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程映虹发表于《文化纵横》的2011年4月号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一文指出，自从文革结束之后，“革命”话语被“强国”话语所取代，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中国人认同的基础。在这过程中，一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话语乘虚而入，其特征是以“两黑一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和“炎黄子孙”来定义中国人。许多港台乃至海外歌星的“爱国主义”歌曲中就体现这一特征，如同1980年代的《河殇》以一种反面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特征一样。这样的种族主义话语并不为大陆官方采纳，但近年来在公共空间中有日益流行之势。

程映虹的观察是相当敏锐的，所指出的这一问题的确也应该引起大陆官方注意。但在我看来，其分析有一些弱点：首先，强调本民族血缘的同一性，并不等于强调其高贵乃至优越，不等于贬低其他民族或种族，因此“种族主义”的判断，恐怕下得太快。其次，程没有深入探讨港台歌星在向大陆进行“爱国主义朝贡”的时候，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固然，港台歌星乃至海外歌星与祖国大陆往往只有血缘上的联系，因此会不自觉地放大这一因素。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因素不在于此，而在于沉淀在港台乃至海外华人心中的民族认同模式，其重要来源就是晚清及中华民国盛行的、其激进分支确实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汉民族主义。中国大陆通过进一步的革命批判并超越了这种民族主义，但在未受革命洗礼的港台和海外，旧的民族认同模式仍然持续了下来。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最强有力的思想动员武器，就是皇汉民族主义。同盟会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以满清为“鞑虏”，以汉人为“中华”，对同盟会中人，不论孙文、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还是其他人，都是一样。所谓“驱除鞑虏”，就是把“鞑虏”赶到原来呆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属于清帝国，但不属于汉民族主义者界定的中国，即传统上由汉人居住的十八个省。武昌起义之后民军打出的铁血十八星旗，就集中体现了这种十八省建国的思路。

这种汉民族建国主义迅速在边疆引发连锁反应，西藏与外蒙都掀起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而且所用的理由相当接近：蒙、藏属于大清，但现在汉人是要从大清分离出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相当于和蒙藏分家。蒙藏效忠于大清，却不效忠于汉人建立的中国。这种区分大清和中国的逻辑，在今天听来相当刺耳，但实际上和当时激进汉民族主义的逻辑是一致的。中华民国的建国，之所以抛弃“十八省建国”的道路，最终走向了“五族共和”，与温和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旧官僚的努力有很大关系。立宪派在晚清与革命派的大辩论中，就已经形成了合五族为一体的思路，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皆是中国之国民”，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都反对革命派的“小民族主义”。清廷在“新政”过程中也为消除民族隔离，推进五族平权作了许多工作。辛亥革命爆发后，以江苏巡抚程德全为代表的“反水”的旧官僚因为曾经效忠于大清，恐惧新的秩序对自己不利，因此极力强调民国与大清的连续性，主张“五族共和”。温和革命派自知无能力用武力统一中国，倾向于通过与清廷谈判完成政治过渡。而清室在南方和袁世凯的共同压力下，最终也下诏肯定“五族共和”。这就使得“五族共和”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国共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同盟会—国民党以反满起家，即便在政治口号上认同了“五族共和”，内部仍然保存了强烈的汉民族主义意识。以党魁孙文为例：尽管孙文在1912年1月1日的《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了合五族共建民国的思路，但孙文在同一天发布的《通告海陆军将士文》（《孙中山全集》第三卷，页3）却完全是汉民族主义的基调，称满清为“逆胡”、“异族”，并诉诸“皇汉民族之精神”。 在清帝下诏退位之后，孙文曾经率领南京临时政府文武百官祭拜明孝陵，宣示“驱除鞑虏”成功。孙文的民族政策宣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内有很多次变化，民初曾经北上宣传“五族共和”；但1920年《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又说中国不止五族，应该合各族成为一大民族。1921年《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复称“五族共和”是“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一起”搞出来的东西，认为“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的民族主义”，使其他各民族同化为汉族。孙文于1921年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发表演说时，又反对某些人不讲民族主义，光讲世界主义：“有谓欧洲各国今日已盛倡世界主义，而排斥国家主义，若我犹说民族主义，岂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闭？不知世界主义，我中国实不适用。因中国积弱，主权丧失已久，宜先求富强，使世界各强国皆不敢轻视中国，贱待汉族，方配提倡此主义，否则汉族神明裔胄之资格，必随世界主义埋没以去……”这里又是将中国民族等同为汉族。1924年《民族主义》演讲继承了前几个讲话的基调，进一步否认中国其他民族的地位，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国族”，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又指出，中国应通过联合各宗族，而成为一个民族。

