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家园 以罪过而论 守城一方：3-5月搜购郊区粮食，是第一条罪过（但不是很大，毕竟也给了点钱，也不至于死人）
7月骗老百姓出城（此外贿赂一下也可以出城）是第二条罪过（也不算大）
7月底城中粮尽，八月一日驱逐老百姓出城这是第三条罪过（这个罪过挺大，多数市民想出去活命，但有一部分老百姓并不想出城，就被强制驱逐，更何况城外散兵游勇打劫市民，郑洞国也无法约束，促使被围城部队哨卡挡回的市民迅速死亡）
8、9月间搜抢城中老百姓粮食，尤以60军52师为甚（这点罪过极大，属于百姓口中夺食）
围城方：8月中上旬不开卡口，之后少量开放慢慢甄别，9月11日才大放卡口这中间一个半月市民在“真空地带”冻饿而死围城方也有罪过。
家园 朝鲜战争一起，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国军就high了 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湖南沅陵，解放军开了个军政学习班，安排原起义军政人员学习。朝鲜战争一起，原军政人员情绪就不稳定了。有的后悔交枪交早了，有的又和山里的土匪勾起来，还有的拿了台湾的委任状。关键时刻，学习班里的一个原军统站长向政府报告了“学员们”的叛乱计划。政府当机立段，把训练班上200多人，分批点名提出，集体枪毙，只留下原军统站长和暂二军副军长石玉湘等人。
家园 【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下） 6．“人性”辨析李嵩第三次痛哭时，脑袋里已装满了国民党的“正统”观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兵谏，扣押了蒋介石。消息传来，李嵩似万箭穿心，悲愤交加，止不住的泪水顺着掩面的手指怆然雨下。
他痛苦万分：领袖被扣，会落在共产党手里，定无生还希望！
他绝望异常：领袖蒙难，中国必将四分五裂，亡国无日！
李嵩的三次痛哭，虽然为了截然不同的对象，但鲜明地表现了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人生道义责任。肩扛着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人生重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有着中国男子汉阳刚血性和中国军人救亡图存抱负的李嵩，义无反顾地投身炮火连天横尸遍野的抗日救国战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任第74军58师347团3营中校营长的李嵩经历了他称之为“一生最痛快的时刻”——奉命开赴上海前线，参加进攻大小川沙战斗。
同年12月，李嵩升任第58师344团上校团长，随即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李嵩所在部队被歼殆尽，李嵩死里逃生。不久，李嵩调任经补充重建的第347团上校团长，又参加了徐州会战、九江战役。1939年7月，国民党军队在建制调整中废除旅级编制，第347团改称第174团，李嵩仍任团长，之后于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2月，李嵩升任第58师上校“步兵指挥官”后，同年3月参加了上高会战，同年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11月参加常德会战。
1944年5月李嵩调升第100军第19师少将副师长后，又参加了1944年5月的长衡会战和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
时下，中国大陆影视界和文学界对国民党军人的描述，多打着“揭示人性”的旗号，想当然地简单推理，从“人格丑化”跳到“政治美化”的另一极端。显然，这依然没有跳出“不是好人就是坏蛋”的脸谱化思维泥淖。其实，国民党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官佐腐败，也不是将帅无能，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维护并加剧了延续千年的阶级压迫制度。这是打开国民党官兵人生谜团的钥匙。
“人性”是具体的。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的“人性”，不应沉溺于“贵人”的恩怨得失和文人的自我感受，用精英主义视角去解读，应该放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用草根大众的利益去解析。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李嵩，确有令人尊敬的“救亡图存”人生抱负以及为之出生入死的抗战经历，但这又基于特定的社会基础。
与少年毛泽东反感父亲剥削长工、思索为什么没有写普通农民的书不同，同出身湖南小康之家的少年李嵩，认同的是父亲挣扎于现实生活所体现的等级秩序及人权差距。父亲在儿子身上寄托的生活理想，有着延续千年的社会根基和思想渊源。
李嵩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据查，李嵩担任暂编第52师师长后，仅“特账”收入，就为其提供了可以任意开支的数额不菲的财富。
李嵩的“特账”不分公私，其占半数以上收入来源于“吃空”，即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1948年1月，纳入李嵩师长“特账”的“空额”至少有142名，其中在由吉林警务处部队改编的所属第2团和第3团分别“吃”到52名和12名，在其直接掌控的师直属辎重营“吃”到78名。所属第1团的老底子是原东北保安部队，李嵩虽然已在该团安插了一些从第19旅带来的骨干，但在彻底掌控之前，这个团的空额是不便“吃”的。
