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九．陈牧农之死

洪桥正面三个军的中国军队大踏步撤退，两个军撤往湘西武冈，一个军沿湘桂铁路撤至桂林。这就将广西东北大门以及重要补给基地全县暴露在日军面前。守卫全县的中国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第93军，中央军系统。需要说明一下，93军是孤军扼守全县。除了东部有杨森集团的三个残军之外，最近的生力军是驻守桂林的46军，距离在100公里之外。这一点可能对93军的防守决心构成了一定影响。

93军军长陈牧农，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时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担任连长和营长等职务，后任首都卫戍司令部宪兵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等人，是典型的天子门生、贴身侍卫和御林军将领。93军曾经编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准备开赴缅甸战场。远征军部队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此可见93军部队在中央军系统当中的地位。1944年8月底，因湘桂形势紧张，93军从重庆附近调防到全县 。【注一】8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桂柳会战各战区作战指导要领》。其中第一期作战指导对93军的布防提出了具体要求，命令“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县” 。这是有条件的，即“敌未突破衡阳以西我现设主阵地以前”可做如此布置。万一日军突破了衡阳以西中国军队的防线呢？第二期作战指导当中对此明确提出了两个供选择的应对方案：

“（甲）以（93军）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死守全县。此案确实有效，但牺牲较大。

（乙）在黄沙河、全县、严关口（兴安附近）、大榕江各地区，逐次持久抵抗，再依照状况参加桂林决战。此案牺牲较少，但不易确实实施。”

这个作战指导后面附了一句话：“应照甲案实施。中正。” 蒋介石远在重庆，并不了解全县地形，但是却热衷于干预军队部署与指挥。全县的部署就是一个例子，并且极有可能是错误的部署。不过历史没有给机会让93军证明何种部署才是正确的。

回到正题，洪桥会战开始之后，日军进攻势如破竹，甲案实施的条件具备。于是93军便将一部分兵力配备在全县东北的黄沙河，主力集中在全县准备死守。但是这个配置却与第四战区发布的部署命令刚好相反。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 【注二】认为全县县城为一盆地，受西北郊高地群的俯瞰，也没有预设工事，不利防守。而黄沙河前面地形开阔，后面有纵深高地群，左右两翼依托良好，是一个优越的防御阵地，不能轻易放弃 。因此，93军应该将主力部署在黄沙河，并将一个团前出至黄沙河北的庙头镇担任警戒。 【注三】需要提示一下，李汉冲的部署也并非没有问题。本章稍后会说到。

关于全县地形已经各个主要地点的标志，请看我博客上整理的一副地图：[UR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6d15e0101379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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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底李汉冲陪同张发奎视察全县防御，发现93军在黄沙河只放了一个团，主力全部收缩到全县，大为震惊。但是由于蒋介石批示“应照甲案实施”，张发奎无计可施。他只得提醒陈牧农要注意全县西北高地的防守。这就埋下了陈牧农个人的悲剧，以及整个广西会战失败的根子。但绝不是广西会战失败的唯一原因。

要命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着地图拟定的这个方案被蒋介石批准之后，老蒋自己又在8月26日电令陈牧农“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即全县）” 。8月27日，陈牧农复电蒋介石称已经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并拟定“第十师之四个营附战防炮一排守黄沙河”。 蒋介石对此批示“发给军临时费洋五十万元”，对陈牧农的作战部署不做修改指示。这样，蒋介石的几封电报将全县守军的部署死死钉在原方案上，第四战区自然完全无法亲自指挥部署相关防御工作。李汉冲所提出的部署方案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发奎自从军权旁落，成为有名无实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之后，能够不管的事情就不管。在全县防守问题上也懒得蒋介石提建议。李汉冲向张发奎指出93军防守的问题，张发奎回答说：“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关系不大。委座指挥部队，向来掌握到师，有时甚至是到团，他的命令是不容轻易改变的。为今之计，你可给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规定该军应在全州做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少需滞敌半个月以上之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侯命令。” 但是据覃戈鸣的回忆，这个命令并没有以书面形式下达，而是口头上传达给陈牧农的。