有意思的是，同期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和孙文的讲话精神有很大出入，甚至承认了国内各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结合孙文前面几个关门讲话的精神来看，国民党一大宣言在民族政策上的宣示，很可能只是孙文对苏俄作的策略性让步。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国民党一大对“民族自决权”的承认，也没有形成具有延续性的政策。在蒋介石时代，民族政策从事实上回到了“国族主义”的思路。试以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为例，蒋介石在书中将汉、满、蒙、回、藏各族都称为“宗族”而非“民族”。在蒋看来，中国各民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我们的各宗族，实为同一民族”。这与抗战时期的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语）的气氛是高度契合的。蒋的“宗族论”，也与孙文的《民族主义》演讲遥相呼应。

蒋的民族观遭到了中共的严厉批判。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批评说：“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从今天来看，蒋的“宗族论”，在否认少数民族为民族的同时，其实也否认了汉族为民族，从形式上并不失为平等。但在具体的中国历史叙事中，蒋又以汉族王朝为正统，因而形成实质上的“大汉族主义”。中共从二大以来，一直主张“民族自决”，加之在长征途中对中国的多元民族文化有切身的体会，坚决反对蒋的国族主义道路。但另一方面，长征的经历以及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气氛，也使中共反思过去的“民族自决”的思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的民族政策转向民族区域自治，既考虑到了中国的统一和完整，也考虑到了各民族的平等发展。

通过建国前后的一系列努力，中共超越了国民党主张血缘和文化同一性的国族主义，建构了一种不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它并非诉诸血缘和文化的同一性，而是诉诸各民族在反帝斗争中的共同战斗经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意志，以及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我将它命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当时世界上仍存在其他类型的“政治民族主义”，如美国基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所形成的美国民族主义，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政治民族主义都不强调血缘与文化的同一性，而是强调多元族群在共同的政治事业中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的视野中，国民党的“国族主义”就被命名为“大汉族主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在这种视野下，民族压迫被解释为阶级压迫的体现，因而，民族压迫的问题，最终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得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民族主义”乃至强调血缘的种族主义话语的重新兴起，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话语的衰落有很大关系——当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本身都变得模糊的时候，原来链接各民族的纽带也发生了松动，就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来补充。但后者并不是前者这一现象的全部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统战部门在面对台、港、澳与海外的时候，也并非诉诸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话语。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要对外开放，吸引台、港、澳与海外华人资本，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这些地区的文化给带进来。而这些未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上，仍然保留了民国时代的许多意识。

试以“炎黄子孙”的表述为例子。程映虹批判“炎黄子孙”这样的表述为“种族主义”，但这样的表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1912年孙文撰写了歌颂黄帝的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国民党政府的《国旗歌》首句就是“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国共就合作抗日达成协议之后，于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撰写《祭黄帝文》，前八句为“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国共两党共祭黄帝，标志着双方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一致对外。新世纪以来，国共两党为了宣示合作，也诉诸1937年祭黄帝的先例，形成了一个国民党荣誉主席来大陆参加祭黄仪式的惯例。2011年参加陕西祭黄仪式的是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换而言之，国共两党以对过去的合作记忆为基础实现再次合作，而这种记忆中，就包含了被程映虹认为有“种族主义”之嫌的话语。

至于像侯德健在《龙的传人》中的“两黄一黑”论，在中华民国以及自认为承继了中华民国法统的台湾就根本不是什么惊人之论。蒋介石在大陆搞的是文化民族主义，到了台湾之后，力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对于以反满“种族革命”起家的同盟会—国民党来说，“两黄一黑”论就是其传统的一部分。香港虽不受民国政府直接管辖，但受到民国文化很深的浸润。民国历次战乱，都会导致内地一些富商和权贵移居香港，1946－49年国共内战更是引发了一波汹涌的移民潮。在隔离数十年之后，当门户重新打开，大陆人惊讶地发现，我们的香港同胞身上，原来积淀着许多民国时的思维方式，没有多少变化。

因此，程映虹所指出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大一部分可被归结为“前朝”政治文化的复归。如果程映虹试图对他所说的“种族主义”作系统的批判，就应当对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政治文化作全面的清理。对这一点我们暂先不论，当下最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港台与海外华人歌星们带有民国气味的“爱国主义朝贡”能够赢得大陆的耳朵呢？这恐怕与大陆改革开放之处对于港澳台与海外华人的复杂心态有关系：一方面，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大陆认识到自己的贫穷，人穷志短，穷人很容易觉得自己的文化也缺乏力量；另一方面，在自卑同时，大陆仍然自认为中华文明的母体，希望获得承认与尊重。在这种情况下，港台与海外华人歌星们的“爱国主义朝贡”就满足了这双重心理：一方面，他们来自更富裕地区，更“洋气”，也更“先进”；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谦恭姿态又满足了大陆的自尊心。于是，在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下，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话语就后撤了。只是这种后撤在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同时，也产生一个意外后果，那就是基于文化、血缘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加速复归。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最大问题，倒不在于程映虹所担心的有可能贬低和攻击世界上其他民族，而是难以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今年是辛亥革命纪念一百周年，在肯定这场革命所确立的共和主义原则同时，如何处理曾经深深渗透这场革命、至今阴魂不散的种族主义话语，应当成为我们的重要议题。面对中华民国在话语世界中留下的幽灵，社会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可以无底线地后撤吗？