李嵩“特账”的资金来源，除了从下属团队收上来“空额”兵饷和粮代金等经费外，还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带到暂编第52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这其中的“购买大车剩余款”和“购马剩余款”，很可能是1948年3月该师从吉林撤往长春途中抢劫老百姓的牲口和大车卖的钱。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除此之外，“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等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李嵩的“犒赏费”，“犒赏”到李嵩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与当年毛泽东旗帜下的人民军队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 ，通过实行官兵一致将精英阶层的利益向下压缩，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将士兵阶层的权力向上提升不同，国民党将佐为了维护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在本集团相同或相近阶层的圈子里，是很“讲人情”的。维系“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靠“倒金字塔”式的利益结构。各级带兵长官“讲人情”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吃独食”。所以，“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以“车马费”、“特支费”等名目，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不带兵、没有经济权的军官，上级、本级、下级都有。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这种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随意支配，不仅强化了长官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还以“仗义”的面目，强化了将佐阶层内部的“忠义道德”。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博弈论定理——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了。
国民党将佐阶层遵循“帕累托定律”对士兵阶层利益的“损害”，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大量引用美国国务院档案后，多有记述：“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抗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甚至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基于官兵切身利益的对抗性分离，国民党军队要驱使广大士兵投身抗战，只能凭借血腥的强迫纪律。史料记载，李嵩抗战时期的长官张灵甫师长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 ，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出几个来。”刘又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
张灵甫式的“暴戾”，在国民党军队绝非特例。在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新1军当过兵的容开业著书回忆，他所在的新1军新38师112团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每次移防前两三天都要枪毙几个逃兵，以杀鸡儆猴。如果团禁闭室没有现成的逃兵，团部就派人出去捉一两个回来，再绑到全团集会上枪毙。至于捉回来的是不是逃兵，甚至是不是兵，都很难说。
也正是大量耳闻目睹了“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任基层指挥官的蒋介石之子蒋纬国，才深刻感悟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一再丧师失地的内在原因：“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蒋纬国甚至断言：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7．无奈的陪葬公道地说，蒋介石父子以及国民党军政界的有志之士也想革除军政积弊，但利益之争如同与虎谋皮，他们所依靠的阶级内部“人情”泛滥，不允许。而当泛滥的“人情”阻止不了既得利益阶层不愿意看到的利益调整时，暴力便应运而生。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曾于1929年在浙江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办法，结果不但推行不下去，而且直接导致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尘（定一）被暗杀。 显然，推翻阶级压迫制度的“暴力革命”不是纯主观意志的产物，被某些当代知识精英所指责的“暴民”，是“暴主”及其“暴政”逼出来的。
旧中国阶级矛盾在民族存亡关头，被民族矛盾挤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而一旦民族矛盾缓解，那种基于维护剥削制度的旧道义本身固有的残酷性、腐朽性和没落性，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一览无余。
李嵩原本纯洁的性情被“金字塔”上的权力扭曲了，原本善良的心肠被“倒金字塔”中的利益钙化了。由于缺少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基础，李嵩的嘴里不能不经常喷出一些子虚乌有的谎话、瞎话：“共产党卖国，把东北一百多万青年送到苏联当劳工，结果冻死了二十多万。”“八路的大炮都是用东北女人向苏联换来的。”“八路军抓住俘虏不但不给饭吃，还要挖眼睛，剁脚杆，砍脑壳。”“战场上被俘虏，就像女人被强奸没脸见父亲一样，所以，即便只剩一个人，也要抵抗到底，子弹没了，就拳打脚踢口咬，决不能投降！”
