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康藏路迢迢】之《遥远的畏途》 -- 京华烟云AMIP

假如我的骏马善走，

就像东方行云飞驰。

把那汉茶驮运进来，

只要一个早晨就行。

——西藏民歌

对于普通内地人来讲，西藏很远，仿佛在天边遥不可及，即使有了汽车、飞机甚至运量更大的铁路，但大多游客的旅行也只局限于拉萨、日喀则最多加上林芝等有限几个地方。但对于四川人来说，西藏却又很近，近得只要弄辆汽车向西一直开过去，几个小时就能跑到真正的藏区，与地地道道的藏族人一起欢歌，品尝原汁原味的酥油茶和糌粑。即使在繁华的省会成都，市中心不太远的新南门旁，也随处可见那些脸庞红黑操着奇特口音的藏族朋友。

但在那没有汽车和飞机的年代，连接繁华四川与荒凉西藏的却是一条公认的畏途。在至今还不算遥远的清代，以天府之国为大后方的川藏线——那时候叫康藏路——被公认为天下最难走的道路之一，朝廷官员们沿这条艰难的路去拉萨赴任，其中一些永远留在了那里，活着的则在任满后沿着这条路同样艰难地返回。

即使是天底下最没有理由不去那里的人——西藏的最高长官驻藏大臣，往往也会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或磨蹭，根据历史记载，一百三十多名驻藏大臣中有二十多人以各种原因没有到任，即使最终进藏的大臣中也不乏有意拖延期待变故者，有的人竟然拖拖拉拉走了两年之久才到达拉萨。

即使如此，当年仍然有许多人在这条道路上前仆后继地向西藏前进。他们中有渴望建功的官吏，比如被人称为“赵屠户”的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他沿川藏路开始了震动天下的改土归流之旅，所到之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让敌对者和自己人都同样心惊胆战，但他却也给本已昏暗不堪的晚清政局贡献了最后一抹光芒，也为此后数十年处于一直动乱状态的中国西南地区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他们中有离家远征的军人，比如后来号称“湘西王”的湖南军阀陈渠珍，二十世纪初叶，还是清军一名中下级军官的他奉命由四川开赴西藏并随后驻扎在那里，从此演绎了一段令其永生难忘、生离死别的爱情悲歌，辛亥革命后陈渠珍历尽艰辛回到了内地，后来写下了记述他早年西藏生活的回忆录《艽野尘梦》。

他们中有取经求法的僧侣，比如法号碧松的汉族和尚邢肃芝，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从四川入藏求法，取藏名洛桑珍珠。邢肃芝后来在拉萨获得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即俗称的黄教）最高学位“拉让巴格西”，据说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获此学位的汉人，后人根据其口述整出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是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他们中也有大师级的学者，比如中国藏学研究的创始人任乃强先生。与川藏路上匆匆过客般的其他人不同，从1929年起，任乃强多次来到康藏之交专门研究当地民族文化，因而留下了更多、更详细、更深入的记录，这些文字早已成为研究藏区历史、地理和民俗不可不提的珍贵资料。

让人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特殊的政治环境，西藏地方政府和民国四川西康政府严重对立，因此他的足迹只能止步于金沙江畔，无法到达对岸的西藏。1946年，任乃强创办了国内首个民间藏学研究社团——康藏研究社，从而揭开了中国自己的藏学研究的序幕。

他们中甚至还有洋人，他们或诚心传教或心怀鬼胎或猎奇探险或科学考察，其中就包括现在已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洛克，尽管如今其名字通常是与云南丽江联系在一起，但其实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洛克曾不只一次进入四川藏区探险考察，他的考察日记和文章发表于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并引起轰动。

而且，现在许多人普遍相信，洛克的忠实读者中有一个叫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后来这位深受洛克文章影响的作家写了一本著名小说《失落的地平线》，书中描绘了一个如今已家喻户晓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

当然，这条道路上更多的还是商人和马队，谁让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汉藏之间茶马贸易的主干道呢！茶叶和盐巴随着马蹄和驮铃由汉区输送到藏区，甚至远达印度和东南亚，而那些工业社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如电话、收音机、发电机甚至汽车，则又由印度经西藏再通过这条道路来到汉区，尤其是抗战中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地上的茶马古道与天上的驼峰航线一起成为维系中国与外界的生命线。