也许，该到了更新乃至重构中国政治民族主义话语的时候了。(郑本经)

• 你这样表述，俺觉得就比较靠谱了嘛

　　北京时间2011年3月11日下午13时46分（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了里氏9.0级巨震。地震引发海啸，在宫城县沿岸浪头高达10米，继又造成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6级核泄漏。截止至4月7日，地震海啸已经造成12 596人死亡，14 747人失踪，经济损失可能将超过16万亿日元。

　　地震、海啸都是天灾。对于天灾，首先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了解。本文将回答4个有关日本地震的重要问题：1. 为什么日本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地震？2. 日本将来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3. 日本地震对全球（特别是中国）的地震活动有没有影响？4. 地震能不能预报？

为什么日本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地震？

　　地球上差不多天天都会发生地震，一年可多达数百万次，其中有感地震约为5万次左右，而能造成严重灾害的大地震每年平均有10－20次。但是，地震震中的分布并不均匀，而是集中于一些形状狭长的地理区域，这就是所谓“地震带”。前人曾经总结出地球上有3大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地震带、地中海-喜马拉雅地震带和大洋中脊地震带（或叫海岭地震带）。

　　自从以板块构造论为基础的现代大地构造学理论发展起来之后，人们意识到地震（严格地说是构造地震）主要发生在板块边界，不管是古板块边界，还是现在仍然活跃的板块边界。板块边界以外的地震带的成因也都和板块运动有关。

　　以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为例。日本处在4个板块的会合之处，其东面是太平洋板块；南面是菲律宾板块，以前也视为太平洋板块的一部分；西面是亚欧板块（近年来也有人另划出阿穆尔板块等）；北面是鄂霍次克板块，以前视为亚欧板块或北美洲板块的一部分。其中，菲律宾板块一直不断地向亚欧板块下面俯冲，而太平洋板块又一直不断地向鄂霍次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下面俯冲。由于在深度60 km以内的岩石圈中，有巨大的阻力阻碍岩层之间的滑动，因此这种俯冲产生的应力会不断积累，直到超过岩石的承受能力后，才会使岩层之间突然错动，释放能量，形成地震。由于太平洋板块（及其东南面的纳斯卡板块）的俯冲力量非常大，在全球板块中首屈一指，由此便造成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活动性极强，所释放的能量约占全世界地震释放能量的80%。而处在环太平洋地震带西北段的日本也就成为世界上受地震危害最烈的国家。

　　中国面积广大，地质条件极为复杂。从广义上来说，中国处在欧亚板块的东南隅，两面分别受到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的夹击，因此地震活动也很频繁。但是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中国陆地至少是由37个地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板块拼合而成的，这些板块之间的很多边界今天已经不再活动，但也有一些边界至今仍然有较剧烈的活动。这些至今仍有活动的古板块边界造成中国国内有多达20多条的地震带，使地震活动几乎遍及每一个省区。但是，众多的地震带也分散了因板块运动（主要是印度板块的向北俯冲）积聚的能量，使其中单独一条地震带中地震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不会太高。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大陆是一个完整的块体，那么其内部就很少地震，但所有的能量都将集中在喜马拉雅地震带释放，那里势必将成为和日本一样的极猛烈的地震带。

日本将来会不会再次发生大地震？

　　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人们很自然会问，它会不会引发下一次大地震的发生？特别地，它会不会引发日本再次发生大地震？

　　上面已经说到日本处在4个板块的会合之处。其中，太平洋板块和鄂霍次克板块的交界叫做日本海沟俯冲带；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叫做伊豆-小笠原俯冲带；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则叫做琉球俯冲带，它的北段又被细分为“南海断层”“东南海断层”和“东海断层”三段。在“东海断层”和日本海沟俯冲带之间，还有一小段板块边界是鄂霍次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直接接触之处，这就是关东断层。

　　由于日本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大）阪神（户）、名古屋、静冈、东京一带，这些地区也是日本的经济中心，而它们分别位于南海、东南海、东海、关东断层附近，因此在这4段断层上发生的南海地震、东南海地震、东海地震和关东地震要比这次发生在日本海沟俯冲带上的“东北地震”为害更烈。日本人对它们也更为担心。

