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两写王选之一 "义人"王选 -- 萨苏

那天,<环球人物>的肖盈编辑找到我,问我可以不可以给王选作一个专访,原因是她们认为王选应该列入"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影响中国的人物".

我说当然可以了.

于是,那天晚上就和她谈了大约三个小时.然后,写下了后面的这篇文章.

“我在日本看过一本回忆录，一个日本兵养一匹瞎了的马 – 这匹马一直跟随着他，一人一马共度战争时光，但是后来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马的眼睛不行了。但是这个日本兵依然照顾它。一直到最后投降的时候，把这匹马交给中国军队了，也不知道它后来的命运如何……日本人，很愚蠢地打了一场和中国的战争。想到这些战争中对生命的伤害，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的。”

本来是要和王选谈一谈细菌战追诉的法庭情况，不料一开口，我们却说起了这样一段事。

王选似乎天生对一切悲悯的事情带有不尽的同情。在列车上看到小孩子和父母亲昵的样子，会忍不住流下泪来。一如很多中国的小女子一般。

我对她说，你是没有年龄的人。她笑了，认为我说的对，她说很多今天的感触，和十八岁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两样。感觉，王选的心就像一片大海，那种情感的波澜就像海中的浪，永远不会平息。

然而，这却不是我从镜头中了解的那个王选。

王选，中国对日民间诉讼的主将之一，她的诉讼和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追索，完全通过个人和民间的努力，却在世界上产生了如特雷莎修女般的影响。正是她的努力，让很多对那场战争毫无概念的人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了解了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在很多国人眼中，王选的名字，就是正义的象征。有一个美国人这样形容她 – “有两个王选，可以让日本沉没。”

这是一种半戏虐的说法，王选不是火山地震，当然不会造成一个三十几万平方公里的群岛沉没。但是，王选的确让日本在某种含义上降低了自己的海拔高度。

今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针对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二审做出如下判决：

1、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战场大量使用过细菌武器，造成对包括原告在内的中国平民莫大的伤害；

2、日本政府对日本军队的以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有国家责任。

尽管这一判决，依然以“上诉理由不在日本民法规定的上诉范畴内，不符合上诉条件”为没由有支持对中国受害者的赔偿（出于对受害者总数的恐惧，日本在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诉讼问题上，即便承认责任，也通常会竭力阻止赔偿的承认，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这却是日本官方机关第一次正式认定二战中日本曾经发动细菌战，承认了它造成的伤害和责任，使这段历史第一次进入日本的正史。

1940年，日军731部队的飞机在浙江省衢州市（当时的衢县县城）上空撒下了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开在华细菌战之先河，造成衢州一千六百年文字记载史上从未有过的鼠疫爆发流行，扩散各地。从那以后，用了整整七十年的时间，日本终于为当时的罪行低下了头。

从昂着头到低着头，高度会减掉多少？

不多，大约只有十几公分 -- 但低头的是整个日本国。

这是一个庞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前三的国家。让它低下头颅的，是一个来自浙江的中国女性，她，就是日军在华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的团长，王选。

但是，读“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团长王选”，却读不出那个会为小孩子与母亲的亲昵而流泪的王选。那是一个冷峻得如峭壁的女性。为了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利益，王选在日本打了十年官司，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案件，一切压力在她身上似乎都化为无形，她永远冷静得毫无瑕疵，让对方的律师头痛无比。她整理的证词滴水不漏，组织的证据具体到每个受害者的名单和情况，其准确和专业，连法律专家也不得不赞叹服气。与以前多次中国人在日进行日本战争罪行诉讼的情况相比，王选在十年的官司生涯中，体现出的是异常理智的风格。而这，令整个关注她诉讼的人们刮目相看。无论BBC还是NTT，都在报道中倾力描述细菌战受害者长长的名单，而这个名单，是王选带着她的支持者，在浙江自费一个一个调查出来的。

有一位美籍华人这样和笔者说王选：“在南京发生过大屠杀，在波兰同样发生过大屠杀，所不同的是波兰的每一个遇难者都有户籍，而我们的很多受害者只是一个数字。在东京审判中，我们的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为日军暴行作证时，问一遍是“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问一遍，还是“日军烧杀抢掠，十无恶不作。让法官啼笑皆非。王选用一份名单，就让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在每一次诉讼中，王选都会利用自己娴熟的英语和日语完成海量的文档翻译，内容竟是滴水不漏，三种语言对照找不出一丝破绽。日本法官宣读的，承认日本负有细菌战责任的判词，几乎就是王选申诉书中的原文。运用法律这种武器，就要用法律的规则，单纯的感情在法律的世界里南辕北辙。这一点，王选完全懂得。

一次一次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王选身边的日本友人却越来越多，当笔者在电话中联系王选的时候，她说，正在和两名日本学者在义乌，去会见细菌战的受害者。和日本这个国家打官司，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因为他们觉得，王选说的话，做的事，能够让他们信服。

