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印度会崛起吗？（上） -- 晨枫

“由于尼赫鲁的高潮政治技巧”

输入法问题……

以前太小气了，光看文章，舍不得宝推。

这次宝推，真诚欢迎晨大回来

根据中国经验，落后国家要崛起，需要三个要素：

1、 朝野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

3、 需要一场文化深层的大革命

落后国家一般都不缺危机感，但是否强烈到“穷则思变”的程度，就不一定了。尤其重要的是，危机感和变革要求不能只存在于高瞻远瞩的精英阶层，而普通民众继续浑浑噩噩。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精英和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民众之间的脱节是很多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中国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落后不是一时一事导致的，而是经年累月形成的，要改变也异常困难，有时候外界的强刺激是必须的。鸦片战争把中国的落后本质打出了原形，但八年抗战才真正把中国人打醒了，再不发奋自强，就要亡国灭种了。

印度缺乏这样的外界强刺激。印度人不把英国殖民地时代看作亡国灭种，事实上英国才是“塑造”现代印度的推手，在英属印度之前，现在版图的印度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完整国家，不管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印度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血腥的道路，但惨烈程度还是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不能比。独立后的印度四处逢源，这是印度的福音，也是祸水，因为这极大地降低了印度的危机感和改革愿望，从英属印度全盘接过的适合工业文明的法制、政制与农业甚至半奴隶时代的社会现实脱节，原本为保护弱小而设计的法制体系反过来保护了落后，滋长法律上的“死磕主义”，影响了印度的发展。

就印度现实而言，经济、社会改造的负担繁重，但印度继续把宝贵资源投入军备竞赛，浪费时间，浪费资源。实际上，印度太需要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了。印度的军力足够抵御来自巴基斯坦的一切可能的威胁，只要印度放下陈腐心态，与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寻求互相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坚持不切实际的要求，印度是有条件缩减军备的。中国无意入侵印度，如果不是印度在边境上搞事，再打一场1962年的自卫反击战都没有可能，中国在西藏边境只有少量部队就是证明。相比之下，邓小平“百万大裁军”的时候，中美正打得火热，美国要“联中抗苏”，而苏军还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国依然在对未来和战大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毅然决然地大裁军。中国在80年代的“军队为经济建设让路”在很多具体方面（尤其是研发了一半的军工项目）上造成很多损失，影响至今还在，但这是绝对必要的，得益远远超过损失。这提供了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的部分经济基础，也使得日后重新启动、加速发展包括军工在内的研发项目有了条件。当年硬撑下去的话，结果不是鸡飞蛋打的话，就是继续温水煮青蛙，慢性自杀。

印度教主导对印度的民族心态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印度教强调转世和永恒、宇宙和无穷，作为宗教，这当然有其哲理和魅力。印度教作为佛教的源泉，甚至影响中国。但作为社会主流心态，不免过于消极。种姓制度的核心更是强调安心现实、努力修行、等待来世。不光低种姓的人有“升级”问题，高种姓的人也有升入天界的问题。这在心态上就阻断了上升通道。愿望都没有了，何来行动？时间对于印度教来说是相对的，不存在紧迫感这样的事情。LCA到“光辉”战斗机可以30年研发还不能爽快量产，“阿琼”坦克可以30年搞不定Mk1而直接跳到Mk2接着搞30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样的印度版相对论的影响。但世界不等人，你不紧迫，不等于别人也不紧迫。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从搞不定歼8II到推出歼20，从还在59坦的圈子里打转转到俄罗斯坦克竞赛不许99A参加（“不公平优势”），且不说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的高铁和各种碾压行业。

印度的种姓制度在理论上早已废除了，在实际上影响犹存。精英阶层以高种姓为主，普罗大众中则低种姓居多，这还不算大量“不入流”的贱民。印度版的“两少一宽”政策实行多年，成效有限，但导致不少高种姓阶层流向海外，美英加的印度裔精英中不乏这样的。比如说，我女儿医学院班上的印度同学至少一半是婆罗门，这之下还有三个种姓阶层呢，外加贱民。

高种姓的印度人习惯于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他们受教育好，有远见，早就看到印度需要改革了。从尼赫鲁的有声有色，到拉吉夫?甘地的科技兴邦，到瓦杰帕伊的“印度闪光”，到莫迪的“印度制造”，各人的重点不同，但振兴印度的意图是一样的。应该说，很多设想不乏道理，问题是政府或者执政党的执行力。

任何理念或者构想都需要执行力才能实现。比如说，在课堂上，老师不仅要讲授有益有趣的内容，使用正确的方法，还要有足够的课堂控制能力才行，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要保持足够的课堂纪律，否则什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是空的。工业发展、项目推进、政策实施，无不如此。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尤其重要。政策鲜有完美的，但即使不完美，只要大方向正确，有效的执行总还是能把国家向前推进的。最怕就是完美的政策遇到低效的执行，甚至被大量无用功而彻底抵消，那就原地踏步了。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政府政策的执行力来自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和效率。西方国家的政府理念是：公务员只效忠国家，超越党派。西方国家如何形成这样的政府和公务员队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政府的公信力和效率不能保证，执行力常来自具有高度纪律、高度凝聚力的政党，或者军队（对于军政府的情况），政府机构只是执行力的壳。在中国，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起到这个作用。不管党内腐败、任人唯亲问题有多大（这些正在反腐和整党中得到纠正），完整、有效的党组织依然是中国政府执政力最可靠的保证，也是党政分离、党军分离的困难所在。