今天，这条道路仍然艰难，可人类征服艰难的手段却远远超出了当年先人们最乐观的梦想。做为内地通往西藏两条现代公路——317和318国道的分岔口，做为两千公里内与拉萨相连的城市中最大也最繁华的一个，即使在各条进藏道路的起点做一个综合比较，成都也无疑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经济优势。

尽管近年来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人坐着火车来到了拉萨，但对于那些侧重体验、偏爱色彩的游人来说，汽车外川藏路那旖旎的风光仍然是一种无法阻挡的诱惑。

现在的川藏路分为北线和南线，但它们并非与著名的317和318国道完全重合。川藏南北线在四川成都分开各自向西，又在西藏昌都的邦达草原再次汇合，此前南线已在西藏芒康与滇藏线合并。

因此，过了邦达草原以后，川藏线和滇藏线已归并为一条路，跨越怒江后一直向西延伸到拉萨。而在清朝，出于国防需要，这条路还要再往西展开一段，一直到达日喀则的兵站粮台。

现代川藏路在四川境内可大致分为“两横五竖”，“两横”为大体呈东西向的南北线主干道，“五竖”为连接主干道间的五条大体为南北向的分支，分别为雅安经夹金山到小金，泸定沿大渡河到丹巴，新都桥过塔公草原到八美，理塘顺雅砻江经新龙到甘孜，以及巴塘沿金沙江过白玉到德格。

与四川境内纵横交错不同，现代川藏路进入西藏后，除了八宿前明显的那两条南北线之外，几乎没有分支。（其实，川藏公路在西藏境内还是有一条支线的，它由昌都西行，经类乌齐、丁青后到达那曲，最终汇合到青藏线上，但现在已少有人走，不说也罢。）

就让我们从现代川藏线的起点成都出发吧，一起去追寻这条曾经充满了光荣与梦想，同时也搀杂着血腥和混乱的神秘道路。

映秀，川藏北线离开成都后的第一个记忆，尽管景色与名字一样秀丽，但它在历史上却一直默默无闻，东来西往的过客们经过这里，大多只为打尖吃饭，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直到人们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中惊闻它的名字，才意识到那些美丽的景色再也不复返了。

（震前映秀）

上世纪初，映秀在路过的西方旅行者眼中是一个忙碌的小镇：“映秀湾是一座拥有100户左右人家的小城。虽然它以拥有几所客栈而骄傲，但是仅有两所住起来舒适；其他客栈则经常为在这条路上跋涉运送茶叶和药材的脚夫惠顾。该地以木材集镇而出名，大多数板材和棺材板是从岷江上游的岷山地区砍伐而来的，用人扛到映秀湾，夏季里又从此地用木筏运往灌县、成都以及其他较大的贸易中心。

“映秀湾又是一个茶叶货站，大多数茶叶就从这里转运到松潘和马塘，卖给藏族人和一些边远部落。这儿是第一段路，映秀湾又是第一站，脚夫们必须把茶叶挑到这里才能领取报酬；另外的脚夫接着从这里出发，一站一站地往前挑。”

川藏北线走过映秀便是卧龙。尽管如今名字犹存，但昔日那美丽的山林震后据说已不再适合国宝生存，只有曾经的记忆还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成果无比辉煌的大熊猫繁育基地。

也正是过了卧龙以后，西行的旅人才可以第一次眺望远方的雪山，这无疑更增添了人们对前方的憧憬。其实，人们看到的那些积雪的山并不一定就是雪山——地理学意义上雪山的“雪”，其实指的是雪线，也就是说山体雪线之上部分要常年积雪才能称为雪山。

人们很快就会与真正的雪山近距离亲密接触，川藏北线的第一座高山——巴朗山已显现在车窗外，也就是在这里，川藏路开始向旅人展示出它的峰回路转、蜿蜒曲折。

巴朗山垭口的这一侧属于汶川管辖，在那场地震中，巴朗山的川藏公路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度阻断。

关于巴朗山的名字，一说因山体“斑斓”而来，当地史料《懋功厅土志》载：“巴郎山，一名斑斓，古称冉駹山”；另一说因其藏语名字“巴朗拉”而来，意思是红柳山，当地民间传说中它是随后要看到的四姑娘山的父亲。这里在古代是小金川土司的辖区，乾隆时变成懋功直隶厅的一部分，《懋功厅土志》中说“此山盘亘八九十里，西即厅属，东界汶川。”

