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艰不拆讲笑话 -- 骨头龙

比如一开头，

这么活灵活现的。。。仿佛纪录片儿似的。。。只有头脑非常不设防，非常不谨慎，非常轻佻的人，才会对这样的揭秘真相，感兴趣。。。。甚至满怀欣喜地信以为真。。。。

这实际上跟农村里面，耳闻口传造谣人家是破鞋一样的。。。

虽然我从来不觉得马克思有没有私生子有什么好重要的，

但就事实而论，目前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这个私生子是马克思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到处流传，究竟是个什么目的，八卦竟成信史，实在让人看不过去。

下面是卢刚的一篇文字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601/106109.html

马克思家的女仆海伦·德穆特(又名“琳蘅”)在1851年曾经生过一个男孩，取名弗里德里希·德穆特(昵称“弗雷迪”)。虽然琳蘅是非婚生子，但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苏联和中国学术界后来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时候，曾经明确注明，弗雷迪是琳蘅的儿子。直到1962年荷兰学者布卢门贝格公布了恩格斯的女秘书路易莎·弗赖贝格尔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弗雷迪的生父其实是马克思，此后，西方历史学者就致力于寻找关于此事的更多史料，不仅挖出了弗雷迪的出生证明[②]，而且还在马克思和燕妮的相关通信和回忆录中找到一些所谓的“蛛丝马迹”。最后，集所有证据之大成的麦克莱伦，在其号称“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献之一”的《马克思传》中宣布，路易莎信件的真实性是“公认的无可置疑的”，马克思的确是弗雷迪的生父。国内网络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酵，有文章甚至声称马克思把女仆当成性奴，又称马克思的女儿女婿都因为发现这一真相而崩溃自杀。此类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在历史虚无主义肆虐的当下，挖掘革命人物的私生活大行其道，很多革命先烈纷纷“躺枪”，但更充分的史料证明，这些野史和道听途说往往靠不住。马克思当然是人不是神，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从神还原成人，而不是像部分网络舆论那样把马克思从人变成魔鬼。历史研究的结论能否站得住脚，关键要看史料证据是否充分，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

　　一、关于马克思私生子传闻的“证据”

　　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被誉为英语世界最权威的马克思生平和思想研究文献，在关于“马克思私生子传闻”问题上搜罗的证据也最为全面。但是，即便这部著作也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作者依靠的主要是以下两类旁证：一是恩格斯的女秘书路易莎·弗赖贝格尔的一封信;二是在私生子出生前后，马克思抱怨某种谣言的几封信件和燕妮的相关类似回忆。

　　路易莎的信，是指她于1898年9月2日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儿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致内容如下：恩格斯在临死之际承认，马克思和女仆琳蘅有一个名叫“弗雷迪”的私生子，而恩格斯为了帮助马克思避免一场家庭危机，出面声称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在去世之前，恩格斯觉得继续隐瞒这一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于是将真相公布于众。路易莎在信里说，她曾经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于私生子的通信，不过这些信后来又被恩格斯毁掉了。路易莎还声称，知道私生子真相还有爱琳娜、穆尔、弗赖贝格尔、列斯纳和普芬德等五个人。[③]为了增加这件事情的可信性，路易莎还透露，她曾在恩格斯家中见过弗雷迪来看望琳蘅，而且每次都不走前门，而是从厨房进来。而当路易莎进屋的时候，弗雷迪还是不走，这让路易莎认为弗雷迪有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④]。

　　“私生子”的出生日期是1851年6月23日，在这段时期，马克思和燕妮的相关通信中曾有一些抱怨社会谣言的内容，这些谣言被认为和私生子弗雷迪的出生有密切关系。马克思在1851年8月2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中，曾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难以置信的”[⑤]。另外，燕妮在回忆录中很含糊地提到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1851年春末夏初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不想详细谈，虽然这件事增加了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担忧”[⑥]。但是，由于这些信件都无法直接证明马克思和弗雷迪的父子关系，麦克莱伦作出一个判断，“这件事情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留存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也正因如此，在弗雷迪出生前后的两周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记录出现了相当罕见的空缺[⑦]。

　　二、路易莎的信靠谱吗?

