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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龄八年的义务兵（1961－1969）－－伯父的军旅生涯

◇写在前面的话◇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伯父是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他比我父亲大十几岁、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五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性格沉稳正直又不失直爽、分析问题条理清楚，而且身材魁梧、健壮，爱好体育活动。从小我就喜欢听他和我父亲聊天，特别是聊1961到1969年间的军旅生涯，聊他参加抗美援越两年间的经历。就个人经历而言，伯父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中，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个例；对此作一下回顾，尤其是为时八年的军旅生涯，应该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更具体说那个时代最普通的中国军人，有一定帮助。

　　最近两天稍微有点空闲，我就凭回忆，把从小了解到的关于他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写成一篇短文，也算了却一桩心事。这些东西很零散，而且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也无从考证，我不敢肯定有多大价值，聊作谈资而已。

◇三次和提干失之交臂◇

　　1959年，伯父高中毕业并参加工作，1961年应征入伍，在县公安中队服役。当时的公安中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类似于今天的武警；不同之处是地方部队的特点更突出，全部兵源均来自本乡本土；因为我奶奶家就在县城，伯父可以说是在家门口当兵，周末还能够回家，帮着家里做点什么；全家人本打算伯父服完三年兵役，照旧回家老老实实当老百姓过日子，压根没想到这大头兵竟然一当八年。虽然是义务兵，但是每月几块钱的津贴，加上吃穿和多数日用品国家全包，和参军前相比，在经济上倒还不算吃亏。要知道当时普通老百姓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按一般水平仅仅五、六块钱（小县城，老百姓都自己养猪种菜啥的）。

　　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但是社会稳定状况比我们想像的好得多，各种刑事案件并无明显上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是个很难理解的年代，看守粮仓的人饿死在工作岗位上，仓里的粮食一粒不少，这绝对不是天方夜谭，各地均有实例。三年中，除了一个区粮管所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火、烧光全部账簿，接着会计全家被灭门这桩悬案，社会治安状况基本正常。不过一些国民党政权的残余人员气焰还比较嚣张，我伯父参与警卫的县看守所中，就有几个被管制的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目，似有图谋逃跑的企图、不太服从管教。伯父枪法好，他的顶头上司，县看守所的所长决定利用这一点震慑一下这几个刺头。一天，他们正好监督这几个人在野外劳动，天上有只鹰大约在一百米左右高度盘旋，所长对他说：小×，这只鹰太烦人，你把它打下来。伯父马上举起步枪，枪响鹰落、一枪命中，几个刺头都是聪明人，马上理解所长的用意，此后老实了一段时间。

　　伯父有文化，做事有责任心，军政素质又好，领导很赏识他，服役期满后就动员他超期服役，准备将他提干；他和我奶奶一合计，好啊，当上干部是好事啊，就答应了。一切看来很顺利，1965年，领导安排他执行一次死刑任务；照常理来看，这标志着伯父提干的事情完全定了、只等着履行手续，因为当时执行死刑的任务通常由干部或者马上提干的骨干负责。我奶奶信佛，对这事真是赞成也不好反对也不是；末了，伯父还是执行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死刑，奶奶则去庙里烧了不少香、在家念了不少佛经。和今天的制度不同，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事，死囚的亲属也知道谁来执行；但是新政权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已经建立，伯父并未因此而遇到什么麻烦或者困惑。对这次执行的细节，伯父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过。

　　这时候，伯父提干的事情出现了第一次波折：公安军撤销，全部转为解放军建制。同年，地区军分区组建独立营，从各县公安中队抽调骨干，伯父当然跑不掉、被选中了；也没什么办法，领导安排干啥就干啥吧，那时候的人还是很单纯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提干的事自然被打断了。到了军分区独立营，伯父一如既往表现好，还是骨干；很快，领导又准备将他提干。这时候又生变数：省军区组建独立师，照老规矩，从各军分区独立营抽调骨干－－提干的事情又黄了，第二次。

