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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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

    引言

    十八世纪初清军从西藏驱逐准噶尔之战,拜方兴未艾的辫子戏所赐,由于康熙末年“九王夺嫡”中十四爷胤禵、跋扈大将军年羹尧、日后雍正文字大狱的主角岳钟琪等人都参与其中,导致这场战争受到的关注度极高,有小说甚至认为它是决定雍正夺位成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但是,人们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这些早已成为无数YY作品角色的人物身上,对于战争本身反倒没有几个人了解,即使一些历史普及性文章也多语焉不详或张冠李戴,看着令人相当头疼。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雍正即位后,做为新皇帝当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此战中的清军主帅胤禵可能遭受了相当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导致清朝正史里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投鼠忌器语焉不详,研究者往往不得不从私人著作中寻找端倪。

    不过,藏族史书却不必有这种顾虑,而身为这场战争的三个当事者之一,藏族武装尤其是游击队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藏族领袖还是日后西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给后人留下了不少与此战相关的藏文史料,其中一些已经全部或部分译为汉文。

    另外,当事在拉萨居住的一些欧洲传教士也对此战有所记载,他们后来回到欧洲并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其中一些已经全部或部分译为中文。

    本文为笔者应河里朋友所请,主要根据以上几种史料而为,由于时间有限,只能随看随写,更新肯定很慢,而且无法保证一定完成。如果以后哪天不再更新,也请见谅!

    **********************************************************

    公元1717年也就是藏历火鸡年盛夏,仍像以往一样时晴时雨的圣城拉萨里,同样如同以往一样悠闲生活、品着甜茶聊天的人们,正惊讶地注视着一个风尘仆仆的信使策马狂奔,飞腾的马蹄溅起一片又一片的泥水……

    很快,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从信使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一支神秘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神湖纳木措之畔,他们厉兵秣马,意图不明。

    去过西藏旅游的朋友们都知道,纳木措湖离西藏首府拉萨并不算远,通常的话一天就可以来回。因此,如果纳木措湖畔的那支神秘军队想对圣城有所图谋,即使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他们杀到拉萨也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就在拉藏汗的惴惴不安中,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由其他信使陆续带来,那支军队正向圣城急速挺进,明显来者不善。但让这位和硕特汗王哭笑不得的是,信使还告诉他,这些杀气腾腾的家伙竟然是拉藏汗自己的亲家——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派来的,他们宣称来此的目的其实相当和平:送自己汗王的女婿同时也是拉藏汗的儿子甘丹丹增夫妻回家。

    经历无数腥风血雨政治争斗的拉藏汗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扯,惊慌失措的他立即下令全藏动员,准备应战。很快,一支主要由卫藏(即今天的拉萨、山南和日喀则)地区抽调的军队组建而成,随即开往藏北对抗准噶尔。由于拉藏汗手下的蒙古骑兵数量非常有限,因此这支军队主要由西藏本地人构成,为首的是拉藏汗一直十分信任和欣赏的秘书官颇罗鼐。

    那么,准噶尔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亲家的领地里呢?事情还要从头说起,且听我慢慢道来。

    准噶尔部位于现在新疆天山以北的伊犁地区,属于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明末清初,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三部分,一是位于现在内蒙古的漠南蒙古,二是位于现在外蒙古及更北地区的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三是位于天山北麓的漠西蒙古或称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

    卫拉特蒙古其下又分四大部落,和硕特部和准噶尔部都是其中之一,也是就是说,这两个部族其实有着相当大的渊源。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和硕特和准噶尔两部摩擦不断,火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正是在这种迫在眉睫的情势下,当时的和硕特首领固始汗毅然做出了一个影响新疆、西藏甚至整个中国的重要决定,下令整个和硕特部向青藏高原进军。

    为此,和硕特向准噶尔主动示好,宣布放弃自己在新疆的地盘,而作为回报,准噶尔则答应助和硕特一臂之力。于是在1636年秋,两部联军由新疆突然攻入青海,和硕特部随后移居这里,将其原来天山之麓乌鲁木齐附近的地盘转交给准噶尔部以做酬谢。

    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与统治那里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和硕特蒙古人求援。

    在达赖和班禅的要求下,和硕特骑兵由青海出击,迅速席卷了整个藏区,当地藏族武装根本不是对手。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尽管固始汗在名义上将整个西藏政教权力交给了达赖喇嘛,但在这位汗王统治期间,达赖喇嘛却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西藏地方政府由和硕特汗王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执政官也就是所谓的“第巴”来实施具体管理,达赖喇嘛通常只做为名义上的政教首脑被高高供起。

