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转载 中越恩怨 -- 躲雨的猫

有200多条跟贴呢，很多人不 buy 那种纯粹基于“利益”之说的分析。见：

老钟之：【原创】三十三年过去，再看中越战争

跟贴里也有一贴是有人转的忙总的一篇长文（slyypp：转wxmang对中越问题的看法。）跟楼主转述的《飞扬》沈听雪的长文可以一起参照着看。

犧牲了自己的利益，把人家當志同道合的同志+兄弟，可人家還未必領情，一廂情願啊。

谈到1979中越战争的起因，很多人都会认为是越南忘恩负义，中国养了一条白眼狼。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恐怕远不止此。在国际政治中强调知恩图报，实在是有些天真了。

中国和越南从“同志加兄弟”到反目成仇，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地缘政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特殊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说到30年间中越关系的演变，要清楚几条基本脉络。首先，中越之间根深蒂固的是两个民族国家的关系，纠缠着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其次，中共和越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战友，同属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纠缠着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叉的特殊矛盾；第三，中越关系又深受中苏关系的影响，并在中越最终翻脸中起到了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在上千年里，中国长时期统治越南，后来又使越南成为藩属，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民族性上来说，越南实际上对中国是又怕又恨。北方的威胁，一直是越南人的心头大患。从地缘政治上说，中越两国国力相差悬殊，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压在越南背上，卧榻之畔，如何安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越南对于“北方邻居”的警惕依然没有放松过。2009年4月，因为中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越南西原铝土矿建设工程的事，就激起了越南军界和知识界的一片反对浪潮。当时已经98岁的武元甲大将上书越共中央，反对西原工程。在无结果后，又投递公开信给媒体。越南知识界更有3000多人联名写信给阮晋勇总理，要求停止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其中越南著名军队作家、高级记者范庭重的公开信非常典型：“宿命使我们国家与北方大国中国为邻，此国虽然地域辽阔，但多高山峻岭、咆哮江河，余下地域或干旱大漠，或水乡泽国。此国人口稠密过度，生民贫困乃因无地可耕！此国统治者自古至今自封‘天子’，奉天之命统治天下，开疆拓土！它的整个历史，无论是哪朝哪代，打的都是侵占我国领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意识稍微淡化，北方的侵略马上就来到。。。。。。”

有如此敏感的地缘文化土壤，对于中越关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共同的敌人是美国，中国给了越南巨大援助，但越南依然警惕着不被中国所控制。大国牺牲小国利益是分分钟的事，越南如果不能对中国一边倒，就必须另有靠山，否则国家安全将失衡。东方的谋略论中，远交近攻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中越之间亦是如此，倒也不能怪越南又拉上苏联来搞平衡。

多年来一直宣传胡志明对中国感情深厚，非常友好，如果不死，中越可能不会反目。当然，胡志明和黎笋相比，确实算是对中国感情深厚了。他要在，即使和中国不是那么非常亲密，搞到刀兵相见倒是很难。不过，就胡志明个人来说，依然对中国深有戒惧，逃脱不了民族性的法则。在越南抗法战争之初，胡志明苦撑危局，确实极为需要中国的援助，甚至提出过中国直接出动人民解放军入越作战的要求。当战局稳定后，胡志明的心态就转变了，反而不愿意中国更深程度介入越南。他在越共高层内就说过：“宁可暂时闻着法国人粪便的味道，也比什么都吃中国人的强”，“不要让中国人来，上次他们就呆了一千年才走。”可见，胡志明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越南民族国家的利益是放在第一位的。接受中国的援助，却不等于要成为中国的傀儡。即便中国人自己不这么想，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对于胡志明来说也是极为敏感的不二之选。

《日内瓦协议》在中越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钉子。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让越南暂时牺牲掉了国家统一的机遇，对于越共领导人的影响是深刻的。尽管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共高层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中越两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合作成果，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后来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当时是南方局领导人，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使他较早就成为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

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有一个悖论。从意识形态上说，按照国际共运的原则，无产阶级无祖国，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各民族的解放运动。但就民族国家利益而言，支持了别的国家解放，就有可能对本国利益造成损害。如果不支持，又有损害他国民族解放之嫌。实在是进退唯谷。中国和越南就是这样。在长期里，中国援助越南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却也并非没有条件。

