燃料也必然会完全用尽。即使能够突围，当该集团军到达顿河时，弹药和燃料势必消耗殆尽，而附近却没有援兵接应。

此外，敌人也正忙于对掩护斯大林格勒南面和西面的屏障防线进行试探攻击，而援救兵力却必须在这个屏障的后方完成集中工作。

集团军群总部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对第六集团军的条件与意图，能够获得最可能的清楚认识。陆军总部与B集团军群都在几百英里开外，所以他们的结论都不够可靠。

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保卢斯将军曾经派一位军官从包围中飞出，带了一封信给我(见附录一)。在这封信中，保卢斯强调要求应有“在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因为向西南立即实行突围的机会也许随时都可发生。这封信中对该集团军的补给情况，却未加详述，不过佩克特将军的报告却可以作为补充。他是空军军官，也刚由包围圈中飞回来，他本来是奉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里希特霍芬上将的命令飞入该地区安排空运业务的。

照佩克特将军看来，该集团军的口粮仍可维持十二天――不过却必须限量配发。弹药存量只有正常份量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也就是说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即可用完! 燃料也仅够供小型部队调动，而不够集中坦克进行突破。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那么第六集团军在四天前居然建议立即执行突破计划，实在令人有点费解。

基于这个情报，我决定飞入包围圈与保卢斯亲自讨论。可是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最后还是说服我放弃这个想法，因为照天气情况，我可能要在城里停留两三天之久，而此时全盘情况却极为紧张，只有我留在总部中才能经常使陆军总部了解本集团军群的意见。于是我只好派参谋长萨尔茨将军代替我去，以后又派作战处长布歇上校再度去过一次。

萨尔茨的任务主要就是对第六集团军及其指挥机构的情况和条件获得直接印象，并且把我们的解围计划当面告诉保卢斯本人，同时也让他对计划和时间的配合提出其意见。一切结果都要看我们的意见与保卢斯的意见能否协调来决定，因为既无电话线又无其他任何可靠的书面通信工具，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对第六集团军的影响力至为有限。尤其是陆军总部又派有联络官驻在集团军部中，使其经常受希特勒的思想和命令控制，所以这种完全的了解就更为迫切。

除了对统帅部应负责的情况表示深切失望外，保卢斯给我的信中，特别表示想获得“紧急情况中的行动自由”，照我看这似乎是指出，他是想一旦当情形变得不能忍受时就立即自行突围撤退。这又有两种可能假设：一是敌军已经透入，甚至突破了一处或多处正面，使战术情况不能再支持，二是部队实力已经逐渐消耗殆尽。照我看，在这两种情形下企图突围，结果可能只会全军覆没。在现有情况中，有两件事极为重要的。一，为了使这个集团军能够保持存在，则必须作坚强抵抗。其次在突围时并非作一种死里求生的努力，而是有计划的用全部的实力来执行，并且与援军的行动密切配合。

这也就是萨尔茨应该告诉保卢斯的话。他回来时的全盘印像是，第六集团军认为只要能够从空中获得适当补给，则并不一定坚守不下去。以后布歇上校的观察也足以证实这一点。(注：这种态度也同时可能具有危险性，以后就知道了)。

于是我就追问，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是否真正有把握呢?当我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发给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曾特别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如何重要。我早己说过，除非空运补给能有保证，我们才能让第六集团军暂不突围以待援兵。这样可以使该集团军逃出的机会更形增大。

在我的电话谈话的前一天，希特勒已经拒绝了保卢斯的突围要求，其意义也就无异于给与了这种保证。他拒绝批准的理由是以戈林的保证为基础的，因为只有空军总部才有权威判断空军有无这种空运补给能力。

在接受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权时，负责支援我们也负责从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里希特霍芬上将告诉我说，在现有天气条件之下，他不相信可以作适当的空运。他又说，即令天气转好，他仍不相信这种空运可以维持达相当长时间，他也早就把这些意见告诉了戈林。不过他又补充说，当然，对戈林的其他资源他是无法加以判断的。

集团军群总部立即把里希特霍芬的意见转告陆军总部，但是惟一的回应却是告诉我们，运输机的实力将会有所增加。当我们的日报说飞入包围圈的载量距所拟定的标准还差得太远时，所获得的答覆也是一样。新的中队的确准时达到，飞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也作出了伟大的牺牲。但是尽管空军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飞机四百八十八架，人员约一千名，而第六集团军所能获得的补给都还是不能满足其最低要求。

所以戈林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可能还要更早)给与希特勒的诺言，已经完全落空了。是因为对空军的实力估计错误呢还是故意说大话以迎合或欺骗希特勒呢?这我却无法断言。无论如何这总是戈林的责任。不过尽管如此，希特勒也应该考查其数字的可靠性。而且除了他应该深知戈林的为人以外，希特勒同时也一向了解空军的实力。

与希特勒完全不同，集团军群总部或第四航空集团军司令无法证实这些数字是否正确。同时他们也无任何特殊理由会感到短期空运是不可能的。这有一个先例――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冬季，对迭米扬斯克包围圈中的十万人，空军曾使其补给供应无缺。

虽然事实上这次被围人数多了一倍，不过照我们的想法，空运补给只不过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情。一旦援兵接近之后，第六集团军就应乘机突出，把它长期留在斯大林格勒是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空军总司令所应该做的就是一种简单的计算，第六集团军每日所需最低补给量为各种物资共550吨，或至少应为400吨。(除非所有存粮都已吃完，否则不必有所增加)。为了空运550吨物资，我们需要225架容克-52型机，每架飞机一天只能来回一次，若用亨克尔-111型，则架数应成比例增加，因为它的载量最多只能达1.5吨。

从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空军基地起飞，其飞行距离分别为110英里和135英里，但在敌方领域中飞行的距离却都不过二十英里。直到一九四二年圣诞节为止，这两个机场都仍未丧失，而到那时，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却已决定。在有利的天气条件下，在二十四小时之内，飞机甚至可以飞两个来回。在这样的天气中，所需飞机数字就可以减半。

当空军总司令估计对于第六集团军的空运补给可能性时，这些数字应该是其初步基础。不过此外他还有下述若干因素也要加以考虑。

第一点，在冬季有时会整天都无法执行空运工作。所以必须赶在可以飞行的日子多运一点额外的份量――也就是说飞机的数量必须成比例增加。固然天气对飞行的障碍程度很难预测，但空军气象人员根据前一年冬天的记录多少可以有一点把握。

第二点应考虑的是并非全部飞机在任何指定时间都可以飞行。这从统计数字上是可以看出来的。飞机不能使用的数量，大致说来又与空军基地的地勤人员和维护设备具有密切关系。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要再加检讨。

最后第三点，一定有一部分运输机会被击落或失事。由于敌军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大致又与战斗机的掩护程度成比例。

空军总司令在对空运给与任何肯定保证之前，对两个问题必须要加以极慎重的考虑。一，他是否能够立即集中起550吨载运量的飞机实力，同时还应注意到恶劣天气和技术原因的影响。二，他能否用不断的补充来维持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能否供给适当的战斗机来对付敌方的防空力量，直到第六集团军确实已经快要脱险时为止。

只有戈林才有资格对这些问题给出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只有他才知道到底有多少架飞机可供利用。如果他认为无力承担，那么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三日之间，他就有责任坦白的把真象告诉希特勒，以便让他可以对第六集团军的突围作出正确决定。

一旦希特勒已经命令第六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不动时，戈林就有进一步的责任，应该立即把空军运输机，战斗机，维护设备上的一切预备力量都完全动员出来。

戈林在这一方面是否已经恪尽其职守那才大有疑问，到一月初，由于集团军群一再指责空运不适当，希特勒才命令米尔契元帅接管这个工作。由于他可以动用德国空军的一切兵力和资源，所以应该可以改进空运效率。但是不幸却已经太迟了，从作战观点上来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同时，上述两个机场也均已沦陷，所以飞行距离必须更加延长。

戈林的原始诺言已经够开玩笑了，而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却是他在围城战的最初几个最重要的星期中，没有尽其最大努力。因为只有在那个阶段，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任务也许还有成功的机会。

空运的问题变得愈复杂和愈有疑问，则对第六集团军的援救工作愈有尽量提早完成之必要。依照陆军总部送给集团军群总部的通报，他们正准备用以下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

一，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斗序列之内：有由克赫勒将军所指挥的第五十七装甲军(由A集团军群调来)，下辖第六装甲师、第二十三装甲师和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这些兵力预定在十二月三日达到科帖尔尼科沃。