    可固始汗死后,青海的和硕特本部并没有立即派来继任者,西藏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敏锐的五世达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自己任命了第巴,从而彻底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迟到的和硕特汗王人生地不熟,加之五世达赖确实拥有足够的威望来控制局面,蒙古人于是只好默认了这一结果,此后西藏的第巴便改由达赖喇嘛直接委任。

    到了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时期,担任第巴的是五世达赖最得意的学生、才华横溢却又野心勃勃的桑结加措。藏族人为主的宗教及行政机构和蒙古人为主的军事机构矛盾重重,五世达赖圆寂后,桑结嘉措不但未与蒙古人商量就自行拥立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而且绕过蒙古人与清朝中央政权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取得了皇帝的正式册封。他又向西藏各地大量委任地方官员,削弱了蒙古贵族对西藏的控制,这一切都让掌控着西藏军权的拉藏汗大为光火。

    清廷对桑结加措也相当不满,因为他与反清的准噶尔人关系相当密切,还是威震中亚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同学。史载桑结加措等一干西藏喇嘛,在清朝与准噶尔的历次战争中频频作梗,尤其是公元1690年的乌兰布通之战,正是由于桑结加措派出的使者六世功德林活佛的大力忽悠,才导致已被清军团团包围的噶尔丹逃出生天(具体见拙作<东山顶上的酥油茶>之枭雄末路:那些三百年前的疆独藏独们),康熙皇帝为此大发雷霆。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互相看不顺眼的拉藏汗和桑结加措终于火并,最后桑结加措兵败被杀。拉藏汗随即宣布桑结所立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伪达赖,报请康熙皇帝废除了仓央嘉措的尊号,并改立了一个新的六世达赖喇嘛。这使得黄教僧俗大为不满,拉藏汗在西藏人望大跌。

    不仅如此,此举甚至激起了同族的和硕特部各首领的一致反对——固始汗的子孙一部分来到西藏,但大部分仍留居青海,分居青海与西藏的和硕特族人关系极差,甚至互相掠夺人员牲畜。以青海亲王扎西巴图鲁为首的一众和硕特蒙古王爷对拉藏汗十分不满,六世达赖喇嘛真伪问题一出,正好借机发挥,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在清朝中央政府方面,由于桑结嘉措一直支持噶尔丹的反清活动,只是碍于其以达赖喇嘛和黄教相号召,兼之以西藏地处偏僻,清廷投鼠忌器鞭长莫及,才未曾诉诸武力。此次拉藏汗诛除桑结,无异是替清朝拔去了一颗眼中钉,因而对于拉藏汗政权,清政府予以全力支持,不仅承认仓央嘉措为假达赖,而且册封了拉藏汗所立的新达赖。

    诛杀桑结后,拉藏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内与庞大的黄教势力正面为敌,外与青海和硕特各部又有宿怨,可谓内外交困。为了打开困境,他除了不停地向清朝皇帝表忠心(尤其是康熙四十九年以后,几乎是连年入贡),便是频频与强大的准噶尔套近乎。而准噶尔一直受到清朝和俄罗斯南北两大力量的打压夹攻,也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汗王的目光自然盯上了地广人稀的西藏。

    桑结被杀时,噶尔丹早已死去,准噶尔部汗王换成了他的侄子策妄阿喇布坦,这叔侄二人曾是死对头,因此策妄阿喇布坦对与叔父关系密切的桑结加措绝无好感。按照清朝史料记载,桑结曾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劝说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通好,策妄阿喇布坦明确拒绝,而且向清朝表示:“噶尔丹若逼近我土,必竭力进剿”。

    在桑结加措执政西藏期间,策妄阿喇布坦并不承认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而且“声言兵击第巴”,也就是说准噶尔当时与拉藏汗算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桑结被杀后,准噶尔汗王的态度竟来了个大转弯,他突然宣布仓央嘉措并非冒牌货,而且还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派人去拉萨迎请这位多灾多难的年轻诗人来准噶尔供养。

    在清廷看来,这厮肯定没安好心,无疑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借仓央嘉措曾有过的六世达赖喇嘛之名来号令蒙青藏各地黄教信徒。在皇帝的干涉下,准噶尔汗王的迎请行动以失败告终,仓央嘉措随后死在奉皇命押解京师的途中。

    桑结加措死后,他的一些部下逃往准噶尔向策妄阿喇布坦求援,同时无疑也带来了拉藏汗在西藏如何不得人心、黄教信众如何盼望解放的情报,引得准噶尔汗王食指大动。老奸巨滑的策妄阿喇布坦同意了拉藏汗与其交好的要求,内外交困的和硕特汗王喜出望外,自然放松了警惕。

    数年内双方越走越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婚姻呼之欲出。当时拉藏汗之子甘丹丹增已到结婚年龄,拉藏汗希望儿子娶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为妻,以加强卫拉特蒙古的两大力量的姻亲关系,从而进一步消除往日的嫌隙。这样,双方便互派使者说亲,最后亲事基本确定下来。

