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宜将剩勇追穷寇，anti-wsn贴系列之一——败坏的世界 -- 酥油茶

　　她平凡的心酸故事简述如下：

　　官姐自幼家贫、仅念了两年小学，为了医治母亲的眼疾而卖给人家作媳妇。但婚後连生两女，未能得男。丈夫在婆家的默许下另娶。二婆肚子争气，怀上男孩，婆家的冷嘲热讽，丈夫的无情对待，如倾盆大雨。骨头硬的官姐签字离婚，带着女儿回宜兰乡下的娘家。

　　一无所有的官姐回到贫穷的娘家，当矿工的父亲也正好罹患癌症，面对如此的重担，只有小一程度的官姐选择了躺下去，用最原始的方式挑起来养活一家子人的重任。

　　官姐的身影出现在媒体面前，是在台北决定废除公娼的时候。

　　柔性的讨论场合，官姐挺身露脸为了公娼姐妹说话，拜托大家「手势抬高，放公娼一条生路！」；在公娼决定上街抗争後，官姐第一个挺身而出上街投入公娼自救运动。公娼上街抗争时，无不戴帽蒙脸，只有官姐以真面目示人，在每一次的街头冲锋中，展现出了当时的台北市长，现在的台湾总统陈水扁都没有的勇气与担当。

　　从娼的这些年，她不愿家人知道，一人在外租屋独居。电视播出她抗争的镜头时，家人才知她以公娼为业。小女儿打电话找她，哭个不停：“也知道你是为了家，但是有那麽多阿姨，为什麽唯独你要强出头？”

　　她说：“我不偷不抢，只是行业不同，那麽多模特儿脱光让大家看，我们只是一男一女在一起而已，有什麽见不得人？”如此的谈吐，令人动容。

　　还记得官姐的两个经典镜头：

　　一：她在电视镜头前对着在那群拿满美国文凭，生活在钻石名牌中的台湾妇运领袖面前用台语大骂：「阮（我）是崖边的查某（女人），退一步就掉到海里，恁拢（你）是坐在冷气房的高尚查某，不懂阮的痛苦……阮不是爱做公娼，只是要有工作！」。那“崖边的查某”一语，至今我没有找到能与之匹敌的形容。

　　二：官姐一把脱下裤子，向传媒展示身上被警察打瘀的伤痕。那一身的青紫，已经成为了公娼抗争的象征。

　　为性工作者权益奋斗着的她，做了一切她能够做的。可是这最底层的卑贱声音，无法打动那些口口声声姊妹情谊、女权至上的妇女团体，或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晚上偷喝花酒的市政官员。

　　公娼，还是废了。

　　悍勇仗义的官姐今年也死掉了。

　　台湾日日春协会有关官姐之死的原文是这样的：

　　“官姐在北市与四个小姐合作经营小型私娼户，自己也兼做小姐。地下化的性工作使得娼馆经营，面对任何人都要低头和委曲求全，官姐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应付各种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打点邻里关系，因地下化经营而需增加的支出庞大，她经常感概「变成非法，什麽人都可以骑在你头上，我们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我们一马」。努力工作，生活还可以撑得过去，但在93年，店里别的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一个洞一破，全部人受牵连，官姊开始欠卡债去补洞，但做保人的官姐也承接朋友的地下钱庄的债务，挖东墙、补西墙，庞大的卡债、钱庄利息，就像吸血鬼一样，她的经济急遽恶化，债务越滚越大。

　　就在官姐一手扶持家庭经济、一边费力交际经营私娼馆、一面开始陷入每天都要缴利息焦头烂额的还债时，七月底，报马仔再度传来消息「中央拼治安要抓色情，台北市又有暑期加强取缔色情专案，你们到九月底都最好不要开」，「取缔色情不能开店」，无异是压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崖边的查某”官姐，终于跳下崖，她的尸体漂浮在基隆水湳洞，五十四年来累积的痛苦都溶化进了太平洋。

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隔年开始进行‘正俗‘工作，查禁关闭风月场所。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风月场所依旧泛滥。1956年出台了《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其实是将****业合法化。政府当局希望能够一面管理妓女一面辅导她们转业，但是收效甚微。1960年出台《台湾省各县市管理妓女办法》，把公娼管理问题下放给县市。

（1986年，华灯初上时的公娼馆）

在公娼合法的日子，年满廿岁的女性，在父母同意下，可凭卫生证明向台北市警察局申请娼牌。每次十五钟的专业服务收费八百至一千圆新台币，妓女妓院三七分账。若来宾拒绝使用安全套，从业员可拒绝提供服务。

（一位前台北的公娼，以面具遮脸站在介绍她们以前工作的照片前）

1997年，陈水扁作台北市长时，开始废除公娼、收回公娼执照，没有一技之长的公娼们纷纷失业或转为暗娼。社运人士-王芳萍,带领这些失业的公娼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在市政厅门前敲着饭碗，呼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口号，举着“扁鸭子”、“单挑阿扁”的抗议牌。