　　毕竟伯父已经是差不多六年军龄的老兵，当班长已经多年，而且之前两次提干都没办成，到了独立师，领导还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很快，伯父提干的事情第三次摆上议事日程。

　　别看独立师只是支地方部队，训练可一点不含糊；伯父是步兵，部队驻扎在贵阳市近郊，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操练，特别是步兵分队山地战术演练，几乎每天都搞、把人累得要死。伯父描述说：演练冲锋的时候，大家成战术队型向山头冲击、动作干脆迅猛，而且杀声振天，真是士气高昂……每每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和舅舅79年参战的经历作一下对比，如果79年的军队能够有66年的战术素养，仗肯定会打得更漂亮。

　　这时，伯父提干的问题发生了最后一次波折：独立师奉命组建高炮营，准备开赴越南参战……想都不用想，伯父肯定作为骨干又被抽调，他是正牌高中毕业生，组建高炮营这种技术兵种就需要这样的兵。伯父八年军旅生涯中最多姿多彩的一幕－－参加抗美援越－－拉开了帷幕。

◇参加抗美援越之一◇

☆满满一仓库的棺材☆

　　对于战争，中国军人从来都是慎重的；省军区对组建高炮营参的问题很重视，不仅抽调最好的干部战士，而且进行了超强度的训练和周密的准备。伯父的文化基础好，脑子灵光，三个月啃透全套高射炮兵教材，成为一名合格的炮班班长。但是他的战友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伯父回忆说：以前不管在哪个部队，我都是第一，无论比军事素质还是文化素质，搞体育还是搞文艺活动，我都是大牛（呵呵，“大牛”一词当然是我用的，他不懂）；可是到了高炮营，虽然我还是比较出色的，但是第一是没那么容易当了，不下苦功夫绝对没戏。

　　为了适应越南的湿热气候，他们专门拉到黔南自治州的罗甸县－－贵州省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进行适应性训练。贵州省多数地方夏季气温最高不超过30摄氏度，罗甸却可以达到40度；出国前几个月的训练，让伯父终身难忘：太热了。

　　他们在云南河口等待出国的时候，比较清闲。一天，他和一个战友，也是个老兵，四下溜垩，发现一个很大的仓库，由两个老兵看管，戒备不算严，但是绝对不让人进去，很好奇；他们就和那两个兵泡蘑菇：同志，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嘛……这肯定不是什么军事机密，否则会只有你们两个人看管……对方被缠得不耐烦，于是说：好吧，我告诉你们里面是什么，可别吓着你们，里面全部是－－棺材－－当下冷场，他和战友游兴大减，回驻地的路上都沉默不语。

　　一进越南，战争的气息迎面扑来，美机猖獗的轰炸、遍布的废墟自不消说，给伯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越南的烂路。时值雨季，加上美机轰炸、运输压力又大，那条路整个一烂泥潭，解放牌卡车牵引着高炮在泥泞中喘着粗气行使，颠来晃去，宛如惊涛中的一叶小舟，有时候一侧车轮正好陷进一个大泥坑，卡车差点就要翻个个儿，车厢板看起来简直要擦地了。

　　样板戏有个创作原则：英雄人物要放到风口浪尖上去考验，这么处理的艺术价值几何不好说，不过人是英雄好汉还是狗熊孬种，确实要到了那种环境才会充分显现。进入越南几天后，他们部队出了一个逃兵。那个兵一路看见战争的残酷是越看越怕，一天乘大家不备偷了一支五四式手枪逃离部队，想悄悄溜回国内。那个兵实在是太笨了，由于地形不熟，就沿来时走的公路逃跑，因为心虚，又不敢搭便车；跑了一天，又累又饿实在撑不住，只好找到公路附近的一个越南老乡家，慌称自己是中国援越部队的、奉命执行公务，请老乡给他做点吃的。越南老乡满口答应，可是就凭此人糟糕透顶的心理素质，谎话怎么说得圆呢？人家看他神色慌张、衣衫褴缕，一眼就识破其逃兵的身份。老乡一边稳住他，一边悄悄报告了越南地方干部。

