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月27日星期天，第一批替补神职人员抵达了哈蒂斯堡。这批人来自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都是被一连串紧急电话召唤过来的，其中九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遭到逮捕。但是他们后继有人，到了第三周又有二十一人加入了运动阵营。关于先行神职人员的国内新闻报道传播得足够广泛，以至于许多教士都从距离遥远的布道坛来到哈蒂斯堡投入纠察线，使得纠察线上始终不缺人。当地官员的应手则是发动针对性打击。他们很快就逮捕了劳伦斯.古耶特，罪名是宣扬腐化未成年人的不良言论。他们夺走了维多利亚.格雷的丈夫在城市供水系统当中的工作岗位。还有其他几名在纠察线上被认出来的人们也丢了饭碗。接下来市政当局的目标转向了阻止外地神职人员前来增援纠察线。市政府获得了针对摩西和宗教团体的禁制令。到了4月份，州立法机构还将试图立法禁止在公共建筑物附近进行纠察活动，从而一劳永逸地为哈蒂斯堡解围。到时候将会有六十名纠察队员入狱。尽管如此，交保出狱的被告们仍然驻守在法院门口，而联邦上诉法院也驳回了州政府的立法请求。纠察队员们从初春坚持到了夏天，外地神职人员们来来去去，每周轮换一次。

这场持久战并没能引起多少公众注意，部分原因在于哈蒂斯堡从未成为1964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但是民权运动在教会世界当中掀起的波浪还是悄然无声地席卷了政治领域。这些新近加入民权阵营的教士们不仅在哈蒂斯堡做出了贡献，还将强有力的故事带回了各自的家乡。一位来自伊利诺伊州农村的长老会主教在家信当中告诉两个儿子，“你们要问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认为关键在于这里的环境像极了当年希特勒掌权之初的德国——充斥着恐惧、耀武扬威的警察与大规模逮捕。我不希望你们或者任何其他孩子在这样一个美国长大。”出于纯粹的战略巧合，来到哈蒂斯堡的北方新教徒在中西部地区与山区各州势力最强，而且恰恰正是这些地区将要决定《民权法案》的命运——民权团体与工会组织在这些地区几乎不存在，当地人也很不熟悉种族议题。要想将这些地区长期蛰伏的教会影响力完全发动起来，最有效的催化剂就是令人惊骇的密西西比州亲身见闻，由各位饱受尊敬的教士亲自传达给爱荷华州或者明尼苏达州的会众、同工与议员们。

罗伯特.斯派克看到了这些可能性。他在全国委员会刚刚干了六个月就向白宫与鲍勃.摩西挑明了自己的意见。尽管斯派克对于哈蒂斯堡运动抱有保留态度，但是摩西依然愿意相信他，因为斯派克敏锐地看到了民权运动经验与传统政治相结合的潜力。斯派克曾认为哈蒂斯堡监狱一日游风险太大而收益不够，而且仅仅动员长老会教士参与运动还可能会危及他团结发动全体教派的努力。现在哈蒂斯堡已经成为了将教士改造成为游说专员的传送带，斯派克也随之改变了他对于宗教管理的态度。“先斩后奏”成为了他手下员工的座右铭。每当这些人打算将任何教会官僚机构推向种族争议问题，都会用这句话给自己鼓气。

斯派克本人也不介意这么做。例如他曾提出在密西西比州发动一场自由夏季运动。1月24日，白天的纠察时段结束之后，聚集在哈蒂斯堡的民权运动领导人开始就更大的问题展开辩论。尚未出狱的摩西错过了本次辩论。代表非学委亚特兰大总部发言的詹姆斯.福曼抱怨道，每次开会的时候报名参加密西西比夏季项目的学生人数都会疯狂起伏，从11月的五千人到12月的一百人，现在又反弹到了一千人。艾拉.贝克则认为大举引进北方参与南方民权运动的计划正朝着事与愿违的方向一路飞奔。例如，全国教会理事会早就希望在三角洲地区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神职岗位，专门负责民权问题，但是当地的民权义工们刚刚告知贝克，他们反对任何北方白人跑到家门口帮倒忙。有些人告诉她，推进种族融合的白人到了三角洲之后无论住在谁的家里都不安全，在公共场合与他们同出同入更会使人沦为活靶子。其他人则认为能说会道的白人肯定要从他们手里夺走民权运动的主导权。更有一些人认为白人学生会把落后的密西西比以及他们这些人当成一块“社会学试验田”进行研究。

会场里有一位麦克阿瑟.科顿（McArthur Cotton），去年8月份他曾经蹲过帕奇曼监狱，还被看守用手铐挂在了牢房门框上。对于是否应当大规模引入北方白人的问题，他多少抱有实用主义的立场。虽然科顿也同意其他批评者的意见，承认夏季项目有些冒险突进，不够尊重当地民权参与者的自主权，项目的目标与行动原则也不够明确，但他依然表示自己会“尽我所能地”为北方志愿者的涌入做好准备。说一千道一万，民权运动从来都是千头万绪的一团乱麻，并且每个人都知道，就在他们争辩不休的时候，北方的招募工作也正在同步展开。阿尔.洛温斯坦正在各个大学校园搜寻拉拢夏季志愿者。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白人正打算前往南方成为民权阵营的全职工作人员。就在这一周，一对年轻的纽约夫妇迈克尔与瑞塔.施文纳（Michael/Rita Schwerner）在梅里迪恩开设了一个平等大会社区中心。*

*【“我们这里有一间办公室与一台坏掉的打印机，”瑞塔.施文纳在1月23日写给熟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封信的用意是向对方讨要开办自由学校所需的物资，包括文件柜、油印机、书本、纸张与铅笔。“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抱负很大，但是有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她的丈夫迈克尔在康奈尔干了两年社工，去年7月4日首次因为参与民权运动在巴尔的摩游乐园被捕，与他一起入狱的是全国教会理事会的尤金.卡森.布雷克牧师。两个月后伯明翰教堂爆炸案案发，促使施文纳夫妇下定决心前往南方长期投身民权运动。】

冷静且偏向保守的论点认为密西西比民权运动应该维持地方运动的规模，避免旨在出风头或者卷入国家政治的计策。不过反对这些意见的民权领导人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夏季项目之外的国家级政治大会。埃德温.金牧师在一周前提交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行动计划”的初稿。这一计划的战略目标是向密西西比州的常规党代会代表发起挑战，指明他们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因此没有担任党代表的资格。金建议与全国各地支持性质的民权组织结成联盟。他在报告书中总结道：“他们能为我们提供建议，拓宽公民不服从行动的思路。我们不打算反对党代会本身（这样做很可能不会为我们赢得任何朋友），而是集中火力反对密西西比代表团——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躺在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门口示威，等等。据我们所知，鲍勃.摩西正在试图集结这样一个团体。”

辩论会后的一周，摩西将自己从哈蒂斯堡监狱中保释了出来。 1月31日星期五，古耶特因为发表运动演说腐化儿童的罪名进入监狱，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刑期。当天晚上，摩西替代古耶特参加了另一场关于1964年夏季项目的马拉松式争论，期间他始终默默地坐在一旁。尽管其他参会者磨破嘴皮向他反复宣讲当前情况如何紧急，但是他却始终不肯利用自己的影响发表一锤定音的意见来结束争执。有一次他去参加弥撒大会，前面两位发言人说完之后，他站起来向会众们指出，他们刚刚以同样的热情鼓掌欢迎了两场观点完全相反的讲话，这可不行。要想主张自由公民的权利，首先必须统一思想。说完这番话他就坐了下来，全然不打算表明自己更支持哪位发言人。在哈蒂斯堡战略会议上，摩西始终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藏在心里，甚至就连早就知道他做好了长远应急计划的人们都不知道他对当前局势有什么建议。如此一言不发的姿态反而着力彰显了摩西的一贯信念：民权运动的领导权应当自下而上地来自参与者们，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在参与者头上。因此他坚定地等待着其他人达成共识。吊诡的是，像这样自我贬抑不愿出头的态度反而加强了他的神秘感以及其他人追随他的渴望。

