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纪念刘湘波兄 -- acton

五

湘波走了，媒体说他是一个田埂上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湘波给我们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追求，更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立场选择问题。

这些年来，阶级的分化、小农的破产，已经日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强大。在资本的逻辑下，真正的阶级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而且成为一个现实，一个极其牢固的现实。这其中，农村的农民——不，更准确地说是小农，因为农民早已经分化了——构成最弱势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小农在资本主义中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扭转这一格局。还在恩格斯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合作社的主张。此后，在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小农，可以说也没有谁能够做得比列宁和毛泽东更多，更有成效。土地公有化、建立合作社、将教育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发展农村工业，纵观数百年的社会运动史，还有那一种历史实践能够比得上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实践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它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因为为底层的运动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的势力日益扩张之际，农民的出路最终只有一条，组织起来，走合作社道路。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湘波也更为明确地指出当代农民的组织需要。他还在《中国改革农村版》任编辑的时候，就明确引用毛泽东的话：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办合作社。他挑了几个当前合作社搞得很成功的例子，希望对广大农村有所启示。在实践方面，湘波也走在了众多人的前面。经他直接推动建立的合作组织试点已经达到30多个。2006年，在他推动下，全国各地七家优秀的合作社组成合作社联盟，取名“国仁绿色联盟”，推动生态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年在农村的实践，他摸索出一条用文艺队与合作社共生共建的路子。

在建合作组织过程中，不断有农民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为补充。合作社借助文艺队给自己扩大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虽然可以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却相当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靠金钱和利益维系，用不了多久就会垮掉。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种文化纽带。

刘老石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是“文化切入，精神培训”。他的这一思路在许多地方获得良好收效：

山东鱼台县姜庄村曾经是著名的问题村，村子冲突很严重。当地村民为了反对税费征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对抗，村民围堵并扣留了来抓人的警车，也扣住了跟车来的乡里工作人员和警察。从此，这个村成了死角村。虽然罢免了旧村长，但是村子却成了无人管理的烂摊子，到处都是残破不堪。

2004年5月，当地的几个农民带头人接受了新乡村建设的培训，随后新乡建设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一道进入这个村，利用5天的时间，一边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喊口号、唱歌，一边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此后不久，姜庄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就建起来了；暑假有一批支农志愿者到来，再次进行培训，这样，合作社也跟着办了起来。不仅如此，当地还建立了文化大院，组织了近百人的秧歌队，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号，参与者大部分是妇女。合作社也开始了经济活动，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暑假的后期，这里又举办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训，这次培训后，妇女协会建起来了。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唱歌跳舞编排节目，学习文化课，还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手工产品的编织；养兔协会等协会也建起来了，开始了集体购买兔种、集体技术服务的活动。现在，从精神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开始，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这种变化连当地的基层官员都始料未及，他们惊异并盛赞这个“刺头村”的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用钱、用行政的力量很难以达到的。有人甚至说这是个”奇迹”。

湖北房县三岔村也是湘波试点的一个成功经验。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推动当地建立起了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队，板栗协会、土鸡协会、魔芋协会、养猪协会等协会，还建起了合作社，办起了夜校，讲授技术、卫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识，还办起了广播站、报纸。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湘波及所带动的大学生的推动。 湘波认为，经验在就在于利用文艺鼓动起农民的精神：

农村文化里有许多落后的东西，我们在这一点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绝对不容许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进入我们的合作社。成为我们的社员都要经过考核和审查，看有没有黄赌毒的嗜好啦，是不是法轮功成员，有了这样的入社机制，农民成为社员之后非常自尊自强，认为自己是这个村子里文化精英人群，是村子的一张脸。社员自己提出不学习的合作社是临时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组织定期学习。前不久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专家们来考察时，非常惊讶地发现文艺合作社的成员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现在进入这个合作社，还要考核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程度，程序还相当严格。我们作为旁观者都觉得非常有意思。

