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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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一九五五年邓子恢的砍社

        “……(1955年)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推进合作化)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援,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最先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引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31-32页

        邓子恢因为砍社,被毛主席批评为“小脚女人”从此退出农业管理的领导岗位。

        无论执行什么政策,执行政策的人如果只是机械的执行政策,顽固的推行政策的执行,完全不顾政策所涉及到的“人”的感受和利益诉求,结果都必然的会损害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利益,也就避免的会受到政策所涉及的“人”的反感和抵制,无论是过去的“集体化”和“包产到户”,还是今天的“强制拆迁”和“农民上楼”。

        所以中国自古就有“贵在得人”、“人亡政息”,任何一种政策和制度都不是简单的制定出来就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关键还是要有执行政策的人。

    • 家园 啊 啊 啊,前几天在网上找全四册,硬是找不全

      要的就是95年版的。

      之前看过前两册,后面没看,在网上有,但错别字太多了,没法看啊。

      金光大道真正好书。

    • 家园 《金光大道》三:粮食问题(二)

      张金发因为在洪水围困天门镇政府想办法解决粮食困难时给粮商沈义仁送信儿被查处,加上他自己也囤积了不少粮食放在沈义仁的粮店里,所以对国家制定的“统购统销”政策心怀抵触,与在沈义仁的粮店参有股份的冯少怀、沈义仁以及另一个别有用心、一心破坏共产党政府政策的范克明一起商量把粮店里的粮食全部运到村里藏在“滚刀肉”张金寿家的白薯窖里,以对抗“统购统销”政策。结果运粮食的大车被其他村的民兵发现,整个事情暴露出来,张金发丢了村长和党员的衔头,冯少怀被重新定成分为富农,范克明被发现原来是冒被他杀死的长工的名字潜伏下来的逃亡地主、反革命。

      面对“统购统销”政策,应该如何卖粮,高大泉又与区委书记王友清产生了分歧,王友清希望芳草地这个先进村尽可能快地报出销售余粮的数量来支援国家建设,好给其他村带个好头。高大泉却要实际研究分析,应该留多少口粮,多少种子等等,然后再各家各户报数量,由村民评议各家各户所报卖粮数能否通过。

      这个办法实行起来真的需要村民有较高的觉悟和水平,特别要有无私的公心。(在文学作品中当然好实现,在现实中就怕没那么容易。)中农苏存义报的数,有的人说少了,可朱铁汉提出他在水困天门镇时已经卖了两百斤麦子了,于是大家就很公道的给他又减了一百斤的量;“小算盘”秦富报的数大家都认为少,可高大泉给大家算帐,秦富家的大儿子秦文吉参与冯少怀、张金发他们倒卖粮食亏了些,水困天门镇时秦文吉赶大车征沈义仁的粮店里送粮,路上从被洪水冲坏的桥上掉了下去,大车、牲口和粮食全没了(秦文吉自己也是被高大泉救上来的,所以他出于感激,开始坚定的跟高大泉走了),高大泉这样一算帐,大家就认可了“小算盘”秦富报的数量。

      这种办法不但需要有高水平的、一腔公心的好的基层领导,还需要通情达理的支持领导的村民才行得通,如果换一种情况,基层领导借机打击报复对人不对事,村民拉帮结伙挟旧怨算小帐,哄抬别人的卖粮数量,会是什么结果?

      还有上级领导呢!上级领导是通情达理,支持农民量力而行,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卖余粮;还是不顾农民的死活,搜刮干净农民的粮食囤,以求拿出一个好看的数字为自己的政绩和前途描绘灿烂的一笔?

      共和国历史上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徐水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1959夏,“……强迫命令河南省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完成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吴芝圃还吹牛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书记动手,政治挂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被公安机关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三十多人死在狱中,拘留上万人,死在拘留所的六百多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一天竟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逃荒也要被抓回来)……张树蕃后来回忆说,那时并不是没有粮食,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一百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两年后,吴芝圃才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惩得很,罪恶也大得很……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摘自《共和国粮食报告》陈启文 著,湘潭大学出版社 第117、118、122、129、131、132页

      当粮食被官员们当成炫耀政绩的工具,农民们就只能成为官员们往上爬的垫脚石。

      吴芝圃的下场不知如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判了个死缓(俺老孫曰:俺对死缓这种量刑深恶痛绝,因为按刑律死缓算死刑,但其实死缓根本不会死,闹好了还能提前释放,前不久在云南不是就有个死缓犯提前释放又杀人的案件发生吗?)。但前苏联有个类似的官员,是个州第一书记,当年赫鲁晓夫心血来潮发起了一场超越美国的运动,要在人均肉食上超过美国,这个第一书记弄虚做假,把州里的所有牲畜都杀了充数,甚至还从其他州和加盟共和国高价购买各种肉类运回本州冒充本州产出,受到赫鲁晓夫的表彰,后来事情败露,饮弹自杀。