二，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地区中：成立一支新部队“霍利特集群”，下辖第六十二，第二九四，第三三六步兵师；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长科贝尔斯道夫将军，下辖第十一装甲师，第二十二装甲师；第三山地师和第七、第八空军野战师。这个集群应在十二月五日左右于上契尔河完成作战准备。

加起来，本集团军群所能希望的援兵总额约为四个装甲师，四个步兵或山地师，以及三个空军野战师。当然从一开始就只能假设这些空军师最多仅能用于某些防御性任务，如掩护突击部队的侧翼等。

假定这些兵力都能足额并能如期到达，那么应该可以与第六集团军取得暂时接触并恢复其行动自由。不过，他们却无力使敌人遭受一次惨败，使我们“重占攻击以前的阵地”――这是希特勒所爱用的静态战争术语。

十一月二十七日，集团军群接到陆军总部命令，是对我们三天前所送出的情况研判的答复。从这个文件可以认识到希特勒对上述观念仍然存有偏见。他之所以决定坚守斯大林格勒，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该城，明年我们又必须再度尝试甚至要花更大的努力才能重获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已经接受了许多牺牲才获得的东西。

是否将来仍然需要重演一九四二年的攻势，这是否有利和可行，那都是另外的问题，不过就目前而言，这些问题却根本不用考虑。现在的真正难题是东线整个南翼有无稳住的可能。除非第六集团军能够救出，否则似乎很难有希望。

所以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又把一个更详细的情况研判报告送给希特勒，并有附表把敌军对我们作战的兵力详细列举出来(一共有一百四十三支大部队)。我同时也详细说明第六集团军现有的情况和条件，并特别指出不久因为缺乏弹药和丧失机动等原因，它的炮兵就会无法使用了。

我说，在种环境中我们是否还能等待全体援军到达似乎颇有疑问，尤以霍利特集群为然。所以现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兵应该先采取行动。自然，这种行动不能获得任何决定性结果，因为我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报告中已指出，一切结果都要看我们能否供给更多兵力来决定。最大的希望不过是切开一条走廊来补充第六集团军的燃料与弹药并恢复其机动性。不过接下来就应赶紧把该集团军撤出包围圈，因为它不可能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渡过冬季而还能幸存。

我告诉希特勒说，当敌人沿着几百英里的正面享有行动自由，而我们却把自己的兵力钉死在一个狭小地区之中，这从战略上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应不惜一切成本来恢复我们的机动能力。去年在迭米扬斯克所用的老办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

以上研判从以后事实上看，都算是不幸而言中。

直到十二月三日，关于这个作战方针的基本问题，我们总算获得了答复――这又是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希特勒对凡是不对他胃口的问题总是尽量拖延而不想立即作答。

不过我们获得的答复却的确说明希特勒已经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他却作了两点保留的批评。第一，他不愿意撤回或缩短斯大林格勒的北面防线以抽调兵力。第二，他对我所列举的敌军部队数字虽并不表示异议，但他指出俄军每个师的兵力是都已经不足额，而由于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已使敌方统帅部在补给与控制上都发生了困难。

关于俄军每师兵力的减少，他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不过经过几个月苦战，我方兵力也同样不足额，这样至少双方可以扯平。本集团军群的报告对这一点曾经明确指出。至于说俄军已经发生了补给困难，那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说在控制上也有问题，更是荒谬。

不过无论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从希特勒对我们的意见大体表示采纳的事实看，似乎可以假设他已经承认了下述三大要点：

(一)即使我们能够杀开血路直达第六集团军，后者仍然不能久留在斯大林格勒。

(二)该集团军每天必须接受平均足量的空运补给。

(三)要像本集团军自从十一月二十一日就一直强调要求的，增援兵力必须继续不断投入。

以后可以看出希特勒并没有真正让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出的意图。而其他两个作战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根本未能达到。

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陆军总部决定用来救援第六集团军的兵力和到达时间，与原先的许诺实在相差太远。从头说起，把部队运往该地区的工作就发生了相当延误。霍利特集群是由于铁路效率太低；在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一方面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大草原正在冻冰，而另一方面在高加索地区却又正在解冻。结果第二十三装甲师的摩托化部队都不能照预定计划从公路上行驶，而必须改用铁路运输。

由于进度迟缓，第五十七装甲军的作战死线只好推迟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中，真是度日如年。

援兵的实力更令人感到不满意。预定加入第五十七装甲军的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迄今尚未编成――这个程序要几个星期时间才能完成，等它最后编成之后，又在最紧急的时机投入战斗(此时，援救的问题早已无望)，几天之内就完全崩溃。指定由A集团军群拨交的炮兵，除一个团以外，其余就没有了下文。在指定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七个师当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步兵师(第六十二和第二九四)早已用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线上，以使它可以获得最低限度的安定性。这两个师若是撤出，则罗马尼亚第一和第二两个军的战斗正面就有立即崩溃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师根本就不能列入救援作战范围之内。第三山地师也不能参加作战。其一半兵力本已下了火车，但却被陆军总部临时拨交给A集团军群去应付一个局部危机；另外一半兵力也因为同样原因被中央集团军群扣留。当俄军发动攻势时，第二十二装甲师就已投入战斗以援助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十一月的战斗中已经受到严重损失，不再有能力参加新的进攻。因为空军师又不可能用于进攻，所以实际上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和霍利特集群两支援军当中，可以使用的打击兵力就只有第五十七装甲军(共有两个装甲师)和第四十八装甲军(第十一装甲师和第三三六步兵师。前者仍在运动中)。至于第十七装甲师和第三O六步兵师，是陆军总部陆续调来替补未能到达的各师，但却仍不能补足兵力缺乏，而且又不能赶上时间要求。

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两个不同方向救援第六集团军的原有理想――第四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以东科帖尔尼科沃地区前进，霍立特集群从契尔河中段趋向卡拉奇――由于兵力缺乏已经无法兑现了。现在我们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多只能集中足够的兵力在一个点上。事实上只有第四装甲集团军才能进行攻击，它距离斯大林格勒较近，而且也没有像顿河那样巨大的障碍要加以克服。同时我们可以希望敌人最难预料的就是我们会在顿河以东发动救援攻势，因为从全盘情况上看，陆军若在那个地区集中巨大的兵力将会是极危险的。正因为这个原因，敌军在科帖尔尼科沃方向上，最初只留下比较微弱的兵力来掩护包围圈。就目前而言，第四装甲集团军在这里只面对五个师的敌军，而在契尔河上敌人却早已一线展开了十五个师的兵力。

本集团军群于十二月一日对“冬季风暴”作战所下达的命令是这样的：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十二月八日)，第四装甲集团军应以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攻势，并以科帖尔尼科沃地区为起点。在突破敌方掩护部队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霍利特集群的第四十八装甲军，应有一支较小的部队，从顿河、契尔河交界处的尼热切斯卡亚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部队后方。如果在科帖尔尼科沃以北面对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前获得增援，或者担负掩护第四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的情况发生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面的替换计划：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突然的沿顿河西岸向北运动，然后从尼热切斯卡亚桥头阵地发动主力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契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向卡拉奇攻击，以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六集团军打通顿河上的桥梁。

至于第六集团军方面，命令规定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发动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最初方向指向顿斯卡亚-萨拉特萨，目标为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圈南面和西面阵地的战斗，并夺占顿河上的渡口。

在希特勒的明白命令之下，这个集团军要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其现有阵地。但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会合时，坚守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这也是至为明显的，因为在俄军攻击下，其东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在我们的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六集团军司令部设有他个人的联络官，如果从那里获得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计划的命令。)

当我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天内，在本集团军群地域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六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突击，甚至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上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利哈阿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是不愿意作任何冒险，因为他们在顿河的大河弯中已经有了极占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成功。不过虽然如此，他们却毫无疑问已经浪费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十一月底和十二月初，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六集团军的攻击

十二月二日，敌军对第六集团军发动了第一次攻击。接着在四日和八日又连续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我军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似乎已经比我们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十二月二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限发口粮和屠杀了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十一月三十日起，大致还能维持十二天到十六天。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情况可以改良，在十二月五日有过空运三百吨的纪录(不幸的是这是最高纪录)。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浪费时间，必须尽最快速度在地面上与第六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惟一对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是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上的渡口，或是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情况都已在迅速恶化。

在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第五十七装甲军从高加索前来的运动已经发生了延迟，理由已见上文。原定集结日期为十二月三日，改为八日，又再改为十一日。在这样长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静止不动。十二月三日他们派出一支部队趋向科帖尔尼科沃，这是第五十七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敌人显然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们被第六装甲师击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十二月八日起，敌军又有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北面(即科帖尔尼科沃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一个第五十一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是由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负责的。在耶列茨附近的第十六摩托化师也是一样的。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出一支轻快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后方去实行搜索，确实证明出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兵力。

