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家园 不是赌博，他就是其中一个 他是按照命令做事，最后也被融化了。
可以对照令的操作，这个还真有连续性，汪东兴老实么？
家园 天子无私事，主席谈话是规定要录音的 否则谁敢录音？
主席在专列上发作，是要区别私事和公事，这才是后面一系列事情的根源，因为某些情况不准录音事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如此而已！
而主席是占理的，某些私事录音是没道理的，但承办人员并不能预测私事的发生，因此，处罚仁慈了。
家园 老老狐狸梳理了从偷偷录音到窃听的发展过程 59年的录音可以说是工作错误，事实上杨也没有受什么处分。但是65年的窃听就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了。就算封建帝王记起居注也没有大臣敢到卧室来听床吧。
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家园 老老的梳理到这里就输断了 老老转述的是戚三的访谈。而戚三是从戏子那里听说的。先不说戏子喜欢一惊一乍，大惊小怪。戚三访谈发表的时候，戏子的灰都凉透了，正是老老喜欢说的“欺负死人”。至于肥皂盒里装窃听器在当时技术上的困难，楼下小桃已经谈及。
家园 61年和65年是两个事件 狐狸兄的梳理很明白，重要的不是欺负死人，而是他的解释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61年没有处理，而65年处理比较重。再加上前后其他人的去留，可以很清楚地说明了杨的下放是65年的事情，而不是61年的录音事件。
至于录音器放不进肥皂盒，其实是个小问题。因为即使放得进，想想也不会放进去。主席只要拿出肥皂抹岂不会看得见？我想这里应该指的是在附近或者在下面罢了
每个人的回忆都有可能不确或者故意“欺负死人”，但是重要的是，在相互冲突的回忆中，那一个解释力更强。现在看来，戚的回忆和狐狸兄的梳理是目前这个事件中最具有解释力的，也是最合理的
家园 这个结论虽然你喜欢，但是站不住脚 非凡的结论需要非凡的证据。老老的结论连一般的证据都没有，只有漏洞百出的证据。老老的关键证据来自戚三的访谈，其问题包括，一是戚三说是听死人戏子说的，二是戚三所述的窃听手段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你当然可以因为喜欢老老的结论而去给戚三圆谎，但只能彰显老老的结论站不住脚。
家园 主席是教师属性，从延安起，一直反对党内斗争杀人。 脑袋不像韭菜。
留活证据。
家园 “秘密录音事件”或曰“窃听器事件” —中南海纪事之十七 文化大革命中，“秘密录音”，“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是作为打倒杨尚昆的最主要的“罪状”。“秘密录音事件”涉及一大批人和众多单位，但是，最直接的单位就是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科，最直接的人员是机要室会议科录音员刘吉顺。
当我1964年进入中南海参加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会议科工作以后，就已经感受到了“秘密录音事件”造成的影响。当时会议科开会，总要有意无意地谈到“秘密录音事件”；会议科的工作，或多或少和“秘密录音事件”有关，例如我的老师李翰泉和他的学生正在抢着把录音整理成记录稿；刘吉顺等在进行销毁录音带的工作。
家园 《王光美访谈录》（５５）——杨尚昆和所谓“窃听器事件” 黄峥：光美同志，您家从西楼搬到福禄居，可能还关系到一个大背景，就是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阶级斗争似乎越来越严重，中南海里也不平静了。因为这期间中央办公厅发生了“窃听器事件”，还牵连到杨尚昆同志。
王光美：所谓“窃听器事件”，其实并不是什么窃听器，是录音机。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因为现场没有录音，也不可能时时有人跟着记录，再说靠手工笔记也不准，事后想整理成文字找不到根据，传来传去很不准确，还出过一些问题。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为这事很伤脑筋。
有一次，毛主席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关系，当时安排了录音，后来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很准确。毛主席看后很赞赏，表扬了这件事。于是，就开始在中央领导同志开会，特别是毛主席讲话时，尽量安排录音。可有时候他们的谈话不是很正式，录音话筒往面前一放，就感到不舒服，有拘束。怎么办呢？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开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出事以后，才听说在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配了录音员，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一个偶然的机会，毛主席发现他的专列上有录音，大发脾气。但当时只是有关人员作检讨，没怎么严重处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这事也就一步步上纲上线，最后牵连到杨尚昆同志。“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志一起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不清楚了。
黄峥：杨尚昆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1965年11月，中央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免去杨尚昆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可实际上他没有到任，很快被批判和隔离反省，主要罪名就是“安装窃听器”。可所谓“窃听器”实际不是杨尚昆同志具体办的，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副主任反而没事，这确实有点费解。
王光美：在西楼的时候，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住得很近。那时在西楼公共食堂小餐厅吃饭的领导同志有4家：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杨尚昆同志家和我们家。还有一个江青的姐姐，本来也在小餐厅吃饭，她一看这里都是领导同志，不好意思，就一个人挪到食堂后面的准备间去吃了。4家各有各的厨师，各吃各的饭。我们家和朱老总家伙食比较差，因为孩子多，平时家庭经济比较紧张。有时星期日，朱总的儿子孙子都来了，要开两桌饭，用小脸盆那么大的盆装菜。彭总和尚昆同志家伙食比较好。彭总没有子女，经常是一个人吃饭，浦安修同志平时不怎么来中南海吃饭。尚昆同志夫人李伯钊同志是中央戏剧学校校长，是文艺高级专业人员，工资比较高。
刘源：尚昆同志家伙食好，可吃饭时冷清，不像我们家小孩多，星期天都回家，开饭时热闹非凡。我们家一般都是家常菜，茄子、粉条、豆角什么的。开饭时，我父亲总是用一个空盘子，一样夹一点，自己埋头吃，吃完就走，不多说话。每次一等他夹完，我们就上前抢呀！孩子们抢着吃，很热闹。尚昆同志一见我们这里热闹，我父亲又走了，就把他那里的好菜端过来，给我们小孩吃，他背着手站在后面笑咪咪地看，看我们抢菜吃。有时还把我们拉到他的桌子上吃。彭总有时也叫我们孩子上他那儿吃。