      官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官员所犯的所有错误都要算在党和政府头上。但不应算在集体化头上。

    • 家园 俺吹捧浩然并非针对莫言

      俺声明:俺吹捧浩然并非针对莫言。因为俺开始写浩然的时候,还没传出莫言要获炸药文学奖的消息呢。俺当时只是忽然生出一种想评价和吹捧一下俺认为的最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家。而俺认为的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家就是浩然。现在也还是这种观点。并非俺认为莫言不好,而是俺根本不了解他,根本没看过他的作品,而只知道他写过的作品《红高粱》被拍成了电影,而这部电影我一点也不喜欢!他的另一部作品《丰乳肥臀》,俺更是连看看书名都觉得反胃,俺想不出一个给自己的书起这样名字的作家能写出什么严肃的文学作品。他的另一部作品《檀香刑》出版时俺曾经看过介绍,说的似乎是清代的农民受压迫反抗遭到镇压的故事,受的酷刑被莫言臆造出一个动听的名字“檀香刑”,俺对这种手法也不喜欢,所以俺整体上对莫言便产生一种蔑视,难以把他和俺认为的当代优秀作家划等号。看来俺和北欧海盗的后代在鉴赏力和审美上有着很大的分歧呢!俺颇以此自豪!

      • 家园 浩然也没机会了啊

        浩然(1932~2008-2.20 )本名梁金广

        另,伸手党,谁有他的精选集之类的?可能年龄大了,对事情的看法和角度发生了巨大改变吧?很想了解那段改变的社会细节。

      • 家园 人评奖委员会不是说了么

        他的作品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这不就暗示看不懂是你不够魔怔。

    • 家园 《金光大道》三:更大的集体有更大的力量

      集体力量大,可以做很多单人个体无法做的事,可以抵御单人个体无法抵御的灾祸。

      高大泉带领他的“东方红”农业社要做一件以前单人独户无法做的事,做排水渠。

      任何人都知道农作物即离需要雨水浇灌,又害怕暴雨成灾,因此如果在地里修建排水渠,下大雨就可以排掉多余的雨水,避免或减小灾害的发生。以前不能修是因为地全分为一口一块、一家一户,谁也不愿意别人家地里的水流经自己家的地里,更不愿意占用自家的地挖沟修渠,农民连半垅地的亏都吃不起何况要占好几垅呢。只有集体化土地属于集体后,才有这种可能,一来地块大了渠道好走,二来土地归集体统一安排了也就不存在谁家占便宜谁家吃亏了。

      最早有修排水渠这个想法的是秦恺,他年青时和他哥“小算盘”秦富分家后,就全心全意种自己的地,要赌口气超过他那个“没好心”的哥哥。可是粮食眼看成熟,一场大雨,田地成了大水洼子,收成全泡了汤。他就想挖一个大水沟,把水排掉保住收成,可是和地左右相邻包括他哥谈不拢就没挖成,他只好把自家的地周围用土堆起一道土埝,结果一场大雨过后,用他哥哥秦富的话说:成了个大水箱子。所以成立了农业合作社,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连成了片,挖泄水渠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挖泄水渠的线路要经过“小算盘”秦富的一块地,秦富在某些人的煽动下算盘打得乱了套,脑袋钻进了牛角尖,死也不肯,引发了家庭纠纷,秦恺煽动秦富那个要求进步的儿子秦文庆去闹分家,刚被高大泉制止;一心向冯少怀学习发家的大儿子秦文吉却因为打了媳妇赵玉娥,又引起赵玉娥和秦家分家,参加了“东方红”农业社。

      泄水渠修改线路绕过了秦富家的地,终于修成了。秦富为了给自己和儿子争口气,与农业社比着种地,要在收成上超过农业社。真的大雨来的时候,秦富的地成了又一个“大水箱子”,秦富使坏把水排进相邻的单干户苏贵俭家的地里,挨了打。

      偏在村里因大雨水患需要人力保渠排水的时候,区政府又向村里要民工去附近的河堤上防汛抗洪,这个时候就显出党员的觉悟了,如果江河决堤,村子地里的水渠修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当然是要多少民工出多少民工。可是村里的庄稼也不能不管,新修的泄水渠也需要人去维护加固。“东方红”农业社利用自家修的泄水渠把相邻的其他社和若干户的地全用临时排水沟连起来救了急,保证了方方面面不受损失。

      在现实生活中,更大的集体发挥出更大的力量,林县人民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修成了“红旗渠”,变了林县的穷困状况。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的水利工程又何止一个“红旗渠”?相比今天,人们经常说的是近三十年欠了太多“帐”!才导致现在不下雨旱死,一下雨就涝死。

    • 家园 与故事情节平行的现实:为什么要搞“统购统销”?