巴朗山主峰海拔超过五千米，垭口海拔超过四千五百米，过了垭口也就进入了小金县地界，由于海拔变化过大，旅行者们在垭口停留时常常产生短暂的头痛眩晕，传说的高原反映在这里终于第一次降临了。

二百多年前，一支长途远征的军队正艰难地翻越这座大山，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加之风雪侵袭，那些来自平原的士兵心跳气闷四肢无力，刀枪都已经拿不住了，突然之间，周围伏兵四起，而远征军许多官兵连气都喘不上来更别提作战，于是稀里糊涂地丢了脑袋，血染山坡……

这支吃了败仗的军队是乾隆派往附近金川（即现在的大金、小金和丹巴县）作战的清军，袭击他们的则是当地小金川土司的伏兵，至于他们为何发生血腥冲突，我们后面再说。远征军在这里损失惨重，主要原因无疑是中了埋伏，但士兵们普遍出现高原反应从而导致作战能力严重下降，也是失利的重要因素。

尽管巴朗山已经成为现代川藏线的交通要隘，但在历史上，它并不是传统川藏路的一部分，清朝川藏路走的是康定一线，除了军队和少许马帮外很少有人从巴朗山进入藏区，直到工业化时代降临，炸药和推土机夷平了前方的一切阻碍，汽车轮子代替了马蹄，险峻的山体才不再成为人们沟通的障碍。

在翻越巴朗山的四川省道303线通车后，传统上的川藏北线也就改由这条更为便捷公路一直开到丹巴，不用再像从前那样必须绕行康定。

翻越巴朗山后不久，更为著名的四姑娘山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公路上便能看到远方四座山峰一字排开。到这里，已经进入了藏区的边缘，但历史上这里并非重要地区，皇帝的光辉一直照不到这些他名义上的子民，只有头人们在边远的村落里行使着惟我独尊的权力。

如果有时间，游人还可以在附近的日隆镇停留一晚，顺便游览一下四姑娘山景区中风光秀丽的三条沟——长坪沟、双桥沟和海子沟，第二天清晨再回到猫鼻梁——川藏公路上的猫鼻梁观景台是观赏四姑娘山全景的最佳地点。

如今的日隆镇因户外运动而享有盛名，许多爱好者不远千里专门到这儿攀冰徒步，更多的人来日隆镇却是因为它身旁的那四位姑娘，因为这里是攀登四姑娘山的向导和补给基地。

顾名思义，四姑娘山有四座山峰，由川藏公路上望去，它们从右至左分别为大峰、二峰、三峰和四峰，其中大峰、二峰、三峰海拔都在五千米以上，四峰的海拔则高达6250米。大、二、三峰都适于普通爱好者登爬，大峰更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都可能登顶的，但攀登老四却已经属于专业级别了，需要专业人员和专门器械的密切配合。

在高原人的心中，山水都是活生生的，像人一样拥有自己蓬勃的生命和鲜活的性格，许多更是神的居所甚至神的化身。无论是原始的苯教、萨满教，还是后来的藏传佛教，虔诚的人们无不对那一处处神山圣湖顶礼膜拜。四姑娘山在当地人看来就是一座这样的神山。

与雄壮的“蜀山之王”贡噶山相对应，汉族人给四姑娘山取了“蜀山之后”这样一个美丽的绰号，而在藏语中，四姑娘山则被叫做“斯古拉柔达”，意思是“护卫生神”，神话中它是附近丹巴著名的墨尔多大神山的侍卫，等级其实并不太高。

游人们暂且在此欣赏风景，让我们再转到川藏南线。与北线不同，南线从成都开始就与318国道合为一体，尤其成都到雅安一段都是高速公路，汽车不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

现代成雅高速的终点雅安市人口超过百万，但在人口大省四川也只能算中下城市，这里常年阴雨霏霏，似乎道路永远是湿漉漉的，一些区域的年降雨甚至超过了两千毫米，使得雅安的雨，与城市旁的青衣江中美味的雅安贡鱼，以及雅安城里漂亮的姑娘一起，被人们称为“雅雨、雅鱼和雅女”的雅安三绝。

雅安也是四川省唯一一个与甘阿凉都接壤的城市，辖区内少数民族将近三十个，是名副其实的民族熔炉。所谓的“甘阿凉”，是四川本地人对本省三个民族自治州——甘孜、凉山和阿坝的统称，直到并不算久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甘阿凉在四川人的心目中，仍几乎与遥远荒凉等同。

