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据说中国的每个保安都是造诣深厚的哲学家，他们每次都会提出哲学上的三个终极问题：

你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要做什么？

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女真属于通古斯民族。“通古斯”是西伯利亚一条古老河流的名字，为叶尼塞河的支流之一，这个地名曾经震惊世界，而且绝对是字面意义上的“震惊”——1908年6月30日，通古斯发生了一次神秘的大爆炸，据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估算当量相当于1500万到4000万吨TNT炸药，整个欧亚大陆甚至连海岛不列颠都能感觉到震动，史称“通古斯大爆炸”，其原因众说纷纭至今不明。

在历史上，西伯利亚原住民雅库特人曾用“通古斯人”来称呼另一支原住民埃文基人（即我国的鄂温克人），但后人研究认为鄂温克人并非起源于通古斯，这种称呼很可能只是借用。

所谓女真人属于通古斯人，其实是一种基于语言而非血缘的分类，又称“发声学分类法”，它将人类按照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的对应关系进行区分，相似的便归于一类，称为一个语族。而相互间有较多联系的语族又合在一起称为语系，女真人便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斯语族（更细一些是属于该语族最大的一支即满语支），同语系的还有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而中原人则属于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简单点儿说，女真语与通古斯语发音近似，所以西方学者将他们划为一类。

至于女真人自己，肯定是无视这个分类的，从中原史书来看，“女真”这个称呼可能要到公元九世纪也就是唐朝晚期才诞生，此前这些人的祖先又有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等不同称谓。为了避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名讳，已经汉化的辽帝国后来将自己的这些女真臣民们改称为‘女直’，直到公元1115年，随着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振臂一呼，强悍的“女直”人如狂飙般横扫辽帝国，他们自然也不用再避什么鸟讳，不仅恢复了“女真”的旧称，从此还自豪地称自己为金人。

号称“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的金人，是公元十二世纪初期东北亚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在金兀术、哈迷蚩们的拐子马与狼牙棒下，繁花似锦的北宋帝国灰飞烟灭，不仅给中原人留下了多个世纪难以磨灭的深痛伤痕，也让他们的后人每读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时候，都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风水轮流转，如同一个多世纪前靖康之耻的轮回，到了公元1234年，在蒙古人的打击下，早已彻底蜕变为中原人的女真人，如同当年面对他们祖先的契丹人那样，既无招架之功，亦无还手之力，阿勒坦汗（蒙古对金朝皇帝的称呼，阿勒坦是蒙语‘黄金’之意）随他的帝国土崩瓦解。久居关内的女真人逐渐融入当地，而他们坚守在寒冷老家的亲戚们，则分别改用部落的名称为自己的族群命名。

元朝到明朝前期女真人的历史晦涩不清，研究者认为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蒙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而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女真人被划入不同的种族，“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这种人为划分最终导致60％左右的女真人口从此改为其他民族，大多数女真人成为汉人并改用汉姓；二是留居东北的女真人以部落冠名，时间一长再加上与其他民族融合，很难统计究竟哪些部落属于女真。

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东北的女真各部逐渐合并，最后按照居住区域，形成了建州八部与海西四部两大聚居群体，此外还有甚至在女真人中间也被视为野蛮人的海东女真或称野人女真。

女真各部族的首领称为“贝勒”，该词据说源自金朝时时的女真语“勃极烈”，这是金帝国初期的最高决策委员会，以少数高层合议制的形式决定国家大事。当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亲自任都勃极烈即委员会主席，勃极烈成员包括金太宗完颜吴乞买（谙班勃极烈即皇储），以及其他重要的兄弟和堂兄弟。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人迅速汉化，这项贵族民主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贝勒”的复数形式是“贝子”，后来这两个词都成为清朝贵族的爵位。

努尔哈赤的部族属于建州女真。建州这个这个名字起源很早，黑龙江绥芬河下游的双城子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乌苏里斯克市一带，在唐代曾为渤海国的地盘，当年名叫建州，是渤海国率宾府治所。后来明朝在这里设置了建州卫，辖区极大，西到今天的吉林市，东到日本海，北到今天黑龙江与吉林两省的界河穆棱河，向南则越过了图们江进入今天的朝鲜境内。