李嵩的人性被他效力的旧制度异化了，但他的良心没有彻底麻木，良知没有完全泯灭。在解放战争后期，李嵩确确实实“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据曾泽生军长著文记载，起义前，曾泽生几次与李嵩谈话，“李嵩表面上表示亦不满现状”。
李嵩“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并非空话。李嵩的前任刘伯中劣迹斑斑，被“撤职押办”后，不但没受到处罚，反而乘机逃离了地狱般是战场，并凭借其胞兄刘咏尧（活跃台湾歌坛、影坛的刘若英是其孙女）时任国防部军职人事司长兼参谋次长之便利，扶摇直上，先调国防部任少将部员，后调徐州“剿总”任中将副参谋长（未到职）。
如此治军，又怎能不让正赴汤蹈火、曾耿耿忠心的将领们寒心？也正是不满国民党腐败和没落，加上自己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肺病，李嵩才下决心提出“请长假”辞官返乡的要求。
郑洞国为控制部队，极力挽留这位得力干将。几经努力，李嵩只获得两个月医病的短假，这时，飞机已不能在长春降落，未能成行。蒋介石为了嘉勉、安抚这位“抱病服务”的黄埔学生，派飞机专门给李嵩空投了药品、罐头及亲笔慰问信。
就这样，李嵩身不由己地作了行将就木的旧制度的陪葬品。
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期间，由于李嵩有求知欲，看了些理论书籍，肯研究问题，在后期当选为学习组长，认识也有所转变。
然而，李嵩还是于长春起义三年后，被判处了死刑。
对李嵩之死，有人归因于“阶级复仇”：血债血还，欠命偿命，情理之中。
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曾经创造性地驾驭了被压迫阶级的仇恨心理，并把亿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汇聚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掀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是复仇，多少年来，其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敌军政策，一直反对狭隘的复仇意识。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之归因于中共历史上的“左”。
“左”是一个筐，似“左”非“左”随意装！
比较中外的“月亮”常常可能背上“崇洋媚外”的恶名，但外国的“月亮”确有圆润、晶莹、清晖四射的时候。
李嵩的死刑，是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的。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剑桥中国史》的基本判断没有错。据统计，抗美援朝之初，全国各大军区尚有未经处理的国民党起义与投降军官3万余人。这些人的情况非常复杂，经过一两年的教育，大部分得到了初步改造，消除了敌对思想，承认罪过，希望给以出路，但仍有一部分反动思想浓厚，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非常狂妄。对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于1950年12月发出《对起义与投降军官处理办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实现我军政治诺言及安定社会秩序两个原则下，根据不同情况按量才选用，组织生产，资遣回乡，长期管训及惩办首恶之方针，分别予以处理”。
不过，《剑桥中国史》也有局限。新近披露的史料表明，1951年5月初，毛泽东从外地刚一回京，马上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强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电告中南、西南等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压反革命运动捕人杀人失控情况。 毛泽东还特意创建了“死缓”刑名，并在1951年5月8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中，提出了“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的政策要求。
毋庸置疑，当年主持地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南局第一、二、三书记林彪、邓子恢、叶剑英，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合理性的“下马治国”天才。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 ，由此才成为绝大多数中共天才们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毕生追随的超级天才。正如英国史学巨匠汤因比赞誉“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 那样，毛泽东以其超量胸怀、超凡气魄和超级视野，通过预设“死缓”刑名，以当代管理学定义的“容错程序”，为几十年后纠正错案，保全了一大批敌对分子的性命，更为社会进步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话又说回来，虽然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欠精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的原子弹恐吓 ，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某些中国知识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把李嵩推向断头台的，是历史。
