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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0）/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1）

　　【接前】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这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毛泽东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毛泽东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据说，彭真在生前曾透露说：“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关于这件事的原因，我不能讲。”

　　尽管胡乔木和彭真的说法有差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毛泽东最初花费九个月时间，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出来的《评/海瑞罢官》，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目的，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这种看法显然是把历史简单化和戏剧化了。

　　胡乔木和彭真鉴于他们的身份和利害关系，不便向我们透露更多的细节。但通过历史事件的推理考证，我们还是能分析出毛泽东搞《评/海瑞罢官》的最初想法和最初的战略部署。这里我们先说一下结论，之后再慢慢分析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这个结论是：毛泽东最初打倒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原计划于1966年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党内斗争的形式，撤销刘少奇以及刘少奇派重要人物的职权，毛泽东重新回到党中央一线领导岗位。由于彭真和刘少奇的抵制，使毛泽东无法再使用党内斗争的形式。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计划，把原计划的党内斗争，扩大化为一场全民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在1956年召开“八大”之后，原先预订在五年后的1961年召开“九大”，但是因为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九大”就延迟到十年后的1966年召开。从历史的过去到现在的今天，中共每次代表大会，都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所以这次本应该在1966年召开“九大”上，中共“三巨头”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要面临权力的再分配。

　　假如毛泽东没有发动文革，中共1966年在“稳定团结”的氛围下召开“九大”，会有什么权力再分配的结果呢？当时一般的预测都是：最大的输家肯定是毛泽东，最大的赢家肯定是刘少奇，周恩来大概能保持不赢不输。毛泽东将不得不让出“党主席”的宝座给刘少奇，在“名誉主席”的光荣名誉之下，退出政界，安享天年。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列宁之所以比斯大林名声好，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列宁去世早。如果列宁再多活二十年，就要多犯二十年的错误，到那时列宁的名声，说不定还不如斯大林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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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1）/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2）

　　【接前】如果1966年毛泽东真的退出政界，不再干事情了，当然也就不再会犯错误了，更不用担心会有人骂他。那样的话，毛泽东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成为名垂青史的“功成身退”伟人，成为只有功绩，没有错误的完人，被后人供在庙里，永世享受人间烟火。

　　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既然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就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已经出击了。他把这一炮打向刘少奇的时候，也同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不然打倒刘少奇，要不然被刘少奇打倒，已经没有退休当名誉主席，“安享天年”的第三个选择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一个“虎气”和“猴气”兼有的人，他不会鲁莽行事，他有一个全方位的计划和部署。从大的全局战略来考虑，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可以分上、中、下三个方案。

　　上案是用党内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是最理想的；

　　中案是发动一般群众，用群众的力量打倒刘少奇，这个方案要把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不是很理想；

　　下案是用军队的力量打倒刘少奇，就像后来粉碎“四人帮”那样，毛泽东可以派一支亲信部队去把刘少奇抓起来，关起来，一夜之间武力夺取。但这么做不但会毁了毛泽东一生的名声，而且危险也极大，稍微弄不好，稍微走漏风声，就会引发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毛泽东是不会使用下案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中案”，这是毛泽东使用“上案”不成功的结果。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本来是毛泽东“上案”中的第一步棋。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激怒吴晗，挑逗吴晗跳出来与姚文元争论。一旦两人论战起来，就会把群众的眼球吸引住。因为人们都是喜欢看吵架的，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毛泽东本想用姚文元与吴晗的一场论战，把他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公开到下层党员，公开到人民群众。在此之前，下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完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政见分歧，他们看着毛泽东与刘少奇一起接见外国客人，两人的照片并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还以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是毫无矛盾的亲兄弟般的同志呢，完全想象不到他们两人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按照惯例，党内的矛盾都是要“捂住”的，是不能让一般群众知道的，因为担心一般群众知道了党内的矛盾，就会影响他们“对党的信心”，会影响“党的威信”。

　　可是这次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捂住”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反而要把他们两人的矛盾向一般群众公开。这是又为什么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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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3）

　　【接上】为了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大费心思地搞一个《评/海瑞罢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的国家机构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理解了中国的国家机构，对后来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很容易理解了。

　　中国的国家机构，分为三个层次：决策层，执行层，实施层。

　　决策层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法令政策都由决策层来策划和决定。决策层的人数一般不超过十人。在古代中国，决策层的名称叫“内阁”，对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来说，决策层的名称叫“政治局常委”。

　　执行层是把决策层制定下来的法令政策，变成具体可执行的细致条文，交给下面的实施层去实施。执行层的人数一般在百人前后，古代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朝廷”，新中国执行层的名称叫“中央”。

　　实施层是政府直接面对“人民”末端机构，古代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衙门”，新中国实施层的名称叫“基层干部”。基层干部的人数众多，数不胜数。

　　决策层制定的法令政策，具有“自然的正确性”，执行层对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可以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只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却没有表决权。基层干部只有忠实地实施上面下达的法令政策，连对其“正确性”表示怀疑的资格也没有。

　　中国体制的特点是：不到十人组成的“内阁”决定一切，百余人组成的“朝廷”只有质疑的权力，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千万人组成的“衙门”，连提质疑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衙门”的小人物对“内阁”的决议表示质疑的话，那就等同于“造反”了。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他在“决策层”已经成为绝对少数。当时具有表决权的政治局常委有七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彪、陈云。其中朱德、邓小平和陈云都支持刘少奇，周恩来中立，毛泽东的支持者只有林彪一个人。

　　毛泽东在下面的“执行层”中，有比较多的支持者，但要想过半数也很难。真正支持毛泽东的，是广大的基层干部，但这些人连对中央决议表示“质疑”的资格也没有，想支持毛泽东也没有资格。

　　因此，中国的体制特点就是：一旦你在决策层成为少数，那一切就完了。不管你再有广大的基层干部支持，不管你再有广大的人民基础，这些都是没用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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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3）/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4）

　　【接前】在这样的体制下，毛泽东一旦在“决策层”的政治局常委中间成为少数，那就什么都完了。毛泽东要想咸鱼翻身，似乎只有“政变”和“造反”的非法手段了。事实上，毛泽东后来正是用“造反”的手段，让下层造上层的反，打破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权力垄断，才实现了打倒刘少奇。

　　不过，毛泽东也还有一个用合法手段“翻身”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全党代表大会”来夺权。

　　尽管中国的体制是决策层大权独裁，但也有例外的时候，那就是在“全党代表大会”期间。根据中共党章，“全党代表大会”期间，选举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时候，每个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都有平等的投票表决权，不管你是政治局委员，还是普通的党员代表，都是一人一票。

　　在参加“全党代表大会”的一千多名代表中，绝大部分都是基层干部。如果在“党代会”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政见分歧，基层干部们毫无疑问地会站到毛泽东一边。毕竟“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这些基层干部就是凭着朴素的感情，也会拥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

　　这样，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唯一合法机会，就是在即将于1966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一个罢免刘少奇的决议案，然后通过广大普通党员的压倒性选票，通过罢免刘少奇的决议，合法地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通过“党代会”合法打倒刘少奇的想法，还有一个来自苏联的前例。1957年6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遇到一次试图罢免他的政变，他最后通过“党代会”的合法斗争方式，打倒他的政敌，树立起他在苏联的绝对领导地位。下面就简要介绍这次未遂政变的情况。

　　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中国非常类似，只是名称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苏联叫“总书记”；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苏联叫“部长会议主席”；中国的“国家主席”，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了大家理解方便，我们这里用中国的官名来说苏联的事情。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出现两大势力：以党中央主席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派，和以国务院总理马林科夫为首的一派。一般认为赫鲁晓夫派是“改革派”，马林科夫派为“保守派”。1955年，赫鲁晓夫派占据了上风，马林科夫被迫辞去总理职务，降为国务院副总理，但仍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由赫鲁晓夫派的布尔加宁接任。

　　当时苏联的决策层“政治局”，由11人组成。其中赫鲁晓夫派为6人，马林科夫派为5人，赫鲁晓夫派略占上风。但后来赫鲁晓夫派的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和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突然倒戈，转向马林科夫派，这样在政治局中，马林科夫派占了7人，而赫鲁晓夫派只有4人，赫鲁晓夫在政治局沦为少数派，危机四伏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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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4）/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5）

　　【接前】果然，1957年6月18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上，马林科夫忽然发难，提出解除赫鲁晓夫“党主席”职务的决议案。尽管赫鲁晓夫强烈抗议，但政治局仍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时候赫鲁晓夫似乎已经完了，但他还要做最后的抗争，他提出：“党主席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政治局选举的，因此政治局无权解除党主席的职务，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于是赫鲁晓夫建议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拒绝。

　　此时苏联军队也是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防部长朱可夫派出飞机，马上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接到莫斯科。中央委员们纷纷向政治局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党主席问题，但仍遭到马林科夫派控制的政治局的拒绝。

　　于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们，堵在政治局会议室的门前，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仍然遭到政治局的拒绝。最后中央委员们采用了半暴力的手段，众人强行闯入政治局的会议室，与政治局委员争吵和对骂起来。闯入政治局会议室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当百余人的中央委员闯进来后，马林科夫等人看到事态不好，再不让步就要闹出流血事件了，于是他们被迫让步，同意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苏共召开临时中央全会。因为绝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一旦召开中央全会，马林科夫派肯定就完蛋了。这次苏共中央全会共进行8天，马林科夫派的人全部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被逐出决策层。最后，赫鲁晓夫靠着大多数低层党员的支持，居然反败为胜，彻底击败了马林科夫派，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分子。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被撤职后，赫鲁晓夫自己兼任国务院总理，形成赫鲁晓夫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这次依靠“党代会”夺权的实例，成为了毛泽东在“党代会”夺刘少奇权的非常好的榜样。于是，毛泽东制定了一个在“第九次党代会”上合法夺权的计划，而《评/海瑞罢官》就是这个合法夺权计划的第一步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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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5）/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6）

　　【接前】1957年赫鲁晓夫通过“党代会”合法夺权的情况，与毛泽东现在的处境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在决策层不占多数。在苏共11位政治局委员中，支持赫鲁晓夫的只有4位；在中共7位政治局常委中，支持毛泽东的只有2位。

　　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排名第二位的国家主席是反对派，第三位的国务院总理是中间派。当时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反对赫鲁晓夫，国务院总理布尔加宁持中间态度，只是在最后一刻倒向反赫鲁晓夫；现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立态度，在最后一刻也有可能倒向反毛泽东。

　　第三个相似之处是：在一般党员干部和人民中，有压倒性的支持率。赫鲁晓夫在关键时刻得到一般中央委员和广大基层党员的强烈支持，而毛泽东在基层干部和一般人民中的威信和支持率，又比赫鲁晓夫更高。

　　第四个相似之处是：有军队的支持。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完全支持赫鲁晓夫，出动军队帮助赫鲁晓夫反攻；现在的中国国防部长林彪也完全支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林彪也会动用军队，坚决支持毛泽东反攻的。

　　从综合情况来看，毛泽东比赫鲁晓夫更有优势，既然赫鲁晓夫能成功，毛泽东就更应该成功了。所以毛泽东制定了通过“九大”合法夺权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发动基层党员起来支持毛泽东。要发动基层党员的第一步，就是要制造舆论。而制造舆论的核心，就是营造自己的“正当性”，以及给对手涂上“非正当”的色彩。

　　现在毛泽东要向基层干部和一般民众宣传这样一个概念：你们为什么要拥护我？因为我毛泽东是代表你们这些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是因为他刘少奇是代表少数资本家和官僚阶层利益的。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让你们继续“昂首挺胸”做国家的主人翁；而刘少奇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要复辟旧社会，让你们重新去给别人“当牛做马”。

　　当然单有这么一个概念还不够，还得有证据证明，刘少奇的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证据就是刘少奇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少奇搞“三自一包”的时候，也是打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旗号，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央上层的事，大家以为“三自一包”是中央下来的文件，那应该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了，根本想不到毛泽东居然是反对“三自一包”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撇清自己与“三自一包”的关系。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中，非常牵强附会地把戏剧中海瑞“退田”与“三自一包”联系到一起，有人批评姚文元这么做是“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痞行为。其实姚文元这么写的目的，是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反“三自一包”的形象。如果姚文元不给吴晗扣上这个帽子，这场戏是开不了场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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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6）/ 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7）

　　【接前】现在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党中央高层会议上，多次批评过“单干风”和“三自一包”。但在当时，通过刘少奇掌管的宣传机构过滤器后，毛泽东的声音完全被过滤掉了，当时的一般人民大众看到的都是“党中央一致同意”的消息，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曾经反对过“三自一包”，更不知道毛泽东与刘少奇居然有矛盾。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捅破“党中央”的神秘面纱，把他与刘少奇本来只局限于中央高层的争论，公开告诉人民群众，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但是，党的宣传机器已经被刘少奇控制，毛泽东要想通过党的机构，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所以毛泽东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来宣扬自己的主张。这次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办法。

　　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这样说：“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在这以前的中国报刊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有牛鬼蛇神刮过‘单干风’和‘翻案风’”，一般民众是第一次从姚文元的文章中得知这个事实。人们看了之后自然会猜想：文章中说的“牛鬼蛇神”，具体是指谁呢？但不管这个“牛鬼蛇神”是谁，他肯定是一个中央级的大人物，因为只有大人物才有可能刮起什么“风”来。姚文元的文章这样间接地把党中央的矛盾分歧，巧妙地暴露给了一般民众。

　　毛泽东抛出这篇《评/海瑞罢官》，本想挑起一场姚文元与吴晗的公开大辩论，在这场公开辩论中，把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出来。毛泽东相信，一旦大辩论展开，吴晗肯定辩不过姚文元。因为毛泽东一贯认为，小人物最终总会战胜大人物，毛泽东本人就是小人物战胜大人物的典范。这次吴晗代表刘少奇，姚文元代表毛泽东，姚文元的胜利就是毛泽东的胜利。

　　毛泽东本来想，吴晗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人物，他这种人在遭到姚文元这样的小人物，指名道姓骂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是忍不住这口窝囊气，要跳出与姚文元辩论一番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次吴晗偏偏忍住了窝囊气，闭门不出来与姚文元辩论。毛泽东猜不出是吴晗自己主动不辩论，还是得到高人指点之后不辩论，但不管怎么说，吴晗不辩论就让毛泽东精心制定的计划，全部泡汤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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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7）/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8）