93军在全县的具体布防大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根据陈牧农8月27日发出的兵力部署电报称，该军10师以四个营及战防炮一个排守黄沙河。10师的主力控制在全县车站以西作为预备队。新8师负责守卫县城。全县火车站在城市西北，背靠湘江。 这个部署因两师部队猬集于城市内外，军主力在全县，而前出黄沙河的部队距离主力有20公里之远，成为孤军，故此怀疑陈牧农的部署有误，或者仅仅是临时部署。另外一种说法来自“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10师的主力置于黄沙河与全县之间永岁乡双桥村东西十五里之间。 可能是后面陈牧农变更部署所致。这种部署更加符合作战部署的要求。本文以此为准。

桂系网的未名作者认为93军除10师和新8师之外，尚有另外一个师116师。实际上93军并没有116师编制，1944年以前序列内倒是有一个166师。日军的记录当中则有116师番号。看来这个误解是令人汗颜的出口转内销。百度百科说93军序列内有暂编第2师。但郭汝瑰开列的战斗序列编制当中却没有暂2师。陈牧农自称自己的部队有4个团。可以判断93军序列当中并无暂2师。

这里要说一下另外一支部队的闲话。此外，日军情报当中声称93军战斗序列当中一度有彭壁生机械化48师的第3坦克营和第2反坦克营。后来又称48师已经沿湘桂公路西撤，以保护柳州 。48师是一支非常神奇的部队。我看到的史料当中，这支部队飘忽不定，从长衡会战一直打到桂柳会战，但是正儿八经参加的战斗却一场也未见描述。桂柳会战结束后48师驻守广西钟山、贺县一带。这里是第四和第七战区交界的地方。理论上48师应该归张发奎指挥。但是考虑到日军那时候已经占领了湘桂铁路，切断了张发奎和48师之间的联系。这支部队怎么接受指挥、如何打仗，后勤谁来催办，会很成问题。总之它时有时无，并未发生太大作用。

大家都知道《战场上的蒲公英》里伞兵蔡智诚曾经加入“陆军突击总队”。根据我查找到的资料，48师作为第二突击总队的主力，在豫湘桂会战当中负责在湘桂一带打游击。这个游击应该如何打，学问可就大了。郭汝瑰的回忆录当中有个有趣的地方。他没有把48师列入长衡会战的作战序列当中，但是却把它列入了桂柳会战的序列里，即桂军夏威的16集团军直属部队。桂军系统在会战当中却又根本没有指挥这支部队。

闲话少说，回到正面战场。黄沙河是紧靠湘江左岸的一个小镇。湘江自南向北流淌。湘桂公路沿湘江右岸南下直到黄沙河渡口，之后转往湘江左岸继续南下，直达全县。黄沙河是湘江进入湖南之前一个重要的渡口。日军沿湘江右岸南下。守军则在左岸设置阵地封锁湘桂公路，兵力大约为一个加强团（即陈牧农部署的四个营以及一个战防炮排）。陈牧农同时在全县正北面的大西江和龙水两个村附近派出军搜索营，防止日军袭扰。9月11日，搜索营从撤退回来的友军谍报人员处得知日军第58师团将从湖南东安进攻全县。次日，第58师团斥候部队于93军搜索营发生接触。这就证明李汉冲将93军主力部署在黄沙河一带的计划也并不正确。如果按照李汉冲的做法部署守军，第58师团极有可能抢先占领空虚的全县县城，进而与第13师团一起，在黄沙河一带围歼93军。

9月11日，日军第13师团抵达黄沙河。驻守黄沙河的加强团稍加抵抗，便以讨要政府所欠军饷为名，全部撤回全县。日军向西南进抵双桥村，当地守军仅仅战斗了10分钟，也立刻撤退。9月13日，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宫本学大尉）冲入全县，93军此刻已经全面撤退，并放火焚烧粮食以及军火，城内火光冲天。

日军的记录大致如上述所言，差别不大。日方以第58师团为右翼，第13师团为中路，第40师团为左翼，沿湘江两岸南下。第13师团位于湘江右岸，沿着湘桂公路向西南攻击前进。刚开始进攻全县的时候日军部队还比较谨慎，这是因为日军的情报显示93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黄沙河的工事也修建比较整齐和坚固。但当他们到达黄沙河的时候，却十分意外地发现守军的抵抗微弱。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联队长海福三千雄大佐）确认当前守军毫无抵抗意志之后，便断然决定不等师团其余部队到达便直接渡过湘江，沿江左向全县发动进攻——一个联队向一个军发动进攻。