学习《毛泽东选集》这一“有意思”的自发事情说明了在农民的合作运动对于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的需求。湘波对此作了总结：

农民们把文化分成三种：灰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是指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没有好处，但是也没有很大的坏处；黄色的就是色情文化，现在在农村开始泛滥；红色的文化，就是有利于农村进步和农村文明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的是农民自己创造的，有的是经过对灰色的文化改造的。

我们要什么样的文化呢？我们要红色的文化。红色的文化也应该是进步的文化，应该是合作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现出来的特点应该是本土的，进步的，生活化的，真实纯朴的，体现群体合作的。本圭的要求是为了保持本地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适应性；而进步性、真实纯朴性则是为了和旧文化和物利文化相对抗；它要求返回到本真生活中去，恢复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而群体合作性则更是体现出今天农村发展现实的要求。

六

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分析力量已经为中西方理论界所证明。我在读博士的期间，基本上读的全是西方政治学中有关社会契约论的书籍，至今我所发表的文章，大抵都是西方政治学的内容。而时代，却总是向我们昭示阶级分析的力量。确实，最近的中国学界，又有回归到阶级分析传统的呼吁了。

只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退回到解释世界的书斋中去了，在西方是如此，中国也开始着这样一个过程。包括我，一方面深深感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与时同时，面对资本的现实逻辑，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正如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对资本主义的逻辑进行批判——也只是批判。有的甚至认为，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解释世界的逻辑。

但是，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如是说。我想给这句下一个转语。其实，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或多或少都是对世界的改造。资本何尝不也是改造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呢？为资本为虎作伥，也算得上是一种改造。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不仅仅是是实践，而更在于立场的底层。湘波，就是这样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改造三农与知识青年。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湘波也实现了对自身的改造与转变。10多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更多的接近于自由主义或者说民主主义者。所批判的锋芒，大抵局限于政府的管制与腐败。但此后，湘波愈来愈多地对于底层表达了关注，也更多地对于资本的警惕与防范。还记得有一次，湘波来我们暂寓在西北三环一个小区的住处，两人聊起当代某些为资本家说话的经济学家，都不免痛骂的情形。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湘波已经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我无法肯定，因为湘波很少空谈主义与理论。看到沈友军师兄博客的话：“他很相信《资本论》的观点，很反对资本主义，应该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印证了我一直的看法。

湘波去世后，我找来他的文章学习。我这才发现，他的文字如此明白、晓畅，对于问题的把握如此准确中肯，对策建议如此切实可行，而眼光又如此高远——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选集》。我辈因为经过多年学术规范的训练，已经习惯于那种偏离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风，而长于欧化西化的句子与表述。而湘波，则真正地实践着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风。这些征引一段他的一段讲义：

我们的家乡怎么会变得这样呢？

不知道大家是否感觉到奇怪，大家想一想，我们的家乡原来就是这样的么？就是在十年前我们的村庄不是还是很好的么？那时很富裕，村里的好房子差不多都是那时候盖起来的，那时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再往前看，毛主席那时候，我们刚刚解放，摆脱三座大山，我们还很穷，经常不够吃，条件比现在也差远了，但是我们就是凭着我们“战天斗地”的勇气，一点点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现在地沟渠、水坝、塘堰、道路，基本上都是那时候修成的。为什么今天我们条件改善了，生活好了，反倒是什么都干不成了？路坏了没人修，水利设施坏了没人管，油瓶倒了，只要不是自己家的就不扶。

水没变，地也没变，家乡还是那个家乡，但是为啥什么都不一样了呢？

真正的不同是人变了。原来的社员想的是大家齐心合力，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今天呢？大家想的是怎么往自己家里拿；原来大家能够团结一心战胜困难，今天是实在不行就往城里跑；原来想的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但是今天是依靠政府，依靠扶贫。

这类文字是农民能够懂的文字，也是战斗的文字。文风一事虽小，但却可以令人窥见作者的气度与精神。

刘湘波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