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唱和萨苏兄的新近作品，共计十一篇 -- 春秋的老胡

这篇是唱和萨苏兄的作品《我们能找到他吗？-- 日军记载中的无名战士》，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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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写的考证，这是收集更多史料的升级版——

“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志士们就义前这样呼喊着口号，是各种红色经典之中常见的情节。

也正如萨苏兄说的那样，假如在电影或电视剧中看到就义前呼喊口号的台词，今天的很多人也许会笑。

但是，来自日本侵略军士兵的这一类记载，却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体会，让今天觉得这样是宣传色彩浓厚的人们，重新理解这样的呼喊。

日本的著名作家森村诚一，在他记录“七三一”罪恶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也记叙下这样震撼人心的真实英雄事迹——

1945年8月9日，日军战败前夕，731部队在开始撤退前，企图毁掉罪证。

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锨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刹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他们之所以吓得呆立不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写满了大字。

在不少地方已经剥落的水泥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每个字约为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

“即使我们死了，祖国也不会灭亡”……在写得很大的血书旁边，还可以看出象是其他犯人写的一些小字，看来他是想把血书写得再大一些，但自己的血液又不足。

当时曾经在牢房墙壁血书前站立过的一个部队人员，这样追忆道：

“……我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主义思想’，但是，却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冲击。我只感到，世界上竟还有在最后时刻仍保持着如此信念的人！他们不是‘马路大’（日文：试验品），而是勇敢的人！”

而亲眼目睹招远县北部这一英雄事迹、也亲耳听到“中国共产党万岁！”呐喊声的日本老兵斋藤，也是这样追忆道：

“中国人之中有这样了不起的，有着坚定信念的青年人，让我觉得对中国人必须重新审视”。

萨苏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发出“我们能找到他吗？”的询问，笔者于是希望可以通过记载华北抗日英雄故事的书籍，寻找到这位烈士的事迹和英名。

华北大地上，类似这位烈士的英雄壮举，散见于各种文史资料：

1937年11月8日，河北省大名县的中共县委书记谷竣华，为二十九军一部侦察敌情时，遭日军追捕，头部受伤后，在魏县何庄村用自己的鲜血写下“抗日救国”四个大字后，投井殉国，年仅26岁。

1940年12月，河北省乐陵县三间堂区区长傅良才，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逼他说出区委领导成员，傅良才宁死不屈，投井牺牲。

1941年1月12日，山西省临县康家湾村公所书记刘术祖，被捕后在往村里走的时候，乘敌人不注意，跳井牺牲。

1941年，河北省完县一区武委会妇女部长张毓亭，在执行任务中，遭日伪军围捕。被捕后，乘敌不备，投井牺牲，年仅20岁。

1944年10月28日，河北省行唐县七区妇救会主任刘明贤，走到一口井旁时，她拖住敌人不放。一个伪军伸手去拉，刘明贤一口咬破他的手指，乘机跳井，壮烈殉国，年仅22岁。

1944年1月底，山西省武陟县北小段村村党员梁玉亭，被捕后在路上挣断绳索，跳井殉难。

1944年，太谷县王公乡佛峪村村支书杜春英，在村中被日军包围，为保护党的文件投井牺牲。

1945年5月，日伪军对山东省小清河以北地区进行大扫荡时，15岁的渤海军区五分区宣传队宣传队员王佃信同志在博兴县被日军包围，在敌人的追赶之下，无路可走，他边跑边喊“共产党万岁！”后，跳入井内。日军随即投下手榴弹，王佃信同志壮烈牺牲。

……

然而，在敌后千千万万的英雄壮举之中，可以被记录下来的事迹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几经周折也没有找到有关招远一带的类似记载。

于是，笔者把目光投到招远北部的土地上，试图通过史料间接考证出烈士的身份。

烈士殉国的历史背景是很清楚的：史书载，“自42年11月21日开始，日寇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15000余日军，在千余伪军的配合下，采取拉网合围战术，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史称‘冬季拉网大扫荡’，至12月29日结束。这是日寇在胶东发动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扫荡。”桑岛说的那句“我在昭和十七年（1942）十一月参加讨伐作战的时候”，就是指参加这一次“冬季拉网大扫荡”。

“大扫荡之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地蚕食、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缩小，军民衣食及军需用品极端匮乏，形势大为恶化，抗战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桑岛于1月7日“当天夜里，又接到随队出发讨伐的命令”，则是参加“冬季拉网大扫荡”之后的继续“蚕食”根据地的一次军事行动了。

但招远县没有“石栅”这个地名。查询招远最北边一带的地图，可以迅速发现，“位于招远县北部一个叫做石栅的村庄”，其实明显就是地图右上角可以看到的“石棚”，“棚”被斋藤误认作“栅”。