明朝时居住在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的女真人，便被称为“建州女真”。他们分为八个部族：苏克素护部、哲陈部、完颜部、浑河部、栋鄂部、鸭绿江部、讷殷部以及珠舍里部，前五个又称为“满洲五部”，后三个又称为“长白三部”。努尔哈赤便出自于“满洲五部”中的苏克素护部，清朝统治者自称满洲人，也是由此而来，至于“满洲”的具体含义则有好几个说法，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查，这里不再赘述。

建州女真的地盘既然已经延伸到朝鲜半岛，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当局——更确切地说是李朝——发生争执。建州女真便不断抄掠朝鲜，一位名叫猛哥贴木儿的女真酋长甚至以佣兵首领的身份，参与过李朝太祖李成桂夺取高丽政权的战争，后来女真与朝鲜更是互相攻占，有时甚至还牵扯进二者的共同宗主明帝国。因此，我们前面提到过，努尔哈赤要求抗倭援朝却被朝方有礼貌地拒绝，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这位猛哥贴木儿是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清朝建立后被尊为“肇祖原皇帝”加以供奉，这无疑是一个蒙古化的名字，“猛哥”又写做蒙哥或忙哥，在蒙语中表示最高神灵“长生天”，而“帖木儿”则是“铁”的意思，该词很可能来源于突厥语。明太祖时期，猛哥贴木儿归附朝廷，成为朱元璋对抗蒙古人的同盟，永乐年间他又被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最后于宣德年间在女真人的一场内战中阵亡，努尔哈赤被认为是他的六世孙。

明末女真人的另一大群体是海西女真，这里的“海西”，指的是海西江，也就是今天松花江流经黑龙江省伊兰县以西的那段，据说此处是这支女真人的发祥地。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明朝将黑龙江库页岛（今属俄罗斯）一带的女真人称为“东海女真”（又名‘野人女真’），生活在东海女真西边的那些人就成了海西女真。

到了明朝中后期，海西女真主要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今天辽宁开原以北到松花江大拐弯的地段，他们分为乌拉、哈达、辉发和叶赫四大部族，另外还有苏完部等附属小部落。根据他们的分布地不同，明朝人又将海西女真分为山寨夷和江夷两部分，哈达、叶赫是山寨夷，乌拉、辉发则是江夷，通俗点儿说，前者住在威虎山上，后者住在黑龙江边。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女真人之间仍然内斗不断，传教士写道：“这时，正当七个鞑靼部长，即长官打内仗的时候，中国大明朝称号万历的第十三位著名皇帝，很稳健公正地从1573统治到1620年。”今天看来，传教士所谓的“稳健公正”更像是讽刺，正是万历朝廷三十年一贯的不作为，才给了努尔哈赤极大的作为空间。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爱新”是女真语的“黄金”，而“觉罗”据说是“远方”的意思，表示这一分支是爱新家族的旁支远宗。嘉靖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的爱新觉罗家族，他是当地酋长塔克世的长子，这个家族虽然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但后人认为，其实际势力范围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乡镇一级。

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加之与继母的关系极差，因而自幼闯荡江湖，饱受社会磨练，并且与明帝国的辽东当局官员们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关系，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直到公元1583年，他家遭遇了一场巨变，直接导致努尔哈赤继承了家族的建州左卫指挥使的职位。

传教士曾记载道：“当女真王毫不怀疑他的所谓友人时，他们用计把他擒获，背信弃义将他杀害。”

这应该说的是当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被明军误杀之事。万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83年，明军进攻建州女真叛军盘踞的古勒寨（位于今天辽宁新宾县上夹河镇古楼村至胜利村一带），叛军首领阿台是努尔哈赤家的亲戚，至于具体关系则比较复杂，有人说阿台的老婆是觉昌安的孙女，也有说塔克世是阿台的女婿，而日本学者则认为阿台的姐妹是塔克世的老婆，也就是说阿台其实是努尔哈赤的舅舅。

