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G的左右互博之术，天下无人能敌 -- 辛酉
家园 TG的左右互博之术，天下无人能敌 天朝大多数的酱油党（屁民）一致认为TG的左派与右派是分数不同阵营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并且为各自利益不惜抛头颅撒热血。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没有政治觉悟和素养的表现！
其实TG的左派与右派同属一个阵营，它们只是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随时变换着形势，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跳出TG本身根本利益的圈子，就像本朝太宗南巡讲话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无论天朝怎么改革开放就是不能越雷池半步跳出这个圈子。
在西方国家，左派、右派还有其他政治团体都有属于自己利益的赞助团体和金主，大垄断家是金主，那些无产阶级与农民其实也是金主，无论怎样的政治团体都要为自己的赞助团队和金主服务，利益是泾渭分明的。
但在天朝比如说凤凰卫视，大家都认为是南方系的大本营，但是凤凰卫视刘长乐就有军队背景，凤凰卫视初创时就有军方的资金（当然初创时大部分钱是默多克那个凯子出的，谁让他娶了小邓邓呢），凤凰卫视真正的壮大是中移动入股成为第二大股东之后。
话说本届董事会董事长春真人之女李彤任中银国际总裁，在香港成立私募基金专门从事传媒、互联网新媒体方面投资，而真人之子就是中国移动集团党组成员、总裁助理李慧镝，这才有了中移动入股凤凰卫视打造TG向世界传播意识形态的利器，从而响应糊牌发出的振兴和发扬TG中国文化的号召！
中宣部长云山之子刘乐飞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打造中国最大PE基金，跟云松的新天域与高盛、摩根财团合作不同，中信基金是纯TG血统资本重点布局军工、科技还有文化，当然十八大云山入董事会接真人衣钵后，中信基金会在文化领域大有作为的，为TG不惜血本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做开路先锋。
乌有之乡也是TG体制内资金支持，所以凤凰卫视与乌有之乡只是TG左右互搏的工具而已！
就像驻英大使刘晓明所说：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中奥妙不言而喻！
中国移动集团党组成员、总裁助理李慧镝是专门负责TD项目的，TG铁了心要把TDD-LTE打造成国际技术标准，现在也确实如愿所长，TDD-LTE与FDD-LTE、WIFI成为第四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而且由于TDD的频谱优势，国际上大多数的运营商都支持中国的TDD模式。TD-SCDMA刚运行时广东新邮通占据了中移动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新邮通的吴老板就是586姐夫，吴总与中移动李总合作的亲密无间，当然由于586是开了家庭会议的，所以新邮通股权转让后吴总退出了前台，但无论如何，在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事业上586与真人都是做出了成绩的
家园 【整理】前两年体制内一直有人鼓吹党内派系制衡 两个贴子连起来读比较喜感。
家园 美学者：TG内部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 中共党内权力的制衡与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普渡大学（凯优曼校区）历史学教授 洪朝辉
一、 导论：“黎安友转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来，西方学者出现了认知中共政权的两难困境与困惑。
一方面，他们根据政府统治的理论(The Regime Theory)，认定集权制度必定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合法性虚弱、过度依赖暴力、决策过于集中、以及个人权力凌驾于制度规范等。1所以，在1989年后，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民主理论家都预言，属于这种集权制度的中国，将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认为，中共走向苏联和东欧共产党解体的命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3并在2006年时，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规模崩溃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备，而大限的时间不会是几十年，而只是在几年之内。4谢淑丽（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认为，“中国领导人正在被众多的恐惧所缠绕，因为他们的日子已经是可数的了”。5
其他政治学学者（如Arthur Waldron，Jeffrey Wasserstrom和Bruce Gilley）等，也加入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给出了一个中国崩溃的明确时间，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认为，从2005年开始，中共的“残局”（endgame）将开始。8而著名的民主转型问题专家Larry Diamond，在2006则认为，“中国不可能既维持完全而又封闭的政治垄断，又维持（统治）稳定。一些（自由的）东西必将出现。这也许不会在10年之内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认为，这将在25年内出现，也许10-15年”。9基于西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都没有猜中当初前苏联何时崩溃所出现的集体尴尬，所以，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再度尴尬，一些学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积累的学术声誉，冒险对中共崩溃的时间进行算命。尽管学术风险很高，但一旦预言成真，学术收益也极大。
但另一方面，根据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以自由派中国问题专家著称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开始反思当初预测中共政权垮台的误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经典的关于集权体制的西方理论，无法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证明其政权是具有适应和恢复的能力（resilient）。11
针对集权体制能否重获活力和新生的问题，Talcott Parsons曾经认为，全能的专制制度（totalitarian regime）只要满足下列四大条件，是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并继续生存下去：一是放弃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和魅力型的领导人；二是促使大批技术官僚掌权；三是引进复杂和专业的官僚制度；四是减少对个人言论和行为的控制。12而Richard Lowenthal则认为上述的适应性行为，并不能改变全能专制制度的特征。13对此，黎安友认为，在不将专制制度过渡到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经完成了上述四大改变。14