过去的雅安还是汉地通往藏地的门户。在《艽野尘梦》里，陈渠珍这样描述由川入藏开始的旅程：从成都开始走了四天后到达了雅州（即雅安），这里的风景与内地还没太大区别，但从这以后，气候就大不一样的恶劣了，山岭陡峻，鸟道羊肠，地势如同剑阁般险要，但荒凉却要远远超过剑阁，沿途居民更是寥寥无几。

关于雅安，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里这样写道：“小小的雅安城能如此繁荣有它特殊的原因。第一，雅安是进出西康省的咽喉，凡是要来往康定和宁属八县的人，都必须要经过这里，所以这儿的旅馆业、饭店业，以及运输业都很兴旺。第二，雅安是水陆交通枢纽，除了有一条直达成都的公路外，还有一条公路和水路可以直达嘉定（即乐山）。第三，由于雅安是西康省货物的吞吐口，因此它对西康的经济格外重要，西康的经济活不活跃，就要依据这儿的商品吞吐量的多少而定。”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西康省成立后，由于省会康定交通不便，省主席刘文辉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雅安，刘担任主官的二十四军军部和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也被设在了雅安，这里逐渐成了西康省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有第二省会之称。

（民国时期的雅安城。这是当时雅安的主要街道——中正路，街上行人多穿长衫，说明这里还是汉族区域。）

雅安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茶叶集散地，四川运往藏区的茶叶绝大多数都由这里打包上路，可以说，雅安到康定一线的汉藏交界地，如同川藏茶马古道蓬勃有力的心脏，把茶叶如同血液一样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藏区。

与汉地常见的散茶不同，汉藏贸易的茶叶多被压制成茶饼或茶砖，与今日常见的普洱茶相仿，据说这样处理后的茶叶易于保存，方便长途运输，并且茶叶在漫长的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自然发酵，还会产生特殊的香气。

（民国时期正在捡茶的雅安女工。她们多是当地的农妇，为了农闲时补贴家用临时到茶厂干活。）

众所周知，藏区人们的主食是牛羊肉和奶制品，但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高蛋白高胆固醇的食物，身体容易出现问题，可促进脂肪消化的茶叶的引入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直致成为藏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于是便有了“宁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藏族谚语。

说来有意思，藏语几大方言对许多东西的称呼都不相同，但对茶的读音却相当一致——“甲（Jia）”。至于茶叶什么时候传入藏区，历来说法不一，十五世纪中期成书的西藏史书《汉藏史集》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吐蕃王都松莽布支（按：他是藏族古代著名领袖松赞干布的曾孙，其生活年代相当于初唐至盛唐，具体事迹可参看笔者另一篇文章<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得了一场重病，当国王安心静养之时，王宫飞来一只美丽的小鸟，连续几天都口中衔着一根树枝在屋顶婉转啼叫。国王派人去查看，并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松莽布支偶然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入口中品尝，当时觉得清香无比，加水煮沸后便成为上好饮料。

于是，国王召集大臣百姓，要求寻找这种树并悬以重赏，最后被一位大臣在汉区找到，在鱼王和鹿王的帮助下，他终于将树枝送到国王驾前。国王十分欢喜，对大臣重加赏赐，并用此树枝叶疗养病体，大获效益。

《汉藏史集》对此事赞颂不已，认为其功德无量：“在吐蕃王都松莽布支时期，出现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犹如天界甘露般的茶叶。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到人间，国王宫中烹茶叶，众生亦能获吉祥。”

随后，《汉藏史集》将茶叶分为十六种，并分别加以介绍，在该书看来，神奇的茶水甚至还有占卜祸福的功效，比如茶水刚倒入茶碗中时，若茶汁中出现毛驴、骆驼、猴子的影象，然后出现人尸、骷髅的形象，这些都是凶兆，无论何人遇到都会不吉利。若是茶碗中出现八吉样物或长寿仙人的影象，或是出现国王七宝的影象，无论何人遇到都会大吉大利。

伴着茶叶飘香，川藏公路由雅安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了二郎山，路面质量才显著下降，险峻的横断山脉中，家常便饭般的塌方和泥石流让汽车时不时举步维艰。

