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中国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 -- acton

　　除了教育制度的生产效率之外，中国教育制度的公平性在世界各国应当也是排前列的。其证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本身就是向最低收入阶层所实施的一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知识供给。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文盲必然是收入最低的群体，因此，扫除文盲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提高效率活动，而且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产品供给。

　　第二，60、70年代让几乎所有的孩子受到小学教育，而中学教育的普及率也达到了在同一经济水平中发展中国家的最高程度。中国在70年代末能够做到一点，一个是依靠民办教师制度，一个是依靠勤工俭学。许多农村孩子几乎不花一分钱就读完小学。民办教师是拿集体工分，因此孩子不必有学费。而勤工俭学则帮助他们支付了书费和杂费。这在历史上是一项最伟大的创新。不过，80年代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书费和杂费的上涨使得义务普及率有所下降。直到近年来免书费，向贫困家庭提供免费求助，使得普及又得以上升。

　　这里比较一下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供给。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是免费的，但是美国实行的是学区制，其费用从住房的财产税中来。这意味着不同的学区，其供给水平差距很大。而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队供给，到80年代的乡供给（也叫学区），到现在的义务教育的投入以“以县为主”，其综合平衡的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这也意味着其公平程度要相比较美国的学区差异要较高。

　　说起近年来国内讨论甚热的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我的观察是，除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之外，许多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上学在城市上学并无障碍。比如长沙，是国内最先消除打工子弟学校的，所有的农民工子弟都可以就地上学，地需交一分钱赞助费。这就是说，身份户籍并不构成孩子上学的障碍。尤其是考虑到农民工通常在所工作的城市并无住房，并不因为住房而构成障碍，这一点要比美国更为公平。

　　第三，低廉价格的教科书。中国的教科书可能是世界各国中价格最低的，与美国相比，简直可以说是不算钱。比如，查了一些新闻。香港的教科书定价，其中小学生开学一份需要2000多元，而中学生的教科书一份则达3000元。[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content/2012-05/10/content_117256.htm]美国的教科书，定价尤其离谱。比如大学计算机的教科书，有可能达到400刀。至于100、200刀的教科书，更是屡见不鲜。[ 佚名，《》http://tieba.baidu.com/p/1352441620]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教科书的价格都是过高了。由此产生了一个教科书出租的行当，但即使是租书，也不便宜。小学生的教科书发行量大，定价比较相对较低。以McGraw-Hill's 小学数学课本为例，通常定价在12刀，打完折后也有8、9刀。这属于发行量大，而且定价最低的那种。如果老师要求那种图文并茂的厚本教科书的话，买教科书仍然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比如一本小学六年级世界历$史的课本，亚马逊上定价是91.99刀，而科学的亚马逊上定价是75.8刀。这个小学生如果将自己的教科书都买下来的话，5门课程将近400刀。[ 佚名，《美国中小学课本内容》，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290882&boardid=1]当然，在低年级，教师并不鼓励孩子买教科书。比如，我们的孩子目前在读二年级，我们不知道她的教科书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有系统地复习就比较困难。

　　中国的教科书所以便宜，一方面是因为需求量大，可以把价格摊平。这是一个大国的好处。但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却更重要。那就是政府的管制。

　　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发布《关于1950年秋季教科书减低并划一售价及供应办法的决定》（1950年7月5日）中间规定：“华北、华东（包括山东）、中南（包括华南）三地区，售价应完全划一，规定小学课本用36开本，每页（两面）国产报纸为人民币24元（进口报纸为人民币31元2角）封面2页作为3页计。中学课本用32开本，每页国产报纸为人民币28元（进口报纸为人民币36元6角），封面2页作为5页计”。其他地区由于生产成本及运费较高，可以略有调整。其中还要求“为仰低书价并保护本国造纸工业，教科用书应尽可能采用国产纸，尤其在产纸 区，必须用本地纸造货。”[ 《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第208-209页。]前面所说的元相当于今天的万分之一。其价格是不高的。几十年来，教科书定价从来是物价局、发改委指导定价的，这种低廉的价格对于知识的普及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也相对容易负担些。

　　第四，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和之后高考制度的实施，总体上比较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工农兵直接向根正苗红的贫农和工人倾斜，其公平性自不待说。高考制度以分数论英雄，基本杜绝其他因素，这虽然谈不上向低收入家庭倾斜，但比较美国的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而言，让中下家庭的机会仍然要更大些。李政道的儿子李中清在《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有一篇论文，统计了北京大学、苏州大学50多年来的学生的家庭出身，其结论是农民在这一制度中的出头机会要比美国的制度更多。

这个题目我与人辩论时想的，现在发现，如果做完整，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而且我搜集资料越多，就感觉其工程越大。现在我得赶紧把它结束了。