契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霍利特集群地域(也就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地域)，情况却演变得很严重。这里在契尔河下游，从契尔河与顿河的交点到向上游约四十五英里为止，地面上的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只有由B级部队和第六集团军休假归队人员所组成的警戒部队。后来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原来是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缺乏有训练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极为有限。

当十一月间俄军突破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御时，在博科夫斯卡亚的契尔河弯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在顿河上的部队(第一和第二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和罗军残部填入才总算堵住了。不过本已拨给霍利特集群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七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最低程度的稳定。到十二月初，情况显示敌人有在契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规模进攻的趋势，两天后在契尔河下游就开始发现敌方的强大炮兵。十二月三日，俄军开始攻击，川流不息的打击在各个点上。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契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热切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作战至为重要。此外敌人若是突破契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佐夫斯克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相距分别只有二十五英里和五十英里，此外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上的渡口和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把第四十八装甲军(它的第十一装甲师和第三三六步兵师此时均已到达)暂时用来增强下契尔河防线。这个军担负的是救火队的工作，从这一点赶到那一点，以使这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就暂时使霍利特集群丧失了他们惟一可以用来从事进攻行动的兵力。不过只要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热切斯卡亚桥，与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兵合作。

十二月九日，激战之后，敌军对第六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契尔正面上，敌军仍不断施加压力，但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北面，敌军于科帖尔尼科沃作战失败后，似乎已有了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必说在这种紧张情况中，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经常不断有电话联络。蔡茨勒将军对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是完全同意的，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行动，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六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即令第六集团军能够获救，但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却仍想吊住那个城市不放，正如前一个冬天对迭米扬斯克一样，他希望用一条地面走廊维持该集团军的补给。

反之，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一旦幸免于难，这个集团军必须立即恢复机动能力。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未曾停止，直到救出第六集团军的最后机会都丧失时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拨给霍利特集群的七个师现在最多只能动用第四十八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行动也就变得极其重要。任何人都知道第四装甲集团军单凭第六和第二十三两个装甲师的兵力是决不可能到达斯大林格勒的。

要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第三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没什么用，但每次要求都被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准许它撤出深入高加索地区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却是希特勒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来代替在耶列茨的第十六摩托化师，也同样未获成功，后者正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所作为时已经太迟了，对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由陆军总部供给新兵力来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十七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三O六步兵师正在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五十七装甲军在科帖尔尼科沃的集中已经延迟，所以第十七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总预备队，让它位于集团军群的左翼后面。这虽然不无道理，因为考虑到敌人会在那里发动大规模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识到二者不可得兼。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这个危险的安全保障――事实上一旦这个危险发生的话，又不是第十七装甲师的力量所能控制的。当我们重视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宁愿为了安全理由而要保留第十七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三O六步兵师已经陷住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为时已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加强我打给蔡茨勒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他天天与希特勒争论的份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由此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是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明显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是如何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战斗时所使用的是一些什么部队――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出集团军群是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真象的。

为了使读者能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对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也许有人会认为，一旦走廊打通之后，假设第六集团军仍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么继续战斗应使用何种手段的问题也应包括在研判之内。对这种看法的答复，是必须认识到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明白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样也许能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的是，以后由于面子关系，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令人惊异的是，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却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六集团军的可能。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

不过对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六集团军官兵能有得救的机会，即使是最大的冒险也是义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了目标。至于我们最后失败的原因，将在下文中再加分析。

生死竞赛

我们现在与敌人开始要作生死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六集团军。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不惜以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命运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能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作战之前，第四装甲集团军能够与第六集团军在顿河东岸会合?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契尔河上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危险却日益增重，所以现在所甘冒的危险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不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激烈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四装甲集团军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事实上却如蔡茨勒所说，“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什么忙都帮不了。”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他把第十七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地点，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十六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晚才肯放手。希特勒常批评将军们和参谋本部军官，说他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次对他的说法却是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的命令第四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算是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于十二月十二日开始，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那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概括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把生力军投入――主要是坦克部队。

在这个阶段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部队的优秀，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部队的技巧。第六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和坦克专家胡勒尔斯道夫上校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二十三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形成强烈对比，它仅有二十辆可用的坦克!师长沃尔曼将军是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负伤五次。

现在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都是与结果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五十七军在顿河以东科帖尔尼科沃附近完成集结后，从十二月十日起，强大敌军又再度攻击我们在下契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四十八装甲军用来从契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突出以与第五十七装甲军合作的想法已经无法兑现了。

于是第五十七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的必要。当该军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的企图之后，该军于十二月十二日越过“起线”。在它侧面，东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七军负责掩护，西顿河，由罗马尼亚第六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突然袭击，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战术，他们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域调来了生力军，一再发动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已占领的地域，并企图用他们拥有数量优势的装甲兵来包围我们的小部队。虽然屡次击毁强敌，但直到十二月十七日，第五十七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这一天，第十七装甲师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在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之下，陆军总部终于放了这个师。可是这个师位于集团军群左翼后方，所以必须经过长途行军，并从波特明斯卡亚的桥梁渡过领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五十七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上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契尔河上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他们已经完全了解我们在契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上桥梁在内)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二月十二日起，这里已成为俄军屡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十二月十四日，我们被迫放弃和爆破该桥。到十二月十五日，契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弯又发生了新的危险。十二月十五日就有明显迹象表示敌人有准备向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与B集团军群右翼发动攻击的企图。次日就开始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完全明了敌人的意图，因为他们可能是用过去的老办法，先到处试探攻击，然后再作决定性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战场增援。可是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三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进行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进行决定性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在那方面负责的霍利特集群，奉命使用其必要的预备队以作迟滞行动，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与B集团军群右翼保持连续关系。

十二月十八日要算是最凶险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十七装甲师已经赶上，但是第五十七装甲军却仍然不能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附近以造成便于第六集团军突围的必需条件。反之该军却有被迫转入防御的可能，因为敌人正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来向它反攻。

在契尔河下游，苦战仍在进行，尽管敌人尚未能透入我军防线，在集团军群左翼，却有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形成，敌人已经开始向霍利特集群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就霍利特集群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被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且当同盟国部队都整个崩溃之后，专靠几个德国师也还是很难站住脚跟。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敌人在第一次突击之下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处于暴露地位。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六集团军向第四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第十七装甲师的力量完全表现出来之后，第五十七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再进一步。也就是说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希望。不过如果第四装甲集团军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十七装甲师和第十六摩托化师(后者现在仍被牵制在耶列茨)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立即允许第六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的必要，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部队都已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能――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性。

第十三章 一九四二年南部俄罗斯冬季战役

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交替之际，整个德国都注视着斯大林格勒，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战场的南翼同时也正在艰苦作战，其规模之大比挽救斯大林格勒二十万官兵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尤有过之。

这里的问题不仅是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战场整个南翼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整个战役充满了惊涛骇浪般的危机，紧张空前，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是最富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已经不在考虑之列。由于一九四二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只不过是避免最后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其保证一切获胜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进行凑拼性应付，而前线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结果并非赫赫胜利，但也不是为第六集团军送葬的钟声，不过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撤退性作战，注定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绝非失败，而且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有了一次至少可以形成军事僵局的机会，其价值可能超过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及其危险程度，我们又必须简略检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的冬季，苏联的军事资源只够阻止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战潮又再度向东推送，最后终于达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的冬季――敌人终于感到已经有足够力量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冬天是否能采取决定性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还不能算是决定性一击，可是如果德军整个南翼都被歼灭，那么就可以为俄军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南翼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方面居于有利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获得成功。

现在让我来对这次南部俄罗斯冬季战投开始时的战略情况作一个简短的叙述。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军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从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地区一直向东弯曲，这条弧线的右翼在诺沃罗西斯克连接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十七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并末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着南方，只有第十六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方向担负掩护任务。这个师位于叶利斯塔以东的卡玛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是从斯大林格勒以南某点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往顿河方向，然后沿顿河直达沃罗涅日为止。这个集团军群所有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一个意大利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最后是德国第二集团军。德军主力过去几个月都陷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所以其余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联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日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拥有优势兵力，而且在所有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中央或莫斯科及其后方地域，也都有强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及其对敌方有利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首先应该明了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问题。