1月22日星期二，冰冷的雨水泼洒在哈蒂斯堡街头，一群受过防暴训练的辅警排成三人一排的方阵出现在了路人眼前——其中有些人披着黄色的雨衣，所有人全都戴着头盔，攥着警棍，枪支明晃晃地挂在腰间。领队一声号令，方阵停在了福雷斯特县法院门前，与民权抗议者们刚刚拉起来的纠察线正面对峙。纠察线大约由八十多人组成，尽管警方用扩音喇叭高声喝令他们立刻散开，但是他们却坚决拒绝。来自外地的白人教士与当地的民权运动铁杆成员们肩并肩手挽手，做好了迎接警方冲击的准备。街对面的一百多名白人旁观者们期待着事态的发展，有人目不转睛，有人畏缩后退，也有人忍不住欢呼。但是经过了几分钟的对峙，预料当中的警方暴力并没有发生。一名旁观者询问警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从警察方阵里传出来一个不安的声音：“这么说吧，我们的任务是要保护那些打算投票的黑鬼。”

听见这句回答的白人旁观者很少。很多人确实注意到了一脸苦相的警察方阵转过身来背对纠察线面向自己，但是他们一开始还有些犯糊涂，以为这是警方的什么计策。这一幕同样让纠察线上的劳伦斯.古耶特看得两眼圆瞪，简直就好像各位警察全都两脚离地飘了起来一样。杰克.普拉特恍然意识到，原本板上钉钉的大规模逮捕即将变成密西西比州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州政府保护的民权示威，可是他的第一反应却不是欣喜，而是恐慌。纠察人员现在固然得到了警方保护，可是他本人以及其他兴高采烈的民权同情者却暴露在街道的另一头，身边前后左右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一旦这些人意识到自己遭到了州政府的背叛，肯定首先会拿他们开刀泄愤。好些原本在路边看热闹的黑人因为害怕被捕而畏缩后退，不敢接近纠察线。可是现在他们突然认定自己还是躲进纠察线当中才更安全。一开始只有少数胆大的人一路跑着冲进纠察线，渐渐地就出现了一道横跨马路的人流，致使纠察线的阵容越发壮大。还有几个胆子更大的人受到纠察线上火热气氛的激励，干脆转身走进法院大门，接受了平生第一次选民资格测试。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刻意放慢了工作速度，一个一个地逐次处理着他们的申请。黛西.哈里斯要求詹姆斯.福曼护送她通过警察和纠察队，但是她腿脚不太好，福曼只得半搀着她来到法院门前。福曼质问警察方阵的领头人巴德.格雷警长（Bud Gray），为什么他一次只允许四名黑人注册人进入法院，却听任白人在街头任意游荡，以至于像黛西.哈里斯这样的人只得在雨中排队。

早些时候，格雷警长、哈蒂斯堡的检察官们以及其他对于人行道具有管辖权的地方官员共同做出了一个困难的决定：这一天决不能逮捕纠察线成员。这一决策背后的主要考量在于维护颜面。哈蒂斯堡是密西西比州的“枢纽城市”，南密西西比大学、全国第二大的陆军营地谢尔比营地以及新任州长的老家都在这里。倘若在这里逮捕几位名声显赫的白人教士，无异于为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黑眼圈。更何况瑟昂.莱德的案子正在最高法院待审，因此眼下更不适合轻举妄动。市政当局的意外立场致使非学委驻亚特兰大的通讯办公室吃了一瘪。办公室负责人名叫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此前他的团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哈蒂斯堡即将发生戏剧性的冲突，吸引来了大量记者以及电视台摄制组。对于这些一心想要见证大事件的记者们来说，即便是眼前人数空前的纠察线也并不具备特别突出的报道价值。《纽约时报》的现场通讯员直言不讳地写道：“在这种场景当中，鲜血横流内脏四溅才算新闻，但是这里既没有鲜血也没有内脏。”

在新闻战线上占得先手之后，市政当局还要咬牙撑过这一天的余下时间。他们心里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觉得示威者兴许会自行散去而不是在暴雨中伫立一整天。警官们不断地骚扰着越发膨胀的纠察队伍与潜在选民们，想要让他们知难而退。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烦心的警方将目光集中在了鲍勃.摩西身上。密西西比州的许多警察都认识这位年轻的纽约客，知道他是过去三年来南方大部分黑人投票骚动的幕后元凶。于是警方命令摩西立刻撤离该地区。摩西消失了一会儿，与其他人商讨对策，然后很快就重新出现在街头，手里还多了一块小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为了投票而注册”。在旁观者眼中，他成了一名孤零零的纠察员。当摩西准备护送一名有意向的登记者走进法院时，一位名叫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警察（John Quincy Adams）用破坏秩序的罪名逮捕了他。摩西则公开宣布他要反过来针对亚当斯警官进行公民逮捕，因为这名警官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章第242条。按照预先安排，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紧急召集了附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协助摩西，理由是摩西正在执行禁止州政府干涉公民合法行使投票权的联邦刑事法规。探员们并没有动手抓人，只是站在一旁记笔记。于是亚当斯与另外两名警察就将摩西轰进了监狱。

通过这场宛如决斗的相互逮捕，摩西和刘易斯表演了一番强制执行基本投票权的好戏。民权运动极其迫切地需要华盛顿为他们提供强制执行力的支持，偶尔也确实能够得到这份支持。他们的观点对于新闻界来说太过抠字眼，大多数来自北方的神职人员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只顾得咬紧牙关继续前进。就像这次运动本身一样，他们也经历了一番顿悟与狂野的情绪波动。整个世界似乎都改头换面了，同时又似乎毫无改变。为了超越敌意与疲劳，纠察人员在人行道后面的法院大楼台阶上组成了临时合唱团，在当天下午的通勤高峰时段演唱运动歌曲。范妮.路.哈默不顾双腿孱弱，强撑着唱起了《你在哪一边》。在近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约翰.考文垂.史密斯依然会若有所思地回忆起《我的国家属于你》当中的爱国主义歌词。他觉得这些歌词绝非老生常谈：“只要试着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唱两句‘美国啊……’，你就会意识到这其实是一首革命歌曲。”

原本的自由日抗议运动就这样升级成为了针对哈蒂斯堡这座城市的围攻。民权运动参与者们原本做好了集体入狱的准备，却没成想自己的公共请愿权居然得到了官方保障，致使本次运动获得了意料之外的立足点。于是他们随即改换了策略，宣称要将纠察线无限期地保持下去。第二天运动参与者们再次举行了游行，然后又来到市政法院旁听鲍勃.摩西晚间审判的结果。主审法官梅德莉德.诺里斯（Mildred Norris）一手拿着一根长烟嘴，另一手拿着一张作为证据遭到没收的纠察标语牌为自己扇风。标语牌上印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幼童，下方是一行大字：“在密西西比州给他们一个未来吧。”她看到来自北方的神职人员与密西西比黑人混杂坐在一起，于是命令法警在法庭内施行种族隔离，摩西的辩护律师普拉特当即要求休庭。再次开庭之后，诺里斯法法官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宽宏大量。她允许了哈蒂斯堡司法界的第一次种族融合，“前提是你们不得扰乱法庭秩序。”法官没花多长时间就作出了有罪判决，判处摩西入狱六十天并将他押回了监狱。

其他法官迅速恢复了法庭当中的种族隔离，而围攻运动也保留了一丝超现实主义的气质。约翰.昆西.亚当斯警官逮捕了摩西之后还不罢休，继续牵着一条警犬在纠察线边上来回逡巡，并且向纠察员们夸口道：“我这条狗可凶了，别说是你们，就连别的警察它都敢咬。”这句话的本意自然是恐吓，可是听上去却如同小孩子赌气一般幼稚，以至于在纠察线上引起了一阵哄笑。某同情者给身陷囹圄的摩西送去了一个果篮表示慰问，但是哈蒂斯堡的公诉律师却趁机发难，认为这一做法是针对南方监狱食品质量的抹黑。在休战期间，格雷警长并不介意与民权阵营当中的白人对手们同桌进餐，并且不止一次拿出禁酒令时期当地警方从私酒贩子手里查扣的陈年威士忌来邀请杰克.普拉特与他的北方同伴们“略微尝一口”——约翰逊州长就职典礼上供应的就是这批酒水。1月26日星期六，一名精神错乱的黑人女先知在纠察队员的周围跳来跳去，口中喊道：“布道人误入歧途了！布道人误入歧途了！”对阵双方都声称这名女子与自己无关。此时约翰.考文垂.史密斯已经在人行道上巡游了五天，双脚都肿了起来。为了缓解疼痛，他不得不在鞋子上切开一道口子。惯常的白人起哄者们都管他叫做“黑鬼老大爷”。这个蔑称固然很难听，但同时却又带着一丝令人安心的熟悉感。

