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回忆，1978年邓小平在北京视察新建的公寓住宅楼时，邓小平问“居民住房可否成为商品，当时现场的同志没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说，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人民币汇率安排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1979～1984）。1979年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开始进行改革，对外贸易由国营外贸部门一家经营改为多家经营。由于我国的物价一直由国家计划规定，长期没有变动，许多商品价格偏低且比价失调，形成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且出口亏损的状况，这就使人民币汇价不能同时照顾到贸易和非贸易两个方面。为了加强经济核算并适应外贸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从1981年起实行两种汇价制度，即另外制定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继续保留官方牌价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价。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汇率制”或“汇率双轨制”。

1980年人民币官方牌价为1美元＝1.5元人民币。从1981年1月到1984年12月期间， 我国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贸易外汇1美元＝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即非贸易外汇1美元＝1.50元人民币。前者主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及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后者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且仍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加权平均的计算方法。

随着美元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升值，我国相应调低了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使之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相接近。1984年底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已调至1美元＝2.7963元人民币，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持平。

朱德毕生艰苦朴素、光明磊落，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生命的最后，他将自己的积蓄——两万余元的存款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向党缴纳的党费。

也就是1980年，邓朴方的救星到了。当时刚当选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领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到北京开会。于是，三○一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趁机要求马昆医生给邓朴方进行检查。

现任美国新奥尔良儿童医院小儿骨外科主任的马昆医生回忆他当时为邓朴方检查的经过时，说：“他们要求我为一位特殊的病人进行检查，当时我也不知道此人是谁。有天早上我被带到一家军医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三○一医院。他们告诉我病人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并告诉我，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人扔出窗外，从此胸部以下的肢体瘫痪。我也知道，他曾经由苏联方面的医生动过手术，他们取出邓朴方体内的脊椎骨断片，用一种特殊方法把脊柱固定，但是下半身自腰部以下已失去知觉，产生动作失调，他坐起来的时候，身体因而往前倾，脊椎没有了支撑的作用。他们把病况告诉我之后，询问我有没有其他治疗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用脊椎手术，使他能够坐起来。”

马昆说：“我当时告诉三○一医院的大夫及一位曾在美国留学过的吴之康大夫，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中国大陆显然没有这种设备，因此他们要求我是否可以在北美洲找一家医院，为邓朴方开刀。“行医这几十年来，我个人的作风是，在医学问题和治疗的过程中，有任何挑战，我必定设法克服。我把邓朴方的案例当成一种挑战，原因不在于他是邓小平的儿子，而是因为他是个急需救助的病人。“邓朴方当时所遭遇的困难是：这种手术的开刀费用大约是25万美元左右，加上手术后的住院费用及其他医疗费用，总共可能要花50万美元。而邓家凑不出这笔经费，中国政府也不能用国家的钱为邓朴方治病。于是我回美国后，曾想和华府的华特里陆军医院联系，希望他们能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是，由于邓朴方没有一点军方的背景，而当时中、美双方虽然已经建交，但许多管道还没有通，国务院方面也不太能插手这件事。“后来我想到我的好友、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哥登·阿姆斯特朗，当时他是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的主任医生，我和他是至交。他一听到这件事，马上答应全力促成。”

今年69岁、现在已退休的阿姆斯特朗医生在世界脊椎外科界声誉卓著，成就不凡。他说：“我和马昆大夫是多年好友，是他促成这件事，我不过是通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要求协助，我自己不要分文手术费。当时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用，据说这是总理杜鲁道亲自批准的。邓朴方则支付他本人和护士到加拿大的旅费。这件事我的印象深刻是因为，身为邓小平的儿子，他们居然凑不出急待救命的医药费，而且在手术完毕，他需要复原期间，为了省钱，他不能住进康复中心，只好搬去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住。”据邓朴方说，连那笔旅费也是全家人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