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唱和萨苏兄的新近作品，共计十一篇 -- 春秋的老胡

这方面的史料之多已超出预计

于是体会到，前面进行这一类的跑题歪楼争论更显得多余

刘伯承《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

把夺获敌人的山炮，加强其运动力，附与步兵兵团行动，以便于在战斗中独门的机动使用

对于必要夺取的碉堡，即以山炮实行突然的抵近射击，以打破碉堡而夺取其资材……

萨苏兄《掉进日本坑里了：一份华北共产党军序列引发的困惑》的唱和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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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萨苏兄的绝大部分考证，下文考证这两支被日军列入“华北共产军”的部队：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百三十七师”、“共产匪团 司令官 张诚德”——

“国民革命军第一百三十七师”是川军的部队，属于刘文辉麾下的第二十四军。第一百三十七师的主力，实际上抗战中一直都没有出川。抗战胜利时，一三七师还在师长刘元琮率领下驻守在四川省雅安县。

日军的情报又何以记载1940年华北有个“新编”的一百三十七师呢？

日军的情报其实是有准确性的：就是在这个1940年，为瓦解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百三十七师师长刘元塘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二军军长，下令他率领该师到陕西省归胡宗南节制，与中央军的部队合编成军。

新编第十二军1940年4月在四川双流县成立，刘元塘担任军长。但这个师开赴陕西省之前，遭到刘文辉的抵制，刘元塘的兄弟刘元琮接任师长。刘元塘仅得以率师部和一个团，前往西安。新编第十二军下辖的一个师是“新编第三十七师”。

这样一段曲折变故应就是日军误记载“新编一百三十七师”的由来。但是，刘元塘带出的一百三十七师部队，改成“新编第三十七师”，是胡宗南集团之一部，之后曾参与封锁陕甘宁边区，胡宗南的部队那么多个师，刘元塘部似乎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共产党的军队。

那么，日军情报的记载是怎一回事呢？笔者分析有两个可能：

抗战时，四川的将领刘文辉长期与中共有往来（参见邹趣涛的回忆文章《周恩来与刘文辉二三事》，刘文辉解放战争之中也率部起义）。有一种可能就是，日军那边已知道刘文辉是“亲共”的。于是，没有深入了解情况的日军认为刘文辉麾下的部队，某种意义上都是“亲共”的。进而，日军就认为这个出川的“新编”一百三十七师也是支援八路军的。

（实际上，留在四川省的一百三十七师最后倒确实也走上了红色的道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百三十七师于1949年12月光荣起义，随即阻击胡宗南部与宋希濂部会师的企图。歼灭胡宗南集团，一百三十七师有不小的贡献。建国后，一百三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巫朝汉曾担任四川省洪雅县副县长。）

另一种可能是，日军把川军一百三十七师混淆为曾在山西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一百二十七师”（后南下参加台儿庄会战）。一百二十七师也是川军的部队，属于邓锡候麾下的四十五军。七七事变之后，该师奉命出川，弛赴山西战场。师长陈离和朱德在山西省见面后，“一见如故，共话沧桑，把晤甚欢”。“在后一段时间，陈离与八路军相互配合，共同作战，过从甚密，经常听朱总等人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使他懂得很多的抗日军事韬略。陈离还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坚持邀请朱德同志为其部属团以上官佐讲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对日军作战的战略、策略等军事知识”（见《朱德与陈离在抗日前线》，《泸州文史资料 》第26辑）。

解放战争之中，曾担任国民党成都市长、泸州专员的陈离也走上起义的光明道路，曾担任新中国的林业部副部长。

司令为张诚德的“共产匪团”，则实际上是一支番号为“察南游击支队”的敌后武装。

1938年6月17日，“蒙疆”的日军司令官莲沼蕃（日后阿部规秀的顶头上司）向日本陆军省递交一份《抗日义勇军察南游击支队第一次干部会议记录》。日军的记载是，这会议记录是常岗兵团（即独立混成第2旅团，阿部规秀39年当旅团长的部队）在“张家口东南”缴获的。

会议记录上的出席人员显示，察南游击支队的司令，就是张诚德；另有一个察南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长魏震亚，是晋察冀边区一个著名的抗日烈士（多被据谐音误写为魏振亚）。

那么，这一支部队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样的呢？

张诚德绰号“夜猫张”，被传说为出生时贼星落院，寒光四射，其人视力极强，夜观物如同白昼。他本是察哈尔省的有名土匪首领。1927年，这一路土匪在张家口被晋军收编，张诚德成为张家口警备司令。中原大战期间，张诚德又叛离晋军投靠东北军。1930年10月22日，他致电张学良，表示欢迎东北军进驻张家口。从此，他成为张学良的部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为了扩大抗日力量，派已成为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的张诚德，到察哈尔省召集东北军的旧部。但是，张诚德被察哈尔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汝明下令驱逐出察哈尔省境。

七七事变之后，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协助组织各种抗日游击队，“以成仿吾为首在岢岚县一带成立了一个抗日民众团体‘华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共产党领导)。我党通过这个团体帮助张砺生组建了‘察绥抗日游击总队’，张任总队司令。总队建立后，张砺生给张诚德部‘察绥抗日游击总队察南支队’的番号，并任命他为支队司令”。（曾是张诚德上级的张砺生抗战中三次到延安，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新中国一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