同时，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权力更替，黎安友称赞有加，认为十六大增加了权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领袖时，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别的考虑，在政权内增加了体制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专业性，并为政治参与和民众上访建立了制度，由此加强了中共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这些变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适应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认：“矩阵过去20年后的今天，中国集权专制适应和恢复的能力仍然使人惊讶”，16并认为，研究中共专制制度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也许能够有助于推动比较专制制度研究的复兴。17
尤其是，黎安友开始意识到，中共统治的适应和恢复能力之出现，与中共体制内部权力的平衡存在关系，因为在中共选择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中，派别因素的减少，有助于产生能力卓越的领导集体，并在党内“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别；而且由于缺少一个或二个控制一切的人物，所以导致决策过程的日趋集体性。1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的派别不再存在，而是他们的权力是在一个“互相平衡”的结构之下运作，并都从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19
与黎安友的反思相呼应，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并没有处于频临崩溃的危险。。。。尽管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但它已经不断地证明自己是能够适应的（adaptable），并拥有足够的恢复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断强调提高执政能力，已经说明第四代领导人试图在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求自我生存的战略”。20沈大伟（David Shamebaugh）也认为，“中共仍然是相当的强大和富有恢复能力的制度”，中共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不足以展示中共“系统性崩溃的真正的可能性”。21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学者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治认识的基本变化脉络，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过去对中共和中国政治改革持悲观和批判观点的重要变更”。22首先，他们曾经认为，一个具有恢复和适应能力的政治体制必须具有制约和平衡的机制，而中共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既没有制约，更没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权是没有适应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面对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共政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充满恢复和适应能力的历史事实，这些西方学者一方面没有改变基本的价值和信念判断，即制约与平衡是一个政治体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这是一个普世价值，不能也不应修正；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中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学术假设：中共内部也许存在一些具有中国和中共特色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最后，为了实证研究中共内部是否存在制约与平衡的机制，其中一个切入点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产生的过程，旨在观察最高中共领导人的产生，是否经过长期的博弈和妥协？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和担任常委后所表现的执政偏好和政策优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和特定的区域利益？
对此，Richard Baum认为，“关于列宁主义（国家）转型的成功例子，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献（可供参考）。这样，中国和中国政治研究的领域就进入了独一无二（sui generis）的领地。以前集权制度转型的例子，已经不足以解释或预测中国进化的问题。”23
同时，沈大伟列举了前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崩溃的近70个因素，并比较了苏东共产党和中共的异同，试图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于死地的因素。其结论是，在21种经济因素中，中共只有六种与苏东崩溃前类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只存在5个，占三分之一。但在11个社会因素、8个文化因素、5个压制性因素和3个国际因素（排除与中国无关的3个因素），中国分别占了8个（73%）、6个（75%）、3个（60%）和2个（67%），远远超过经济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现在经济上（29%的相似度），可见经济是中共不致崩溃的最重要功臣。同时，中共在政治适应方面的成果显著，与崩溃前的苏东共产党相比，只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方面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度。中共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压制性和国际因素。
二、建立中共内部权力制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党务改革和党内民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而建立与完善中共高层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机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但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点则是允许和建立党内派系的公开化、合法化和制度化，旨在鼓励健康、良性的党内派系之间的竞争与监督，建立制度化的一党多派体制。
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存在一个误区，以为党内分派是一种负面的政治肿瘤，因为这是对制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动，似乎党内派别越弱化，制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实，太祖早就认识到，“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承认和构建党内派别体系，既有助于中共获取活力的新资源，更能强化中国特色的制约与平衡模式。