　　【接前】11月17日，毛泽东来到上海，不过他并没有召见在上海的张春桥与姚文元。毛泽东知道，此时他还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件事，他还要等事态的发展。当然毛泽东还是要安抚张春桥与姚文元，他对江青说：“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害怕。”

　　其实这时候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还真有一些害怕了，毛泽东传来让他们“不要害怕”的安抚，如同雪中送炭，让两个人吃了一粒定心丸。

　　到11月17日，仍然不见任何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再这样下去的话，毛泽东这篇文章就要被彭真的“黑手”捂下去，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了。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彭真得逞，毛泽东想了一个新办法，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

　　可是彭真控制的北京，单行本也不订，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计策又泡汤了。此刻毛泽东终于明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斗不过刘少奇了，他必须请同盟军来帮忙，这个同盟军就是周恩来。

　　这次毛泽东来上海，明显感到上海气氛与过去不一样了。这是因为1965年4月9日，毛泽东最信任的人之一，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逝世了。柯庆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他的逝世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中央为柯庆施组成了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委员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这是中共第三次组成这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

　　柯庆施逝世后，陈丕显接任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对毛泽东的忠诚度，就比柯庆施差多了。本来江青安排张春桥和姚文元秘密写《评/海瑞罢官》，有柯庆施帮助“掩护”。柯庆施死后，这件事就比较麻烦了。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这时批《海瑞罢官》的事情，也不能再瞒着陈丕显了，江青向陈丕显亮出了底牌。陈丕显在回忆录中写道：“江青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人知道。江青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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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8）/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19）

　　【接前】陈丕显听到江青这么说，马上明白自己陷入两位领导人斗争的漩涡之中了。陈丕显回忆说：“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陈丕显出于他的地位和党的纪律，很多事情不能讲得太明白。陈丕显所说的“我感到这不正常”，显然是毛泽东要瞒着北京刘少奇的“党中央”，陈丕显婉言地批评毛泽东这么做“不符合组织原则”，可见他心里已经不想跟毛泽东了。

　　和大多数高官一样，这时候陈丕显也看好刘少奇股，不想要毛泽东股了。但是江青跟他交了毛泽东的底，等于是“逼”陈丕显买毛泽东的股，这就让陈丕显就伤脑筋了。如果他帮毛泽东瞒着刘少奇，那就要得罪刘少奇了，对于想买刘少奇股的陈丕显来说，这是他非常不愿意做的事。

　　1965年9月，陈丕显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评/海瑞罢官》稿子的交给陈丕显，请他到北京转交给江青。张春桥是陈丕显的部下，他并没有资格让陈丕显替自己办事，显然是北京的江青发话，让陈丕显“顺便”把稿子带给她的。

　　江青这一手颇为厉害，有点逼陈丕显“入伙”的味道。因为一旦陈丕显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消息传出去，刘少奇就不会信任陈丕显了，陈丕显再想投靠刘少奇也不行了。

　　这时候陈丕显感到，这件事不能在“拖”下去了，再拖下去的话，他就要被拖上毛泽东的战车了。陈丕显到北京，把稿子交给江青后，与魏文伯悄悄商议。陈丕显回忆说：“我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江青明确对陈丕显说过，要求他在这件事上“对何人都保密”，可是陈丕显此时却要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汇报，显然是“背叛”江青，更是“背叛”毛泽东的行为。不过陈丕显准备把这件事向周恩来报告，还是很“艺术”的。如果陈丕显直接向刘少奇“密报”，就要彻底激怒毛泽东，这也是陈丕显所不愿看到的。而向第三者的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去转告刘少奇，就不会那么激怒毛泽东了。

　　前面我们说过，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问彭真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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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19）/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0）

　　【接前】听到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一下，心照不宣。陈丕显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陈丕显本来是准备向周恩来汇报的，可是毛泽东和彭真的对话，让陈丕显误以为彭真已经同意批吴晗了。既然刘少奇的铁杆彭真同意批吴晗，那么刘少奇肯定也同意了，这样陈丕显就没有必要再去汇报毛泽东准备悄悄批吴晗的事情了。

　　历史有时候往往被一个偶然事件所改变。毛泽东也没想到他跟彭真说批吴晗的话，意外地阻止了陈丕显去“告密”。如果毛泽东没有对彭真说批吴晗，陈丕显就要去周恩来那里汇报了。而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完全瞒着刘少奇，也应该向刘少奇透露一些消息。这样的话，刘少奇在毛泽东抛出《评/海瑞罢官》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件事，就会提前有所准备，这样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965年11月8日，也就是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登报的两天前，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文教书记张春桥，作者姚文元等人。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不太希望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并说如果发表，也要先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但张春桥坚持说，不跟北京打招呼是毛泽东的意思，最后陈丕显和曹荻秋勉强同意发表。曹荻秋后来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不打招呼，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

　　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委并不站在毛泽东一边。上海市长曹荻秋的话，明确告诉我们：他们在明明知道毛泽东不同意跟北京招呼的情况下，还要反反复复讨论几次“要不要跟北京打招呼”的问题，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不重视毛泽东的权威了。

　　上海市委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当然察觉得出来，让毛泽东心中不快。11月19日，毛泽东在上海住了两天就离开，到杭州去了。到了杭州，毛泽东虽说心情好些，但这种“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11月22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直接找陈丕显谈话，跟陈丕显挑明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授意写的，现在北京拒不转载这篇文章，他非常不满。毛泽东让陈丕显管辖下的华东局的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0）/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1）

　　【接前】毛泽东等于是给陈丕显下命令了，这是来自党中央主席的命令，陈丕显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执行。11月24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江苏）、《福建日报》转载了《评/海瑞罢官》，11月25日《安徽日报》，11月26日《江西日报》也分别转载了《评/海瑞罢官》，这些报纸都是华东局领导下的。

　　毛泽东当然看得出来，陈丕显这些人转载文章，不过是应付差事，并不是真心拥护他。关键的北京那边，还是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毛泽东不能给彭真直接下命令，因为如果彭真敢于抗命不尊的话，那他毛泽东的威信就要扫地了。这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求助周恩来的帮助。

　　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江青出席作陪。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了毛泽东与江青接见斯特朗的照片，这是毛泽东满足江青“出风头”的愿望，成为江青在文革前登上《人民日报》的极少数几次。

　　11月2５日罗瑞卿到达上海。那时罗瑞卿还没有被打倒，罗瑞卿被打倒是12月8日的事情了。陈丕显马上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告诉了罗瑞卿，并神秘地说：“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

　　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想撇清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想让高官们明白，不是他主动为毛泽东转载文章，而是毛泽东“逼”他这么做的。

　　罗瑞卿听陈丕显这么说，并没有意识到对这件事的严重性，毕竟这与他主管的军队没有直接关系。但罗瑞卿也知道，这件事不会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就问陈丕显要来一本《评/海瑞罢官》的单行本，准备有时间仔细看看。

　　同一天，周恩来也来到上海，他是来主持美国作家斯特朗女士的八十寿辰宴会。陈丕显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陈丕显马上又把毛泽东对《评/海瑞罢官》的态度与不满，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这样陈丕显就间接向周恩来表示，他不是毛泽东的死党，他不想替毛泽东隐瞒什么。

　　11月25日晚，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次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但毫无疑问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谈话。【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1）/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2）

　　【接前】11月25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至今没有看到披露出来的任何消息。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谈话都具有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在这以前，周恩来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总是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可是这次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周恩来终于倾向到毛泽东这一边。11月2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对彭真表明态度，希望彭真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毛泽东用什么方法使周恩来倒向自己这一边呢？从毛泽东对付周恩来的一贯手法来看，不外乎“一手软”和“一手硬”的两套办法。

　　所谓“一手软”的办法，就是放下身段，给周恩来一个面子，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动“请”周恩来帮他的忙。毛泽东是非常自傲的人，极少请别人帮忙，这次他屈尊亲自出面，放下身段“请”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这件事。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不免让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不好意思“薄”毛泽东的面子，只好替毛泽东说话了。

　　当然毛泽东还有“一手硬”的办法，那就是摆出摊牌的架势，说：“如果你们都不支持我，我就重上井冈山，重建红军干革命。”周恩来最怕毛泽东这一手，他知道毛泽东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人。周恩来的哲学是顾全大局，如果事情关系到党的分裂，国家的内战，周恩来就会妥协让步。而毛泽东可不管什么大局不大局，党分裂也好，国家内战也好，毛泽东都不会让步的。

　　所以一旦当毛泽东拿出这手“硬的”，摆出不惜党的分裂，不惜国家的内战，也要斗争到底的姿态，就能把周恩来“吓住”，周恩来就妥协了。

　　但毛泽东也绝不会总用“一手硬”的办法，因为这个法子用多了，就会像“狼来了”的童话那样，不再灵验了。所以毛泽东非到最关键的时刻，是不会用这个“一手硬”的办法的。从这次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只是对周恩来用了“一手软”的办法，还没有用“一手硬”的办法。

　　毛泽东得到周恩来过问《评/海瑞罢官》的许诺，底气就足了，他知道只要周恩来出面过问这件事，刘少奇就一定会让步了。11月26日，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上海，又到杭州去了。就在毛泽东离开上海的这一天下午，他在上海接见了柬埔寨军事代表团，而总参谋罗瑞卿作陪。罗瑞卿万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他将在12天后的12月8日被打倒，从此就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了。

　　昨天陈丕显向罗瑞卿卖关子说：“主席对《评/海瑞罢官》的不满，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但考虑你可以例外。”罗瑞卿当时还是不以为然，心想：“我跟主席是什么关系，你陈丕显比得了吗？主席对我从来都是不保密的。”当然罗瑞卿这么想是有根据的，因为过去毛泽东有什么大事，总会在第一时间告诉罗瑞卿，所以罗瑞卿以为这次《评/海瑞罢官》内幕，毛泽东也会详细告诉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3）

　　【接前】可是这天毛泽东并没有召见罗瑞卿，而且在接见完外宾之后，也没有与罗瑞卿谈话的意思。这时罗瑞卿急了，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笑着向毛泽东提起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有看。”

　　听了罗瑞卿的话，毛泽东只是笑了一笑，什么也话没说。毛泽东的表示，立即让罗瑞卿心中“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因为《评/海瑞罢官》虽不是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事，但也是一件大事，毛泽东居然不愿意跟罗瑞卿谈及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信任罗瑞卿了。

　　回到住处，罗瑞卿赶紧找出那本《评/海瑞罢官》的小册子来看，越看越觉得问题严重。罗瑞卿想赶紧弥补一下跟毛泽东的关系，赶紧让他主管下的《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讨好一下毛泽东。但罗瑞卿这时已是官场老手，他在讨好毛泽东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不要得罪刘少奇。所以他要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之前，跟彭真“打个招呼”，不要让彭真认为他是有意作对。

　　于是罗瑞卿马上给彭真打电话，对彭真说：“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跟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罗瑞卿并不跟彭真商量，就直接宣布“我已经让《解放军报》转载了”，但之后又“好意地”安抚彭真，让彭真的报纸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可见罗瑞卿的官场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既讨好了毛泽东这边，还不得罪刘少奇那边。可惜罗瑞卿的这一套，早被毛泽东看穿，他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玩这套小把戏。11月27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北京后，立即给彭真打电话。不过在这样的事情上，周恩来不会多说，更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告诉彭真：“在上海的时候，主席跟我谈了，说姚文元的文章很重要，希望北京转载这篇文章。”

　　其实这些天来，彭真早就等着周恩来的这句话呢，他马上向周恩来表示说：“我明天就召集中宣部和有关报刊负责人，专门开会讨论这件事，尽快转载。如果明天总理不忙，请总理到会讲话。”

　　周恩来立即推脱说自己很忙，让彭真主持会议，把会议结果向他汇报一下就行。其实周恩来第二天并没有什么大事，这天他与贺龙等人去看了一场中日排球赛，是颇为轻松的一天。周恩来之所以不参加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是因为他不愿意多陷入这件事，尽可能保持中立的立场。【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3）/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4）

　　【接前】现在很多人把彭真和毛泽东的矛盾，集中到“转载文章”这件事上，这是丢掉了主要矛盾。本来上海发表什么文章，北京并没有转载的义务，也没有必要转载。毛泽东发表《评/海瑞罢官》的本意，也不是要北京的报纸转载，而是要北京的报纸进行争论和回应。因为《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中，点名指出北京副市长吴晗写的文章是“毒草”，那么按理说北京应该对此有个回应，声明吴晗的文章到底是不是“毒草”。

　　如果北京方面回应吴晗的文章不是毒草，那么就需要跟姚文元论战一番，这样正好上了毛泽东把事情搞大的“圈套”。于是彭真想出一个计策，干脆来个不回应，不争论，试图用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抛出的这颗炸弹“捂下去”。彭真不出来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毛泽东也不能硬拉彭真出来争论，所以只好舍弃“争论”，转而把“转载”变成了目的。

　　彭真的计策，表面上看似高明，对付一般人还可以，但用来对付毛泽东，就很不高明了。因为彭真这个做法，只是把毛泽东的《评/海瑞罢官》炸弹暂时捂下去，并没有化解这个炸弹，它今后还随时可能爆炸。如果是刘少奇处理这件事，他是不会捂毛泽东的炸弹，而是把毛泽东的炸弹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也就是所谓的“浑水摸鱼”。如果说毛泽东的拿手政治戏法是“挖墙角、掺沙子”，那么刘少奇的拿手政治戏法就是“浑水摸鱼”，以后我们还要专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

　　刘少奇这次大意了，轻易把这件大事交给彭真去处理，却没想到彭真会这么蛮干。等刘少奇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彭真已经和毛泽东搞“僵”了。这个时候能化解僵局的，只有周恩来了，所以刘少奇让彭真等待周恩来的指示。

　　刘少奇知道，此时绝不能得罪周恩来，只要周恩来一说话，他们马上转载，给周恩来一个大大的面子。毛泽东说“转载”说了十几天，北京一点儿没动静；周恩来只说一句，北京就马上转载，这就让周恩来感到自己说话算数，比毛泽东还顶用。这就是刘少奇要送给周恩来的一个大面子，制造一种周恩来的威信高于毛泽东的气氛，让周恩来高兴。当然周恩来也不会轻易接受这个大面子，他宁可去看排球赛，也不参与讨论转载《评/海瑞罢官》的会议。

