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往事并不如烟》有感 -- 温相

章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烟》是今年的热销书，不少读者看了其中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下文简称“章文”）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看了后才明白绀弩夫人周颖竟是一点人味都没有，简直不是人，绀弩真可怜。他们知道我跟绀弩夫妇晚年有交往，所以问我的看法。我听了心中很不平静。章女士的文章在去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刊出时，我就很吃惊，文中写的主人公聂绀弩、周颖夫妇还有他们的朋友陈凤兮、朱静芳等，我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而我所知的事实，我积累的印象，和章文有许多不同。特别是周颖的形象，在章女士的笔下完全成了一个吝啬小气、忘恩负义、猥琐不堪的女人，我曾向编辑们略述该文的失实之处。后来听胡风、梅志的女儿晓风说，她也曾直接给作者提了类似的意见；我又在报刊上看到了一些指出该文错误的铁证。原以为已尽了一个读者的责任。不料收进书中的文章连最简单的一些事实都未订正，以至反响如此可怕。我不得不放下案头的工作，为早已作古的周颖辩正。

　　首先我要谈一件我亲历的事。章女士在文中提到1986年聂绀弩先生病逝，她的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当章女士把中国艺术研究院老院长张庚先生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言，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这一段充满深情的记述，谁看了都会暗责周颖无情。然而我却顿生疑窦。因为当时我也是从报纸上看到聂老病故的消息，即匆匆去聂家吊唁，那天去的人不少。胡风的小儿子晓山也赶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绀弩夫妇的独生女儿和女婿参“文革”后期双双自杀身亡，遗下的一对儿女年龄还小，养女丹丹忙于接待，所以周颖就要求我每天去帮她处理文字上的事，包括拟定发讣告及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汇总。名单是她一边说，我一边记录。她是民革领导成员，所以她相熟的其他民主党派的领导都一一写上了。当时来电话打听追悼会何时开并要求参加的人非常多，名单越写越长，周颖还唯恐有遗留的，跟我反复校对。章女士的母亲李健生，既是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之一，又是周颖常在我面前念叨的好朋友，李大姐的名字我耳熟能详，怎么会漏记漏发呢？难道我的记性有问题？幸而绀弩夫妇的外孙至今仍保存着四册参加聂绀弩追悼会的签到簿，他电告我其中一本有“李健生”的大名。我不放心，又专程去查看一下。果然在一本精美的签到本中，有着“李健生”三个颇大的字，她的上下左右密密地签着陈明、蒋路、汪洋、谢素台、林辰、孙一珍等吊唁者的名字。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哀思的场面，也为九泉之下的周颖阿姨不再蒙这不白之冤而略略感到宽慰。

　　然而，讣告问题只是章文指责周颖的一件小小事而已，她的整篇文章几乎都是在说绀弩“斯人寂寞”的原因全在于周颖造成的，而且细节描写活灵活现，从为人，谈吐到生活，周颖无一是处，隐私更是触目惊心。然而，这些又大都不是作者直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连被章文引话最多的朱静芳女士，也在今年1月21日给我寄来她写的《纪念聂绀弩百岁诞辰的回忆》中，申明小愚（章怡和）所说“片断”，要“留以后再纠正”。这位为营救聂绀弩两次去山西监狱奔走的高级法官，颇为感慨地说：“小愚在文章中提到我这个朱静芳三个字的地方还不少。但是他并未曾向我采访过，因此对我并不了解就随便的猜想我是‘陪审员’”。