　　根据历史纪录，南海、东南海、东海地震大约有100－150年的复发周期（也就是地应力积聚和释放的周期），其震级在7.9－8.5级之间，而且常常发生所谓“南海·东南海·东海连动型地震”，即要么在其中一个地段发生大地震之后，3年之内在另两个地段也会发生大地震，要么其中两个相邻的地段或三个地段的断层同时破裂，同时发生大地震。例如，1707年10月28日的宝永地震就是三个地段的断层同时破裂，震级据推测高达8.4－8.6级，是这次的9.0级地震之前日本记载的最大地震，震后49天富士山喷发（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喷发），在侧面形成了宝永火山口。大约150年后的1854年又发生安政地震，先是于12月23日在东海和东南海段发生“安政东海地震”，32小时后又在南海段发生“安政南海地震”，两次地震震级据推测均为8.4级。

　　安政地震之后，1944年12月7日发生了7.9级（推测）的“昭和东南海地震”，两年之后的1946年12月21日，又发生了8.0级的“昭和南海地震”。然而，这一回东海断层却没有连动反应。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担心东海地震即将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了。

　　至于关东地震，发生的频次较低（周期大约为200年），震级相对也较低，其发生相对南海、东南海和东海地震来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因为靠近东京，一旦发生，危害也是极为巨大的。例如1923年9月1日8.1级（推测）的关东大地震造成了10.5万人死亡或失踪，是日本历史上死亡失踪人数最多的地震。

　　至于发生在日本海沟俯冲带上的地震，和前述发生在琉球俯冲带上的地震是不是有什么相关性，答案就很不明确了。我们只能确定这次的9.0级地震肯定会对琉球俯冲带北段的地质环境造成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加剧了东海地震的发生概率，还是减少了其发生概率，以目前的地质学知识尚无法回答。不管怎么说，已经将近160年没有发生大地震的东海地区在近十几年内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人们对此不能掉以轻心。

日本地震对全球地震活动有没有影响？

　　以上谈的是这次日本地震对其国内地震活动的影响。那么它对日本以外的地震活动有没有影响呢？

　　先说环太平洋地区。根据所处板块边界的不同，环太平洋地震带可以划分成很多段。例如从阿留申群岛到加拿大太平洋沿岸这一段位于太平洋板块俯冲于北美洲板块的俯冲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海岸主要位于圣安德烈斯断层带，而智利位于纳斯卡板块俯冲于南美洲板块的俯冲带。不同的地震带不仅位于不同的板块边界，而且往往具有很不一样的活动机理，比如圣安德烈斯断层带就很特殊，它是水平错动的“转换断层”，而不是俯冲型断层带。因此，这些地震带之间不太可能有什么明显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地质学界也有人否认这一点）。

　　退一步讲，即使这些地震带的活动之间有什么相互关系，考虑到人类详细记录地震数据的历史只有100多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也不可能获得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样本来进行相关性分析，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我们仍然是无法明确了解其相互关系的。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要判断两个地震带的地震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要看这两个地震带是不是处于同一个构造体系之中、受同样的构造运动的影响。日本的南海、东南海、东海断层不仅在地域上紧密相邻，而且共同位于琉球俯冲带之中，所以其地震活动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日本地震带和美国西海岸地震带、智利地震带不仅处于不同的构造体系中，在地理距离上也相隔遥远，它们之间的地震活动就体现不出明显的相关性了。

　　那么，日本地震对中国的地震有没有影响呢？这同样要看日本地震带和中国的地震带是不是处于同一个构造体系之中。目前有观点认为，中国东部北起黑龙江，南经吉林、辽宁、渤海、山东、江苏北部、安徽直到湖北武穴的郯（城）庐（江）断层带，和日本的几条俯冲带的活动有相关性，因此郯庐地震带上的地震活动和日本地震带上的地震活动也有相关性。有些学者已经做了这种相关性分析，得出了肯定性的结果。由于郯庐地震带的中段经过强度很大的岩体，可以积聚很大的应力，但一旦承受不住而断裂，就会造成和汶川地震一样的无前震的巨大地震（如1668年7月25日发生的莒县-郯城大地震，震级推测为8.25级，是中国东部已知震级最高的地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然而，同样由于取样的时间段太短，加上缺乏完善的区域地质模型的支持，这些研究仍然是十分初步的、未必可信的。总之，以目前的认识水平，我们至多是可以初步确定哪些地震带相对于其他地震带来说更危险一些，但究竟会危险到什么程度则无法判断。

地震能不能预报？

　　由此自然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地震能不能预报？

　　地震预报的目标是给出未来将要发生的地震的三要素：时间、地点和震级。根据时间尺度的不同，可以把地震预报分为四个层次，即长期预报（几年至几十年）、中期预报（几个月至几年）、短期预报（几天至几个月）和临震预报（几天内）。通过日本、美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几十年来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后得出的实践教训，目前地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短临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的合称）是不可能的，中长期预报虽然准确性较高，但精确性却不高，因此虽然对一个地方的中长期建设规划有指导性，但对于很多具体的生产生活却缺乏价值。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地震在本质上就是不可预报的。