　　1965年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会议，参会的人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北京市书记处书记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人。彭真到会后，先问邓拓说：“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到会的人都知道，邓拓所说的“有来头”，这个来头就是指毛泽东。吴晗已经知道是毛泽东要批他，所以很紧张。

　　彭真听完邓拓的话，对着众人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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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4）/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5）

　　【接前】彭真这句话“不管来头不来头”，明显指的是毛泽东，他公开向众人挑明：“我们不看毛泽东的来头，只看真理。”彭真说话是很胆大的，不久前他在另一个会上，更是公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他党中央的主席也好。”

　　大家在会上发了一通牢骚，有人甚至说：姚文元是肆意诬陷著名民主人士，是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但发牢骚归发牢骚，转载还是要转载的。最后会上以中宣部的名义决定，通知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文章，并给出一个转载的先后次序：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然后其它报纸转载。这个通知同时说：《评/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当时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都归中宣部管，《解放军报》则由中宣部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不过当中宣部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相左时，《解放军报》首先要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而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看到中宣部的通知很不高兴，因为中宣部的通知把《解放军报》的转载日期，排到11月30日，比彭真直辖的《北京日报》晚转载两天。这么晚转载，岂不是让罗瑞卿讨好毛泽东的企图落空了吗？上面我们说过，罗瑞卿试图用《解放军报》转载《评/海瑞罢官》，来讨好一下毛泽东，缓解一下毛泽东对他的不信任。

　　罗瑞卿本来可以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8日转载的，可是他当时还想跟彭真搞好关系，特地打电话给彭真，说《解放军报》与彭真的报纸同一天转载，所以没有急着在11月28日转载。罗瑞卿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没好报，彭真居然对他玩这么一手。

　　罗瑞卿一气之下，也不管得罪不得罪彭真了，马上命令《解放军报》在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不管中宣部的通知，自己写一个“编者按”。《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完全背离中宣部通知的精神，而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把吴晗的《海瑞罢官》说成是“大毒草”，这也算是罗瑞卿对彭真的报复吧。

　　11月29日，《北京日报》按照中宣部的通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在编者按中指出：“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而《解放军报》则违反中宣部的通知，于11月29日抢先转载，并加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编者按，说：“本报今天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1961年，吴晗同志编了一本京剧《海瑞罢官》，这个戏，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的调子完全不同，《北京日报》没有给《海瑞罢官》定性，只是说“展开讨论”，而《解放军报》直接给《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把吴晗一棍子打死。彭真看了《解放军报》按语，当然很生气，说：“《解放军报》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但彭真在这件事上也不应该太责怪罗瑞卿，或许可以说是他自作自受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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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5）/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6）

　　【接前】11月30日，重头戏的《人民日报》转载出来了。《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扯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表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民日报》是党的风向标，《人民日报》的论调，就代表党中央的论调。可是这次，《人民日报》的论调与《文汇报》和《解放军报》的论调完全不同，这就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这次“党的风向”，是往左刮，还是向右刮，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这个基层党员干部的思想混乱，正是毛泽东想要的。

　　《人民日报》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问题，放在《学术研究》版转载，又特别说明：“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这个做法，显然是要转移毛泽东进行政治讨论的初衷，把姚文元的政治文章，引上《学术研究》的“斜路”。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在发表前曾送交周恩来审看。周恩来因为要保持中立，对刘少奇送过来的东西，同意不好，不同意也不好，不看不睬更不好，于是他给《编者按》加上一条毛主席语录。周恩来加了这么一段：“毛泽东同志说：‘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

　　周恩来加的这么一段，可谓政治高手的杰作。前面一句“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似乎是支持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对《海瑞罢官》进行学术辩论；而后面一句“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似乎又是支持毛泽东的，暗示《海瑞罢官》是“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符合毛泽东的“毒草”论。

　　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可谓巧妙至极，刘少奇看了也能满意，毛泽东看了也能满意。周恩来这种平衡政治的高超手腕，果然是无人可比。

　　11月30日，去四川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抵达成都，住在永兴巷7号。这天彭德怀从《人民日报》上，首次看到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高官们因为有《内参》，早就知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可是彭德怀被罢官后，《内参》就没有了，他的消息来源跟一般老百姓一样，都是《人民日报》，所以彭德怀一直到11月30日才看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

　　彭德怀看了《评/海瑞罢官》，气得把报纸摔在桌上，气愤地骂道：“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含沙射影，打了我彭德怀一个耳光。”这时彭德怀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让他到四川来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6）/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

　　【接前】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一个人到了刘少奇这样“国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批。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7）/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2）

　　【接前】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8）/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3）

　　【接前】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29）/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4）

　　【接前】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

　　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30）/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5）

　　【接前】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里去开会，这个会可以叫做“定心打气会”。

　　为什么说是“定心打气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彭真的口气很大，傲气得很。有人问他，北京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说：“不转！”当上海发来《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征订时，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说：“不订！”

　　可是现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说：要转载《评/海瑞罢官》。这显然是彭真败退了一大步，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们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临阵脱逃。彭真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给他的部下们吃一粒“定心丸”，给部下们鼓起信心。这次到会的人，有北京市长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十余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据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时，他曾以黄包车夫为职业掩护。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讲起话来，就让人刮目相看。彭真讲话十分流利，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中间都没有停顿。只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亚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今天彭真还是跟以往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气馁迹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有对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错的地方，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

　　彭真又郑重地说：“《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按语去做。”

　　彭真含糊地说“中央审过的”，是要安抚这些人，你们不用担心，“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彭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到关键之处，因为这里所谓的“中央”，到底是谁呢？刘少奇肯定“审”过，并且同意了；周恩来也“审”过，但是态度中立，毛泽东肯定是没“审”过。

　　很多高官应该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辞，但又不好问，也不敢问，毕竟彭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直接对话的人。大家不敢问“中央”，只好转问为什么《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释说：“是因为军队的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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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1）/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2）

　　【接上】这一段时间以来，吹捧刘少奇的人越来越多，不免让刘少奇有点飘飘然起来。其实这些人与其说是捧刘少奇，不如说是来自官场学的智慧。官场学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奥学问，不过它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定理：“不能站错队”和“晚跟不如早跟”。

　　官场学是一门“投机”的学问，基本原理与投机股票是一样的。买股票，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买错了股票，那就要把老本都陪光了。要当官，也一定要有眼光，决不能跟错了人，一旦跟错了人，一辈子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了。

　　另外，买股票，单单买对了股票，只能说是保证不亏本，要想赚大钱，你还得买得早，最好是买原始股，这样才能赚到大钱。等股票上市了、走红了之后，你再去买，那就只能赚点零头小钱了。当官也是一样，要想当大官，你就要在人家发迹之前、走红之前就去“跟”，这样才能谋到大官。要是等到人家已经发迹了，已经成为大人物之后，你别说去“跟”了，就是想去巴结人家，都不一定能排得上队，最多只能谋个小官混混。

　　毛泽东退居二线以后，让很多人动了心，因为重新排队的时机来了。不少人开始抛售毛泽东的股票，抢购刘少奇的股票，一时间刘少奇股大涨，毛泽东股大跌。当然高官们也懂得，在刘少奇没有正式上台以前买他的股，风险是很大的。但就像胆小的人不敢买大股票一样，胆小的人当不了大官，敢赌的人才会大赢，敢“早跟”的人才会当大官。高官们都懂得“晚跟不如早跟”的官场定理，只有在刘少奇正式上台之前去投靠刘少奇，才能日后得到重用和厚报。

　　不少以前“跟”毛泽东的人，也都动了心，因为他们从那时的大趋势看，“跟”毛泽东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前途了，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想转过去“跟”刘少奇。不过换投靠山的时候，总不能两手空空去，要有个见面礼，才能得到重视。就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情节，杨子荣从许大马棒门下，转投到座山雕门下，他的见面礼就是一张“联络图”。而吴晗给刘少奇的“见面礼”，就是《海瑞罢官》了。因为错批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软肋，而赞扬海瑞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倡的，所以《海瑞罢官》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妙棋，颇得刘少奇的欣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2）/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3）

　　【接上】当然别人也想到了用“海瑞”给刘少奇做见面礼，比如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搞了一个京剧《海瑞上疏》。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官职级别，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级别是一样高的。另外还有一些海瑞戏，《海瑞背纤》、《五彩轿（海瑞戏）》等等，但都不如吴晗的《海瑞罢官》有分量，特别是“罢官”这个词本身就十分露骨。后来文革中张春桥说：“我们曾考虑过究竟批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这个影响大的。”

　　刘少奇细细看一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居然写得很不错，水平不在吴晗之下，刘少奇不得不佩服毛泽东有伯乐的眼光，也敢用人，敢让一个高中文化程度的人跟一个“院士”叫板。

　　如果有一个郭沫若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站出来替毛泽东批吴晗，刘少奇还要考虑认真对付。而这次毛泽东弄一个九品芝麻官出来批吴晗，刘少奇就大意了，觉得很容易对付，自己没必要亲躬这件事，把《海瑞罢官》这件事全权交给彭真处理，他本人集中精力去搞“托拉斯”试点，这才是刘少奇要搞的重头戏。

　　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的铁杆，那么彭真就是刘少奇的铁杆了，也是刘少奇最信任的人物。彭真是刘少奇“白区派”那条线上的人，是一直受刘少奇栽培的重镇人物。彭真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在党内排名第八，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后，但陈云和朱德都没有实权，所以彭真事实上是党内第六号实权人物，在北京更是一手遮天，用毛泽东后来的话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彭真是山西人，是典型的北方“老西”，面貌像秦始皇兵马俑里的武将一样，厚厚的嘴唇永远微微上翘，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瞪着人，想到什么就直言不讳。有人说彭真霸道，也有人说彭真厚道，如果我们仔细端详秦始皇的兵马俑，还真会发现兵马俑的面孔也有两个特点，那久经岁月的脸庞看起来又霸道又厚道。

　　虽说彭真是又霸道又厚道，但他做事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凡是在白区干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是性格谨慎的，因为不谨慎的人早就都送掉了性命，只剩下那些谨慎的人。但这次彭真接到刘少奇让他处理《海瑞罢官》的事，却失去了平日的谨慎，而是大意了。彭真在处理《海瑞罢官》上的大意，后来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直到毛泽东逝世后才得以重新出山。

　　当然彭真这次的大意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毛泽东启用姚文元这个不知名的小人物来批大人物吴晗。这在彭真看来，明显是毛泽东已经到了困兽犹斗的地步，甚至是黔驴技穷的象征。所以彭真觉得毛泽东再没什么可怕的了，骄傲大意起来，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举措，公开对抗毛泽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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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3）/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4）

　　【接上】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也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半躺半坐在大木床上看《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人们很难想象，贵为一国之主的毛泽东，日常生活竟是以一张再平凡不过的大木床为主，在这个木床上看线装书还情有可原，可是毛泽东也在这大木床上看文件，批文件，甚至接见他的部下。或许有人会误认为这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懒”，其实这并不是体现毛泽东的“懒”，相反是体现了毛泽东“勤”。这是毛泽东的“勤”养成的习惯，一旦成了习惯，就如同一种惯性无法更改了。

　　毛泽东的这个习惯，还得从1927年讲起。从1927年毛泽东上井冈山，至1949年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一直住在中国最偏僻的穷乡僻壤，除了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住在重庆周恩来的公馆，俗称“周公馆”，享受过了几天大城市的生活。

　　在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22年间，毛泽东不要说没有蒋介石那样豪华的办公室，就连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毛泽东喜欢看书，又没有书桌书架，只好把书和文件都摊摆在炕上。晚上躺在炕上睡觉，白天半躺半坐在炕上看书、批文件。等到毛泽东打进北京城，有条件置备豪华的书桌和漂亮的书架时，不幸的是，毛泽东已经无法再改变他过去养成的生活习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用同样的姿势，半躺半坐在他的大木床上看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这篇《评/海瑞罢官》的写作，前后历时九个月，在发表前大修改九次，毛泽东本人也审看过三次，可谓是一篇“字字皆辛苦”全力之作。这篇文章毛泽东是满意的，姚文元没有辜负江青的期望和毛泽东的慧眼，写出一篇打击力很强的檄文。姚文元因此得到毛泽东的器重，由一个科长乘超速电梯直达中央委员。

　　毛泽东启用小人物姚文元，一方面的确是找不到肯效力的大人物；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从不迷信什么学历，他从来不以学历的高低来选用人才。与此相反，蒋介石倒是很重视学历的，我们不妨看一下1948年蒋介石政府班子的学历情况。

　　1948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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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4）/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5）

　　【接上】蒋介石的这个班子，大概是历届中国政府中学历最高的班子，但是它的政绩，却又是历届中国政府中最差的。这个结果也说明，学历高的人，特别是学历高的中国人，一般是不适合搞政治的。在政治斗争中，一贯是学历低的战胜学历高的，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就是低学历战胜高学历的很好证明。这次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让低学历的姚文元与高学历的吴晗对阵，反而取胜的把握更大。

　　毛泽东选择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有一个时机上的考虑，那就是与这篇文章有直接关系的四个人，这段时间都在北京，毛泽东要看这四个人的反应。这四个人是：中宣部长陆定一，负责文教宣传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按照常理，这四个人，至少是这四个人中的一个，应该来找毛泽东汇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明显违反党纪的。中央曾有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批评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必须经过中宣部的同意，其中还特别明确指出，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等一些人，不得点名批评。

　　这次姚文元的文章，不经中宣部同意，甚至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就直接点名批判中央指名保护的吴晗，无疑违反了党纪，是应该受处分的事。因此，后来江青在文革中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的确，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毛泽东，干了违反党纪的事情，担了很大的风险。

　　这是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一份地方报纸，不经过中宣部同意，就敢刊登一篇指名道姓批判一位副省级高官的文章。更有甚者。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一语惊人地作出结论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这可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大帽子。

　　因此，这次《文汇报》违反党纪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对于中共来说，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当然是要严肃处理的。即使这件事放在今天的中国，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是要严肃处理的。在正常情况下，新闻界发生了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处书记彭真，应该立即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汇报情况。

　　即使陆定一和彭真已经知道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是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更向毛泽东告状，告发上海宣传部门的重大违纪事件，要求毛泽东严肃处理上海的《文汇报》与姚文元。在这件事上，彭真和陆定一没有任何过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向毛泽东告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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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5）/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6）