尚昆同志脾气特别好，喜欢小孩，我们都叫他杨爸爸。为什么叫他杨爸爸呢？开始是叫杨叔叔的，可不知怎么的，我们从小叫李伯钊同志“李妈妈”。有一次尚昆同志说：你们叫她李妈妈，可叫我杨叔叔，这就不合情理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杨爸爸了。前几年香港报纸上说，邓小平同志的孩子叫杨尚昆同志“杨爸爸”，说明他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那时中南海里家庭关系比较近的这些孩子都叫他杨爸爸。
当时在中南海里，我们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大的人叫伯伯，称呼比我父亲年龄小的人叫叔叔，例如叫毛主席“毛伯伯”，叫周总理“周伯伯”。唯一例外的是叫朱老总“朱爹爹”，是跟着李讷叫的。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尚昆同志的女儿妞妞下放在一个县相邻的两个队，常约好了在一个中间的小树林里见面说话。妞妞时不时买些罐头什么的送给我打牙祭，我到现在都很感谢她。她当时有些钱，因为她父亲打倒得早，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多些。我们是扫地出门，什么都没有带。“文革”中我们两家的孩子来往比较多。杨家小二和我姐姐涛涛都插队在承德。我去承德找涛涛，还去看了小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两家都平反了。尚昆同志见到我们，非常亲切。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专门去看望他，他特别高兴，谈了很长时间。
黄峥：尚昆同志和少奇同志很早就认识，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最早是1930年在莫斯科，少奇同志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尚昆同志是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具体帮助少奇同志工作。1931-1932年，少奇同志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尚昆同志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长征中，少奇同志曾任五军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后来又到三军团兼任政治部主任，尚昆同志是三军团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后，少奇同志兼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尚昆同志是副书记。建国后，尚昆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少奇同志主特党中央日常工作，工作关系就更密切了。
王光美：少奇同志平反的时候，尚昆同志还在广东省委当书记。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专门请了北京的有关同志参加，写了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在湖南少奇同志的家乡，建树了少奇同志的铜像。尚昆同志那时是国家主席，亲自去湖南主持了少奇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尚昆同志又组织人写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这篇题为《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为少奇同志一百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黄峥：我和我们那里的另一位同志参与了起草工作。起草过程中，尚昆同志多次约我们到他的家里，同我们谈文章的思路和内容。文章起草的时候，尚昆同志身体还好，不久就因病住院了。他在病床上最后审定了全文，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1998年9月14日 ，尚昆同志不幸患白血病逝世。《人民日报》在1998年11月24日即少奇同志的诞辰日，发表了《卓著功勋，彪炳千秋》一文。这时尚昆同志已与世长辞。这篇怀念少奇同志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家园 主席与李质忠谈话：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 《毛泽东年谱》里有65年底主席与中办副主任李质忠（65年9月康一民离开中办机要室后，机要室由李质忠管）谈话的记载，感觉话中有话：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
家园 59年、61年、65年，三件事，有人故意混为一谈，搅浑水 59年杭州南屏录音事件、61年专列录音事件、65年窃听器事件，是不同时间发生的三件事儿，现在有人刻意混为一谈，试图搅混水。
梳理一下：
1956年菊香书屋东边的西六所建筑被拆除，毛泽东住的院子向东扩展了面积，新增了供毛泽东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活动的乒乓球室。
56年以前，中办机要室既无记录人员，也没有录音设备，叶子龙（时任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几次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并请示周恩来，在进一步做好速记工作的同时，开始筹划录音工作。从56年下半年起开始，陆续购入录音设备、培训录音人员。（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
1958年06工程启动，菊香书屋大改造，屋顶、地面全换，墙体加高，窗户扩大，换成双层钢窗。
开始，机要室录音对中央召开的正式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或报告进行录音，目的是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58年11月开始，对毛泽东在外地时的一些重要讲话和与地方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也进行了录音，录音带和记录稿存与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需中办主任批准（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详述借阅流程，叶文可有深意？）。
1959年1959年11月，杭州南屏秘密录音事件。
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长的前公安部长王芳在回忆录（《王芳回忆录》——所谓"窃听器事件"）中记载：
11月初和12月初，毛主席召开中共中央杭州工作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地区的省市委书记，还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会议在南屏游泳池开。中央办公厅为了把会议内容记录下来，专门派来录音的同志。那时录音设备比较笨重，不像现在这样精巧先进，所以放在会议室后面的另外一间房间，在地毯下面拉了一条线。
一天，主席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问题时，他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这时在场的胡乔木同志问了一句，还有录音呢？要不要录？
这时毛主席提高了嗓门说：“是谁让录的？搞这个干什么？”
毛泽东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立即通知停止了录音。