因为104联队此举改变了整个第13师团的作战计划，9月12日早上，第13师团专门发电报斥责联队长海福三千雄此举“实属不当”。104联队主力只得又渡回右岸，在黄沙河附近停留了一整天。104联队第一大队本来已经渡过湘江，奉命搜索中国的炮兵部队，但是在师团的严令之下又回到湘江右岸。9月12日夜，海福三千雄再次命令第一大队渡过湘江，到达左岸。之后作为先头部队，第一大队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并派出宫本中队作为搜索部队。

9月13日，宫本中队进入空无一兵的全县。因为不知道对面的中国守军是否已经全部撤退，宫本中队进入全县的时候还专门规定：“做好任何时候都能脱离的准备。” 中国军队撤退的速度没有让他们能够执行这条规定，而是让他们从容进入全县。日军的前锋部队直到9月14日凌晨才全部进入全县。日军对于攻占全县感到十分得意。这一点在几十年后他们编辑的《一号作战》当中也看得出来。这些人在书中写道：“步兵第104联队轻而易举占领了要冲全县城。……步兵第116联队也未展开队伍，即推进到全县城附近。”

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长大坪进大佐对于这次战斗的总结是这样的：“黄沙铺（即黄沙河）对岸和大结以南高地上的阵地，构筑极为坚固，是以洞穴碉堡为中心组成的纵深达4公里的阵地……重庆军放弃如此坚固阵地竟然退却，其意图何在，实难理解。” 这几句话显然非常触动参加过当年战争的中国军人情绪，以至于郭汝瑰在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当中原封不动地加以引用。

全县的失守，标志着桂林外围战斗遭遇到重大挫折。它对于整个广西会战的影响是关键性的。广西的北大门洞开。中国军队失去了一个重要补给基地和外围防御阵地，而日军则多了一个前进基地。在进攻方向上，正如在第一章《桂林的地形》当中所说的那样，日军占领了全县之后，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进攻方向，迫使中国守军分兵抵抗。事实上，日军在后来进攻桂林的过程当中的确从全县分兵，从两个方向逼近桂林。正因为全县位置极其重要，日军甚至在将战线推进到柳州一线的时候，从并不算富余的兵力当中使用不满员的第34师团专门守卫之。

全县守军不战而退，究竟是谁的责任？陈牧农的责任显然无可推卸。的确，张发奎以口头的形式补发过一个命令，告知陈牧农在全县不守之际可以节节抵抗，南撤至兴安附近。蒋介石在9月12日也曾经致电张发奎，称“93A（即93军）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 但是这些电文和命令，并不是让陈牧农不抵抗就放弃全县。陈牧农9月11日发给蒋介石、林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幕僚）的电报刚刚汇报了日军前锋进抵黄沙河的消息，9月14日的电报就说：“全县地形固守、野战均多不利……军为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于元晚（9月13日夜）脱离敌军西退……弹药抢出一部，余均彻底爆破。”

抵抗程度如何和是否抵抗是两个性质的问题。陈牧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举等于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93军撤出全县之后，一路往南，军部也迁至全县以南60公里外的兴安。这时候张发奎尚在桂林，便派人到兴安接陈牧农前往桂林开会。陈部将领已经意识到本军军长即将大难临头，极力加以劝阻。陈牧农不听，到达桂林后立刻被逮捕。据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说，陈牧农被捕之后觉得自己罪不至死，还托代理军长胡栋成营救。但是被扣押三天之后，蒋介石就来电，命令枪决陈牧农，“以昭炯戒”！9月20日，全县陷落一周之后，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韦云淞遵照蒋介石和张发奎的命令，于当地处决了陈牧农。在得知自己要上刑场的消息，陈牧农说：“张长官害了我！”

陈牧农之死蹊跷甚多。抗战期间蒋介石枪毙的高级将领大多都会有个形式上的审判，从放弃济南的韩复榘到将长沙烧成一片焦土的酆悌莫不如此。但枪决陈牧农没有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押赴重庆，而是交由第四战区的一个防守司令部这样下属机构处决，这就未免让人怀疑蒋介石有些操之过急了。甚至有怀疑认为蒋介石是在杀人灭口。

