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念毛泽东 -- ccceee
- 复 明白了，明白了
家园 人最怕什么都不懂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了 河里的讨论，注重摆事实，讲道理。说不过人，就开始扣帽子，扯大旗，这样的手法，我们向来见怪不怪，早就麻痹了。你认为阴霾信仰说得不对，大可说出个所以然，何必闹情绪。
请你看看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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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左->民粹 这条路线，是在西西河首先被辨认出来然后被批判的。
2011年的时候，河里有过一次比较广泛、诚恳、坦白地讨论，主题围绕着“祖国还是帝国”。民粹这个BUG是在那次讨论中明显化的。
那次讨论中，出现了很多名词：什么法治社会、革命、帝国主义、阶级固化、等等，还有就是达雅那篇中特色帝国主义。
这些，你去看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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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河是小众，不过小众自有他的好处。
既来之，则安之。看河面只看到浪花就轻言深浅，实在要不得。
被批评两句就拜拜了，这种心态，更是小孩子气。
亏你还有脸扯
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前进脚步。
家园 我想我能理解文革 应该了解当时中国的困难。在与苏联闹翻以后，东南亚可能已经是中国最后的海外市场，而在1965年，整个东南亚都变得反华，这个市场也失去了，要在没有海外市场的情况下发展工业现在都不可能，我相信这造成了中国工业的衰退，所以才会让知青上山下乡，这是去工业化，当时还是金本位的时代，而中国没有黄金或者外汇，这使人民币显得特别脆弱，失望、被轻视比挨骂还要糟糕得多，即使共产主义者也会说货币天然是金银，所以人民币没有价值，不依靠苏联还能怎么办？对东南亚的变化，中国政府的表现恐怕是可笑的，口气很大，却没有相应的海军实力，印尼原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却突然来了场大屠杀，那以后的半个月，中国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天天在说与印尼怎么友好，怎么迎来送往。与此同时，美国增兵越南，抗美援越必然是很大的负担，美国、日本的经济、科技飞速发展，虽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做得好的，还是改变不了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发展工业的趋势，大跃进造成的负面影响又无法消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不到大多数国家承认也是一大弱点，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不狂热就坚持不下去至少是情有可原吧。东南亚本来不如中国，投靠美国以后却变得比中国更富于更先进，这不是没有诱惑，这一点我想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家园 特殊效果里面有引用的菜单 可能我的看法确实不完善，有预设立场找证据的嫌疑
但是你的立论依据有一些，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对的。
你的讨论有一些前提，
其实当时所谓的走社会主义路线和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绝对的计划经济政策和多样性，灵活性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分歧。党内很多有识之士更倾向于刘少奇，邓小平的经济政策，这样于民，于国更有利。在治理国家方面，毛的很多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乌托邦”。这些难道真的不涉及权力斗争吗？是否有权力斗争我承认我也只是主观臆想，只能说从常理看，应该有权力斗争的因素。“毛被架空”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文革失控的责任就不应该全算到主席头上。这么多年一提到那个年代就说是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却从来不提其他人的责任，新中国一直都是集体领导啊，怎么有错的只有一个人呢？
胡诌两句，也没啥条理
家园 一定要说的那么直白吗？ 所谓“毛被架空”就是1958年到1962年，毛没被架空的时候，毛的“三面红旗”政策捅了大漏子，大到威胁毛自己的权位了。1959到1962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数一般估计是3千万，具体数据也许有争议，但是党内基本是清楚的，只是讳莫如深。纠缠，争执确凿数据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毛并没有被架空，仅仅是毛和刘邓治理国家的意见分歧而已。毛的权力，并没有被丝毫削弱。只是很多重要部门倾向于刘邓的观点。毛自己觉得被架空而已。
毛统管全局，政策的错误到了这个地步，你说上层干部是会认可毛还是刘。再说了，毛热爱国家，人民，同样热爱国家，人民的刘少奇，邓小平忍心让情况再烂下去吗？遭罪的可是老百姓，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明知也许毛不会认可的经济政策。由此留下了刘，邓个人的祸根。