从十一月十九日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即面对克列茨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及其西方地区)，或者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卡珊斯卡亚两侧所占领的地区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的距离都只比一八五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和第四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罗斯托夫至少为三七五英里，而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二百五十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地域，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扎波罗什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木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斯大林格勒在四四O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超过五六O英里。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二六O英里，无论从卡珊斯卡亚到扎波罗什，或从斯沃博达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从我个人的经验知道得实在太清楚了。我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率领第五十六装甲军从蒂尔斯特攻到德文斯克，四天内走了一百九十多英里。而且我们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上的抵抗所能相比的。当年俄军在前线后方还控制着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冬季战役中所缺乏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时，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到了冬季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用下面两个数字来表示。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南方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长达四三五英里的正面上一共只有三十二个师的兵力。面对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及其后方却有三百四十一支大部队，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经常受到两个因素支配：

第一，敌方的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本集团军群得到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大部分和陆军总部供给的新兵力而得到增强，一共也只有三个德国集团军，后来增为四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一比七。(苏联某些部队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为强大，而且当我们的盟军崩溃之后，他们此时也享有完全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比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我们的补给线被切断，就会被迫退向亚速海或黑海岸上，并终于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苏联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进行封锁。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决定了。

作战政策要点

基于上述战略情况分析，所以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冬季的整个南线战役中，双方面临的问题都一样。俄军能否捕捉德军南翼以完成其通向最后胜利的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

俄军采取的作战计划非常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好机会双手奉送给他们，他们当然是只好愧而受之。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那是十分自然的决定。

在进一步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他们在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三国部队地域的压倒性成功，不断增强打击力量和范围，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南翼，其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进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上。因为德军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得太远，所以这种战略思想非常有希望成功。

德军方面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获得了首次意外成功，就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设想它会如何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总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其一。一条是当第六集团军一受到攻击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用这个集团军来尝试恢复顿河大河弯的情况。同时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联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用，同时由于铁路运输缓慢，也无法使这些部队如期赶到。而命令第六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正是其迟迟不能下决心的事情。事实上，在苏联攻势发动后不用几个星期就可以认识到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它尽力牵制大量敌军兵力达最长时间。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直到最后牺牲为止所应担负的任务。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而使事态出现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还有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只要肯放弃在夏季攻势中占领的地区（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守得住的），那么一个严重的危机就可以演变成一次伟大的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在一定时间内，从东部正面的突出部撤出来，首先后撤至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西岸，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

同时，所有能够调用的兵力――包括因为缩短这两个集团军群的正面而多出来的部队――都应该集中于（假设就是）哈尔科夫附近，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我军在第聂伯河上的渡口时，这些部队就可以用来攻击敌军的侧翼，也就是说，要将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一个合围歼击作战，目标是把我们的追击者驱赶到（黑）海岸边，并在那里歼灭他们。

当救出第六集团军的希望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使整个南翼都有被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向陆军总部提出上述作战计划。

但希特勒却不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因为首先要放弃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希特勒的个性而言完全不适合，我在第十一章中对他的个性已有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如此缺乏经验，他甚至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第一条路线在它赶到战场之前就已经无法进行了，因为那时第六集团军早已陷入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地域进行会战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都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地域了。至于说第二条路线，即等敌军乘胜追击时，将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这却是顿河集团军群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有权指挥整个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仅限自己指挥范围之内，所以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面。随着战局演变，情况也就日趋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六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完成，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惨败(损失整个南翼)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尚能动用的兵力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惟一对策只有缩短集团军群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所以一切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维能否走在敌人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于西翼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正在逐渐向西发展。因为我们北方的友军B集团军群因为盟军失败的结果已逐渐消失，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的兵力，否则就不可能把足够兵力调往西翼，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能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的规模较大，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形却与保卢斯将军于十一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的性质完全一样。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压迫，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区，而同时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惟一差异是保卢斯的一切决定必须在几天之内，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完成，而他从一开始起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这里，这个思想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以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思想十分简单，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最难做，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作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情况下，若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兵力，结果必然会造成危险，而这却是谁都没有把握一定能克服的。更困难的是如果这种兵力调动要不失时机，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出来就开始采取行动。且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危险程度尚不至严重到连希特勒都能认识到时，就应该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域的情况发展，也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设想如此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证明很难实现。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设想――至少希望能不失时机以发挥真正效力――也同样困难，因为最高统帅部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任何已经获得的东西，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钥匙――在这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要比敌人优越。

顿河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强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对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思想。

基于上述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方集团军群)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可以分为四个连续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都用来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而后者正在高加索地区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会战中对敌军攻击获得成功，虽然胜利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小。

第一阶段 援救第六集团军

援救第六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逃生的企图，在上一章中已经详细叙述过了。

为了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作了全面努力，所冒的风险也达到最大限度，直到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为止，那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在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少量兵力，仅能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拖延敌人的任何决定性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为止。

当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六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处于暴露地位，并且也使敌人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个阶段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六集团军决定不进行突围，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兵力来迎击第四装甲集团军，所以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处于极困难的情形中。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赛河与科帖尔尼科沃之间的战斗，以及以科帖尔尼科沃为跳板而发动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援救攻势中，第五十七装甲军由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溃败而被单独遗留在战场上，不免受到严重损失。第二十三装甲师本已严重减弱，现在尤其受到惨重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四装甲集团军实在是独木难支，它甚至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的情况发展也都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地域，由于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正向后撤退，使敌人能够先在波特姆琴斯卡亚附近，后又在柴姆扬斯卡亚渡过封冻的河流，威胁契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此时已接替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负起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向卡加尔尼克河后方作战斗性撤退。

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各师损失惨重，但是霍立特集群还是把兵力从契尔河上游向南撤出。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别斯特拉亚-格尼拉亚河的该集群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扬廷斯基的渡口，尽管是有他们的理由的。这使敌人可以到达霍立特集群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一军和第二军构成霍立特集群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到达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和伏罗希洛夫格勒等地各顿河渡口。仅仅在米列罗沃，有一个新成立的“弗雷特-皮科群”在B集团军群右翼，屹立不动如洪流中的小岛，尚能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还是可以自由向东旋转，到达霍立特集群或米斯群后方，或是径直向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够严重的了。如果它能有独立行动的权力，那么解决这个危机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立即把这个“蛙跳”原则付之实行。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单独行动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和向西的交通线的威胁。尚在顿河大弯作战的米斯群与霍立特集群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这种方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A集团军群仍然在高加索坚守阵地的事实。若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西翼调动，将会使A集团军群后方处于暴露地位，这是一个根本上不能考虑的问题。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掩护A集团军群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想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思想来作为顿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基础似乎还不可能。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星期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六集团军，更是有意把这个设想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战斗，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 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就应该认识到，如果援救第六集团军的战斗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弯内没有建立安全阵地的可能。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右翼撕开缺口，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任何人都应明白不可能再扼守高加索正面了。当然，除非希特勒愿意或能够从其他战区抽调大量兵力增援，那是惟一的例外。

早在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霍立特集群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那天，我就曾经向蔡茨勒将军指出，敌人若向罗斯托夫方向前进，那么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机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又提醒他注意以下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受到威胁，而且A集团军群也一样。

我在上文中已说过，当我要求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时曾遭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六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早已断绝，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他们仍应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因为它若被击败，则敌军立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后方。可以谅解，A集团军群本身决不愿意把任何部队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非常迫切。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与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部队摆脱战斗，实在是一种困难任务，至少也需要很多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来填补敌人突破时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职总司令来使一切工作走上正轨。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没有认识到如果想获得最高效率和维持机动性，那么各部队必须保持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到布拉斯科维亚的库玛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希望把A集团军群东翼向库玛河上弯曲，使其可以在马立克平原活动，以便稳定马立克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十一月把正面A集团军群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平台”，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但是到现在这个“平台”还是未被取消，只是缩小了面积。另一方面，到哪里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然是一个谜。在相当时间以后，这一事实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顿河集团军群面临着的任务是这样的：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来采取行动，并彻底把兵力移到西翼以消除被切断的危险，反之因为面临日益增强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被迫为争取时间而战。

在顿河下游的南面，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后方，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畅通无阻。以第四装甲集团军这点微弱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域，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实在是很难完成这种双重任务。

在顿河大河弯和在顿涅茨河前方地区，霍立特集群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以切断第四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还要阻止敌军到达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伏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