觉昌安和塔克世遂以亲戚的身份进寨劝降，但不幸成了包子馅，与叛军一起被明军团团围困在寨中。城破之后，明军展开无区别的大屠杀，觉昌安与塔克世不幸躺枪，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后来，当努尔哈赤正式造大明王朝的反时，他在宣战书即著名的《告天七大恨》中列举了七个理由，试图证明大明帝国根本就是女真人所有苦难的根源，而自己父祖无辜被杀，正列在这“七大恨”的头一条。

“为报仇雪恨，鞑靼国王之子调发一支强大军队，趁机设法进入我提到的长城；因大河结冰，他马上袭击鞑靼边境上的大城开原，在1616年攻占了它。”

传教士显然把几件事给弄窜了，当年女真人与明朝之间其实并没有长城的阻隔，明帝国在东北的主要管理机构都设在长城之外，尤其是，当自己的祖父与父亲被误杀后，努尔哈赤，这位后来的“鞑靼国王之王”，其实并没有采取任何武力反抗行动，等到他攻占开原，已经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大明管理东北的最高官员，名字叫做李成梁，他的头衔很长——“镇守辽东总兵官太保兼太子太保宁远伯”，其中“太保兼太子太保”是荣誉职位，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地位极高；“宁远伯”是封号，意味着李成梁进入了帝国伯爵的行列；而“镇守辽东总兵官”或简称“辽东总兵”则是他的实际职务，总兵官是明帝国在边疆设立的军区司令，权力极大却没有固定级别，而通常认为，这个官位已经是明朝中后期武将的最高实职。

与戚继光齐名或者名声更盛的李成梁，是明朝最卓越的军事指挥官之一，翻开《明史》中他的传记，几乎就是一本功劳簿，通篇都是大大小小的军功。比如说，阿台的父亲、当年建州女真最强大的首领王杲，就是死在了李成梁的手里。

王杲（这可能是他的汉名，此人本名喜塔喇 阿突罕）从嘉靖年间就开始与明朝不对付了，据说他和帝国官员有生意上的纠葛，从而心生怨恨。当时王杲偷袭了帝国关外重镇抚顺，在当地大肆抢劫杀戮。后来，一位明军高级将领——副总兵黑春带兵前来清剿，结果不仅大败，就连副总兵本人也被这位凶恶的女真酋长活活肢解。王杲从此与明廷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梁子，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频繁入侵辽阳、抚顺等要地，杀死大批帝国官员。

李成梁来到辽东后，王杲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万历二年即公元1574年，王杲率领女真和蒙古联军，大举进犯辽阳，结果被李成梁杀得大败，不得不投奔同属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却被对方当做大礼献给明军。当时正值张居正执政期间，帝国一片欣欣向荣，小皇帝本人也精神头十足，他亲自登上午门城楼接受李成梁部队的献俘，仪式过后的第二年，悲催的王杲被千刀万剐处死。这位失败的枭雄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亲戚，有人说他是努尔哈赤的外曾祖父，也有人说是外祖父。

李成梁在任期间，西击蒙古，东破女真，赫赫战功甚至让另一名将戚继光只能望其项背，即使祖先饱受其蹂躏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此人“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甚至明帝国的藩属兼邻居朝鲜李朝，也在自己的史书上记下了“辽广之人，但知有李大爷而不知有他人”这样的字句。额外说一句，李成梁很可能是朝鲜移民的后裔，但该家族声称本出自陇西李氏也就是与李唐皇族同源，唐末进入朝鲜半岛避难，洪武年间又回到故国。

“南戚北李”都是张居正的爱将，为了表示对伯乐的感激之情，李曾给张送去重礼，结果却被对方婉言谢绝，帝国首相认为，李成梁的荣誉和地位都是他出生入死换来的，不需要感谢任何人，如果自己收了他的钱，那就是侮辱了这位勇士，也无法面对高皇帝的在天之灵。后人评价道，这个故事令人感叹，至少让我们知道了李成梁能够成为一代名将和张居正能够成为一代名相的部分理由。