笔者曾在2007年10月发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出现了党内派系的轮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敌团队”（team of rivals）的概念，认为自从十七大后，中共出现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双接班的格局，说明中共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党两派的新活力。27王飞凌也提出，承认党内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现实的反映，也有助于推动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尽管沈大伟对这种党内派别民主表示怀疑，因为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花费了它们全部的制度生命，尝试消灭党内的宗派主义，但他并不排斥一种可能性：即在一党体制下，创造互相竞争的选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与香港和新加坡模式类同。29
对此，笔者以为，建立中共党内合法化、制度化的派系体制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惨痛和残酷的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提醒目前在位的执政者，应该而且必须为党为己留一条制度性后路。当林彪在1966年，帮助太祖整掉反对派刘少奇时，殊不知，在5年后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惨；当华国锋帮助太宗打倒“四人帮”之后，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同样，赵真人在1986年听任“元老们”对前湖进行非制度性地整肃，3年后，自己也“销声匿迹”，软禁至死。不断重复的党内斗争的零和游戏，应该给在位者一个警示：如果没有建立保护党内不同政见者的制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为昨日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前湖和赵真人。为了避免“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需要给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制度性的生存空间，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的国策也要成为一项党策，必须而且应该落实在党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党外弱势团体的洒泪同情。在理论上，“以人为本”的实质是，只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为本”更多地是强调把穷人当作人，而没有把党内的政敌也当作人，对他们既不人道，更不给尊严。其实，影响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关爱穷人只能促进和谐的经济社会；只有善待党内外不同政见者，才能建设和谐的政治社会。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党内派系制度，既是中共党建的必要，也有助于强化国家的“软”“巧”实力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其三，党内有派，能够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党内的监督和平衡机制。一个党能否“伟大、光荣、正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纠错机制，而不同派别和不同政见的合法存在，则是党内纠错机制的组织保证和制度保障。太祖关于党内路线斗争“七、八年来一次”的睿智判断，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态决定了七、八年来一次内斗的必然性。但这种不断来一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党内没有反对派存在的合法土壤，只能导致党内定期性地来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个制度化与合法化的派系体制，那么，党内的张力就有可能每时每刻得到释放和纾解，也有可能化潜规则为明规则、化阴谋为阳谋、化无序权斗为有序竞争，为不同政见的党员干部保留知情权、监督权、质询权和组派权。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制度性派系还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三代目提出“三个代表”、吸纳资本家入党、中共党内出现阶级分层以来，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提出发展新战略以来，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不同利益团体的雏形，为他们的制度化分野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思想条件。例如，自2002年以来，什锦饭提出了与太宗和三代目不同的中国发展战略，包括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于是，超常和超速的发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赢者通吃，必须为大众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饼的机会。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的传统思维，已难以保证社会可持续地高质量和谐。这样，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思想路线，必然影响和反映在不同的组织路线和人事安排，为党内派系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内部的派系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笔者认为中共内部已经出现类似美国民主党人vs.共和党人的两大社会经济利益集团，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团派vs.太子派、上海帮vs.非上海帮。根据社会经济利益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中共党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资本vs.劳动、沿海发达地区vs.内地落后地区、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强政府。具体而言，提倡社会和谐、公平公正、财政倾斜、减轻农负、干预股市、强调环保、控制房价、照顾弱势的集团，就是中共内部的“民主党人”。作为对比，哪些主张“发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中央和行政干预、促进股市和房市自由发展者，更与美国的共和党人相近。