到目前为止，对于陈牧农之死有数种解释。第一当然是杀人灭口说。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在出发前往广西前可能有蒋介石私下相授，要陈消极抵抗。之后蒋因担心陈牧农将此事和盘托出便杀人灭口。我认为蒋介石即使有可能让陈牧农消极抵抗，灭口也不构成他决定杀人的主要动机。但是他肯定不能容忍93军几乎一枪不发便放弃全县，这显然大损蒋介石的威信，将其置于尴尬境地。何况全县陷落前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上将正在桂林视察疏散情况，对蒋介石大加抨击，两人矛盾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地步。到10月蒋介石和史迪威正式决裂。史迪威被召回。由于湘桂战场上连连败退，中美混合空军丢掉了衡阳和零陵机场，史迪威正准备撤退桂林和平南丹竹机场的中美混合空军部队。陈牧农未经抵抗放弃全县，授史迪威攻击蒋介石的口实，给他们的争斗火上浇油。蒋介石可能在一怒之下便做出杀人决定。同时，也不排除蒋介石用杀死嫡系将领的做法震慑那些即将参加桂柳会战的军人们。

第二是张发奎报复说。长衡战役当中，国民革命军第4军守卫长沙，仅仅4天城市便失陷。蒋介石处决了军长张德能。4军是张发奎的起家部队，张德能是张发奎的老部下。有人传说张德能是张发奎的族弟或者族侄，因而张发奎挟私报复，杀陈牧农泄愤 【注四】。李汉冲否认了这种说法，声称张发奎自始至终并未想过杀陈牧农，只是想将其撤职查办了事。 从职权隶属上来说，张发奎并没有杀陈牧农的权力。作为一个有职无权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没有足够大的决心去处决一个中央军嫡系将领，至于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他就更没有这个胆子敢擅自杀人了。

但是张发奎与陈牧农之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并不见得如此。当然根子还是在老蒋那儿。9月2日，蒋介石发给陈牧农的密电当中说，“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三个月以上。” 9月9日，蒋介石在回复张发奎的密电当中重复了这一命令：“全州应死守。”并明确说：“至粮弹器材之屯备，限维持约三个月之用，作战三个月后，准备以空运补给。” 但是在关键的9月12日，蒋介石突然改口了。他在给张发奎的密电当中说：“93A留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桂柳方面。” 蒋介石这个突然的转变不知道是否传达到陈牧农处，毕竟9月13日93军就放弃了全县。不过张发奎对李汉冲也说过类似要求“节节抵抗为期半月以上”的话，不论是否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口头的形式传达到陈牧农处，的确也动摇了陈牧农的抵抗决心。因此陈牧农被枪毙前说“张长官害了我”，不全没有道理。问题是：没有人让陈牧农不做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至死他都没想明白这一点。

陈牧农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93军副军长符昭骞陷害说。符昭骞想要自己当93军军长，因此抓住陈牧农不战便弃守全县的把柄向蒋介石告状。对于符昭骞陷害陈牧农的动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符昭骞是93军内部亲共人士，试图通过陷害陈牧农而掌握93军，进而赤化之。符昭骞本人的确与共产党有较深交往，1950年策动了裴昌会兵团在川西的起义。但是这种说法基本站不住脚。这是因为符昭骞非黄埔的海归身份不可能让蒋介石甘心将一整个中央军交给他，这点自知之明符应该有。至于通过陷害军长而夺权再到赤化一个军，老实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还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和本事做到。董振堂、赵博生、高树勋、曾泽生等非嫡系将领起义，都是让老蒋倒行逆施给逼的。1949年以前，共产党压根就没有真正掌握中央军任何一个军或者军以上的单位。1949年以后呢？国民政府都逃到台湾去了，中央军能不跟着树倒猢狲散么？话说回来，老蒋对于符昭骞的确有所提防。李汉冲回忆说陈牧农被逮捕后军长职务由符昭骞代行，极有可能是临时代理职务，之后才有命令让另外一个副军长胡栋成少将代军长。陈牧农9月20日被枪毙。10月4日就有以“代军长胡栋成”为名义的发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符昭骞处理军长工作最多不到两周，甚至根本就没有代理过军长职务。10月份之后，军委会有命令，调中央军校第六分校主任甘丽初出任93军军长。10月26日，甘丽初到任。甘丽初和胡栋成都是黄埔一期学生，都是广西人。但是在政治上并不属于新桂系，而是黄埔系。1950年在广西抵抗解放军的时候双双阵亡。老蒋对这两个人真没看走眼。

