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改开以来官方对文革评价的几点讨论 -- 大汉铁骑

整班训出来后到厂，马上和工厂解放前就在那里的老技工，发生冲突。

那些人早前由于少，在工厂里地位很高，但现在技工批量训练，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他们的技术，在解放前和解放初算高技术，但是具体的技术水准，是不高的。

到厂后新老技工互不服气，先拼技术，结果新技工胜过老技工，新技工人数技术占优，老技工资历占优，叫上劲了，冲突不断，最后就比历史，新青工压根没历史，老技工就要了命了，多少有点历史问题，在国民党时代多少和政府有些关系，就给排挤出去了。

前三十年的政治斗争，实际是解放前的老精英，解放时的革命干部，还有后来批量培养的新干部的矛盾和冲突。

其实老说旧精英内行，可问题是，他们的那个内行是暂时的，不长远的，他们的技术优势，很快就会被建国后教育出来的新人取代，这种时候，他们靠一时的技术优势，对革命干部不逊，然后当新干部出来后，技术上不再优势，又想用资力去压人家，那最后就被两面加击了，被打的最狠。

新干部想冒尖，拼完了拼完了老人，又想冒尖拼老革干，改开初江的人马，实际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的。

老革干是一路打，干到退休。

毛泽东实际上，是一直想平衡这三批人之间的关系，控制冲突烈度。

而且这只是个简析，实际还更复杂些，这三大块不是铁板一块，各板块之间，分出平行派系，板块之间也有合纵交流。甚至有一些非常小的因素，都会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一些私人间的恩怨。

毛泽东的敌人，实际就是这种错纵复杂的关系。这个东西，绝不是改开初那个破简史能体现清楚的，而一些喜欢谈反思之类话题的人，既搞不清，也不想真的搞清什么真相，只想用这个东西来闹事，捞好处，甚至搞政变。

这个东西不是不能讨论，好些事搞清也是有好处的，但绝对不是象那些人，那样去利用。

你按右派文人那套，永远也搞不清为什么，他们今天说自己有文化，明天说自己有理性，后天又开始强调什么良心，其实一样都没有。

最可笑的是，一会说传统文化，一会说西方文明，但实际是在狐假虎威，贩买的是他们闭门造车整出来的，扭曲拧巴的私货。

你看看下面两个文，再比对一下现在，看看象不象。

历史在重复摆动，虽然并不是简单重复。

http://www.bookbao.com/views/201007/25/id_XMTExODg1_6.html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

政府决定减少地租25%，引起地主多次抱怨和请愿。他们一般不愿说出自己的身份，而常署名为“国民”，甚至直截了当地自称“野农”，或“县农民代表”。①有一些请愿书声称有几百人签名，其中肯定有一些是地主的代理人、亲戚和狗腿子，因为在这个区，地主的人数可能少于请愿者的人数。另一方面，另一些申请书只有当地乡绅的例行代言人（区长、副区长和民团团总等）的签名。但是，几乎毫无变化的是请愿书的内容；用相同的词汇表达完全相同的观点，并且使用相同的陈词滥调，如同循环传递的模型一样（就像1789年春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前用来炮制“发牢骚的笔记本”或不满的清单的那些东西）。我们在这里所接触到的显然是预谋的进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击。

浙江的地主们在他们的抱怨之中，小心翼翼地不对二五减租的原则提出疑问。他们只是声称这一措施与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恶化有关；佃户中的坏人——“奸佃”和“恶农”——正利用这一法律，施行远高出25%的减租，或者甚至干脆完全拒绝交租。不良佃户经

常为“痞徒”或无业游民所操纵，并得到传统的或（更为经常）新设立的官方领导人和组织——村长和村委员会，农民团体和当地国民党分部——的支持。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571744

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王绍光博士专访

　　记者 阳敏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 “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不是简单的一句毛的错误能表达清楚的，正如过去的语境是就是好，现在的语境是国家的灾难，这种二元法的观点并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镜鉴，而不是为了抒发不满和个人感慨。

答：佛朗哥统治时代西班牙治安要比现在好，日本法西斯化的时候治安也是好极了，男人不会妖里妖气，女人也不拍AV。你说这两个时代给其本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这个可以作为对西南某地类似问题的答复！

刚嘘嘘回来,有点恶心,

草之.

浊气得宣,神清气爽,

咋睡咋香.

胡德平的纪要会议你没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