最后，本集团军群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上游的交通线畅通无阻，或是用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这些任务，我们所有部队都已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困难，而更大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子，证明僵化的秩序必然会使机动化作战退化成静态战争。仅仅为了节约兵力，不动的兵器常会掩藏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作大量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会增加许多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静止的战斗地带是不适宜养马的，所以马匹常常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而这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形，尤其在山地中，更增加了许多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往往丧失了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不可或缺的。惰性和僵化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次变动一定会引起许多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行动更受牵制，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担心移动之后就没有余力进行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大规模撤退的必要时，他们必然要求给与相当长的期限作撤退准备，甚至干脆拒绝撤退，因为感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值得回忆的是，当德军攻势在一九一八年发生顿挫之后，甚至于象著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没有想到应该作一次勇敢的撤退来进行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研判时，他还是感到已经在德军前线及其后方地区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觉得花了重大牺牲换来的领土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正好就是这样。在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后，发现这个部队必须要在一月二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此时，A集团军群在几天之后又宣称说，第一装甲集团军将分段撤回到库玛河沿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一五五辆，每师二十辆，必须还要二十五天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十一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A集团军群的后方迟早会感受到威胁，但很明显，他们对撤退一直都没有准备。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已经明令禁止作如此准备，即令他事先不禁止，等他知道已在准备时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担任。当然，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司令部指挥，多少不太妥当。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有益――当然惟一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他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作出与我的命令相背的决定，都可因为这种措施而消失。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独立。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抽出自己的兵力，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这可能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切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南翼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可以缩短相当长时间。

造成上述障碍的原因，一部份是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一直苦战下去，从十二月底一直到二月初，若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正在发生的危机，即可明了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

老毛奇曾说：“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打的仗对这个定义可说是最好例证。尽管有一连串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任务，主要原因是我们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① 对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保持弹性和机智。

②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持主动和自由。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完全相反。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进行的战斗中可以明白表现出来；对第二点，我愿在这里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德军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他们自作主张。从古老时代起，这个原则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同――至少在老毛奇时代以前更是如此。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是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与下级指挥官的，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力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特定形态。从日尔曼传统来说，这应该是一种不好的办法。当然对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却很容易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侧重安全，会使下级指挥官不敢在决定性时机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来扩张某些有利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根源是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盲目服从”，那实在是胡说，德国人其实有一种强硬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把这种独立权给与下级指挥官，首先必须假定所有军官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参谋本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观点。尽管如此，又有许多情况会使一个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下述问题，即对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是否应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就愈能引诱他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可以说除非真正有此迫切需要时，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要有关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是很不合理的。反之，我们要干涉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切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殊少了解，他经常用手谕干涉下级作战，这种情形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队的行动有关时，就会使我们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条特殊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卒时，结果总是环境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曾经讨论过的另外一点更难克服：希特勒对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犹豫不决，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强迫他下达某一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惟一办法就是报告说，如果到了某天或某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

与上述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我们指挥下的任何集团军都没有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太慢。他们向总司令部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建议总是几乎能够立即获得答复。只有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其偶然的延迟达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最迟到次日上午。

就全体而言――除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总还能获得批准。

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要想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第四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完成。

首先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直到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够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一个向东的正面为止。

同时还要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下游直捣罗斯托夫，同时切断第四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实际只剩下在科帖尔尼科沃附近的第五十七装甲军，它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十七和第二十三)。第十五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战斗准备。而留在叶利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

顿河集团军群虽作了一切努力来让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是徒劳。从A集团军群抽调第三装甲军的建议早已为陆军总部拒绝，而第七装甲师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被希特勒扣留，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要用这个师来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不过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十九集团军)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第七装甲师拨给我们使用，因为他担心这个师一离开诺沃罗西斯克地区，罗马尼亚部队便会望风溃散。

当第一装甲集团军正向后转时，一部分跟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部队，趁机窜入第一装甲集团军后方，使那里发生了严重危机。虽然第十六摩托化师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克河背面，但却更延迟了这个师加入第四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一月中旬他们才会合。

顿河集团军群在自己的地域内也采取措施来增援第四装甲集团军，结果也为敌军破坏。我们想从顿河大河弯中抽出第十一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这个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米斯群后方，后者仍面对北方扼守契尔河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使米斯群能够在卡加尔尼克河后方将正面转向东方，第十一装甲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地区，于是第四装甲集团军也不能获得这个师的帮助。

所以最后能增援第五十七装甲军的兵力只有从B集团军群已经拨过来的党卫军维京师和第十六摩托化师――第十六摩托化师在一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此时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科帖尔尼科沃前进的是两个苏联集团军――第二近卫集团军和第五十一集团军，共有一个坦克军、三个机械化军、三个步兵军和一个骑兵军。不久又有第三个集团军(第二十八)从卡玛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进攻。

可以假定，这个集团的目的不仅是想从正面牵制第四装甲集团军，而且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并要掩护如此广大的地域，希特勒若认为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条“战线’，或必须获得他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撤退，那才是大错特错。对于第四装甲集团军现在的情况而言，一道坚强防线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蜘蛛网好到那里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类命令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坚决不肯给第四装甲集团军增援。所以到一月五日，我觉得是有要求辞职的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如果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本集团军群总部仍然象过去一样凡事都受牵制，那么我认为自己已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在这种环境下，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注：在集团军群总部的军需监直接听从军监总监的命令来处理事务。)

以现有事实看，第四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进行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兵力集中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进行强烈抵抗，或者一找到好机会就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因此，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其他地区只能给以最单薄的掩护。

赫特上将，在其能干的参谋长凡格尔将军协助之下，以冷静而活跃的领导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巧妙地妨碍敌军进展，但对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太久，以免使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能够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兵力，可是我们至少可以对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发特殊命令的方式来减轻它的责任。如我说过的，第四装甲集团军实际上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三个苏联集团军攻击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第一装甲集团军只有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有自卫能力。同时，又要阻止敌军沿顿河下游直扑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如俄军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三个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

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哪一个应列为优先，这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当然从长期观点来看，对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大的危险，但如果第一装甲集团军在转身进入新阵地时恰好被敌人围住，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三个集团军也就注定要同归于尽。反之，若第一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顺利完成，我们就有兵力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也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说过，第十六摩托化师恰好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一装甲集团军背面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四装甲集团军，而使其前进到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之间。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康斯坦丁诺夫斯克，沿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前进。一月七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后，有一支小规模敌军在距位于诺夫切卡斯克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十二英里远的一点渡过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侵入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用。后来这个坦克军(那支小规模部队即为其中之一)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去威胁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内罗斯托夫可以免受威胁。而第四装甲集团军对这个在其北翼的威胁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一月十四日，第一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契尔卡斯克起到彼得罗夫斯卡亚止。也就是说现在第一和第四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至少有合作的可能了，尽管在彼得罗夫斯卡亚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存在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部分地区可以由马立克河的泥泞平原掩护。

于是第四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使A集团军群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剩下第二部份任务，使A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一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的更进一步的撤退，又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使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完成。事实上，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末决心放弃整个高加索。第一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A集团军群的全部是否仍应留在库班河一线，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霍立特集群的战斗

在一月下半月，当第四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任务时，霍立特集群在大河弯中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敌人一再以绝对优势兵力向该集群沿契尔河正面发动了猛烈攻击。

在一个长达一二五英里的正面上，从契尔斯卡亚到卡缅斯克-萨辛斯克，霍立特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四个步兵师(第六十二，二九四，三三六和三八七)，都是残破不堪的。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还有一些“警戒部队”，以及由有经验的斯达赫尔将军指挥的高射炮部队，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群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少许残部，终于并入其他陆军部队。这个集群的主力由第六和第十一两个装甲师组成，加上新到的第七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二十二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这点兵力，霍立特将军必须要阻止北面的敌人向顿河下游进攻，窜入第四装甲集团军后方；更重要的是当第四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仍留在顿河以南地区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群又有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其左翼的敌军不至于挺进到在福彻斯塔特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而从西北面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群发现其两个侧面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弗雷特-皮科战斗群，正从米列罗沃地区且战且走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人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姆琴斯卡亚，以后又在柴姆扬斯卡亚。仅仅由于第十一装甲师投入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在卡加尔尼克河后面构成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攻势――已见前述。

也像第四装甲集团军一样，霍立特集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坚定而活跃的领导能力。不过集团军群总部还是照样负起最后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而集中装甲兵力进行短距离突击。

这个集群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救出了第四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地区――除了集群司令部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步兵师和其他所有协助防守战线的部队，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的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他们的防线也是无法维持的。有一次，装甲部队使这个集群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准备攻击该集群在顿涅茨前方的北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冲入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突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的一部份，自然是该集群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承担。在任何危机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群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集中装甲兵力而不顾计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种子是在一九四二年晚秋时节已经种下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观点上看，这条线是不可能守住的。自从一九四二年圣诞节左右，第六集团军突围最后希望已经完全丧失。只是由于德军官兵的艰苦战斗，才使更大的悲剧没有发生。

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现在它所能做的就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在顿河河弯和高加索两地区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