主席讲话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当即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主席也不再讲过什么话。
这次“录音事件”，以杨尚昆和柯庆施口头检讨承担责任结束，主席未继续追究。
叶子龙是南屏录音事件的当事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
1960年1月上海会议时，我曾在火车上向毛主席汇报了机要室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资料，毛主席说：那好嘛。
……
在录音问题上，毛泽东有过具体指示，他曾亲自对我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机要室着手对录音工作做了明文规定，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
这个规定送毛泽东看了，他表示同意。
1961年在1961年，在毛泽东专列上发现安装了录音线路、有专职录音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在接受叶永烈访谈时对“专列录音事件”的有如下回忆：
在火车上，毛泽东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小胡（应是摄影组的胡秀云，而非某些八卦文传说的张玉凤，张玉凤是62年才调到专列当服务员的。）聊天。小胡离开毛泽东那里后，遇上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录音员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
小胡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不过，那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加以追究。……
毛泽东后来追究此事，才知道内中的详情，进行了批评。
刘少奇召集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作了处理。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了报告，送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了，了结了此事。
专列录音事件比杭州事件恶劣多了，已经接近监听了，所以处理也严重得多。
叶子龙从60年底起就和其他几位“一组”工作人员一起被毛泽东派到河南信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他不是专列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但他作为机要室主任，也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
61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机要秘书）、副主任康一民（周恩来机要秘书）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以警告处分。杨尚昆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疏失。
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1962年叶子龙离开中办。
1965年按戚本禹引用江青的说法：在毛泽东住处发现进口纽扣式窃听器。这应当是65年的事儿。
《王芳回忆录》提到，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对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由此可见，“窃听器”一说，绝非无的放矢。当然，65年11月杨调离，翻年3、4月间才组织检查，反应有点慢。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预审林彪、江青"两案"时，曾问过一些有关的同志。记得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告诉我说，罗瑞卿、杨尚昆同志问题出来后，1966年的三四月间，中央曾指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徐子荣（公安部原常务副部长）带领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突击的秘密检查，根本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向中央作了保证的。
据说，在杭州，对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检查后，要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同志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那时已调温州工作，所以对这一活动并不知道。
65年9月，康一民调离中办，10月，杨尚昆调离，12月10日，杨离京赴穗，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
1966年文革开始，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8号还是277号？）：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同志讲话，盗窃党的机密”。杨尚昆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随后，中央同意杨尚昆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7月初，中央对杨尚昆“隔离审查”，其开始近9年的“监护”生涯，直至75年3月。
66年7月，毛泽东返京，搬离丰泽园，入住游泳池，直至76年去世。
通宝推：真离,楚庄王,李根,风潇潇007,高粱,SleepingBeauty,天涯无,mezhan,苏仙岭,家园 如果这个时间表确实的话，大郎要么靠山极硬，要么是失心疯了 几乎是每被发现警告一次，就加码一级，完全不是要脚踏两只船的态度。
家园 1965.3-1966.7，毛泽东年谱记载主席的行止 翻阅《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主席于1965.3.14离开北京南下，6月22日回到北京，11月12日再次离京，翻年后，直到1966.7.18才再次回京。
6.22回京到11.12离京，有明确记载的主席活动地点，最多的是人民大会堂118厅，除此之外，还有福建厅、陕西厅等。中南海则主要是颐年堂，菊香书屋有两次：
9月7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9月15日 下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有一次，7月27日，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一行，未明确具体地点，从其他资料看，这次会见是在游泳池。
从6月22日到11月12日，年谱唯一一次提到杨尚昆是在11月10日。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接下来一条是：
11月12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此次出京后，直到66年7月18日才回京，年谱记载：
7月18日 回到北京。住中南海游泳池，此后不再住菊香书屋。通宝推：SleepingBeau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