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忙总所谓座椅子和等椅子的都是哪些人？ -- suwater
家园 这个论题有些大, 不过在我看来,在趋势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切都是浮云.中国只能沿着现在的路走下去,如果P民们所谓的觉醒了,那现在的TG一定会很快的完蛋,但我觉得P民觉醒就跟毛太从纪念堂里复活一样,那只是梦想.
所以未来中国只能中老右派与新右派的斗争,是老官僚与新官僚的斗争.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一定程度上代表外国势力的右派出现.
所以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就是不下注.台上的都是政客,没有一个值得我们下注的政治家.除非有真正的政治家出现.但我觉得这也是个梦.
上面的一段话是对胡从希望到绝望的梦言,谢绝跨省.
- 复 这个论题有些大,
家园 毛给了我们一个念想，喔，原来还有这样一条路。 如果没有了这样一个念想，P民也就回到了行尸走肉的时代了。
家园 为什么中国的P民非要有这个念想？ 别的国家的P民没这个念想不也挺好的？
家园 国情不同，多少国家文明是外向型的 外扩的过程中多少能分享到利益，我们内聚化时间太长了，逐鹿的是中原方寸之地。文明不同，利益分配的方式也不同，几千年前如果有我们向新大陆迁徙那就完全不同了。关键还是资源分配问题，要不就有人认为我们国家人口真地太多了，中国的问题只能用中国的方式解决，西方文明不是良方，很可能是毒药。
家园 这又国情不同？要中国方式解决？ 马克思那套到底是良方还是毒药？
那可是纯种西方的。。。
家园 改良过的，要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不是西方文明中弱肉强食的扩张性理论，马主义在西方也属于非主流另类观点。马主义进入中国恰似释教在中国的本土化。照搬教条的事TG干过但无一例外失败。
不按西方招数出牌不等于不学习西方的东西，学为己用，解决问题的立足点还是中国具体的状况，一句话不要走极端，不要轻信。
家园 马主义本土化是成了毛主义还是邓主义？ 毛主义的中国与邓主义的中国哪个更成功？
有一点可以肯定
邓亲手终结了毛主义
套用一句口号
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家园 等主义是没有主意 摸论能终结毛主义？没准又摸回头了，看一下90周年讲话，毛主义与中特理论并列，仔细梳理一下中特理论，只不过是立一面社会主义的旗帜行实用主义的线路，实用主义也许还能走下去，但最终要由理论来支撑，答案也许是西方文明，也许是中帝国文明，对P民来说什么主义无所谓，但最终还是会影响到个体的，中产阶级是浮云（事实上饿急了眼也是被吃的对象），君不见要废中低层吗？
事实上讲到底理论不重要，重要的的利益分配原则，吃相太难看了必定要被迫吐出来，弱肉强食真的无极限吗？取决于被食对象的觉悟，羊有了狮子领头就不是羊群了，毛就是给了我们成为狮子的力量。
那你现在信不信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家园 胡德平他们可不是民族主义者，乱邦八九年就是旗帜了。 实际更早，党校变成反共基地就是他打的底子。以后用军队的地方会很多，不好压。旗是且换不了哪，因为没人能保证上层全是自己的人，这么干要作被其它人干掉的危险。
家园 【讨论】胡德平坐不上椅子，但想保持影响力 人的良知很难讲，一般人总是不甘寂寞，象胡德平这样的，耀邦在体制内没有啥实际的实力，德平就只能夜奔敌营了，现在赤果果的代表资方了，还要把老爹塑造成资方领袖，其实耀邦就是没啥底蕴，当时被西方的先进吓到了，人也比较毛糙，好激动，倒不是真的反共。
家园 前一段找到一篇谈他到党校后怎么算计华国锋的文，当然是夸 的意向，可惜那份报当时不小心，找不到了，后来想到网上搜，结果搜到一堆胡怎么和华国锋好的文，有的还是胡大少亲自写的。
其实不矛盾，谈办华的文，是本着内部教学的意向，而胡大少他们的，是本着非邓。
胡本人在藏区，为了讨好旧贵族，就说汉干们没作过好事，
总的来说，胡没什么可冤的。
家园 说到旧部回忆，手头正好有一篇。胡本人对眼前情况应该没意见 他儿子和那些右派旧部，原本就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
http://hihistory.net/post/4225/
1978年党校内部讨论：毛泽东与“四人帮”如何切割
发布时间：2010年09月06日 - 07:50 | 1,403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9期
原标题：梦醒时分的历史记录：32年后的阅读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
1978年4月，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第1期800多学员进行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打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框框，是破除个人迷信的最初开端，在“拨乱反正”史上抹上了重重的一笔，学界称之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曲”。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来由，是 十一大提出来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说：要研究党史，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分别指的是刘少奇问题、林彪集团问题和“四人帮”问题。实际上是要给刚刚宣布结束的“文革”一个说法，维护“三七开”的结论。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任职后，即要求把总结“三次路线斗争”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实事求是地搞清楚“文革”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为此，党校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负责起草“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提要。胡耀邦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作为拨乱反正的重点，非常重视，亲自确定了实践标准的指导思想，具体指导稿子的修改。稿子形成后，胡耀邦又决定在上报中央之前，下发学员内部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学员们对稿子众说纷纭，在各种意见交锋中，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家对“文革”的议论，许多观点已经冲破了十一大的调子。正是在这场大讨论的基础上，胡耀邦主持协调各方，公开推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点燃了全党思想解放的火炬。
有关这场大讨论的情况，当事人吴江、金春明、沈宝祥等先生都曾著文叙述过，主要线索已比较清楚了。但对学员讨论的情况，叙述得较少，特别是第一手材料不足，这就使得这段历史记忆显得比较单薄。