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样规模的中央会议，在党内是空前绝后的。会议的目的，就是毛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中央要给党内，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月，同时也是给这7000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吃一段时间饱饭，加强营养，养好身体，他们可是国家的基本骨干。可见当时全国饥荒到了什么地步。
毛的态度是七分天灾，三分失误。二把手刘少奇人太实在，根据实际情况，表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自然气候条件还算不错，根本不算天灾。这个只要查一下全国气候历史数据就一目了然。当时毛统管全局，刘的态度，让毛很不满，埋下了以后同样是打倒，批斗，刘少奇和邓小平二人却迥然不同的命运。
林彪的表现却截然不同，林在毛亲自主持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一反众议地为毛的“三面红旗”唱赞歌：“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而且，林还“理直气壮”地为毛进行辩护：“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讲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议形势急转直下， 批评的“矛头”由原来向上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变为向下对准各地的负责人，毛立刻从“包围圈”里解脱出来。正如毛泽东研究者张素华所评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3、145
你说到权利斗争，这个刘无需争毛的权，因为建国以后，甚至是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到文革毛成为神以前，毛的威望在党内没有任何挑战对手。毛也似乎无需担忧刘来争权。因为从1943年刘少奇被毛看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离开工作岗位，刘少奇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时间长达23年。刘少奇在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后，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当时习惯所称“毛刘周朱任”或“毛刘周朱陈林邓”，就说明了这一点。按照正常情况走，刘是毛的自然接班人。
集体领导只是新中国初期时候的事情，到1958年开始，民主集中在中央就不存在了。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开会是为了反“左”的，旨在纠正“三面红旗”政策不当之处，这个本来很好，结果彭德怀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后，写了一封“万言书”的信给毛，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惹怒了毛，毛决心打倒彭德怀，要知道彭德怀当时可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毛想打倒就立马打倒。结果会议彻底向“左”转，党和国家的深重灾难由此展开。这也是为什么说是毛晚年所犯错误。因为革命时期，毛是很英明的，这个无人否认，也否认不了。
说文革主要错的是一个人，你明白了吗？
我说的这些，随意百度可见，并没有什么内幕。很多比我说的更好，资料更条理，翔实。
唉，写了这么多关于文革，费力不讨好。如果我这样的精力去写毛的功绩，我可能会得很多花。新人，积分不够发言，发帖受限。但是我不在乎，只要我说的是客观事实，说出我的观点，我就很满足了。我不想说服谁，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我觉得理性很重要。仅此而已。
通宝推：月度调查,家园 这就是老话术。 家园 写这么多，基本是扯淡。 靠，才发现是十年前的老贴，不值得回复，浪费感情
家园 你只要看看公开的资料就会对你的认识发生改变 在公开出版的毛主席年谱、毛主席文选等，都有这几年的文章。
而公开出版的刘少奇文选、周恩来文选、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等，有没有这几年的文章，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线领导人，他们这几年就没有做什么事情？现在还要替他们隐瞒什么？
只有一个可能性，他们这几年的讲话、文选拿不出手。
通宝推：真离,家园 以正视听 你说的，既非客观事实，更非理性，只是你自己的观点
其实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自然气候条件还算不错，根本不算天灾。这个只要查一下全国气候历史数据就一目了然。根据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60年、61年自然灾害受灾面积为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65460及61750千公顷，其余年份基本没有超过55000的，一般在40000以下。这是自然气候条件还算不错吗？
另、58年黄河洪水，59年华东洪水，都影响了产粮区，不算天灾？
三年困难时期固然是人祸为主，但是也不能忽视天灾的客观因素。
而且这个人祸到底该如何摊分？
刘少奇，邓小平忍心让情况再烂下去吗？遭罪的可是老百姓，因此不得不采取一些明知也许毛不会认可的经济政策。呵呵，这段我看了实在忍不住恶心。看过洗白的，没有看过这样洗白的。连邓小平同志也不得不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你倒好，把刘邓撇得干干净净。