    但是,藏族史书写道,准噶尔人只有消灭拉藏汗之心,并无与其真正结为友好之意,便想方设法寻找入侵西藏的机会。于是,策妄阿喇布坦致函拉藏汗,提出索要聘礼银十万大两,并且要甘丹丹增亲至准噶尔迎娶,待琴瑟和谐之后,方将其夫妻二人一同安适送返西藏。

    西藏史书继续写道,面对这么一封相当狡诈的信件,拉藏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得把答案交给神仙,请当时西藏著名的拉木神巫降神,向护法神大梵天请求预示。神谕倒是很快出来了,可对于神的预示,父子二人理解却恰恰相左,为此争论迟延了很多时日。

    最后,儿子甘丹丹增迎娶妻子心切,渴望亲赴准噶尔地区,其势已无法阻止,他甚至对老爸说:“若不让我去,我就只有一死而已!”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按说甘丹丹增贵为西藏王子,美女不说要多少有多少,起码也不会缺,怎么他心急火燎地非要钻准噶尔的圈套,还要死要活的,莫非真是精虫上脑迷了心窍不成?

    那您就错怪他了,甘丹丹增这样做并非头脑简单,而是出于对爱情的执着。

    其实,这门婚事算是亲上加亲,因为策妄阿喇布坦本来就是拉藏汗的姐夫,也就是说要结婚的两个孩子其实算表兄妹。据说,拉藏汗之子甘丹丹增与策妄阿喇布坦的女儿博洛托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俩早就许下海誓山盟,已经是非伊不娶非君不嫁。现在,终于到了用婚姻形式把这份感情正式确认的时候了,可又突然出现变故,王子安得不急?

    最后,拗不过儿子的拉藏汗只得同意甘丹丹增前往准噶尔完婚,并派出300名侍从跟随。另一方面,拉藏汗为了使康熙皇帝不至怀疑自己是在勾结准噶尔人,同时又令其次子苏尔扎带领数百名随从前往青海去迎娶一位蒙古王公之女为妻。

    按照《清史稿》的说法,深谋远虑的康熙皇帝其实早看出了拉藏汗的安排不妥,并对他做出了善意的提醒:

    “圣祖以拉藏汗年近六旬,一子青海驻扎,一子策妄阿喇布坦就婚,恐讬词爱婿,羁留不归,势颇孤危。况自杀第巴,彼处人难保不生猜忌。额鲁特秉性多疑,又甚疏忽,倘事出不测,相隔万里,救之不及。谕令深谋防范。”

    现在,皇帝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准噶尔军队突然出现在离拉萨不远的纳木措,拉藏汗紧急动员的藏军随即火速开赴前线,战争一触即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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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十、诸神的黄昏》

      告别大将军王之后,延信率领北路清军与和硕特蒙古骑兵,连同新任达赖喇嘛一行向着西藏进发,很可能是出于皇帝暗中的指示,这支大军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

      根据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按照达赖喇嘛先前颁布的宗教谕令,几乎整个西藏的居民都行动起来,加入到了反抗准噶尔军的圣战之中,他写道:“人们从各地聚集起来欢迎达赖喇嘛,并聆听清朝政府代表的命令。”

      达赖喇嘛号召所有年满十二岁的西藏人加入清军,藏区于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外来的洋喇嘛也未能逃避过这场全民兵役大运动,一位传教士满怀厌恶之情写道:“黄昏时分,我接到那一地区军队指挥官的命令,要我带着一匹马,一头驮物的骡子及两名武装的步行仆人,第二天到兵营报到。如果我拒不服从的话,将被处死。由于几个喇嘛已被迫从命,我的洋喇嘛身分也就毫无用处了。”

      幸运的是,当地的一位副地方长官答应为他与驻军司令进行交涉,最后终于确认,这位优心忡仲的传教士已经免除了损害健康且具有相当危险性的的军役。传教士不无后怕的写道,如果他没有被免除军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就会和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西藏人一起,被派到拉萨以北的阿里线路上,去阻止准噶尔本土的增援部队到拉萨来,同时切断拉萨准噶尔守卫部队撤到新疆的后路。

      关于延信与大策零之间的决战,清朝正史的记载相当少,而且多是“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这样的泛泛之词,但幸运的是,欧洲传教士十分精确地记述了准军主力的失败过程,从而让我们有机会对那场最后的战役一窥端倪。

      关于准噶尔军的具体数目,前面已经提到了好几钟说法,而传教士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他写道,拥有四千人的准噶尔守卫部队既不能撤退又不愿意投降,仔细权衡之下,一代名将大策零最后做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竟然主动向清军展开了猛烈攻击。