“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着的历史永远年轻。
8．生命终结的个中缘由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个中缘由。由于在起义前被先行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又几经辗转，由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到佳木斯解放军官教导大队，再进抚顺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官教导团，在国民党战俘、战犯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广大起义官兵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被俘后所属部队随即被分散消化的国民党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
据李嵩部下揭发：李嵩吉林警务处处长期间，1947年7月，所部在吉林铁道口抓住十余名无证明的老百姓，李嵩下令关进空房子的地下室，未几，全部折磨而死；1947年9月，部队防守杨家店子，有一名士兵战场投诚，李嵩命令排长去追，没追回来，于是，下令按照“连坐法”将排长、班长和该班士兵共七人全部枪杀。李嵩任暂编第52师师长期间，1948年3月部队由吉林市撤往长春市途中，李嵩下令将混入部队的老百姓全部枪杀，他自己亦亲手枪杀两人；同年5月在长春二道河子，李嵩下令将解放军释放回来的一名排长和一名班长枪毙。
惩治逃兵，李嵩的部队更为残酷。
根据改造国民党第60军的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第52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1团迫击炮连曾有一名连长，将抓回的逃兵剥光衣服，用四颗大钉子钉在大树上，折磨了整整一昼夜，让他活活痛死。
该师第3团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有的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拴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起名叫“凤凰单展翅”。还有的军官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拽出肠子，再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皮，当众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活活地剥下皮来。
如今，有人将当年追究少数起义投诚人员历史罪恶，作为“左祸横行”的典型例证来批判，甚至还有人在境外拿欧阳午曾被当作“战犯”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殊不知，当年最先、最强烈要求追究个别起义投诚人员历史罪恶的，不是中共干部，而是觉悟后的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最典型的，是胡宗南部某副师长，起义前曾经利用职权鸡奸了89名部下，在控诉运动中，义愤填膺的受害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这位副师长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割掉﹗
李嵩被判死刑的个中缘由还有，就是在押期间，他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以及贪污吃空、虐杀士兵一类人权罪行，更是始终只字不提。这要发生在一般战俘将领身上，也不足为奇，但李嵩身上有着“特务”印记，人们对他的高度警觉与戒备，是有理由的。
历史的演进是有代价的。付出代价的历史，在进步。
这进步，印证在李嵩旧属的叛变事件上——李嵩被扣押两个月后，其原属第1团4连约一个排发生叛变，并绑架了指导员高汝云。叛变分队于次日被解放区地方武装全数截获。之后，多数参加叛变的士兵都回到了原连队，在指导员高汝云等解放军干部的启发教育下，完成了阶级意识的大觉醒，其中不少人成了连队的骨干，有的当了班长，有的当了副排长，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进步，体现在李嵩的认识里——李嵩初进“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时，曾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讲和”，认为蒋介石所提条件的“讨价”，中共可以“还价”，“如果中共硬打下去，要负内战责任”。而到学习后期，李嵩写到：新中国“不再是吮血魔鬼的天堂、人民大众的地狱了。昨天被视为奴隶的穷苦大众，要作今天的主人，这个历史的大翻身，充分地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性，与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的成功”。
这进步，还记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史中——李嵩病故的同年，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英雄称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团以上单位，惟有该团。鲜为人知的是，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 ，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即李嵩的旧属。