　　正因为如此，在今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就用“提高地震监测分析能力”取代了此前的“地震监测预报”，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学者却反对这一更动，要求国家继续花钱资助已经被打入另类的地震短临预报，这就很难说是纯粹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更像是利益之争了。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不光不能准确预报地震，还不能准确预报“不地震”。比如在2008年4月，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大城市活动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在耗资5亿元、历时近4年之后完成。该项目评估了全国21个大城市的近130条断层，其中只有26条定性为能够引发地震的“活动断层”，这等于就是宣告了其他断层的“不地震”。对此，加拿大籍华人地质学家嵇少丞嘲讽道：“现在断层被判‘死刑’，原先不能被建筑商开发盖楼的大片土地，又可以上市拍卖了。”就在该项目完成之后一个月，四川汶川就发生了8.0级大地震，发生地震的龙门山断层恰恰被该项目评价为一条不活动断层。像这样的罔顾学界基本常识的项目，理应和地震短临预报一样，受到具有实证精神的学者的批判。

日本此次大地震的最显著后果，不是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直接破坏，而是福岛第一核电站被海啸摧毁后的核泄漏“长期化”。日本是个缺少能源资源的国家，却是2010年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历史上，能源瓶颈一直是困扰日本发展路径的最大问题之一，这个国家为了能源可能做出选择经常是惊人的：1941年日本不惜拿整个国家的前途做赌注冒险偷袭珍珠港，目的也就是为了印尼的石油。此次大地震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泄漏，使日本面临“有史以来最大危机”（菅直人语）。在灾后重建需要能源供给的时候，福岛第一核电站却不得不采取封堆措施，这显然会导致一连串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后果。日本地震将对全球能源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地震前日本约26%的发电量来自核电。核电在日本的能源结构占有特殊位置，2007年3月的日本《能源基本计划》中，确立了“核能立国计划”，计划到2030年将核电占比增加到30%到40%。“核能立国”其实是日本长期战略选择的结果：由于长期以来日本石油进口量中80%-990%都来自中东，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对日本的打击就比欧美更为严重。大力发展核电其实是对石油、煤炭过于依赖进口的反思结果。

日本难以放弃核电

不过这次地震可以说结结实实给“核能立国”的日本能源战略打了一闷棍。不仅福岛第一核电站六台机组将全部被封堆，日本多座核电站此前就曾长期篡改安全数据甚至瞒报事故的劣迹也被曝光，日本的核电政策本身也由此受到质疑。由于美国在三哩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核电发展曾长期停滞，因此近日多有分析认为日本也可能将改变核能立国的政策取向，转而寻求可替代的能源发展方向。

而我打算做出这样一个判断：日本只可能短期放缓核电计划，震后危机时期一过，日本会变本加厉地发展核电。下面将在对日本地震对全球能源格局造成何种影响的分析中论证这一判断。

日本地震对能源格局的影响可以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来分析：短期，一年到两年时间内的影响；中期，短期之后到五年之内这段时间的影响；长期，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影响。

短期而言，由于核泄漏造成的巨大舆论压力及多台核电机组封堆或停机的影响，日本势必会提出替代性的能源计划。替代性的计划只能从比较现实的角度去考虑，虽然现在“清洁能源”的概念很热门，但日本实际上不存在用清洁能源填补核电“缺口”的可能性。道理在于：日本仅有的较为丰富的能源资源是水利，但目前日本大中型水电站的站址已开发完毕，没有进一步开发空间。地热能虽然日本也比较丰富，但开发成本较高。至于光伏、风能、生物质能，甚至在二三十年内都不具备成为能源结构中主要组成部分的可能性。

灾后重建将拉高能源价格

因此，日本震后重建能够依赖的只能是石油和煤炭，短期内可能大力增加的是天然气消费量。

日本有大量的石油储备，震前日本的国家原油储备量为91天，规定量为5100万千升，分别储存在日本10个国有储备基地（储备量约3427万千升）和18个民间储备基地中（储备量1660万千升）。此外，日本另有民间储备量76天约4011万千升。这些石油储备量可以起到国际油价快速上涨情况下的价格“防波堤”作用。不过，日本地震仍将成为推高国际油价的重要因素。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及利比亚问题等因素，4月初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已分别涨至108美元和122美元上方。日本野村证券曾在年初预计2011年内国际油价可能将涨至220美元，这是震前的预计，如果按此预计，加上日本震后重建及中东危机可能长期化甚至扩大化因素，以及国际货币因素，国际油价可能出现的高位还应上调。

国际油价上涨日本只能是被动承受者。因此如果不堪重负，不排除日本会整合现有的“日本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等几家并不强大的石油公司的力量，参与海外石油权益争夺的可能性，不过这种可能性不会太大。

除了油价，煤价也在暴涨。年初占到国际煤炭出口量四分之一以上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等州发生大洪水，造成国际煤炭价格持续上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Energy Statistics of OECD Countries 2010”提供的数据，2009年日本煤电约占总发电量的25%。在核电机组关停的情况下，日本向印尼、澳大利亚等国增加购买煤炭可能进一步推高国际煤价。

