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略谈文革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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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教头,最近在新浪看到这个

      外链出处

      是陈士榘后人的回忆录。

      里面“共和国最大凶杀案:被暗杀级别最高的首长”这个题目“最大”有点搞。但是可以看到不少文革的特点。

      • 家园 谢谢parsifa兄。。

        这个书俺之前看过,顺便建议您有空可以看看王耀南的回忆录,其中“揭发”了陈士渠上将两次在同一地点走麦城的故事,呵呵,

        至于了解文革,俺个人觉得《邱会作回忆录》特别值得一看,对认识文革前期的上层活动很有帮助,其他的如吴德的回忆录也很不错。

        • 家园 谢谢教头

          我对于陈本人的作为倒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这起凶杀。

          就是在文革中能够把一个历史有问题的人逼成杀人犯(当然这个人本人的心理有问题)。而拥护文革的大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居然得不到保护。可见当时混乱的情况。

          • 家园 可见毛实际上是被孤立的

            虽然口号上都是拥护的

          • 家园 其实类似谭中将的情况还有一个,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黄祖炎烈士,也是被一个混入革命队伍,后被查出历史问题的党内干部在大会上刺杀的。

            黄祖炎是东哥真正的嫡系,他的地位其实不在谭中将之下的,可惜刚建国就遇害了。

            至于文革的巨大破坏性,建议您看看张爱萍上将之子张胜写的回忆录,那里面已经说的非常透彻了。。

            • 家园 两个人有点区别

              杀害黄祖炎的那个人家里本来是地主,在土改中受了损失。属于混入革命队伍的不太能调和的阶级敌人(不可能为了团结他修改土改的方向)。而开枪在公共场合,属于解放军进了大城市保卫工作没有经验。

              谭的死,却是冲到本应戒备森严(不但有警卫还有狗)的家里和夫人一起打死的。这个可见当时工作情况之差。当时天天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于这个“阶级敌人”却疏于防范。破案都费了不少功夫。杀人犯过去有问题,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要不要严惩从现在角度看似乎可以从轻发落,而文革对于“阶级敌人”的打击和侮辱有时特别残酷,这个恐惧也催化了他的犯罪。

    • 家园 关于毛和周的冲突,转发唐德刚先生的一段评论

      原来,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所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十分成功;然只限于内战后的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人民政府所精心策划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建设(Economic Reconstruction)的开始。因此,该计划放八大通过实行之后,党内以周恩来为首的稳健派领袖,真是经之营之,珍之重之,实事求是的,预备好好的建设一番。那时在莫斯科冷眼旁观的赫鲁晓夫,曾为之暗暗咋舌。赫氏于一九五九年访美之时,就曾警告美国说,“很快的美国就要沦为世界第三位经济大国。”记者反问他,谁是第二位呢?赫氏忽然以英语回答说:“No Comment.(无评论)”足见赫氏对中国之惊羡也(此为当年笔者在美国电视上所亲见亲闻者)。

        不幸此一为全国财经专家所精心策划的“二五计划”,却为老毛一人一手给砸掉了。毛之砸掉这二五计划,是有绝好之借口的。事缘这个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放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朝野被他放得心慌意乱,苏联这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已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就。赫鲁晓夫曾大放厥辞,说在十五年内要超过美国。并且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这时举世皆信以为真。这当然也使当时正在访苏取经的毛泽东,大为信服(毛是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因而也信口吹出他底“十五年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要十五年超过英国,那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速度,都得翻上好几翻,才能做到。因而毛就要撤销“二五计划”,不顾一切的“冒进”,才能超过英国。

        笔者记得抗战期中,在重庆听过马寅初批评他底“学生”蒋介石的演说。马说,“蒋介石是个军人,就欢喜叫‘稍息、立正’。这次他也要向物价叫‘立正’,物价可就不干了。”说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是迷信体育的。欢喜叫人跑步、跳远。但是搞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按部就班,既不能跑步,也不能跳远。所以当毛主席一再向周总理抱怨,二五计划目标太小,速度太慢时,周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可能认为毛是外行领导内行。那时毛的绝对权威还有待建立。据胡乔木的回忆,一九五六年四月下旬某日,周又为“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单独去见毛。二人争执了起来,周竟然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胡乔木回忆说,“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以柯庆施换掉周恩来其后他们之间,周的“反冒进”,与毛的“反反冒进”,仍不时有所纠缠,周虽一再退让,毛始终是尾追不舍的。到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南宁召集部分中央领导,和西南各省市的工作会议时,周因公迟到,毛就打算乘机逼周辞职,而以上海市长柯庆施代周为国务总理。