无意陪葬的李嵩，被历史无情葬送了。
一件早该改判或撤判的死刑案，沉淀了35年。
（《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1月总第016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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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很无语 ！标准的TG风格文 不知道作者调查下现在所谓解放军的克扣，贪污和腐败情况后！ 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家园 借用刘源的的话回答你提问的“结论” 我在《论毛泽东“目光远大”——兼论毛刘分歧》链接出处一文中记载：
2005年1月，刘少奇之子、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在《刘少奇与新中国》一书《作者的话》中写道：“……无庸讳言，当年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择手段所要防止的资本主义复辟，许多现象已经预言式的出现了。”所以，英国史学巨匠汤因比说：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
家园 你这个问题没意义 当年TG是这样，所以赢了——要是没有外来干涉，恐怕也不会有你看到的“大陆禁闻”之类东西也不会这么多
现在TG虽然传说很烂，但放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虽规定下辖的各地，还没有一个团体敢说“我和TG，就好比当年的TG和KMT”
你既然觉得人家烂，不妨自己组建一个不烂的
家园 很多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享受着毛主席他们老一辈革命 家创造的和平环境，却被西方的普世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动不动就攻击党和政府，只想着打倒推翻，却没有好好思考之后怎么办，如果回到了旧社会那种四分五裂，军阀统治的时期，人命如蝼蚁，那可是说没命就没了，可是毕竟在盛世里惯了，又都躲在电脑屏幕后面，一个一个NB的很，有人还说俯视毛主席什么的，BALABALA,也是喝彩无数，唉，看看利比亚，搞来搞去，政府军，反政府军，死的大多数还不都是老百姓，我们现在看着他们的尸体可以谈笑风声，我们却一定要想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局面。
家园 68年曾经有人被洗脑
家园 给老乡上花 又读到老乡的大作了，请问您是否还在成都税务部门？
我是那个计算所的老乡，马上就去成都了，可否再去拜访您一下？
- 复 给老乡上花
家园 我打过你135的手机 但你可能换手机了。我的信箱是[email protected]
家园 最后一句话太生硬了 一件早该改判或撤判的死刑案，沉淀了35年。为什么“早该”？象李嵩这样的人，是国民党最坚定的基础。不
到他本身被枪逼着是不会脱离国民党的，不是被突然软禁甚至不
会做俘虏。他能算什么起义？当时不杀他难以孚众。改判的时
机一点也不迟。
家园 介绍两位历史人物吧 一位是国民党第60军政工处少将处长姜弼武。
在国民党军队，高级政工人员通常由国民党中央委派，这些人军衔高，后台硬，手眼通天，是蒋介石监视各个杂牌部队的耳目，也是制约非嫡系将领的钉子。各级政工人员不仅负责具体实施反共宣传，清理“变节”官兵，查捕“匪谍”分子等一系列党务、特务活动，还负责监视同级长官言行。少数政工人员干脆就是特务。解放军干部派入起义部队后，就有起义官兵告诉解放军干部：“这些人，把你整死了，让你骨头都找不到！”地下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死对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姜弼武比李嵩还遭人恨。
所以，国民党第60军派员联系起义时，解放军首长的要求之一，就是现行扣押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高级政工军官。
姜弼武虽然反共坚决，但他是曾泽生军长要来的，与曾泽生的私交还可以，起义前先行扣押，曾泽生军长于心不忍，但不扣，又违背解放军的要求。所以，在安排张维鹏（原182师政治部少将主任）执行扣押李嵩等人的任务时，让军政工处少将处长姜弼武、军政工处少将副处长张第东作陪。然后，另外派人盯着他们，以防不测。曾泽生的打算，只要扣押李嵩等人、挟持暂编52师随军起义成功，就不怕这三位高级政工人员不上起义的“船”。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立功的机会。事成之后，向八路也好有个交代。
姜弼武起义前在部队是专整共产党的，手也狠，然而，他本人并不知道，他的长子姜存礼在昆明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父子两人各走了一条你死我活的道路。姜存礼在解放前奔赴解放区进入边纵游击队，解放初期担任云南新平县人民政府副主席时，在征粮剿匪中牺牲。
姜弼武家人的其他情况，其次子在解放初期，参加解放军，后转业考入大学，退休前是大学教授；其未成年的幼子因为是烈士的弟弟，国家给他们在昆明军区医院办理了免费医疗证；姜弼武的原配妻子解放初期在一所小学当校长，曾被选为区人民代表。
像姜弼武这样的人，也是您说的那种“国民党最坚定的基础”，要杀他的话，肯定也能找到不少理由。姜弼武1948年10月17日随曾泽生军长参加长春起义后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1950年4月12日因患肺结核、胸膜炎、糖尿病入住东北军区卫生部第一陆军医院，同年8月7日上午在医院病故。
如今，姜弼武等人的孙子辈，不止一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位，我曾介绍过他：