　　话分两头说，部队过了几个小时发现人不见了，马上怀疑他当了逃兵，立即派人乘吉普车分头追，特别是来时走的公路两旁更是仔细搜索。这个逃兵的行踪暴露后不久，部队的人恰好搜索到这一带，得知情况后立即悄悄包围老乡的房子，气氛非常紧张；幸亏他实在太疲倦，不知不觉和衣在老乡家的床上睡着了，部队的人迅即一拥而上将其在睡梦中制服，一搜身才发现：他手握上了膛的手枪、插在裤兜里，已是惊弓之鸟，真悬！

　　部队迅速派专车将其秘密押回国内、严肃处理，结局不详。据伯父所知，这是他们部队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逃兵事件，全营官兵都秘而不宣－－要是让兄弟部队知道了，丢人啊。

◇参加抗美援越之二◇

　 ☆战争与伤亡☆

　　高射炮兵遂行防空作战，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在越南打了两年的仗，伯父印象中标准的战斗行动是：转移阵地－－设置新阵地－－静静地等待美国飞机－－迅猛开火、反击美机的空袭行动－－立即转移到新阵地。对于他们这些基层官兵来说，准备和酝酿一次防空作战行动，要好几天时间，而且能否等到目标，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级对美机行动预测的准确与否；真正开火的时间很短，多数只有几分钟，能否取得战果则几乎是一锤子的买卖；即使没有战果，也绝对不可恋战，一定要迅速转移，否则可能付出血的代价。伯父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友邻部队一个连，五门炮，几十个人，因为在战斗中出现伤亡、打红了眼，上级命令立即转移阵地、从干部到战士都不服从命令，一致请求：我们再打几个集火射击就撤，一定要打下美国飞机！违背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必然要受到惩罚的，该连因阵地暴露，遭到美机猛烈攻击，战斗人员全体阵亡；阵地上没留下一样稍微完整点的东西……

　　如果不要恋战、不要落入美机设下的陷阱、科学组织战斗行动，高射炮兵还是很占便宜的，多数时候美机是挨了打吃了亏、空袭目标未达成，回过头来气势汹汹进行报复，却因为我们及时转移而毫无战果；如果地形、兵力条件合适，还可以针对美机可能进行的报复行动预作准备，让他们旧帐未清、又添新鬼。伯父所在部队运气不错，两年间战果甚佳而战斗伤亡很小，他们班还因为击落美机而获得集体嘉奖。多数伤亡为事故所致，比如一个雨夜，他们借助恶劣天气转移阵地，伯父实在太疲倦，跟着牵引车走着走着睡着了，一不留神大腿被汽车挡泥板挂了个二十多公分长、几公分深的大口子，血流如注；他的身体实在太好，医生给他包扎后、伤口居然没有感染，几天功夫就好了大半。这好像是参战两年间伯父受伤最严重的一次。

　　但是兵无定势、水无常形，具体情况还是要灵活处置。一次，他们营奉命参与保卫一座重要桥梁，美机如约而至，他们和兄弟部队一道粉碎了美机的空袭，小有崭获（击落一架，伤若干）。上级命令他们立即转移阵地、离开这一区域重新设防，他们的营长－－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高射炮兵－－认为地形对我们有利，而且美机发现该营阵地的可能性很小，无需离开这一作战区域，只要就近设立新阵地、加强伪装即可；同时，美机近几天再次冒险攻击这座桥梁的可能性也很大，继续设伏很有价值；营长将意见向上反映并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上级同意了营长的要求。他们真是好运气，第二天美机又送上门来了，部队再下一成；大家正高兴、还想赖在这里再打一仗呢，营长果断命令：撤！全营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顺便说一句，对于领导，伯父素来有点心高气傲，不是什么领导都能够让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但是时隔二十年，伯父提及老营长的时候，钦佩之情依然溢于言表。在出国参战的部队中，他们营的装备算比较差的，毕竟他们只是地方部队，而且贵州省经济向来落后、在全国的地位不高；他们装备的是五十年代仿造的苏式1938式37mm单管高炮－－苏军在二战中就用这东东，抗美援朝的时候志愿军也使它－－到抗美援越的年代，已经堪称老爷炮，和国产新式高炮比较、性能相当落后；但是他们的战果起码也算中等，伯父一直认为这与老营长指挥有方很有关系。