很明显，在第六集团军覆灭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感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苦战，终于使A集团军群获得了最后机会，即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还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已经安全缩回了。虽然第一装甲集团军距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一九O英里以外，但它却已脱离山地，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即使情况更加恶化，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一直还能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三个集团军的后方。

不过，无论是霍立特集群还是弗雷特-皮科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增强之后从卡缅斯克-萨辛斯基渡过顿涅茨河上游。(注：弗雷特-皮科战斗群现在米列罗沃附近作战，它包括第三十军军部和第三山地师及第三O四步兵师在内)。敌军若达到那里，就可以自由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至一直冲到亚速海滨。

更糟的是差不多与此同时，B集团军群地域由匈牙利集团军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新攻势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转到埃达河后方直达斯塔罗比尔斯克。也就是说从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将会门户洞开。总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侧面将会实际不存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往北已经露出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进行局部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如意大利部队一般从此退出战场。

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有希望塞住这个空洞。

无论如何，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机，似乎已经确实来到了。

可是最高统帅部仍不同意。也许它不能想象到，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增加兵力，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就是故意不考虑当前情形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迈科普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几星期中，我们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的撤退，被迫在顿河两岸继续艰苦奋斗。而这时，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而发生了激烈争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应让多少部队从罗斯托夫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的问题。照我们看，若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从整个作战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一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一月十四日，第一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契尔卡斯克-彼得罗夫斯卡亚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东面的正面。可是在霍立特集群地域却正在酝酿另一个新的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人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列罗沃以南的弗里特-皮科群地域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三O二师)给与这个群，但凭这点兵力，还是不可能稳住情况。

当一月十六日，陆军总部把弗雷特-皮科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埃达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后面，谁都没有把握。敌军正拟把三四个机械化军在弗雷特-皮科群地域投掷到卡缅斯克-萨辛斯克两侧的顿涅茨河。

侥幸的是幸亏几天前霍立特集群获得了一次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在卡里特瓦河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使敌军的攻击在准备阶段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群用这种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的计划，使其中一个装甲师可以尽早参加福彻斯塔特-卡缅斯克地区的机动防御，可是对其新接管的卡缅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更无兵力可供利用。也就是说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霍立特集群的意图，在顿涅茨河与顿河交汇处，该集群右翼与第四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一个空洞。第四装甲集团军仍然需要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对抗在马立克河萨尔斯克前方远较优势的敌军，在萨尔河、顿河、马立克河之间的三角地区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扑罗斯托夫或者突入霍立特集群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应准许把第四装甲集团军调到右翼方面，同时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前方，为第一装甲集团军保持着渡口畅通，这自然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一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十七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

希特勒再次不愿作出迅速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装甲师集中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地区进行短促攻击，这样既可以方便第一装甲集团军撤退，同时也可以使第四装甲集团军迅速调动。

直到一月十八日，陆军总部才最后同意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萨尔斯克东北马立克河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反之，顿河集团军群仍然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蒂科霍利特斯的铁路线，直到八十八次补给列车安全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库班桥头阵地

为止。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到底是撤往罗斯托夫还是撤入库班半岛，仍然还是一个谜。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把兵力“蛙跳”调往西面，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决定，结果当然会使敌人坐收渔利，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得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中段，直向亚速海海岸或第聂伯河渡口挺进。而我们在那时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强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兵力对罗斯托夫作直接的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霍立特集群的西翼。

一月二十日，敌人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地区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克河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攻击。他们的坦克冲到了罗斯托夫飞机场。虽然第四装甲集团军把第十六装甲师调到北翼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克河之间的前进，但是凭这一点兵力不可能阻止敌人四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五十七装甲军，正逐渐从马立克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们进攻，目的是想在罗斯托夫前方牵制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另一方面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霍立特集群的正面也发动了猛烈攻击。在这方面，敌人的目标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的交角地带，以及在卡缅斯克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攻击，目的也是不让任何兵力可以从这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面临的又是那个老问题，到底应该先应付哪个威胁呢?霍立特集群的两个装甲师(第七和第十一)本已被调往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但是不管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目前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不仅使第四装甲集团军，至少还应加上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否则我们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西翼来解救整个南翼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上述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克上游进攻的敌军发动猛烈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匮乏(当时所有补给列车正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恶劣天气影响而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反击的效力很慢，而时间却不等人。因为第六集团军的抵抗现已接近尾声，在两三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敌军涌到。在一月二十二日我就告诉蔡茨勒将军，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进攻，即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地带。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第一装甲集团军至少有一部分不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向罗斯托夫后撤――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决战的地区。虽然在我们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的作战思维来说是应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进行，以便第四装甲集团军可以尽快转移到西翼方面。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速度。不过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也还不能加快速度，达到情况要求的标准。对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可供解释的理由。后来当第一装甲集团军归我指挥后，他们向我表示，如果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上级命令阻止，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可以行动得更快。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怎样解释，事实却是如此，A集团军群是如此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一月二十三日，它还在贝拉亚-格林卡附近，在蒂科霍利特斯以东约三十英里处――直到二月一日才到达蒂科霍利特斯!

一月二十三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次是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同样，负债要比遗产更多：包括四十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至少有三个军的敌人正在这个地区前进――一支为装甲军，其余为机械化军。我们获得的东西，因为意大利部队已经不能列入计算，所以只有一个第十九装甲师，目前位于斯塔罗比尔斯克附近。不过就在接管的次日，该师被迫放弃斯塔罗比尔斯克。这个师在波斯特中将的卓越领导下，终于突围向西撤退，对这个英勇的师而言要算是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却不是它所能够阻止的。

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全部都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南翼还仍在阿马维尔，所以自然就是说第四装甲集团军在顿河南岸还要继续滞留下去，使罗斯托夫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去发挥它的功效，似乎颇有疑问。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很不愿意其所属集团军之一越过顿河而脱离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当然可以谅解，但是它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库班半岛。此外，事实也逐渐显示，留在库班半岛的任何强大兵力都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进行补给。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件事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上述两个装甲师对越过马立克河下游前进的敌军进行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至少眼前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南翼的情况却又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苏联集团军中抽出，企图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与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第四装甲集团军，并压迫第一装甲集团军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最后要求，要它用一个装甲师参加战斗，并尽量加速第一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

最后在一月二十七日，至少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使我们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措施。

同时，因为第四装甲集团军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渡口保持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从顿河地区抽出的第一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接下来的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四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一月三十一日，第一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时赶到顿涅茨河阻止敌人渡过该河直扑海岸，却是另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战场。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决，结果第五十师(前克里木集团军的精锐部队之一)此时就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给第十七集团军。此外，经过犹豫之后，希特勒最后还是把第十三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设法保留一个缺口直到最后阶段。这两个师未能加入主要战场，而另外还有四十余万人实际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很明显他们足以牵制强大敌军，敌人曾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获得希特勒所期望的作战效果，而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诺沃罗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不能成立。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这个半岛。

一月二十九日，我们总部由塔甘罗格移到斯大林诺。(我们是十二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顿涅茨河。

在顿河大弯及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主要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于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以马利乌波尔-克拉斯诺格勒-伊久姆一线为界。早在一九四一年，这个地区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就居于重要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对战争胜负具有极大重要性。一方面，他相信我们没有这个丰富的煤矿则在经济上无法支持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一旦俄国人丧失这个地区，对其战争能力将是一个巨大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所有的煤矿(至少在欧洲部分)是惟一适于炼焦的，若没有它，则苏联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会瘫痪。对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讨论，可是事实上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苏联虽然不能利用顿涅茨的煤，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留在顿涅茨盆地。从战争经济上它毫无疑问是值的得我们保持的。不过惟一的限制却是我们要开采大量的顿涅茨煤矿供自己使用时，在这个广大地区的铁路运输所需燃煤却都必须从德国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德国的火车头。每天运煤的列车都有好几次，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如果没有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一年后，他对尼科波尔出产的锰也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日以南的匈牙利军正面崩溃之后敌军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而且越过它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一月十九日，我与蔡茨勒将军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却末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天，沃罗涅日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蔡茨勒说，不管这个地区如何重要，甚至从经济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问题非常简单，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保持这个地区，就必须赶紧集中强大兵力，不可略有延误，集中点愈向东愈佳，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前方。如果因为下述理由，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可调，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调兵，最后还有目前铁路情况担负不起这种突然调动等等，而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那么我们只好接受必然后果。德军南翼如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地区，则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如果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孤立战斗。南翼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就作战意义而言，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迅速，并且相当靠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上。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未等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

至为明显的是，预定二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绝无力量塞住现在从伏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日之间已被撕开的缺口。如果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上也无力进行适时反攻。