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劝说北越接受北、南暂时分治，是为了中国能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建设，主要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1950年代中后期，北越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中国又加以阻止。因为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大跃进”运动，“超英赶美”，不想越南问题激化。这同样是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但无疑让急于统一祖国的北越深为不满。到了1960年代初中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介入日趋严重，中国又转而支持和支援北越在南越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因为中国国内出现政治斗争，毛泽东搞世界革命的激进主义热情开始不断升温，以国际促国内，更要高举反帝大旗，中国再次奔向反美斗争第一线。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这样越南就成为了保卫中国的前线，中国出钱出枪支援越南进行武装斗争是理所当然，不存在什么“感恩”心理。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到北京要援助要得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弄得周恩来是非常无奈。1960年代末，北越和美国都打得有些力不从心，便开通了政治解决的渠道。这时苏联介入，牵线搭桥，越美苏三方一同搞起了缓和。中国则非常愤怒，强烈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绥靖主义，斥之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又指责越南中了苏联的计，对美国搞妥协投降。实际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文革”正搞得轰轰烈烈，国际上又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地位，因此急切想拉住北越与美国人打下去，从而彰显中国才是真正的世界革命策源地。对此北越人既无奈又气愤，北越打得太苦了，寻求与美国和谈缓和一下，有什么错吗？这就妥协投降了吗？那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自己也和美国边打边谈，搞了两年，算不算妥协投降？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阻止北越乘胜解放南方，现在又阻止北越与美国和谈，反来复去道理都是中国的，恐怕拿越南利益作交易的倒正是中国。历史真是一面多棱镜，中国认为自己支援越南是非常无私的国际主义，真的是无私吗？越南人可不这么认为。

说到苏联，就不能不谈中苏关系对于中越关系的重要影响。苏联最早并不那么积极地支持越南革命。斯大林就不用说了，赫鲁晓夫当政的时候，对西方搞和平共处，在越南采取了脱身政策。面对北越的求援，除了口头支持之外，只给了北越6000支二战中缴获的德军老式枪械。胡志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斥之以：“把它们丢到博物馆里去！”随着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交恶，苏联对越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生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这样，在越南插进一脚，对于削弱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是极有作用的。于是苏联在1965年以后开始积极援越，纠集东欧仆从国向越南运去大量军事物资。当时北越的防空任务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炮部队担任，苏联随即也派出了地空导弹部队入越。北越则两头都要，在中苏之间搞平衡。苏联毕竟财大气粗，技术力量更强，武器也远比中国精良，后来在援越力度上超过了中国。而且苏联与越南相隔万里，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恩怨和沉重压力，让北越感到更加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理解越南最后为何弃中投苏的切入点。

苏联还着手分化离间中越关系，加紧影响越共高层。在越共党内，胡志明是最高领袖，地位无人可以挑战。他长期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但党务上管得较少，年纪大身体也不好，越来越像个象征性的人物。党的总书记原来是长征，原名武文渠，因为仰慕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干脆改了名字。长征是越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1957年因为曾在农村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而下台，此后一直没有掌握实权。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局书记黎笋。黎笋对中国是早就深怀不满的，他上台后逐渐把自己在南方根据地的追随者提拔到中央来。如让黎德寿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掌握了人事大权；让文进勇担任中央军委副书记，削弱了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权力；让范雄进入政治局以加强多数等。黎笋、黎德寿、范雄、文进勇等人日益倒向苏联，形成了越共党内的亲苏派，并逐渐把持了越共党内大权。

相对而言，长征、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欢等人对中国较为友好，算是亲华派。范文同是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性格随和，务实能干，和中国打交道最多，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他长期奉命表态，亲华的是他，反华的也是他，大约算个骑墙派。武元甲是越军元老，1948年就被授予大将军衔，是越共中央军委书记，长期担任越军最高领导人。1972年以后，武元甲的军事指挥权逐渐被文进勇所取代。阮志清在越军将领中声望仅次于武元甲，是越军中第二个被授予大将军衔的人，长期在南方指挥游击战争。阮志清很推崇中共的游击战理论，在南方前线指挥中身体力行，被普遍视为是亲华派。阮志清于1967年在前线突然死亡，原因众说纷纭，毛泽东还亲自发去了唁电。黄文欢是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委会副主席，他算是越共党内最为亲华的一个，但实际权力并不大。黎笋的政治能力和权力欲望都很强，逐渐清洗并排挤掉了党内的反对派。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越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相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是颇为温和的。下台的人基本都能保住性命，进了监狱的呆不了多长时间也会放出来。只要不再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老老实实，混个温饱还是没问题的。这也是因为从胡志明那时候就形成了比较开明的的党内规范，不搞过火斗争，开了个好头。胡志明在世时，尽力保持党内的力量平衡，亲苏派和亲华派倒也和平共处。1969年胡志明去世，留下黎笋、长征、范文同一起组成三人治国小组来领导越南。但黎笋在党内羽翼已成，亲苏派占了上风，长征的权力虚化，范文同则倒向亲苏派，这就决定了日后越共政策的走向。