        早在八大期间,党内高干曾戏谈如何淡化毛主席的独裁形象。因为按照开国以后的惯例,在公共集会场合,但凡毛主席出现时,大家照例起立,鼓掌欢迎,此时大家一致同意,废除此一形势主义。大家都同意了,周总理曾加一句戏言,说,“以后有谁见到主席要起立鼓掌,我就不分发他戏票。”因为当时北京每有杰出的戏曲表演,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的戏票,照例由国务院统筹分发。所以周恩来有此戏言。想不到事隔两年,此次南宁会议时,在一月十六日上午,毛竟在大会上,取出柯庆施所写的论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给周看。并当众戏问周道: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

        随后在大会会场上,毛也声色俱厉的叫出,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革命,和反马克思主义,周虽深知内情和毛的用意所在,然尽力容忍,不要表态,自动辞职。事后且亲撰万言书,作自我批评,深责自己“反冒进”之错误。直至同年六月九日的政治局会议席上,周始委婉地在会中自陈:“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这次“罢相”危机,始暂时淡化。“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见李东朗、任贵祥主编,“细说周恩来”,一九九九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实事求是与反冒进”,页四九三─五○三。)在这段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主政中国二十八年中,毛、周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二人一个坐第一把交椅,一个坐第二把交椅。都是从开国之初;坐到死为止。他二人显然都知道,二人都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彼此都是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中途是退不得的。毛之不能中途退休,上节已言之弥详。周之不能中途“罢相”,其理亦至明。为着个人安全计,他的影响力和潜势力,都太大了。他一旦罢相,则生死交关。他原是“高饶事件”之后,毛主席所想清除的次一个对象也。

        再者,周之生命非属其一人也。他也是一个王朝的无冕之王,也是一把大伞,和一棵大树,树上的猢狲,伞下的“老同志”,像叶剑英、聂荣臻,邓小平、陈毅,乃至彭德怀、贺龙、陈广,和数不尽的民主人士,包括张治中、傅作义,和笔者的老朋友,李代总统,和程思远,以及千千万万的大小知识分子,和臭老九,都要靠他这把伞来照拂,始稍有安全感。他这棵大树倒不得,大伞也收不得也。

        周和毛不同。毛是个独夫,人亡政息。周则是个“体制”(Institution)世世代代,承传有人。他只要不倒,就是胜利。他和老毛作健康比赛,毛如先他而死,则党和政府就是周的了;毛如死在周后,党和政府也就是“周派”的了。所以周氏生前,虽受尽胯下之辱,也要做个不倒翁。不倒就是胜利;周的政治本领,就是能维持他自己不倒,则荫及三代,血食千年。为着他的“党”,也是为着他的政治理想,他是绝对不能被老毛捅下去的。老毛常吹牛,某人某人(如彭真),他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下去,但他对周恩来就始终捅不下去的。

        这次南宁会议,周如受不了屈辱,稍示辞意,或以退为进,那他这个宰相,也就让给柯庆施了。等到他在政治局中表示倦勤,那就必然被一致挽留了。这也是最高的政治艺术的表现吧。

      • 家园 这错得太离谱了,基本事实和逻辑都不对

        第一个五年计划绝不是什么收拾残局的,49-52年的三年才是,一边打仗一边恢复。

        赫鲁晓夫那个对原二五计划的暗示和评价也是自相矛盾:如果认为这个评价是给原二五计划的,那么说明赫鲁晓夫这个计划能短期内超美,而同时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不足以15年超英——这是说两个国家的数学至少有一个出了问题。

        合理的解释是59年恰恰是大跃进第一年后,按58年的狂飙数字,才可能快速超越美国,而不是给原二五计划的评价。

        其实原二五计划足够15年超英的,英国57年的GDP不到中国的一倍(当然那时候中国只有工农总产值的数据),而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增长率比英国高5个百分点,15年足够超一倍的。

        事实上大跃进头脑发热,是后来把超英压缩到了3年——这才叫发热!这个发热的基础是中国五年确实干了差不多原来15年打算干的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的外因是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而不是啥十五年超英,真要说是十五年超苏还差不多。

      • 家园 唐远在海外,原来还能了如指掌。

        神仙啊!

        • 家园 唐那一大篇脑补,找出对的,实在不容易!
        • 家园 唐还是有点洞察力的

          毛确实是个孤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先行者,而周则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 家园 最近又有人把总理手术批示拿来说事

            周的另一个保健医生张佐良说:“早治疗,痛苦少、危险小,康复快。”医疗组建议立即手术,周恩来本人也表示同意。请注意,按张佐良的回忆,说明周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按照规定,周恩来的手术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于是吴阶平向毛泽东打报告申请手术。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的批示如下:1 不治疗。2.不告诉周、邓。3.搞好营养。