　　提及当年的防空作战，伯父有两点感慨：一为越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帮了他们大忙；二为打仗简直是在烧钱。越南茂密的丛林是防空部队最好的保护伞，新砍伐的树枝是阵地最好的伪装；别说美国飞机在天上难以发现高炮阵地，就是在地上，离得稍远一点也很难分辨。他们设置阵地，喜欢找植被茂盛的地方，稀里哗啦狂砍一气以扫清射界、接着用新砍下来的树枝伪装阵地；越南气温高、日头毒，早上伪装的阵地，到下午一两点叶子就晒得发脆，通常要再砍些新树枝修补伪装，如果要设伏一天以上，还得乘夜色的掩护重新布置伪装。设置一次阵地，不知道要糟蹋多少丛林；这种搞法，也只有在越南才有条件，不过伪装效果真是没得说。那时候工资低、钱的使用价值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用的37mm炮弹，如果是从苏联进口的，一发六十多块，国产的，一发也要四十来块；偶尔他们算算帐都感慨不已（估计他们没给美军算帐，否则感慨会更多）。部队的后勤保障很好，有时候花生米什么的，吃不了，又没有储存的条件、很快就长虫子，只好大盆大盆到掉喂蚂蚁；大家都知道国内物资供应紧张，要是在家里、花生多金贵啊，也都觉得浪费，但是毫无办法，又不可能要求国内下次少送点－－战争时期，谁知道会不会因为特殊原因、在相当长时间得不到补给呢？

　　描述战斗经历并不是只有光辉灿烂的业绩、或者惨痛的经验教训这两个极端，还有不少介于两者之间、让人或哭笑不得或摁腕叹息的故事，伯父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一次，他们刚刚设置好新阵地，一架美军F4战斗轰炸机突然超低空向阵地飞来，完全出乎意料！飞机慢悠悠的，好像没有意识到下面藏着好几门能够致其死地的高射炮。与美军飞行员的糊里糊涂相反，地面上的人紧张得神经都要绷断了：美机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会不会飞进我们的火力范围？打还是不打？大家都一时没了主意，营指挥所也尚未建立。伯父他们班的战友们七嘴八舌讨论片刻，一致决定，别人如何我们不管，自己打！说来也巧，那架飞机渐渐接近了他们班的阵地，他们迅速作好直瞄射击的准备－－放！－－不响，TMD，见鬼了－－再放－－还不响－－检查火炮－－一切正常－－把炮弹拆开，看看底火是否出了毛病－－炮弹一切正常－－……战机稍纵即逝，就这么折腾几下的功夫，美机已经飞出火力范围。事后检查发现，因为大家太紧张，有一个必须的射击准备没有完成（是一个类似拉枪栓的动作），而且检查火炮的时候居然没发现。这一次不能说问题有多严重，因为指挥机构还没有正常运转、纯属意外遭遇，不算贻误战机；相反，假如炮真的打响了，说不定还是违反战场纪律的冒失行为。美机对危险显然也毫无察觉，没有任何行动，两边都没吃亏。但是伯父一直觉得可惜：如果不要那么紧张，我们班很可能增加一架飞机的战果啊，参加抗美援越的高炮班那么多，有几个班能够独立战斗有崭获、而且是美军新式的鬼怪式战斗机的记录？