31对此，李成在2007年也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是以两个主要的派别所结成的“两党”（bipartisan）联盟为特征，一个是精英派(elitists)，一个是平民派(populists)，这样的体制将导致“政治游说更具透明，派系政治更具合法性，选举更具规则和真实”。32中共派系的社会经济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利益作为参照，并考察九位常委在担任常委前后所表现的政策偏好和执政优先顺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侧重的社会经济利益集团。例如，什锦饭、八宝饭、李克强具有“民主党人”的情怀，更多的是同情弱势团体、追求和谐发展。33加上贺国强，因为受制于中纪委书记的职位，决定了他的执政优先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贪官、抑制特权。34作为对比，习近平、吴邦国、贾庆林，更类似“共和党人”，他们都曾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首长（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论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35），自然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资开放更加情有独钟，而且倾向弱势的中央政府、强势的地方政府，更乐于推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36至于李长春（主管宣传）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于他们的职务要求，决定了他们的优先只能是维稳，而不是维权，也只能侧重法治和专政，而不是自由与宽松，所以，应该也属于“共和党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会经济观点已经影响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级省市政府主要官员的政见归属和人事分类。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倾向于平民或“民主党人”，而薄熙来和王岐山等更适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党人”的行列。38中共派系的雏形已经出现，这是不以人和党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必须指出，无论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团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还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的观察视角，都应避免强烈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派、什么系，都不存在谁好谁坏之别，它们只是一个社会经济急剧分化和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人为和“党为”地强烈压制，既违反中共文化运作的规律，又有可能被这些建立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之上的规律所惩罚。其实，这些中共高层的立场与观念随时可能发生变动与消长，今天的“民主党人”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共和党人”，反之亦然，没有永恒的派别，只有永恒的利益。
最后，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志讲过的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变革需要6年，政治体制变革只需要6个月”。39此话的真谛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和愿不愿的问题。比较于文化和经济变革，政治变革见效最大、速度最快，当然政治风险和经济成本也最高。基于此，在中共党内建立制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系体制，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党内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风险最低、成本最少。
家园 全民党和国民党 前者现在可以算是TG中的左派，类似于西方的社民党，后者指的是现在的KMT，不是当年的，属于右派
家园 狼叔与逐水而行都是高人啊！一点就通！ 看来二位兄台都是把玩意识形态的高手，深得TG政治思想文化之精髓！
家园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家园 这样左右互博除了捣乱惹人烦之外 也没发现有啥真实的用处嘛。
家园 请教一下，文中提的向世界传播意识形态是啥啊？ 毛的那些算的上原创，可是否定了那么长时间了。
现在流行都是外面传进来的，现在要向世界传播的意识形态是啥？
凤凰网肩负的伟大使命是什么？
家园 请学习胡锦涛发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号召全党全国为实现这个目标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核心价值体系
【公报摘录】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国民教育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李建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在凝聚力量、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方面，核心价值体系起到重大作用，所以，把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成人们的价值取向、愿望要求和自觉行为，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影响力。
文化软实力
【公报摘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国际竞争进入文化之争
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李建盛：过去是武力之争，接下来是经济之争，现在正进入文化之争。从中反映出的是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因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一方面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文化的经济功能也越来越强，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
文化强国
【公报摘录】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提高文明素质建文化强国
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文化强国”不像“经济强国”，不太好用具体指标衡量，主要是对内引领我们要重视文化和发展文化，对外其更多指的是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明显提升。