其实，一直到清朝，传统的川藏路当时并不走二郎山，而是过更南方的大相岭（该岭位于雅安市南部，亦有马鞍山之称），《艽野尘梦》和《雪域求法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翻越大相岭的艰险。陈渠珍回忆说：

“大相岭相传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开凿并因而得名，我们经过一处名叫虎耳崖的悬崖时，陡峭的坡度几乎成一条直线，向下看河水就像一条细带子，异常清澈碧绿，耳边还能听见汹涌的波涛声，真让人骇目惊心。这里的道路还不到三尺宽，悬崖峭壁像刀削般陡峭。我的坐骑是购自成都的好马，可它到了这里却吓得浑身汗流不止，用鞭子怎么打也不肯前进，看来内地的马匹到了这里根本指望不上啊！”

攀登大相岭，据说人们绝对不能互相说话，否则会引来山神降下冰雹。陈渠珍翻越这里的时候，费尽力气终于攀登到山顶，前面下山的人回头看到他落在后面，便大声呼唤他快跟上来，其他人便也跟着喊，众多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山谷间来回荡漾。这时天突然变脸了，阴云四起，拳头大的雹子砸了下来，陈急忙跑下山去，后面的人躲避不及，许多都被雹子砸伤。

青年陈渠珍还是比较有科学头脑的，对这种天气现象，他解释为“盖雾罩山头，阴寒凝聚，一经热气冲动，雹即随之降落，亦物理使然也。”

邢肃芝的描述同样令人心惊肉跳：“继续向前，便是山势险恶的大相岭。山中不仅路窄坡陡，遍地泥泞，而且大雾弥漫，视线最多只有十来尺，令人觉得阴森恐怖。下坡的一段是最危险的地方，常有盗匪和猛兽出没。盗匪抢人，猛兽吃人，路旁到处可见人兽的骸骨。”

现在川藏公路经过的二郎山，全年平均三百多天为雨雪天气，山路崎岖，并不比大相岭好走，至于为何川藏公路舍弃大相岭改走二郎山，这就要从清末开始筹建的川康公路（即川藏公路雅安至泸定一段）说起。

任乃强先生在《川康公路小史》中写道，川康公路创议于清末边务大臣赵尔丰，他打算按照陕甘新疆的范例，建设成都至康定的骡车大道，其名称为车路，以与马路区别（当时的‘马路’指的是真正供马走的路而非现在的公路）。赵当时所选的路线，是从荣经（今雅安市荣经县）小河场进沟，遥达沪定，避开大相岭。但清朝不久灭亡，赵尔丰构思中的川康公路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1934年，民国四川省政府才重新开始川康路的测量选线，最初仍选了当年赵尔丰设计的路线。第二年，外国专家开恩浩和二十四军交通处长姚仲良一起再次进行勘测，认为原来选定的路线不妥，力主改经二郎山，新路线最终获得同意，但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开工仍遥遥无期。

就这样，从清末开始，中国政府便开始筹建二郎山公路，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直至1938年，出于抗战的需要，雅安经天全到康定的川康公路方才开工，十多万民工修筑了两年半，历尽艰辛终于完成。

（民国时期的修路人。修路人用手中的铁钎和铁锤，奏出了现代文明的音符，在空谷中久久回响......）

川康公路通车后，自雅安至康定全长218.5 公里，一天内就可到达。“纵不乘车，即仍以肩舆骡马负运往来，亦较相岭旧路缩短路程三日，较荣经新路缩减二日，而凿窄为宽，研曲就直，化险为夷，去急为缓，其便利行旅之处不仅十倍，是为开发康省一大动力也。” 可是，公路修通后，由于缺乏保养，损毁越来越严重，交通时通时断，根本难以保障。

（为了修筑康藏公路，民国西康省特意设立了运米站，以保障筑路工人的粮食供给。）

1950年，为支持解放军挺进西藏，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川康公路，解放军工兵与当地民工一起开始了艰难危险的抢修任务，当时的口号就是 “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到1950年6月25日，川康公路二郎山段基本抢修完工，这条老川藏路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产生于五十年代的这首歌曲，曾在全国耳熟能详，充分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无所畏惧的坚定意志。

十年前的2001年，二郎山隧道终于开通了。这条隧道位于二郎山腰，海拔两千多米，全长八公里多，其中主隧道长四公里多，汽车通过只需要十来分钟。隧道通车后，新川藏路比老川藏路二郎山段缩短里程25公里，缩短行程时间约3小时，避开了事故灾害频发路段，极大方便了汉藏之间的交通。

