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惠特克钱伯斯小传 （一） -- Drac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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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克钱伯斯小传（九）

Henry Luce 1898年出生于山东登州（今天的蓬莱），父母是在中国的传教士，1907年至1913年他在烟台的芝罘学校读书。Luce 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周围中国人的贫穷有很深的同情，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高的希望。1912年，辛亥革命后不久，Luce在给他在美国朋友的信里，欢迎他到中国，欢迎他来到“a great land, peopled by a great nation, endowed by a great past, overshadowed by a great future”。但是Luce对中国的看法是出自传教士的眼光，他所爱的那个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他头脑中幻想出的形象。1916年Luce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他结识了Briton Hadden，1923年两人创立了时代周刊。1929年，Hadden去世后，Luce独自在时代掌舵，并且在1930年创立了Fortune，1934年创立了Life, 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新闻大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Luce成为美国China Lobby中最重要的一员，时代多次发表文章，强烈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军事经济援助，甚至直接参战。蒋介石曾经称Henry Luce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而Luce对改信基督教的蒋介石也特别崇拜，1941年发文称蒋介石是过去250年中国最伟大的领袖，1943年宋美龄访美，筹集到大量的募捐，而且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抗战军队的好感。Luce不仅承担了宋美龄所有的费用，而且他所控制的刊物为宋美龄访美特别造势，为访问的成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抗战结束，中国内战爆发后，Luce仍然是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最重要的鼓吹者。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Luce成为China Lobby的最重要的一员。China Lobby的中坚力量是当年到中国传教士所代表的evangelical 基督徒，一直到70年代初，China Lobby的力量都成功的阻止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回到1940年和钱伯斯。Henry Luce喜欢每过一段时间就亲自编辑一期自己控制的刊物。这年2月，他读到了钱伯斯所写的电影《愤怒的葡萄》的评论。钱伯斯对左翼文学界特别推崇的描写劳动人民的Steinbeck原作小说非常反感，称它为“夸张，宣传，虚假的悲伤”，但是他对John Ford导演的电影却评价很高，是“grand simple saga of an authentic US farming family who lose their land. They wander, they suffer, but they endure. They are never quite defeated, and their survival is itself a triumph.”

“谁写的愤怒的葡萄的电影评论？”Luce 在编辑会议上追问，“这是时代杂志刊登过的最好的电影评论”，很快，钱伯斯成为了时代编辑会议的一员，Luce也经常邀请钱伯斯在休息时间，到他的办公室里喝咖啡，畅谈国际政治。Luce的政治观点包括3个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大企业和共和党，他对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则很敌视，但是时代绝大多数编辑和作者却是自由派，Luce对这些分歧却能够容忍，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Goddam Republicans can’t write”在钱伯斯，Luce终于找到了一个政治观点和自己志同道合，而文章却写得非常好的一个手下。钱伯斯一生都保留了从布尔什维克那儿带来的对大企业的鄙视，但是随着他的政治立场不断向右转，他对罗斯福新政越来越没有好感。而在这时钱伯斯也再次发现了基督教对他人生的意义，1940年九月他在受洗，1941年底读到17世纪Quakers（教友派）的创立者，George Fox的著作，非常受到感动，不久全家人都加入了Quakers 。到1942年，钱伯斯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关于宗教和政治的哲学，在这套哲学里，是信仰上帝还是信仰人本身力量是现代社会人精神信仰危机的根源，钱伯斯拒绝了现代自由主义人类完全掌控自己命运的思想，在他看来，这种拒绝宗教，尤其是圣经指引的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源。10年之后，钱伯斯的自传Witness里，这套哲学占了很重要的位置，而这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Luce后来称钱伯斯是时代周刊最好的作者，钱伯斯的责任也随之不断加重。钱伯斯最想被调到国际新闻部，但是由于他的政治观点，遭到其他编辑的反对，暂时没有实现。1940年，钱伯斯的工资升为7500美元。1942年，随着Thomas Matthews的升职，钱伯斯成为书评部的总编辑，工资也升为1万美元。到1948年，希斯案爆发前，钱伯斯的收入达到了3万美元。随着收入的增加，钱伯斯一家在马里兰的Pipe Creek购买了一个115英亩的农场，每周的工作日钱伯斯和母亲Laha住在纽约，而周末则回到农场和Esther，孩子团聚，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收入的增加，钱伯斯不断的买地，农场的面积达到了300英亩。

