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家园 双石兄觉得邱会作的回忆录可信吗？对徐向前很说了些坏话。 家园 有些还是可信的吧 这些所谓回忆录，里面有很多是回忆，也有些是根据档案材料、文史资料甚至别人的回忆录，由写作班子整理出来的。有些还是可信的，但不可避免的有主观感情掺在里面。比如李聚奎不服邱会作接任了后勤部长，两人矛盾很大，李一直在总政那里告邱的状。看了邱的回忆录，他在文革中除了想方设法稳定军队，就是和江青一伙做坚决的斗争了，而徐帅一开始则是倒向中央文革的。
家园 只要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其实结论不会有什么不同 其实问题是明摆着的，只要不是心里有疙瘩，都会做出相同的结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上折腾来折腾去，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败涂地，如果不是中央又有了一块根据地，TG也就真成了太平天国第二了。说句难听话，毛和周就算TG彻底失败也可以在国府当个闲职，徐只怕会是石达开那般。
家园 马上上演的《惊沙》和双石兄的文章有关吗？还是巧合。 西路军怎么也是比较冷门的话题，突然这么隆重推出一部电影大片，比较出乎意料。
对《西风烈》还是印象很深刻的。
家园 双石的照例先花再推再藏再看 家园 谢谢您做的考证工作 这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家园 【旧文】“密电”事件的两个间接佐证 “密电”事件的两个间接佐证双石
长征中有个著名的“密电事件”。
因为缺乏最直接的物证（如密电原文底稿），且有关当事人均已作古，故而对于是否存在这个“密电”，史学界一直就存在着许多议论，迄今也未能取得定论。
笔者认为，这个“密电”存在的可能性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虽然迄今仍未能发现这封“密电”的原文，但却有另外一份原始文献，或可对“密电是否存在”的问题，起到一定的间接佐证作用。
这是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当时在阿坝地区）给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当时驻马尔康、卓克基地区）的一封电报，发自“密电事件”的前一天——9月8日。电报中，张国焘称“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
当时军委纵队与中央一起随右路军北进，此间正在巴西、阿西茸地区集结，准备北进。他们要从巴西、阿西茸地区“移到马尔康待命”，至少需10日以上行程，而且其间要再次穿越草地，再次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
由此可见，在9月9日“密电事件”之前，“张主席”就已经在偷偷地挖中央的墙脚了。
当然，对于军委纵队是否会遵命南返，他也没有把握——毕竟军委纵队是与中央在一起，故而才有“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由此也可见，这个时候，“张主席”已有挟持中央南下的意图。如此，一天后发出的“密电”，也就有其存在的可能性了——甚至有理由判定这是在提前部署“密电”所言“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后续事宜。
徐向前元帅生前曾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密电”，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在当时“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的红军中，政治委员能看的电报，同级军事指挥员未必能看到。比如“张主席”的这份电报，就是指名发给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而不是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的。
另外，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又曾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的傅钟生前曾写过一段回忆文字《西北局的光荣使命》，文中特别谈及，当时任西北局副书记的任弼时曾经特许他看过红军总部的“所有电报”——“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据傅回忆，他在看过电报了解到了此前他有所不知的有关情况后，任弼时与他曾有过一次谈话——
……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
任弼时在谈话中所言“党内斗争”，会不会一种特指：就是针对“密电”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而言？——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否则任的这番话就显得很突兀且没头没脑。如此，任的这段话，或可为“密电存在”一方提供有利的佐证？
但是，由于不能完全排除任的这段话中的“党内斗争”确属一种泛指的可能性，所以这个间接佐证仍带有很明显的“不确定性”，也很难对“密电”是否存在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确证”的作用，而只能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了。
附件一：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①的电令
（1935年9月8日）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②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③蔡树藩④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注释①詹才芳，时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
②梭磨，地名，位于卓克基与马塘（或今刷马路口）之间，或指的是流经此间的梭磨河。
③当时军委纵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与中央一起随右路军行动，此间正驻巴西、阿西茸地区，另一部分为红军总部，当时与朱、张一起，驻阿坝地区。
④蔡树藩，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率军委纵队（不含红军总部）驻巴西地区。
——《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附件二：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节录）……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诸如，中央对徐向前不信任呀，要让陈赓来改造四方面军呀，等等，但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九月十一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二指宽、四寸长的纸条，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十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
待到过了板阳，十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不懂这个道理也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胡喊的，混乱极了！错误也罢，罪恶也罢，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己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十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妮？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布尔什维克的实事求是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7～第7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家园 今天在书店看到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 这本书里面在西路军问题上尽管还是受到晋帅的的影响，但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张老四在分兵前和一方面军的电报往来朱刘两帅都没有看到，所以他们对分兵的原因也是被蒙在鼓里。二是张老四的那次煽动大会是把之前仅限于高层之间的往来交流矛盾突然向中基层公布，在剪头去尾的情况下很容易误导。
ps：当时四方面军的跋扈有一个细节可见一斑，陈赓大将在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都工作过，当他被派去四方面军做工作时张老四问他两个方面军的优缺点，陈回答四方面军能打仗，但群众纪律和政治工作偏弱，张老四很不高兴，竟打算杀掉他，周公为保住他把他调回了一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