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家园 这个我也不清楚，很多资料缺失 什么可能都有。
而且那时彭真也复出了，陈犯不着找事。
那个关于邓的回忆录不也这样吗？最后不敢写，只能写都是林彪的错，反正林彪死了，即便怪林彪不合逻辑又咋样？
家园 你的说法是对的 文章是江青组织写的，背后可能是太祖。陈、曹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江与陈的关系原本不错，我有个感觉，江青当年非要李讷去学造船，除了她自己的情怀以外，也可能受了陈的儿子学了造船的影响。
家园 我觉得天天一直意图避免使用回忆录这类内容 这是一种方式，但也可能带来局限，毕竟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会难以服众。但从内心，我个人对于各类的回忆录或者回忆文章也有些抵触的情绪，尤其是现在官方意见仍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能够出版的内容，很难不采取保持一致的立场。朱永嘉的文章几乎是现在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观点，如果搜索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份内容。但实际上从他回忆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于上层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不清楚的，包括回忆姚文元接触的过程中，都只是说是市委的安排，而且能够看出，他当时的级别根本接触不到他所描述的所谓内幕。关于这个文章的其他背景，他应该也是从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
关于毛泽东的说法，按照搜索结果是1967年2月，毛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的。也许天天能够从后续的阅读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从转述的内容看，是有可能有歧义的。江青肯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否是组织者，是很难说的。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就是关于是否毛泽东讨厌江青的议题。有些人试图用这件事的过程证明，在文革初期毛泽东肯定跟江青接触很多。总觉得这是个荒诞的伪命题。
家园 炮制《海瑞罢官》的过程中 毛差不多跟江是单线联系，政治局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文章发表也没经过政治局，否则玩举手表决华北山头还是有人头优势的。下面这段话是毛自己说
。
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罢官》），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江青)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康生看，不然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真)、陆(定一)是反对这篇文章的。至于说什么毛讨厌江纯属胡扯，现在左右两边都不信这种鬼话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文章在上海发出后，北京隔了十八九天才发，按毛的说法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有资料称，主持北京日报的范瑾（上海鱼素鸡的母亲）第一时间就想摸这篇文章的底，可惜一无所获。现在能看到的记载是，北京市方面第一时间像上海方面打探风声，但什么也没得到。而按陈丕显的说法，是毛不让上海向北京透风声的。
姚文发表后的第三天，北京市委负责宣传的领导向上海摸底，由于江青、张春桥不让市委领导人把事情的背景向各地打招呼，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结果他们吃了“闭门羹”。因为当时毛主席就在上海，这些情况他当然知道。他不发话，我怎么表达？……毛主席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他本来可以指示北京市委如何如何做，可是他却要上海出单行本，看北京发行不发行。家园 看到的资料太少，无法给出意见 你所提到的那段话，我也看到了，就是所谓会见阿尔巴尼亚的谈话。
之前对于文革了解的太少，所以总觉得说什么底气不足。唯一的感觉就是查找资料的时候，这个事件，归结到最后似乎都只有一个消息来源，缺少能够比对分析的资料。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个事件，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有点不正常。
如果只是猜测的话，其实这个事件发生后，无论背景如何，他应该都会主动接下来。其他帖子里面曾经有人说过是用小人物来做试探，我觉得不太符合他的个性。
家园 有点疑问. 下面这段话是毛自己说不相信是毛主席说的,上网查了一下原文,那样低水平的"(大意)",很难说不是改编版.
毛泽东在1967年2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情况。毛泽东说 (大意)：...