　　【接上】毛泽东当然也知道《文汇报》不通知中宣部，擅自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纪的事情。为此，毛泽东早就埋下了解围的伏笔。两个月前的1965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支援越南的“抗美援越”问题。在会上，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用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与会的众高官听了不免暗自心烦，心想毛泽东真是老糊涂了，讨论抗美援越的时候，怎么又冒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问题。当然众高官也会给毛泽东留面子，一个个摆出洗耳恭听的神情，听毛泽东说他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这时毛泽东把头转向彭真，问说：“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彭真愣了一下，以为毛泽东指的是吴晗在访问朝鲜时的一些发言，于是应付地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鲜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

　　听完彭真的话，毛泽东没有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众高官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毛泽东时时挂在嘴边的阶级斗争“老生常谈”而已。其实，毛泽东这句话是大有深意的，这是他准备好为姚文元和《文汇报》开脱责任的伏笔。

　　毛泽东准备等彭真和陆定一来向他告状，要求处分《文汇报》违反党纪的时候，他可以这么对彭真说：“你忘了吗？我在九月份就跟你打过招呼了，你不是也同意吴晗的问题可以批的嘛。”这是毛泽东准备好的一个“小花招”。

　　果然彭真得知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时，怒气冲冲地说：“发表批吴晗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可是彭真生气归生气，却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这就奇怪了。

　　彭真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可是他自己同时犯了“没有党性”的错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出现这种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彭真应该向他的上级领导汇报。彭真的级别已经非常高了，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上级只有四个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可是彭真只是向刘少奇一个人作了汇报，对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没有汇报，这就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特别是不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进行汇报，这是从哪个道理都说不通的。

　　毛泽东在等上述那四个人。如果刘少奇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和解，不过毛泽东对此基本不抱希望；如果周恩来来汇报，那是对毛泽东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抱的希望也不大，因为周恩来是走政治平衡木的高手，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中立的。刘少奇和周恩来不来，毛泽东丝毫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不来向他汇报，让毛泽东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小花招”也成为了多余。【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6）》*****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6）/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7）

　　【接上】按照常理，负责文宣的彭真和陆定一，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出来以后，必须解决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处分上海《文汇报》的违纪行为，如果不对这种违纪行为进行处分，中宣部的威信就没有了；第二个大问题更为重要，那就是怎么给吴晗“定性”。既然姚文元已经在文章中明确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那么中央就必须公开给吴晗一个结论：《海瑞罢官》到底是不是毒草，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怎样处分《文汇报》的违纪行为？怎样给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虽说彭真和陆定一是这两个问题的负责人，但要处理这两个问题，已经超过了彭真和陆定一的权限，他们必须要征求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见，更应该与毛泽东商议处理这两件事的对策，否则就是明显地架空毛泽东，视毛泽东的权威而不顾。

　　毛泽东在11月10日等了一整天，彭真和陆定一都没有来汇报，难道是他们两人因为工作忙，没有注意到《文汇报》的这篇文章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有一份专供高层干部的“内部参考”，每天发行“上午版”和“下午版”两份，专门报道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这是每个高干必看的。

　　《文汇报》刊登批判吴晗的文章，一定会登上11月10日的“内参”。如果说彭真和陆定一上午没注意到，那么他们一定应该看到下午版的“内参”，不可能在11月10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们两人真的在11月10日没有注意到这个消息，那么11月11日总该知道这个消息了吧。可是毛泽东11月11日又等了一天，彭真还是没有来，陆定一也没有来，甚至两人连派秘书送来一份书面的汇报材料都没有。

　　彭真和陆定一为什么不来汇报呢？这里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敢来”，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屑来”，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必来”。

　　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是不应该的，一来他们两人都不是胆小的人，二来在这件事上，他们两人完全没有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来毛泽东这里告上海方面的状，除非他们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才会“不敢来”。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屑来”，那就说明他们根本不把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认为只向“一线”的刘少奇汇报就可以了，不屑再来向毛泽东汇报了。

　　如果彭真和陆定一是“不必来”，那就说明他们两人已经把毛泽东看成是敌人了，因为向敌人汇报是没有必要的。【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7）/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8）

　　【接上】不管是彭真和陆定一“不敢来”、“不屑来”还是“不必来”，无论哪个理由，都无法让毛泽东原谅他们两人。此时毛泽东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被羞辱感的怨愤。常言道“人走茶凉”，现在毛泽东人还没走，茶就凉了。如果说刘少奇骑到毛泽东头上来，还有一点点可以容忍的地方。现在连彭真和陆定一这样的小角色，也骑到毛泽东头上来了，居然连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最起码的“礼节”，都被省略了。毛泽东怎么忍得下这口气，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打倒，所以后来彭真和陆定一成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人物。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彭真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刘少奇后来也埋怨彭真。尽管这件事的主谋是毛泽东，如果彭真装作不知道，去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话，双方还能在面子上过得去。这次彭真却鲁莽地干脆不理毛泽东了，这不仅是不给毛泽东面子，同时也是公然表示他无视毛泽东的权威，无视毛泽东的指示了。这等于撕破了双方最后一层虚伪的面纱，从此彻底撕破脸进行斗争了。

　　毛泽东没料到彭真和陆定一，居然也敢不向他汇报，无视他的存在，看来这场斗争，比毛泽东设想的还要严峻。11月10日姚文元的重磅炸弹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本以为会引起一场不小的地震，没想到这篇他费了九个月精心打造的文章出笼后，居然像泥牛入海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人表示赞成，也没有人出来反驳，甚至连提到的人都没有。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人们就会把这篇文章忘却了。

　　毛泽东看出来，彭真这次要用“默杀”的计策来对付他，要把姚文元这篇重磅炸弹的文章，捂起来沉到水底，让人们忘掉它曾经存在过。毛泽东准备用这篇批判文章挑起一场论战，而彭真则干脆不与毛泽东争论，一个巴掌拍不响，让毛泽东试图要发起的论战自然熄火。

　　既然彭真要让人们忘掉这篇文章，毛泽东就要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要把这篇沉下去的文章重新“顶”起来。毛泽东让人们重新想起这篇文章的办法，就是让其他报刊“转载”。毛泽东马上给上海那边下令，要上海的报纸转载这篇文章，重新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

　　到11月11日的晚上，毛泽东突然叫来汪东兴，说他马上要离开北京，让汪东兴即刻去通知他的专列。毛泽东的专列是24小时待机的，当毛泽东的大吉斯轿车到达车站的时候，列车人员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毛泽东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

　　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是他意识到彭真既然已经“敢”跟他撕破脸，那么他继续住在北京就危险了，因为北京是彭真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这次毛泽东离开北京时间很长，直到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之后，毛泽东才回到北京。【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8）/第八节 倒刘第一炮（9）

　　【接上】1965年11月11日夜，毛泽东的专列悄悄驶离北京。这次毛泽东抛出一颗精心准备了九个月的重磅炸弹《评/海瑞罢官》，居然被一个彭真轻而易举地捂下去了，没有炸响，这是毛泽东反击刘少奇的又一次挫折。当然毛泽东是不会服输的，要是输给彭真这么一个小人物，那可是太没面子了。毛泽东在思考扳回败局的法子。

　　毛泽东知道，他搞的《评/海瑞罢官》被彭真捂下去的这件事传出去，肯定会影响他“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股又要下跌，而刘少奇股又要上涨，这让毛泽东心中郁闷。为了挽回“毛泽东股”的行情，毛泽东采用他的惯用手法，出去外巡，接见地方大员，听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做指示。毛泽东做这些是要让人们知道，他毛泽东依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依旧过问国家大事，他要用事实澄清那些传言。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毛泽东已经不过问国家大事了，去专心搞哲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了。

　　11月12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天津，毛泽东立即派人通知河北省委，让省委的主要负责干部过来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明白，越是在股票跌的时候，越要摆出一点威风，一点霸气，这样才能让别人对他的“毛泽东股”有信心嘛。

　　河北省的主要干部不敢怠慢，马上赶来，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地方大员们都比较头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毛泽东经常会讲一些摸不着边，搞不清楚含义，甚至根本听不懂的话。这就把他们搞得很累，不得不使劲猜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让他们大伤脑筋了。

　　果然，这次毛泽东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开口就说出一句让大员们搞不清含义的话：“你们最近听到我有什么指示吗？”

　　那时的政治大局是“刘少奇股”的行情看好，大部分人都买刘少奇股，对毛泽东的话只是应付而已。他们对刘少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住，生怕搞不好会得罪刘少奇，而对毛泽东的话就是应付差事，当成耳边风。最近这段时候，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也讲了不少话，可是大员们都没有当成一回事，听完就忘了。这时毛泽东问起来，大家当然想不起来，面面相觑，有人总算想起一句毛泽东的指示，说：“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用不太满意的语气说：“我这句‘为人民’，早就在多少年前讲了。”

　　众大员搞不清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的话。其实毛泽东说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实际上是在测试自己在地方大员们心中的威信度。如果大家能够牢记毛泽东的话，那就说明他们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如果大家根本记不起毛泽东讲过的话，那就说明他们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成一回事，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威信已经是笈笈可危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10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2）/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1）

　　【接前】一般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对于这件事，现在的主流观点是：书生气十足的历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遵照毛泽东“学海瑞”的号召，单纯地写了一个学术性的剧本《海瑞罢官》，之后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巨大政治斗争，最后悲惨地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然而这种主流的说法，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吗？对于这种主流说法，有几个基本的疑问。

　　疑问之一：吴晗是无辜地被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还是主动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政治家？

　　疑问之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还是他本人自发写的？

　　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还是虚构历史的文艺性作品？

　　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真的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吗？

　　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逐个分析这些疑问。先看第一个疑问：吴晗学者是无辜卷入政治斗争的学者吗？

　　吴晗，1909年生，比毛泽东小16岁。1931年，22岁的吴晗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专攻明史研究，曾受到当时文坛巨人胡适的青睐和关照.吴晗毕业后，28岁就当上大学教授，可谓少年得志。这段时期，吴晗毫无疑问是纯粹的学者。1943年，34岁的吴晗加入政党“中国民主同盟”，开始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活动。此后的吴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政治家兼学者了。中国民主同盟是当时中国的第三大政党，仅次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40岁的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参政，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当时所谓的“学部委员”，就是现在的“院士”。此后，吴晗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市副市长的工作上，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搞过专门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学术研究行列。此时吴晗的身份，应该说是具有“院士”头衔的政治家。

　　1957年，吴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外的公开身份仍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这时，吴晗就成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同的是，他不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而是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地下党。民盟的党员们，不知道吴晗的底细，依然把吴晗看成是“自己人”，敢没有顾虑地对他讲心里话，吴晗再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共，有利于中共了解和掌控民盟内部的情况。【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3）/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2）

　　【接前】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反戈一击，积极揭发批判自己的两位上司：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和罗隆基，还把罗隆基的一封秘密信件公开出来，这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在反右运动中，吴晗做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用“上纲上线”的语气声讨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与各方面的反动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批倒了章伯钧和罗隆基之后，吴晗从民盟中央委员，上升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8年“大跃进”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共党内出现一股“亩产十万斤”之类的，说大话、说假话的浮夸风。对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建议党员干部学习“海瑞”精神，敢讲真话，敢给领导提意见。“海瑞”是四百多年前明朝的一位大臣，以敢于大胆批评皇帝而著称。之后，吴晗开始发表赞颂海瑞的系列文章，1959年6月发表《海瑞骂皇帝》，1959年7月发表《海瑞的故事》，1959年9月发表《论海瑞》，而出问题的《海瑞罢官》，则是发表于一年多之后的1961年1月。

　　这里引出第二个疑问：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是毛泽东指示他写的吗

　　有两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声称是毛泽东指示吴晗写《海瑞罢官》，但这两个传说都是假的。传说之一：“1960年底公演，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扮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毛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

　　事实上，毛泽东从未在“家里”接见过马连良，也没有同他一起吃饭，更没有表扬《海瑞罢官》写得不错。了解毛泽东生活习惯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待党内人士和党外人士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可以在家里穿着睡衣召集党员干部开会，但从来不会在家里接见党外人士。如果毛泽东要接见马连良这样的党外人士，应该是换上一身体面的衣服，在正式的会客大厅里接见，而不会“在家里接见”。详细介绍马连良生平的《马连良传》中，也没有提到毛泽东曾经接见过马连良。

　　传说之二：“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跟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这个传说似乎是想要证明毛泽东曾经与吴晗的私交很好，又证明江青批吴晗是泄私愤。【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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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4）/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3）

　　【接前】事实上，毛泽东从未请吴晗吃过饭，当然也就谈不上江青插话了。首先，吴晗夫人袁震早在1969年就去世，而在这个传说中，袁震说话的语境显然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69年之前的人，不会这么评论江青。再者，毛泽东极少请人吃饭，那些极少被邀请过的人，也是柳亚子那样的老朋友、老前辈。而吴晗比毛泽东小16岁，是晚一辈的人，又不是郭沫若那样的著名文化人，有什么资格被毛泽东请去吃饭？更不要说是吃狗肉了。

　　把这两则传说排除后，我们可以得到结论：毛泽东与吴晗并没有朋友式的私人关系，江青与吴晗也没有个人恩怨。据说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曾将当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赠送给吴晗，并在书上签字:“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但1960年的毛泽东，还不是神圣的毛泽东，当时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毛泽东签名的《毛选》第四卷赠书，那时候并算不上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毛泽东的赠书，并不能成为毛泽东与吴晗有亲密私交的证据，更不能认为毛泽东赠书是为了表扬吴晗写《海瑞罢官》，这两件事并无关联性。

　　那么毛泽东是否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呢？后来张春桥在文革时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亲口说，他本人没有提倡过写海瑞。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则说，写海瑞是他个人向吴晗建议的，并不是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说：“我找了吴晗同志来我家，商请他给《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他愿意写点文章。”胡乔木只是说：“宣传海瑞是毛主席提倡的”，并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指示过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事实上，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发表之后，也从来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称赞

　　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的时间是1959年，此时吴晗已经当了十年的北京副市长，应该完全明白官场的常识。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海瑞，这仅仅是胡乔木的个人意见，既不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是来自中宣部的指令。吴晗对胡乔木的建议，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完全取决与吴晗个人的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奉旨”行事，而是个人的自发行为。那么吴晗自发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显然，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用俗气一些的话说，就是想迎合和想讨好毛泽东。