这就是日军缴获的会议记录中“察南游击支队”的由来。而根据这份会议记录，察南支队也曾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号，这和地方史志有魏震亚的部队自称“义勇军独立纵队”的记载一致。

1938年春节之前，到张诚德部当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陈凤桐。“抗日游击支队的委任状都由陈凤桐掌管，在陈的背包里”。“察南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当时政治部共有十来个人，大多数为知识分子，其中有两名北京大学学生，五名中学生……”（上述记载见《怀来文史资料》第3~4辑，赵地口述、梁占鳌整理的回忆文章）。

张诚德部在敌后抗战之中，不仅他的部队番号确实是来自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队伍之中曾有共产党干部做政治工作（陈凤桐离开张诚德部之后，曾担任雁北支队政委，转业调任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植局局长。建国后，曾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而且也曾经得到八路军部队的直接支援。

根据杨成武回忆录的记载，1937年冬，张诚德“带着一个保镖从察北赶到阳圈，要亲自到蔚县看看，看是否真有一支红军改编的部队，看这支部队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打得过日本人”。八路军准备了一些酒和菜，请“张夜猫”吃了一顿饭。杨成武和“张夜猫”谈了一次话，他跟杨成武表示，“对八路军的军纪、战绩、抗日热情和军民关系深为敬佩”。1938年冬天，张诚德只身骑个小毛驴又来到涞源杨成武部的营地，告诉杨成武说他本人在察北一带的马队，被日军打散了，现正在重新组织，经费困难。八路军“便资助了他二百块银元，又根据他的要求，委了他个‘察北游击司令’的官衔，请他喝了两杯酒。傍晚，他骑上小毛驴，兴冲冲地走了”。

张诚德还曾派出人员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求援。五支队赵侗司令员、高鹏副司令员、纪亭榭参谋长等领导痛快地答应了张诚德的请求，由军分区司令部通知地方政府筹运粮食，并赠给5万发弹药。得到援助之后，张诚德等人表示：“有八路军这样的靠山援助，我们抗日后顾无忧”。

可见，正是这些“亲共”的表现，张诚德部被日军的情报称为“共产匪团”。

“1937年9月，王震旅长奉命率三五九旅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晋西北抗日前线，连克宁武等7座县城，为开创晋绥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尔后向晋察冀边区挺进”（见1995年《文史月刊》的文章《王震旅长在灵丘》）。雁门关以北随后渐渐成为巩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军统人员回忆，当时雁北十三县的乡村都是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只有“晋察交界的灵丘一带的张诚德所部，不属于共产党”。

在敌后根据地建立时，这个“察南支队”之中的魏振亚部首先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一起战斗，且得到新的番号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成为一支抗日劲旅。地方史志之中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三月初阳高中部丘陵出现一支自称‘义勇军独立纵队’的抗日武装。纵队司令魏振亚，原阎锡山某部一名排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秘密串联下级军官和士兵400多人起义，建立抗日武装，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打击侵略者。因此，群众称他们为‘飞龙魏队’。五月三十日魏队驻杨塔村”（见山西省《阳高县志》）。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团长陈宗尧、政委刘子奇的率领下进入我大同县东南乡七一八团与所收编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前身是由魏振亚绰号‘魏飞龙’所率领的一支游杂部队）攻打聚乐、罗文皂车站，以切割日寇平绥线交通。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调集军队向大同县东南乡扫荡；我七一八团将阳原出动的一股敌人包围在小石庄给予致命打击后转移到灵邱保卫晋察冀边区。魏振亚率领晋察冀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健儿，坚决抵御日寇于大王山上。经英勇顽强的战斗，在大量杀伤敌人之后，壮烈牺牲”（见《大同文史资料》第10辑的记载）。

另有这样的记载，1938年6月间，这一支抗日武装袭击张家口日军飞机场。正是魏振亚的部队首先攻击机场仓库，“油料着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日”。魏振亚的部队为袭击机场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抗战最坚决的魏振亚殉国之后，张诚德部被打散，重新组织的武装抗日渐趋消极，张诚德他土匪的本性也渐渐暴露，部下军纪败坏，“敲榨勒索人民，到处抢掠财物，危害乡里，破坏扰乱根据地建设”（见 《大同市志 （下册）》的记载），实际上已成为土匪。

为阻止又变成土匪的张诚德危害抗战，1939年7月14日，八路军三五九旅包围了张诚德部驻地，其部众主力被强制整编。张诚德在关押之中企图逃跑，被镇压。这一次强制整编无疑是及时的，张诚德的残部胡锡侯逃出，没有被八路军整编，继续充当土匪。后来他率部叛变投降了日军。于是，这一路没被整编的张诚德残部发展的武装，就成为了日本侵略军的帮凶。而张诚德之子张甲清也是率部投敌而成为日寇的爪牙。张甲清是骑三师九团团长，没有随“察南支队”留在察哈尔敌后，而是随骑兵第二军由晋西北调驻豫皖边，1939年“驻豫皖边时，骑3师9团团长张甲清率部叛变”（见《辽阳文史资料》第9辑）。

而被强制整编的“察南支队”部队，成为八路军三五九旅一部分，随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根据地，得以参加屯垦南泥湾和八路军南下支队，成为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日军统计1940年的“华北共产军”的时候，“察南支队”确已成建制融进了八路军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