家园 似乎可以看做江牵头，上海市委组织，姚落实比较合适。
家园 吞蝌蚪那位叫邵力子吧 反了。
家园 谢谢指正 确实反了。
改过来了。
家园 完全凭个人理解商榷一下。 1.姚文元应该是没有啥历史功底的，他的评一文中的历史资料必然不是自己单独查到的，一定是另有人提供（帮助）的。而且从史书中查资料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
2.姚文元的评一文明显上纲上线味道很浓，是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图的。这文，没有半年应该是写不出来的。评一文绝非一般的文艺批评。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大力气写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批评呢。评一文水平之高，上纲上线之重，都显示出其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政治任务。
家园 没错，是有人帮助 但这个帮助在写作组里很正常，这个写作组其实很多工作都是集体工作的，虽然标的是个人名字。
至于后面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政治工作，但我看来他之前写的东西，也是这么个风格，要说上纲上线，比不上后面戚本禹、关锋等人，连历史所化名史绍宾的也比不上。
我发个姚文元以前的文章你看看
几句结束的话——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八
姚文元
姚文元
关于徐懋庸杂文的批判，本来还可以写上很多篇，但我们不可能每一篇都来分析一下。文艺作品写人物要创造典型，我以为这对写杂文也是适合的，以上七篇，大体上可以把徐懋庸杂文的基本特征及其反动性揭露出来了。
徐懋庸的杂文是同社会主义事业、同马克思主义坚决为敌的，语汇的刻薄，用心的毒辣，都显示出他内心蕴藏着对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深仇大恨。在未出版的“打杂新集”的序言中他曾说，他这一时期写杂文如此之多的原因是“把积压了廿年的一些意思陆续形诸笔墨”了。这是可信的。廿年来，这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反党言行不断受到批判，使他内心“积压”了许多极深的仇恨，终于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把他肚子里“积压”着的毒液喷射出来了。在鸣放当中，我们看见很少写杂文的如洛尔之流突然写出整批整批的杂文。其原因也就同徐懋庸一样，是多年来积压的或隐藏的仇恨通过杂文发泄出来了。曾经混过了战争关、土改关、肃反关等等的“弗先”先生，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再也混不过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反动人物的代表，徐懋庸已被彻底击溃，不管他有什么“妙手”，都不可能使写“真理归于谁家”的徐懋庸再“回春”了。
徐懋庸的杂文的特点是大量地抄引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加以巧妙地歪曲或违反逻辑地“联系”，制造出一套容易模糊人的修正主义的怪论。他几乎处处地方要显示自己是一个正牌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处处夸耀自己是一个博学的人，仿佛他脑子中装了一排木箱，里面放着许多经典著作，他随时可以拿出来。杂文中如此多的引经据典，的确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敌对思想采取这种巧妙的形式，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力量的强大，迫使敌人不用正面进攻而采用伪装的办法。这告诉我们，今后要高度警惕地识别思想战线上伪装的敌人，要善于区别仅仅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句子或者真正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我们从徐懋庸的文章中学到了:原来是有这种别有用心的文贼，竟能够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引伸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等于“刽子手”，从恩格斯的反对超阶级的“社会主义论”中“联系”出资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者。这不是新笑林广记中的笑话，而是当前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学到了这一点，我们以后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书生气”的。
徐懋庸所用的基本方法是诡辩。诡辩常常冒充辩证法出现，实际上同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辩证法要求揭露事物的内部的矛盾，要求全面地、灵活地、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同相互转化来看问题，但这种灵活性正是客观事物本身发展的真实面貌的反映，而不是主观任意地加上去的。因此，灵活性同高度的原则性是统一的，是符合逻辑的。但诡辩则相反，诡辩专家玩弄概念是十分“灵活”的，但这种“灵活”却是主观任意地外加上去的，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根本相违背，它否定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把概念的含义弄得脱离原意乱加解释，瞎扯一通，其结果当然变成对马克思主义严重的歪曲，在逻辑上也是荒谬和不通的。例如辩证法说: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要两点论，但其中成绩是主要的方面；而诡辩论则冒充辩证法喊道:“我们要两点论呀，一切工作中都有成绩和缺点，成绩就是缺点，缺点也就是成绩，说成绩是主要的就是教条主义，必须打到呀!……”再如辩证法说:理论要联系实际，诡辩论就喊叫道:“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就是原则，要理论就有框框，就是教条主义!……”一切修正主义者在逻辑上总是乞助于诡辩，因为修正主义不是真理，只能用歪曲事物本来面貌的办法来把它表达出来。
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蒙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 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让我高高兴兴地同这位“弗先”先生的杂文告别吧!你不会太寂寞的，“彭鼎”先生，陪同你的还有悲泣“今不如昔”的百花楼主同要把马克思主义“坚决打回去”的老牌反马克思主义者舒芜先生，他们都是写反党杂文的“老手”。你们尽可以在历史的坟墓里去讨论什么“质的规定性”去，可是如果你们不改变立场，这个世界上就决没有你们插足的地位。至于我们，在彻底扫清你们这一伙人散布的乌烟瘴气之后，要满怀信心地越过你们大踏步地跨向前去了!不平常的1957年已经接近终了。伟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新的一年正在以诱人的光辉吸引着我们。在进行伟大的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战线上还有多少斗争等待着我们啊!多少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分析、需要争论啊!我们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举得更高，用这一年极其丰富的思想斗争的经验同教训来武装自己，继续地进行战斗，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向着彻底解决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目标前进。
1957年12月17日夜写毕
还有，这个不管是要写半年还是一年，都绕不开陈丕显、曹荻秋。1964年3月，柯庆施确诊患了肺癌，4月动手术，手术据说很成功，但柯庆施之后还是应该以疗养为主，65年1月柯庆施当了国家副总理，其工作重点按说是到了北京，但其身体一般，我觉得哪方面的工作他做得可能都不多。而65年1月距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有10个月，4月，即离姚文元发表文章有7个月，柯庆施就在成都死于胰腺炎了。那时候上海只可能陈丕显、曹荻秋负责，要是有人指使，也只可能是陈、曹。
还有，你小看了评论人员写文章的速度了，要这个速度，很多人都没饭吃了。这样的文章，说句不谦虚的话，要我也就不到10天，即便我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所有资料都必须在图书馆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