1971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四大，在决议中把印度支那局势作为苏共的重点课题之一，决定加强与越共的传统友谊，加大对越南的支持力度。投桃报李，北越的态度也进一步向苏联倾斜。

从1960年代末开始，苏联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变得极其严重。为了摆脱与苏联交恶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国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着手缓和与原来的头号敌人美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中苏交恶正好可以分化共产主义阵营，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扩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美国要从越南这个战争泥淖中拔腿，也急需中国的合作。双方的利益形成交集，终于促成1972年初的尼克松访华，中美共同发表《联合公报》。这个消息对北越震动极大，在党内掀起了一股谴责中国的浪潮。在北越看来，中国与越南的仇敌握手，完全是一种背叛，是大国牺牲小国利益的卑劣行为。从此对于中国再也不能信任，反而要加紧防范。当年4月，越共中央保卫局长在一次秘密报告中就煽动说：“中国人是很阴险的，我们要提高警惕。”美国在越南拔腿之前，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利益，加强了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给北越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更让北越相信，正是因为中国的背叛，才让美国人如此肆无忌惮。此后北越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冷淡，日益倒向苏联，逐渐抛弃了在中苏之间搞平衡的政策。

为了挽回局面，争取越南回头，中国一边放低姿态加大力度援越，一边还要受着北越的奚落挖苦。周恩来去河内解释尼克松访华的事，就遭到了黎笋的猛烈质问，任周如何解释，终归无济于事。1972年7月，越美和谈代表、越共政治局委员黎德寿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会谈时，面对中方提出的希望北越改变策略，软化一下绝不与以阮文绍为代表的南越政权谈判的立场，黎德寿强硬地予以回绝，态度冷淡中带着不屑，令周恩来非常下不来台。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这些讲话很快被散布到了世界主要大报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国际影响，而北越对西方的报道竟没有任何否认的表示。

中国是希望北越不要滑向苏联，北越则干脆利用这一点，向中国索要更多的援越物资，甚至鼓励中苏之间展开援越竞争。美国人撤走后，1975年，北越越过十七度线挥兵南下，一举完成了国家统一。此时中国的对外政策重点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呼吁建立反霸统一战线。中国要求越南与苏联拉开距离，遭到了越南的拒绝。

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四大是中越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14位政治局委员和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其中黎笋、范文同、范雄、黎德寿、阮维桢、陈国环、文进勇、武志公、朱辉珉、素友等人都持鲜明的亲苏反华态度，在政治局中占了绝对上风。在中央委员中，负责外交的阮基石，军队的黎仲迅、黎德英，国会常委会的春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黄国越等人也是亲苏反华派。也就是说，越共中央的党、政、军、宣传、组织等部门都已经被亲苏反华派所把持。同样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越南统一后的国策，把越南定性为新兴的地区强国，要求在东南亚及国际共运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努力维护和发展越南人民和老挝及柬埔寨人民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本来是互相支持的三个国家将在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以及在维护各国的独立和繁荣的事业中永远结合在一起”。

够绕的，什么意思？越南明明知道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却只提和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无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要搞与老挝及柬埔寨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永远结合”，到底要干什么？

经过多年的战火锻炼，越南拥有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中苏长期以来给予的巨量援助，美国的败逃又使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再加上苏联的战略支持，越南的信心已急剧膨胀。越南力图积极进取，要继承法国殖民主义者的遗产，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扩张，想强行兼并老挝和柬埔寨，搞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而中国和柬埔寨的关系很好，向来支持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加上越南日益倒向苏联，对中国越来越不友好，因而对越南的扩张企图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苏联的战略则是积极南进，寻求印度洋出海口，同时从南方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所以支持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这样，在国家战略利益上，越南和苏联走到了一起。越共四大确立的国策，正是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产物。