　　说到这里，我也要辩正一下章文中有关朱静芳的一个细节，章文说：“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很少谈及。后来周颖便对别人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词穷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坐在一旁的聂绀弩乐滋滋地对朱静芳说‘她怕你。’”从这段描述来看，作者全是听朱静芳说的，而朱静芳所听的周颖跟别人说的话，也是传言而已。这个传言可信吗？关于聂绀弩这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最后竟以一个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战犯身份被特赦回家，一直是所有关心绀弩者心中的谜团，我和不少人就曾多次问绀弩和周颖。绀弩说，他在狱中一直写申诉书。周颖也说她不断向各有关部门和上层人物写申诉书，包括她在觉悟社时期相熟并称之为姐夫的周恩来；邓小平复出后，她听说老朋友胡绳进了政策研究室，周颖也托他代传诉状，但都石沉大海，最后不知哪条线起了作用。直到1993年聂诗研究者侯镜天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现了聂绀弩《赠送朱静芳大姐》的六句诗：“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酒，千里万里亦中华。”敏感地意识到这与聂的出狱有关，便辗转寻找朱大姐其人。朱静芳也终于被感动，说出了真相。她说她当时虽身背右派之名，但因受李健生、周颖委托救聂绀弩，曾两次前往山西临汾监狱，找到她的好友――彭狱政科长及其丈夫杨监狱长，介绍了聂绀弩的革命经历和作品，指出判决其无期徒刑的根据空洞不实，不合法，因此聂在狱中被优待；在中央公布特赦国民党军政警特令时，恰巧有一名战犯病死，狱官们便以聂绀弩曾是黄埔军校二期学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等经历，将他顶替病死者释放了。朱静芳还对侯井天和我都说过：她当时要求绀弩夫妇对杨、彭二人相救之事绝对保密，免遭不测。所以朱静芳本人隐瞒此事十七年，而那位已退休并死了丈夫的女狱政科长，直到1997年还强调“聂的特赦是当时有党的政策规定，我监根据党的政策办理手续的”，“更不能顶替弄虚作假。” 出于职业之本能和政治环境，他们保密的心情当可理解。为了保密，绀弩也没有将《赠送朱静芳大姐》诸诗收入集中。但他们夫妇俩的感激之情，倒保存在周颖给朱静芳的信中，我在采访朱静芳时在她家看到过此信，大意是：她和老聂都很感谢杨、彭夫妇，因不让公开，只能请朱想个感谢的办法。周颖遵守约定，在友人前不提朱静芳又有什么过错呢？她究竟是否是忘恩负义之人，自有公道可论。

　　余生也晚，我是在1978年才奉我上海表姨之命去看望刚释放回家的绀弩伯伯和周颖阿姨的。在日后与他们的多次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到绀弩和周颖是一对不忘涓滴之恩也不拘小节的夫妇。周颖和我的表姨姚楚琦是留日时的同学，每当说起楚琦姨，周颖都会深情地说：1946年我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你姨就买了一件海虎绒大衣送给我御寒。她跟绀弩也常常跟我说起当年在日本时他们夫妇和胡风、方翰、王达夫因抗日被捕后，我表姨如何以监护人和家属的名义援助他们。绀弩还在他写的回忆散文《槛房杂记》中，把我那高鼻梁的表姨称作“美人”。可是我从没有听楚琦姨说起过这些事，倒是说过当她因认识胡风而被审查、除职后，一些老友在经济上资助了她，其中就有周颖。她们似乎只记得对方曾给自己的帮助，这种古风在当今实在太少见了。大约是1974-75年间吧，楚琦姨来京时，还到周颖家住了一段日子。最近朱静芳电告我，那时她也住在周颖家，她们吃的菜大都是菜场上的处理菜。我想，这就很不错了。那时，周颖只有几十元工资，要养几口人，我的穷姨妈也不会有太多的钱给老友开伙的，但她们在一起图的是真诚的交谈和关怀。我和周颖阿姨相熟后，她常常不由自主地对我回顾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时的生活。她说：那时我们这帮穷朋友，没几个人有钱的，可是相处得非常好。谁有了钱，就一起跑到八仙桥去吃面，钱不够，大家添。她多么怀念那帮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啊！她在章文中被描绘成一个贪婪者，也许就是这种不分你我的习惯，已经和现代风气相隔太远了。

　　我在他们家里总能看到住在他家的朋友，其中有老同乡，有绀弩留俄时的老同学，有狱中小友，有老友之子，往往是少则住个把月，多则一年半载。我还没有见过天下有几家如此好客的。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绀弩逝世后住在他家的姚辛先生。他由于刻苦研究“左联”，自费来京挖掘资料，已穷得连娘子也离他而去了。周颖得知后，便让他吃住在家中，还给他介绍结识原左联人士。姚辛终于完成了一本厚厚的《左联词典》，填补了现代文学史料上的空白。姚辛的回报是把聂老的遗稿等整理成包，代周颖赠送现代文学馆。我很为这两代人间无私的情谊感动。

