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形形色色的李向阳 一 -- 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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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史料】日军宪兵的照片若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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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唱和萨苏兄】尘封的传奇:八路军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日军

      提到了侵华日军中的宪兵,熟悉敌后抗战红色经典的人们都会立即生出一种厌恶之情。不管是《红灯记》中的日军宪兵队长鸠山,还是《敌后武工队》中的日本宪兵队队长松田和副队长坂本,以及《永不消逝的电波》 中的日军宪兵特高科长中村等日本宪兵角色,都是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著名反派人物。《铁道游击队》中,王强夜谈敌情,有这样的语句:“大队的鬼子,三天两头出发,到山里扫荡,一回来就绑着一串一串的老百姓……送到宪兵队审问,一进去很少能活着出来的”;《小兵张嘎》中,在嘎子家养伤的老钟叔被鬼子抓走后,有这样的遭遇:“说是现押在宪兵队。昨天就过了一堂,打了三个死儿,抬回狱里的时候,话都说不清了”;《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韩燕来晚上接杨晓冬,他们有这样的对话:“刚才那个地方住的是日本宪兵队,老百姓叫它阎王殿。很多好人,只见抓进去,不见放出来,夜深时,没人敢从这儿走!” “敢是戒严?” “就是不戒严,谁忍心听那受刑不过的嚎叫呢!”……这些情节也很深刻地揭示了日军宪兵在侵华战争的罪恶。

      实际上,日军之中的宪兵,其最主要职责,本应该是担任军事警察,监督和约束军人各种违反军法军纪的行为。一定意义上,宪兵是得和法律打交道的兵种。曾在日军关东宪兵队担任宪兵上等兵的土屋芳雄的回忆录记载,1933年5月30日起,他考取了宪兵,在关东宪兵队教导队受训了三个月,“受训的主要科目有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法、军法、军事刑事诉讼法,军事警察法、宪兵业务”,法律成为了宪兵最主要的课程,课外才进行“军事训练,马术、游泳、射击,捕绳技术以及中国语的学习”。土屋芳雄回忆,“在农村长大对法律一窍不通的我,用三个月时间学懂以上科目,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几次期中考试,各科都是死记硬背。我怕成绩不及格,被退回原部队,拼上了老命,每天仅仅睡上三、四小时觉。”

      “宪兵”这个词语是日语中创造出的。宪法在当时日本也是最高法规(根据“明治宪法”的第七十六条,“法律,规则、命令或用其他名称之法令”被遵守的前提,是“不与本宪法矛盾”),可见,作为日军中需和法律打交道的兵种,宪兵这个词语某种意义上是名至实归的。

      但是,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起,日军的宪兵队一直没有很好完成过约束军纪的本职任务。而且,大片中国国土沦陷之后,日军宪兵接受了维护占领秩序,镇压抗日活动、逮捕抗日人员等任务,成为日军在占领区实施统治的最主要工具,也成为沦陷区各地人民群众最厌恶的敌人之一。郑州沦陷后住有日军宪兵的一个胡同曾被称为“宪兵里”,在日本投降后就改了一个新地名:“宪平里”,以此表达了对于无恶不作的日本宪兵队的切齿痛恨;武汉的老百姓编了这样顺口溜描述日军宪兵队:“阎王殿门朝西开,糊里嘛里(方言,即稀里糊涂)抓进来,各种刑罚都用尽,天天都把死人抬”;天津的日本宪兵队被老百姓称为“红帽衙门”(日本宪兵的帽箍是红色,人们称之为“红帽”,而日本警察的帽上戴着白帽套,于是日本租界警察署被称为“白帽衙门”),于是,当时天津人流行这样的两句活:“白帽衙门要钱,红帽衙门要命” ……还有早已被人们熟知的暴行,如:南京慰安妇生活管理由日军宪兵负责检查监督、关东宪兵队的“特别移送”等等,日军的宪兵队在沦陷区犯下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

      然而,正如日军老兵桑岛说的“在日本军中,当兵的最怕宪兵”,日军宪兵也是会让日军普通的官兵觉得恐怖和畏惧的。“他们不仅可以拘捕比自己军衔高三级的军人,而且可以自行其事执行紧急处罚”( 见(英)迪肯《日本情报机构秘史》 )。作为军事警察,宪兵也本身就有督战的权力,在普通官兵战备松懈、作战不利的时候,就更觉得害怕宪兵了。

      利用日军官兵的这种畏惧心理,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奇袭的各种战例,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是不罕见的,例如:1942年5月,面对日军发动的“蓖梳式清缴”,山西省定襄县基干游击大队一中队在大队长樊金堂率领下,“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定襄城,大闹伪警备队、商会,火烧伪合作社仓库,迫敌抽兵回援。”(见《定襄文史》2005年第3期);1943年8月,河北省定县著名民兵英雄郝庆山率几名民兵战士,趁着县城车站附近炮楼里的伪军到城里洗澡,只剩下四个伪军看守,化装成“宪兵特务队”的特务,一举俘获了留守的伪军,缴获了六支长枪、八十枚手榴弹、八百八十发子弹、一部电话机和三个钢盔(见《定州市文史资料》第3辑);1943年秋,八路军太行五分区武工队队长郭兴和3名武工队员“化装成新乡来的日本宪兵队,大摇大摆地烧了日本人的粮仓” (见《新华每日电讯》05年8月24日7版的采访);1943年冬,山西省榆次县一带的我武工队员化装成日本宪兵,奇袭附近的祁县贾令镇,经过一番战斗“打死打伤伪军三十余人,俘虏敌伪军政人员近百人”(见《榆次风雷》,榆次党史办编)……