　　路易莎的信，是为马克思私生子事件“定案”的主要证据，这封信于1962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被发现，信件的副本现在还藏在该研究所的档案馆里。

　　路易莎空口无凭，她的说法能否取信于人，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她能否出示马恩之间关于私生子的通信，这是关键物证;第二，她能否举出除她之外的其他人证。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要采信路易莎的说法，也必须面对以上两个问题。

　　关于马恩之间商量私生子问题的通信，路易莎一边说自己曾见过那封信，一边又说这封信已经被恩格斯销毁了。这种说法存在颇多疑点。

　　按照路易莎的说法，马恩之间关于私生子的通信，是在弗雷迪出生前后，也就是1851年。而路易莎来到恩格斯家担任女秘书是在1890年，前后相差将近四十年。如果马克思真的给恩格斯写过这样一封信，出于保密的考虑，恩格斯会及时销毁这封信，四十年以后才到恩格斯家里来的路易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见到这封信。

　　当然，如果恩格斯为了以后能自证清白，也有可能把这个关键证据留在自己手中。以常理推断，既然恩格斯已经把这个证据保存了四十年之久，想必是在等待关键时刻公布这个证据。路易莎告诉我们，恩格斯临死前公布了私生子的身世，但包括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内的很多人却根本不相信。这正是公布这个关键证据的最佳时机。但是当路易莎故事的读者们望眼欲穿，期待恩格斯能公布信件、平服人心的时候，路易莎轻飘飘一句“信已经被将军销毁了”，将正要迎来高潮的故事匆匆煞尾。

　　既然无法出示关键的物证，路易莎又给出一批“人证”。路易莎说，知道马克思有个私生子的人另外还有：爱琳娜、穆尔、弗赖贝格尔、列斯纳和普芬德。

　　在1898年9月路易莎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列举的这些人证里面，普芬德早在1876年去世，爱琳娜则于1898年初自杀身亡，可谓死无对证。剩下只有穆尔、弗赖贝格尔和列斯纳。弗赖贝格尔是路易莎的现任丈夫，不管弗赖贝格尔有无这方面的回忆材料留传下来，都需要谨慎对待。而且，至今为止，除了路易莎这封信，没有任何材料说明，穆尔和列斯纳曾经在恩格斯去世之际涉入私生子事件。

　　此外，在路易莎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和恩格斯逝世关系很密切的人物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就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与路易莎和穆尔一样，伯恩施坦也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之一。但在路易莎讲的私生子故事里面，有穆尔，有她自己，却唯独少了伯恩施坦。如果恩格斯去世之前确实曾公布私生子真相的话，作为三个遗嘱执行人之一，伯恩施坦没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在路易莎的故事里却根本没有出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倍倍尔在收到路易莎的来信后，仍要就此事询问伯恩施坦的原因。而伯恩施坦在回复倍倍尔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否认了路易莎讲的故事[⑧]。

　　此外，麦克莱伦在其《马克思传》中还引用了路易莎的一个说法，即弗雷迪每周定期去看望琳蘅，每次不走前门，只从厨房进;而当路易莎进屋的时候，弗雷迪仍是不走，这让路易莎相信弗雷迪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这段引文也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麦克莱伦的这段引文，在最早公布路易莎信件的布卢门贝格的《卡尔·马克思(插图传记)》一书中，并没有出现。这段引文究竟是否是路易莎信件中的内容，还很难说。其次，假如这段话是麦克莱伦转引自其他著作，路易莎信中确有这番言词的话，那说明路易莎信件的真实性更值得怀疑。

　　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琳蘅搬到恩格斯家，为其照料家务一直到1890年去世。所谓弗雷迪定期来看望自己母亲的时间，应该是1883年到1890年之间。同时，路易莎和第一任丈夫考茨基也确实于1885-1888年在伦敦住过三年。但是，路易莎并不经常去恩格斯家，而且，即便去路易莎每次也都是和考茨基在一起。如果路易莎在恩格斯家里能经常看到弗雷迪的话，考茨基应该也能注意到。然而，考茨基在听说前妻讲的这个故事之后，认为这“完全是异想天开”(wholly improbable)[⑨]。