以后几天，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更增强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

早在一月二十日，我们已注意到敌方有两个军正向伏罗希洛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左翼，即在卡缅斯克的弗雷特-皮科群。同时，面对留在伏罗希洛夫以东顿涅茨河岸后方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试探前进。此外，敌军主力显然首先要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这些目标之后，又可以设想他们不仅只是为了包围弗雷特-皮科群，他们还会把强大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扑第聂伯河渡口或亚速海海岸。

仅仅四天之后，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只是一场虚惊，是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疑鬼的乡镇官员报告的。

一月三十一日，我又用电传打字机的联系陆军总部，重述我对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

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方向作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的敌人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如果上述两点实际上都做不到，那这个盆地就没有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观点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错误的。

我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敌人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增援――这似乎是必然之势――那么以我方现有兵力还是守不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应认为敌军已经衰竭(尽管他们攻击德军时损失很严重)，或是因为补给困难使其作战自动停顿。当蔡茨勒将军根据我们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总是用这种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并非没有理由。不过当敌军攻击联军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的，而他们对补给与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作战时的情形要好。几天后，事实证明我们对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的。很明显，他们似乎一方面想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二月二日，敌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东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未能作任何认真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群共有三个坦克军、一个机械化军和一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部队。这个集群的目标可能是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力把第一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外，在一月底后的这段时间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整个作战方针反复争论。

上文说过，早在一月十九日，我已向蔡茨勒将军强调说明，除非从哈尔科夫方向有强大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无法据守。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一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对付那里正在发展的威胁。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应该把第四装甲集团军也撤出顿河下游和顿涅茨“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前进到伊久姆-斯拉维扬斯克一线，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上游，除了在斯拉维扬斯克已经发现的兵力，敌人又可以调集更多兵力越过顿河进向第聂伯河下游。除党卫军装甲军的第一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域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不可能作任何有效抵抗。这一点兵力无法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侧面实行迂回。只有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缩短相当距离，第四装甲集团军才能抽出。目前我们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右翼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当德军南翼在一九四一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守卫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乌斯河后方，继续向北，直到顿涅茨河中段。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自然也就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性，我又企图把对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思想向最高统帅部再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报告中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就是纯粹防御也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很长时间。如因损失第六集团军共二十个师兵力的缘故而使最高统帅部决定在一九四三年采取守势，那么为了保守整个顿涅茨盆地，那么所有兵力都会用尽。可是敌人仍然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各点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且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反过来说，如果最高统帅部感到在一九四三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也还是只能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带为起点，因为这个“平台”现在处于暴露地位，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侧面立即会感受威胁。要想进行攻击性解决，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南翼。在达到这个目标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发动强力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上。

不过，希特勒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类观念。蔡茨勒早就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回答他的总参谋长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的作战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原因，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放弃――不仅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矿，而且当德军撤退后，敌人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他们的钢铁生产非常重要。作为折中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支到达哈尔科夫的部队“帝国”师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攻击作战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六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部队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被投入战斗，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根本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时，它正在沃尔昌斯克进行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二月四、五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日益恶化，敌人对第四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压力，而他们正掩护第一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原有面对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三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加入了两个集团军，番号为四十四和四十八，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证明留在库班半岛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十七集团军对俄军侧面并不能如假想中那样的构成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战场。不多久，顿河集团军群可以料想在罗斯托夫城本身以及在契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都将会受到大规模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部队正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

在集团军群左翼，情况也同样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霍立特集群为了遵照集团军群一月十四日的命令，已经把第六装甲师匆匆调往顿涅茨中游。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目前最多只能把敌人封锁在其已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可以用宽广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巳无任何防御兵力。俄军现在已经

达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外，并且也已经占领伊久姆。

所以现在霍立特集群能否撤至米乌斯河阵地也似乎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一月五日以前把它撤到契尔卡斯克-卡缅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乌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滞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上。如果敌人从斯拉维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那么一开始就可以使米乌斯河防线丧失倚托。

虽然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路上，可是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进行有效作战。而使事态变得更恶劣的是沿海岸地区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前进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的地区，地面仍然冻结，所以俄军的机动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这些不祥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右翼立即撤回米乌斯河，而且也向陆军总部提出一连串特殊要求，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性。我们要求集中第七高射炮师(它本来是在交通地区担负防空任务)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补给线提供给空中和地面保护。我们也要求立即准备一次空运行动，以便当后方交通线被敌军切断时可以立即应用。我们也要求牺牲对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这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已经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成功――就是说在二月六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伊久姆进攻。

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十三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十七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在那里他们应更换新兵器，并接管第六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不愿意睁眼看看我们的中长期作战思想，但是这许多要求雪片一样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

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电报产生的结果，二月六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机场，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可能是受其副官施蒙特的影响，他十一月底曾访问我们总部，我们把当前情况和最高阶层对战争的指导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表达。

一九四三年二月六日希特勒与我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至少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对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责任――这在上一章已经报导过。在那时，我觉得他对这次悲剧很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他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而且对那些始终信任他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也不无内咎。可是以后，我对希特勒的诚意却开始感到怀疑，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当人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土之风。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的确表现出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这样故作姿态来取悦他的来宾。

至于我自己已经下决心只跟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自己地区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条件是必须获得希特勒同意，放弃顿涅茨盆地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首肯。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就是最高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希元帅被免职后，希特勒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就是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我有充分理由提出这个问题。

先说第二个问题，简单的说就是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我深知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决不可能自己辞去最高统帅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将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性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

信任他，并给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理由，对过去的军政部长布伦堡以及勃劳希契都表示失望。此外，他坦白说他不可能使其他人凌驾于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今后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由此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无法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若想紧抓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时机放弃其中一部份，也许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威胁。

在把现有情况说完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我们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平台”的必然后果。现在B集团军群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来切断我方整个南翼。我又强调说，南翼的命运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来切断德军南翼。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都不足以拦截敌人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包围作战，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攻击。所以必须使用第一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四装甲集团军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加上即将到来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从亚速海到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为止。除非把第四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抽回，否则就无可能。不过这个集团军一旦抽回，就等于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乌斯河阵地。现在一天时间都不能耽误。的确，由于决定的拖延，目前正在从海岸线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霍立特集群，能否如期撤回到米乌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东部，直到米乌斯河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争辩了几个小时。甚至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领导问题时，希特勒还再度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我都有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我在作战问题上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都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认为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会象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他却认为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都是假设，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一切作战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让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人能事先认识情况将来会如何发展，所以成功的军事指挥官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云雾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敌我双方的作战可能性进行正确判断。一个人指挥的范围越大，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越远。要经过的距离越长，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越慢。这种远程思想很不合希特勒的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是如此。他很可能不愿看到前途发展不如他所想。因为这无法反驳，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这次也一样，他尽量从其他方面搜集辩论理由。他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绝无其他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夺来的土地。这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击计划，而不想进行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有一条著名的公理：想守住一切的人，最后往往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理论，就是说当我方为了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相当比例的兵力，若把他们投入到决定点，仍然可以左右战局。这个理论本身未尝不是言之成理。不过在这类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要看谁能领先――如果某一方面有机会作适时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住主动权，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地位，尽管敌人的总兵力较强。而且若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享有的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下，敌军可以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上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突破，只要用相当少的兵力，也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敌人可以摧毁整个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寸土必争苦战下去，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苏联陆军实力再雄厚，攻击能力也总有一天会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未中断过，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此外，当敌军距其起线愈远，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就

足以阻止其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希特勒所说的一切当然都不无道理。毫无疑问敌人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防御地区时，其攻击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未遭遇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苏联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大减低，否则我们也就很难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如何惨重，可是补充却源源不断。至于说俄军的补给困难，当然他们越前进困难也越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九十五英里。这个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可以作证。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如果我们把一切计划都寄托在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极限，那才是大错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在最初上战场时都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他却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完全失败了，他甚至更承认这完全是为了照顾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所说的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伊久姆方向进行东南向的突击就足以解除俄军对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惟一保留的就是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到达之前，“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沃尔昌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信心。否则就表示他对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反复辩论的还是他认为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担心这会影响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是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敌我双方战争经济的影响。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这些煤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仍然能生产大量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他坚持说，如果他们不能收回顿涅茨煤田，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产量，于是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入丧失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工业，当然在生产方面会发生相当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在一九四一年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为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勉强守住了契尔河上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敌人在有限地区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性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化的炮兵。这个对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他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手中只剩下一张王牌。在我未与希特勒会晤前，德国煤业托拉斯的总经理普莱格尔曾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重要性究竟如何时，他却向我保证说，在萨哈特附近的矿区――即米乌斯河以东的那部份盆地――并无重要性，因为那里的煤不适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来表示反对!