斋藤记录的“招远县北部招远与龙口之间的要冲槐树庄”，则很清晰地是在地图的左边。

招远最北边区域的地图：

（地图上，石栅村和槐树庄这两个的地名下面，都划出了红线）

今天，招远县石棚村村口耸立的“村名碑”上，刻写着：“因村南方有一石棚，故名石棚”。村庄南边的这一座“石棚”，其实是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座只用砖石砌成“无梁殿”。根据《烟台日报》08年7月12日的报道，这座无柱无梁无椽的建筑，“高宽各约7米，全部为砖石结构，1米多厚的墙壁是由杂石堆砌而成，上面覆盖青瓦”。就是这座古老的“石棚”，见证了招远县北部的抗战烽烟。至少有2次规模不小的敌后战斗，直接发生在这个村庄：

1941年5月15日，招北县大队一部在石棚村遭招(远)黄(县)两地日伪军合击，激战后成功突围，粉碎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1944年5月，黄县独立营与招北县独立营在石棚村东北瓮顶处与日伪军激战，毙敌30余人。

而根据《招远文史资料》第5辑的文章《招北县委政府领导招北人民抗战记》的记载，抗战中，石棚村属于招北县第七区，是招北县委、政府（注：当时招北县政府的名称是“招北行署”）常常活动的几个村庄之一。

根据《中共招远地方史第一卷》的记录：

42年5月31日后“县党政军机关被迫迁到偏僻贫穷的宅科村和口后徐家村(现属张星镇)一带。”“1942年底，招北县境内遍布30多个敌据点，根据地逐步缩小，县委及行署机关只能在七区、十一区有限的几个村子活动”。

从地图之上可以看到，宅科村紧靠着石棚村的南部。

这附近另有一个机关：招北县第七区区委，但《招远县宋家镇志》有这样的记录：“1942年1月……以原九区川里乡党支部为主，组建了中共招北第七区委员会”。可见，区委干部是原先的当地村干部，他们应不会是这样“留着偏分的头发，皮肤白皙”的形象。

于是，结合日军的叙述，推测这位烈士，“干练而有气度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是招北县委或者招北行署隐蔽在招北县七区这一带的工作人员。

通过史料的记载，可以查出烈士的身份是招北县委或行署的工作人员，但通览当地已出版的各种史料，却是难以查到这名牺牲的八路军干部的名字就叫是什么了。当年，招北县这一带残酷的抗战斗争形势之下，我方文件多半散佚，知情者也有很多是在后面持续多年的武装斗争中遇难。于是，许多烈士的情况就一直鲜为人知甚至不为人知。即使是留下姓名的烈士，哪怕是当地重要领导，很多人也没有保留下更多的事迹介绍。例如：1943年10月，招北县得公安局长殉国，但今天只留有这一段介绍：“刘宝贤，又名刘维先，男，1910年生， 招远县金岭上刘家村人， 中共党员。193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招北行署(县)公安局长。1943年10月在招远白石夼战斗中被俘，不久被杀害。”作为当时的公安局长，今天却已无法通过史料查询到这位烈士更多的工作情况和事迹。连“白石夼战斗”也无法查到更多记载。1942年5月，招北县的武装科长殉国，今天也只留有《招远县志——大事记》 的一句记载：“1942年5月31日，招北行署机关在牟家村遭日伪军袭击，武装科长王少华及10余名战士牺牲。”作为当时的招北县的武装科长，这位烈士更多的工作情况和具体事迹，也同样无法查到有史料记载。

但正如这一位烈士预言的那样，招北县这一片的拉锯争夺，首先就是中国人胜利了。“据不完全统计，招北人民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03次，单独做战了21次，拔除据点32个(次)，打毁汽车86辆。共毙、伤、俘日伪军1164人。”而且，烈士被捕的地方——招北县的石棚村，在敌我长期反复争夺中，抗日的政权仍巍然屹立，到1944年时还是招北县委、行署(县政府）的驻地：“1944年古历八月十二日，郭荟南带领队伍起义，来到我政府驻地——石棚村，受到招北县委、行署负责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招北县委政府领导招北人民抗战记》）。

这个起义的伪招远县保安队第十九中队的中队长郭荟南，后来回忆道，起义后三天，1944年中秋节那天，招北县政府就在石棚村为他们举办盛大的欢迎会，文艺团体还在村庄之中演出了精彩的节目。大张旗鼓举办欢迎会、演出文艺节目，既是对弃暗投明的伪军的欢迎，又是对于盘踞招北县的日伪军的藐视。这演出中的欢歌笑语，也充分显示出，石棚村这个村庄已是一处巩固的根据地。

而放眼到整个的山东敌后战场，军民是用行动诠释了“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山东战场打到1945年初，就可以说是明显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之下，日军59师团的师团长，甚至说是有“部队全灭之觉悟” 。

“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烈士可以发出这样的预言，是源于心底的一个不会磨灭的信念。就如同731部队牢房之中关押的共产党人，也写上这样的血书“即使我们死了，祖国也不会灭亡”，这也是同一个信念。

而这样的信念，在烈士的心中，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烈士们，又把这样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参加且为之奋斗的党身上。于是，无论今天的人们是怎么样去理解，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中，烈士们深埋着坚定信念的心底，都确实是会同时深埋着这一声神圣的、饱含着深情的呼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