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一次是正剧 第二次是闹剧 第三次是CCTV的狗血连续剧 -- 马前卒

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看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的工业化要比欧美晚的多，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个稀罕物。但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要比西方强大的多，指望复古救国的人相当不少。所以这一波复古思潮中国也没落下。康有为就写过儒家和社会主义结合的《大同书》，杨度可以劝进袁世凯，玩够了帝王术之后当共产党。甚至还有人不光写文章，还下手搞了实践。比如说那个著名的梁漱溟，年轻的时候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司法部当秘书。忽而一日，他大彻大悟，发觉一切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冲击

他这一番思想的确说动了不少人，包括一些军阀。他最终在山东邹平开了一个乡村自治试验区，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几年下来的确有些成效，在教育卫生和经济发展上比周边地区强了一截。不过，大部分赞颂他的文章都有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即邹平县在搞实验期间是不向上级交税的，本级政府反而要靠上级补贴运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军阀的支持，但又幸运地远离了军阀混战。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他要是还不能让试验区的老百姓过的比中国平均水平好一些，那就太笨了。

等到解放之后，梁漱溟坚持他的观点，即乡村自治，靠农民自己把经济搞起来，即全国都要像他的邹平县。共产党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认为只有在政府主导下优先发展工业，用化肥、电泵和水利设施改造农业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希望。在参考了历史之后，共产党政府认识到，在一个农业国搞工业，让农民和工人同收入，实际上是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工业建设的。所以必须适当提高工业人口的收入，才能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的实际产出。于是就有了梁漱溟和毛泽东著名的那次吵架。事后梁漱溟靠边站了，闲居到1988年。事实证明，几十年间中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几乎全部的动力都是因为工业发展推动了农业技术变革。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总之，中国也没有给这批复古派在全国充分实践的机会，没有让他们演示一下怎么把中国搞砸。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不少搞人文的学术混子打出“儒家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新东西骗研究经费。

客观上说，不管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还是中国的梁漱溟，甚至拉丁美洲一些支持人身依附制度的教士。我对他们还是抱有三分敬意的。最起码他们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作出了正确的批判。至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很荒谬，但也大多数是出于真诚。因为他们在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貌似温柔一点的旧秩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他们的失败不在于理论不精妙，也不在于旧秩序不能运行。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本来可以作一个很出色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但在一个崭新的工业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制度没法激发工业的活力，所以必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成碎片。他们和投湖的王国维一样，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是一场还算严肃的悲喜剧的主演。所以我说这次历史逆流还算得上正剧。

新时代需要工业。但怎么搞工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家觉得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干最合适，政府只要保证农村不发生叛乱就好，当然他们干了几十年了，也没见得有什么好效果。而共产党干部认为中国必须由政府主导来搞工业，整个50年代都在批判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感情上倾向于他们的一部分技术干部。到了60年代中期，很明显共产党的工业建设已经初步显现了成果，中国开出了足以自给的石油，在苏联援助下建起了体系完整的制造业，为工业升级服务的科研、教育也走上了正轨。但是，党的干部官僚化、特权化、权力封闭化，甚至世袭化的苗头也在出现。虽然远不能和今天相比，但的确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

对此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方案是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发动干部去整资产阶级分子，从各处机关抽调干部去整基层干部。用刘少奇的原话说，是

毛泽东则激烈反对刘少奇的意见，毛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农村的地主富农也好，被整了这么多年，早就没啥活力了。现在的问题是掌握工业化力量的干部自上而下的堕落，变成新的“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早晚会在这批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走向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喜欢的那种殖民地盛行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

最后，中央推出的解决方案还是刘少奇的四清方案，毛泽东掏出宪法来，要求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反对。对于已经实践的四清经验，毛泽东的评论是

之所以在四清运动的问题上扯了这么久。我的意思是，毛泽东自己对这种以干部为主导，针对基层“坏分子”下手，兼顾整一下基层干部的运动方式极不感冒。认为党蜕变成特权集团，发展成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主要问题在党的上层。必须发动群众来整党，而不是靠党的上层来净化整个社会。毛泽东的想法对不对并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不想过多论述。我只是说，不管是四清、文革、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八荣八耻，还是唱红打黑。这些运动到底符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是否捧着毛泽东的牌位为标准，是否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也无所谓，关键是要看运动的主导方向：是群众整党？还是党的高干教谕天下？ 这个选择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四清之后不久就是文革。完全可以把文革视为对四清以及此前十七年共产党主导工业化路线的一个清算。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再从这种大民主的动荡中重组革命的政权。试图在西方那种财团资金+私营媒体的选举游戏和苏式集权政体之外，寻找一条适合工业化社会的新路。文革到底好不好，文革到底成功了没有，这都是很大的题目，但和本文无关，暂不讨论。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插曲，即高干子弟造反。

文革刚一发动，官僚们本能地，也是故意地把运动继续解释为整旧社会余孽，也就是那些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子弟。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由于此时的中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建设，即便没有那些出身不好的技术干部帮忙，干部也有信心控制社会甚至继续发展，所以这次他们打算整的格外狠。

文革一开始，运动从学校发起，刘少奇立刻向学校派了工作组，打算继续指导运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子女也都在学校里当钦差，带着支持者整那些出身不好，平时喜欢提意见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他干部子弟见状也立刻出头，在赤裸裸的“血统论”支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 “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他地方还有沈阳的“红后代”、武汉的“三字兵”、 西安 “红色恐怖队”等干部子弟的组织。统称老红卫兵。这些组织有父母撑腰，有运动助威，到处进行毫无意义的暴力破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杀人放火。尤其是那些旧社会统治阶级子弟，现在虽然主要以技术干部面貌出现，但也客观上挡了新官僚的提升路，在这场袭击前尤其倒霉。短短几周内，全国有数千人死于他们的暴力。薄一波等高官的儿女，当年都是其中的骨干。