　　路易莎有段时间确曾长住在恩格斯家中，但路易莎之所以来到恩格斯家，是为了接替之前去世的琳蘅的工作。琳蘅都去世了，路易莎根本不可能在恩格斯家里，看到这出“弗雷迪探母”的好戏。

　　很明显，路易莎编造了一个拙劣的故事。当事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德国学者格姆科夫认为，现有的材料已经足够终结关于马克思私生子的无聊争论[⑩]。英国著名作家、《爱琳娜·马克思》的作者伊冯娜·卡普认为，路易莎的信“其中不少是捏造的”，并将其看做是“高度幻想的产物”(high fantasy)[11]。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漏洞百出、既无物证、又无人证，同时反面证据又相当强大的“高度幻想的产物”，在被幻想出来之后，其可信性竟然被全世界无数的马克思传记作家们，包括麦克莱伦，认为是“公认的无可置疑的”[12]。

　　三、所谓的“书信审查”

　　麦克莱伦曾经质疑，有关马克思家庭的材料都经过严格的审查，与私生子相关的信件都被删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记录，在弗雷迪出生前后，即1851年6月23日前后的两周时间里，有着明显的空缺。这些空缺的信件很可能与私生子事件有关。其实，只要仔细阅读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就会明白为什么通信记录会出现“相当罕见的空缺”。

　　1851年6月3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给伦敦的马克思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如果不发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来伦敦”[13]。因为6月3日是星期二，那么恩格斯到达伦敦的时间应该是6月7日。另据同年6月19日恩格斯写给魏德迈的信，“鲁普斯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14]。由此可以推知，大概从6月7日到19日，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待在一起。两个待在一起的人，是没有必要通信的，这是常识。另外，现有的马恩通信集显示，恩格斯在回到曼彻斯特后，也写了信给马克思。因此，以马恩两人通信的空缺而断定存在“书信审查”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喜欢通过书信交流，但不代表两个人每天都要通信。作为流亡伦敦的革命家，马克思一直是普鲁士警方通缉的对象，他的住所也是警察暗探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马克思很多涉及革命事宜的信件，需要及时销毁，以防备搜查。而且，就在1851年5月10日——弗雷迪出生的前一个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特使诺特荣克在莱比锡火车站被捕，同盟的重要文件泄露，普鲁士警方开始大肆逮捕同盟会员[15]。这个事件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销毁这个时间段内的相关信件。如果再考虑到马克思的信件和手稿在后世几经流转，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劫往德国，那么马恩的通信记录在某些时间段内出现空白，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

　　即使马克思家庭留存下来的资料被删减，马克思的家庭信息还会通过另外一个渠道流传出来，那就是紧盯着马克思一家的警察暗探们的书面报告。这些材料应该是不会被删减的。

　　在马克思流亡伦敦期间，普鲁士、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等国的情报机构，一直没有中断对马克思一家的监视。密探们对马克思家庭情况的监视记录，要么已经结集出版，比如1855年在德累斯顿出版的《德国政治警察通报(1848年1月1日至今)。警官手册》;要么藏在德国的档案馆里，比如梅泽堡德国中央第二档案馆、波茨坦国家档案馆。到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警察也默许了法国间谍在伦敦的频繁活动。法国国家安全局更是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编号为BA/1175的专门档案[16]。

　　德国学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经过几十年国际性的研究工作，从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苏联的私人和官方档案中找到了这些材料，并结集出版。但是，在这些堆积如山的档案中，并没有所谓马克思和琳蘅偷情产子的报告。

　　如果说马克思的信件被人为删减，而密探们由于无能而没有掌握这一方面的情况，那马克思后人们的通信和相关回忆录都是留下来的，这些资料能否解开弗雷迪的身世之谜呢?马克思女儿们的家书，由马克思长女的孙子马赛尔—沙尔·龙格赠送给法国著名学者爱弥儿·博蒂格利。这些信件在1982年由英国多伊奇出版社结集出版。