越南已经统一，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也不再具有紧迫性。而且中国因为多年的“文革”折腾，国民经济十分困难，也实在拿不出更多的东西给越南。但越南仍然狮子大开口地要援助，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同时，越南根本不接受中国的劝告，不理会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政治诉求，反而日益倒向苏联。中国在做出努力后，不得不开始逐步减少对越南的援助。而苏联则给了越南一笔数额很大的援助，还拉拢越南加入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既然中国已经榨不出更多的油水，而苏联显然是实力更为强大的靠山，越南便彻底抛弃在中苏之间的平衡政策，逐渐露出了反华的面目。

早在1976年，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越共中央委员、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同瑞典记者埃里克皮埃尔就有过这样一段谈话：“在（越）战时，使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倒向苏联。”

真是一针见血。

越南要想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就需要控制老挝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曾经和越南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也一起在《日内瓦协议》后获得独立地位。历史上，越南曾多次侵略这两个国家，天然的就有控制老挝和柬埔寨的欲望。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扩大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有意图要统一实施三国革命。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将党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独立出来，分别成立了各自国家的政党。胡志明当时就说过：“越南劳动党将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南劳动党以解放三国人民为己任。” 改名大会上发表的最终会议公告仍然强调“要在尊重三国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由此可见，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思想在越共高层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越南和老挝的联系比较紧密，为反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而共同对敌作战。抗美战争胜利后，越南逐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了对老挝的控制。当时越南的宣传机构公开对外宣称：“越南人的血流到哪里，哪里就是越南的土地！”越南不但不从老挝撤军，反而不断增兵，扩大对老挝的军事占领。到1978年年底，越军进驻老挝的部队已超过了6万人，而老挝本国的军队还不过4万人。越军占领了老挝的万象、琅勃拉邦、占巴塞、沙湾拿吉、北汕、桑怒、丰沙里等战略重镇，还控制了纵贯老挝南北的12号公路等主要交通线以及万象、万荣、塞诺等主要军用机场。老挝已实际上沦为了越南的傀儡。

比较难办的是柬埔寨。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在历史经常遭到越南的侵略，对越南深怀惧意。《日内瓦协议》后，柬埔寨成为了一个中立国家，不同外国缔结任何同盟。当时的国家元首是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中国关系很好。美国在侵略越南和老挝的同时，也力图控制柬埔寨。1970年3月，美国策动柬埔寨的郎诺发动政变，建立亲美政府，美军和南越军队也侵入柬埔寨，当时在外访问的西哈努克亲王则流亡北京。这时先前与政府军对抗而逃亡在丛林中的柬埔寨共产党乘机崛起，打出了抗美救国的大旗。柬共就是著名的红色高棉，后来因为名声太臭也就少有人称其为共产党了。为了民族救亡，反击美国侵略，西哈努克与红色高棉捐弃前嫌，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共同抗敌。柬埔寨的斗争得到了中国、苏联、越南的共同支持，因而开展的风风火火。后来美国从东南亚抽身，郎诺政权便再也无法支持，最终被红色高棉推翻。西哈努克回到了首都金边，担任了短时期的国家元首，后被迫退休并遭到软禁。柬埔寨政权完全被红色高棉把持，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

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乔森潘、英萨利、宋成等人，当年都在法国受过高等教育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执掌政权后，波尔布特等人立即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行全国农村化和集体化政策，强制将首都金边的百万居民全部赶到乡下而不管他们的死活。又在党内党外发动不断的清洗，残酷镇压旧政权留下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和反对派等。无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被逼迫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红色高棉执政不过4年，全国600多万人口就锐减170多万，实在搞得天怒人怨。

波尔布特曾在1952、1957、1975年三次前往中国，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接见，自认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建立民主柬埔寨后即采取了亲中国的政策。对于红色高棉的国内政策，一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认为红色高棉更加革命，搞得更加彻底，不像中国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中国对民柬进行了大力援助，民主柬埔寨的宪法还是张春桥帮助起草的。不过随着红色高棉倒行逆施的加剧，中国也变得谨慎起来，对其政策开始持有保留意见。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就对来北京的乔森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此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出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能抵达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了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共产主义应当是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状况和民族的现实，那肯定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无奈，波尔布特当时已利令智昏，他踌躇满志地对他的同志们说：“我们有优势，我们在组织上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毛泽东。毛主席说中国的文革要搞好多次，而且中国的文革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但是我们天天都在搞文革，永远不会停。”