前面大体上说明衡量教育制度的有两大标准，一个是看其生产劳动者的效率，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个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最穷人的也上得起学。

从这两个角度上看，我觉得中国教育制度都可以担当上世界上最好的。它当然不是最完美的，但相比较欧、美、日、印等各国来说，在这两个方面上，它的成绩都是最好的。

完整论证在这里不现实，我大体上说明一下吧。

在生产充足有效的劳动者方面，中国教育制度实现了最有效的财政投入下生产最可能多的社会劳动者，表现在：第一，识字率在最短时期间内的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在穷国里提高最快。尤其是考虑到上个世纪6、70年代里，中国的财政是非常匮乏的，尤其是财政方面教育的投资并不是占比最大的，这一点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教育制度的转化率非常了不起。第二，专业设置方面，能够有效地提供各行各业的需求。这一点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做到的。民国时的大学偏重理科和文科，比如政治学，200来个大学，有50个大学设政治学。实在让人汗颜。因为整个大学仍然带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特征，所以出的工程师很少。解放后，院系调整，工科实力大增，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第三，有系统地鼓励业余教育，这其实就是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除了国民教育系统，中国共产党特别鼓励业余教育。这大概是毛主席的提倡吧，他年轻时就特别赞扬半工半读，老年也是如此。建国后，中国立马成立有系统的业余教育系统，《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1年8月）就在国民教育系统之外另设业余初等学校、业余中等学样和业余高等中学。这个是业余的，但也是正规的，由政务院来规定。这个做法很有意义。80年代后这一业余教育系统继续发挥光大，还搞了自学考试、夜大、电大、职大等所谓“五大”。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好，我本人也是自学考试毕业拿的大专。这种对于业余教育的重视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很有帮助。中国社会发展这么快，纯粹指靠国民教育系统是不行的，因为国民教育一块，只限于还没有成为社会劳动者的人，而业余教育系统则把社会劳动者进一步提升。第四，全方位办学，尤其是前三十年。中国教育从来不仅仅只是教育部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事情。主席最重视教育，比如扫除文盲，是动员全部社会力量，办中专和职业学校，除了教育部门，各个工业部门，包括工厂也鼓励办学。至于高等学校，前三十年就是各个职部自主办学。这样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一个完整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校系统。

　　我们回到教育制度的定义：来生产社会劳动者的正规性的知识供给体系。

　　这个定义里有三个要素：生产社会劳动者；正规；知识供给体系。其中知识供给体系是教育制度的属类，各国的教育制度都是知识供给体系，因此没有什么好比的。正规是用来界定它的边界，用来区别那些非政府的的教育体系。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并不是来比较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体系，这一部分也无需成为我们的关注所在。显然，社会劳动者的生产不可避免成为我们评价教育制度的根本要素。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来评价一种制度教育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劳动者呢？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劳动者的地位非常重要。它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只是一种不科学的表述。因为科技本身从来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它必须通过劳动者以及外化为机器设备的生产力来发挥作用。从工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教育制度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出足够多能够参与到工业与经济增长的社会劳动者。也就是说，教育制度要有能力提供足够多的学校和专业，培养出足够多的工程师、工人、财会、办事人员等等。

　　另一方面，社会劳动者还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所谓生产关系，指的是生产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地位。教育制度不能决定生产关系，但它是生产关系中社会劳动者的前端供应商，它让什么样的人进入到什么地位，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社会阶层非常固化的社会中，教育制度往往更倾向于将出身好的人提供社会管理的职位，而出身低的人则更有可能留在收低入的职位。

　　教育公平的要求，低层出身的人也享有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同样的社会职业机会。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比较高，它鼓励个人抱有一种努力奋斗而改变自身和家庭命运。有一种说法叫起跑线公平，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我们把教育制度的评价标准概括一下，大抵就两条，一个教育制度的出口，亦即社会劳动者的生产数量和质量；一个是教育制度的入口，即学生的出身比较有代表性，有广泛性，并且是鼓励社会纵向流动的。

　　受教育年限有很多的好处。比如，它完全排除了道德、政治因素的标准，就跟货币一样，不具有任何的意识形态色彩，这样比较起来更加客观。另外，它也不受语言的限制。并且相比较识字率这一指标，它能够更好地体现一个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强度。考虑到各国学生的入学年龄差不多，小学、中学的年限也基本上对应。所以受教育年限用来评价各国的教育水平，大体上还是成立的。

　　用受教育年限来评价教育制度如何呢？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好，通常更够更快地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相反，其民众教育水平低的，其教育制度通常都不那么好。如果各国除了教育之外，政治经济社会条件都一样，那么这一指标可以说是大体够用了。但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只要稍稍一想，就能找出这一指标来的问题。