天然气是日本能源结构中另一重头，日本有二十多座天然气发电厂，并且跟澳大利亚签有每年进口400万吨LNG（液化天然气）的长期协议。日本增加天然气进口量可能会对国际天然气贸易格局产生影响。天然气价格的特殊性在于，尚未形成国际石油交易那样的期货交易体系和基准定价制度，而大部分常规储量又被俄罗斯和中亚所控制，因此俄罗斯虎视眈眈意欲在争夺国际天然气定价权方面有一番作为。2004年之前中日之间曾有俄罗斯输气管道的“安大线”与“安纳线”之争，后来随着中俄就输油管道达成协议及俄罗斯因北方四岛等问题否决日本希望的“安纳线”而告一段落。不过如果震后形势迫使日本不得不向俄罗斯寻求增加天然气供给的话，相关政策博弈可能再度浮出水面。

带动国际关系格局变化

中期而言，日本不具有更多依赖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能力，或者说日本承受不起“弃核”的成本，因为日本经济已经不是1970年代之前的那个日本经济了。所以，“弃核”转而依赖石油、煤炭、天然气，只能是短期行为。

“弃核”成本一方面是要更多面对国际石油、煤炭、天然气价格的起伏，这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控因素，另一方面，重大的地缘政治考量也是日本不可能“弃核”的原因。

21世纪以来，日本能源外交的重点逐渐转向中亚。

2007年4月，时任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率领200多人的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战略性开发援助”协议，从哈萨克斯坦获得了长期铀矿权益。其中，日本伊藤忠商社与哈萨克国营核能公司Kazatomprom签订了长达10年，总共3000吨浓缩铀的购货协议。

2011年2月，日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与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鲁斯塔姆·阿齐莫夫达成铀矿、稀土等矿产资源开发协议，伊藤忠商社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纳沃伊矿山冶金联合体签订了长达10年的金属铀采购合同，据称其内容为，未来10年，伊藤忠商社将每年自乌购买500-1000吨金属铀。

此外，日本2009年还曾与俄罗斯达成铀矿合作开发协议。这些长期铀矿合作协议，既是日本实现“核能立国”中长期目标的基础，也是日本不能违约的合同。日本不可能放弃这些合同，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弃核”。

日本不会弃核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实际上将来新建的核反应堆都会是安全性能很好的三代推甚至有些会是四代堆，是不会出现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二号堆所发生的问题的。在西方这样传统上民间社团参与政策能力很强的社会，部分社会组织和政党反核是能够阻碍整个国家核电发展计划的，而在日本这样的社会，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日本的核泄漏到真有可能成为欧洲甚至美国核电发展计划的阻碍。近年来欧洲绿党影响政策的能力日益增加，造成欧洲未来核能发展进程的推迟不是没有可能。那样的话，日本圈占更多全球铀矿权益，借此实现进入中亚、增加天然气“话语权”的野心反而更容易实现。

长期而言，震后能源短缺会刺激日本加速实施海洋扩张计划，造成周边形势，特别是与中国摩擦加深。

日本是个本土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因此日本拿海洋当战略纵深来开发。日本之所以长期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异常顽固，就是因为涉及以钓鱼岛为基点可划出的18万平方公里中日争议海域中，有潜在的巨大油气资源储量。此外，日本还宣布在冲绳海槽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储量，其规模巨大到将来甚至可能使日本从能源进口国变身能源出口国。虽然可燃冰资源实现商业化开发可能还需20年，但的确是一种比较确定的前景。

当前全球能源大格局中最重大的趋势性变化就是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开采技术成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必将使美国这样的能源进口“大户”20年内变成能源自给国家甚至能源出口国。可燃冰也是非常规天然气的一种，日本也有可能在20后凭借可燃冰实现能源自给。

能够肯定的是，非常规天然气、四代核反应堆等技术上的重大变化加上中东危机、日本地震这样的不确定性冲击，必将造成能源乃至货币格局的重大变革，带来一个变动不安的世界。

地震恐怕是最让人类心惊胆战而又束手无策的自然灾害。作为一个缺乏纵深的岛国，日本很不幸地处于几大地质板块结合部，深受地震之害。在日本，频繁的地震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难以想像的无奈情形。如今，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不仅是国家的义务，更成为区域和世界集体安全体系的责任。因此，日本的震灾救援，也关系到东亚的稳定和发展。但东日本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暴露出相应合作机制的缺失。笔者认为，中国应当推动建立在东亚地区建立区域性的应急救灾联合响应机制，在作为东亚首要大国担当相应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促进区域整合、共同发展。