不管陈牧农死因有多么复杂，唯一可以确认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战便弃守全县，因此必死无疑。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原因不得而知。陈牧农并非没有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也不是胆怯之辈，应该不会怯战。我认为蒋介石可能私下暗示过陈，要他消极抵抗，保存实力。陈牧农很可能会错意，将“消极抵抗”理解成为“不抵抗”。总之他的这一错误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据守长沙期间因部署失当，部队在过湘江时被日军半渡而击，迅速溃散。在湘江当中就淹死1000余人 。这就要了他的命。陈牧农之罪比张德能更大更甚，被处决是必然的。在豫湘桂会战当中，人们唯一需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处决迅速丢失河南的汤恩伯和蒋鼎文？蒋介石杀陈牧农，带有明显的杀鸡儆猴的意味。只是，杀鸡儆猴的时候，杀多大一只鸡是有讲究的。如果对方是一只鸵鸟，说不定还会伤了自己。

注一：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李汉冲回忆认为93军是7月上旬调到全县的。《广西儿女抗日亲历记》，第206页

注二： 张发奎以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著名共谍）没有指挥作战经历将其留在柳州，以李汉冲为幕僚。

注三：这里补充一段历史。全县曾经被太平军在1852年攻克。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却在此役中受伤阵亡。太平天国损失一名战略级别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冷兵器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是这段历史对于当年的中国守军来说，未尝没有借鉴意义。

注四：关于报复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抗战结束之后，原任79军98师师长、后任86军军长，因为作战不利而被监禁的莫如硕获释，被派到广东负责接收。此人大肆贪污被张发奎处决。莫如硕是黄埔二期出身，因而有张发奎杀莫如硕以报复蒋介石杀张德能之说。《今是昨非见肝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方靖亲历纪实》，第96-97页

• 【整理】桂林保卫战文章归纳

八．会战开始：洪桥会战

桂林抗日保卫战的开端，是从洪桥会战开始算起的。洪桥会战当中，日军第一次占领了桂林的外围市镇。

这是一次规模相对较小的会战，从1944年8月底开始，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左右。这场小规模会战没有一方成建制地损失过师或者大队乃至联队以上的部队。但是对于刚刚从衡阳保卫战当中喘过气的双方来说，自此之后的胜负已经注定。这一点在会战刚刚打响之时双方都未意识到。侵华日军第11军怀着诚惶诚恐，唯恐出现“又一个英帕尔”的心情开始作战。而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在各级军事长官的率领之下，无数次重复着坚守—撤退—被击溃—休整—坚守这一战争模式，以屡败屡战，绝不投降的坚韧信心，在湘南大地流血牺牲。这场战役就是洪桥会战。洪桥，就是现在的湖南省祁东县，位于衡阳以西以南，距离53.9公里。

关于本文，我根据一些参考草绘了一张战前形势图，河里贴图比较困难。我直接放在自己博客上了，有兴趣可以自己翻看一下：外链出处

1944年8月27日中午12时，在完成了对部队的调整、补充和休整之后（实际上整个战线双方一直保持着小规模的战斗），日军第11军下达进攻命令，要求在该军战斗序列内的部队于X日（即8月29日）起消灭聚集在衡阳西南部洪桥地区的中国军队。本次会战主要打击的武装集团是位于衡阳以西以南和湘桂铁路湖南段的中国守军。这批军队的主力是27集团军李玉堂兵团，该兵团下辖79军，46军，62军以及第二突击总队（彭壁生的机械化48师为基础部队）等部队。在李玉堂集团的两翼，左翼部队是王耀武集团下辖的74军，73军，99军以及100军。右翼部队有三个兵团，分别是27集团军杨森集团的20军，26军，44军，欧震集团的37军以及暂编第二军，35集团军王陵基集团的72军和58军。王陵基集团此刻远在湘东的醴陵和萍乡一带，对于整个战事的发展影响甚小。