　　由于我家离聂家较远，所以每次去看望他们，常常被留下便饭。我见他们一家的饭菜跟寻常人家一样简简单单，倒是在绀弩的面前总有一小碗他爱吃的湖北味的米粉肉之类的高级菜；他家的茶水，一般都是冲在一个较大的共用茶壶里，各自倒在杯中喝，唯有常年躺在床上的绀弩是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呢茶壶饮水，不知那茶壶是否就是章文所说的从章家要来的古董――曾让章母“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周颖是不懂也不会收藏古董的，她是个讲实用的人，哪会藏了起来？周颖是个节俭的人，但也是个会疼人的女性。记得我在她家协助治丧时，她见我瘦弱，下午四点左右总要给我送来涂了黄油、夹了鸡蛋的烤面包，还加一杯牛奶。而她自己最多冲杯速溶咖啡提提神。有人曾劝周颖别太节俭了，她却说：你们别管我，我已习惯了。她的衣着更是没什么新的样子，有时外出参加活动，挑一条有色的围巾或花衬衫穿戴，好幽默的绀弩见了也会嘲笑说：“会情人去啦！”不知情的人竟把此话当真听了。可周颖对此满不在乎，一笑了之。有一次，绀弩夫妇跟我谈起了年轻时的狂放事，周颖笑忆自己有一天，同几个朋友一起在诗人家喝酒醉了，醒来一看，她自己竟睡在诗人身边。绀弩靠在床上听着，也眯着眼笑。二老都笑谈如烟的往事了，我们这些旁杂之人还需要把这缥渺的烟点旺吗？况且至今流传的版本甚多，有名有姓的说那个诗人是某某某，其实那人跟他们夫妇俩毫无交往。

　　传言是不可随便相信的。例如胡乔木先生主动探访绀弩并提出要为《散宜生诗》作序这件事，我和不少朋友在与绀弩的交谈中，都感到他（包括周颖）都经历了三个情感过程；初闻颇为惊恐；继而诗集因胡序迟迟未写而不能如期出版时的焦虑和不耐烦；最后看到胡序中肯评价后的某种欣慰。而章文引传一位“知名度颇高的作家”的话说：“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恶骂胡乔木为自己的诗集作序，这种状况发生在《散宜生诗》出版后，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倒是那位作家所问的混 帐话：“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肯定会惹恼绀弩，所以怒骂的对象还需考究考究呢！

　　还有关于周颖男友的种种传言，我曾问过传言者，大抵是一些极陈腐的看法，诸如周颖自己说某人病了，她为他治疗，并睡在床下的地上，陪他度夜；或有人见她在四十年代与某男性手牵着手走路，而且此种传言不少来自某老太太口中。且不说无事生非吧，若真的曾另有所爱，难道现代女性章女士的笔下就应该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恶骂吗？

　　要说崇敬周颖的男性还真不少，因为她有一股豪气，再加上对人真诚，办事认真，很有魄力，所以像胡风这样的实干家，对自由散漫的绀弩或有不满，对周颖倒是很夸奖，有事还愿找她商量。章文中几处描述“周颖拎着个黑塑料提包”外出办事，常不在家，似乎这也成了周颖让绀弩寂寞的根由。那末，周颖究竟干什么去了呢？八十年代是“四人帮”倒台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身为民革组织部副部长的周颖，是很忙的。我听人说她经常自掏腰包，挤着公共汽车去了解情况，为人平反。至今在她的遗物中还保存不少向她求助和感谢的信。绀弩在《记周颖》一文中所写他对周颖的爱，不正是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有勇有谋的豪爽之气吗？1957年，也正是因为周颖率先以胡风案和骆宾基被整为例，指出中共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才成为《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绀弩也因为曾为她修改了几个字而被连坐“戴帽”，可是绀弩从未因此阻止老妻“管闲事”。我一直觉得这对老夫妻的情感颇奇特；过去由于他们夫妇俩一直处在战乱的环境中，工作性质也不同，离多聚少的夫妻生活，曾使两个气质不太一样的夫妇产生裂痕，还闹了分居、离婚；但奇怪的是把他俩紧紧地连在一起复婚的，竟是双方天大的灾难。三四十年代聂绀弩怀着深情撰写的《离人散记》、《记周颖》，都在周颖遭日寇轰炸和蹲监狱时，而此时绀弩也割断了自己两段婚外情。五十年代周颖奔赴北大荒救助因失火被关押的丈夫，及七十年代到处写信为丈夫伸冤的事迹，早已在朋友中传为美谈，而且绀弩都写进了自己的诗中。当然这对个性都相当强的老夫老妻，平时也会因误解而发生相争相讥的事，但就像不少人间夫妻一样，并无隔夜仇。不料这些一经旁人渲染和章文的扩大，竟成了绀弩“斯人寂寞”的本质。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绀弩在《赠周婆（二首）》中所呤的：“五十年今超密月，愿君越老越年轻”，却是不争的事实。党组织曾批判绀弩的婚外恋为“玩弄女性”，而周颖跟我再三强调：绀弩从未玩弄过女性；我也曾看到绀弩晚年写给友人的信中赞美老妻是世上最有意志力和耐力的伟大女性，还原谅了他许多对不起她的事。但此信被不希望被表扬的周颖收走不见了，好在最近王存诚教授告诉我，他处存有绀弩八十岁时写给另一名叫“大戈”友人的半封信，内容与此相同，其中说：“至今与老伴相处甚洽。我的过失都被饶恕了”。绀弩常常感叹“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同样有此感叹、疾此陋习的吴祖光，所以对章女士坚称聂、周为“模范夫妻”，而我更觉得他俩是世上难得的患难夫妻。聂绀弩逝世後，周颖分到民革新房，章文说如果聂还在世，“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假设无从验证了，假设的根据则是周颖此房似乎得来暧昧。我实在不懂，周颖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以来，立下了无数的功绩，还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梅志女士在她的《往事如烟》一书中说得好：“颖大姐曾经走南闯北，是个名声赫赫的女将……如果她热衷名位，她满可以成为一个很吃得开的女政治家。”后因反右等一系列运动，周颖的遭遇极其坎坷，待到拨乱反正，年近八十的她，还承担着一系列的工作，难道连住进靠近工作处的一所普普通通的四室一厅的房子都没有资格？都要受到“来源暧昧”的质疑吗？顺便说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打倒的绀弩，从未得到过工作单位分配的房子，他住的都是周颖名下的房，所以有时不免有“沾了老婆的光”之类愤激之语，这难道是针对周颖的吗？