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在理念上要更重视与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联系，跟老百姓文化权益之间的联系。“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也说明光经济发展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只有发展文化才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文化产业
【公报摘录】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推动文化
成支柱产业
陈少峰：把文化产业提高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之前也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过。这次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说明还不是支柱性产业。这有几层意思，一个是有希望，一个是引导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文化产业本来就有潜力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另一个方面是我国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文化产业是比较好的产业选择。 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以后，各级政府才有积极性来发展文化产业。
公共文化服务
【公报摘录】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使公共文化惠及每个人
李建盛：强调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主导”，以及创新传播体系、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使公共文化服务更公共，不仅仅停留于文化基础设施这样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公共文化服务的软件建设，也就是提升百姓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使百姓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繁荣，真正使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每个人。
文化人才
【公报摘录】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全面贯彻党管人才原则，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结构合理、规模宏大的文化人才队伍。
文化人才要德才兼备
陈少峰：之前讲人才强国战略，讲人才是“第一资源”都比较宏观。这一次在文化领域将人才问题专门提出来并有比较深入的论述，这是此次公报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文化领域确实存在创意人才比较缺乏、规模比较小的问题。具体到文化创意产业，高素质的人才，综合素质高的人才也比较缺乏，创造性的领军人物比较少。公报将“德才兼备”放在首位，对文化领域的人才而言尤为重要，因为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就不能发挥出“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家园 不如直接叫中国人的左右互搏之术，天下无人能敌好了。 咱普通群众一个，只知道一直到现在，乌有之乡的头版还挂着大大的希望捐款的告示。
何来土共党内资金支持一说？请给明确出处。当然，如果乌有之乡现在已经可以得到土共党内资金的支持，咱会很欣慰，这证明土共到底还有转向的可能。
土共掌权，当然是土共人在做事，但做事的人就不会背叛土共原来的宗旨？苏联倒台，还都是苏共自己人做的事呢，难道能说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是一回事？难道能说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只是在左右互搏？
家园 阶层一旦固化，政治只不过是工具而已！ 我早说过TG自太祖、太宗（政治家）后皆为政客，政客只讲利益不讲信仰！
苏联亡党始于勃列日涅夫上台大搞特权阶级、世袭阶级，从而形成凌驾国家利益至上的“特供阶层”，对于这个阶层而言，共产党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如果对他们有利就披上共产党的外衣，如果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用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普世真理推翻它从而保障他们的利益！事实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各独联体国家的政要、大资本家富豪、金融寡头、能源矿业大亨90%以上来自于前苏联的共产党特供阶层！因此西方主流媒体曾经深刻的总结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是唯一革自己的命暴富起来的政党！
至于俄罗斯的普京原为苏联克科勃党员，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原来也是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俄罗斯的大富豪90%都是前苏联共产党阶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苏联跟俄罗斯其实就是一回事，不过是换了马甲而已！苏联与俄罗斯的版图也许不同，政济制度、发展状况也许不同，但是那个阶层的利益基本完好无损，如果权力不能保证阶层的利益，那就用资本来保证！如此而已。
家园 你的这句： 苏联共产党是唯一革自己的命暴富起来的政党 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个经济社会基本现象， Ponzi Scam. 共产党在部分国家地区起到了民族独立摆脱国际帝国主义遏制的作用，但是在达到了这个历史作用之后，没有急流勇退，而是被第三代第四代当作Ponzi外壳来聚敛财富，进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社会的新的稳定结构。这当中，除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了49年前的地位外，其他无不给其国家民族带来历史性的倒退，甚至地位上倒退超过百年如俄国这样的，中国未来倒退回49年的可能性也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这里的关键点，如你文中所说，拿苏联来说，恰恰不是戈尔巴乔夫或叶，而是早于他们之前的勃列日涅夫们。中国的情况是没有看到“巨变”，但却早就“暗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家也应该很明白，比苏东们也没晚几天，只不过被Ponzi们迷了心窍的一众人等都没醒过味来，直到最近。
家园 凤凰卫视就是第二个中央台 凤凰卫视就是第二个中央台，唯一区别的就是他们能找几个嘉宾天天评，天天说。可是他们水平还真不敢苟同，说的内容全是大家熟知的，社会矛盾嘛，可是该怎么办？闭口不谈，要谈也就是谈领导应该以身作则，以民为先的。本质上的根本不提。还没有CCTV偶尔能爆出一些猛料，比如食品添加有害物等。
所以现在看凤凰卫视还不如看CCTV，看CCTV还不如看TVB的肥皂剧，看TVB的肥皂剧还不如看东森的“爆笑”民间新闻。台湾的新闻就是着重报道老百姓身边的小事儿，比如有人开车双黄线掉头，政治基本不报。
楼主的帖子什么意思？说白了还不是说体制内的力量把能占有的全占有了，现在连港澳媒体都控制了。而这些体制内力量说白了还不都是一小撮人控制的，屁民只有被洗脑的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