日军第11军为整个洪桥战役设计了一大一小两个包围圈。小包围圈在洪桥，由右翼第116师团和左翼第13师团实施两翼包围，大包围圈套在小包围圈之外，以右翼第37和左翼第3师团实施包围。负责正面进攻洪桥的师团则是第40师团，第58师团和第68师团之一部。日军将先在两翼发动进攻，将正面进攻设定在8月30日。最后日军将攻占祁阳，将中国军队7-8个师包围在衡阳以西，祁阳以东约100公里的范围内压缩歼灭之。日军的计划是从洪桥的西北部实现突破，切断衡阳至宝庆（今邵阳）的公路，分割王耀武集团和李玉堂集团之间的联系，从中国军队的左翼迂回。但是战役最先打响在中国军队的右翼。第3师团于8月29日分别向常宁、耒阳和安仁发起进攻，面对第3师团的是杨森集团的部队。不久，正面的日军部队便全面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

日军的包围圈应该是教科书上的那种经典围歼模式，但是日军很快发现自己缺少战略欺骗以及大兵团协同歼敌的能力，加上中国军队“转进”的速度实在太快，这场精心设计的歼灭战很快就如同此前的多次会战一样，变成了一场比速度的击溃战。 关于这场赛跑的激烈程度，日方《一号作战》当中提供了一个细节：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116联队占领了洪桥东南5公里处的金兰桥。该处“不久前重庆军团部住过的房子里，水还在沸腾，钟还在走动” 。

有意思的是，第11军的作战计划居然并未事先获得上级指挥机构“中国派遣军”的同意。虽然第11军在战役发动前屡次报请“中国派遣军”相关作战计划，但是“中国派遣军”一直坚持战役仅限于洪桥一带，而不是更远的祁阳和零陵。理由是如果需要攻占零陵，日军行军距离有158公里，后勤接济不上。 “中国派遣军”认为，经过长衡战役之后，日军已经元气大伤，补给线绵延千里，需要加以巩固。因此特意将“一号作战”二期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向广西东北部推进）延迟到9月中旬开始。这个做法并非有问题。就连中国军队也发现，日军“其前线推进约100公里时，必停留数日，待其追送补给” 。“中国派遣军”的慎重举动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毕竟远离战场，对于实际情况估计不如第11军那样准确。

第11军对“中国派遣军”的态度不予理会。在发动洪桥会战当日，第11军给“中国派遣军”发了一封电报称：“第11军决定将衡阳西南方转入守势的敌军（约7-8个师）歼灭于洪桥周围，并已下达有关此项决定的命令。而且第11军有意在祁阳以北歼灭敌军后，派第3、第58师团攻取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陵区），命第37、第40师团攻取宝庆。第11军认为本次作战即湘桂第二期作战的第一期。” 。

下属未经同意即将战役提前了半个月，这封电报震惊了“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次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发来电报，要求暂缓攻取宝庆和零陵，并认为应该视洪桥会战为湘桂第二期作战的准备，而不是正式作战的开始。这封电报在第11军司令部当中引发了不同的意见。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这一次也站在“中国派遣军”一方。但是作为高级参谋的岛贯武治大佐则坚决要求将已经发动的会战坚持下去。双方对峙的结果是“中国派遣军”并未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干预，第11军也并未放缓进攻的步伐。岛贯赢得了司令部内部的胜利。不过，“中国派遣军”似乎一直对这位高级参谋抱有极大的敌视。8月14日，第六方面军尚未组建，它的内定副参谋长天野正一少将就专门来到第11军司令部，听取有关人员谈论对岛贯武治的“健康问题”的汇报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自己的日记中满腹牢骚地写道：“看来军司令官、参谋长都不能抑制岛贯的意见。” 8月底，“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提出更换岛贯，另派他人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实际上，日军大本营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就是否要进攻桂柳而闹得不可开交，其根本原因自然是“英帕尔结局”。但是这一点横山勇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不屑于知道。9月3日到9月14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力主推动“一号作战”的服部卓四郎大佐专门到第11军视察进攻的状况。在他视察的同时，9月13日，做重庆政治工作的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到达南京机场，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会面之后再次强调：“陆军省全部、参谋本部除第一部以外的全部（总长、次长在内）认为：‘进攻桂林从补给方面考虑，恐重蹈英帕尔之覆辙。但以大陆命中止之不甚妥当。希由派遣军提出停止施行。” 服部回到东京之后，他的视察结果却与柴山兼四郎唱了反调。