“文革”折腾十年，伤人无数，党内外怨气很大。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他临终前说：这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7年召开的十一大对“文革”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还是高调肯定的，并要求老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但毕竟“文革派”当道的严冬过去了，党内外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长期被压抑的怨气开始释放，各种责难声渐起。积冰初融，思想奔涌，党内此时的思想状况是难以描绘的错综复杂，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的大讨论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分析样本。
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各年龄段俱全，在“文革”中的境遇各不相同，学习期间又为党校思想解放的氛围所熏陶，他们讨论中反映的信息，应是较全面地展现了全党的思想状况。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单位能像中央党校那样，可以集中那么多不同层次的高中级干部；没有其他任何场合，可提供那么多不同观点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没有其他任何题目，能像“文革”那样，可以激发那么复杂的思想情感，提出如此多的问题。
笔者在当年“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许迈扬教授的保存资料中，看到了第1期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是800多名学员讨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时，各支部、各小组上报的意见，十五六万字，保存相当完整。如果把各份材料归类分析，与学员名册相参照，完全可以设计为一份政治问卷。时隔32年后，重新读来，可谓饶有兴味。
学员反馈的这些意见，并不限于稿子修改方面，借题发挥的东西很多：有中规中矩的套话，有暗藏玄机的提问，有明知故问的求教，有间接表达的质疑，信息量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革”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可从各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反映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前的党内思想状况。中央党校提交给学员集体讨论的这份《提要》征求意见稿，是一篇相当粗糙却新意盎然的稿子。最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在“应遵循的三条研究原则”中提出了“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提法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学员们对这一条特别重视，并有相当积极的回应。有的说“这一条很重要，是正本清源，要把它说得更充分一点”，“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需要突出强调”，有的还建议加上“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的说：“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不然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代价就白费了”。一位高级班学员更是直接指出：“不能拿运动中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文件作最后标准，应以斗争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学员提出一些二元论的观点，如：从实践出发，用发展的观点去看；从实践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部四支部一组的意见，不同意讨论稿中“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的提法，认为“这样写法太绝对了，实际上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汇报材料可看出，经过 “文革”10年“假大空”的反复折腾之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想观念已渐成明日黄花，“唯实务实”的意识正逐步得到认同。但在此时，就党内整体的认识水平而言，“唯上”与“唯实”还处在双峰并峙的状态。许多人不仅对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的关系搞不清楚，是非标准也很模糊。特别是对“文革”中的一些论断，许多人还是信奉有加。这一特点，在材料中的反映非常明显。在对“文革”的评价上，一般都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往往同一份材料，开头讲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后面讲的就是大民主、打砸抢、全面夺权、迫害干部、派性武斗等问题，前后矛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头脑中还受制于“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所以，胡耀邦要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一步做大做透，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理论动态》的编辑们在审改《光明日报》送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时，特地加上了“唯一”两字——这个对“唯一”的强调，应是受到了这场讨论的启发。
第二，反映了党内对“文革”郁结已久难以化解的不满情绪。中共“十一大”虽宣布 “文革”结束，但对“文革”是持高度肯定态度的，总结经验也是“三七开”。从“汇报材料”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怨气极大，说“七分成绩”轻描淡写，谈“三分错误”却剑拔弩张。如一位中级班学员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不理解。后来看了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我理解了。现在我又不理解了。” 这个观点是具有普遍性的。许多学员提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市地区以及各级部门控制程度如何估计？走资派到底有多少？阴暗面到底有多大？是否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了？”有的明确指出：《五一六通知》对敌情估计过头了，造成“打倒一切”，全盘否定了建国后十七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