过了这条隧道后，川藏南路也终于进入了藏区的边缘。在隧道前后，你会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气候差异——一端是阴雨蒙蒙潮湿闷热，另一端却是天高云淡干燥凉爽，这也提醒着旅人，离天空越来越近，离藏区越来越近了，像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一进二郎山隧道，仿佛就闻到了山那边酥油的味道。

通过隧道后，前面很快就是泸定，顾名思义，这个地名无疑是取“泸水安定”或类似之意，况且它还是康熙皇帝御赐之名。

可是博学的皇帝却记错了，桥下的大渡河古时候的称呼可并非“泸水”，而是后来出生于大渡河终点四川乐山的郭沫若名字中的“沫”水，但在那个金口玉言的时代，皇帝当然是永远不会错的，于是这个奇怪的名字便一直延续下来。

翻开任乃强先生的著作，泸定当年的特点跃然纸上，它在民国时康区各县中占据了许多“之最”：

面积最为狭小，物产最为丰富，人口最为稠密，历史最为久远，民族同化也最为彻底。沪定最南边的湾东河口，水面海拔九百多米，是康区最低的地方。在其附近不远的地方，康定和泸定交界处的木雅贡嘎雪山，海拔7587米（为民国时测量的海拔），是全国最高的地方（这是民国时人的看法，现在当然有所不同）。

而这高低两者之间仅仅相距大概二十六七公里，但高度差却达到了六千六百米，从而在它们构成的侧面上造就了世界上最倾斜的河谷。在这样又陡又急的河谷中，却又没有河水漂石这样的地质灾害，反而在从容间暇之间涌起磨西、湾东等大片平坦的原野，成为人员物资集中交汇的地方。

今天的人来到这里，可以发现它的这些地理特征至今未变。历史上的泸定似乎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权的控制，比如由此向西的所有河流几乎都有藏语名字，但大渡河却是例外，学者们认为，大渡河之所以从来没有藏名，是因为藏族地方势力从来没有真正占据过这里。

现在的泸定，是一个人口不到十万的小县城，与内地其他小城市没有什么两样，而人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名字，恐怕与当年红军在此“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有着很大关系。

在红军来这里之前七十年的公元1863年，同样经过数省的转战，石达开率领着最后残存的部队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为了保全部下的生命，他主动到清营束手就擒，被押解成都后凌迟处死。然而石达开的努力终究是一场空，大渡河畔剩下的两千多太平军将士仍全部被清廷杀害……

据说这位太平天国首义五王之一的翼王殿下在穷途末路之时，曾指挥亲信将最后一批财宝埋藏到进军沿途的一个秘密所在，而随着石达开等当事者最终全部被杀，藏宝的地点也就永远成谜，此后从贵州到四川，便一直流传着有关石达开宝藏的传说，许多人猜测，这笔宝藏也许就在大渡河畔的某处，也许某一天就会突然现世。

史料记载，石达开之所以在大渡河全军覆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太平军没有取得当地人的支持，导致这支人生地不熟的军队非常孤立，根本得不到任何援助。

同样的地方，兵贵神速的红军成功了，历史并没有重复，其具体经过早已被无数文学影视作品反复渲染，在此不再赘述，而红军在这里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良好关系对其也大有裨益。

（民国时期的泸定桥，拍摄于红军经过之后）

大渡河以西，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川边”，那里是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人居住的区域，与大渡河以东朝廷任命的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统治川边的是大大小小上百家世袭的土官，其中最突出的是德格、明正（即康定）、理塘以及巴塘四个土司，号称“川边四大土司”。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边远地方的土司势力只要不谋反，朝廷一般是不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因此他们也就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进入藏区以后，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身披暗红色袈裟袒露右臂的喇嘛们。当年，川边的另一个庞大的势力便是寺院集团，它们不仅占据了许多庄园和牧场，还吸收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出家后就基本上不事生产了。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民主改革时，根据当地社会调查结果，甘孜州共有僧人、觉姆（藏传佛教中出家的尼姑）8万人，约占当时全州人口的14.7%，想必读者们已经反向推算出来了，也就是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甘孜州的全部人口也不过五六十万，那它的面积有多大呢，超过十五万平方公里，当真是地广人稀。

• 【康藏路迢迢】之《男人们的康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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