你记清楚了，刘少奇提出7分人祸的时间点是61年。那时已经是困难时期尾声了。那么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立场如何呢？
我摘一段维基上的文字作为参考：
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一力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少奇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36]有回忆说4月底，刘少奇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37][38]。而与此同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已经宣告成立了。[39]在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40]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41]，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42][43][44]。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45]，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少奇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46]，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38]。然而在庐山会议上“纠左”进程被扭转为“反右”。7月23日会议毛大批彭德怀说出了“五亿农民……要搞，你能说是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跃进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 后，刘却旁敲侧击地问左和右哪一个是当前主要倾向、钢产量目标1300万吨是不是右倾，甚至在反右斗争定性后本来想另起草一个反左倾的文件继续纠偏，但是经彭真劝说后决定不写了。[47]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48]，另一方面刘少奇为了维护毛的权威，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49][50]，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38]。
……
1961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少奇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38][52]。1962年1月，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脱稿讲话。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了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没有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检讨。
这段文字看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政治投机的行为就很明显了。我能谅解他当时的难处。但是你要说他这个国家主席一点责任没有，一点责任不承担，太不成话。到最后还是老毛出来为整个班子背黑锅，不但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连带整个班子的责任也担下来了。（这是老毛的问题之一：家长作风，接班人一个接一个惯出毛病来）
而老毛自己是怎么说的？早在1960年底他就说过：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6]，十四句话[7]，也搞了六条指示[8]，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9]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10]，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当然不是为老毛开脱。三年困难时期，他有责任，而且问题还很大，但是并不是说老毛的错，别人就没有错了。老毛犯错了，自己会检讨。别人犯错了，只会推给老毛。这样的组织，如何会成长？
对文革及大跃进说得比较深刻的，我推荐你看韩少功的文章
当道德与政治合成一把尺子，政治高调成了道德强势，道德上进成了政治拉风。这相当于以政治劫持和架空道德，造成毫无底线的虚夸之辞决堤泛滥。正是在这里，要说头脑发热，与其说毛泽东热在“建设经验不足”，勿宁说他热在对人性和民心高估，对各地、各业、各级的激情秀失察，对投机者们的忠诚态和豪壮态误判，从而对一个权力社会的体制弊端缺乏准备。他越是求教、问计、视察、调查，倒越可能困于谎言和虚夸的汪洋大海，越可能被四面八方的“积极性”迷惑。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失误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说主动，是因为他倡导、推动、相信了全民圣徒化运动；说被动，是因为众多假圣徒最容易充斥他的视野，最容易毒化公共舆论和国情认知，造成经济工作的盲动。因此，他还来不及高兴工业化开局的成功，来不及高兴国家周边军事压力初步缓解，一大堆权力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政治泡沫，一种信息扭曲机制由层层谎言织就和滚结，最终把他架起来，投入了要命的1960。
他这篇文章可圈可点，倒是难得的采取了一种全民视角。对于老是帝王将相宫斗的历史观，可称得上振聋发聩。
家园 求同存异吧
家园 文革是官不聊生，而现在...不是有个笑话么，都想在中国当 官。