　　吴晗是善于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迎合毛泽东的。毛泽东赞扬曹操，吴晗就写文章赞捧曹操。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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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5）/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4）

　　【接前】1959年3月，吴晗很快写了《谈曹操》的系列文章，吴晗在文章中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歌颂曹操说：“曹操喜欢音乐，善草书，是个艺术家；又喜欢打猎，有武艺，是一个好运动员。他是中国的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军事家、第一流的文学家、第一流的诗人。”毛泽东称赞武则天，吴晗又撰文《谈武则天》，歌颂武则天说：“当时唐朝的文化、生产发展，其关键主要是武则天统治的这五十年。我们应该说，武则天不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接下来我们再看疑问之三：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吗？

　　读一下吴晗的《海瑞》系列文章就知道，吴晗在文章中写的海瑞，并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海瑞，而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假海瑞。吴晗在文章中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与江青《样板戏》中的“高、大、全”英雄，也相差不多。

　　吴晗写的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不顾历史真相来拔高海瑞的形象。比如，史书上说海瑞“令老仆艺蔬自给”，这句话的意思是“海瑞让老仆种菜，自给自足”。可是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却把这个历史记载“拔高”成为海瑞亲手“自己种菜”，还加上一幅海瑞亲手浇菜的插图。再比如，吴晗在《海瑞的故事》里说：“海瑞一家吃用都从祖传的十亩田里出，时常吃不饱。”史书记载海瑞娶过几个妻妾，“时常吃不饱”应该是不至于的事。

　　吴晗在书中还写道：“海瑞与同乡青年谈学问，讲经义，实在饿很了，只好用手按着肚子，一面还谈着话，客人走了，边谈边送，不让人知道他挨饿。”史书的原文是：“海瑞家居十余年，日为课艺文，说经义，或馁困，时以手撑腹，言无倦厌，即相送出门，犹立谈移晷也”。史书只是说海瑞为了给同乡讲解经义，肚子饿了也顾不上去吃饭，手撑住腹部继续讲。史书原文中根本没有说海瑞是因为没钱饭吃而挨饿。

　　从上述事实来看，吴晗写的《海瑞》系列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迎合毛泽东意图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从情节到人物形象都是虚构出来的。当然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京剧，是文艺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是文革之后，不少人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定位成了“学术文章”，指责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是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好像吴晗的《海瑞罢官》成了研究海瑞的学术文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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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6）/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5）

　　【接前】《海瑞罢官》有多少学术性呢？先看看吴晗写在《海瑞罢官》前言中的一段话：“这部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这里，吴晗武断地给历史人物“海瑞”和“徐阶”，分别戴上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现代政治帽子，用这样口气写的文章，能称为学术文章吗？又怎么进行学术讨论呢？

　　海瑞给皇帝的奏折中有一句“讲求天下利害”，吴晗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为人民谋些福利”，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以吴晗的古文水平，绝不会误解这句原文的意思，吴晗是在有意误导。吴晗在《海瑞》系列文章中，不惜篡改历史，把古人海瑞描写成一个“自己亲手种菜”、“忍饥挨饿”、“为人民谋福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还给海瑞冠一个“左派”的现在头衔，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为了迎合领导的政治意图。毛泽东号召人们“学海瑞”，于是吴晗就把古人海瑞美化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这样高大的海瑞，才符合人们学习的榜样嘛。

　　吴晗写的《海瑞》系列小品文，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喜欢看这种迎合领导意图的政治小品文，那倒是奇怪了。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上演之后，同样也没有引起观众的反响，京剧戏迷也不喜欢这出戏，认为它在戏曲上并无大的突破，只不过是演员的阵容强大，马连良、裘盛戎等著名演员联合出演而已。

　　尽管观众对《海瑞罢官》的反应平淡，而报刊界的反响却相当热烈，一片好评之声。不少人撰文称赞说：“《海瑞罢官》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等等。

　　为什么报刊界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评价这么高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

　　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鼓励党员干部学习“海瑞”，勇于讲真话，敢于给领导提意见。没想到仅仅三个月之后，真有彭德怀这么一个“海瑞”跳了出来，大胆给毛泽东提意见了。这不免让毛泽东感到尴尬，因为批大胆提意见的彭德怀，显然与他提倡的“学海瑞”自相矛盾。在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把“批彭德怀”与“学海瑞”之间的矛盾，进行一些辩解。毛泽东说：“我四月份在上海提倡学海瑞。现在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明朝的海瑞’是左派，可是‘现在的海瑞’搬家了，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右派海瑞作斗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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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7）/ 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6）

　　【接前】毛泽东这里说的“现在的海瑞”和“右派海瑞”，当然指的就是彭德怀。毛泽东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和“右派海瑞”，显然是非常牵强的。众高官心里也都清楚，毛泽东的这番解释，不过是自找面子下台而已。从此之后，毛泽东不再谈学海瑞的话题了，因为学海瑞成了毛泽东心里的一块伤疤，谁要是再提学海瑞，那就等于是揭毛泽东的伤疤。所以，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4月到7月的三个月间，这段时间内毛泽东是积极提倡学海瑞的；而在1959年7月之后，因为打倒彭德怀与“学海瑞”存在明显的矛盾，此后毛泽东再不愿提起学海瑞这件事了。

　　这里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疑问之四：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有没有替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吴晗《海瑞》系列文章的时间表。吴晗的前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的故事》，分别发表于1959年6月和7月，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所以这两篇文章没什么问题；第三篇《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在彭德怀打倒之后，这篇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学海瑞”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

　　因此，吴晗在1959年9月发表的《论海瑞》最后，画蛇添足地加了一段话：“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他们同海瑞相反。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反对人民事业，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海瑞！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吴晗在文尾说的“假冒海瑞”和“右倾机会主义”，显然指的是彭德怀。虽说吴晗的级别不够参加庐山会议，但他也很快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转变，所以特别在文章末尾给彭德怀扣上一个“假冒海瑞”的帽子，以符合打倒彭德怀的政治形势。

　　1959年7月打倒彭德怀之后，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想再提学海瑞了。此后，为毛泽东着想的人，比如毛泽东的铁杆林彪、柯庆施等人，就再也不提有关海瑞的话题了。可是吴晗在1961年1月，偏偏要来揭毛泽东的伤疤，又发表歌颂海瑞的剧本《海瑞罢官》，还特别醒目地加上“罢官”两个字，难道吴晗真的不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的变化吗？

　　从吴晗过去的表现来看，他完全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完全懂得迎合领导的官场学。从吴晗在《论海瑞》中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是“假冒海瑞”，从吴晗在《海瑞罢官》中称呼海瑞为“左派海瑞”等等行动来看，吴晗是完全知道毛泽东对学海瑞态度发生了转变。吴晗明明知道这时候再提起“学海瑞”，就是揭毛泽东的伤疤，就是跟毛泽东过不去，那为什么他还要在1961年1月发表剧本《海瑞罢官》，并且排戏公演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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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8）/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7）

　　【接前】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吴晗的后台，北京市长彭真，以及彭真的后台刘少奇。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对毛泽东不利的，《海瑞罢官》除了有损于毛泽东的威信之外，不可能有提高毛泽东威信的作用。那么又是谁希望看到毛泽东的威信下降呢？这个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吴晗在1959年发表《海瑞》系列文章的时候，毫无疑问是迎合和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意图，而他在1961年发表《海瑞罢官》的时候，无疑就是迎合和支持刘少奇的政治意图了。吴晗是个聪明人，他大概看出，毛主席的时代过去了，今后是刘主席的时代了，所以开始迎合刘主席的政治意图了。更有可能的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得到上面的暗示。所以在吴晗的剧本发表后，刘少奇掌控的报刊宣传界，对吴晗的剧本大为叫好。

　　吴晗后来辩解说，他写《海瑞》是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不可能预测到后来彭德怀会被打倒，所以他没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吴晗的这个辩解太苍白无力了。

　　打个比方，有人在1965年写一篇赞美刘少奇的文章，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之后，该人在1967年重新发表这篇赞美刘少奇文章。有人指责该人发表这篇文章是为刘少奇翻案，该人辩解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在刘少奇被打倒之前的1965年，我不可能预测到1966年刘少奇会被打倒，所以我没有为刘少奇翻案的意思。”这样的辩解能成立吗？

　　有没有翻案企图的关键，不是看文章写于什么时候，而是看文章发表于什么时候。虽说吴晗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前就写了《海瑞》，但他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又把《海瑞》搬出来发表，这就明显有为彭德怀翻案的意思了。后来有人替吴晗辩解说：“吴晗并没有替彭德怀翻案的意思，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其实不是毛泽东误解了吴晗，而是那些替吴晗辩解的人误解了吴晗。毛泽东这样的顶级政治家，是不会那么简单就被忽悠的。

　　因此，说吴晗写《海瑞罢官》没有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意思，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又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疑问之五：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是完全没有道理吗？

　　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剧情上并没有突破，基本上是一个老套的旧式清官戏。戏里故事是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到人民的冤情，严惩了恶霸和贪官，为民伸冤。在《海瑞罢官》的结尾，出现众贫民对海瑞顶礼膜拜的场景，众贫民感恩叩头说：“有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然后众贫民齐声同唱对海瑞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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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9）/点评：探究《海瑞罢官》迷案（8）

　　【接前】《海瑞罢官》的背后在讲这样一个道理：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作主”，人民就可以不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海瑞罢官》与旧中国的清官戏一样，赞美清官，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思想，认为人民的幸福是清官恩赐的，人民要对他们感恩戴德。人民要想幸福，没有必要去改革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更不需要革命，只需等待清官的降临，只要清官一到，就会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人民的好光景马上就降临了。《海瑞罢官》宣扬的这种封建思想，明显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

　　其实，《海瑞罢官》这样的戏，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也是有争议的作品。前些年中国播放了一些赞美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引起不少人的争议。在1965年马克思主义统治中国的时候，《海瑞罢官》这种在思想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戏，受到批判是丝毫不奇怪的事。然而事实上，从《海瑞罢官》出笼到被姚文元批判的四年多时间里，《海瑞罢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质疑，公然演出，一片好评，这倒是奇怪的事了。

　　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中心思想，就是批《海瑞罢官》公然宣扬和赞美封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并非完全无理取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出笼后，彭真曾组织一些人对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进行反驳，但与姚文元的文章相比，那些反驳文章都显得无力。一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二来是姚文元的文章击中了《海瑞罢官》赞美封建思想的要害。

　　以上我们对围绕《海瑞罢官》的五个疑问进行了探究，推论出这样的历史案情：

　　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为了学术研究，也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迎合某个人的政治意图；同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也是为了迎合另外一个人的政治意图。吴晗是自发地、或者受到别人暗示写出一个政治意图性很强的《海瑞罢官》，结果引燃了一场政治大火灾。如果说吴晗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那么最后姚文元也被这场大灾烧到监狱里去了。自古以来就有“玩火者自焚”的古训，吴晗写《海瑞罢官》是玩政治之火，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也是玩政治之火，当玩火者发现火烧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悔之晚矣。【待续】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6）/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1）

　　【接前】彭德怀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只是因为给毛泽东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被罢官，文革后又被关进监狱，成为新中国最大的冤案之一。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彭德怀的悲剧呢？最典型的看法，是把彭德怀的悲剧，归咎于毛泽东个人的原因，认为毛泽东没有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说的更严重一些，是毛泽东“爱整人”，对不听话的人就要打倒。这样简单化的原因分析，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英雄历史观”，把重大历史事件归因于某个英雄人物的人品、作风和智慧，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

　　然而真正的历史并非这么简单的事情。外国人研究历史时，更爱侧重于分析历史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原因。这里我们试用外国的历史研究手法，来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的三大因素：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和个人原因。

　　首先分析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社会原因。中国传统社会，或者说“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官本位”。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体系有三个层次：皇帝，官吏、人民。皇帝是统治者，人民是被统治者，但皇帝并不直接统治人民，而是通过“官吏”这个中间阶层来间接地统治人民。这样，介于统治者皇帝和被统治者人民之间的官吏，就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他在皇帝面前，是被统治者，是皇帝的仆人；而他在人民面前，又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主人。

　　中国旧社会的官，与世界各国的官相比，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具有特别突出的双重身份，“即是仆人，又是主人”。官在皇帝面前的地位特别低，皇帝对官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再不高兴起来，监禁、流放、杀头也都是一句话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对皇帝，只能小心翼翼的服侍，不能做让皇帝不高兴的事，更不能惹皇帝生气。惹皇帝生气本身就是一大罪过，叫做“冒犯罪”，这完全是中国的国粹。在皇帝面前，官连人的最起码尊严都没有，虽说是仆人，连一般的仆人都不如，简直就是奴隶了。

　　相反，官在人民面前，地位又特别的高，被称为“官大人”或“官老爷”。在旧中国的官堂上，官对人民也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官尽管没有随便杀头的权力，但是关监狱的权力还是有的。人民在官面前，只能唯唯诺诺，根本不能争辩，更不能反驳。一个“民”如果敢在一个“官”的面前批评他，那同样也是“冒犯罪”，重责不饶。在人民面前，官的权力大得不得了，比主人对仆人的权力还要大。【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7）》*****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7）/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2）

　　【接前】中国官吏的生活是“双重人格”的，他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匍伏在地、卑躬屈膝的仆人；他到了人民面前，又马上变成一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的主人。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官吏在这种极端的“双重人格”之下生活，应该会患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了，然而中国官吏对“双重人格”的身份都适应得很好，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当面顶撞毛泽东，甚至对毛泽东说出“操娘”的粗话，这在古代就是“冒犯罪”。不管是你的意见是不是正确，只要冒犯了皇帝，那就是有罪，骂皇帝那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庐山会议上，众高官批判彭德怀，并不是批判彭德怀提意见的内容错了，而是批判彭德怀冒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犯上”错误行为。

　　周恩来说：“彭德怀的骨头是犯上。”林彪说：“彭德怀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陶铸说：“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的女人嫁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陶铸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一旦忠于毛主席，要像旧社会女人那样‘从一而终’，即使毛主席错了，我们也只有跟着毛主席错下去，决不能因为毛主席错了，就反对毛主席。”