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就连困扰帝国两百年的蒙古人也已不再是问题。可惜的是，随着张居正病死并被彻底清算继而身败名裂，万历皇帝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消极怠工，戚继光也在黯然下野后默默无闻地死去。目睹帝国政局的大退步，以及老上级老同事的不幸遭遇，李成梁很难不被触动，从此他得过且过，出工不出力以至于谎报军功，像《星战》中的阿纳金那样，曾经的绝地武士开始了朝着黑暗方向的加速堕落。

至于努尔哈赤本人与李成梁的关系，则是一言难尽，按照明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这两个人“结托极深”。有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在李成梁本人的默许甚至纵容下，努尔哈赤才大胆地对女真各部动起刀兵，而丝毫不用担心受到朝廷惩处。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起码在开始阶段，努尔哈赤就像台球里的那颗白球，在李成梁的驱使下，不停地击打着那些因强大而引起明廷警惕的彩球——乌拉，叶赫，等等。

后世研究者发现，努尔哈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李成梁相当不错的待遇，他们像家人一样亲切相处，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史籍中，分别有努尔哈赤曾经做过李成梁的书童、侍卫、侍卫长，甚至被李成梁收养为义子的说法。两人关系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后来父、祖被误杀，也没有能够妨碍努尔哈赤与李成梁之间的友善与亲密。而在军事思想上，未来的后金汗王很可能是这位名将的亲传弟子，战场上李将军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优秀素养，肯定让他身边的女真酋长潜移默化深受熏陶。

根据满族民间传说，精力旺盛的努尔哈赤与垂垂老矣的李成梁的一个年轻妻妾，甚至还有过一腿，满族人绘声绘色地形容，那位叫做“紫薇夫人”的美丽女士，曾用生命掩护未来的后金汗王，逃脱了自己那位嫉妒老丈夫的追杀。即使在《清史稿》中，也留下了一段含糊的记载，说“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让人很怀疑这个传说也许不是空穴来风。

当时，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女真的实力明显要弱于海西女真，尤其是后者中的哈达与叶赫二部，是女真各部中最强大的。仔细考虑之后，他决定对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卑躬屈膝，同时与强大的哈达与叶赫联姻，而攻击的重点，则是另外几个相对弱小的部族。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四、叶赫那拉的诅咒》

在当时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的外国人眼中，明代绝对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

一方面，明帝国似乎并不差钱。虽然黄仁宇先生说过，全明朝276年所铸铜钱数，北宋只要两年即可全部铸成，从而得出了明朝经济衰落的结论，但他大概忽视了，明朝尤其是明朝末年，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除了铜钱外，更有白花花的银子，而当时世界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囤积在中国。

但是，当时中国白银的产量极其有限，官府银矿的年产量仅为6000公斤（1公斤相当于26.6两），而帝国国库每年收入的银两则在十万公斤左右，由此不难推测，大部分白银都来自海外，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地——美洲。

据统计，西班牙在新大陆殖民地所产的白银，有约20％被Galleon（即著名的‘西班牙大帆船’，通常三桅或四桅，载重量很大且可商战两用）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其亚洲殖民地马尼拉，然后再运往中国。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则通过中亚贸易，由欧亚草原间接转入中国。

按照西方人的计算，仅1597年这一年，西班牙从美洲海运到中国的白银将近35万公斤，这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要多。很显然，美洲的主人虽然表面上威风凛凛，但其实却在给遥远的中国打工，绝对的“驴粪蛋儿表面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切都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虽然西班牙并非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所需要的消费产品，尤其是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仍多是通过贸易而非掠夺而得，使得发现新大陆以后到十七世纪前期，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一直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相比西方的粗制滥造，当时中国的商品绝对拿得出手，而且高附加值，尤其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每一种都绝对是让欧洲人眼红的硬通货物。老外眼馋想要？可以，拿货币来买吧，而当时东西方通用的货币，就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

到了后来，眼看着白花花的雪花银飞也似地流入东方那个无底洞，无计可施的西班牙人狗急跳墙，甚至动起了歪脑筋——十六世纪后半叶，不断有急红了眼的官员、商人向国王菲利普二世上书，强烈要求入侵中国，其中甚至包括菲律宾总督桑德等军政要员，但随着海军无敌舰队在英国的覆灭以及陆军在尼德兰战争陷入泥潭无法脱身，一生中三次宣布政府破产来赖账的菲利普二世，这回不敢再在东方折腾了，于是此事最后无疾而终。