一、日本救灾能力的缺失

由于饱受地震之苦，日本在地震科研和防震实践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成效显著。比如，日本房屋抗震标准极高，国民训练有素，能较从容地应对地震，提供有一定警示作用的“紧急地震速报”，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在大地的磅礴蛮力面前效果有限，遇上海啸等次生灾害更是无能为力。至于核泄漏、化学品污染等震灾可能导致的工业社会危机，更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应对能力。震后的灾民救济和社会重建，牵涉到规模庞大的物资运输、存储、分配，人员安置，以及各种人财物力的协调，绝非个人或个别团体所能胜任。高效、有力的政府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最好的救灾成绩。

然而日本政府和日本社会在这次震灾中表现如何呢？震后，日本灾区和附近地区都保持了较好的秩序，人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社会上也没有发生大的骚乱。这和几年前遭受卡特琳娜飓风袭击的美国新奥尔良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肯定。但受灾地区的稳定主要应归功于平时的防震教育，以及注重纪律的文化和坚韧、自制的国民性，而不是救援工作。人们的克制有助于救援的进行，但从根本上说，政府的积极行动才是关键。从震后各国媒体报道来看，日本在政府或者说国家层面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数十万受灾群众挤在避难所内，却得不到足够的粮食、饮水和御寒衣物，以至于数十位灾民冻饿而死。

出现这种悲惨局面，有多个原因。其一，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受到地震破坏，交通不畅；其二，燃油不足，救灾物资不能及时送到灾区；其三，食品毛毯等救灾物资本身也严重缺乏。但有媒体质疑，电视台的采访车都能赶到灾区拍摄采访，为何救灾车队却无法抵达？就算地面交通工具无法抵达，为何不使用直升机空投救援物资？另据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表示，日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所以没有要求大量援助。但一方面没有充分储备救灾所需的各类物资，另一方面却又竭力维护所谓经济大国的颜面，不向国际社会求援（最后还是不得不请求中韩等国提供大量燃油），预防不周在先，虚荣失时于后，导致平民的许多生命财产在迟缓之中化为泡影。甚至在震灾发生半个多月、道路交通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仍无法建立顺畅的运输线，竟把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的责任推到提供物资的各国头上，招来国内外媒体的批评。至于在本该便宜行事、一切从权的救灾行动中恪守迂腐教条，如要求“毛毯尺寸必须是80厘米见方”，致使饥寒交迫的灾民迟迟得不到各国捐赠的物资，更是不一而足。

福岛核危机则是日本政府无能、国家乏力的集中体现。首先，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政府仍然放手让东京电力公司应对，以至于连续发生处置失当，四个机组先后爆炸。东京电力行事不以国家安全为首要出发点，一心想保住核电站和公司形象，既没有果断排放水蒸汽，也没有第一时间用海水灌注反应堆，及至情况不妙，又惊慌失措，企图让员工全部撤离现场。等到日本政府合并东电对策本部，为时已晚。其次，抢险力量缺乏协调。装备更先进、也受过相应训练的消防队没及时上阵，冲在前面的自卫队既无经验也不熟悉电站情况，最后抗命不遵成为众矢之的，军威重挫。最后，信息发布混乱，错误频繁，不仅引发国民恐慌，更引起世界各国强烈不满。

缺乏执政经验的民主党，显然要为救灾不力承担相当大的责任。但是否换成自民党或者别的政党——在民主体制下，这似乎是唯一的问责结果——就能解决问题呢？至少，救灾中暴露出的一些结构性弊病，由来已久，并不是政府换一套班子就会烟消云散。日本行政体系的决策层与执行层分离，最高层的首相和大臣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而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形公务员系统，却雷打不动。不难想到，这些具体负责实施的中下层官僚，才是政策成败的关键。他们不缺循规蹈矩、恪尽职守的作风，但要他们在救灾这种关键时刻奋勇作为，就只能是一种奢望了。与此同时，东京电力这种大型垄断企业也让日本政府无可奈何。东电勾结官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商利益集团，同时花费大量资金在媒体投放广告粉饰太平，所以虽然在其核电经营历史上劣迹斑斑，却从未遭到真正的清算。东电的嚣张，正是日本财阀政治的生动体现。任何一个政党上台，都不可能轻易改变这种模式。至于说日本政坛乌烟瘴气、首相更迭频繁，那只不过是社会老龄化加剧、经济持续疲软大背景下各党都无所作为的一种表现罢了。

二、谁来救援日本？

这次地震虽然造成巨大破坏，但还并不是那把让日本人担忧已久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何时来临的东海大地震（参见本期刘夙文），让人们无法消除内心的恐慌。“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张爱玲笔下的乱世，对日本人却是宿命。日本文化的“物哀”特征，以及日本历史上多次向大陆扩张的尝试，一定程度上都源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社会应当更积极地协助日本抗击震灾，以实际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问题是，谁来承担救援日本的重任？