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参加起义时，曾掩护联络起义人员在其防区进进出出，然而，他却于起义两年多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因追究其既往的历史罪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这事，我询问过许多人：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左"了？
开始的回答，几乎是异口同声对中共"左"的讨伐。可是，当我介绍了这位上校团长的历史罪恶，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后，人们的回答即刻发生了改变。
此人的历史罪恶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义前，他当营长时曾两次领受过共产党的"宽待俘虏"政策，但他返回国民党军队后，却要毫不留情地虐杀了3名解放军战俘；其二，是在被解放军围困期间，命令下属用机枪扫射进入阵地前沿的老百姓，并亲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属下一名机枪连连长的老婆后，竟然敢干出"杀夫霸妻"的勾当。
对这样的起义人员，谁敢把他留用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权中安排个一官半职？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乡刚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运动尚未开始，他回去后，能不能成为家乡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障碍"，能不能被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顾忌。
此人1975年被特赦，改革开放后又被“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下面这段，在我的讲座中，举例过：
照片上的这位耄耋老者，曾在新中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缓。在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偏僻的小镇上，我采访了他。虽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团长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老人甚至把共产党领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并排挂在堂屋墙上，并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太祖，就是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得远。
关键词(Tags): #姜弼武(大圆)， 通宝推：楚庄王,caoban,家园 【整理】七岁"国军"少将之子难忘的眼神 七岁“国军”少将之子难忘的眼神姜存孝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卢汉受命率六十军、九十三军入越南受降。我父亲姜弼武，当时在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任少将政治部主任职务。入越后，新任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巩固地位，进行了政工人事调整，他因和我父亲在黄埔军校五期学习时相识，故邀约我父亲到六十军任职，经征得九十三军卢浚泉军长同意后，由曾军长协调，父亲即调到六十军升任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蒋介石急于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同时也为了削弱云南的地方势力，因此在受降结束后，就将在越南的六十军、九十三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从越南直接运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父亲也就随部队到了东北。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一同到东北看望父亲，当时我七岁，我们在吉林市住到第二年的二月，在军中生活了近十个月。
记得当时我们母子从昆明飞往上海，经天津到达北平，父亲到北平来接我们，我们在北平停留参观了几日，然后乘火车到达吉林市六十军军部，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马路六十军印刷所里。邻居有一八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维鹏（后调任六十军副官处任处长）的夫人，我们称张婶婶，和他们的女儿张开珍，她当时大约十七八岁了。父亲住在城郊军部，他不时来看望我们。
印刷所里除了有印刷机外，还有一些其他后勤物资，门口站有岗哨，驻有一些兵，每天作息都吹军号。我们住二楼，我家门前是一条走廊，号兵每天几次从我家门前走廊经过，到尽头窗口处吹号，吹完后又顺着走廊经过我家房门口回去。吹号的号兵个子不大，年龄最多十四、五岁，比我大不了许多，有一张圆圆的脸，一对含笑的眼睛。
在军中生活的我，没有小朋友玩，感到十分的寂寞，我很想和他说话，总找不到机会。张婶婶在别人面前都叫这个号兵为“小号兵”，她常说：“看，小号兵来吹号了。”于是，我和妹妹开始在号兵路过我家门口时轻声地叫“小号兵”。见他没有反应，随后胆子越来越大，就大声的当他的面叫：“小号兵，小号兵！”他仍然不搭腔，只是用含笑的眼睛看我们一眼，不停脚步匆匆的走了。