后人认为，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另一个冤大头的贡献——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鬼子们对“唐货”可是一向趋之若鹜的，以至于当局为了限制入超，不得不对中国产品专门征收高额的“唐物税”——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而另一方面，钱却永远都不够花。利玛窦写道：“赋税、关说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不清楚利玛窦在这里用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当时的意大利各地货币种类多如牛毛极其混乱，但显然从上下文推断，一亿五千万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资金），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

“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人政府的仓库。民用及军事开支和政府各部门的用度也都由这一国库提取，而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而这些税收常常都只体现在账面上，至于真正能收到多少，只有天晓得。比如公元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帝国财政部即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了，足够让税务官谢天谢地。

除了维持帝国日常运转的开支，皇室的奢侈消费，以及官员的腐败潜规则外，花钱的另一个大头，无疑就是为防范长城外骑马民族而消耗的军费支出。仅“万历三大征”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二百万两，把当年张居正改革积攒下的红利吃得干干净净，而帝国北部边防军每年的军费都在八百万两以上，还仅仅只够维持日常开支，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不可避免地大出血，因为帝国财政根本没有应对突发战争的预算。

而明朝在北方的战争绝不算少。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从朱元璋开始，皇帝们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远征，“他不满足于把鞑靼人逐出中国，进而追击到鞑靼本土，几次打败他们，毁坏他们的土地，终于迫使东鞑靼人陷入绝境，直至使他们放下武器，交纳贡赋，屈膝投降。”

其实，明军的这些远征并非像传教士形容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有胜有负，其中既包括公元1388年在捕鱼儿海这样的大胜，当时明将蓝玉大破蒙古，俘获元军八万，北元益宗皇帝（即天元帝）战败后被部下杀死，“元”这个汉式国号从此不复存在；也包括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这样的大败，当时明英宗亲率据说有五十万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也当了俘虏，此战直接导致北京被围，帝国险些覆灭。但不管怎么说，“鞑靼人”被“逐出中国”甚至“陷入绝境”，在明朝前期确实发生过。

不过，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搞清楚，当时与明军激烈对抗的主体其实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即所谓“东鞑靼人”，他们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次战争风暴主要落在女真地区鞑靼人身上，鞑靼人被逐出中国后就是回到女真地方。”

从史料来看，起码一直到明朝中期，帝国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大体保持着和平，当地的女真酋长们以藩属的身份向帝国朝贡，并从朝廷那里获得封赏，以及，相对更加重要的贸易特许权。

尽管混淆了蒙古与女真，但来自资本世界的传教士绝不会忘记女真与中原的贸易情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后来，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因为鞑靼人已经贫困，不愿再跟中国打仗。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男人用作束发，表现为最美的打扮。”

事实上，当年努尔哈赤进京送礼活动，目的正是为了获得贸易许可证或进出口专营权，也就是所谓的“敕书”。后人认为，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换句话说，通过对特许贸易权的控制，明帝国牢牢掌握着女真人的经济命脉。

“但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称为女真国。”公元1550年为嘉靖二十九年，也是农历庚戌年，当时女真人仍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合并为一国”，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要到九年后才出生，而且女真各部也并不自称为“盟”，不知这位传教士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

笔者猜测，传教士很可能将蒙古人的事儿和女真人再次弄混了。十六世纪前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征战，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达延”就是“大元”的谐音。随后，达延汗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但此事发生在公元1550年之前四十多年，与传教士说的时间显然也对不上。

而公元1550年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他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从古北口攻破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般经过帝都东大门通州，竟然一直杀到天子脚下，京畿震动人心惶惶。明廷无计可施，只得任蒙古兵在北京城外饱掠八天，对方才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掠男女羸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此事直接导致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为替罪羊被杀，真正负责人严嵩宰相却安然无事。

对于“西鞑靼人”，传教士也有涉及，他写道：“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与人打仗并不光彩，按照他们圣哲的教导，他们的国家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维持和平安定。”显然，这些人指的应是就是蒙古人。