　　那个年代国内政治气氛浓厚得简直不正常，军队内部更是“精神原子弹”频频炸响，不过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之高昂、表现之英勇的确少见，这种英勇，有时候甚至体现为一种莽撞。1969年，中国援越部队回国前夕，流行起一股搜集纪念品带回国内的风尚。小敲小打的破烂谁都看不上眼，最受欢迎的当属较完整的美军飞机残骸，然而这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找的，美机被击落后，除了被中苏越三方拉走一些进行研究，剩下的多数被越南老百姓拣了当废金属卖掉，想找到完整一点的、实在太难；不知哪个部队带的头，有人居然想到把美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带回国－－简直是活腻了！大家应该知道，即使是引信失灵的未爆炸弹，处理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何况定时炸弹设定时间不详、引信工作状况不详，更加危险；即使是专门负责拆弹的工兵，对付定时炸弹的手段通常也是拖到安全地带、再用炸药引爆，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冒险去拆除引信；高炮部队不是工兵，没有受过拆弹专业的训练、也没有合适的工具，去拆卸定时炸弹，简直是不要命了。

　　伯父所在连队有一副连长，北方人士，平素国骂不离口、战斗中勇猛异常；一天他对伯父说：×班长，走，咱们搞几颗定时炸弹拉回国，给部队留下点纪念。伯父碍不过副连长的面子，只好答应，几个人带上简单的工具出发，很快找到几枚定时炸弹，投掷时间不详，口径约一千磅；副连长让他们远远观看，自己操着家伙骑上炸弹捣鼓开了。副连长好像满不在乎，伯父他们在一边看着却觉得度日如年。十几分钟后，副连长还是没把引信拆下来，伯父他们不住的劝：副连长，算了算了，回去吧……副连长不听，嘴里骂骂咧咧，牛脾气上来了……无奈，他们只好派人火速报告营长，让营长来劝。营长一听，马上赶来，劈头盖脸就给副连长一顿臭骂，严厉命令他立即住手，副连长这才心有不甘地罢手。前后算来，副连长骑在炸弹上起码捣鼓了半个多小时，炸弹居然没爆炸，真是他命大！

◇参加抗美援越之三◇

☆中苏冲突的趣事☆

　　这里将要描述的两个故事，看起来很荒诞、甚至有点可笑，特别是第二个故事，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而且很可能永远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印证；但是它们确实是伯父在闲谈亲口告诉我父亲的，所以我把它们写出来，应该不算完全瞎说。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奠边府附近，当时伯父所在部队在那里设防。一天，他们发现离阵地不远的山头上有几个苏联人用望远镜向他们窥探－－嗯，是不是苏修在搞特务活动？一帮年轻战士自发组织起来，把人给扣住了；当时国内不正搞“文化大革命”、时兴批斗坏分子嘛，现在抓到了正宗苏修、岂有不斗之理？先是文斗……苏修真是死硬，态度如此恶劣……年轻战士气胜、容易激动，很快演变成武斗；这还了得，一帮年轻力壮的小伙你一拳我一脚，下手没个轻重，一会功夫几个苏联人就不行了。幸亏干部及时赶到，见势不妙、灵机一动，声色俱厉地把几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苏联人训斥了一通……末了说：从政策角度考虑，决定放你们回去；苏联修正主义者不是开社会主义的倒车吗？好，我命令你们，倒着开你们的车，滚回河内去！几个苏联人吃足了苦头，命都差点没了，嘴也不硬了，赶紧跌跌撞撞开车逃命，而且真的倒着走－－起码开头一段是这样吧；还在半路上，有个苏联顾问就伤重身亡，万幸的是，总算没死在中国部队的驻地。为此，苏联政府向中国提出严厉抗议，越南政府也表示了强烈不满；周总理得知后甚为生气、又无奈，最后决定：肇事的战士予以严厉批评和教育，处分干部。shrug，整个一小孩过家家，幼稚。