      看看双方的兵力对比,无疑极其悬殊:延信方面,包括五万名清军,一万以上的和硕特蒙古骑兵,以及响应达赖喇嘛号召前来圣战的大量藏族地方武装;而大策零方面,即使按照各方提供的最大数字计算,准噶尔军也只有四千人,而出于宗教等各方面原因,此前一直助纣为虐的藏族伪军根本不可能将刀枪指向自己的神王,他们大多早已作鸟兽散,参战的可以说寥寥无几。

      大策零当然不是傻子,对于这次决死出击,他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是《三十六计》中“擒贼擒王”的解释,大致意思是说,如果抓到了对方的首脑,那么敌人即使再强大,也会像强龙落到了地头,再也扑腾不起来了。

      但是,大策零的“擒王”目标并不是清军主将延信,也不是罗布藏丹津等蒙古王公,更不是阿尔布巴等二三流人物,传教士写道:

      “他们向拉萨以北转移,拂晓与清军交战。第二天深夜,孤注一掷的蒙古人再次发起攻击,屠杀了成千的中国人。他们猛烈攻击其敌人的扇形战区,他们认为那是达赖喇嘛的宿营地。”

      准噶尔名将做出了他认为最优的选择——如果能将达赖喇嘛抢到手里,那么清军宣扬的圣战理由无疑将大打折扣,不仅笃信黄教的和硕特蒙古骑兵将投鼠忌器,临时纠集起来的各地藏族武装甚至可能土崩瓦解,山穷水尽的自己就有机会咸鱼翻身。

      “准噶尔人试图用武力突破战战兢兢的中国人排成的横队,他们残暴地屠杀中国人。如果他们能把达赖喇嘛抢夺到手,用他作为人质,那么,通过谈判,准噶尔人或许可以挽救自己。”

      但是,由于兵力实在有限,大策零几番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传教士特别提到,超龄的中国非现役部队顶住了准噶尔人两次强大的攻势。尽管清军损失很大,但对于这个帝国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优势,传教士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敌人因进行屠杀而精疲力竭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它不会为几千人的损失考虑过多”。

      与此同时,清军的主力却始终按兵不动,因为人数众多的“超龄的中国非现役部队”,已经足够将几千准噶尔军淹没于人海之中,敌人拼死杀出的防线缺口几乎瞬间就可以弥补。这无疑是“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益柔”的以逸待劳之计的妙用,延信正用积极防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由强变弱。

      传教士认为,当中国主攻部队中斗志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克制不前,等待着准噶尔人精疲力竭时,似乎情况的确按照延信的设想在发展。对前景暗淡的准噶尔人的最后失败,这位传教士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历史将为此而感谢他——按照此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清军统帅延信导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精彩大戏:

      “在第四天晚上,中国人不再坐等准噶尔人的攻击。当黄昏迫近之时,他们的营帐及尖顶的中央帅帐里灯火通明,表明有人把守。但事实上,军营里根本就无人守卫。”

      《三十六计》对“瞒天过海”的解释是“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其大意说周密的防范更容易让人斗志松懈,秘密往往潜藏在表面之下。

      在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属于胜战计之一,即己方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下采取的计谋,为“君御臣、大国御小国之术也”。延信充分利用己方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大胆地做出分兵进击的决定:

      “在此同时,中国及和硕特蒙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已组成了三支分遣队。第一支分遣队留下来监护达赖喇嘛,第二支分遣队占领了一个阵地,在中国人全部撤退之后,去迎击敌人。第三支分遣队正悄悄开拔,从一条迁回路线绕到准噶尔人的背后。”

      事实证明,延信的策略极其有效。准军果然一直紧盯着灯火通明的清军大营,但他们没有想到,突然之间,自己的大营却变得杀声震天。随着两路清军同时发起总攻,大策零终于明白,这回是真地遇到了敌人主力了:

      “根据预定的信号,这两支分遣队袭击了准噶尔人。准噶尔人渐渐意识到这些军队与他们以前的对手大不相同。”

      至此,战斗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这时的大策零四面楚歌,他筋疲力尽并且丧失了所有优势,这种情况下,即使战争之神也无力回天。对此,传教士写道:“在遭到沉重的打击之后,准噶尔人彻底的失败了。”

      那么,这位一代战神最后的命运,会和手下败将额伦特一样悲剧吗?