      “……按照胡绳在三十六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当时)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百分之八点九,可是城里人的消耗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六,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1953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京津两市原本需要七亿五千万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五亿公斤,城里人在三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一半来维持八个月的生计。9月4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二十五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市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二十一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七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起程(俺老孫曰:看到这儿,高岗之命运决矣!)。……10月2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陈云提出八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种严厉手段不足以度过危机。

      ——《历史不再徘徊》第36-38页

      建国初期粮食市场的真实情况决定了,国营的供销社虽然有挂出国家的牌价,但国营牌价如果不强迫执行,就无法贯彻。左右市场操纵价格的人自有办法让价格按照他们的意愿变动。

      “……(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10月,……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物资’,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的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动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引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农产品的价格经此完全被控制起来除了一九六二年做过一次调整以后,下一次调整已经是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事了。

      从现在看来“统购统销”的作用既是以农业的产出来保障和资助国家的工业化,农产品工业品价格间的差距被称为“剪刀差”。当年中国的八亿农民是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因此今天国家免除农业税,给种粮以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在农村实现养老和医疗保障,等等措施,即是以工商业的税收来反哺农村,是对广大农民的一种补偿。所遗憾的是许多在黎明到来前倒下的人们没能享受到这一切。

      通宝推:常识主义者,苦药汤子在美国,桥上,
    • 家园 《金光大道》三:粮食问题

      《金光大道》第三部到了一九五三年,在上一部中高大泉用一部大车钱帮助拼凑起来的周士勤互助组终于解体了,周士勤被村长张金发拉进了他组织的“竞赛”农业合作社,这是个富社,参与的大都是殷实富裕户,车多马壮,地多,起这个名字是要和高大泉搞的“东方红”农业合作社进行竞赛的意思。赛什么呢?就是赛发家致富。

      冯少怀为了依靠村长张金发做靠山,加入了张金发的“竞赛”社。为了扶助张金发,帮他遂发家竞赛的目的,也遂自己发家的心愿,冯少怀告诉张金发:农村的许多农民嫌吃麦子细粮不抗饿,通常会在夏天收获了冬小麦后用麦子交换粗粮吃,而到了秋后收获了小米子和玉米等又会用粗粮换麦子做种植冬小麦的麦种。提前收购囤积粗粮棒子和小米子,“……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

      (这是抓粮食的好手段,但不是产粮食的好手段,因为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交换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正在大搞基本建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打基础,全国新增几千万城市人口需要吃商品粮,农村也新出生了几千万人口,粮食产量的增加幅度远不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农民善于倒腾粮食赚钱发家是本事,但对国家没有任何帮助。国家需要的是农民把土地种好多打粮食,还要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支援国家建设。为此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现在的经济理论来看市场决定一切,只要放开市场任由各种商品自由流通,价格自由涨跌,就会自然而然的活跃经济繁荣市场商品自然会制造出来。这是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理论。

      但市场真的能自我调节吗?

      麦收过后,冯少怀和“小算盘“秦富的大独生子秦文庆赶着马车带着小米子赶到粮食市上,准备全部换成麦子时,得到的消息是“…供销社先挂出国家的牌价,一斗半麦子换一斗米……”。冯少怀对这方面是驾轻就熟,与合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拿麦子到市场上高调公开地以高于国家牌价的二斗麦子换一斗小米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一举突破国家牌价带给人们的心理价位底线,并在市场价位达到二斗半麦子换一斗小米子的价位上把自己带来的小米全部换成了麦子。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多么的脆弱。

      书中在夏收后跟着就发生了下暴雨洪水冲垮桥梁,水困天门镇的事件。政府的供销社的粮食销售一空。粮食价格已经涨到闹洪水之前的一倍以上,镇里的人眼看就要饿肚子,私人粮商依然囤积不售,大有饿死几个我才开心之势。县长谷新民在酒楼设宴让工商联主任伍老板召集粮商来开会,讨论如何为国家分忧解难渡过粮荒。结果是遭遇到粮商们的冷淡和奚落。这时县委书记梁海山打来电话告诉天门区的领导要依靠党,依靠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起来的农民,相信翻身农民的觉悟,同时从东北调集粮食救急;不要寄希望于奸商,他们只会趁火打劫。同时主人公高大泉在赶往区里参加解决粮食问题紧急会议时便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大雨用人背、牲口驮的办法往区里运去第一批新打下来的小麦,安定了人心,压制了粮食商人哄抬粮价的打算。

      在真实的世界里党和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 家园 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市场:

        “……那个时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挨了几十年饥饿而饿怕了的农民,集市是他们命运的体温表,是他们奔波的裁判台。可以说,这里牵扯着每一个个还没有坚定地走组织起来道路的那些人的大脑神经。不论到这里卖粮食的人,还是到这里买粮食的人,没有一个人来施舍,没有一个想得到‘慈悲’;谁也不想失掉点什么,而是想有所得,即使他是老实巴交、没有任何贪心的人,也不会例外。

        “买卖粮食,是用不着捏手指头的,全凭口头交易。而这种交易的方法,农民,包括商人,都知道,是最容易吃亏,或者算盘落空。

        “卖粮食的人总要先一步上市。他们的商品,有的是用背膀子背来的,有的是用肩头扛来的,有的是用毛驴驮来的,有的是用大车拉来的……后一种人最少。因为先上市的人,都是四处乡村来的那些想把粮食换成货币,或以细易粗,以粗易细的庄稼人。按照习惯的陈列规格,卖粮食的人要按着街道的南北两面而分别排成面对面的两溜。每一溜都是你的口袋和我的口袋紧紧地挨地立戳着。卖主站在自己的粮口袋的后边。面对面的两面三刀排粮食口袋中间,留下一个比较宽的甬道,以便买主来回走动、选看。有的人,尽管抢先占了粮食市的中心地带,是属于出手快、消息灵通、不易受骗上当的保险位置,他们也是左右拥挤,而不向前推进。他们知道,那样会影响买主的行动,堵住了路,自己受损失。有些稍迟一步来到粮食市上的人,急忙地把粮食口袋搬到最为理想的地方,挤个空子产稳,并不忙着解开口袋嘴儿,来招引顾主,他们先抹抹汗,稳稳神,小声地问问两边那些卖粮食的人:‘今儿个小麦啥价?’问了几个人之后,就找个自认为是可靠的人:‘求你给我看着。’于是,他便像一个买粮的人那样,从东边挤到西边,几乎把所有已经打开口袋嘴儿的粮食卖价问个遍,这才回到他的口袋旁边,心里有数地打开了口袋嘴上的麻绳。这时候,他的左右邻居又该轮到向他询问粮食价钱的高低起落情况了。实际上,他们也是像被问的人一样,刚刚照样地挤了一趟回来。卖粮食的人是不呼叫吆喝的,尽管他们急着想出手。他们都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眼睛盯着买主走近,耳朵听着左右讨价还价的争论。买主看上哪个口袋的粮食,就一边讲价,一边审慎地观察粮食的成色,恨不能把整个胳膊都插进口袋里去,从舌头尖舔几粒,放到牙齿上嚼咬,试试干不干。有的虽然发行了这种烦琐的仪式,动了收买之心,又讲了好半晌的价钱,还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奔别的口袋;有的嘴里说着贬低的话,手却拉起口袋嘴一盖——这个动作,就代表‘我买下’这句话了。于是,卖主就松了半口气,提起口袋,然后随着买主,从左右的羡慕或嫉妒者让出的口袋缝跨过,到墙根下边去。那儿粮食经纪正替买卖两主过斗。

        “在粮食市上,经纪人是可怕的地头蛇。买卖双方没有不害怕他的,又不能不经过他们而最后成交。这是一关哪!那个经纪人的面前,放着一个长形的柳条笸箩;笸箩里放着一只木斗。那斗是五块板子组成的;周围四块,底儿一块,上口小,底盘大。斗帮两边安着两只耳朵似的木块,那是经纪人端斗用的。卖主站在一边,提着口袋,很小心地往那个放在笸箩中央的斗里边倒粮食;一见满了,赶紧停止。因为倒出斗外边,掉进笸箩里的粮食,不能全收回来,最后要归经纪人所有。等斗里的粮食一满,经纪人用手里拿着一把像木尺一般的东西,叫做‘趟板儿’;他用‘趟板儿’在斗的顶上横着一刮,就算量好;嘴里哼着歌一样的‘一斗来哟,二斗来哟……’同时提起斗,把粮食倒进站在另一边那个两手撑着口袋嘴的买主的口袋里。每个敢于上市的人都知道,粮食经纪手里的那块趟板儿是非常厉害的一把刀子:买粮食的人要是事前贿赂过他,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卧着,连刮带按,量一斗起码得多量出半升;卖粮食的主儿要是跟他有交往,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立着,连刮带挖,量一斗起码得少半升。他这样做的时候,那真是‘手疾眼快’,一般人几乎都看不出那个趟板儿是卧还是立,‘嚓’一下子就过去了,‘哗’一下子就把粮食倒进口袋里去了。就算是哪个人看出来有鬼,也不敢指出来,否则下边量的那一斗,你更得吃亏!”

        通宝推: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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