在最高指挥部犹豫不决与举棋不定当中，局势的变化最后让“中国派遣军”不得不默认了岛贯武治的做法。第11军发起进攻仅仅两天，8月31日，洪桥正面的中国军队即全面动摇，开始撤退。进攻之顺利让“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感到意外。但是，一个导致日军作战不利的因素也出现了。日军北翼第37师团未能按照作战计划指定时间到达进攻地点。使日军双重包围圈当中的大包围圈右翼无法发动进攻。日军被迫在战役开始前变更部署。第37师团的任务缩小为切断衡宝公路。不过即使第37师团能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中国军队被合围的可能性依旧不大，因为中国守军王耀武集团撤退的速度实在太快了。按照《民国军事史》的说法，中国军队最终摆脱了日军合围的阴谋 。但是战前的形式，本来是中国军队构成一个U形包围圈，对第11军保持战略进攻态势。如今日军不但打破了这一态势，而且还迫使王耀武集团西撤至宝庆一带，李玉堂集团大部撤到湘西。杨森欧震集团向南撤到常宁一带。三个集团之间缺少互相呼应，无法集中力量，使日军正面一下推进了200公里，到达广西和湖南交界处。

9月1日，在中国军队撤退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之下，“中国派遣军”终于决定“于一、二日内派井本（熊男）前往第11军司令部探明真相，并传达仍不同意攻取零陵的意图” 。但是这已经无法阻止第11军继续进攻的步伐。9月2日，第11军发布攻占零陵的命令。9月3日，这道命令才被抄送到“中国派遣军”参谋部。日方对此的记录是“无可奈何” 。同日，井本熊男大佐接替岛贯出任第11军高级参谋 。这个井本熊男大佐后来的作为几乎和岛贯如出一辙，让第六方面军极其头疼，不过这是后话。岛贯调任陆军航空总监部。临走之前，他已经知晓在洪桥为中国军队所设的包围圈并不成功。《一号作战》当中对于包围中国军队失败的原因描述是“第11军态势过于严整，且以包围形式发起会战，结果导致重庆军的退却” 。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虽然逃脱了一劫，但是防线正面被突破，不得不尽快撤退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洪桥战役之前，李玉堂集团部队刚刚换完成换防。由79军下辖的194师和98师接守洪桥正面的守军46军全部和62军的大部分防线。接防的防线全长有50多华里，除了部分仍旧由62军守卫之外，其余由79军接管。79军两个师需要面对日军至少两个师团的正面进攻，兵力十分单薄。日军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便全面突破。79军的溃散也导致62军和46军的迅速撤退。日军在进攻当中多次使用骑兵和轻装步兵，专门袭扰指挥部，切断各个部队之间的联系，造成三个军指挥混乱，大量军事单位脱离建制。日军在汉奸引导之下经常抄小路对中国军队进行包抄，引发部队的恐慌。62军军长黄涛一度遇险，所幸身边尚有警卫部队，将日军击退。

79军军长王甲本的运气没那么好。该军在被突破之后从祁阳向西南撤退至冷水滩（今湖南永州冷水滩区）。9月7日，79军军部沿湘桂铁路转移途中于东安境内被日军骑兵突袭。日方资料称这些骑兵来自第40师团。当时第11军下辖师团当中只有第3师团有骑兵联队，因此可以认为这些与79军军部遭遇的日军骑兵是第40师团的斥候或者搜索部队。当时军长王甲本命令79军98师292团（王卓如团，后来有些回忆将番号记成294团）抢占前方道路山口铺镇。据当时79军中校作战参谋科长潘茂和通讯参谋李印西回忆，292团团长王卓如无视军长命令，动作迟疑，被日军骑兵抢先占领山口铺。然而王甲本对此一无所知，依旧自顾自向前走，直到发现远处有骑兵出现，并有钢盔反光 。