      “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降则全败,和则半败,走则未败。未败者,胜之转机也。”这些话大致是说,如果敌人已经占尽优势,我军失去了战斗能力,那就只能有三个选择:投降、讲和或逃跑。投降肯定意味着彻底失败,讲和也是失败了一半,只有逃跑才能为将来的胜利创造转机。尽管不太可能读过中原兵法中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的这些阐述,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代名将大策零仍然做出了最明智和最理性的选择。

      撤!他下令残余部队不要再与清军纠缠下去了,赶紧火速撤离前线,也没必要再回圣城拉萨,大家马上跟着自己轻装简从,朝着咱伊犁老家方向能跑多快跑多快吧!就在战后修整的清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当口,策凌敦多布率领着战场上侥幸活下来的残兵败将们,突然在广袤的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他们当初突袭拉萨时那样……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八月底,在几乎没有遇到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延信率大军胜利进驻喀喇乌苏。清朝史料从此再也没有那支准噶尔部队的消息,直到很久以后,当这场战争所有的当事人几乎都快被遗忘了的时候,人们才得知大策零等人已经于战败次年的二月回到了伊犁,期间的具体过程则无人知晓。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是否惺惺相惜的缘故,对于落跑的大策零,清军主将延信最终网开了一面,他的公开理由是——按照清朝史料的记载——当众将都请求追杀的时候,延信却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格言:“穷寇莫追。”他接着向部下解释说,“大将军王已经在各地布置好了兵马,把敌军回家的路都切断了,准噶尔人就像拂晓日出前的游魂野鬼,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很可能,延信是想把擒获敌军主帅这份天大的功劳,拱手让给自己的顶头上司大将军王,但他显然低估了大策零的能力,更没想到这位“不死小强”竟然能躲过各路伏兵,并且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全须全尾地逃回了老家。

      因此,追击准噶尔败兵的,主要是那些试图报仇雪恨的藏族人。尽管考虑到沿途地理气候等影响因素,由西藏回新疆的难度要小于当初从新疆去西藏,但在藏族地方武装的不停追杀下,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准噶尔败兵想必也要像来时一样,时不时就要“冲雪缒险”,一路“涉险冒瘴,昼伏夜行”吧。

      对大策零这样的突出人物都少有记载,至于他那些部将们的结局,自然更不会在汉文史书中留下多少痕迹了。庆幸的是,做为准噶尔侵略战争最严重的受害者,西藏人一直在追踪着施暴者的踪迹,因而一些藏族史书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根据《噶伦传》等藏史记载,这些准噶尔将军们的命运各不相同:

      那位被大策零派去对抗南路清军的春丕勒(藏史中记为‘吹穆品尔’)宰桑,在大策零抵达家乡的三个月后也回到了准噶尔,但其率领的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另一名将领都噶尔在撤退时病死在漫长而艰辛的回家之路上;托布齐将军及其手下五百名士兵则更为悲惨,他们全部被追兵消灭。

      总共算下来,跟随策凌敦多布进藏的六千人中,最后只剩下五百人回到了家乡,损失率高达90%以上。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位十八世纪初的汉尼拔和陈庆之而言,光是计算自己在喀喇乌苏之战等历次战斗中消灭的清军,大策零就已经够本了,何况西藏的大量财富已经被他们搜刮回家,队伍中每个人都发了大财。

      更不要说,这些嗜血的勇士们以区区数千人的单薄力量,竟能将整个清帝国搅和得无法安生,以致于行将就木的老皇帝不得不强打起精神,动员起全国的资源和兵力来应付……在悍不畏死的准噶尔游牧人看来,这笔买卖自己无疑赚大发了。

      大策零最后的战败,双方实力悬殊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而其他一些次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施加了影响。其中,当时已经抢先占据了圣城拉萨的南路清军,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

      根据清朝史料,岳钟琪攻入拉萨之前可能与当地伪军发生过一场战斗,“大破西藏兵”,准噶尔扶持的傀儡政府首脑达孜巴随即背弃主子向清军投降。此时,兵力单薄的准噶尔驻军已不得不全部跟随大策零开往那曲,对抗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军,因而岳钟琪这支先锋部队接收圣城的过程可以说兵不血刃,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

      南路清军占据拉萨后,立即“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与当地实力派人物搞好关系,同时大力清查内奸,“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很快稳定了圣城的局势。

      对正在那曲与北路清军苦战的大策零部队,南路清军采取了两项项重要举措,一是让达孜巴以傀儡政府的名义,下令召回给准噶尔军当炮灰的西藏伪军,二是截断了准噶尔军的后勤补给线。“不敌其力,而消其势”,不要攻打敌人最坚固的部位,而要想法去除对手的气势,这正是“釜底抽薪”的精髓。友军尽失且弹尽粮绝的大策零被逼无奈,不得不发起拼死一战,当抢夺达赖喇嘛的最后赌博宣告无效后,准噶尔战神再也无计可施。