1944年，德国败势已定，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苏联战后的意图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时代在欧洲的记者目睹了苏联红军英勇作战和巨大牺牲，很自然对苏联产生好感，发回来的报道对苏联一片颂歌。驻莫斯科记者Richard Lauterbach在苏联官方的资助下，考察了好几个苏联内部城市，他写道，人们在建设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在Omsk年轻的工人伴随着俄罗斯和美国的爵士乐，把工厂打扫的一尘不染。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就像是Jim Farley（罗斯福的亲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特别健谈，而且和蔼可亲。驻罗马尼亚的记者的报道则是，对苏联来说，没有任何愿望干预东欧国家的内部政策，驻芬兰的记者则报道苏联所希望的就是一个独立友好的芬兰。

尽管Luce对共产主义很仇视，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尤其是美国参战，美苏成为盟友后，时代对苏联的报道还是很正面，但是随着战争结束的临近，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意图的怀疑越来越深，1944年夏，Luce不顾其他人的反对，任命钱伯斯为国际新闻部的主编。

钱伯斯编辑的第一期杂志于1944年8月7日发行，打开这期杂志，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国际新闻部翻天覆地的变化，封面文章”Mission to Moscow ”由钱伯斯亲自撰写，分析预测波兰的战后命运，钱伯斯的结论是波兰的临时政府其实是苏联指挥下的一个傀儡政权，是为接下来苏联的长久统治的一个过渡，而且这也是其它东欧国家战后所面临的命运。

时代在国外的记者包括钱伯斯在编辑部的手下很快就对国际新闻部的变化发出了强烈的反应，时代发出的文章同记者从当地发回来的报道似乎没有任何关系，既然纽约得编辑总部对他们发回的稿件完全无视的话，还要他们这些记者干什么呢？当钱伯斯被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他有更可靠的消息来源。事实上，钱伯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来源，他所依靠的是作为10几年共产党员对苏联和斯大林意图的直觉。当然后来局势发展表明，他的直觉基本上是正确的。

时代周刊国际新闻部内的争吵，在中国问题上达到了白热化。任美军驻华总司令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是个中国通，中文非常流利，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一开始就不融洽。他住在重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非常了解，而他对延安共产党军的质量和作战能力则评价很高，希望蒋介石停止同共军的军事冲突，集中注意力对付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着眼点不同，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能够在中国组织反攻，支援在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而对蒋介石来说，更重要的是保存扩大实力，限制共军的发展，在抗战胜利后同共产党的争夺中占领有利地位。1944年，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关系破裂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史迪威要求中国战场军队的单独指挥权，取得了罗斯福的同意，由于这时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完全依靠美国政府贷款维持，蒋介石被迫接受，但是要求罗斯福撤换史迪威，10月份史迪威被解职，被召回华盛顿。现代历史学家在蒋介石和史迪威冲突这个问题上对两个人的评价都不怎么样。

这时时代驻重庆的记者是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White 出生于1915年，1939年曾潜伏到日本占领区，向时代发回了日军在山西血腥屠杀平民的目击报道，这时普遍被认为是最好的外国驻华记者。White一开始对蒋介石评价还很高，但是1943年，他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到河南农村，目睹大饥荒造成饥民的惨况，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对国民党政府很失望。加上回到重庆后在和史迪威接触及影响下，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变得很负面。他是第一个得到史迪威被解职消息的记者，很快就写了一篇报道，详细叙述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冲突，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腐败无能，并且对在延安的共产党政权提出了一定的期望。为了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的稿子随史迪威的飞机到达华盛顿，转到了时代编辑部。