正当金在北卡罗来纳州开会的时候，一大批民权运动的老兵与新人们汇聚到了密西西比州参加哈蒂斯堡自由日。曾经的自由乘车者，来自布朗克斯的罗伯特.斯通牧师（Robert Stone）曾在非学委举行的华盛顿感恩节集会期间自愿提出要去给鲍勃.摩西帮忙，在北方各州招募著名神职人员参加自由日运动，不过他的工作进程并不顺利。斯通的提议遭遇到了最意想不到的反对者——新近成立的全国教会总理事会宗教与种族委员会的主管罗伯特.斯派克。全国教会总理事会的办公地点是纽约市的一栋大型写字楼，位于协和神学院与河畔教堂附近，教会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们都将这栋大楼戏称作“上帝盒子”。这栋大楼里的人们都知道，斯派克向来惯于热切呼吁人们积极成为教会见证人，不过这一回他却另有打算。12月，白宫方面邀请全国理事会的四位高管前来叙谈，会面期间斯派克接受了约翰逊总统以个人身份做出的请求：最近这段时间里他们应当以是否有助于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准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斯派克知道即将上任的密西西比州州长保罗.约翰逊的老家正是哈蒂斯堡。此人刚刚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就职典礼，肯定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容许一场丑陋的教士示威来玷污自己的家乡，而且他在国会当中说话还很有分量。为了向州长示好，斯派克不允许委员会资助本次自由日活动，也不允许活动组织者在附属于委员会的各个新教教派当中招募入狱志愿者。他至多只允许自己手下过度劳累的工作人员律师帮助斯通的长老会会众们筹措保释金——这些即将参与自由日运动的会众们并没有律师。约翰逊州长在就职演说当中强加了一句不妨视为旨在缓和密西西比州种族关系的发言：“我要告诉你们，你我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即便是那些并非源自我们自身过错的事物也依然会影响我们。”身在纽约的斯派克随即给他拍发了一封鼓励电报。

只得靠自己的斯通与长老会委员会的两位同工们将全国电话目录平均分拆成了三份，三个人各自领取一份，逐个询问目录当中的神职人员是否愿意前来参加自由日活动。询问的结果只能用不如人意来形容。即使是最同情斯通他们的被询问人员也很不乐意参加本次运动，因为参加运动的要求听上去实在太不靠谱了：倘若接受斯通他们的紧急邀请，就必须立刻自费赶到密西西比州的某个偏远小镇上，迎接辱骂殴打乃至更糟糕的虐待，然后再自己花钱将自己保释出监狱并且踏上返程。少数态度积极的人们也不知道怎样向身边人解释自己脱离正常生活的打算。最终委员们只得恳求长老会主要机构的负责人们提供一个迫切需要的榜样。提出这个主意的人是盖劳德.威尔莫博士（Gayraud Wilmore），此人是一位来自菲斯特神学院的黑人神学家，受聘担任了这个三人委员会的主管。接连被拒好几次之后，几乎希望破灭的威尔莫找上了一位气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约翰.考文垂.史密斯（John Coventry Smith）。史密斯现任泛基督教传教与关系委员会的秘书长，他领导的官僚机构负责监督世界各地共计一千三百多名长老会传教士。威尔莫与斯通找上史密斯的时候其实没抱太大指望，尤其是斯通。他一向认为史密斯不过是个尸位素餐之辈，在教会会议现场的存在感与沙发不相上下。但是史密斯听到邀请之后的反应却令两人大出所料。他动情地回忆起了二战期间自己身为传教士在日本遭到囚禁的经历，并且宣称这段经历赋予了他参加类似活动的勇气：“我的手下完全可以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继续办公，他们领工资就是为了干这种事。我会去哈蒂斯堡的。”

史密斯的自告奋勇向长老会的各位同工们打了一剂强心针，也让斯通与威尔莫的电话邀约工作顺利了许多。但是当两人动身前往密西西比州时，表示有可能或许会前来参加自由日活动的长老会教士依然要比明确表态一定会来的人更多。两人将长老会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梅斯.罗林斯牧师（Metz Rollins）留在了纽约。罗林斯是一位身材高挑纤细的黑人，布道的嗓门宛若洪钟。他曾经在复活节周日的纳什维尔参加过1963年伯明翰突破之后的第一波示威活动并且被揍得头破血流，这一场面得到了电视转播，也让他成为了一名不大不小的名人。他的任务是护送约翰.考文垂.史密斯作为北方教会的高阶护旗手从纽约前往哈蒂斯堡。1月21日晚上，人们在圣保罗AME教堂举行了自由日之前的最后一次弥撒大会。斯通与威尔莫一直在苦苦游说的其他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了会场上。最后会场里一共出现了五十一张白人教士的面孔，其中长老会教士的人数超过三十人。其余人员当中有十名圣公会信徒，两位拉比，以及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吉布森.温特教授（Gibson Winter）。四百多人挤满了圣所，教堂门口还簇拥着二百来人。会众们一边满怀热情地欢迎各位教士前来捧场，同时又觉得眼前情形难以置信，就好像诺曼底登陆前夜的军营里突然冒出来一批要求参加伞降行动的陌生志愿者一样。一位民权运动老兵感慨道，上一次在哈蒂斯堡举行的弥撒大会只有二十七个人参加。

记者和运动领导人同样汇聚在了哈蒂斯堡。艾拉.贝克从纽约赶到这里并在当晚发表了演讲，詹姆斯.福曼也是如此，此外福曼还带来了一支来自亚特兰大的非学委车队。身兼联组委与协进会北卡州地方分会主席的亚伦.亨利当天下午开车来到这座城市，不过他的汽车被人认了出来，因此他刚一下车就被逮捕了。好在他及时缴纳了保释金，并没有错过随后的弥撒大会。 阿姆齐.穆尔四年前说服鲍勃.摩西接受了招募学生推进选民登记的想法，这次他与法妮.洛.哈默、霍利斯.沃特金斯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起开车从密西西比三角洲赶了过来。马丁.路德.金在密西西比州的代理人、气质宛如雌鹿一般娴静的安奈尔.庞德赞扬了维多利亚.格雷的神速进步：不久前格雷还是哈蒂斯堡的第一位公民学校学生，如今她已经成为了学校里的教师。自由日运动组织者从罗伯特.斯派克那里借来的教会律师杰克.普拉特在布道坛上回顾了针对当地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的长期诉讼案件。瑟昂.莱德无视前后许多份法庭命令，坚持拒绝批准黑人申请者的选民登记申请，已经犯下了蔑视法庭罪。针对这一罪行的指控最近刚刚呈交给最高法院，还没有得到审理。莱德背负的指控为司法部摆下了一道棘手的难题：1962年詹姆斯.梅瑞狄斯入学密西西比大学的时候，不顾法庭命令坚决阻止梅瑞狄斯走进校门的密西西比州前任州长罗斯.巴奈特同样遭受了蔑视法庭罪起诉。谁都知道前任州长可要比区区一名选民登记员难对付得多。现在司法部一方面要向瑟昂.莱德施加恰当的惩罚，同时又要避免为日后巴奈特案件的最终判决树立一个难以落实的政治先例。“我们来这里则是为了戳弄一下司法部，”普拉特这样告诉听众们。