　　首先，它没有考虑到起点差异。发达国家很早就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在几十年前就实现了。比如美国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5-16岁的初等教育的普及率。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在二战之后迅速扩展。《士兵权利法案》鼓励老兵都受资助上大学，而中产阶级的扩大也使得更多普通家庭有钱上大学。至1970年，大学院校的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100万，为1951年的5倍。而中国在解放之初，是文盲占80%以上。你的教育制度再好，也不可能在短暂期间把受教育程度赶上来。

　　其次，它没有考虑到教育产出的数量，而没有考虑到教育产出的质量。相同的受教育年限只能代表大致相同的教育投入年限，但是并不代表相同的学生成绩。最近这些年来，美欧因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成绩落到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后面而备受批评。网络上流传着各种有关普通美国人数学糟糕的笑话。这说明，在相同的教育年限中（PISA评估的是15岁学生，其受教育年限略有差别，但大体具有可比性），美国教育制度所知识供给能力是相对较弱的。

　　再次，它没有考虑到教育的投入产出比。比如培养出一批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学生，一个国家仅仅花了人均教育经费1000元人民币，而另一国家则人均教育经费数万美元，显然，前者的教育的生产率要更高。当然，这种比较只有在识字率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当基础教育普及之后，教育迈入资金的密集投入阶段后，具有更高投入的国家意味着对于人力资源的重视。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学生家庭结构的问题，亦即教育公平。假设相同的大学入学率，一个国家的入学学生全部都是富裕家庭，而另一个国家的入学学生则有着广泛得多的来源。显然，后者更为公平。

我也有同感，不过没有你能写长篇。 看我的旧贴。

我的旧贴: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3245225

你写的很理论的，我可没有这么高的笔头。

　　 我们用什么来评价教育制度优劣呢？中国的领导人跑到全世界说，各国的政治制度是各国人民的选择，因此需要彼此尊重。言下之意，政治制度与人民的关系就跟夫妻关系或者脚跟鞋的关系，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没有高下低劣之别。这种说法，一看就是处于防御地位的遁辞。遥想主席当年，豪情万丈，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种何等的一种自信！

　　制度当然有合适不合适的区分，但更有优劣的差异。在两个自然资源、人口等大体相同的社会中，由于制度的不同而导致的发展差异，不能不让我们重视制度的优劣势问题。中国和印度这是现今我们最喜欢比较的对象，以此增强我们的自信心。而西方学者们，在追溯国家兴衰起源时，也无不深入到制度之中。道格拉斯·诺斯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专利权等制度的设立，拉佐尼克认为英、美、日经济各自的崛起道路就源于车间内部的制度安排。——总之，制度的优劣仍然非常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陷入制度万能论。

　　那么，如何确定制度的优劣呢？换句话说，什么是我们来评价制度的指标呢？

　　可能采纳的指标非常多：比如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我有一个朋友，经济学的博士博士后，现在是北京一所重点财经大学的老师。他的微观经济学非常受同学们欢迎。但他自己却对经济学不想念。因为他信佛，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向人们向善。而西方经济学以自私的人作为假设起点，从根本上就出了错。

　　现在对于教育制度的评价基本上脱离了道德。但其实，社会化的教育都跟它摆脱不了关系。《大学》强调的是正心诚意，基本上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而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讲的神学成为文化教育最后的庇所。手头上找到了一份资料，讲美国纽约州公共学校系统的历史。18世纪，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政府完全不管。当政府开始资助学校的时候，理由就是：“教育，与宗教和道德事业密切相关，并有助于政治制度的存续和繁荣。”[ Randall, Historyof The Common School System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71, p.18.]

　　还有的人希望学生能够全面发展。于是提出素质教育或者通识教育的指标，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小学生从小就学琴棋书画，滑板乒乓球跆拳道等等。到了大学，教师痛感，人文素质下降，于是各种素养课通识课出台，国学班茶道班大行其道。

　　当然还可以更直接。比如考虑到有些人虽然毕了业，但却不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因此，就以就业率作为评价指标。为此，那些高毕业率的大学或专业往往以此作为自己的一个卖点，有时不惜逼毕业生签约来做高这个数。

　　上面这些标准，往往是非专业的意见或者单方面的测量。专业的评价标准，则复杂得多。比如国内经常有高校的教学评估什么的。虽然并不是有关整体教育制度的评估指标，但是也或多或少涉及到教育制度。有一年，我所在省教育厅对各高校的研究生教学进行评估，学校极其重视，从校到学院，五番五次动员。在学院这个层次，还在年初就开始行动，按照评估所设计的九大方面内容，上百个指标，一一做材料。整个学院搞得人仰马翻。直到年底评估结束，才松了一口气。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人实在太会整了，上面轻轻松松搞个指标，就要把下面的人脱层皮来应付。这样的指标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工作的检查。它构成行政系统内部的控制手段。但对于横向比较教育制度的优劣，并无实际的意义。