最后更令我生奇的是章文传播的所谓聂绀弩“愤激”之语：“现在她（文中指周颖）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在别人追问下，“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党费。一分不留。”这是老聂――绀弩的思想、行为吗？我曾听说他恢复党籍后，有人要他补交坐牢时的党费，他硬是没交，他说：“那又不是我不交，是你他们不要我了，不让我交啊。现在他们又变了，要我了，我可没变过，我干么要补交？”再说啦，周颖立下的遗嘱，是把家中的现款平分给他俩挚爱的外孙、外孙女，还有早年收养的女儿丹丹，及照料二老晚年生活的周颖侄女――异母弟弟的女儿。我想，性情豁达的绀弩也不会反对这样安排的。

　　周颖和李健生本是好朋友，可能因误会而有了隔阂，而隔阂也会使误会加深。如章文说其母送绀弩螃蟹，周颖说：“我们老聂不爱吃。”由此感到周颖无情。我读梅志女士忆绀弩的《悼念之余》时，恰好其中也有一段五十年代请绀弩吃螃蟹，“谁知他是一口假牙，吃螃蟹很困难”的尴尬事。周颖直率地回绝了李健生，连句道谢话都没有，确实有周颖的风格。这种风格很使一些人不喜欢她，也会使人产生误会，但我想李健生女士几十年来曾与周颖保持很好的关系，恐怕原本也不会对这种风格有意见的吧，因为有不少人还很欣赏周颖这种没有世故套话的风格呢。所以人和人之间多么需要沟通和理解啊！

　　我记得我们编《鲁迅年谱》时的导师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反复强调：为人编年谱写传，不能有闻必录，应认真考察。长期在港台生活的作家徐??先生在见了苏雪林苛评鲁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为然，认为“刻薄阴损，似有太过”，感叹“许多过分刻薄的批评可以使任何善举都成为丑恶”。我们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写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应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战绩，既可把死马说成活马，也可点粪成金，点金成粪，乃至杀人。此理在当今仍需我们用心体会。

　　周颖和她的老伴绀弩一样，历经坎坷，但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然而她不知身后还要雪上加霜，我不禁为周颖阿姨流泪；我也为绀弩伯伯难受。绀弩的后半生几乎是被传言包围着，诬陷着，不料在这理应正本清源时，却又被人借传他的话来攻击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1931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

据说，储安平当年说过，在国民党时期，自由是多和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时期，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后来看到北大贺卫方教授的一次发言，引用了这段话，并且加以解释。虽说是贺卫方自己的理解，也不无道理。原文如下“储安平早在50年代时就说过在国民党下的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但在共产党下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为什么在共产党下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走向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制约就没有办法提出来。”

何止权力的制约，最主要是任何与党不相同的理论、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

所幸文革后，邓小平推动了经济改革。即使不是他的初衷，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人们的言论自由度也有了提高。恐怕邓当年也看到了这种趋势的“可怕”。从提出“两手抓”到后面的三讲、三个代表，到现在的“保先”，无不企图在市场化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期望这些大大小小权力掌握者的道德回到那种“纯洁”、“高尚”的“无菌环境”中去。

在这些对于掌握权力者的“前赴后继”的道德教育中，凸显出来一个明显的制度上的问题――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失。

有句话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办好事；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办坏事。这么说也许过于绝对。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权力的制度性监督和约束机制的缺乏正是导致掌握权力的人“变味”的一个重要原因。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所有者越来越无限的自由和被权力约束下的民众的越来越萎缩的自由。

这是某种社会制度在人类目前发展阶段一个无法逾越的“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