午夜即将来临之际，劳伦斯.古耶特总结了本次运动的用意与参加运动的注意事项，引发了本次弥撒大会上最热烈的一轮掌声与喝彩。几个月之前，古耶特与哈默、庞德以及其他几人失陷在威诺那监狱里，受尽了拷打与折磨，之后他又被投入了帕奇曼监狱，还是普拉特把他保释了出来。从那以后古耶特就一直在为了这次自由日活动而忙前忙后，摩西指派他担任了哈蒂斯堡地区的哈蒂斯堡项目总监。他举起手臂，示意听众们安静下来，然后缓缓开口说道：“伊曼纽尔.康德。”一阵戏剧性的停顿后，古耶特继续说道：“伊曼纽尔.康德曾经问道，你存在吗？在康德看来，我们必须认为大地上的每一粒微尘都同等重要。”古耶特的做派令来自北方的客人们大感惊讶，尤其是约翰.考文垂.史密斯。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士惊讶地发现，台上这位黑人小伙子看年龄应该还在读大学，台下的听众则主要由女佣与劳工组成，许多女性听众的怀里还抱着孩子，可是台上的演讲人却毫不费力地与台下打成了一片。大感后生可畏的史密斯特意记下了古耶特的一句发言（“救赎的经历只会重塑那些希望赎罪的人们。”），后来他还专门当着古耶特的面称赞了这句神学陈述。阐述了一番哲学思想之后，古耶特话锋一转，又谈起了明天早上参与纠察线的实用警告。志愿者应该在鞋子里藏上几张钞票，还要随身带上牙刷，这两样东西都是为了进监狱而预备的，但是要避免携带铅笔或者任何其他可能被当局视为武器的东西。他还建议大家采取一些非暴力小技巧来减轻自身受到的伤害，伤害可能来自警棍，也可能来自受到警方纵容的愤怒白人旁观者的殴打。古耶特告诉大家，本次运动无论如何都会结束得很快，因为在密西西比州还从来没有哪一场民权示威能够坚持十五分钟以上。不祥的前景与自由演讲以及歌曲激发的昂扬精神相互碰撞，来自新泽西州的安德烈.乌格尔拉比（Andre Ungar）用一段直言不讳的苦痛赐福结束了这场弥撒大会，恳请人们鼓起“远征的胆气”。

只有普拉特与其他白人记者才能在专业中立的掩护下安全地投宿在白人酒店过夜。由于哈蒂斯堡没有黑人酒店，也没有白人房主乐意提供热情款待，其他外来者们只得分散投宿在黑人居住区的各所民宅里。名人派头最足的约翰.考文垂.史密斯理所当然地入住了当地最著名的黑人家庭，也就是弗农.达默尔的农场。另一位东道主名叫黛西.哈里斯（Daisy Harris），此前她一直心中纠结，想要参加维多利亚.格雷的公民课堂可却又不敢。她一开始同意接纳两名白人布道人，最后却有四个人住进了她家里。这天晚上是她平生第一次参加弥撒大会，在参加大会之前她还以为这些外来人打算在自家门口再发动一次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家里实在空间不够，于是她将四位客人塞进了三个年幼儿子的床上，让孩子们在其他地方将就一晚。维多利亚.格雷的家中更是挤满了投宿者，其中大多数人都只能打地铺。在熄灯之前格雷提醒客人们，要是半夜想上厕所千万要小心脚底下，尽量别踩在别人身上。研究非学委的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投宿在了市中心的自由办公室里，办公室则位于J.C.芬尔利的电视维修店后面。凌晨时分他起来上厕所，回来之后却发现自己原本的地铺铺位上挤着其他人。于是他索性走上街头，加入了一群黑白皆有的无处可去之人。幸好路边有一位黑人妇女敞开家门把他们放了进来。津恩在一张床垫上睡了个回笼觉，然后就被墙壁另一边女主人敞开喉咙的晨祷声唤醒了：“哦主耶稣啊，求您保佑今天万事顺利。哦主耶稣啊，求您让他们睁开眼吧。”

正当大法官们劳心费力地想要将种族激情掩埋在宪政讨论之下时，联邦调查局高层正在辩论是否应当将金的维拉德酒店性爱录音呈交给司法部长。苏利文副局长认为打草惊蛇乃是下策：罗伯特.肯尼迪是个很冲动的人，假如他们当真将录音交给他，他很可能会因为此等不检点行径将金“狠狠申斥一顿”，以至于金从今往后将会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狐狸尾巴。 苏利文在写给胡佛的报告当中指出，无论罗伯特是否动怒，金的反应都很可能剥夺联邦调查局“通过现有手段进一步获取此类信息”的机会。一想到窃听器的安装可能将会徒劳无功，胡佛就下定了主意。“不行，”他这样批复了苏利文的汇报。“不必将录音交给司法部长。”不管怎么说，自从去年11月22日以来胡佛就已经不把司法部长当回事了。他转而利用维拉德酒店的材料重建了自己曾经习以为常的与白宫之间的直接联系。1月14日，也就是金的三十五岁生日前一天，胡佛安排约翰逊总统以及总统的幕僚长沃尔特.金肯斯（Walter Jenkins）私下看了一眼维拉德酒店录音的整理文稿。为了这项任务，胡佛精心挑选了德克.迪洛克作为觐见总统的使节。此人当年曾经是联邦调查局驻国会联系员，与约翰逊以及金肯斯都是老相识。迪洛克带来的材料为总统与幕僚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调查局总部。

可是迪洛克还没来得及将此次任务的汇报交上去，约翰逊总统就给联邦调查局来了一记当头闷棍。调查局原以为总统肯定会从此疏远乃至切断与金之间的政治联系，但是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看，总统接下来的行为只能用莫名其妙来形容，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在犯浑。约翰逊的选择完全背离了调查局的希望。白宫助理告诉记者们，1月18号星期六，总统将会亲自接见金、威尔金斯、法默与惠特尼.扬一行四人。金与其他民权领袖即将迎来一连串惊喜，这份请柬只是开了个头而已。见面之后，约翰逊并没有敦促金一行人接受即将迎来投票表决的民权法案的弱化版修正案，反而向他们保证说自己下定决心要让现有法案“一个逗号都不改”地获得通过。眼下的统计结果显示民权法案支持者的数量很不容乐观，很多人都担心法案脱离规则委员会的时间还会进一步延迟。但是约翰逊却满不在乎地预言道，早在国会因为林肯诞辰而休会之前，民权法案肯定能够脱离规则委员会并且获得通过。民权领袖们都没想到约翰逊推动民权法案的热情居然比他们还高，而且约翰逊此时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民权法案以外的其他领域。1月8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要“对贫困开战”，现在他则要求各位民权领袖鼎力相助。总统希望他们不要局限于种族问题专家的角色，而是要作为关心社会整体福祉的公民来与他合作。约翰逊授权四位客人公开宣讲自己的上述言论，不过金等人在面对白宫门口的记者时还是采取了庄重而又含糊的政治家专用话术，声称他们与总统“就我国目前普遍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长时间讨论。”

1月20日，金来到北卡罗莱纳州艾什维尔附近的黑山度假村，将十几位顾问召集到身边，让他们帮自己拿个主意：应当怎样看待约翰逊总统目前的激进策略呢？所谓的扶贫战争是一支不可轻忽的历史力量吗，又或者不过是肯尼迪遇刺导致的情感错位营造出来的海市蜃楼呢？民权阵营现在就开始为了终结种族隔离法律以外的议题而进行谋划是否稳妥呢？关于经济压迫与经济赔偿的议题是不是政治陷阱呢？此时金的伯明翰运动回忆录已经进入了出版前的最后赶工阶段，而约翰逊的愿景对书稿的最终内容起到了切实的影响。在目前的书稿当中金回忆了一件1959年自己访问印度时的轶事，那时他曾问过尼赫鲁总理，印度新近提出的就业与疆域国家项目为什么要向贱民种姓倾斜——这样做算不算歧视呢？尼赫鲁回答道：“或许确实算吧，但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赎罪，因为过去千百年来我们已经向这些人施加了太多的伤害。”在书稿结尾，金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希望美国能够在国家层面上矫正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几百年来累积的沉疴。可是现在这项看上起很刺激的理念却被约翰逊的扶贫路线打了个措手不及。如果要将种族问题与贫困问题分开来讲，也就等于放弃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历史论据，这些论据原本可以让广大美国人意识到无数女佣、短工与半文盲农户过的是怎样难以为继的生活。但是如果将种族问题与贫困问题捆在一起讲，难免有人会质疑民权阵营为什么只关心黑人贫民却忽视了白人贫民。倾听了各位顾问之间的激烈辩论之后，金决定在贫困问题上采取脚跨两边的立场。一方面他不会放弃黑人在历史上始终承担着经济重负的论点，并且以二战老兵福利法案为原型提出了若干项帮扶黑人群体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修改了这些论点与主张的具体措辞，从而与约翰逊总统的外宣口径保持一致。因此原稿当中的《黑人权利法案》就变成了最终定稿当中的《弱势群体权利法案》

