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认识61年初陈云与柯庆施关于上海粮食工 -- 乾道学派
家园 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认识61年初陈云与柯庆施关于上海粮食工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宋季文副市长去他的住处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陈云谈到农民希望少种双季稻和小麦的问题时，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陈云不赞成这种意见，他说：“我看，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种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1]
乍一看去，好像陈云的说法是对的，但如果站到全局的高度，看法就会不一样。上海的农民多吃点，上海的城镇人口所需的粮食就要更多地从外地调拨，其他地区的农民就要少吃点，而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下面两个材料可以对比着看一下：
在1960年夏天，总书记邓小平到四川传达中央一个文件，传达完了，吃完中午饭就要走。当时，在省委办公大楼下边，临上车的时候，李井泉提出到机场送他。他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2]
一九六一年夏，新都县委反映，水稻的二道秧子耨不起走，农民下田耨几行就没力了，躺在田坎休息。当年秋天，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同志在省委金牛坝招待所养病，到灌县看了一下，回来给我打电话说：“老宋，你今年遭了，成灌公路两旁田里的稗子长的比谷子还高”。我说：“是，二道秧没耨上去，一亩少收一百斤谷子”。[3]
[1]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
[2]周燕《李井泉秘书陈振寰口述》
[3]宋文彬《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
家园 1961年，上海已经基本没啥问题了 也有国外粮食进口。
四川应该是余震，这两个关系不大，1961年也是全国恢复期，此时生育率已经上升，导致了1962年的生育小高潮。
家园 站在全局的高度或许还可以这么看 上海本身似乎并非小麦传统产地+农民积极性差 -> 收成差 ->
“上海的城镇人口所需的粮食就要更多地从外地调拨，其他地区的农民就要少吃点，而当时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
再换一个角度，
青浦种了蚕豆和单季稻+农民积极性高 -> 蚕豆收不上来被农民吃了，但稻子可以多收购 ->
“上海的城镇人口所需的粮食就要更少地从外地调拨，其他地区的农民就要多吃点”
难道不是多赢的格局吗？
这种所谓的辩证法，两头话，我也不愿意多说，你这么假设历史我也来假设，有什么太大意义呢？所以还是那句“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还是要向前看”
至于
柯庆施说青浦县委讨论认为“种麦子，农民不能吃，而种蚕豆则收不上来”用现代的话，也许可以这么着说“你是为农民说话，还是为收购说话？”
牵强有，但本质差别没有
家园 讨论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不要想当然。 上海本身似乎并非小麦传统产地+农民积极性差 -> 收成差宋绍熙《云间志》载：“今华亭稼穑之利，田宜禾麦，陆宜麻豆。”明清时期，松江、金山、青浦、嘉定、上海、宝山、奉贤、南汇、川沙、崇明10县，小麦种植面积约占耕地10%。民国时期，麦类种植面积扩大。1920年前后，10个县和上海市郊种植270万亩，总产量约15万吨，接近各种粮食作物总产量1/4。小麦种植面积，1933年10个县和上海市郊扩大到220.9万亩。
60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上海的小麦种植面积总体上是不断扩大的，蚕豆种植面积总体上是不断缩小的。小麦种植面积最高的1992年，种植面积达到165.5万亩，增加了200%，蚕豆种植面积减少到3.25万亩，减少了87%。
用现代的话，也许可以这么着说“你是为农民说话，还是为收购说话？”你是只为某一地的农民说话，还是为全中国的农民说话？
家园 我确实不掌握太多情况，也没时间细查 但“上海市郊种植270万亩，总产量约15万吨”，产量每亩111斤，不算是高的
“1992年，种植面积达到165.5万亩，增加了200%”，不知道是从占10%上涨到30%，还是从20%上涨到60%？
如果当时青浦县委要求的是80%，你就是1992年涨到60%，青浦县委的计划仍然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具体数字当然可以不同，就是一个类比）
蚕豆面积下降，恐怕也得结合全国范围看，东北大豆种植基地建成后，其他地区减少蚕豆种植面积没啥不正常
你是只为某一地的农民说话，还是为全中国的农民说话？如果每个某一地的农民都过好了，全中国的农民也都过好了；打着牺牲某一部分人照顾全局旗号，最后全局也受到影响的，这种示例在当年今日都不算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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