　　还有一次，给他们送给养的车队迟迟未到，和国内联系，被告知车队早就按计划出发－－整个车队奇怪地失踪了。部队多方查访，得出结论：车队的行车路线要经过一个苏联防空导弹基地，最大的可能是与苏军车辆发生车祸；苏制“吉尔”卡车撞不赢长鼻子老“解放”，吃亏是一定的；双方必然因此发生冲突，苏军肯定把这支车队给灭了、并清除一切痕迹，咱们的车队就这么离奇地失踪，一切死无对证。时值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层层请示后，上级决定：报复。全局上如何安排，伯父小小一介班长自然不知，但是他们奉命在夜间秘密机动到苏军基地附近，设置阵地；一声令下，高炮改地炮、猛轰苏军基地；打了几个小时后清除一切痕迹、秘密转移。苏联方面损失情况不清楚，中国部队调了多少炮也不知道。事后不光苏联人气得直跺脚，越南政府也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方面死活不认帐，此事不了了之。这件事伯父讲得很含糊，时间地点全没说，是不是亲身经历、或者仅仅是听来的传闻也没有说明，我们都听得将信将疑；是真是假，还是交给历史去回答吧。

◇参加抗美援越之四◇

☆“文革”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1967至1969那几年，国内的政治、社会生活相当混乱，很多事情让人啼笑皆非甚至痛心疾首；但是抗美援越作为国家的头等战略任务，特事特办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起码伯父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没有感受到什么冲击。然而在一系列小事上，他们还是发现有点不对头。

　　一是零件风波。按照规定，他们的后勤保障由昆明军区负责，基本还算正常；可是国内愈演愈烈的派性斗争，偶尔也给他们找点小麻烦。其时军队已经卷入派性斗争，昆明军区的头和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恰好是对立面；有次他们连一门炮上的一个小零件坏了，向昆明军区申请补充，对方推委搪塞不予解决，只好舍近求远、派专人从贵阳用摩托车火速送往前线，费时又费力，多花了几天时间。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们奉调回国的时候。昆明军区有关部门在河口国门搭了一座凯旋门，打出热情洋溢的巨大横幅欢迎归国部队；前面的兄弟部队过凯旋门的时候一切正常，轮到他们营通过，短短几十秒内、唰一下、横幅换成了“打倒党内军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就是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名字，他们过了凯旋门，唰一下横幅又换成原来的内容，欢迎后面的部队。摆明了的，人家这是把和省军区司令员的派性矛盾转移到省军区所属部队的身上，属于典型的挑衅，让他们很不爽。回国后部队换装，把援越部队原来配发的无任何标记的盔式帽、小翻领夹克式军装换成国内部队的解放帽中山装、“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兄弟部队都换了，他们部队每人却只换了一顶没有红五星的解放帽，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最后，换装的事情还是贵州省军区从贵阳火速调运军服，方才得以解决。

　　了解解放军传统的人都知道，自打成立那天起，共产党就特别强调枪杆子的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历来严厉打击军内的山头主义、派阀之争；伯父所在部队的这种遭遇，可以说性质非常恶劣、正常情况下也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结　语◇

　　部队开拔回贵阳后，伯父屈指算来已当了整整八年义务兵，年纪也大了、该尽快成家立业，遂萌生退役的念头。部队上这时候找他谈话，表示可以马上解决他的提干问题，伯父一盘算，提干后要混到连级起码得好几年，届时家属才能随军，自己年龄已经不小，等到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他觉得继续在军队呆下去没什么前途，而且不能照顾家里，就强烈要求退伍；争取一段时间后，如愿以偿离开了军队，被安排到贵阳市一个生产邮电通讯器材的保密工厂保卫科工作；过了不久他把母亲接到贵阳，没想到我奶奶一看贵阳市场萧条、物资供应困难，日子过得很紧张，就要伯父把工作调回老家。那时候很奇怪，别的地方有钱买不到东西，什么布票工业券供不应求，我们那个小县城却相当宽裕；而且可以方便地购买农民自己种养的蔬菜猪肉等农副产品，我奶奶还是个养猪种菜的好手、可以解决不少家用之需，日子确实比贵阳市好过得多。伯父孝顺，听从奶奶的意见，几个月后调回老家；从此，伯父作为一名普通的国家干部，在老家平静地生活至今，日后的生活、特别是退休后，虽然也有诸多不如意之处，大体上还算过得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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