　　中国是一个封建传统，或者叫“封建流毒”很深的国家，新中国在形式上虽然已是共和国，但新中国的社会仍还有很大封建传统的成分，至少在大家的心目中，依然把国家领导人看成是无冕的皇帝，国家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毛泽东就被看成立是无冕的皇帝，毛泽东的尊严就被看成是绝不能冒犯的、皇帝式的尊严。彭德怀居然敢当面顶撞毛泽东，无视国家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就让高级干部们无法容忍了，他们自动地维护毛泽东的尊严，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的犯上行为。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犯罪呢？这就是古代“犯上罪”的现代版。

　　因此，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底线：皇帝是不能批判的，至少是不能当面批判的。大臣要给皇帝提意见的话，必须用最卑屈的态度，用最委婉的言辞，最含蓄的语气，这是旧中国的常识。而彭德怀却是趾高气昂地给毛泽东提意见，这不仅让毛泽东本人接受不了，就是彭德怀的同事，党内的众高官们也接受不了。

　　其次再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文化原因。彭德怀的犯上行为，遭到他的官僚同事们的一致批判，但一般的人民大众，又非常赞赏和敬佩彭德怀敢于直言犯上的行为。这是为什么呢？【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8）/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3）

　　【接前】前面说到，中国的官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要当好皇帝的仆人，一方面又要当好人民的主人。这样对于一个具体的官来说，不得不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皇帝的仆人”上，把服侍好皇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第二选择是把重心放在“当好人民的主人”上，把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利益视为最重要的工作。

　　想当好“皇帝的仆人”的官吏，想方设法讨好皇帝的高兴，奉承谄媚，看皇帝的脸色说话，顺着皇帝的意思办事，这种人被称为“奸臣”；想当好“人民的主人”的官吏，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的利益，敢于为民请命，不怕惹皇帝生气，不怕激怒皇帝，甚至敢批评皇帝，这种人被称为“忠臣”。把谄媚讨好皇帝的人说成是坏人，是“奸臣”，其实有点冤枉了，因为仆人的职责就是不能让主人生气，一天到晚惹主人生气的仆人，绝对是不合格的。从皇帝和官吏的主仆关系来讲，“忠臣”是不合格的仆人。

　　但从官吏和人民的关系来讲，“奸臣”又是不合格的人民主人。有些官吏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引发民怨民愤。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时代，宋徽宗喜欢奇石，宰相蔡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石，大搞“花石纲”，引起民怨沸腾，引发宋江等农民起义。因此，人民对于那些只顾讨好皇帝，不顾人民的死活的“奸臣”是十分痛恨，而赞盼那些不讨好皇帝，敢于在皇帝面前为民请命的“忠臣”。

　　旧中国的体制下，皇帝通过官吏间接地统治人民，所以老百姓把皇帝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人，所谓“山高皇帝远”。老百姓对皇帝并没有感情，没有老百姓自发地为某个皇帝修建庙宇来纪念他，可是老百姓自发地为忠臣修建庙宇纪念他的例子就很多了。老百姓对直接管理和统治自己的“官”，那是很有感情的，对公正廉洁的忠臣清官抱有热爱的感情，对贪赃枉法的奸臣贪官抱有痛恨的感情。

　　中国老百姓非常敬仰和崇拜忠臣，不仅为忠臣修建庙宇参拜，更有大量歌颂忠臣的文学作品，甚至在传统戏剧中，忠臣的角色涂成红脸，奸臣的角色涂成白脸，让观众一眼就分出忠臣和奸臣。但现实中的人，忠臣和奸臣绝不像“红脸”和“白脸”那么好区分，因为极端的忠臣和奸臣都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非忠非奸”之人。

　　毛泽东的属下，绝大部分人都很难划分是“忠”还是“奸”，但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敢于当面给毛泽东提意见的彭德怀，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忠臣”；另一个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按照中国的传统标准，应该是“奸臣”。彭德怀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英雄人物，对他有各种赞誉之词：敢说真话，有正气，硬骨头，唯实不唯上，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9）/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4）

　　【接前】赞美彭德怀这样的忠臣，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可是在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并没有人欣赏彭德怀这样为民请命的忠臣。西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中，绝没有彭德怀这样的忠臣。在外国人看来，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对领导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就要被开除革职，甚至被监禁、杀头的地步，那么肯定是这个社会体制本身出问题了。所以西方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冒死给皇帝提意见，而是设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皇帝体制。

　　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只是想改变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和做法，并没有想改变这个体制。这就像忠臣给皇帝进谏，并不是想推翻皇帝体制，相反是在维护这个体制。忠臣冒死给皇帝进谏，只是希望皇帝变好一些，对人民宽厚一些，从而使封建帝王的体制更加巩固。文革中有一种“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点，也就是这样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中国老百姓中却没有市场，老百姓还是欣赏“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

　　西方国家的老百姓，不喜欢也不需要“为民作主”的清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为他们作主”，他们崇尚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没有自己拯救自己的想法，只是盼着“清官大老爷”来拯救自己，期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一个大救星”。有人认为中国老百姓的这种传统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糟粕”，但也有相反的意见，认为这种思想正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和根基。

　　不论中国老百姓“盼清官”的思想是好是坏，在中国老百姓的期盼下，在中国的官吏中也相应地产生出一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责任感，认为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有“为民作主，为民请愿，为民谋幸福”的责任和义务。海瑞这样的官，就是在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的召唤下，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给皇帝提意见，结果落一个罢官的下场。

　　同样，造成彭德怀悲剧的第二个原因，也在于这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原因。1958年底，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平江考察，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一位负伤致残的红军老战士，悄悄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彭德怀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郑重地把这张纸条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并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这时彭德怀感到他是当官的，有“为民请愿”的责任和义务。这这种责任感的感召下，彭德怀奋不顾身地站出来“我为人民鼓与呼”，造成了他的悲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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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0）/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5）

　　【接前】最后分析一下造成彭德怀悲剧的个人原因。毫无疑问，如果毛泽东是唐太宗，有纳谏和接受批评意见的雅量，那么彭德怀提意见也不会出现那样的悲剧结局。但世界上“人无完人”，中国几千年来的几百位帝王当中，有纳谏和接受批评雅量的，似乎也只有唐太宗一位，因此用一个“完人”的标准去要求毛泽东，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假设彭德怀本人当了皇帝，他会有纳谏和接受批评的雅量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彭德怀以作风粗暴霸道而著名，动不动就骂人，听不得不同意见，绝不是一个讲民主的人。1959年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固然是一个冤案，彭德怀是被害者；可是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他也曾经是加害者，彭德怀制造的最著名冤案就是“粟裕冤案”。

　　在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的直接下级是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彭德怀对粟裕的态度蛮横霸道，比如粟裕在请示报告上写“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彭德怀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粟裕不写“彭副主席转呈”而直接上报中央，彭德怀又说：“怎么，你想越级告状？”

　　1958年5月至7月，彭德怀主持了长达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给粟裕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粟裕总参谋长的职务。粟裕的第一大罪状是“野心家，向党要权”，粟裕为了否认自己是野心家，举出他过去曾经把官位主动让给别人的事，彭德怀却蛮不讲理地说：“这正说明你阴险！”。粟裕第二大罪状是“里通外国”，只不过因为粟裕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就被彭德怀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可叹的是，就在一年后的1959年，彭德怀本人也被扣上同样的“里通外国”罪名，正是应验了冤冤相报的传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粟裕向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有一些争论，他就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野心家’、‘阴险卑鄙’、‘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置于死地。……，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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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91）/ 点评：彭德怀的悲剧（6）

　　【接前】但粟裕1984年离开人世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平反，直到1994年，才在报纸上间接地承认粟裕1958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文革结束后，历史上的很多冤案都平反了，为什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得不到平反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粟裕平反了，那就是承认彭德怀本人也制造过冤案，有损于彭德怀的高大形象。因为那时各种媒体已经把彭德怀塑造成一个“为民请愿”的“高大全”的清官形象，为了维护彭德怀的形象，只好牺牲粟裕了。

　　彭德怀的性格其实跟毛泽东很相像，两人的作风一样霸道，如果彭德怀当了主席，他也不会有纳谏的雅量。有人说：那时如果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当主席，彭德怀提意见就不会有悲剧结局了。问题是，彭德怀偏偏不喜欢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甚至看不起周恩来。彭德怀曾对周恩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又说周恩来对毛泽东毕恭毕敬的态度是“驯服、没骨头”。周恩来在批彭德怀的时候反驳说：“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看来彭德怀这样的刚硬之人，非要毛泽东那样比他更刚硬的人，才能管得住，周恩来这样温文尔雅的人，大概是管不住彭德怀的。所以叶剑英元帅在批彭德怀的时候说：“主席还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能管得了你？”毛泽东本人也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

　　从上面一些事情来看，似乎彭德怀是一个蛮横霸道的人，但实际上彭德怀又有另外一面。尽管彭德怀对下级干部很少有笑脸，面孔常常是紧绷着，看见不顺眼的地方就要骂。但彭德怀对底层的士兵和百姓，却是亲切和蔼，有说有笑，从不骂他们，是一个“傲上怜下”的人。彭德怀在外地视察，遇到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他常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塞到对方手里。1958年彭德怀在湖南视察时，看到一个生产大队的敬老院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忍不住骂道：“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彭德怀马上捐200元，给敬老院添置被褥。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不能把彭德怀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原因，而是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和文化进行改造，很难保证今后不再出现彭德怀式的悲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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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6）/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1）

　　【接前】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思虑好宏大的战略部署后，开始了打倒刘少奇的外围战。毛泽东下井冈山之后，先去了杭州，再到上海，然后回到北京。毛泽东离开北京三个半月后回来了，北京的众高官轻松了三个月后，又开始绷紧神经，注视带着井冈山泥土味的毛泽东会有什么新动向。毛泽东一点也没有出远门归来的倦意，马上着手布置他打倒刘少奇的外围部署，特别是要消除军队中存在的隐患，为在关键时刻确保军队万无一失地站在自己一边。

　　当时军队中实权最大的四个人，依次是毛泽东、林彪、贺龙和罗瑞卿。林彪是毛泽东绝对信任的，对贺龙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很信任，但罗瑞卿原本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人，甚至暗地里被称为毛泽东的爱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64年年底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唇枪舌战中，罗瑞卿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而是持旁观态度，毛泽东心中顿时失去对罗瑞卿的信任。因此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解除贺龙和罗瑞卿的职权。

　　为什么贺龙和罗瑞卿会成为实权人物？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1955年设立军衔时，授予朱德等十人为“元帅”，粟裕等十人为“大将”，这十个元帅和十个大将，是解放军中地位最高的人，但地位高并不等于就有实权。解放军中实权最大的三个职位，依次为“军委主席”、“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军委主席当然是毛泽东莫属，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元帅担任，总参谋长必须由大将担任。先后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和林彪都是元帅，先后任总参谋长的粟裕、黄克诚和罗瑞卿都是大将。

　　1963年，国防部长林彪一时病重，无法工作，必须有一个人暂时代替林彪的国防部长职务。因为国防部长必须是元帅，代理国防部长当然也要有元帅军衔才行，于是毛泽东让贺龙元帅代理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十大元帅中，彭德怀、林彪和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嫡系，其他七人都不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此时罗荣桓已病逝，彭德怀被打倒，林彪又病重，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启用贺龙担任代理国防部长。毛泽东讨厌军衔制，也有这些被军衔捆住手脚的缘由。贺龙本来是一个介于毛泽东派和周恩来派之间的人物，后来又跟刘少奇关系越来越密切，有刘少奇派的味道了。

　　总参谋长是仅次于国防部长的实权人物，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完全是毛泽东派的人，所以毛泽东实际上很多事情都绕过贺龙，直接交给罗瑞卿办。这样虽说架空了一些贺龙的实权，但却增长了罗瑞卿的傲气。有人说：人这种动物是不可宠的，一宠就要翘起尾巴来。罗瑞卿正好验证了这句话，他仗着毛泽东的信任，不把军队老帅们放在眼里，做事独断，得罪了很多老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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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7）/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2）

　　【接前】从来军队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罗瑞卿不过是一个大将，对元帅们施号发令，当然要得罪人，后来这些老帅在打倒罗瑞卿时都非常积极。

　　以前毛泽东是非常信任罗瑞卿的。但我们前面说过，罗瑞卿在毛泽东的困难时刻，没有站出来保卫毛泽东，这就让毛泽东无法再信任罗瑞卿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消除军队的隐患，就是把贺龙和罗瑞卿两个人掌握的实权剥夺掉，换上毛泽东信任的人掌握实权。

　　剥夺贺龙的实权比较好办，因为1965年林彪的身体明显好转，可以重新出来工作了。贺龙本来就是替代病休的林彪，现在林彪病好了回来工作，名正言顺地把贺龙的实权收回到林彪手里，这个容易处理。难处理的是罗瑞卿，因为剥夺罗瑞卿的实权，就要撤掉罗瑞卿的总参谋长。不过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文革后那样大的权力，说话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更不是想撤谁就撤谁，不需要理由。所以当时毛泽东为了撤罗瑞卿的职，还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找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搜集罗瑞卿犯错误的材料，用当时的术语就是“整材料”。

　　罗瑞卿在工作中并没有犯大的错误，主要问题是人际关系比较差。不少人，包括叶剑英这样的元帅，常常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作风霸道，难于共事。以前毛泽东信任罗瑞卿，这样的告状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毛泽东不信任罗瑞卿了，这时候的告状就要罗瑞卿的命了。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叶剑英等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再次抱怨罗瑞卿的问题。这次毛泽东不再袒护罗瑞卿了，便顺水推舟地表示要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处理。毛泽东处理高级干部的方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阶段，第二个是分化孤立阶段，第三个才是批判阶段。

　　在第一个准备阶段，毛泽东于1965年６月７日，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罗瑞卿一下台，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就自然而然地继任总参谋长。在第二个分化孤立阶段，从1965年8月开始，毛泽东让叶剑英代表他，向吴法宪、邱会作、杨得志、许世友等军队高层干部“打招呼”，向他们透露罗瑞卿已经“有问题”了，让这些人站稳立场，不要陷到罗瑞卿的圈子里去。直到1965年12月，分化孤立的工作完成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的阶段，公开批判罗瑞卿。