      另外,西藏各地发动的人民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胜利的到来。藏族史书记载道,当清朝皇帝的军队到达西藏时,各路人马纷纷揭竿而起,响应达赖喇嘛的圣战号召,人数有限的准噶尔驻军顿时成为过街老鼠。那位因夺回圣观音像而万众归心的阿里总管、拉藏汗的女婿康济鼐,已经将广袤的阿里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正率领军队日夜兼程向着西藏腹地进发,他们杀到了今天山南地区扎囊县的卓雪渡口,即将渡过最后一道天堑雅鲁藏布江挺进拉萨。

      拉藏汗的前秘书官、与康济鼐秘密订立攻守同盟的颇罗鼐则从自己担任宗本的聂拉木(今日喀则聂拉木县)起兵,与江孜宗本(即日喀则江孜县长)率领的当地藏军,以及由洛贡(即日喀则定日县)起兵的圣战者们会师于拉孜,也就是今天日喀则地区中部的拉孜县。颇罗鼐的传记写道,他以自己特有的调和能力平息了联军的内讧,联军很快占据了甘巴拉山以西的全部后藏,也就是今天的西藏日喀则地区。

      藏史继续写道,各路藏族人马汇聚一堂,只见险峻的碉堡顶上,刀枪鲜亮寒光闪闪,旗蟠如画迎风飞扬。就在此时,颇罗鼐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他担心准噶尔人劫持与各方关系都很好的班禅,以班禅的名义再成立一个分裂黄教的傀儡政权,于是赶忙带兵到日喀则保护(或者说暗中监视)这位黄教第二大活佛。

      到达日喀则十一天后,颇罗鼐得到了大策零率领准噶尔败兵准备出逃阿里的消息,他立即召集后藏的所有蒙藏军队,扎营于今天日喀则地区南林木县的艾玛岗,准备劫杀撤退中的敌人。就在这时,一个准噶尔逃兵跑到了班禅那里,他请求老活佛为自己祝福,并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大策零率领的准噶尔的主力部队,已经通过藏北草原的纳仓部落地区(在今天的西藏那曲)逃之夭夭了!探明情况之后,因距离确实太远已经无法追击,颇罗鼐不得不悻悻回师。

      此前我们已经说过,早在清军进藏之前,工布也就是今天林芝地区的豪族首领阿尔布巴就已经借口去阻挡敌人而从准噶尔军占领区溜了出来,他随即成为北路清军的向导兼参谋,准噶尔人的底细和八卦都被他透了个遍。

      阿尔布巴的密友隆布鼐.扎西杰波则步其后尘,在达赖喇嘛驻锡青海塔尔寺期间,他就暗地与对方建立了关系。此后隆布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与拉萨三大寺的管事喇嘛们秘密协商,共同写了一封邀请达赖喇嘛进藏“坐床(相当于活佛继位)”的信函,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拥立大功。

      在这些劝进者中,很可能包括康济鼐、颇罗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未来的同事札尔鼐,他是黄教寺院势力的代表,在六世达赖喇嘛时期曾担任财务总管。至此,未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五位首脑人物,大概都已登台亮相。

      岳钟琪率领先锋部队进驻圣城后不久,南路大军主力也胜利抵达,随即成立了拉萨临时军政府或军事管理委员会。这个军管会的主席自然是南路军主帅、定西将军噶尔弼,副主席即“议政大臣”是南路军副帅、都统兼护军统领伍格(也写做‘武格’),军管会的两名名委员即“议政”也都是南路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是云南鹤丽镇总兵官赵坤,以及南路军先锋官和最大功臣、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即阳历10月15日,在延信率领的北路清军以及罗布藏丹津等蒙古王公浩浩荡荡的护送下,七世达赖喇嘛一行终于抵达拉萨。也许是考虑到拉萨的宗教地位以及在此不太可能发生战斗,延信并没有兴师动众,他将大军驻扎在当雄,只带领少量人马护送达赖喇嘛入城。

      在隆重的入城仪式中,延信给了藏族人极大的面子,也为自己赢得了许多印象分——他请达赖喇嘛第一个进入拉萨,以首先接收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他自己,则与先期到此的噶尔弼跟在达赖后面依次进入。

      仅仅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们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为噶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让外人看上去颇有些猴急。为了这场坐床大典,康熙特意赐银一万两,延信则代表皇帝向拉萨三大寺发放布施,哲蚌、色拉和甘丹每个寺院各一千两白银。

      形式上的文章做完了,就该忙实事儿了。也许在外人看来,首先的问题就是南北两路清军主帅里,究竟由谁当一把手?因为延信与噶尔弼一个是平逆将军一个是定西将军,都是皇帝委任的野战军司令兼钦差,似乎难以取舍。但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因为噶尔弼心甘情愿地位居延信之下。