家园 有争议是好事。 花之。
- 复 纪念毛泽东
家园 贴几个老资料, 大家参考一下 修改掉
- 复 纪念毛泽东
家园 转些河泥 －－－中国共产党四代领导人，今天只有毛泽东在承受肆无忌惮的批评甚至侮辱，而其他几位一律是功德无量，他们的所有政策都是光荣正确，甚至连稍许评析质疑都没有，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高中老师说他们提起主席就是称毛主席，总理就是称周总理。我现在和人家讨论时都称毛主席，或主席！敬仰啊！
网上那些称有独立思考的人到底是不是在独立思考呢？他们思考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否经过人家加工？
－－－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认为毛主席是千古一遇的伟
人！人人平等到底是不是有，泥腿子和那些人上人的看法肯定不同，因为人上人是永远不屑于跟泥腿子平等的！！！
－－－“独立思考”一般是反毛的自由派常挂嘴边的，别光说不练，偶尔也要用一下。先看看毛文毛选，再读读历史，然后跳过结论和口号，真的“独立思考”一下试试。
－－－张嘴“晚年错误”者绝大部分都是把非主席的错推到主席身上
仔细想想原因，“晚年错误”这词是谁发明的？受这种宣传成长起来的人能不误解主席吗？。。。（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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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０８年主贴和一些跟贴。来源和版权在这里
非闲人 http://www.ccthere.com/thread/1718944
当搬运工，表达我对这些河友的敬意，让更多读者了解这些观点。一直不乏坚强坚定地维护主席的人，即使在环境气氛很黑暗的时期。
- 复 纪念毛泽东
家园 个人认为, 毛的最大贡献 个人认为, 毛的最大贡献,是让中华民族这个传统蓝筹股,摆脱了下降轨道,进入上升轨
- 复 纪念毛泽东
家园 汤因比这样说 中国已经拥有大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大。供养着如此庞大人口的广袤领土自公元前221年起就在单一政府的统治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其间虽然有分裂和混乱的“间断时代”，但为时短暂，就像法老统治下的埃及联合王国的漫长历史上也偶尔有过这样的“间断时代”。与埃及法老、苏美尔- 阿卡德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而且被其臣民视为“中国”（中央王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而“中国”本身则是“天下”的合法宗主国。中国所承担的天命概念及其在维护中华帝国政治统一方面的实际作用，通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39年的长达2060年之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人经历了随后一个世纪遭受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屈辱，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依然是典型的具有帝国意识的人民。他们的历史“世界观”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又给他们指派了促成统一和安定的角色。如果人类要想顺利进入21世纪，就需要一部分人承担这种角色。”
“如果GCD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人们尚无法预测中国或人类的其他部分是否能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
这是汤因比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一段话，如果我记忆没有错这段话记载在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中。汤因比在写完这本书后三年去世，他没有看到文革的失败。
是的在许多人眼睛里文革失败了，而且是带着罪恶耻辱的失败。起码在这个国家不少人是这样认为的。前不久，一个学习公共医疗的朋友给我提过一个案例。说联合国一个案例分析中，中国留学生用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卫生体系给震后的海地医疗卫生系统重建做了一个方案，获得好评。同样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曾经说过，非洲如果搞赤脚医生那样的基础公共医疗体系，对预防艾滋病是有帮助的。然后这个朋友说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包装了海外术语在海地震后援助方案里获得好评的东西，在国内被抛弃多年后现在因为出口转内销而重新获得国内专家的认可。这是为什么。
我对毛泽东和他一生的功业与其说是带着信仰的不如说是带着越来越多的困惑。比如，毛泽东其实从他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明明知道文革失败是大概率的事件。他为什么坚持做。如今，在中国失败的文革。在当今这个时代，通过网络媒体，通过各种结合现代社会现实的各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时代的不同角落反复上演。他们今天被叫做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还有以后的各种称谓。但是，让群众运动走向街头最终参与并左右国家政治博弈甚至世界政治博弈，这种政治博弈范式虽然不能说是毛泽东的独创，但是这种范式一旦开创，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也许这扇门如果不是毛泽东这个在特殊的时代的独特的人去推动，下一个敢于冒着身败名裂去推动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去推动，或者要到下一个千年交际了吧。这是我现在的理解。