但其实，“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对中国国情只知皮毛的老外此言差矣。在对外政策上，与习惯性卑躬屈膝的大宋，或者两次鸦片战争后孙子样儿的大清不同，咱大明一向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这不，当初为了让这些瘟神早点儿滚蛋，朝廷被迫答应了俺答汗提出的“朝贡互市”要求，但事后就马上反悔了，随即关闭了宣府、大同等地的贸易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战争。

可不要误会，要“朝贡”的并不是失败者大明，反而是胜利者俺答汗，只不过贼不走空，朝贡的目的正是为了“互市”。除了制作武器、装饰品等少数物件外，草原人手工业并不发达，资源缺乏技术落后，大量日用品只能依靠中原，即“必资内地以为用”，而获得方式只能有两种，要么是通过贸易用马匹来交换，要么是拔刀子去强抢硬夺，前者就是所谓的“互市”。

因而，就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对明帝国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手段，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据史料记载，由于明朝的经济封锁，俺答汗治下的蒙古人铁器严重匮乏，有的家庭甚至吃不了熟食，因为连做饭用的锅都没有。

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贸易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中原虽然物资充足，可严重缺乏作战用的马匹，双方正好互通有无。可是，俺答互市的要求却激起明帝国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浪，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并不是那些只知道放嘴炮的喷子，而是世间公认的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杨继盛，后来他因为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这位汉子竟然亲自打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此公之刚烈即使不是后无来者，起码也是前无古人。

难怪即使后来的鞑靼人皇帝，对杨继盛也钦佩得五体投地，比如顺治就曾说过：“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显然，这绝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他对互市激烈反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杨继盛认为，与鞑靼贸易存在着“十不可”和“五大谬”，也就是十项不应该以及五个大错误。最主要当然是军事上的，比如害怕蒙古人借着互市的机会杀入长城，或者暗中埋下伏兵劫杀我重要官员，等等。另外还有其他顾虑，比如面子上的，认为和蒙古做买卖太丢脸跌份儿——“堂堂天朝而下与边臣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重威”，再比如经济上的，怕将来没钱没马的时候不好擦屁股——“大约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之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将何以善其后”，以及害怕蒙古人强买强卖以“下马索上价”等等。

应该说，这些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蒙古人的狡诈众所周知，杨继盛提到的那些“不可”和“大谬”，此前和此后也确实都发生过。而更根本的是，当时明军的实力远远不能保障双方在互利的条件下开展正常贸易——只有当抢劫成本远高于交换成本的时候，草原人才会坐下来，真心实意地与中原人贸易，在此之前，既然抢劫远比交换来得容易，那干嘛非要费事呢？即使真地开放市场，恐怕也是单方面的强买强卖，就像杨继盛指出的那样。

于是，为了防范心怀怨念的蒙古人入侵抢劫，明帝国不得不修筑长城并布署为数庞大的驻防军，传教士写道：“同时，为防备敌人觊觎古老的财富，中国一直派出百万士兵守御从东至西的长城。”

明朝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九边三卫”，即大同、榆林、甘肃、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太原、辽东、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和固原九个边镇即总兵辖区，以及长城以北的太宁、东胜、开平三个卫所。同时，帝国也确实保持着数额高达百万的常备军，仅“九边”就长期陈兵六十万以上，当然这些仅是纸面数字，至于其中有多少吃空饷的幽灵士兵，则不得而知。

在帝国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万历时，中国北方各军镇有在册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里面，单是现款也就是银子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另外还有粮食、劳务等大量实物性支出），这个数字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

对此，利玛窦曾经写道：“虽然除了鞑靼人的侵扰而外已经享有很长时期的和平，政府仍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

不过，当传教士们到达中国的时候，明朝和蒙古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互市关系，这主要归功于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高瞻远瞩，以通过新政而逐渐恢复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他们终于解决了困扰明帝国两个世纪的蒙古问题，至于具体细节这里不做展开。传教士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片安详，这番和平景象，往往让这些外来者得出中国一向如此的错觉：

“中国在大明朝治下得到巩固，享受了二百五十年持久的和平安定。”

然而，另一批鞑靼人还是杀来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少年鞑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