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 -- 南加菜帮主

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约5000美金。捐款在3000美金左右，直接交给福利院，同时能收到发票和捐献荣誉证书。另外，中国收养中心收取365美元的审核费和200美元的翻译费，再加上办理其他手续约800美元的费用。而儿童福利院在被领养的情况下，实际上降低了成本，更不宜收取领养费。没有领养费的情况下，至少非法贩卖儿童出境会失去刺激。只可惜，中国的儿童福利院却把国际领养做成了生意。

比如，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美国法学者大卫-施莫林指出，现在的跨国婴儿贸易大多通过非法手段，从婴儿亲生父母那里带走小孩，再通过合法程序将孩子合法地领养走。

为何被收养的多是中国女童？

在被海外领养的中国儿童中，大部分都是女童，这些儿童有些并非是孤儿，也并非是健康有缺陷的孩童，她们主要是因为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和重男轻女传统观念而被遗弃，而大多数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都获得良好的照顾和爱。在这种反差之下，对某些中国家庭来说，将孩子送到美国收养，也许还是一条不错的选择。这样无论因为“人口是负担”的偏见，还是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国策，抑或是人贩子的盗抢，从儿童福利院“购进”儿童到“出口”到海外的产业链就形成了。

收养法律在保护儿童和亲子伦理上存在漏洞

而一旦公权力在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社会抚养费的压力之下，也参与到有偿送养的行列来，那么法律则往往无法得到有效遵守，尤其是它可以越权设立强制执行的“法庭”时。另一方面，中国的跨国领养制度，也相对比较迎合海外需求，各种便利的领养程序，缺乏收回和监督孩子生活成长的责任，这令中国成为美国领养儿童的最大来源国。

更糟糕的是，目前中国的收养法律，只需要民政公示60天后无人领回，即可宣布婴儿为弃婴，从此可能进入这个产业链；而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这种与美国公开领养大相径庭的做法，让被“弃婴”被“领养”的中国父母们的寻子之路更加坎坷。

据邵阳市福利院证实，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而“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

　　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尽管这种“抢婴”“卖婴”事件只在部分基层地方存在，但其性质十分恶劣，它把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演变成了一种刑事犯罪。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国内再度出现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激烈争论。我们估计，湖南“抢婴”“卖婴”事件将会继续引发国内外关注，并反过来冲击中国的计生体系。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10511/207155.html

供需的急剧不平衡酿造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在官方统计之外，还有另一部分身体健康的中国儿童，被以“计划生育”的名义夺走，并被卖向美国。

2009年7月，时代周报报道，贵州省镇远县政府被指控把超生女婴从父母手中没收，强制送进孤儿院，并将她们以3000美元的“抚养费”卖给外籍人士。自2001年以来，镇远县有将近80个婴儿被美国和欧洲家庭领养。

根据可查询到的资料，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约5000美元。捐款在3000美元左右，直接交给福利院，同时能收到发票和捐献荣誉证书。另外，中国收养中心收取365美元的审核费和200美元的翻译费，再加上办理其他手续约800美元的费用。同时，领养人也需要支付给本国的收养组织一部分费用。

对于福利院来说，一个健康的婴儿，意味着一笔不容错过的生意。

“在我们家乡这么一句话曾经流传了很久：如果小孩子哭了，就吓唬他们说计划生育的人来了。”镇远县一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在他们看来，计生办意味着“抢家财”。

镇远县六名当地官员因此而受到处分、降级和撤职的两年后，《新世纪周刊》又报道了湖南邵阳的计划生育部门将当地违反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家庭中的孩子抱走，并卖给孤儿院的事实。据称，儿童福利中心接着用伪造的记录信息，让孩子们被海外人士领养。

有关人士向记者介绍，早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涉外收养的发展，福建、广东等地的个别儿童福利院为利益驱使，不仅大肆搜罗弃婴，甚至公开以每个儿童1000元人民币乃至2000元人民币的价格收买，然后以每个儿童收取外国收养人3000美元抚育费的“合法形式”送给外国人收养，几乎把涉外收养商业化，从中营利，借涉外收养倒卖儿童。