最后我转帖我在其他论坛讨论当年被很多人批评跳大神关于毛泽东与罗马卷轴的相关理解。作为对毛泽东和他时代思考某个片段的记录留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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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葡萄 于 2013-11-28 19:41 编辑
余木然 发表于 2012-4-14 19:08
葡萄还有有真东西的，那篇《如果没有文革改革开放也不会提前到来》我觉得就非常有见地
最早记得是在西西河写"卷轴"有关文字的时候，当时我说有人有缘在教宗的图书馆里看到了当时罗马贵族的残卷。
其实当时写这个事情的时候，涉及两个打赌，一个打赌是我在那次卷轴文字之后提过的，就是能否通过和普通人沟通解决政治体制博弈中的有关问题。这个打赌我输了，事实上去年薄熙来的案之后，把群众路线引进群众博弈的方法论已经失败，取而代之的把群众路线引入政治监督中来，这个去年说过但是当时在现实中还没有铺开，现在多数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你不妨设想下，我写卷轴是08 -09年，在这个时候试图说服多数人，政治改革正在准备之中（甚至在当时我的理解还需要至少十几年才会走到政治改革的启动）经济改革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当时在西西河管理版面和陈经与月色溶溶争论江浙模式有没有必要或者需要改变）我说的东西，尤其是和文革有关的话题是多数人不理解，或者说是当时西西河有过文革经历的人本能的拒绝的。这里，我再说一个当时的打赌，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说过的打赌。这个打赌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写“卷轴”文字本意。因为当时西西河海外华人多，接触海外文史资料的人多，所以有鉴于此我写了这件事，是希望对古希腊罗马历史与基督教历史有同好的人给一点相关线索。什么线索，因为当时讲卷轴事情的人，他自己说过，我们当时参与讨论的人谁说中了具体的时代，他就说他具体看到了什么才有了写卷轴的想法。而这个写，说直白的就是涉及中国政改的一种参考性的建议。具体说，就是把特定文化与思想的内核抽象为方法论，在现实中以顺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状保留下来。直到能与这种思想和文化相匹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现的时候，这种文化与思想就一定能重生。如果一直看我文字的人一定会直接联想到的是主席和他的方法论。其实，早在2011年当时做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在于交大学生座谈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方法错了。我这里并不想引起有关文革的争议。我只是用这段话，来说明两个问题，1.有关政改的相关讨论其实比我们普通人理解和接触的更早，准备的内容更广泛也更深切。（就我知道的现在的政改有关理论工作的准备，一些老人在8 8之后就在做。）2.我们在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将要重新评价与看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总结经验与教训。比如，这次三中提到的放权给基层与群众基层组织的自组织建设的匹配，其实我们在后面都可以看到对前三十年有益经验的继承。这些问题的思考如果有可能会在务虚5之后触及一下，不过也仅仅是点到为止。不会和从前那样，把有关政策的逻辑目的以及博弈相关用晦涩的表达方式说透了。毕竟我第一个打赌输了。
而引起我思考的是，我前面提过的话题，那个关于人对于接触自己不熟悉或者认知之外的事物的处理形式的方法论的时候。我引用当时提把人与人隔离开的结论那次讨论的一些人的原话：人既然有基于本能的猜疑，那么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了。其实即使在那时，我依旧困惑一个问题。以主席对人性的洞悉，以及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他不可能不知道他发动的文革必然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不能用一个老人的昏聩与权力斗争的需要来解释三十年历史最后那个高潮部分的所有事情。这个为什么，直到最近讨论大数据时代的时候那句：重要的是不是因果是关联才有所感悟，我不能说我懂了，我只能说我理解了。
这里作为文字的最后，我说一下卷轴话题这些年我的处理与方法论。首先我对古希腊传承寄存在基督教中这个说法当时感到新奇，但是在逻辑上解释的通。解释的通，是因为早期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最终是通过古希腊哲学的方法论来整合的。但是，这个传承我当时的理解很模糊，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模糊认识，我采取的方法论是存而不论，并写出来大家集思广益。不过和涉及生活具体工作与事件的集思广益讨论不同的是，这个话题后面几乎只有我们小圈子里才断断续续的找到答案，论坛上的公众话题对于这一类内容的讨论很少有人问津。事实上我现在有比较完整的对卷轴话题的理解，是在一些朋友启发与讨论中重新啃哲学史与基督教历史的时候才发现一些线索的。