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感觉不到力量 -- 秀才兵

一如既往的好文!

他说：我信人民。

以前看到西方人士诋毁TG和ZF，我直觉上感到不舒服，有一种要为国家辩护的冲动，但是从理性上我又清楚的知道，好多事情不是空穴来风，洋人的种种说辞并不是100%都是造谣，中国确实有好多惊人的乱象，外人知道后，不免就要说三道四。

那么这种不是从理性上来的，而仅仅是从直觉上来的想要为国家辩护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被TG洗了脑了？还是我就是一个不理智的人？其实都不是。真正原因就是这句话：有什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或者说ZF）。

按照洋人的说法，既然TG是一个如此不堪的ZF，做绝了各种坏事，那为什么这个组织竟然不仅没有被人民推翻，反而还壮大了呢？唯一有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中国人民不行，中国人民既没有胆量和能力推翻暴政，也没有见识和水准建设一个好的ZF，更没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去建设一个真正强大富裕的社会。一句话，TG和中国人民是般配无比的，TG是极权邪恶的，人民是愚昧低下的，只有这个逻辑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被描述为万恶之源的ZF历经这么长时间还在一个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高速运行。

所以一个人要是相信TG本质上就是邪恶就是反动就是差，实际上就是等同于相信中国人民就是愚昧就是懦弱就是道德低下，不然你解释不了TG为什么能壮大到这个地步。说侮辱一个国家的ZF就是侮辱一个国家的人民显然是夸张了，没有这样简单的逻辑；但是同样的，说一个国家里ZF是ZF，人民是人民，我们可以把这个国家的ZF侮辱来侮辱去，但是却又盛赞这个国家的人民，把两者完全分开来，这同样是不成立的简单逻辑，这么说的人，不是过于天真就是别有用心。这就好像中国ZF说二战中的日本人民是被日本军国主义ZF利用了，坏的都是军国主义分子，人民是无罪的。。。中国ZF显然并不天真，这么说显然是有政治考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大部分人不会信这种说法，中国人不信，美国人也不会信，所有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都不会信，只不过现在和平了，大家做生意挣钱，场面上过的去就行，就不需要上纲上线了。

其实TG到底是不是真邪恶，中国人民到底是不是真低下，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你要真相信“TG邪恶，人民低下”的这个逻辑，那你自杀好了，因为你既然信了这个逻辑，那你是改变不了13亿人的，所以在绝望中干脆自杀好了。

所以心态一定要积极，要坚信中国人民本质是向上向好的，目前这些惊人的乱象属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是一个上千年的农业社会、农业帝国在向工商业现代社会、工业帝国艰难痛苦而又不断摸索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阵痛。这样的转型，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属于进化，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几百年才经历一次这样的进化？这个地球什么时候见过这种规模的社会转型？所以中国所做之事是古今无双的，而且还是在内外的种种夹缝中做这件古今无双的事。从这个角度来讲，TG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履行了历史赋予其的角色罢了，以后社会的基本面在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比如城市常住人口全面大幅地超越了农村常住人口之后），如果TG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它一样要滚蛋，没人说，它自己也不敢说，其地位是天授的。这两年社会乱象好像尤其突出，各种烂事层出不穷，其实这正好反应了我们社会的快速发展和TG相对的落后。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处于一个质变的临界点上，只不过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临界点时间段可能就得要有个十年，而现在只是个热身而已。

所有要有信心，大家要带着信心去折腾，十几亿人一起带着信心折腾，最后转型一定能成功~~~

平的结果

转:魏加宁：反思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成因与对策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经济虽有起伏，但由于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用财政支出和货币扩张来缓解衰退，经济的起伏要比战前平稳得多：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4.6%，生产率年平均增长3.2%；就业情况大为改善（其中，50年代的平均失业率为4.5%，60年代为4.7%）；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平均上涨率仅为2.5%。以致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之为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美国第36届总统约翰逊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内政纲领，其核心是保障民权，向贫困宣战。它向美国人民许诺了宏伟的目标——即通过社会变革，可以消灭贫困，实现种族平等。它扩大了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责任，其福利范围和对象比原先更广泛，主要表现在有关就业、医疗、教育、生活和住房、城市发展等一系列法律的颁布、机制的设置和政策的实施上.