史迪威被解职立刻作为封面新闻在时代杂志发表。新闻评论的题目是《危机》，由钱伯斯亲自撰写。钱伯斯很早以前就对中国的政治很感兴趣，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同White完全相反，在他的描述里，蒋介石是个林肯式的人物，尽管在美国盟友的破坏干扰下，仍然努力将一个分裂的国家组织在一起。钱伯斯尤其指责美国政府迫使国民党政府同延安共产党接触合作的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严重低估了共产党势力扩大带来的极大危险。而一旦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她和苏联力量合在一起，会对美国未来的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收到这一期时代杂志后，在重庆的White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立刻发回了45页的文章对钱伯斯进行反驳，其中心的观点是，在中国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美国意义上的民主不感兴趣。而美国的利益在于寻求能够帮助最好的对抗日本的伙伴。两人的争吵最终得由Luce进行仲决。我前面说了，Luce对蒋介石很崇拜，这时很自然站到了钱伯斯一边。1945年White从时代辞职，出版了一本书，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翻译是惊雷），很快成了畅销书，总共销售了45万册。White也赚了一大笔钱。最终，White和Luce和好，但他和钱伯斯始终是仇敌。

后来钱伯斯和White都认为历史证明了他们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对White来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内战失败，对钱伯斯来说，取而代之的共产党政权并不是什么天使，而是极权主义政权。两个人的争论可以被看作后来的“谁丢掉了中国？”问题争论的预演。

1945年1月，感受到驻外记者对钱伯斯的严重不满情绪，Luce向时代驻各国记者主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没有一个记者支持钱伯斯主编的工作，对他工作的形容包括歪曲，夸大事实，极端不公正，甚至有的形容其为恶毒。但是这些记者的不满丝毫没有动摇Luce对钱伯斯的信心。钱伯斯仍然是时代国际新闻部的主编。作为对记者的让步，时代增加了国际新闻的副刊，凡是钱伯斯弃置不用的稿件在副刊上发表。

1945年二月，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面，商讨战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战后重建问题。3月1日，病入膏肓的罗斯福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总结三巨头的会谈成果。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合作态度提出赞扬。苏联同意不向战后的德国提出过高的赔偿要求，同意美国的”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同意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苏联只要求增加两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不是以前要求的每个加盟共和国一票的16票。同时尽管苏联拒绝放弃对占领的东欧各国以及东德的军事控制，斯大林同意在波兰等国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以决定它们战后的政府。

罗斯福的演说在美国的公众中收到了很好的反应，很多报纸发表文章，对美苏维持战时的同盟，一同重建战后和平表示信心和希望。但是钱伯斯的看法却截然不同，3月5日，他不顾时代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文章，”The Ghosts on the Roof”。整篇文章以寓言的形式写成，题目中的幽灵是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钱伯斯的叙述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是俄国从彼得大帝开始，向欧洲扩张的梦想的延续。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各国很快就会完全处于苏联铁腕的控制下。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也会不断加强。而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很大一部分区域，随着苏联加入对日本的战争，中国东北，蒙古，内蒙，朝鲜等都会沦为苏联的势力。在解决掉蒋介石政府后，苏联就会瞄向伊朗和土耳其，进一步控制中东地区。

“The Ghosts on the Roof”发表后立刻激起了强烈的反应，时代驻莫斯科的记者John Hersey费了很大力，约定的对苏联政府要员关于雅尔塔会议的采访马上遭到取消。在美国，时代收到了大量愤怒的读者来信，谴责钱伯斯的文章威胁了战后的和平，而钱伯斯在时代的同事，尽管很多对文章的文笔很欣赏，但是绝大多数的意见认为他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已经让他对国际事务的判断完全失去了理性。而钱伯斯由于过去几年的劳累工作，身体也很不好，对于时代内部对他的指责也觉得心灰意冷，不久就辞去国际新闻部主编的职务，回到书评部担任主编。

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很快就验证了钱伯斯的判断。不久罗斯福政府就向斯大林私下抗议苏联没有在波兰履行自由选举的承诺，拒绝西方的观察员入境。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美国对苏政策开始转向。1946年2月，斯大林发表少有的公开讲话，宣布在五年计划里大量扩张军备，来面对同西方不可避免的军事对抗。这一讲话即使在美国的自由派那里也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3月，在Fulton, Missouri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同时在莫斯科的George Kennan完成了有名的发给国务院的“long telegram”，同钱伯斯一样，Kennan从俄国历代沙皇对外扩张的角度看待斯大林，认为美国不要期待能同苏联和平共处。而在中国，由马歇尔斡旋的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接下来的几年，随着北约华约的建立，冷战的国际秩序已经建立。1948年1月，时代重新刊登了The Ghosts on the Roof，仅仅3年之后，钱伯斯的文章就变成了正统观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必须坚定对抗的看法，在保守派和自由派那里都已经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