越南在控制了老挝后，便也想对柬埔寨如法复制，以援助为名逼迫柬埔寨与其签订所谓“友好条约”，共同协调政策，开放边境，甚至联合驻军等，实则是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以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民柬领导人对越南的企图心知肚明，深怀警惕，因此进行了坚决抵制。再加上两国之间还有敏感的领土争议问题，互不相让。双方进行了长期而无进展的谈判，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越南和柬埔寨频频互相指责，边境上也时常发生规模很大的武装冲突，关系越来越紧张。到1977年12月31日，柬埔寨干脆中止了和越南的外交关系，关上了与越南对话的大门，惹得越南横下一条心准备动用武力推翻民柬政权。越南开始在高棉人中招募游击队员，加强了越柬边境的军事力量，煽动策反民柬官员、士兵叛逃到越南，为代之建立一个亲越的政权做起了准备。民柬政权觉得形势不妙，又向越南提出恢复两国的边界谈判。但越南决心已定，不加理睬。悲愤之下，民柬政权也在国内发起了仇越宣传，甚至提出了要以1个柬埔寨人消灭30个越南人的计划。同时，在柬埔寨东部邻近越南的地区开展了扫荡越南人的运动，大批在当地的越南人及受越南影响较深的柬埔寨人被处决。如此一来，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对此，中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从地缘环境上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非常恶劣：西北、北部、东北部被苏联及所控制的蒙古所包围，双方进行了多年的军事对峙；东南和东部有美国建立的从韩国、日本、台湾到菲律宾的所谓“第一岛链”战略封锁；西南有一心想报1962年一箭之仇的印度觊觎；只有东北部的朝鲜、西部的巴基斯坦、西南部的印度支那三国还算比较太平。当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是苏联的军事霸权。然而，苏联却策反了越南，将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伸向了东南亚。越南倒向苏联之后，已经控制了老挝，使一贯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老挝也变得无礼起来。如今越南又要控制柬埔寨，不过是再制造一个老挝。形势越来越表明，越南已经成为苏联全球争霸战中的一颗棋子，要在东南亚玩火，配合苏联从南部包围中国，挤压中国的地缘战略空间，这是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因此，尽管民柬政权搞得很不像话，但一个和平中立的柬埔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不能允许其沦为越南的势力范围。中国要求越南克制自己的行动，双方停火，以谈判来解决问题，同时表示进一步支持民主柬埔寨。这下，更加惹恼了越南，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计划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之下，越南开始公开散布所谓“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的谣言，预示着中越开始滑向全面交恶。

越南人首先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1000多年的历史上，中越两国之间曾多次发生战争。其中既有中国封建王朝侵略越南的战争，也有越南封建王朝侵略中国的战争。中越两国政府曾经达成过共识，认为这些战争的发生，有着许多历史原因，责任在于封建统治者，不能把账算在当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身上，更不能因此而影响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然而越南在决心恶化中越关系后，就开始随心所欲地编造和解释历史，说什么“文郎国刚刚建立就要反对外来的强盗即殷朝的侵略”，“李常杰越过边境的大进攻主要是粉碎敌人积极准备侵占我国的阴谋”，刘永福援越抗法的“黑旗军的行为伤害了越南人民的感情”，黑旗军是一伙“视杀人放火如儿戏”的“流寇”，如此等等，开始在国内煽动敌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接下来，越南又将敌视中国的矛头指向广大华侨。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越南生活着上百万华侨。海外华侨一般都能辛勤劳动，往往较为富有，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也因此，相对贫穷的当地人对华侨的态度往往并不友好，认为是华人吸走了他们的血汗。如果当地政权再对华人有所歧视，那问题就严重了。历史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都发生过对当地华侨的屠杀。中国和越南之间本来早有协议，在越华侨有自愿转变国籍的权利，不能强迫，不得歧视。越南统一后，缘于其在中苏之间政策的转变，民族心理首先发作，开始迫害华侨。这既是越南不再需要中国的一种敌视态度，也是唯恐这些华侨成为中国在越南的“第五纵队”，同时还能无偿剥夺华侨的巨量财富，大发一笔横财。