印度的情况则是：既缺乏超越党派而具有高度公信力和效率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队伍，又缺乏能起到执政力核心作用的政党架构。多党竞选实际上在根本上否决了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力结构，但在某种意义上，精干、高效、以共同理念、目标和行为方式为凝聚力的政党才是散漫、落后的国家所需要的政治架构，但这不仅是一个大话题，也是高度敏感甚至政治不正确的话题。

印度的种姓制度加剧了执政力的挑战。印度经营或许不乏高瞻远瞩之辈，但他们习惯于指点方向，并不屑于身体力行。印度精英的这个特点在欧美也很显著。学术界本来就是坐而论道的，无所谓身体力行，成功的印度教授比比皆是，实际上，民国时代成功的海外华人也大多是这样的。在实业界，成功的印度人士大多投身管理，不管是中管、高管、项目管理，这些“领导岗位”是印度人最孜孜以求的，而潜心“搞技术”、安于当“技术大拿”的并不多。即使在R&D机构里，也喜欢追求团队领导的位置。他们善于、乐于滔滔不绝地用PPT阐述远大构想和时间点，但对于具体的事情，则乐于、善于“交给具体专家去做”。相比之下，中国人或许有不少抱怨玻璃天花板挡住升迁道路的，但也有不少安心于搞技术的，对于具体事情乐此不疲。中国历史上的动荡可能反而促成了知识分子“技不压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科技救国”、“医卫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空军救国”等很具体的思路，而远离政治。当然，欧美公司里，技术等级较高的专家在待遇上接近中管，硅谷等地方的顶级技术专家在待遇上甚至堪比不小的公司的高管，这也是这些专家安心搞技术的客观保障。

然而，欧美印度精英与欧美现实倒是吻合得不错。印度精英的特点是善思辨、有远见，提出的见解和构思很高大上。发达的欧美具有完整的科技基础和工业体系，具有运转有效的官僚机制作为社会保障，所以执行力不是问题。但把他们空降到印度，执行力问题立刻爆发，所以欧美印度精英回到印度就可以使得印度如何如何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

回到印度，印度的空降政治架构与印度社会实际不相符合，但又不具备以政党为核心的执政架构的条件。尼赫鲁和莫迪的厉害之处就是利用某种共同政治理念，打造了一个超越政党组织的虚拟政党（或者说统一战线），形成较强的执政力。尼赫鲁是世俗主义，莫迪是印度教，前者试图遍及最大的人口基础，后者试图集中在最可靠的人口基础，各有好处，也各有局限。尼赫鲁主义的成功取决于印度的文化革命，要成功消除族群、宗教差异，这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理念的“进步政治”，但事实证明这很难。莫迪主义的成功取决于打造“印度教的印度”，这在占大多数的印度教人口中相对较容易实现，问题是印度的非印度教人口巨大，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族群割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遍及所有人的时候，矛盾还容易压下去，到发展不均衡暴露出来的时候，矛盾就容易爆发。印度政治将在尼赫鲁主义和莫迪主义之间摇摆，加上超党派但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的缺失，印度政府的政策执政力将成为长期挑战。

人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积贫积弱，必有深层的文化原因。鸦片战争打掉了中国人的自我陶醉，抗日战争则打出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打碎了种种传统和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和中国起飞在80-90年代得以启动不是偶然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到了帝国主义的大炮轰上门来的时候，无疑也已经积弊深重。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但十年文革才完成了五四运动开始的文化层面的革命（历史事件名称和政治概念近似重名，或许老毛当年是有意的）。文革评价是一个巨大的话题，文革是惨烈的，在个人层面上造成了非常多的悲剧。文革本身也只做到打碎旧世界，没有做到建立新世界。但文革使得背满包袱的中国文化归零重启，使得对中国文化大浪淘沙成为可能，使中国有一个打碎陈规、重新检视、继往开来的机会，这是按部就班的渐进改革不容易做到的。与此相似的还有土地改革、工商改革等，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层面的革命打破了阶级固化和思维定势，在民族心态上解放思想，建立积极而不莽撞、乐观而不乏紧迫感、进取同时追求公平、自强而不傲慢的文化，打通上升通道，调动全民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历史上的中国与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民国时代留洋人士功成名就的比例可能比现在还高，但“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坐而论道”使得他们的学识与中国现实脱节，老毛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打破中国精英与现实脱节的死结的有效做法，这一传统延续到现在，使得人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不忘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不是食洋不化。

对于印度来说，缺乏外来的强刺激，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缺乏文化的深层革命，在政制上食洋不化，这一切使得印度崛起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这与“小看”印度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印度“错过了xx革命所以永世不得翻身”，类似的说法在胡耀邦、赵紫阳时代就很流行，当然那时说的是中国，而赶上末班车的是日本和四小龙。

那么，印度会崛起吗？解决了紧迫感、执行力和文化革命的问题后，会的。但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