      仔细想来也很好理解,尽管都挂着将军头衔且各自统率一支大军,但两人的地位却并不平等——噶尔弼此前仅为四川驻军正二品护军统领,而延信则是满洲正蓝旗从一品的都统。更何况,前者只是普通旗人,而后者却是皇族宗室——延信的爷爷为清太宗长子肃亲王豪格,而豪格正是康熙的大伯,因此算下来延信是皇帝实打实的堂侄。

      于是,延信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西藏临时军政府的首脑,噶尔弼则是他的首席副手,军政府成员中还包括岳钟琪等拉萨军管会成员,延信带来的部将们,罗布藏丹津等青海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以及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康济鼐、札尔鼐等多位西藏实力派。据后来学者考证,临时军政府的办公地点位于拉萨八廓街上的冲赛康,尽管已经被三百年的岁月冲刷得面目全非,但该建筑至今尚存。

      为了稳定西藏局势,找出一尊众人都认可的大神,来为出身康区根基尚浅的新达赖噶桑嘉措保驾护航,西藏临时军政府想起了一个人。延信等于是上奏皇帝,请来了德高望重的黄教第二大活佛五世班禅喇嘛。此前无论是桑结嘉措、拉藏汗还是大策零当政,班禅都与他们相处得不错,数十年间始终屹立不倒,成为西藏朝野势力甚至清朝政府都十分倚重的稳定阀和润滑油。各方之间一旦发生难解的纠纷,都需要请他调停,成为少有的一个被大家都信任的人。

      前面我们说过,颇罗鼐一直警惕着准噶尔人利用班禅分裂黄教,而一些资料显示,大策零确实有过这个想法,他甚至想把班禅劫持到准噶尔另立黄教中心,因此屡次请自己的师父来拉萨,其实是为了更加方便地控制。可这位老活佛虽然老实但却不傻,找出各种理由推脱搪塞,反正死活就是不去,顾及形像的大策零不便撕破脸皮用强,最后只得无可奈何地放弃。

      不久之后,五世班禅奉圣旨来到拉萨,西藏临时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延信、噶尔弼带着各位高官大臣、青海蒙古王公等首领出迎,并与达赖喇嘛的父亲以及众藏族领袖组成的达赖侍从们,将班禅“迎至布达拉宫,最先与达赖喇嘛相会于日光殿”。

      据说两尊佛爷相见甚欢,随后按照皇帝颁布的上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从此正式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上师。在这场师徒会上,五十八岁的老班禅为十三岁的小达赖授了沙弥戒,并赐予徒弟“罗桑”即藏语的“善慧”二字加于名前,从此七世达赖的正式法名就变成了罗桑噶桑嘉措。

      也就是说,这位尴尬的老活佛不得不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强打起精神,第三次为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授戒——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的合法地位,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达赖而非七世达赖,这就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于是,按照朝廷这种掩耳盗铃的官方说法,新册封的达赖噶桑嘉措,其实与那个伪达赖仓央嘉措毫无关系。

      至于真正的“伪达赖”,也就是拉藏汗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他在药王山上被准噶尔人关了两年多后,终于被清军释放。但益希嘉措并没有获得自由,延信等人奉旨将他押送京师等待皇帝发落。据说临别之时,益希嘉措忠厚的师父五世班禅,送给这个早已无依无靠的弟子许多沿途需要的生活物品,并祝他一路平安。抵达北京后,益希嘉措又被送往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监禁起来,并且很可能于公元1725年死在那里。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十一月,西藏临时军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准噶尔占领期间有帮助敌人行为的藏奸们进行正式审判。延信与噶尔弼最后宣布审判结果,包括准噶尔扶持的西藏傀儡政权首脑达孜巴、追随准噶尔侵略者的两名前噶伦、以及背叛主人的一个拉藏汗旧部等共七人被判处死刑。

      其中,关于傀儡第司达孜巴的死刑判决引起了许多争议。尽管传教士说他出卖了拉藏汗的儿子苏尔扎和前第司达贡扎西,但根据藏族史料记载,此人在朝野的风评都颇为不错,人们都说他是个好人,比如藏史《噶伦传》就赞誉道:“他是一位善良诚实、坚定沉着、行为高尚、对僧俗百姓慈仁善行的人。”

      达孜巴在担任准噶尔傀儡期间,似乎并没做多少坏事,尤其是,他曾帮助过颇罗鼎等许多拉藏汗的旧臣,还保护了不少寺院。而当南路清军杀来后,他又率先迎降,并下令撤回了那曲前线协助大策零作战的伪军,颇有些曲线救国的味道。因此包括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和颇罗鼎在内的多位藏族显要,都纷纷替达孜巴向延信和噶尔弼求情,希望能免他一死,但均被两位将军以皇帝圣旨难违为由拒绝。