在辩论期间，哈利.瓦赫特尔一直在现场用录音机记录发言内容。这次的三天假期他过得十分充实。他与妻子打了垒球，在山里吃了野餐，还见到了五六位以前没打过交道的金的熟人，例如史学家文森特.哈丁与劳伦斯.雷迪克——后者曾陪同金出访印度，金与尼赫鲁会谈时他也在场，还有非暴力策略家、纳什维尔学生运动曾经的导师詹姆斯.劳森。但是在私下里，瓦赫特尔依然忧心忡忡地警告金，必须要假设政府密探已经渗透进入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并以此为前提开展日常工作。他的录音机里录下了许多很容易就能拿来对付金与民权阵营的话语，例如贝亚德.拉斯廷就预言道，目前美国的经济正在经受着结构性崩坏，每周都有四万个蓝领工作岗位被自动化设备取代，因此政治动乱很快就会到来；金本人也声称目前经济生活当中的若干领域或许需要加以社会化，从而解救长期失业人口。一想到心怀敌意的政府当局能拿着这些言论做出怎样的文章，瓦赫特尔就感到不寒而栗。在他的一再劝说之下，金终于销毁了三天辩论留下的全部录音。

克莱伦斯.琼斯也来到了北卡罗莱纳州，带来了斯坦利.利维森对于金目前所处险境的坦诚评估。利维森表示自己在几年前就已经与阿尔伯特．布隆伯格以及其他主要美共成员切断了关系——琼斯在私下里告诉金，根据利维森的说法，美共成员们指责他过河拆桥，全然忘记了美共历来主张并且践行种族平等的理念。利维森认为自己的某位老对头正在向联邦调查局或者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自己的不实资料，但是他无法证明这一点。无论怎样有一点他很肯定：政府发动的忠诚度清洗的高压态势最近确实有所减轻，但这种情况肯定是暂时性的。因此他将继续保持自己与金之间的距离，由琼斯担当代理人，从而继续为民权阵营服务。讽刺的是，尽管利维森身上贴着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但是眼下他却忙着设计金的新书的促销计划。他通过自己在出版界的人脉争取到了更高的宣发预算，制定了主打精装硬皮书商业书店而不是“宗教性质”特种书店的经销策略，还希望《纽约时报书评》能为这本书美言几句。此外在整个冬天他都在纽约竭力雇佣更加高效的员工并且彻底整理了邮寄筹款地址清单。他告诉琼斯，自己的目标是依照企业管理的模式来运行领导大会筹款办公室。

金在黑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领导大会最基本的目标与存在意义是什么？”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停滞不前之后，非暴力运动终于借助伯明翰运动这个突破口淹没的抵抗的墙壁。现在金本人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了最高法院的焦点，以及白宫的座上客，他借机要求顾问们“对于1963年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进行评估。”他们究竟改变了哪些方面？还有哪些方面保持着原样？“我们是否应当在1964年继续发动大规模抗议？”又或者他们应当集中全力为了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以及总统大选而进行游说？领导大会是否应当一直是南方布道人组成的共同体，又或者应当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会员组织呢？

*【金登上《时代》封面固然将J.埃德加.胡佛气的够呛，但是金本人的自尊也因此而颇受刺激。这期杂志的“年度人物”评论将金描述成为了一名毫无幽默感、不招人待见并且丝毫没有威信的领导人，“他的一切伟大之处都是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让金感到痛苦的是，这篇文章还将他年轻时采用过的若干最糟糕的比喻挖了出来——比方说他曾经将种族隔离比作“不义与不道德之间的淫乱通奸……凭借渐进主义的凡士林并不能平息这两者的欲火。”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斯坦利.利维森将这篇限定条件一大堆的赞扬文章称作“典型的人身攻击”。不过金还是给《时代》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去了一封感谢信，信中并未提及自己的不满。】

和往常一样，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虽然表面看来彬彬有礼，其实却反映了民权阵营的激烈内斗。那些支持一个全国性的会员组织的人准备升级这个被控制的对手。目前领导大会与与罗伊.威尔金斯的协进会之间的相互较劲受到了刻意的限制，而那些支持领导大会发展成为全国性会员组织的人们已经做好了与协进会展开竞争大战的准备。怀亚特.沃克想要集中力量在亚特兰大发动一场足以与伯明翰相媲美的示威，但是此时依然与妻子黛安.纳什一起在阿拉巴马州推进投票权运动的詹姆斯.贝弗尔却辩称沃克的专横态度只会致使学生示威者与金本人离心离德。除非摆脱掉他，否则领导大会将无法继续发展下去。此时沃克正打算在纽约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不过同时他也希望能自己能负责监督领导大会在北方的扩张，尤其是考虑到自己的继任者很可能是贝亚德.拉斯廷，他实在感到放心不下。纽约劳工领袖、金的密友之一克利夫兰.罗宾逊（Cleveland Robinson）直截了当地声称拉斯廷此人惯于自吹自擂玩弄权术，就算让他上街抓野狗都不够资格。而拉斯廷则坚持自己必须获得直接向金汇报工作的权限。此时拉斯廷本人也正在经历转型，他的声誉还从未像眼下这样强盛过。他刚刚关闭了华盛顿大游行办公室，还写了一篇得到广泛讨论的文章，认为民权运动今后的策略重点应当从抗议示威转向政治活动。金谨慎地提出愿意雇用他，前提是他不能让领导大会卷入1960年那样的“麻烦”——这一含蓄的说法指的是当年金的浸信会布道人同工们因为拉斯廷的性取向而集体排斥他的事件。拉斯廷则反过来要求金为他提供更有力的保护。他在黑山告诉金：“这种事我说了又不算，他们赶过你一次，就能再赶你第二次。”

在这一片内斗的泥潭当中，频频冒头的各种突发事件依然提醒着民权阵营的各位参与者，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金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若干完全领会了他的核心理念并且感到深恶痛绝的人们。1月22日，怀亚特.沃克在北卡罗来纳机场为金送行。他在机场打电话的时候无意中听到身边某位不知名女性声称她希望飞机上的炸弹能够让艾什维尔摆脱掉金这个祸害。机场当局起初认为这一威胁只是恶作剧而已，并且允许乘客们登机，不过终究还是在最后一刻召回了已经驶上跑道的飞机，疏散了全体旅客，并且将飞机搜查了一番。三个小时之后皮埃蒙特航空四十五号航班才升空飞向亚特兰大。四天之后，金来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打算在马其顿浸信会教堂举行一场早间布道。有一位自称“亚当斯先生”的匿名人士打电话通知消防局，声称一颗炸弹将会在金布道期间将这座教堂夷为平地。当天下午金又在山景大道长老会教堂举行了布道，在此之前军方派遣一批防爆人员搜查了教堂。又过了三天，密尔沃基市警察局汇总道，共有四名呼叫人警告《密尔沃基期刊》以及其他当地新闻机构办公室，市政礼堂里已经布设了炸弹，等到金在礼堂举行集会时就会引爆。金一如既往地呼吁新闻界无视此类威胁，以免让参加集会的观众们感到恐慌，当地报纸也很配合地采取了低调淡化的手法，将这些威胁电话描述成为了不顾颜面的危言耸听。密尔沃基警方宽慰金说他们已经通知的联邦调查局的爆炸物专家。但是他们与金都没有意识到，在调查局看来刺探金的床笫之事才是眼下的正经公务，炸弹威胁无非是分散精力的横生枝节。当地探员在有线电报当中表示，金在密尔沃基下榻的施罗德酒店加强了安保措施，加派了陪同在金身边的保镖，这一点很可能暂时打消金对女人的胃口，致使提前安置的窃听器无法发挥作用。胡佛密切关注着监听人员之间的辩论，并且在书面指示当中预言称金无论如何都会做出下流之举。或许是因为不敢与局长大人作对，密尔沃基分局第二天提交的监听汇报带上了一丝请罪的口吻：“目标在昨晚并未采取值得注意的举动。”