　　从马克思女儿们的家书中得知，弗雷迪的生活境况一直不好。她们对弗雷迪的身世也表示同情，但仅仅是指弗雷迪是琳蘅的儿子这一点而言的。在拿到恩格斯的遗赠后，劳拉和爱琳娜曾经商量每个人出30英镑接济弗雷迪[17]。按照路易莎的说法，爱琳娜知道弗雷迪是马克思和琳蘅的儿子后，情绪异常激动。但从此后爱琳娜给家人和给弗雷迪的信中，看不出爱琳娜对弗雷迪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劳拉和爱琳娜把弗雷迪看做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换言之，弗雷迪的生父之谜在马克思女儿的家书中找不到任何线索。

　　在马克思私生子问题上，国内出版界的审查也并没有外界想象地那么严格。早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中，全集的编者就在“人名索引”中注明弗雷迪是琳蘅的儿子。早在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翻译成中文之前，国内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传记著作，就已经出现马克思私生子的传闻。比如，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女儿家书》和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发表的信札》，还有1993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彼德斯《红色燕妮：马克思夫人的一生》一书。

　　总而言之，麦克莱伦质疑马恩通信被删减的说法，基本不能成立。而且国内出版界对马克思私生子的故事，也并非严厉禁止。

　　四、结论

　　在1962年路易莎的信件被公布以前，琳蘅有个名叫弗雷迪的儿子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除了路易莎也没有人认为弗雷迪的生父就是马克思。但是，路易莎的信问世之后，她讲述的这个“高度幻想”的故事很快就被“严肃的”马克思传记作家所接受。为了附和路易莎的故事，许多所谓的线索和证据被挖掘出来，但其牵强附会性之高，不由得令人怀疑这些学者的学术严谨性何在。

　　至于路易莎为什么写这样一封信，目前还没有充足的史料能够揭示原因。在人类社会史中，无数的案例证明，私生子的突然出现经常是和财产继承纠纷有关。路易莎和爱琳娜都是恩格斯遗产的受益人，而且在马克思手稿去向问题上，她们两人曾经有过很深的矛盾和纠葛。路易莎之所以在1898年写信告诉倍倍尔关于私生子弗雷迪的身世问题，是因为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正在处理艾威林(爱琳娜的丈夫)的遗产，而这时琳蘅的儿子弗雷迪找上门来，声称艾威林曾欠了自己很多钱，要求倍倍尔和伯恩施坦把艾威林的遗产首先用以清偿自己的债务。艾威林生前债台高筑，死后遗产分割问题令倍倍尔和伯恩斯坦头疼不已。这个时候路易莎一封“爆料信”，更是让弗雷迪和艾威林的财产纠纷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是，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并没有采信路易莎的说法，而且拒绝了弗雷迪的要求[18]。路易莎在1898年就此事表过一次态之后，一直到她1950年去世，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

　　据伯恩施坦推断，弗雷迪的生父另有其人，而且这个人并不被这个家庭所欢迎。英国的卡弗教授曾经怀疑私生子的真正父亲是奥古斯特·维利希，并引用了燕妮一封怀疑维利希偷偷摸摸出入自己家中的信件作为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斌研究员从那一时期马恩之间的通信以及燕妮的附笔中推断[19]，当时与马克思一家走得非常近、曾在马克思离家之际给予燕妮很大帮助的康拉德·施拉姆最有可能是弗雷迪的生父。但此事疑云重重，就像不能因为路易莎的信就认定马克思是弗雷迪的生父一样，也不能因为燕妮的猜疑或几封没有明确指向的书信而断定是其他人干的好事。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究竟有无私生子都不能丝毫减损他在理论上的伟大建树。但如今中外造谣污蔑马克思的言论甚嚣尘上，也不得不引起警惕。马克思自己对待谣言可以毫不在意，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却不可随波逐流一起轻信这一不确定的重要信息。1853年，在一封为马克思辟谣的公开信中，魏德迈、克鲁斯和雅可比曾愤激地说：如果德国工人政党允许一切混蛋诽谤像马克思这样一个不仅为了党贡献了毕生的劳动而且牺牲了地位、财产和全家安宁的人，那么这个党应当受到每个人的审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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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姓XI。 大多数情况下，老外会主动问我这个姓怎么发音。有一次被直接叫“X”。“I”。还有一次面试的时候，我的面试官叫我“Eleven“ （罗马数字XI，11），然后又不太好意思地问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