除了打人杀人，这批毛孩子能做的事情不多，只有大搞形式主义，以证明自己暴力的合法性，证明自己够“红”，进而证明自己继承父辈权力的合法性。现在流传下来文革期间的荒唐事，比如烧文物，比如红绿灯倒置，借抄家之名抢古董，大多来自这个短暂的时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表面上表面自己够革命，自己和旧时代割断了联系。才能掩盖实质上的倒退。

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于是，一方面毛泽东以自己的权威，强行宣布这些老部下的子弟都是反革命，认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成员要逮捕。另一方面，刘邓派出的工作组都被撤回，鼓励群众自发搞组织去整党。各地的保守派组织立刻发现自己有了真正的竞争对手——新红卫兵和造反派。许多高干子弟很识时务，在台上声泪俱下地声讨自己被打倒的父母，甚至不惜动手殴打，以保全自己的政治生命。从表面上看，他们被压服了。

不过，一直到文革结束，这批由高干子弟发起，支持各地原有官僚和政府的保守派组织都没有消失，往往还因为各级干部潜在的支持拥有更强大的暴力机关。当然了，不管实质上是不是保守派，这些组织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甚至有地方部队掩护保守派组织，喊着毛泽东的口号直接冲击毛泽东本人的情况出现。（武汉百万雄师事件）。在广西、四川，造反派组织被地方军区公开组织的准军事化部队集体屠杀。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完全是一场高干子弟串联，老干部居中指挥的政治表态。文革后，官僚集团取得全胜，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基本稳定，这些高干子弟也得到了自己的奖赏。不管过去十年干过什么事情，都有从政从商的优越机会，最终构成了今日中国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明明是复古，偏说是进步；明明要维护特权集团，偏说是毛泽东思想。搞封建世袭，却振振有词的说“革命的孩子接革命的班”。发动自上而下的暴力活动，最后硬说是文化大革命。这和当年以改良和革命的名义，向农业时代倒退的行为颇为相似。不过，当年搞封建社会主义的精英们多少还带着为旧时代殉道的真诚，1966年满街横行的高干子弟们只是为了继承权力而撒蛮。在他们长辈的指教下，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正如泼妇在亲戚面前又哭又闹，时而寻死觅活，时而要和别人一决雌雄，时而倒地打滚，为的无非是分家时多拿几份财产。一旦财产到手，泼妇也就正常了。这次历史重演，应该算是红色贵族们一场耗资巨大的闹剧。

又过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到了。92年以后的共产党终于摆脱了理想主义的束缚，堂堂正正地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利益集团，打天下、坐天下，还要给子女传天下。但是，此时他们拿到的这份家产看起来却颇为不妙。

80年代的改革是狂欢，农民们不用再被公社动员起来大修水利，只要往分到手的小块土地上施加越来越普及的化肥就能增产。工人们不用再搞政治学习，子弟不用下乡，企业不技改也要给工人发奖金发福利。老官僚被打倒的一律平反，补发工资还允许子弟去官倒。唯有知识分子不高兴，科学的春天原来只持续到华主席下台。于是自由主义的精英思想逐步蔓延。

这种日子过了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过不下去了。国企设备老化，运行成本高昂，税负沉重，一个个倒闭，上千万的工人下岗，东北小姐开始在全国闻名。没了工业，地方政府只能向农业收税，养活扩张了数倍的官僚。正所谓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结果不断地激起民变。90年代我父亲去一个山村，亲眼见过老汉在山头放哨，监视乡政府的工作队。矛盾激化的地方，烧个乡政府那是家常便饭。

国际上，苏联没了，美国步步紧逼，到后来直接掏出导弹轰了大使馆。国内那些不得志而亲美的知识分子还大肆宣扬美国是误炸，我们要体谅。台湾趁机要独立，大家一致回头看军队——军队20年没更新装备，倒是做了20年生意，人心涣散。唯一看起来有希望的消费品出口还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台海危机大受影响。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有大批的失业人口在闲逛。老年人提前退休去养老，可是医疗产业化了，看不起病单位也不再报销；青年人唯一的希望在于读书，但教育也在市场化，工农子弟根本没法获得平等的起跑线。1998年我去上海读大学，那一年上海重点大学的平均学费是3400/年，比其他地区的学校大概高上1000多块。作为这1000多块钱的结果，我同班30多人，只有一个人来自农村——他的志愿表是老师代填的。

内外交困，底层平民开始回想当年毛泽东留下的革命口号，小资产阶级开始怀念历史上的汉唐雄风——当然他们只怀念汉唐王朝的荣耀，不会想到荣耀背后的百姓负担。于是民族主义和泛左翼的共运开始联姻，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反对派。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从自由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

民族主义和泛左翼之所以能够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一个重要的原掌舵的官僚集团信了自由主义的忽悠。按说这个官僚集团过去搞共产主义，现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本来不该听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忽悠。但是呢，官僚集团缺乏创新能力，眼看苏联倒了，美国在冷战中大获全胜。本来就容易下意识地往西方的体制上靠。再加上这些年的知识分子都是听美国之音长大的，捏着几本萨缪尔森和哈耶克的扫盲读本，给官僚们画了一个美好而光荣的自由资本主义洋天堂，官僚集团自然就信了。于是能卖的国企都被卖光，外资得到了超国民待遇，一起起民变被解释为“改革阵痛”。甚至美国的步步进逼，在大使馆被轰掉之前也被解释为先进国家的提携。全盘的市场化之下，大连市委书记微笑着对记者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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