1月7号，金又在最高法院的法庭里旁听了一天。威廉.罗杰斯当庭辩称四位黑人上诉人在本案当中只是被无辜卷入的旁观者，他们的名字是在自己不知情或者不认可的情况下被添加进了涉案广告所开列的支持者名单。只有让刽子手兼职充当法官的法庭才会根据如此站不住脚的证据认定他们是诽谤广告的作者。罗杰斯辩称：“这则审判结果无非是个实力有限的先头兵。假如最高法院允许它成立，那么大部队必将紧跟其后杀将过来。”他的协理律师塞缪尔.皮尔斯（Samuel Pierce）则从种族角度出发恳请大法官们否决这一判决，因为种族隔离法庭里的全白人陪审团未能让四位黑人教士获得公平受审的机会。当天中午，上诉人的朋友们在华盛顿大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告别午餐会。金感谢各位律师与支持团体在过去四年里的辛勤工作，他们刚刚接手这起案件的时候还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静坐抗议运动依然处于萌芽阶段。金告诉罗杰斯，当初自己做梦也不敢想象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长居然能在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

接下来苏利文案件进入了闭门讨论阶段。在长达九周的时间里，九位大法官反复争论这份里程碑式的判决书究竟应当如何撰写，以至于整整起草了九份草稿。威廉.布伦南大法官不仅要拿出一份有利于《纽约时报》与黑人被告们的意见书——从而阻止人们明目张胆地利用州立诽谤法律来捍卫种族隔离——同时还要避免激化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抓住赫伯特.韦克斯勒的一段口头辩护加以引申，将苏利文案的一审判决置换到了二百年前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历史环境下。1798年，联邦党人控制下的美国国会颁布了《惩治煽动叛乱法案》，旨在将政敌当成刑事罪犯来加以打击。布伦南在意见书中写道：“尽管《惩治煽动叛乱法案》从未在本法庭得到过检验，但是针对该法律正当性的抨击却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了胜利。”通过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类比，布伦南将历史拉出来充当缓冲，免去了过于显著的种族考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美国的民主理念当中存在着若干道互不相交的深谷，这些理论深谷之间又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通过与历史进行类比，布伦南巧妙地强调了这一冲突的存在。他引用了杰斐逊总统当年赦免所有《惩治煽动叛乱法案》定罪人员时采用过的公开理由：“过去与现在我都认为这项法律毫无效力，因为这项法律如此绝对而又如此浅显，简直就好像国会要求我们跪下来崇拜一尊黄金偶像。”

通过布伦南大法官深思熟虑的措辞，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让州立诽谤法首次经受宪法的检验。大法官们认为，第一修正案对于政治辩论的保护意味着公共人物在提起诽谤指控时必须按照全新且更高的举证标准。原告不仅要证明涉案言论内容不实以及个人名誉受到损害，还要证明发布涉案言论的被告人“‘确有恶意’——既明知自己的言论不属实或者毫不关心自己的言论是否属实。”这一决定不仅颠覆了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裁决，还堵死了日后发动类似起诉的路子，因为就算是苏利文本人也从未生成过四位不慎卷入本案的民权领袖或者《纽约时报》广告部的员工们亲自炮制了广告当中的不实内容。最高法院裁决对于本案当事人带来的实际影响几乎完全被“确有恶意”测试的深远意义比了下去，这部分裁决内容开辟了宪法的全新领域，对于美国境内每一家新闻机构、每一位公职人员以及每一名公共人物来说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布伦南法官将本案裁决包装成了杰斐逊时代遗留下来的未完成事务，从而让公众的关注点永久性地远离了本案的根源，也就是沆瀣一气的种族压迫。“四位个人上述人的案情无需太多讨论，”他在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就这样，阿博纳西等人在苏利文案件当中的戏份就永远被《纽约时报》的遗产遮蔽住了。*多年以后，布伦南法官的传记作家只能揣测，蒙哥马利警务专员之所以要因为一份纯良无害的《纽约时报》广告而发起诉讼，“显然是因为他这人脸皮太薄。”

*【大法官们针对苏利文案件的象征性清洗预示并且极有可能促成了少数族裔口头论辩内容在官方记录当中的彻底缺失。1968年之前，为了保存史料，最高法院誊写了一大批官方录音记录，但是第四十号案件——也就是阿博纳西等人诉苏利文案件——并不在此列。到了八十年代，最高法院图书馆干脆销毁了相关的录音带，因此黑人原告们在1964年1月7日的当庭发言内容也就再不可能为人所知了。】

在罗杰斯律师事务所进行了漫长的战略会议之后，金于1月6日晚上回到白宫附近的威拉德酒店。在他入住之前，联邦调查局的“音响师”们早就拿着袖珍电钻与电线在酒店管理层的配合之下将窃听器装进了房间的墙壁里。隔壁房间里的监控技术人员用一台大录音机记录下了所有接收到的声音。这台录音机到目前为止已经录满了四卷磁带，内容全都是两名女性之间的闲谈，然后金就推门走了进来。窃听记录当中的金一进门就撕掉了在最高法院披了一整天的端庄外衣，显露出了纵酒取乐的另一面。这天晚上窃听员们总共录制了十一卷磁带，时长共计十四个小时，内容都是些玩闹戏谑的话语，以及拿着胆小的黑人牧师与死板的白人老板开涮的笑话，再接下来则是一片男欢女爱之声，伴随着个人特色鲜明的辞藻。在最高潮时，窃听人员能听到金那独特的嗓音压倒了房间里其他人的声音，话语中充满了不管不顾的脉动：“我这一炮是为了上帝打的！”“今晚老子可不是黑人啦！”诸如此类的狂叫声平息过后不久，一位公事公办的服务员敲了敲门，表示动身的时候到了。*

*【本文作者并未亲耳听到过威拉德酒店的窃听内容。上述引用内容以及下文第十七章提到的同类内容都来自针对三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采访。这三人的职级与观点各不相同，但是都亲耳听过窃听内容。这些通过隔墙有耳的手段获取到的信息残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敲诈者眼中的金。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凭借着创造历史的劲头大肆利用这些信息，撰写了一大堆旨在毁掉他的汇报与口头简报。金的婚外情历来让他的仰慕者们感到极其痛苦，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这样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联邦调查局肆无忌惮的恶意抹黑所导致的。】

第二天清晨，针对金的第一次绝密窃听监控的内容让联邦调查局总部指挥层陷入了一片欢腾当中。好几位探员与官员证实了这就是金的声音——之后还有好几波人反复确证了这一点——然后情报部门就剪辑了一盘“重点内容”磁带交给了胡佛，并且附上了一份长达十八页的书面汇总。胡佛得意地叫嚣道：“这个毛绒脑袋这回终于要完蛋了！”诚然，胡佛在华盛顿各大酒店客房里不止安装了一具窃听器，这些年来也积攒了不止一份社会各界人士抽插交媾的录音材料，几乎每一份此类材料都意味着能让当事人身败名裂的丑闻。胡佛这个间谍头子能够如数家珍地说清每一份黑材料的来龙去脉，这些材料让他感到自己掌控着局面，甚至几乎能让他感到安心。但是金的录音又是另一回事。除了婚外性行为的赤裸证据之外，最让联邦调查局局长着迷的因素在于这些录音呈现了某种他从未接触过的文化，这种文化既热情又亵渎，充斥着戏剧性的宣泄，用洪亮的嗓音震撼着他的窃听器听筒。“金是一位‘大种马’，怀有强迫性的、道德败坏的性冲动。”胡佛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当天晚上他就将详细指示发给了亚特兰大的窃听中心。（“你部门应当做到每日或者尽量每日提交监控内容……”）第二天，也就是1月8号，苏利文副局长记录下了他的工作决心：“将其（金）从神坛上拽下来，彻底消除其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手下的一队技术专家们联系上了美国国税局，因为他们觉得“金最近的所得税退税情况很可能揭露有用的信息，有助于调查局摧毁他的声誉或者消解他的办事能力。”