根据国际规定，要求被领养的儿童必须是孤儿或弃儿。而通过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掩护”，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并将后者贩卖到国外的行为，很显然已经违反了这一规定。

目前中国的收养法律，只需要民政公示60天后无人领回，即可宣布婴儿为弃婴。而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法律的漏洞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丢失孩子的中国父母寻子之路更加坎坷。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海牙领养公约均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跨国收养的安排不致使所涉人士获得不正当的财务收益”。

蒋新苗认为，中国收养中心隶属于民政部有悖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弃婴的监护人只能是民政部门。而民政部门在涉外收养中既是送养人又是登记人，中国收养中心自1996年6月24日正式成立便明确划归为民政部辖属的事业单位，民政部几乎总揽了整个涉外收养，自办自送，自己审查，自己送养，集跨国收养的中央机关、送养人于一身，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海牙领养公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以收养为目的出现的拐卖儿童现象。在已签约的领养儿童输出国，与海牙公约相配套的改革已经在其国内展开，包括建立一个中央政府机构以监护儿童福利；设法首先安置那些有大家庭和当地社区背景的贫困儿童；同时对在本国运作的国外收养机构的数量加以限制。有报道显示，这些举措实施之后，以收养为目的发生的买卖儿童、欺诈、胁迫和绑架儿童的现象有了大量减少。

而中国对于类似经验的借鉴，或许还得在厘清民政部门与福利收养机构的关系之后才能进行。

“儿童福利院与民政部门是一种行政关系，既由福利院负责送养儿童，又由民政部门主管涉外收养的登记，是否真正合乎程序和条件，仍是由民政部门最终决定，其中若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没有其他部门监督和制约，将难以发现和制止。”蒋新苗提醒。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在国际收养方面目前存在哪些问题呢？

斯莫林：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就亚洲国家而言，缅甸、越南、印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则可能更加复杂一些。在国际收养儿童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接收国家，中国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输送国家。自1990年开始，1991-1992年，中国开始敞开国际收养的大门，允许外国家庭收养中国的孤儿们。我觉得，1992-2000年期间，中国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个时期，中央政府在收养体制方面管理非常严格。然而，当中国开始鼓励外国收养人向这些社会福利机构捐赠的时候，这项事业就完全变味了。（1999年5月25日，民政部发布施行《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该办法规定，为抚养在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弃婴和儿童，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他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可以领养的健康弃婴数量开始锐减，局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没有那么多的弃婴，为了得到更多健康的婴儿，我相信一些孤儿院很有可能存在一些非法的地下交易，甚至拐卖儿童也是有可能的。

按照目前的惯例，在中国，如果孤儿院能获得一个可领养的健康婴儿，就能从美国捐赠人那边得到2500-3000美元，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笔生意了。现在，很难说清，那些进入领养渠道的婴儿，哪些是真正的孤儿和弃婴，哪些是通过非法渠道得来的。

时代周报：那么，你觉得如何改善这些问题呢？

斯莫林：在我看来，只有政府真正采取行动，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政府必须创造一个严格的援赠体系，防止那些非法资金注入，所有捐赠的钱都必须确保合法性和透明性；其次，那些接受国，特别是美国，不能总是想当然地把所有收养的任务推给那些输送国，它们也必须严格调查收养儿童的来源。不仅仅美国和中国，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必须行动起来，才能确保国际收养的公开化和透明化。

美国法律规定，收养儿童的父母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可靠足够的经济收入、拥有住房、无犯罪记录等。收养一个中国孩子平均花费在1.8万到1.9万美元。孩子收养后，生活、教育、娱乐的花销更是不少。因此，能够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

“收养中国孩子之所以在美国持续升温，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收养制度很规范，可以说，在所有国家中，中国做得最好。” 美国一位负责收养工作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