从1976年起，越南违反中越之间的协议，开始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在政治上歧视、迫害华侨，在经济上对华侨进行剥夺。国内舆论上则煽动仇华情绪，又在中越边境各省推行所谓“净化边境地区”计划，驱赶当地华侨回中国。直至发展到在全国各地掀起驱赶、迫害华侨的浪潮，肆意收当地华侨所有财产，辱华、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到1979年，共有20多万华侨和华裔越南人被强行赶入中国境内，还有30多万人被逼出海逃亡。当年香港就收留了大量越南难民，直到今天后遗症还有显现。

中国政府再三照会越南，要求其停止反华排华行动，并连续与越南进行了两轮的副外长级磋商。但越南此时已没有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不仅毫不理会中国的呼吁，甚而又开始排斥和歧视中国在越南的派驻机构和援建人员。不得已之下，1978年7月3日，中国召回了880名援越专家，并停止了对越南所有的援助项目。7月28日，中越间所有谈判无疾而终，两国关系进入了冰点期。

在驱赶和迫害华侨的同时，越南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宣称中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侵占了南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从1977年起，越南就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武装部队。当时中越陆地边界的大体走向是根据1885年的《中法新约》规定的，越南统一以后，就声称当年的《中法新约》划界不公，越南吃了很大的亏，从而向中国提出了广泛的的领土要求。中国则只承认当年订约时边界许多地段并没有进行精确划分，因年深日久地形地貌已发生变化，界河变迁或者界碑损毁与移动，双方对某些地段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造成了一些领土归属问题。据当年调查，中越边界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也不到100平方公里。应该本着和平共处、互谅互让的原则，在维持边界现状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越南却拒绝两国进行边境谈判，声称根本不存在什么争议地区，只有“恢复历史边界线原状”的问题。越南无视中国的诚意，开始搞各种小动作，移动界碑，改变河流走向，砍伐分界树木，企图造成边界上的既成事实逼中国让步。到后来进而发展到进入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甚至任意开枪开炮，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早在1974年，全年中越边境就已发生纠纷121起；1975年，发生439起；1976年，发生986起；1977年，发生752起。1976年7月，越方在按“传统边界”属于中国领土的浦营丁主峰东面，盖起油毛毡房一间，外加两道木桩，常驻公安人员5至8名，实施军事占领。这是越方第一次公然侵占中国领土。1977年5月4日又发生了严重事件，越方出动了500多人到边境中方铁路施工工地进行挑衅，双方发生武斗。在《共和国之战》的纪录片中，能看到当时的一幕。事件中，中方施工人员被打伤51人，其中重伤6人，越方受伤人数不详。1978年3月，越方派遣武装人员突然占领了中国广西靖西县的庭毫山。他们在山上挖堑壕，修碉堡，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和竹尖桩，并不时向山下的中国村庄和在田间劳动的中国边民开枪射击，使中国边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1978年8月25日，越方出动了200多名军人，腰里别着匕首、手枪和手榴弹，手里挥舞着木棒，用雨点般的石块打伤了执行上级决定未予还击的中方工作人员9名，公然侵占了广西友谊关西侧边境上的中国领土浦念岭，并在上面修筑了防御工事。越方得寸进尺，又占据了友谊关西南侧中国边境村庄弄怀两侧的山头，还在弄怀西北侧山谷越入中国境内300多米进行挑衅。”越南人甚至嚣张地喊出了口号：“不光这里是我们的，连广东、广西也是我们的，凡是有木棉树的地方都是我们的！” 此外，在云南河口县芹菜塘以北、广西那坡县平孟公社弄更等地，越方也派出武装人员侵入中国领土纵深数十米至数百米，架设铁丝网，设置路障，甚至修筑军事工事，悍然蚕食中国领土！从1978年9月起，越南武装人员逐渐开始开枪挑衅，但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11月1日，越方出动大批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广西靖西县庭毫山附近的弄教、弄黑地区，使用机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对正在清除越方越境非法设置的路障、竹签的当地社员和民兵进行突然袭击，当场打伤中方社员和民兵12人，抓走8人，其中6人被越方杀害。这是中越边境第一起严重的蓄意枪杀事件。此后流血事件愈演愈烈，1978年全年，越南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数百处，以武力占据中国领土，造成中越边境的流血事件1108起，中国军民死伤达300多人。1979年年初到2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里，越方就挑起边境流血事件129起，造成中国居民和边防人员死伤100余人。