      类似桑岛记录的发生在“山西省的山区某地”的那种类型的拔炮楼战斗,中方史料中也有记载。八路军太行军分区就曾有一次奇袭山西漳河南岸的襄垣县凉楼碉堡,也采取了化装成日军宪兵的方式。笔者综合《山西抗日群英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山西革命风云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的有关记载,介绍一下这次战斗:

      桑岛说的那支“驻扎在山西省的山区某地”日军分遣队,“是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一直没有宪兵队找上门,于是被化装成宪兵的八路军给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襄垣县的凉楼碉堡,被宪兵队上门查岗,是习以为常的。“凉楼位于襄垣县城南十余华里,漳河南岸的凉楼是一个交通要冲,白晋铁路就从这里架桥通过。敌人为看守凉楼铁路大桥,在河北岸的桥头不远处修筑了一个坚固的炮楼……隔几天,驻长治宪兵队就要来这里检查视察一番,给护桥敌人敲一敲警钟,崩一崩弦。”

      不过这样的连续检查,使得守敌对宪兵队的出现习以为常了,且守敌又是以伪军为主。这样,就为我军化装成日军宪兵留下了余地:“1943年冬天,李强同志侦察到凉楼碉堡只有六个伪军和一个日军班长在守桥,这几个日伪军最怕日宪兵队去检查。李强根据这个情况,便和独立营几个同志配合,化装成长治日本宪兵队。在一天黎明前,火车刚刚开过,李强就率领11个化装成日本宪兵的战士来到凉楼岗楼前面。李强用日语喊话,让他们下来站好队,听长官训话。随由李强用日语教训伪军,由李太炳当翻译,其他同志则到岗楼上收缴枪支弹药重要物资。当同志们扛着枪支弹药走下岗楼时,李强同志立即声明:‘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你们当了俘虏了。’……”

      而1943年7月7日河北省藁城县我军奇袭伪塔元庄警察所的战斗,其过程也和桑岛叙述的战斗接近(只不过作战对象都是伪军),都是趁敌人战备松懈,失去警惕性和战斗力的时候,化装成宪兵突然出现,在敌人惊愕之际,迅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化妆成日本宪兵检查团的我18名县大队和手枪队指战员,气派十足地来到塔元庄警察所,后面还跟着两个身穿西装革履的翻译。警察所的东房里,杯盘狼籍,十来个伪警察还围着残桌撒酒风,两个警察正坐条板凳喝着茶水在西房凉儿聊天。一见宪兵亲临视察,慌得敌人象热锅里的蚂蚁,有的找衣服,有的找鞋子,乱作一团,来检查的人看了好象很生气,一个戴眼镜的冲翻译不知‘咕噜’了几句什么,翻译便对警察们说:‘团长看到你们这种样子很生气,让你们把枪放到院子里,进屋听团长训话。’敌人唯命是从,乖乖地把枪放到院子支架起来,然后一窝蜂似的挤进屋里,戴眼镜的秦队长‘咔啪’将门反锁了,这时,敌人才知道是中了计……”( 见《藁城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这种化装成日军宪兵后发动的奇袭,不仅发生在日伪军兵力分散的华北城镇乡村,而且在日军重兵把守的华北大城市也曾有过。北平的近郊,地下党曾化装成日本宪兵袭击了日军的机场:1943年秋的一天深夜,我北平地下党派来的两名地下工作人员,使用地下党员王长林从日军宪兵队“驻石景山办公室头目”佐藤那里搞到的两个宪兵袖章,“化装成日本宪兵,来到西郊飞机场。混入机场后,躲过看守警卫,点燃了两架飞机,然后扬长而去”。(见《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5年编)

      如果说这样的奇袭还只是发生在大城市的郊区,《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大事记》记录了我军化装成日本宪兵,打进了大城市闹市区的战例:“1944年7月31日,冀中区十分区三联县二联区区小队和手枪队13人,化装成日本宪兵进入天津市内,袭击了大红桥日军修械所。留下十八集团军信函一封,俘走日军7人,获机枪1挺、步枪10支和一些子弹”。这座“大红桥”是天津有名的桥梁,位于天津繁华的市区。我军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奇袭日军,还留下“示威”的信函,着实是让日军闻风丧胆了。

      而《中国共产党石家庄历史大辞典》有“石门劫狱”词条,则更是记载了一个颇传奇的战例:我军化装成日本宪兵之后,到城市监狱实施了劫狱:

      “ 1945年7月中旬,栾(城)正(定)获(鹿)县城工干事马志义在石门(今石家庄)搞情报时不幸被捕,关押在石门市经保科谍报队监狱。城工部长李平获悉马志义两三天后将被押往南兵营,当即决定组织营救。7月17日晚,李平带领8名队员化装成日军宪兵,在内线引导下,越过封锁沟,潜入石门谍报队监狱。手枪队员攀上房顶除掉哨兵,下院后用机枪火力封锁住敌人出口,10多分钟击毙特务3名,从狱中救出马志义及被押人员63人。”

      这些尘封于史料中的战例,大部分一直鲜为人知乃至不为人知。最为人们熟知的化装成日军宪兵惊险斗争的故事,也许是红色经典老电影《51号兵站》中,我地下党化装成日本宪兵,巧妙运出无缝钢管的惊险情节。

      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当年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看了电影《51号兵站》,他觉得:“电影真能吹牛,日本人占领、白色恐怖又那么厉害的时候,这共产党员又能弄警车,又能化装成日本宪兵,吹牛。”

      陈赓大将于是告诉儿子:“我们那时候真是那样”。

      (见09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文章《父亲的大将传奇》)

      这位曾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抗战时就是在山西省率部坚持敌后抗战,威名震动了华北的抗日名将,他心中当然知道,真实的历史,有时比电影更加惊险也更为传奇……

      通宝推:黑翼炽天使,兰州人,回旋镖,我来也,路人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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