      于是,在军政府的监督下,以达孜巴为首的被判处死刑的七人,被带到拉萨河堤岸背后处死,达孜巴之子和一批被抓获的准噶尔僧人则被解赴内地问罪,他们的具体结局不详。

      延信为首的西藏临时军政府在拉萨待了两个来月,一直执政到康熙六十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春天,随后宣布解散,让位于皇帝下令组建的正式的西藏地方政府。该政府尊七世达赖喇嘛为虚君,实际权力掌握在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三位藏族噶伦手中,后来又增补了札尔鼐和颇罗鼐两名噶伦,这五人都是驱逐准噶尔战争中藏人表现最为卓著者。

      西藏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平定西藏的总设计师,被后世评价为“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爱新觉罗.玄烨皇帝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的清溪书屋,享年六十九年,死因至今是谜。

      对于这位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他身边长达二十五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Joachim Bouvet——其汉语名字为“白晋”——这样评价道:“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王中,康熙皇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

      两年前结束的驱逐准噶尔之战,成了这位一代雄主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当年,收到战争胜利的消息后,老皇帝高兴之余,亲笔写下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纪盛烈,昭垂万世”。四年之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将文章颁布并下旨在拉萨刻成碑文,这就是著名的“御制平定西藏碑”,该碑至今保存在布达拉宫广场上。

      这篇碑文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之语,人们认为,此为“西藏”这个名词正式为清朝官方所承认。而此前,尽管清廷多次使用过该词,比如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年四世班禅圆寂之后,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实录中便有“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之语,但这里的“西藏”其实指的是班禅驻锡的“藏”(又称‘后藏’,也就是今天的日喀则,与‘卫’也就是今天的拉萨和山南地区相对应),当时的人们更多是用“吐蕃”的变音“土伯特”来称呼那片广袤的土地。

      最后,也许有人还要问,不对啊,前面不是说为了争取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支持,康熙已经把拉藏汗原来的领地许给他们了吗?怎么后来的西藏地方政府里,既没有罗布藏丹津也没有察罕丹津呀?难道金口玉言的皇帝真地变卦了?还是康熙的继任者雍正翻脸不认帐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笔者以后会在《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里,进行详细叙述。

      前提当然是,如果有时间写的话。

      (本文至此结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节后视情况决定是否加写篇后记,重点说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文中人物们最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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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很喜欢楼主的文!
      • 家园 很棒的一个题目!支持继续。
      • 家园 接着写啊!

        《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

        光看名字就很吸引人。

      • 家园 所以班禅没有世俗权力?仅仅是精神领袖?
        • 家园 后来管三个县

          雍正以后

        • 家园 班禅有一定的世俗权力

          后来清廷特地在达赖和班禅之间划分了势力范围,但是班禅的势力范围很小;历代的班禅多半比较低调,所以大多活得比达赖长

          • 家园 他有政权但无兵权

            在辖区可以收税和任免官员,但没有武装力量,其安全严重依赖驻藏清军和噶厦藏军,因此当辛亥革命后清军撤离,达赖要收拾班禅的时候,后者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太祖说的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通宝推:毘沙门,
            • 家园 他要想抓兵权估计早死了

              一山难容二虎啊。

            • 家园 廓尔喀人大掠日喀则

              和班禅无武装力量是否有关?按柏杨搞笑的说法,班禅居然欠了廓尔喀人很多钱,无力偿还

              • 家园 廓尔喀战争的直接原因相当现代

                那就是双方的贸易战,其理由也更加现代:廓尔喀政府指控西藏政府操纵汇率,导致本方货币无法以实际价值实现兑换,西藏政府则反驳并拒绝整改,最后廓尔喀决定付诸战争。

                至于那位班禅,可谓富可敌国,引起廓尔喀人觊觎是肯定的,但如果说欠款不还,要么他是没有契约精神(从英印政府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位班禅似乎很有信誉,不太可能这么做),要么是柏杨胡说八道。

                • 家园 柏杨胡扯,此事和当时的班禅不大可能有关

                  因为,1780年六世班禅在北京患天花,治疗无效而圆寂。七世班禅丹白尼玛1782年出生,廓尔喀人入寇的时候,七世班禅不满十岁,无民事行为能力,欠债之事与班禅一点关系都没有

                  • 家园 另外,英印当局的一些档案

                    也将这场战争的起因归结为贸易冲突。后来,到了福康安杀入尼泊尔本土的时候,廓尔喀当局曾请求英国驻印军干涉,但由于当时英国人正努力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不想为此事得罪乾隆,因而没有答应。

                    清军与廓尔喀的战争,我本来打算放在《雪域战争》第四部来写,就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完成。

                • 家园 中国人史纲里这么写的,您给挑挑刺、纠纠错吧

                  “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

                  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

                  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

                  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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