晚饭后的号声，每个音符都拖的很长，哒——哒——的，的——哒——哒，张婶婶风趣的学着那号声说：“你们听，像不像是羊——肠——子，猪——大——肠。”从此，我们见了小号兵时，除了继续叫“小号兵”外，还一边拍手一边跳，学着号音叫“羊肠子”，“猪大肠”。他也只是含着笑望望我们，并不说话。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莫叫我小号兵，我叫宋陆军（音）。”之后，一见到他，我们有时叫“小号兵”，有时叫“羊肠子”，有时又学着他的腔调：“你莫叫我小号兵，我叫宋陆军。”然后，一边大笑，一边跑开。宋陆军并不发火，只是用那双含笑的眼睛看着我们，可再也没有和我说过第二句话。
有一天，号声不响了，小号兵没来吹号，后来来吹号的号兵换了人。我偶然听到张婶婶和我母亲低声地说什么，她们好像在谈论小号兵，什么“开小差”，什么“关禁闭”，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但不敢问。又过了几天，我在走廊里忽然遇到了小号兵，他被两个大兵一左一右架着，一跛一跛慢慢迎我而来，他被打了，挨了军棍，我吓得靠在一边不敢动。他本来一张圆圆的脸，而此时变得蜡黄而瘦削，本来是一对含笑而有神的眼睛，此时也变得目光呆滞，充满哀怨，他看看我一眼与我擦肩而过，那目光深深刺入我的脑海使我几十年不能忘怀。他从此再没有消息。
一九四八年二月，战事吃紧，我们母子离开了吉林南回昆明。三月，传来了六十军从吉林撤退到长春的消息。十月，父亲参加了长春起义。
五十年风风雨雨，几度春秋。多少往事都已渐渐淡忘，从记忆中消失了，而在童年时所经历的这一小小片段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任凭岁月流逝抹也抹不掉。哦！我童年时心中的大朋友，小号兵宋陆军，不知你是死、是活？你如今在哪里？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此时已升入三年级，十二月九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记得正在读初中的四哥头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到筇竹寺去远足，家中为他备了些干粮准备带去吃，我们当时家境不太好，平时很少难得买糕点大饼之类的食品，说实在话，我心里是很想分吃的，但又说不出口，那天他很早就出门到校集中，谁知街上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去不成学校只好又回家，准备好的干粮大家分吃，我感到十分高兴。大约十点左右，在民权街口的警察老二分局门口贴出了布告，姐姐他们去看了回来很高兴，又笑又跳说：“解放了，解放了！”
……
附：作者姜存孝及部分家人简介父亲姜弼武，字忠文，云南昆明人， 年生，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第二学生队毕业生，1945年由第93军暂编第1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升任第60军政治部少将主任，军队政治机构调整后改任第60军政工处少将处长，1948年10月17日随曾泽生军长参加长春起义后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1950年4月12日因患肺结核、胸膜炎、糖尿病入住东北军区卫生部第一陆军医院，同年8月7日上午在医院病故。（高戈里2011年3月整理）
长兄姜存礼，男，1931年2月22日生，昆明市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1950年牺牲于新化。姜存礼1947年在云大附中读书时，秘密加入“云南民主青年同盟”。1948年，他和同学们一起，不畏惧国民党的镇压，踏着“一二一”烈士的血迹，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支委和党小组长。在“七一五”事件期间，他与同学们在夜深人静时，躲在小楼上编写、油印《解放导报》和革命传单。1949年3月，姜存礼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峨山游击大队，6月，任第三大队教导员。8月，游击队进驻新平县城，9月，他转业到地方，任中共新平县委委员。同月新平县人民政府成立，姜存礼任政府副主席，12月，中共新平县委调他到北区兼任区委书记。1950年4月30日，新化发生反革命土匪暴动，百余名暴乱土匪围攻区政府。他和邱文郁率领同志们英勇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区政府被暴匪攻破，姜存礼和邱文郁组织突围，刚冲到大门口，即被暴匪的火力阻住，姜存礼不断向敌人射击，掩护其他同志突围，直到只剩下一颗子弹时，举枪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将子弹射向自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19岁。（引自“玉溪文学网”）
姐姐姜存敏，受大哥影响，解放前在昆明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民青。建国后，参军入伍在解放军十四军任报务队长。1958年转业，在云南省监狱管理局任职。后以调干生参加大学学习，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参与组建昆明东风小学。文革期间因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劳动。1980年落实政策，享受离休待遇。1984年在昆明病逝。（作者家人提供）
作者姜存孝，是姜弼武与何玉民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1940年7月生于云南昆明，1963年9月大学毕业后在云南省永仁县参加工作，历任县农技站技术员、副站长、站长，农牧局副局长，县科委主任，永仁县政协第一届兼职副主席、第二至第四届专职副主席等职，1989年被评为楚雄州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1996年退休，2000年5月1日病逝。（引自永仁县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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