1月6日，保罗六世教皇返回了罗马，马尔科姆.X在凤凰城接受了会审，而马丁.路德.金则来到美国最高法院，坐在了为他预留的座位上，为的是参加苏利文诽谤案的口头质证。法庭里人头济济，一眼看去全都是法律界的名人，光是前任司法部长就来了三位。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本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庭审刚开始就有一位大法官警告称本案意味着“自从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宪法危机。阿瑟.戈德伯格大法官不动声色地让人将自己的《迈向自由》——也就是金为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撰写的回忆录——送到了金的座位上，书里夹着一张字条，恳请金为这本书签名。

在指定的开庭日，最高法院根本没有涉及到与金的关系最密切的那部分案情。大法官们将上诉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涉及四位黑人布道人，另一部分则涉及《纽约时报》。这一天他们花费了额外的时间来争论《纽约时报》的上诉是否合理。根据阿拉巴马州法院的裁决，《纽约时报》在1960年为金筹措辩护费而刊登的广告犯下了诽谤罪。至于针对金的四位同工——拉尔夫.阿博纳西、约瑟夫.洛厄里、S.S.西伊以及弗雷德.夏特沃斯——的诽谤判决则要等到明天再做讨论。这一耽搁尽管让金有些泄气，但也让他有时间得以在当天下午与全体辩护律师打了个照面，会面地点是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任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的华盛顿办公室。瓦赫特尔聘请他负责口头质证。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金的余生当中，瓦赫特尔都会被金身边小圈子里的黑人成员称作斯坦利.利维森的“双胞胎”。他们戏称，在金的所有白人顾问当中就只有这一对纽约来的犹太裔律师可以相互替换——根据更加戏谑的说法，甚至就连这二位的妻子们有时都分不清谁才是自家老公。瓦赫特尔在1962年才第一次见到金，成为金的亲信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他是一位很有实力的企业律师，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着重新拾起三十年代求学期间的激进理想主义激情。他与克莱伦斯.琼斯一起起草了苏利文案件的上诉简报，还为金的非暴力项目设计了一条名为甘地协会的避税渠道。瓦赫特尔的性格与冷静缜密的利维森恰好相反，平时为人大大咧咧，说话办事咋咋呼呼。自从利维森不情不愿地与金拉开距离之后，瓦赫特尔就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留下的空白。尽管他的文笔赶不上利维森，与金之间也没有长年养成的情感纽带，但他也有自己的长处：他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执业律师，虽不敢说手眼通天，但是在上层社会也算如鱼得水。当他向金介绍罗杰斯这位声名显赫的法律顾问时，直接将后者称作“比尔”。

在律师团队面前，瓦赫特尔说话十分不客气。他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纽约时报》首席法律顾问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当天的表现。诚然，当年韦克斯勒曾经在法学院当过他的老师，还曾经给过他全班最低的分数，但是瓦赫特尔一脸坏笑地表示这一次他绝没有公报私仇的意思。瓦赫特尔坚称他的前任老师在大法官们面前的陈述只能用懦弱没种来形容。为了将《纽约时报》与更富争议的黑人被告们隔离开来，韦克斯勒将涉案的广告描述成为了对于新闻自由的理论检验，完全回避了种族主义者打击报复民权阵营的因素。而且即便如此，他依然不敢坚定主张新闻媒体有权依照第一修正案攻击公职人员，而是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好几条不必诉诸第一修正案也能颠覆原判决的途径——比方说他们可以在公职人员免于诽谤的权利与积极政治辩论受到保护的权利之间进行一场“平衡测试”。此外韦克斯勒还认为，《纽约时报》早已按照阿拉巴马州长的要求发表了收回广告言论的道歉书，因此蒙哥马利市政专员苏利文依照同一则广告提起的诽谤诉讼不应当再次将《纽约时报》牵扯进来。瓦赫特尔认为这样的辩护论点一看就让人觉得当事人底气不足。

这时威廉.罗杰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觉得韦克斯勒当天的表现非但称不上胆小懦弱，而且简直是有勇无谋。在罗杰斯看来，九位大法官当中只有乌戈.布莱克与威廉.奥道格拉斯有可能仅仅基于第一修正案而逆转原本的判决，其他七位大法官都会希望为那些声称遭受诽谤的公众人物至少保留些许法律追索权。罗杰斯希望韦克斯勒的辩护词能够更贴近中间立场，这样做不仅更有利于赢得决定性的摇摆选票，而且也能让罗杰斯觉得更舒服。听到这番话，马丁.路德.金站起来打断了辩论。他告诉罗杰斯，“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也是个公众人物，我也不希望别人能够在出版物上随意编排我却依然得到法律保护。”这句话让在场的律师们全都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金的立场会更加倾向于教条主义，因此并没能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他在多大程度上与媒体诽谤的目标人物们感同身受。威胁和诽谤对于金来说可谓家常便饭，因此他至少在原则上很尊重他的死对头们要求法律为他们撑腰做主的诉求。他很难想象一个攻守易形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他与同事们当真能够凭借法院裁决针对任何胆敢宣称民权运动威胁到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施加严厉惩罚，那么对方的心情肯定会像自己现在一样难受。

当天在大法官面前，韦克斯勒用了一个在正式法律当中很少使用的词来描述案情：“太神奇了。”根据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即便是最细微的细节出入也足以让一条公共声明沦为谎言，比如《纽约时报》广告中关于金在1960年被捕次数的错误陈述。凭借这一点不算把柄的把柄，阿拉巴马州的法律首先允许陪审团将从未被这则广告提及姓名的所谓当事人视作受害者——例如蒙哥马利警务专员苏利文，他声称这则广告对于种族隔离的一般性批评对他本人造成了损害——接下来又允许陪审团随心所欲地确定赔偿金额——根据陪审团裁决，苏利文将会得到五十万美元的赔偿金，这是阿拉巴马历史上赔偿金额最大的诽谤罪判决，相当于法定赔偿金额上限的一千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最主要的解释自然就是种族因素。但是威廉.罗杰斯并不比赫伯特.韦克斯勒更打算迫使最高法院认定阿拉巴马州的法官和陪审团为了维护种族隔离而颠覆了司法正义，因为这一概念破坏了整个法律制度现有的工作推定。罗杰斯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小心应付。他向金的律师们提出建议，认为他们目前为四名黑人教士设计的辩护词当中种族因素太过浓重。别忘了本案归根结底是个司法问题。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自己身为著名共和党人所承受的来自各方各面的政治压力。他在参议院里有好几位朋友都很不乐意见到他接手这个案子，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让共和党陷入派系政治的泥潭。

第二天律师们遵从了罗杰斯的策略。尽管他们一肚子牢骚，但还是心甘情愿地将四位黑人被告的命运与《纽约时报》捆绑在了一起。不管怎么说，要是苏利文与阿拉巴马州的其他原告们当初仅仅起诉了四位黑人被告，或者将他们与另一家地位远远赶不上《纽约时报》的小报社一起送上法庭，那么四位黑人被告恐怕早就完蛋了。黑人被告们通过惨痛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条道理，罗杰斯与其他几位律师们则是通过观察舆情领会到了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苏利文案件的一审结果在阿拉巴马州已经执行了一大部分——夏特沃斯的汽车被没收了，阿博纳西家的祖传地产也遭到了强制拍卖——但是公众舆论却丝毫不关心这些细枝末节，各路新闻报道都在担心《纽约时报》正面临着怎样的历史性大危机。这一冷一热之间的对比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韦克斯勒放弃了昨天瞻前顾后的辩护策略，直截了当地在各位大法官面前声称苏利文案件的一审裁决“一旦推而广之，对于任何一家报社而言都相当于死刑。”而且这个推而广之的过程已经开始了。目前南方各地法院诽谤诉讼的赔偿金额诉求总额已经达到了三亿美元，苏利文案件的涉案广告还牵扯到了另外四起诽谤诉讼。美国的新闻体制正面临着巨大无比的危机。因此威廉.罗杰斯决定不在四名黑人布道人是否有罪的问题上多做纠缠，收缩力量为《纽约时报》进行辩护，这才是本案胜败的关键。