            • 家园 专家的意见也不全一致

              科学神话之癌症筛查

              关于前列腺癌的5项涉及341342受试者的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循证医学综述发现,对前列腺癌进行早期筛查并不能明显降低该疾病病死率。多伦多大学Anthony Miller教授说,人们一般猜测,早期发现癌症一定对患者有好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一方面,对某些恶性程度非常高的癌症,以目前的医学技术来说,早发现晚发现的结果都是一样无法治疗。从最终结局看,这类早期发现也毫无价值。另一方面,这9万名女性至少乳腺接受X线照射的次数远远高于普通人,因此诱发癌症的机会会增加,要知道即使不检测,绝大多数女性终生都不会发生乳腺癌,这些人都成为了被检测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癌症生长速度非常慢,即使不进行处理也不会很快导致严重后果。因此人们应该停止一些不必要的甲状腺切除手术、乳房肿瘤和前列腺切除术。因为从人群角度考虑,许多手术的受益并不明显高于风险。

              虽然从个体角度看,如果诊断出癌症并进行了手术切除,患者会有得救的感觉。要知道肿瘤学家现在仍然纠结于,到底什么年龄或那种高危险因素进行定期筛查才有价值。

              今日《自然》:不消失的科学神话

              这些神话通常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早期发现一些癌症确实能拯救生命。结合人类的欲望或焦虑,如对死亡的恐惧,逐渐形成了这种群体神话。一旦这种神话形成,会驱使人们追求不必要的治疗,或者把钱用在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上。这些神话也能阻碍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限制科研经费的使用,消除这些神话的影响十分困难。

              以周总理的年龄(70多岁),所患的病(膀胱癌),当时中国的医疗能力,综合考虑,在当时的条件下,保守治疗也许真的比动手术、化疗更好。

              毕竟

              无论手术还是癌症治疗药物,本身对患者也是非常危险的。

            • 家园 在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想当然的栓对,是当年西纠就开始的,

              凭空想,把自己的想法,套成周的想法,然后打着这个旗号去作,明明是他们想干的,但一说就是按周的想法在作事。

              你看这段,说的挺抒情,说白了不就是把他们想的,硬说成是周恩来的想法么。那儿可爱啊,可恨还差不多。

              http://www.lishichunqiu.com/qinlijiangshu/2011-05-15/2355.html

              作家礼平忆红卫兵运动荣衰:只是当时已惘然

              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

                

              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

              http://www.zelyj.com/222222/html/?3143.html

              宁可贻误治癌时机,决不松怠为国操劳

              张佐良,周总理最后一任保健大夫。

              在周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陪伴着总理做了十次手术,目睹总理切割着自己的身躯、燃烧着生命之火还在为国操劳。作为大夫,他的心也在流血,他的血也在燃烧。也是他,手摸着总理的脉搏,看着心电图嘟嘟嘟渐渐地拉成了一条直线,直至一个伟大的生命结束。

              我们医疗组向中央汇报了总理的病情,主席指定,叶剑英、汪东兴,张春桥、大姐照顾总理。我们在家把情况都告诉大姐。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总理做了肠癌手术。

              大便潜血,只是可疑,但他不查,谁动员也不行,最后汪东兴说让主席说。主席说了。总理把我训了一顿:“我查出癌,你治得了吗?你不对我说,还捅到主席那儿去,你通过我了吗?”他进手术室前,我们已经给他服了麻醉前用药,按规定半小时后进手术室,但他不动,在卫生间里写什么,已经过四十分钟了,我壮胆进去了,但是也没敢叫他。写了四十多分钟,我们又给他补充了一点药。他写了封信给大姐,说:“这件事以前我在全会上讲过,这次我希望还是发给各省、各军区负责同志,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为好。”让大姐把这个东西交给主席。总理过世后不久,参考资料上登了关于“伍豪”问题,大姐说那天他写的就是说这个事,我才知道。

              http://www.zlmedicine.com/action/News_show.asp?News_ID=56

              “他为周总理开了三次处方”

              周总理1970年就开始拉血尿,因美国总统尼克松1971年要访华,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理所当然肩负重大历史使命。开始,他要求家 人和秘书守口如瓶,不要向党中央透露自己身体异常的情况,一直坚持到尼克松访华后。转眼到了1972年,周总理的病情逐渐严重,毛主席批示:住院治疗。周总理才不得已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是患了膀胱癌。

              余桂清介绍了首长的病情:通过化疗强攻后,口干舌燥,心烦不安,不思饮食,便秘,血尿频作,全身消瘦,身体疼痛。潘明继一听就说:“那就用一些养阴生津、扶正培本的中药吧。”余桂清听了面有难色地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京城之大,专家之间意见不太统一,只好到福州请你这个治癌研究协作组组长开个处方。”根据余桂清阐述的病情,潘明继坐在桌前,思量许久,提笔开了一个处方,并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余桂清接过处方,仔细地看了一遍,连声说:“好,我个人同意你的观点,用你开的这个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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