　　不过在解决罗瑞卿之前，毛泽东还要先解决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彭德怀。如果说罗瑞卿是一只在台上的活老虎，那么彭德怀就是一只下了台的死老虎了，但这只死老虎还有可能复活，比罗瑞卿这只活老虎还要可怕。现在彭德怀就住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吴家花园，还保留有中央委员的地位，万一北京政局有变，彭德怀这只死老虎马上有可能复活出山，来找毛泽东算旧账，所以毛泽东不能不预防万一，这次他要放逐彭德怀，把彭德怀弄到边远的地方看管起来，以防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保证北京的绝对安全。【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8）/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3）

　　【接前】把彭德怀强行逐出北京是不行的，现在党内同情彭德怀的人很多，无缘无故把彭德怀逐出北京，反而会增加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所以毛泽东这次要使用“猴气”，把彭德怀“骗”出北京去。正好四川正在展开三线建设，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为首的“一线中央”建议，让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

　　刘少奇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布置的打倒他的一步棋，还以为毛泽东抵挡不住为彭德怀平反的舆论，不得不做出妥协，被迫让彭德怀重新出来工作。彭德怀第一步重新出来工作，第二步就是平反了，对此刘少奇非常高兴，马上同意毛泽东的建议，让彭真代表中央去找彭德怀谈话。

　　1965年9月11日，在吴家花园闲居的彭德怀接到通知：请你去人民大会堂，中央有人和你谈话。彭德怀赶往人民大会堂，彭真向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派他去四川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还特别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见。彭真为彭德怀高兴，可是彭德怀本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甚至马上表示无法服从这个决定，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让我去农村搞调查吧。”

　　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当然希望彭德怀出来工作，他劝彭德怀服从党的决定，还表示同情地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彭真跟彭德怀谈了两个小时，但彭德怀也不是省油的灯，仍然拒绝去四川任职。自从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彭德怀就多次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调查自己的问题。1962年，他向中央和毛泽东递交了一封长达八万言的信，对自己的历史问题进行了申辩，并请求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彻底弄清他所犯的“错误”。1962年中央成立了贺龙牵头的专案小组，对彭德怀进行审查，但审查来审查去没有任何结论，彭德怀对此当然是非常不满的。

　　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彭德怀拒绝去四川任职，这也在毛泽东的预料之内。毛泽东跟彭德怀的性格十分相像，都是脾气倔犟，不肯服输的人。两个脾气刚烈的人，做地位平等的朋友还可以，做上下级就很难搞好关系。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下级，脾气犟，不听话，不给毛泽东面子，这让毛泽东难于容忍。其实不只是毛泽东，换了别的领导，恐怕也很难容忍彭德怀这样的部下。彭德怀这种不会迎合领导，不会拍马屁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当官，彭德怀能够进入官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彭德怀的老部下黄克诚大将说：“彭德怀性格刚强，遇事不能容忍，不能适应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这个评价虽然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但还是相当客观，并说到了点子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9）/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4）

　　【接前】毛泽东有时也庆幸彭德怀的急性子火爆脾气，如果彭德怀是个隐忍的人，能忍得住，忍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写那个《万言书》出来，与刘少奇联手，两人一文一武，一唱一和联合起来向毛泽东发难，毛泽东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从性格上来说，毛泽东喜欢彭德怀这样直率的人，并不喜欢林彪那样阿谀奉承的人，在批彭德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彭德怀惋惜地说过：“我们三十年的交情，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但是搞政治和交朋友完全不一样，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不会与彭德怀讲朋友义气的。

　　这次彭德怀不愿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对付彭德怀最好用软办法，因为他和自己一样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于是毛泽东决定亲自召见彭德怀，用软话把彭德怀“骗”去四川。9月23日早7时半，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请他8点半前去中南海颐年堂谈话。

　　毛泽东亲自请彭德怀过去谈话，彭德怀不能不给面子，他马上乘车前往，8点15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手，跟彭德怀紧紧握手。这两个昔日的战友，自从1959年一别，已经6年没有见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谈话的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儿他们就来。总理去接西哈努克亲王，所以不能来。”

　　中南海颐年堂是毛泽东正式会客的地方，毛泽东和彭德怀进入颐年堂坐下后，先闲谈几句。8点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但周恩来没有来。毛泽东是有意安排在周恩来去接外宾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毛泽东战略的第一步，是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因此，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就不能瞒着周恩来和林彪，如果对周恩来和林彪遮遮掩掩的话，两人就会不信任毛泽东，就不肯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出大力了。毛泽东事先已经向周恩来和林彪“交底”，绝不能让周恩来和林彪发生误解，误以为他让彭德怀出来工作是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毛泽东透露给周恩来和林彪，他让彭德怀去四川，是对彭德怀越来越不放心，绝不是要给彭德怀平反的意思。

　　可是今天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是要“骗”彭德怀，说准备给他平反，否则彭德怀也不会去四川。如果周恩来在场，他是知道底细的人，毛泽东在周恩来这个知情人面前“骗”彭德怀，总觉得有些不自然，或者有些尴尬，至少有损他的领袖风貌，所以毛泽东要选择周恩来不在场的时候与彭德怀谈话。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建设三线，准备战争，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毛泽东知道彭德怀爱打仗，先用“带兵打仗”来诱惑彭德怀。

　　但彭德怀没有上钩，说：“搞工业我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0）/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5）

　　【接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细，还以为毛泽东真的准备给彭德怀平反，所以他们一起劝彭德怀，不惜以身作则地说：“搞工业我们都不懂，都在摸索。”

　　但彭德怀还是没有上钩。于是毛泽东只好不顾面子了，对在座的人说：“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旁边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听了频频点头，都说：“我们也都衷心支持彭老总出来工作。”

　　可彭德怀硬是不上钩。最后毛泽东不得已，只好再次放下面子，对彭德怀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

　　这是毛泽东婉言地向彭德怀承认错误，承认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是正确的，而且暗示几年之后给彭德怀平凡。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终于让彭德怀感动了，他知道毛泽东是死要面子的人，能够在众人面前承认错误，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彭德怀毕竟是一位性情中人，激动之下，马上答应了去四川工作。

　　之后毛泽东又跟彭德怀继续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应该是他与彭德怀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中午又留彭德怀一起共进午餐，与彭德怀碰杯喝了酒。饭后，毛泽东亲自送彭德怀到他的轿车边，与他握手告别，当时有谁会想到，毛泽东伸出来的手，是准备好的与彭德怀最后一次的握手，这是跟彭德怀最后告别吧，他们两人三十多年的交情从此一笔勾销。

　　毛泽东完成了把彭德怀逐出北京的部署之后，他还要处理一个人，那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中央办公厅的地位并不高，只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但无论大小事情，都要通过中央办公厅，所以任何秘密都瞒不过这里。中央办公厅主任，就成了掌握中央所有秘密的特殊人物。杨S昆曾不无自豪地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

　　毛泽东这次要用“猴气”，也就是秘密的手段来对付刘少奇，所以必须控制中央办公厅这个掌握一切秘密的机构，否则他的秘密手段被泄漏出去，不但打不到刘少奇，反而有可能被刘少奇打倒。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是刘少奇派的人，所以一定要撤换掉，换上自己的亲信汪东兴。于是毛泽东就向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提出撤换杨S昆，让汪东兴当中央办公厅主任。【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1）/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6）

　　【接前】那时毛泽东在党内还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要撤换杨S昆，必须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列车盗听事件”。1961年毛泽东在乘专列外巡时，偶然发现他的车上被安装了窃听装置，毛泽东震怒了，居然有人敢窃听他的讲话。毛泽东追查下去，发现这件事并不简单，居然是中央办公厅做出的决定，监听器材是中央办公厅悄悄安装的，专职监听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悄悄派来的，而中央办公厅的主任就是杨S昆。当然中央办公厅在毛泽东专列上安装监听器材，是得到上面批准的，有刘少奇的签字，也有周恩来的签字。

　　毛泽东知道这些后，明白这是刘少奇的主谋，因为盗听的“犯人”来自刘少奇主管的中央办公厅，而不是来自周恩来主管的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专门从事情报和谍报的部门。刘少奇知道此事后，专门向毛泽东道歉，说是监听为了更准确地将毛泽东的讲话和思想整理成文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骗不了毛泽东。

　　不过毛泽东当时处在威信的最低谷，不便跟刘少奇翻脸，所以毛泽东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而是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除了拆除所有窃听装置，销毁所有录音记录之外，人员处分是相当轻的，只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和副主任吴振英给予警告处分，调离中央办公厅，而叶子龙是毛泽东的秘书，康一民是周恩来的秘书，吴振英是刘少奇的秘书。直接责任者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却没有受到处分，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书面检讨，这件事表面上似乎就过去了。其实是毛泽东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杀手锏留起来，待机使用。

　　四年之后的1965年，是毛泽东抛出这个杀手锏的时机了，毛泽东突然重提此事，声称要追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S昆的责任。在“列车盗听事件”上，刘少奇是理亏的。不管怎么说，不经本人同意，对毛泽东的谈话进行秘密录音，是一件违法的事，走到哪里都说不过去。所以毛泽东要追究杨S昆的责任，刘少奇也不太好庇护，只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让汪东兴接替杨S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刘少奇把杨S昆调到广东省去工作。

　　1965年11月10日，杨S昆正式调离中央办公厅，去广东工作。这天毛泽东约见他，杨S昆还以为毛泽东要生气地骂他一顿，没想到毛泽东丝毫没生气，很客气地跟杨S昆谈了一阵，还幽默地开玩笑说:“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杨S昆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时，路上遇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杨S昆把毛泽东跟他谈话的内容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听后说：“糟糕，要是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2）/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7）

　　【接前】田家英知道毛泽东的脾气，他要是对一个人臭骂一顿，那是准备要“挽救”那个人；如果客客气气地，那就是对那个人不抱希望了，毛泽东的口头禅是：“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果然，杨S昆在半年之后就被打倒。杨S昆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心中十分害怕，因为他是一个知道中央领导人所有秘密的人，古人说“知人隐私者危其身也”，一旦有人对他的嘴不放心，就会被杀人灭口。杨S昆也看出刘少奇是不会保他了，于是杨S昆去找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保他。

　　杨S昆是刘少奇的人，并不是周恩来的人，要想让周恩来保他，也没那么容易，不过杨S昆还是很机智，他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理由，跟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

　　杨S昆这个表白很有水平，他说的第一要点是“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这就是杨S昆声明，他没有把周恩来的秘密告诉过其他任何人，等于是向周恩来表忠心。

　　杨S昆说的第二要点是“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这句话很微妙。如果杨S昆对周恩来说：“我还有一些你不了解的秘密，但我不能说”，那是忠于职守的表示。可是杨S昆却说“我不愿意多说”，这个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愿意，也可以说。”这就是向周恩来暗示，只要周恩来保他，他可以告诉周恩来一些秘密。

　　杨S昆说的第三要点是“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心安了”，这就是向周恩来表示：“我杨S昆以后就全靠你周恩来关照了。我不管刘少奇是不是知道我无辜，也不管毛泽东是不是知道我无辜，只要你周恩来知道我是无辜的，我就安心了。因为你知道我是无辜的，就会保护我。”杨S昆这句话，更有一层意思要告诉周恩来，就是：“在我杨S昆心中，你周恩来的位置，更要高过毛泽东。”

　　至于周恩来对杨S昆这番话的态度，杨S昆在日记中简洁明了地写到：“当时，他（周恩来）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这是周恩来用最短的话，最令人信服地暗示，他准备保杨S昆了，后来也果然如此。尽管杨S昆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成为文革第一个被打倒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他三人都被关进秦城监狱，唯独杨S昆没有被关监狱，只是在北京军区软禁，没有吃太大的苦头。杨S昆对周恩来的一席话，救了他自己的命，也向周恩来表示了他对周恩来人格的最高信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3）/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8）

　　【接前】就在杨S昆被解除中央办公厅主任同一天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打响了文革的第一枪。《评海瑞罢官》的事情比较复杂，我们将在下一节专门介绍。这里我们继续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外围准备：打倒罗瑞卿。

　　1965年11月12日，也就是发表《评海瑞罢官》的两天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他知道《评海瑞罢官》这颗炸弹扔出来之后，继续住在北京是危险的，因为北京基本上被刘少奇的势力所控制。毛泽东此次离开北京后，在外地住了八个月之久，直到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

　　毛泽东在放逐彭德怀，撤换杨S昆之后，最后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因为毛泽东有全权处理军队里面的事，罗瑞卿是军队的人，所以事先不必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但必须先跟林彪商量。毛泽东知道，林彪不喜欢罗瑞卿，因为罗瑞卿这些年仗着毛泽东的信任，对林彪也不看在眼里，把林彪看成一个病恹恹的，占着位置不干活的上司，甚至对林彪出言不逊，多次让林彪不快和生气。因此毛泽东预料，林彪会乐意打倒罗瑞卿，因为这在客观上可以帮林彪“出口气”。

　　毛泽东让人通知住在苏州疗养的林彪，告诉他准备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并问林彪有没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林彪对罗瑞卿早有不满，只是碍于罗瑞卿是毛泽东的爱将，从来没有向毛泽东告过罗瑞卿的状。既然这次毛泽东先开口了，正中林彪下怀，于是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知道杨尚昆的事情后，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现在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1965年11月30日，林彪夫人叶群带着林彪的揭发材料，到住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汇报，跟毛泽东密谈长达五个小时。林彪的揭发材料比较有分量，于是毛泽东就决定用林彪的揭发材料，给罗瑞卿定一个主要的罪名：向党伸手，要夺林彪的权，野心家。

　　在外国，“野心”这个东西一般被认为是积极的，好的。因为西方国家通过竞选产生出领袖，如果没有“野心”谈何竞选，没有竞选谈何领袖，所以政治家的最基本素质就是要有“野心”。可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没有政治家的概念，只有“官”的概念。而官不是通过竞选获得，是上级任命的，如果一个官不满意上级的任命，嫌官小，就被认为是有“野心”。给罗瑞卿定的罪名，就是不满毛泽东给他的官位，嫌官小，想当国防部长。“野心家”的罪名，外国人很难理解，但是在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名，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罪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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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4）/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9）

　　【接前】毛泽东于1965年12月8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总部和各大军区主要领导。贺龙到上海后，他的住处与刘少奇的住处很近，当天晚上刘少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这次批判罗瑞卿，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