当时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景气扩张阶段，联邦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然而州和地方政府却面临着技术和财源的不足，于是约翰逊决定通过授权计划的方式将联邦资源输送到州和地方政府。由于美国人民对肯尼迪总统英年早逝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情心，美国政府和国会达成了罕见的高度一致，一系列相关法案被迅速通过。在约翰逊时期，美国共制订和实施了近500项计划，用于增加社会福利开支。

然而，就是在这种繁荣景象的下面，美国的国力却在悄悄地衰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效率的恶化：生产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与此同时，工资福利水平却在不断提高，以致于1968年单位劳动成本上升4%，1969～1970年上升6%，1970年后工资上升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时，因越南战争升级和“伟大社会”建设导致社会开支猛增，使得政府的财政赤字于1968年曾创记录地达到252亿美元，而到1971年6月底美国的财政年度结束时，仍高达232亿美元。1969～1970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政府于1970年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1971年经济虽已复苏，但是失业率仍然高达6%，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4.5%。

由于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美元的地位也开始动摇。二战结束时，美国曾是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占当时世界总量80%以上的黄金储备，因而能够确立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安排下，美元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全世界流通。但是到了60年代，随着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和德、日等国的重新崛起，美国贸易顺差不断减少。到1971年5月贸易顺差消失，出现了自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以后赤字不断扩大。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断下降。大量流入欧洲的美元开始贬值，成为不受欢迎的货币。美国政府再也无力支持美元／黄金的固定汇率。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一度采取了“双刃剑”政策：一方面，由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8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第一阶段：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和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这个被称之为“尼克松冲击”的举动使得一向生活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美国国民深感震惊；同时也使战后初期建立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倾刻瓦解，使西方经济失去了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

1971年10月，尼克松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一次，反对的意见开始强烈起来。而且人们很快就发现，为实施工资、价格管制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因担心工会可能从监督机构中撤出代表，工资委员会一再作出让步：先是宣布认可延期未加的工资增长，并确定每年工资增加的标准线为5.5%，后又同意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物价委员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一开始，它就批准了两家钢铁公司生产的白铁皮提价。在不到3周的时间，全国150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3提出了提价申请，而被批准与被否决的比例竟达20:1。结果，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

1973年春，尼克松因食品价格猛涨和“水门事件”的困扰，于6月间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结果是灾难性的：市场上见不到牛肉的踪影，食品货架上空空如也。美国人第一次在和平时期遇到了短缺。此次冻结实施仅一个月便开始解冻。这时，美国政府转而采取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来控制物价。虽然如此，1973年第三季度至1974年第三季度，粮食、石油、鱼粉等必需品价格还是猛涨。时逢石油危机，于是石油价格从3美元一桶上升为12美元一桶，整整涨了4倍，1974年4月30日工资物价管制到期自动取消，加上美元贬值等因素，物价扶摇直上，达到了1974年全年上涨12%的历史最高记录。

到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国总统时，“滞胀”的局面已经形成。福特总统上台初期宣布通货膨胀为美国的头号大敌。在当时，福特及其经济员都没有预料到失业率会在9个月内上升到9%，并成为1975年的特大新闻。1974～1975年的经济衰退使福特政府改变了初衷。在国会的压力下，美联储于1975年初开始放松银根。直到福特卸任为止，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时紧时松，疲于应付，而经济却一直呈现出高失业、高通胀的“双高”特征。

为了降低失业率，卡特政府在1977年执政后开始实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77～1979年3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记录。这导致1979年第四季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至12.7%。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在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时，美元不断贬值；生产率由提高3.1%转为下降2.1%。gnp增长率从4.9%降为1.0%，失业率却一直在6～8%之间居高不下。这样，公众对民主党政府及美联储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信心。这导致了共和党政府的上台，将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制定以及对社会福利政策和政府管制政策进行“逆向改革”。

是啊,以前知道没有蛋糕吃也就算了,现在知道家里有个大蛋糕,却不知道被谁吃了,没有意见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