作为日本盟友、国力最强的美国似乎是首选。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久，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迫不及待地表示，由于美军应日本政府邀请，派出航母参与救灾，日本人对驻日美军的态度可能发生积极变化，普天间基地纠纷也可望得到妥善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前往仙台附近海域展开地震救援活动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仅仅因为舰载直升机机组人员受到了微量核辐射，便辟易远避，逃之夭夭。固然美军在清理仙台机场和使用大型运输机运送救灾物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美军参与救灾仍有较大的局限性。美国在日驻军的基本职能是钳制中国并监视日本，既没有受过抗震救灾的专业训练，其物资储备也以满足军需为本。据报道，往来于东京和仙台运输救灾物资的C-17运输机，装载的物资是美国基督教团体从全球募捐的毛毯和卫生用品，这也侧面证实驻日美军本身并未储备救灾物资。

而且，美军再怎么给力，美国本土还是远隔重洋。从日本列岛到北美大陆，美国掌控的诸多岛屿，除夏威夷这样的旅游胜地外，多作为军事基地，服务于美国的大洋战略。例如，储备了巨量航空燃油和武器弹药、最近仍在扩建的关岛基地。东亚美军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救灾的职责，也不太可能参与常态化的救灾机制。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学者胡珀由救灾行动放眼未来的时候，担心中国两栖舰队的发展可能会使日本人在遭遇下一次危机时把目光投向中国。这并非杞人忧天。对于灾害不断的日本来说，中国恐怕是一个更好的救世主，尽管很少有人愿意坦承这一点。中日两国距离很近，而中国也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在抢险救灾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在物资储备、交通运输、人员调动、机构协调、工程技术、应急机制等多个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或独到之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在救灾方面的卓越表现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让中国的救灾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日本人民完全可以得到更好的救助。鉴于华侨是在日外国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出于对本国公民的责任，中国协助日本救灾的意愿也更强烈。最后，中国在飞机和船舶制造方面的长足进步，使其援助日本这个海岛国家的能力有所保障。

三、理念与机制

目前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这种期待背道而驰。日本接受了中国的燃油、食品和救援队，彬彬有礼地表达了谢意，但将中国海军的医疗船拒之门外。3月27日，日本驱逐舰在东海油气田附近遭中国直升机警告。4月6日，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又首次公布专门分析中国军情的报告，明确主张日本政府提高警惕。这些事件让我们不断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诸多现实矛盾，使得联合救灾所必需的互信十分薄弱。

联合救灾需要解决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医疗队和搜救队在异国土地上，如何才能克服语言障碍、习俗差异，充分发挥救援能力？但最关键的阻碍，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军事力量的使用。解放军固然训练有素，在以往的抢险救灾中表现出色，但突然间深入日本海域甚至国土，无疑会引起日本乃至美国的疑虑。反之，如果日本试图调动自卫队力量协助中国救灾，后者大概也难以接受。联合救灾意味着短时间内的多层面深度合作，这和日美之间的联盟关系有相当大的冲突。其二是社会各界反应。颇以“先进国”自豪的日本民众，是否乐于接受中国的援助，反对党会不会就此大做文章，这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领土纠纷悬而未决，情绪上不能接受耗费相当人财物力的联合救灾，也不足为奇。

对此，笔者认为中日两国都应从宏观、长远的战略角度来看待联合救灾。两国同在儒家文化圈，都深受儒家伦理观念影响，而儒家的核心理念“仁”，正是以对生命的关怀为本，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和亲爱。“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联合救灾之所以值得为之努力，就是因为能够直接帮助生命遭受威胁的人们抗争不仁之天地，弘扬人道。仁者爱人，不仅应当是我们的道德实践，而且也应当作为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基本信念。如果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是联合救灾的阻碍，那为什么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以联合救灾为解开心结的契机呢？

只要在理念和志向上取得基本的共识，接下来的工作再怎么繁杂困难，也是技术性的，而相应机制的建立大可循序渐进。比如，首先由各国红十字会磋商，探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合作。在此基础上，东亚各国政府可以派出级别对等的官员，通过商谈，明确救灾时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应怎样做，为救灾预备好沟通机制、合作方式、行为准则，并签署相关协议，为合作奠定法理基础。平时还可以组织联合救援演习，不断磨合，互相学习，增进互信。从中日两次震灾救援的经验来看，联合救灾至少能在救灾物资、交通运输、救援人员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如能借此机会加强军事互信，还可尝试引入中国调动军队救灾的成功经验，建立以救灾为使命的东亚快速反应部队。一旦灾难发生，国内政府积极应对的同时，负责联合救灾的各国官员依协议通力合作，使国际援助发挥最佳效果。东亚各国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乃至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已经酝酿多时，因而联合救灾机制可以说是具有特定重要作用的辅助机制，可以在区域整合的过程中穿针引线。即便起初只是小规模、浅层次的合作，运作起来之后，就可以渐次扩大，不惟有助于救灾，更可促进东亚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好，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