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挖坑，也谈谈1959-1961及前后数年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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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同样见对孟将军的访问 全文网址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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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同亿万中国人民一道，勒紧裤带，忍受饥饿的煎熬。1960年12月27日，毛泽东向身边的同志郑重地宣布了两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还说：“全国人民吃粮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
同志们坚定地回答：“愿意！”
“那好。”毛泽东严肃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我吃饭有米有青菜就行，肉和鸡蛋要出口换机器。”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的，在交待以后的日子里，毛泽东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炒菠菜。最长的一次竟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粮。由于长期缺乏营养，脚背和小腿一摁一个坑，久久不能恢复。于是，卫士、秘书、护士、大夫一起向毛泽东说：“主席，你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坏的，党和人民都需要您，全国人民每人省一口也愿意让您吃得好一点。”
毛泽东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同志们又说：“我们省给您吃，您一定要吃好点”。
毛泽东欠了欠身子，深情地望着大家，说：“这也不行啊，全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毛泽东不吃猪肉和鸡肉，服务人员又琢磨，那就弄点鱼和别的肉类给主席吃。谁知这样一做，毛泽东又有了新规定：“不吃荤菜了，只吃米饭，青菜，从1961年1月开始实行。”看到主席伙食如此清淡，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痛心，又商量，既然毛主席不吃荤菜，那就加大点青菜的量吧？两盘小菜，米饭里要掺小米。
周总理看主席的身体一天天变黄变瘦，忧心如焚，一次次劝说：“主席，吃口肉吧！”毛泽东只是摇头：“你不也是不吃吗？大家都不吃，共渡难关。”
宋庆龄听说毛主席生活如此清苦，特地从上海赶到北京，给毛主席送来一兜螃蟹，劝毛泽东“可不能这样”。
毛泽东感谢宋庆龄的好意。宋庆龄一走，毛泽东立即把螃蟹转给警卫战士，自己仍然一口不吃。
1961年春的一天，毛泽东刚刚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完会，又在住处请七位身边工作人员吃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几样素菜只是多了点油盐。主席语调沉重地说：“我请你们来，是要你们做些事情。现在老百姓遭了灾，生活很艰苦。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下边到底有些什么问题？把情况摸准，反映上来。”讲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略一停顿，更加沉重地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得让我知道”。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心情很不好，吃了几口便放下筷子。晚上，卫士几次劝他睡觉，毛泽东都摇摇头，“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呵！”
家园 别生气啦，考虑问题出发点不一样。 从人的价值的角度来说，饿死人就是相关政策有问题。饿死多少是问题的严重程度。饿死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放眼全球大规模饿死人的事件，也不全是政府的错，比如北朝鲜，我就只能无限同情金家父子，根本不干专制的事儿，赖六方会谈那些家伙还差不多。
生存应当是统治阶级或组织对其成员所做的最基本的承诺。这一点上，主席难辞其咎。但赖在政治专制上也是扯淡。
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看过一些所谓有分量的文章，也是不顾中国现实状况。用人口自然增长来推算死了多少人，没有考虑中国人在饥荒年代少了婚嫁会影响新增人口的事实--没出生就被死亡。饥荒解除后集中嫁娶会大大提高那几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家园 骂得好！ 家园 也许你激动过分。拜托冷静下来看看清楚再来议论。
家园 提个建议 如果你想考证数字，就是饿死三千万这件事，我想还是算了吧。倒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到底饿死多少人这件事，从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考证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需要向上级报个表，其中涉及本地人口数，统计部门出具的人口数竟然比上一个年度下降好几个百分点。我看了之后觉得肯定有问题，打电话问统计局，统计局也说不清，让我问公安局。公安局解释，原因是去年废止一代身份证，公安部门搞了一次比较彻底的人口核查，结果发现大量死亡人口没有注销，一次性把这些人口都注销了，顿时人口就负增长了好几个百分点。不光本地如此，全省各地都存在这个问题。
要知道，现在统计工作中是大量使用电脑的，已经大大减少了统计误差。在几十年前，完全靠手工操作，并且广大农村地区初中生都凤毛麟角的年代，人口统计的数据误差会相当大。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新中国户籍制度正式建立。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人口数据的可靠性应该很差。 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建国后和平环境的到来，会产生大量的新生人口，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不满1岁至14岁的人口为280,671,035人，占总人口的40.4％。；二是当时医疗水平还很落后，人口死亡率也应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儿童夭折的情况还很多；三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刚刚解放，人口统计可能还没开始；四是大跃进期间城乡人口有大规模的流动；五是各级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工作质量难以保证。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全国人口数据误差会很大。特别是1958年到1960年期间，户口制度刚刚建立，加上全国性的灾荒，政府估计也没多少精力去仔细核定人口数据。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个意思，至少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人口数据就是一笔糊涂账。加上庞大的人口数量，几百万甚至千万级别的人口误差都有可能。
在几十年后今天，希望利用当年的统计数据去推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我觉得是徒劳的。
对于那三年的事，我想最主要要明确两点：
第一，那三年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不管饿死多少人都是灾难，在和平时期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个悲剧。这是事实，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实际上也否认不了。
第二，对于悲剧要吸取教训，其中最大教训就是警惕极端思想，当年发生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极端思想的泛滥，现在评价悲剧、探讨悲剧发生的原因也要防止极端思想的干扰。比如，借这个话题把TG和毛描绘成恶魔是极端思想，或者基于某种政治立场，把毛说成完全无责任，而其他TG领导人是恶魔，这也是极端思想。
对于那三年事件的前因后果，我倒是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或者叫一个分析问题的切入点。就是研究一下不同地区问题严重程度与当地干部组成结构的关系。
我有一个推测，就是老解放区（抗战根据地地区或者47年之前就解放的地区）比新解放区（48年之后解放的地区但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严重程度要轻一些。主要原因是老解放区干部整体素质要高于新解放区干部，这个素质包括思想、作风等等。老解放区干部基本都是TG 长期培养并经过斗争考验的，更成熟、更老练，不易被极端思想所干扰，对错误的做法会主动去修正。而新解放区的干部，很多都是48年之后才加革命的，一些人不可避免的带有投机性，再加上一些新解放区干部存在土（本地干部）客（随军南下的干部，主要是48年之后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等）矛盾，整个干部队伍成分更复杂，为了出成绩或者借机打击报复不同派别更容易走极端路线。
新老解放区干部队伍的差别，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结果，比如放卫星时，老解放区干部就会更实事求是地考虑实际情况，留有余地；而新解放区的干部为了出成绩或者证明自己更革命就会更极端。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个推测仅仅是推测，并没有仔细去研究，可能根本站不住脚，仅仅供大家参考。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少比那种只讨论某个高级干部，然后说某人是某派，某派是混蛋的讨论更有意义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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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这个推测，有人做过类似的探讨， 我有一个推测，就是老解放区（抗战根据地地区或者47年之前就解放的地区）比新解放区（48年之后解放的地区但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严重程度要轻一些。毛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杨大利）
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分析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饥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了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此文可能会与你的政治观点有异，但方向是一致的。
其实关于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还是有不少，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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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有一个推测” “问题严重程度要轻一些”，把我给绕糊涂了，一开始理解成了老解放区比新解放区问题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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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这种考虑是有根据的。 组织学里，最难处理的就是价值观及方法的培养与形成。
家园 楼下说得对，这个最简单。 好像是https://www.here4news.com/board/观点时事/，不知道你说的时政版是不是指的这个，你的内容好像青史版更合适吧？不确定。
在西西河混了这么久，都搞不清有什么版面，很惭愧。
另外，铁手看得见的话，能不能解决安卓+uc无法登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