越南和中国的国力相差悬殊，在边境上这样搔中国的痒有多大用处呢？即便和中国不再友好，也不必搞流血事件吧。实际上，越南挑起边境事端不过是其既定战略方针的晴雨表而已。越南统一后，其战略核心就是搞印度支那联邦，以武力控制柬埔寨。中国反对，就倒向苏联。为了向苏联表示忠心，对中国就要做得更绝一些。此时的黎笋在党内已无人可以制衡，长征、范文同虽然仍在高层，也无力提出反对意见，黄文欢则被赶出了政治局。又以总参谋长文进勇架空不主张和中国搞坏关系的国防部长武元甲，提拔黎德英、黎仲迅、朱辉珉等亲苏派掌握了军队大权。越南的信心高度膨胀，弃中投苏的政治形势已无法改变。1978年7月，越共召开四届四中全会，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即侵柬反华，基本的长远的敌人是美帝，直接的敌人和直接的作战对象是北京和柬埔寨，可靠的后盾是苏联。军事战略为所谓的“南攻北防”，即必须以武力尽快推翻民柬政权，集中越军主力一举解决西南战场的战略问题。对于北方的中国，则持积极防御态势。

越南决心已定，和中国摊牌是迟早的事。既然要和中国翻脸，就得把中国打扮成一副敌人的形象，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是掀起仇华情绪的最便捷的手段。现时政治利益的需要永远大于什么“同志加兄弟”的血盟情怀，那个曾经放言“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的黎笋本人，这时又换了一副面孔：“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100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对越南的威胁。”

看看，中国已经在“威胁”越南了。

1978年6月29日，越南加入了苏联控制的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经济互助会，成为正式成员国。7月8日，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了《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不言自明的以“×国”为代号，将中国作为了战争假想敌，强调越军要集中力量完成侵柬作战，然后打回北方，“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1978年8月26日，苏联宣布对越南无条件支持，要“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捍卫自己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1978年11月1日，黎笋、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会晤。11月3日，《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双方规定了在发生战争时要互相支持，越南将南部港口金兰湾租借给苏联，使苏联海军终于可以南下印度洋。通过这个条约，越南彻底倒向了苏联。

1978年底，黎笋在军委会上说，越南的“战略思想是进攻的思想”，“我们把战略进攻思想贯彻始终，在建立严密防御的基础上，要求在全国，包括陆地、空中和海上在和平时期就要掌握主动”。越南的战略矛头直指中国。

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第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10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广西爱店对面的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

至此，中国长达20多年的援越努力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

通观中越翻脸的全程，可以看出，现实的国家利益是决定性的原因，中越苏美各国的互动则推波助澜。越南在全国统一后要搞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则在“文革”后调整政策，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继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方面不再拘于意识形态而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苏联是追求南进印度洋，拉住越南从南方包围中国；美国则为抗衡苏联的全球扩张而需要与中国进一步合作。为了国家的战略利益，中国和美国走近，越南则倒向苏联。从政治上说，各方都是一拍即合，本也无可指摘。现实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谁也不想为他人做嫁衣，中国倒也不必过于痛恨越南忘恩负义。话说回来，当年新中国的工业体系还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周恩来去莫斯科要东西那也是狮子大开口，甚至连原子弹样品赫鲁晓夫都答应给了。结果中苏反目后中国也是把赫鲁晓夫骂得狗血淋头，连带苏联的辛苦援助也不提了，还将因国内政策错误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归咎于“天灾”和“苏联逼债”，弄得中国人民还都义愤填膺的。说到底，国际政治中需要的时候你情我愿，不需要的时候一拍两散，这才是常态。

对于越南来说，美国曾经是头号敌人，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如今中国领导人与美国勾结到了一起，显然已经成为了共产主义的叛徒，为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张目。北京阻碍越南搞印支联邦，就是在替美国人出头。越南已经将中国的政策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政策没什么区别，政治上与中国已是如同水火。再加上历史上的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以及苏联的影响，中越反目成仇便已不可避免，其他如华侨问题、边境问题等不过是衍生品。至于与中国为敌是不是真的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以黎笋为首的越共领导人当时倒是自信满满。直到中越打了10年的边境战争，越南在柬埔寨没得到什么东西，国家搞得穷困不堪，黎笋也死了，苏联也快解体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巨大成果了，越南才回过味来，赶紧与中国重修友好，搞起了自己的“革新开放”，越南国家也很快取得了巨大发展。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