日本民族是一个崇尚强者的民族，这种“强”并不与“强硬”等同，而是代表着超过自己的强者的含义。

在法庭上，王选就是这样一个强者。

我把那位美籍华人的评价说给她，王选平静地说，秦德纯之所以那样说，是“时代的局限。我父亲就是搞法律的，小的时候家里来的他那些朋友除了法官还是法官。从小受这样的熏陶，我对法律有天生的敏感。”王选对这一点是这样解释的。其实，王选没有说她父亲的全部故事 – 王选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法官，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却又在反右中全家备受冲击。而她的老家在浙江义乌的一个大村子，这个村子几百年前从山东迁居而来，从此扎根在这个地方。那里的人们有着中国传统宗族的亲近。我看到过在海外生活多年的王选给乡亲写的信，抬头就是“培根叔……”。

在这样一个充满坚韧和苦难的家庭中长大的王选，怎么能不冷静理智？但在这样一个所有的人都是亲情的家庭中长大，她又怎会缺乏对普通人那种最纯朴的爱？

王选说她走上诉讼这条路，也是来源于这种最普通的缘由 – 再抗日战争中，正是日军的细菌弹，毁灭了她的家乡。正是因为这次毁灭，这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在战争中始终进行着最顽强的抵抗，而战后，也是几百名乡亲们抱成团，一起来打这起官司。这时候，王选，这位村中走出去的女儿，因为他的外语水平和才能，就成为乡亲们的依靠。

“日本人来了，把我们的村子烧了，所以记忆很沉痛，不是我要打官司，是农民要打官司，委托我们。这样老的根能够发出芽来，这就是生命力。”王选这样谈起那场诉讼，而下一句话让我或许可以猜测她当时的心情，“他们用了一种最残忍的武器，来摧毁一个最古老的文明。”

从此，王选走上了这条诉讼之路，一走，就走了十年。

提到这十年，王选没说过一个“难”字。她说的是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好人，他们不带条件的捐助帮助了讨还公道的诉讼。

可是，她不经意间的话，却足以让我们沉吟。

王选说，我是浙江人，我们浙江人最擅长的就是“惨淡经营”，用最小的资源，做成大事。

实际上，真正有朋友开始伸出仗义的手，是在王选的诉讼已经进行了六年六年之后，那之前，她一直在用自己的工资进行着这件事。

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用六年来信任一个人，也是可以原谅的。而王选，作为一个在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用自己的坚持，让世界明白中国人心底所存的正义与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说，王选在向世界证明着对中国的信心。

王选说，她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直到今天想起来，还会有那时的感动。“我一想到苏武在北海牧羊那样多年，节上的旄毛都掉光了，还在守着他的节，就会忍不住有流泪的冲动。”王选

这个故事叫做“苏武牧羊”。

在中国人中，王选是一个象征，在很多人眼里，她是一名站在中日历史问题前线的斗士。然而，当笔者用这样的话与王选探讨的时候，她的话却让我感到意外。

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为公理而战。

我们的诉讼不是攻击性的，因为我们是受害者，受害者的声音能够让大家听到。人死了回不来，无可挽回。我们要的是记住这些苦难，过去的历史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犯罪应该受到的是惩罚，我们却在要求用和平的方式对话达成相互理解，共同从战争阴影中走出来。

这个诉讼，是中日两国民间的努力，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给日本机会，使他们能用和平的方式对过去做出弥补。

最后的一段话，王选说，她是写在建立义乌和平纪念馆的申请书中的。现在，她一直在忙于这个纪念馆的建设。

当听到王选说“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为公理而战”的时候，笔者曾略有一点吃惊，因为，人们的评价中，这样一个为了中国人的受害二付出的人，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

而略一沉思，这个问题顿时迎刃而解。

王选是一个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感动了整个中国的人，我们被为公理而战的人感动，因为，我们就站在公理的一边。

在日本，仍然有强烈的否定侵略历史的声音，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声音是在时时提醒人们日本曾经的暴行，让日本人不得不低下头来，矮上那十几厘米。

其实他们不明白，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人的墓地前时，低下的何止十几厘米。

但跪下的勃兰特背后，是整个德国民族重新站在人类的中间。

以色列有一个叫做摩萨德的组织，因为在全世界追杀纳粹的余孽而名垂青史，犹太人用了古老的尊称来形容他们中的殉道者，这个尊称翻译成中文就是“义人”。王选所作的，和他们何其相似，只是，王选的手中没有持利剑，而是捧着和平。

用和平的手段，追索迟到的正义，“义人”王选，还将继续为人类的公理而战。

[完]

好了，既然写完，为何又要说“两写王选”呢？因为后来出了些问题，于是，一篇新的文章又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