79军军部与日军骑兵遭遇之时，只有手枪连（一说为手枪排）护卫，军长王甲本等官佐一行全部骑马。王甲本本人身体肥胖，身材高大，很容易辨认。日军见状冲上来便枪击刀砍。王甲本在副官吴镇科的掩护下向山上逃去，边逃边拔出手枪射击。但是终于被日寇追上，肉搏战中王甲本及其副官牺牲，手枪连士兵大部阵亡。王甲本牺牲时至少身中三弹，双手因为抵挡日军刺刀而被割得血肉模糊，脸上也被刺刀刺穿，牺牲场面极为惨烈。

军长牺牲之后，79军部队撤往武冈，随即接受第四战区指挥，并新任军长方靖。王甲本此人虽然为人正直，治军严厉（有一次因为要一口气枪毙14个骚扰民众的官兵而被称为“王屠夫”。后来经过劝说，改为枪毙14人当中的两位军官而告终），但是心眼儿有点小，人际关系上并非好手。79军前任军长夏楚中跟他的关系不太好。王甲本本人又是滇军将领。出任79军军长之后一直为军主力98师师长向敏思所不喜。向敏思是黄埔四期毕业，属于黄埔系当中的陈诚派，同时又是夏楚中的心腹。于是夏楚中高升了之后，原来的矛盾就由向敏思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有激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本来在长衡会战之前调王甲本出任委员会高参，由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二期，陈诚派的大将，曾经在79军担任旅长）出任79军军长。没想到调令才到达24集团军王敬久处，战役就打响了。不久，王甲本就在战斗当中牺牲 。

79军失去军长之后，下辖98师和194师一度被包围在冷水滩以西，与军部失去联系。后来因为日军包围兵力不足，加上当地山多林密，才将大部人马撤出。但是仍旧损失了79军98师293团正副团长两人以及许多战士。62军157师一度被包围在洪桥附近，在突围当中受到惨重损失。但是全师凭借地形终于摆脱日军。

46军因为早已从衡阳前线撤至祁阳，在洪桥战役发动之后，迅速后退且组织有序，没有受到太大损失即撤回广西。但是前军崩溃，自己身为友军也一同撤退，而不知就地坚守并重新组织防线，这个指挥责任就不知道应该算是军长黎行恕的，还是李玉堂的，或者是白崇禧蒋中正的了。李玉堂的集团军指挥部在洪桥会战开始之后便退至近百公里外的湘西武冈，随后62军也撤至此处。李玉堂本来还想把62军带去贵州。但62军更听张发奎的命令。于是脱离第27集团军建制，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令下沿湘桂铁路以西，爬山涉水，穿过整座越城岭抵达柳州。

9月4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祁阳。9月7日，第13师团攻占零陵。零陵与广西接壤，距离桂林约有200多公里，距离全县大约有60多公里。9月10日，在湘桂边境作战的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缴获了大量五万分之一作战地图。日军使用的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地图。这些中国军队地图提供了更加精确的地理资料。这一点让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受益菲浅。据岗村宁次回忆，在于1926年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之时，曾经注意到中国军阀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当时中国各地最详细的分区地图是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是昔日到日本留学军事的部分学生在陆地测量部学成归国后测绘的。绘图方式与日本完全相同。不过中国各地都极珍视，按极密文件保管，严禁出售，因而极难获得。尽管我在孙传芳阵营内受到敬重、信赖，向我咨询作战事宜，这份地图却从来未给过我。” 但是岗村终于从疏于防备的孙部军官处弄到了华中中部地区的整套五万分之一地图。即使后来在北伐军的炮火之下岗村丢掉了全部行李，地图却一直能够随身携带。后来日军参谋本部因此给了他巨额秘密赏金。岗村自己在回忆录当中得意地吹嘘说：“武汉会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搞到的。”

“一号作战”中国军队丢失地图一事并非只有零陵一起。后来日军在桂柳会战当中，第13师团曾经在永福附近中国军队（番号不明，可能是79军或者新19师）的指挥部缴获了另外一批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这一次缴获也毫无疑问进入了《一号作战》的记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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