（2001年3月28日台北市废除公娼制度，收回132位公娼的执照，3月27日是图中这位女士执业的最后一夜。）

由于台北取缔娼妓的示范效应，台湾其他各县市纷纷效尤。

高雄市最后一家公娼馆预於即2003年底关闭,台湾公娼业也走入历史。

在大同与万花区，表面看来已不再是红灯区，实际上仍是很多性工作者的居所与工作间，只是换了个招牌，挂上「茶室」、「按摩厅」、「夜总会」等名号。根据内政部警政署资料，2004年共有2,237名非台湾人因****被捕，判处三个月有期徒刑或罚款最高三万圆新台币。

台湾现有“红灯区”　　

　　中国台湾网2月3日消息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为达成性工作除罪化的目标，台当局“内政部”考虑开放性工作者“个体户”，台湾“内政部长”江宜桦表示，为了避免个体性工作者遭到黑道暴力威胁，将会发照管理。但如此一来，等于是恢复了台湾9年前废止的公娼制度。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根据台当局“内政部”的民调，八成三台湾民众主张设置性工作专区，却没有人愿意这样的专区在自己家隔壁。台“内政部”正在研拟开放个体户，江宜桦表示：“有一些性工作者接受访问的时候，都反而宁可自己是个体户的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讲可以减少一层剥削，只要是有工作执照，就是说有执照制度在管理的话，查缉上倒不是有问题。”

　　台当局官员坦承开放“个体户”等于恢复公娼制度

　　江宜桦也坦承，发照管理等于是恢复了台湾以往的公娼制。江宜桦说，“有经营从事这个工作的执照，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是恢复了所谓的公娼制度，也就是说，这个是当局所认可的。”

　　报道称，2001年3月28日，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当地性工作者经历9年争取，等到了再次开放的机会。但由于开放性工作争议实在太大，台当局“内政部”不敢冒进，将会继续听取台湾各界的意见。

　　台湾妇女团体看法不一学者忧黑道介入控制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叶毓兰认为，设专区容易让性工作者被贴标签。但以个体户方式营业，是否会被黑道控制，台当局须审慎研议。

　　推动性工作除罪化的台湾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秘书长王芳萍说，性产业在台湾各县市的状况有差异。城市分散低调，乡下地区夜市旁巷子就出现集中式型态，“应因地制宜，不是行政单位想当然，在设专区或个体户两种方式二择一。”

　　台湾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长姚淑文认为，妇女团体始终认为应设立性产业专区，才能避免黑道介入剥削。台湾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认为，不管是用商业区或专区模式，妇女团体都坚决反对。据经验显示，性产业专区会让跨国人口贩运问题更加恶化。显然台湾妇女团体对是否设专区，也有不同看法。

　　性工作者认为在商业区工作强人所难

　　在接受台湾《苹果日报》采访时，桃园市林姓性工作者说，生活困苦才从事这工作，“若当局要求我们在商业区做生意，根本强人所难。”邱姓性工作者说，赞成以个体户发展，但希望纳入相关健康管理，让她们与嫖客更有保障。

　　报道称，台湾民众对个体户大多不了解，倾向设立专区管理。从事服务业的曹益彰说，多设专区当局好管理，个体户方式不易管理，性工作者四处流窜，造成治安死角。

　　台“内政部长”江宜桦昨天亲自邀集社会、法律学者等各方代表，就性交易除罪化与除罚化，进行最后一场综合座谈，会中理出五大议题。性交易除罚化虽然是可行方向，但不宜产业化或商品化，与会者排除大规模、公司的经营型态，避免人口贩运与性剥削。

　　与会的学者专家虽对经营模式有共识，但经营地点仍有例外禁止的规定，例如文教、宗教寺庙一定距离内，不宜有性工作者，否则将取缔。

　　未来将由地方政府依自治法规明定，“中央”不会订定营业地点，江宜桦认为，营业地点若有规范，性工作者可不罚，民众也较放心。

　　过去一再被提起的“红灯户专区”，与会者并不赞成，多数意见认“专区”方式，性工作者易被污名化，外界眼光也会认为“一定没干好事”。

　　对性工作者是否须商业登记的议题，昨天尚无共识，有人认为个人性工作者营业额不会太高，不必列在课税范围，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商业登记，否则没有劳保、性病防治及健保等保障。

　　管理规范是否以专法或列专章规范，也没有共识，官员指出，一旦以专法规范，就涉及谁是主管机关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劳委会”，有人认为是“经济部”，也有人主张“警政署”及“卫福部”，这点还需求取共识。

　　江宜桦说，有关性交易除罪化问题，因“法务部”未出席，涉及“刑法”通奸罪等问题，将与皮条客规范、第三者要不要处罚等问题，再讨论及思考，“内政部”考虑再办一次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