谁要是以为他现在就会承认失败，那么对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估计过低。作为至少是可以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象是要他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冻结着，但是天气若持续转暖，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

第十四章 “城堡”作战

在前一章我们说过，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间的冬季战役是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的顿河和伏尔加河的突破为起点，但最后却未使苏联最高统帅部获得其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军在这个夏季应如何继续作战。在丧失了许多主要部队之后，德军明显已经缺乏力量来发动象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那样巨大的攻势。不过德军方面若是能有适当领导，那么下面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就是设法消耗敌军实力，使他感到吃不消，终于愿意接受不分胜负的和平。就当时情况来说，这决不是一种幻想。不过用纯粹防御性的静态战争却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德军没有足够的师数防守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第二，俄军也许会等西方联军在欧洲登陆后再采取行动――由于北非战局逆转，这个危机也日益迫切。

德军要想在东线上造成僵持的和局，已经感到时间不多了。要想达到目标，必须采取战略上的守势，用局部性强烈打击来消耗敌军兵力达到决定程度――最重要的是俘虏其大量兵员。先决条件就是应具有作战弹性，因为德军指挥组织和战斗部队仍具有优越素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占上风的。

我们自然已经考虑到一旦泥泞季节终止，苏联统帅部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斯大林是否会等到其西方盟友在欧洲登陆之后才采取行动呢?虽然这似乎非常自然，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它。因为去年秋季战役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增加了俄国人的自信心。另外从心理上来说，苏联领袖们已经把“解放苏维埃神圣领土”的口号减得天花乱坠，他们是否有脸中途停止呢?还有俄国人是否想赶在其同盟国前面先把巴尔干抢到手呢？这可是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传统目标。

假如敌人在损失补充完毕后即重整攻势，又可以断定它的主力还是会指向德军南翼――即向南方集团军群进攻。

德军正面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涅茨河与米乌斯河的交点起，直到哈尔科夫附近为止，其中包括该城以南的重要工矿地区在内，似乎正在等候敌人去加以切断。如果敌人在哈尔科夫附近达到突破的目的，或只是渡过了顿涅茨河中游，他就仍能达到上个冬季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在黑海岸边围歼德军整个南翼。(此时A集团军群仍留在库班半岛上!)同一个打击也能使他重获宝贵的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的谷仓，并且打通达到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并对土耳其产生政治影响。在东战场没有任何地区能够比这里使苏联获得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苏联的决定性攻势一定会指向南方集团军群方面，不过因为我们拥有数量优势，所以在其他地区自然会有进行较小规模攻势以虚张声势的可能。

南方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几次提醒陆军总部和希特勒注意这种趋势。他们应作的最后决定就是要从全局判断，我们是应等候俄军发动攻势然后再加以沉重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结构之内，进行一次有限的打击呢?

集团军群总部主张采取前一种方案。因为就作战而言比较有希望，并已在二月间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原定构想是假设俄军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从南北两面向顿涅茨地区发动钳形攻击――在哈尔科夫附近迟早也会有辅助性攻势发动――那么我们沿着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上的弧形防线就应该依照预定时间表加以放弃，以便把敌军向西引诱使其扑向顿河下游。同时，所有能动用的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兵主力，则应集中在哈尔科夫以西地区，首先击碎在那附近能找到的敌军攻击兵力，然后直趋正向顿河下游前进的敌军侧面。这样敌军不仅不能在黑海岸边围歼我军，其本身反而会在亚速海岸遭到围歼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却不能获得希特勒批准。他仍然偏重顿涅茨盆地的经济价值，并且担心即使只是暂时撤退都足以影响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态度。但是他最大的偏见还是认为我们对在一九四一年冬季从斯大林手中赢得的土地应该寸土必争，他对自己的成就是一向很自负，认为只有那样才使德军免作拿破仑式的撤退。不过此外，他毫无疑问也感觉到这个计划实在太过冒险。也许他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尽管对战术有时的确别具慧眼，但他毕竟缺乏真正名将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心只考虑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又必须在俄军恢复其在冬季战役中的损失之前，先进行一次有限的迎头痛击。

俄军在库尔斯克周围形成了一个突出地带，似乎是一个合乎理想的目标。在这个地区的俄军面对着德军中央和南方两个集团军群，在泥泞季节中双方当然都按兵不动。不过等俄军发动攻势时，必然会以此为出发点向我军侧面进行打击。假如我们攻击成功，那么这个突出地带的俄军就会有可观的数量被一网打尽。不过条件却是我们必须提早动手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尤其是敌人必然要使用他们在冬季战役末期已受重大损失的装甲部队，这更使我们有机会将其全部歼灭。

这样就要说到所谓“城堡”作战了。这是德军在东线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大攻势。为向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攻击，南方集团军群提供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集群，共有十一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和五个步兵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在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的兵力都要作相当的抽调。

对于从北面的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提供了第九集团军，包括六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和五个步兵师。在这方面，主要危险在于该集团军必须在奥廖尔以东的突出地集中，而敌军却可以从东面和北面攻击其背面。

“城堡”作战在时间上的配合是决定在五月上旬开始，因为到那时地面可能已经够干燥了，但敌人却仍未完成其整补工作――尤其是其装甲部队。

可是到了五月开始时，希特勒却违反了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忠告，硬把发动作战的时间推迟到六月，因为他认为到那时，我们的装甲师可以获得新坦克而更将增强实力。甚至当我们向他指出，由于突尼斯的情况发展，假如“城堡”作战的开始再延迟，结果就可能会有与敌人在欧洲登陆的时间重叠的危险，希特勒却还是坚持己见，同时他也没有认识到时间越延长，则俄军的坦克数量也就越多，因为他们的坦克产量毫无疑问要超过德国。因为我们自己的新坦克交货迟误，结果直到七月初本集团军群才能发动“城堡”作战，到那时先下手打击的好处早已丧失。这个作战的原始观念就是要乘敌军尚未整补完成之前先动手攻击。同时，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南方集团军群在顿涅茨-米乌斯突出地带部队所面临的威胁也就越大，因为所有装甲部队都已抽走。同样，作为中央集团军群第九集团军出发基地的奥廖尔突出地也更感威胁。

七月五日，德军终于能够发动攻击了。虽然用尽一切欺敌和伪装手段，但因为延迟了太久的时间，我们终于无法使敌人因完全不知道受到突袭。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第九集团军在最初两天能够突破敌方要塞防线约达九英里深。经过一场苦战之后，他们又击败了敌方预备队的反击，继续前进了几英里。直到七月九日，终于停顿不前了，因为敌人正面后方有一个支配性的高地挡住了进路。该集团军本拟稍息几天再继续进攻，可是敌人却破坏了我军的计划，他们在七月十一日从北面和东北面向奥廖尔突出地大举进攻。为了支援防守该地区的第二装甲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不得不从第九集团军中抽回强大机动兵力。

在南方集团军群方面的攻势发展却比较有利。在这方面也是要突破敌方的纵深防御阵地，所以进展也同样困难而迟缓。不过到七月十一日，却终于达到普罗霍罗夫卡和奥博扬地区。在这时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的反击，敌方十个坦克或机械化军被击溃或受到严重损失。到了七月十三日，面对南方集团军群的敌军共被俘二万四千人，损失坦克一千八百辆，野炮二百六十七门，反坦克炮一千O八十门。

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高潮，胜利似乎在望之际，两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大本营开会。他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以情况已经急转直下。意大利人甚至根本不想抵抗，这个岛算是丢定了。因为联军的下一个行动可能是在巴尔干或意大利南部登陆，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集团军的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抽调，因此“城堡”作战必须停止。

这也正是我在五月份向希特勒警告过的事情，真是不幸而言中。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报告第九集团军已不能再向前进，而他也必须抽回一切机动部队，阻止敌军深入奥廖尔突出地域。所以“城堡”作战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说到我们集团军群方面，我就指出战斗现在正好达到顶点，此时若摆脱战斗无异于放弃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部队都完全击溃才能停手。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决定停止“城堡”作战，惟一让步就是南方集团军群可以继续攻击，直到达到击碎敌方装甲预备队的目标为止。事实上，连这一点也未能做到，因为几天之后，本集团军群即奉命把几个装甲师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于是两个集团军的突击兵力都撤回到原有的起线。

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攻势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即便如此，面对着南方集团军群的敌方兵力在俘虏，死亡和负伤等方面的损失都超过德军达四倍以上。

原作者：弗里茨?埃利希?冯?曼施泰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