　　贺龙说：“我是今天到上海才知道的。”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听了两人的回答，刘少奇意味深长地说：“这么说，我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毛泽东事先“打过招呼”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而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刘少奇、贺龙等人，到了上海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要处理罗瑞卿。不过罗瑞卿是毛泽东的亲信，刘少奇看来，毛泽东批罗瑞卿，是毛泽东控制的军队内部的派系争斗，不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刘少奇甚至觉得毛泽东有点老糊涂了，因为他整罗瑞卿，是整他自己的人。

　　这次会议是在罗瑞卿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罗瑞卿12月11日到达上海时，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这个会议是批他本人的，罗瑞卿一到上海，就被软禁起来。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告诉罗瑞卿，他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罗瑞卿还不相信毛泽东会整他，要求去跟毛泽东面谈，周恩来只得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和杨尚昆比起来，罗瑞卿的政治水平就显得太幼稚了。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本来杨成武只是上将，是没有资格当大将才能担任的总参谋长。可是1965年5月取消军衔制后，大将都取消了，自然也就没有了大将才能当总参谋长的限制，谁都可以当总参谋长了。这也许是毛泽东早在5月重上井冈山前取消军衔时就计算好的，也许是纯属偶然。

　　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又于1966年3月在北京开会，继续批判罗瑞卿。但这次不再是“背靠背”的揭发，而是对罗瑞卿进行“面对面”的批判。在揭发罗瑞卿的黑材料中，最有杀伤力的居然来自罗瑞卿自己的几个心腹，他们在书面材料中，把罗瑞卿平时对自己人才敢随便说的真心话，全部一五一十揭发出来。来自政敌的攻击，罗瑞卿还承受得了，而来自自己人的背叛，这就让罗瑞卿的心理无法平衡。这些人以前一直围着罗瑞卿团团转，捧着罗瑞卿一呼百诺，罗瑞卿也对这些人重用提拔，给予他们很大的恩惠。现在这些人居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不仅要把罗瑞卿打倒在地，还要踩上一只脚。罗瑞卿实在想不通：人怎么会是这样的？他对人间失望了，绝望了，不想再留在人间了。于是罗瑞卿写下一封简短的遗言，准备自杀。【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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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85）/ 第七节 文革外围战（10）

　　【接前】军人自杀，多半是选择开枪自杀，但罗瑞卿身边的枪弹已被没收，无法开枪自杀，罗瑞卿就从他住的三楼房间跳下去，跳楼自杀。不过从三楼的高度上跳下去，生存率还是比较高的，罗瑞卿没有死，但是摔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为残疾，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罗瑞卿之所以会想不开自杀，还是因为罗瑞卿的人生道路太顺利了，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从来没被人整过，而且从来都是他整别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罗瑞卿跳出来大批彭德怀，深得毛泽东的欣赏，春风得意一时。没想到现在他步彭德怀的后尘，成为被万人批判的对象。罗瑞卿主持修建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而他后来又被关进这所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而且和彭德怀关在一起，真可谓历史的大玩笑。就像列宁说的那样：“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毛泽东得知罗瑞卿自杀的消息，并不同情，摇头说：“没出息！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瑞卿的事还没有完。阎王老子是有原则性的，没叫罗瑞卿去，罗瑞卿自己要去也不收。罗瑞卿用自杀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在中共党内，自杀被认为是怯弱的行为，没有人同情自杀者。刘少奇嘲笑罗瑞卿自杀说：“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说：“应该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叶剑英元帅把古人诗句的“将军百战身名裂”，讽刺地改为“将军一跳身名裂”。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能经得起各种考验，批斗也是一种考验，经不起批斗的人，算不上共产党员。在共产党高层人物追悼会的悼词里，总有一句分量相当大的评价，称：“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事实上，刘少奇、彭德怀等人在后来的文革中，遭受了远比罗瑞卿厉害得多的批斗和凌辱，但他们都没有自杀，算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吧。很多共产党员都像邓小平那样三起三落，经过残酷斗争之后再复出，可谓“百炼成钢”。

　　　　打倒罗瑞卿，表面上看毛泽东损失了一个大将，一名亲信，但实际上毛泽东却消除了军队的隐患，可以安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旁观者，他们都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看似糊涂的“整自己人”，原来是为一场巨大战役做事先的准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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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5）/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1）

　　【接前】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1978年之后搞的“改革开放”，就会提前到1966年。

　　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汉，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毛泽东初来的十几天，既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招当地领导人来谈工作，只是一个人单独地看书和思考。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段时间吃饭不香，饭量减少，经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时间增长了。平日毛泽东散步时，喜欢跟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而这些天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

　　毛泽东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搞成饿死人的悲剧？（二）自己在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变成少数派？（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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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6）/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2）

　　【接前】人民公社为什么会饿死人的问题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本身错了，第二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没错，而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关于第一个答案，毛泽东不予考虑，因为他是坚信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自己说：“我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那时我还读了三本书，让我铭记一生，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此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那么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吗？毛泽东想来想去，认为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可以让少数农民致富，但让全体农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彻底的均贫富主义者，他给中国设计的蓝图，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贫穷，从来没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设计思想。如果想让全体农民致富，分田单干的道路肯定不行，只有人民公社这样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产主义没有错，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呢？毛泽东想到了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问题。农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饭，只想从公社获取，不想为公社贡献，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穷了，吃垮了。因此，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公社是失败在人的觉悟上，如果能让每个人都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呢？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收效也不大。毛泽东冥思苦想，试图想出一个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好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继续住在武汉东湖，继续他的思考。4月13日，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国总统顾问侯赛因，到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毛泽东，晚上毛泽东陪阿拉伯贵宾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纪念会议之前，专程到东湖来向毛泽东“请示”。这个请示的“画外音”，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表明，他在北京与刘少奇共事的同时，也没有忘掉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中立立场。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继续思考他的问题：自己在高层干部中间为什么变成少数派？毛泽东想出一个答案：这是因为高干们受“修正主义”的影响，革命理想蜕化了，革命精神丧失了。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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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7）/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3）

　　【接前】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后，党政大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中，只有军队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就在他控制的军队里展开“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8）》*****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8）/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4）

　　【接前】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一个企业的老板，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减薪，怎么可能得到高管们的支持呢？毛泽东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老板，他要限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要给他们减薪，这显然难于得到高干们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好的，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减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质条件的方法来激发这些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毛泽东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人对未来的梦想。在战争时期，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有一个憧憬，认为只要打下来天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当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大家继续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时干部们就不满了。战争时期因为没有条件享受，只能提倡艰苦奋斗，所以也没有人埋怨毛泽东；胜利之后有条件享受了，毛泽东继续提倡艰苦奋斗，不让大家享受，干部们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彪的三位大人物来东湖面见毛泽东，他们是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次他们是来向毛泽东请示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军装式样问题。取消军衔后，军装上不再使用表示军衔的奖章、领章、大檐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军衔牌牌统统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败仗了。”

　　贺龙等人走后，毛泽东吩咐他的警卫长汪东兴，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电话，让张平化过来见自己。汪东兴立即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

　　张平化一听毛泽东叫他，二话不说立刻乘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直奔毛泽东住的东湖。张平化是毛泽东的同乡湖南人，也是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是党内极少数喝过毛泽东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与井冈山游击队女侠贺子珍结婚。其实所谓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是简单地以茶代酒而已。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十四岁，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泽东对张平化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没有寒暄，没有开白场。张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可是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9）》*****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69）/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5）

　　【接前】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平化不懂，只好说：“我想想看。”其实张平化想也想不出来。张平化作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与毛泽东这样的国家第一把手，在思考问题的规模上、层次上和范畴上都完全不同。张平化想的只是怎么完成好上级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怎么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想过国家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大吃一惊，问：“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脸上严肃的表情不见了，亲切地对张平化笑着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南下是要上井冈山，叫他来的目的是要他带路。因为张平化是井冈山老战士，最近又回过两次井冈山，对井冈山比较熟，让张平化带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选。毛泽东身在北京，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动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张平化作为自己重上井冈山的带路人。

　　张平化听毛泽东说完，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说：“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井冈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最喜听人民在想念他这样的话，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实上，那时候的井冈山人民确确实实是想念毛泽东的。

　　一直跟在毛泽东身旁的汪东兴，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冈山。不过毛泽东要去哪里，从来都是前一天才告诉他的，所以汪东兴也习惯了。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长，必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和张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冈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卫工作和准备好毛泽东下榻井冈山的住处。

　　第二天汪东兴和张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条路平坦好走，第二是为毛泽东选好几个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当地的接待人员交待，怎样接待好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还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气，所以汪东兴要把接待好毛泽东的要点事先传达下去，尽量避免毛泽东的不快。【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0）》*****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0）/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6）

　　【接前】前面说过，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虽然住着北京城里最昂贵的住房，里面的家具却是廉价的普通东西，没有名牌商品，更没有古玩字画。他吃的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四菜一汤，饭菜都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没吃完，他还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却让接待他的人大伤脑筋，因为接待大人物的惯例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了。毛泽东外出巡视时，刚开始地方大员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举行接风盛宴，但毛泽东却不高兴，不去赴宴；他们给毛泽东的住房里摆放崭新的家具，毛泽东却不高兴，认为专门为他准备一套新家具是浪费。后来地方大员逐渐搞清楚了毛泽东的脾气，接待毛泽东时不要设宴，只安排普通的工作餐，这样毛泽东反而高兴；毛泽东住的房间里要放旧家具，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些家具不是专门为他买的，不浪费，也反而高兴。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像毛泽东那样艰苦奋斗，有些中央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就要大摆盛宴接风，住房里要摆放崭新的高档家具，否则领导就不高兴。地方大员们都懂得怎样给领导一个好印象，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让每位中央领导都满意。

　　到1965年，地方大员都知道接待毛泽东的秘诀了，可是井冈山这样小地方的宾馆还不知道，所以汪东兴再三嘱咐当地的接待人员，千万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泽东吃饭是四菜一汤，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饭菜的标准是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毛泽东住的房间里不要摆放新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最好。经过汪东兴一番布置之后，毛泽东所到之处果然都比较满意。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住了44天的武汉东湖宾馆，准备前往井冈山。临行前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想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与所有参加服务的东湖宾馆员工合影。有幸与毛泽东一起合影的女服务员魏中华，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架好了相机，毛泽东站到炊事员、服务员、清扫员等众员工的中间，问了一句：“都到齐了吗？”

　　有人说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这天正好赶上魏中华轮休。

　　毛泽东说：“叫来嘛，我们等她。”

　　摄影师一看时间，说：“主席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徐秘书，赶快去叫她来。”

　　徐秘书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多说，马上跑步去后面的员工宿舍。魏中华见徐秘书急匆匆跑来，以为他有别的急事，也没在意。没想到徐秘书跑到她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1）》*****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1）/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7）

　　【接前】魏中华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跟着徐秘书飞跑到东湖宾馆门前的空地上。只见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毛泽东在正中央，旁边站着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平易地对魏中华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个朋友。魏中华赶紧上前，王任重笑着将魏中华拉到他和毛泽东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惦记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华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都非常激动，说：“毛主席有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个镜头不是刻意去排演的，以一国领袖之尊，对身边偶尔为他服务过的小人物也一视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平民精神和亲民感情。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和感情，来自他农民家庭的出生，也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要感谢和报答一下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泽东的恩人是谁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提拔，上级领导和苏联老大哥从来没有喜欢过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毛泽东的恩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天然的感情。

　　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汉后，先到湖南长沙，正准备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却感冒了，只好住在长沙休息几天。毛泽东病好之后，不巧张平化又急性阑尾炎发作，所以上山的时间又往后延，直到5月21日才出发前往井冈山。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风景著名，只有两坐山是革命的火种。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冲等好汉被“逼上梁山”，从此有了《水浒传》流传于世；另一坐山是“井冈山”，1927年毛泽东等人被“逼上井冈山”，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所以井冈山是毛泽东所有奇迹的起点。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

　　毛泽东在他长达22年征战南北期间，转战过很多地方，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别是延安，那是毛泽东进北京城以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泽东确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儿李纳的诞生地。但毛泽东1949年进京以后，从来没有再返回过延安，唯有重上井冈山，而不见重游其他故地，可见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有独钟。

　　毛泽东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冈山。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组织红军。”l967年“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对林彪亲信黄永胜说：“如果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上井冈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况时的最终对策。【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2）》*****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2）/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8）

　　【接前】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在井冈山上他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以往毛泽东上下汽车时，都是由警卫人员为他打开车门，他才动身的。这并不是毛泽东要摆什么架子，而是中央警卫团的规定，保证领袖的手，不至于摸到不该摸的东西，不论从卫生上还是从安全上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做派，无奈警卫团订下的规定，毛泽东也只好按规定办事。

　　不过到了黄洋界，轿车一停，毛泽东不等警卫人员过来开门，就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吓得坐在后面车上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出了什么意外，慌慌张张跑过来。毛泽东却不理汪东兴，自己迈开大步直向山顶走去。这几十号人中毛泽东的年岁最大，但他们居然被毛泽东甩在了后面，黄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住毛泽东。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几次，来到黄洋界口。那里树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写的词《井冈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3）》*****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3）/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9）

　　【接前】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4）》*****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4）/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10）

　　【接前】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张平化走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井冈山，继续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接班人”。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当然不能接班，周恩来也不能接班。虽说周恩来本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周恩来这个人太容易妥协，在党内强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面前，周恩来不会跟他们坚决斗争，而是会妥协.【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5）》*****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5）/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11）

　　【接前】所以周恩来阻挡不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合适的接班人。林彪是军人，没有独自的政治理念，不会坚持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体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适的接班人。

　　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轻，第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继续寻找。但目前毛泽东要做的，首先是摧毁阻碍接班人接班的障碍。

　　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已经八天了。虽说毛泽东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当毛泽东接见两批井冈山老战士和革命烈属之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要来见毛泽东。当人民争先恐后地要上井冈山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得赶紧下山了。在毛泽东下山时，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的车队路过一个村庄时，一群人手拿铁锹、铁铲，向毛泽东的坐车直冲过来，把毛泽东的警卫长汪东兴吓得出一身冷汗，以为阶级敌人要来暗杀毛泽东，命令车队以最快的速度猛冲下山去。其实这些人只是一队修路的农民，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这些人来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见毛泽东，闹了一场叶公好龙的虚惊。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开始实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接连抛出三颗重型炸弹，一颗比一颗猛烈。第一颗是调走彭德怀，调虎离山；第二颗是打倒罗瑞卿，消除军队隐患；第三颗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倒彭真，搬倒刘少奇的外围。【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