　　说到横向比较，我们就很自然地想到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所提出来的，用以评价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该评价指数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预期寿命，教育指数和人均收入。教育指数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权重，可见它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

　　最初的教育指数仅仅指识字率。但识字率显然不能区分只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因此后来教育指数扩展为两项指标：成人识字率以及综合入学率，其中综合入学率为小学入学率、中学入学率以及大学入学率的。2010年以后，这两项指标分别改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归根结底，教育指数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受教育年限。

　　受教育年限能否很好地评价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呢？

4. 什么是教育制度？（续完）

　　前面提到国民教育，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讲。但现在我们不管它，否则这个题目会收不了场。我们赶紧点，把定义中剩下的“知识供给体系”讲完了事。

　　知识一词，非常麻烦。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古往今来已经成就了不少哲学家。金岳霖有本砖头厚的大部头，就叫《知识论》。呵呵，自我吹嘘一下，我看过一遍。我敢打賭，河里看过此书的人应该不多。——但我诚实地向大家坦白，我完全不记得讲什么了。只有其中一句话，让我经常引用到现在：“理有固然，而势不必至”。

　　这句话看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理解：真正的知识所要讲求的是其内在的固然逻辑，我们所要理解的就是其中的逻辑。但是，这一“理”或者知识能否实现，却有待于“势”——或者张五常讲的“约束条件”。打个比方，一般竞争均衡的存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形式化——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神圣定律——就是一个“理”。这个理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假设无限多供给者、消费者，并且大家都是个人自私自利的，并且不存在任何外部性、进入壁垒啥的，这一产品市场最终将导致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均衡价格的产生。但可惜的，世界上几乎不存在着的产品市场。哪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应该其逻辑的自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在面对现实时放宽约束条件，从而更好地解释世界。

　　同理，马克思预言，经济危机而导致革命，“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知识也可以做同样观。福利国家的出现，意味着马克思逻辑的重要约束条件已经发生改变。时势已经不同，但固然之理并没有变。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把握其固然之逻辑，并理解和应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罢了。

　　回到定义中的知识一词中。教育制度供给什么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东西。为什么说它合乎逻辑呢？有那么多专家学者审定，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从小学以中学到大学，由浅入深，应该可以假定是合乎逻辑的。也许有人不同意，你怎么证明你供给的知识是正确的？

　　这就涉及到知识的生产、销售和应用的分工了。严格来说，知识的生产主要是研发人员的职责。教育部门，只是把古代和当代所生产出来的得到公认的知识销售出去。至于知识本身的验证，其实不是老师们的活。

　　说到这一点，我其实对现在大学里的学术评价体系颇有些怨言。大学里上职称，不是因为你教学好，而是因为你论文发得多。那些教书教得再好，如果没有论文，就别想在职称上进步。有的会说，不是现在大学分教学和研究两条职称上升轨道吗？确实，但教学那些所设的条件极其之高，基本上没有意义。而大学里的知识生产，尤其是文科，基本上就一个论文与课题比数量的活动，几乎不涉及所生产知识的含金量。

　　不过，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必然。在前苏联和中国前三十年的教育体系中，大学总体上是不承担科研任务的。因为科研有专门的院所去做。相反，美国在二战期间，由范讷瓦·布什（Vannevar Bush）任职科学研究开发署（OSRD）署长。由于当时美军的军工科研任务很重，布什主导下，大部分的科研合同都流向大学。这造就了一种传统，即大学教授利用低廉的学生人工成本获得科研上的优势。今天的中国大学对产、学、研的鼓励就是向美国这一做法的抄袭。

　　不管怎么说，大学的研究性不属于大学的本质。因此，将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放在一边，总体来说，将教育制度视为一种国家权力规定的知识分销体系，还是可以成立的。

教育有软件硬件。硬件就是校舍设备之类的，相信是越来越好，也不是讨论的重点。软件就是制度了，制度就是怎么把老师组织起来向学生提供合适的内容。这里有2点：

1、效率：怎么把老师组织起来高效率地对学生洗脑（灌输知识+方法）

2、内容：最合适的内容。德智体美劳啥的。

效率方面，中国人是组织高手。高考制度属于这一范围，行政化也是。有问题，但我觉得中国是做得最好的。

内容方面，诟病就多了，我觉得也是好事，虽然有些闹腾很无聊，不过任何涉及全民的事总有很多意见。见仁见智吧， 我觉得一直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