首先是在罗素以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论述中，都不约而同的涉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我在10年左右讨论人性的文字中第一次触及《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看到的这样的记载：基督教必须死。这样的讨论到后来就是尼采那个上帝死了的高潮。罗素对此的评价给我深刻的印象，他说基于先验主义的基督教神学和基于科学实证而来的古希腊哲学主体，在资本主义崛起之后必然分道扬镳。后来在看近年来对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文明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发现从机械计算机，到后来伽利略做过的以日心说为理论基础的表现形星围绕太阳自转与公转的机械装置。甚至，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比较完善的蒸汽机的设计，这样的设计甚至远比那之后千年的伟大学者的设计更接近我们今天实用的蒸汽机涉及。这里我说的古罗马千年之后的伟大学者就是达芬奇，而我说的古罗马的蒸汽机装置有关记载在《剑桥插图罗马史》第十章知识帝国 标题为罗马世界的蒸汽力的章节里--来自亚历山大的席洛发明的装置。（同样来自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日后构建了基督教千年传承的哲学思想。比如斐洛的寓意解经法，为克服新约中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做了理论指导，这个寓意解经法的方法论就是来自古希腊。）而这些有关古希腊与罗马传承的范畴，已经远远不是当年我写卷轴的时候，谁很轻蔑的用法律这样的内容来概括了。而这里关于古希腊罗马传承的方法论就是，通过实证的方式求真，并以严谨的逻辑推演辅之以可以被人复制的科学实验，即使古希腊人与罗马人在古典世界做到的科学与文化成就湮灭千年。最终是可以在资本主义推动的科学与文明进步的时代重生。而说到卷轴中，试图以基督教保存古希腊与罗马传承的人。后来我在基督教历史中查到这样的记载，在哈德良时代已经开始有受过系统希腊文化训练的罗马上层贵族为基督教辩护。其中保存至今最早的文献资料，就有在哈德良时代之后游斯丁用古希腊哲学为基督教辩护的文字残卷。游斯丁这种通过古希腊哲学系统解释基督教的做法，后来在亚历山大在新柏拉图主义学者的推动下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最终在罗马城被蛮族攻克的第二年促使奥古斯丁写下了《上帝之城》。其实，这种把古希腊哲学及其方法论结合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文化与宗教，并不是基督教一家独有。在当时罗马帝国独尊基督教之前，还有两个大的宗教信仰并行于罗马，那就是米特拉拉教与琐罗亚斯德教中都存在以同样方式把古希腊罗马传承渗透进宗教形式中的人事。甚至这种方法论，某种程度促使了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母神崇拜混合来自埃及的依西斯崇拜，最终被吸收进基督教演变为圣母崇拜。（在罗马城被攻克前，罗马帝国内乱就来自以搞圣母崇拜支持皇帝母亲的的一派和持三位一体论的一派支持皇帝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前就是三位一体的支持者并因此卷入政治斗争过，他早年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后来在受过系统希腊教育的影响下的母亲影响下最终选择了基督教为自己终生信仰）。而我从开始卷轴有关讨论，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历史中是有证据能提供支持的。那些证据与可能性，是可以形成一个自洽的逻辑。
从模糊的认识这个是可能然后存而不论之后我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使我相信。或许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与方法论，是引起与我有关的很多人与事的关联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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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啰嗦的话可以简述为这样的话语：
毛主席的文革开创出了这样一种方式，既通过让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直接意志的表达方式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博弈，并以此来激活从彻底僵化走向暴力革命推到重来的政治博弈死循环这个所谓的周期律。这个范式，在过去一个时间段落中失败了。但是就像当年埃赫那吞宗教改革在埃及失败那样，埃赫那吞开启的一神教范式不仅直接影响了埃赫那吞宗教改革之后不到六十年就出走埃及的摩西，而且这套范式在后来者不断的摸索中终于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熟悉的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大一神教体系。这样的体系在今天世界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主席开启的范式，一旦有了与技术条件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合适土壤以及与多数人适应能力匹配的组织方式，就会重新焕发出他的生命力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批评中的样子----仅仅是基于暴力与不受限制破坏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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