1964年的第一周，教皇保罗六世来到耶路撒冷展开了为期三天的朝圣之旅，吸引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关注——他不仅成为了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教皇，还成为了自从公元一世纪使徒彼得离开巴勒斯坦前往罗马以来第一位踏足圣地的教皇。座机在约旦安曼落地后，走出机舱的教皇说了一句“平安与你们同在”，他的车队随即向埃米尔阿不都拉桥驶去，一路上遭到了围观群众的团团包围。来到桥上之后，保罗六世默默地伫立了片刻，俯瞰着脚下的约旦河。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则亲自驾驶一架直升机大桥上空盘旋以保平安。穿过大马士革城门，教皇走进了耶路撒冷老城区。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狂热的崇拜者，以至于几名负责安保的约旦警察都被推倒在了地上，教皇的随从们一度还满心恐惧地以为自己会被活活挤死。

1月5日，教皇在拿撒勒举行了一场历史性的弥撒，大量各国政要参加了这场弥撒并且私下觐见了教皇，其中就包括来自美国的和平部队主管萨金特.施莱弗，他为教皇送来了一封约翰逊总统的亲笔贺信。尽管满心敬畏，但是施莱弗依然鼓起勇气请求教皇为他的木质受难十字架赐福。不久前肯尼迪总统遗体接受公众瞻仰时，这具十字架就摆放在棺材的一角。保罗六世则邀请施莱弗陪他回到耶路撒冷，那天晚上他要去迎接东正教牧首君士坦丁堡的阿特那哥拉斯。两位宗教领袖在橄榄山上会谈了二十九分钟——上次天主教教皇与东正教牧首计划对面相谈还是在1431年，时任教皇与牧首分别是尤金四世与约瑟夫二世，不过那次会面终究没能真正进行——保罗六世与阿特那哥拉斯承诺要结束自从1054年以来教皇与牧首相互开除教籍的状态，正是从这一年之后，基督教世界才分裂成为了东方与西方。

与施莱弗一起在会面现场充当人肉背景的还有一位东正教大主教纽约的雅科沃斯，他是牧首在西半球的代理人，过去几年他一直代表东正教教会试图与天主教会达成秘密和解，就像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在梵蒂冈所做的工作一样。到了1965年，雅科沃斯与赫歇尔这两位高阶神职人员将会陪同马丁.路德.金一起在塞尔玛无视死亡威胁进行游行。但就目前而言，大多数世俗观察家们还在费尽心思地试图弄清教皇与牧首之间的古老宗教分歧究竟是怎么回事。毕竟，这两位宗教领袖总共代表了五亿白人基督徒，他们两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然非同小可。

觐见过教皇之后，施莱弗继续以信使的身份环游世界，向尼泊尔国王以及其他世几位统治者递送了总统的信件。，在最宏大的层面上传播着普世精神。另一边，教皇则面向圣地的穆斯林听众引用了使徒彼得的话——彼得说这句话则是引用了诗篇的作者大卫国王：“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圣经文辞的背后是沸腾不息的宗教政治。虽然教皇在全程出访期间始终小心回避了“以色列”一词，与以色列领导人见面时也从未作出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表态，但是访问本身依然激起了强烈的反以情绪。在2月份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代表中东基督教少数群体的主教与罗马的神学至上主义者协力发难，从梵蒂冈会议的秋季议程当中删除了长期以来得到提议的与犹太人以及犹太教进行友好休战的声明。

以利亚.穆罕默德在新年夜采取了行动。身在凤凰城的他逐个通知了约瑟夫队长以及其他几位高阶教士。此前马尔科姆.X之所以要编出一套关于先知的作风问题的神秘“寓言”，就是为了试探一下能否争取这些人支持自己反对穆罕默德。所有这些人都警告穆罕默德当心马尔科姆即将发动的叛乱，但是穆罕默德却没给他们留下两面三刀骑墙观望的一丁点余地。他毫不留情地斥骂马尔科姆的寓言无非是一堆“烂货”。马尔科姆曾经主张要在魔鬼的宣传散播开来之际捍卫伊斯兰国度，这一主张同样遭到了穆罕默德的讥讽：“你们觉得我倒是有多傻，才会听任他跟别人这样编排我？”再没什么好说的了，马尔科姆就是个叛徒。“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看透他了，”穆罕默德说道，“不过当时我还真没想到他能搞得这么可笑。”他宣誓要解除马尔科姆的一切职务。“我要剥夺他的一切，”他这样告诉波士顿的路易斯.X阿訇。他警告各位阿訇们不要被马尔科姆的名气迷住双眼，跟他一起走上叛变道路，因为“马尔科姆在大学里进行的那么多场演讲并没能带来一名皈依信徒，在哈莱姆区之外他劝人入教的成绩也很可怜。”归根结底，皈依信徒才是伊斯兰国度的基石，无条件服从才是伊斯兰国度的核心信条。穆罕默德要求各位阿訇们仔细权衡一下这场较量的对阵双方，“想一想你更情愿跟谁站在同一边”，究竟是“安拉与祂的信使”，还是“那个家伙”，也就是马尔科姆。

各位阿訇全都宣誓忠于穆罕默德，并且恳请信使大人不要听信谗言。路易.X告诉穆罕默德，华盛顿的朗尼.X阿訇——也就是那位数学博士——因为马尔科姆的爆料而感到“心如刀绞……完全拿不定主意”。他还自告奋勇地向信使大人提出愿意接管马尔科姆的纽约教区。穆罕默德则表示要等到马尔科姆“彻底被解决”之后再考虑教区的归属问题。与此同时各位阿訇们要放话出去：信使大人将会“毫不留情”地收拾一切胆敢与马尔科姆站在一起的人们，“无论是做工人还是阿訇，只要沾染了一丁点毒药都要立刻解职。”穆罕默德还警告巴尔的摩的以赛亚.X阿訇，“我决不允许这样一号人在我面前捣乱，败坏整整二百万人的人心。”

穆罕默德整整等了两天，让自己的警告充分回荡开来，然后才打电话与马尔科姆.X当面对质：“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拿起这毒药到处播撒，还告诉他们这是毒药……如果你敬爱安拉，那也理应敬爱身为安拉信使的我。”马尔科姆先是半心半意地为自己辩解了一阵，然后又承认自从去年2月在芝加哥露面以来，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大部分工作动力。当时华莱士.穆罕默德向他确证了自己的父亲有非婚生子女的谣言。穆罕默德训斥道：“你当初在芝加哥与华莱士发现火苗的时候就应该扑灭，而不是到处去胡乱放火。”接下来马尔科姆与自己在伊斯兰国度上层经济腐败问题上的两位主要敌人——约翰.阿里秘书长与雷蒙德.谢里夫（Raymond Sharrieff）总队长——进行了电话会议，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也不请自来地旁听了会议。在会上马尔科姆乞求安拉能够原谅自己。

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也在极力控制早已传播开来的马尔科姆讲话的影响力。他的一位助理向他汇报说他的妻子克拉拉因为他给一名女秘书买了一套孕妇装而感到十分难过，穆罕默德则声称这一行为“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他通过中间人与另外两名秘书伊芙琳与露希尔进行了步步惊心的谈判，后者“已经有了”，这将是她为信使大人生下的第三个孩子。露希尔早就因为伊斯兰国度仅仅为她的每个孩子提供每月一百美元的生活费而感到愤愤不平，这次她坚持要求拿到八千美元搬家费而不是伊斯兰国度提出的五千美元，因为她打算一路搬到夏威夷去，彻底避开本土的各种危险。穆罕默德下令赶紧给钱了事，“就算她们打算搬去斐济岛也无所谓。”与此同时，他又告诉约瑟夫队长彻底控制住纽约第七号圣殿，决不能继续允许马尔科姆自行选择客座阿訇。穆罕默德还让自己的助理告诉华莱士.穆罕默德，马尔科姆指责他才是这一切背后煽风点火的元凶——“务必要让我儿子知道这一点”——接下来他又传唤这两人在1月6号来凤凰城接受质询：“我和马尔科姆还没了事呢。”

这次听证会显然是为了坑害两位被传唤人而召开的。华莱士.穆罕默德表示他的假释官不让他离开芝加哥，借此躲过了这一关。马尔科姆独自来到了凤凰城。穆罕默德将他的停职期限从九十天延长到了无限期，是否终止停职期取决于马尔科姆的信仰是否坚定。马尔科姆对此没有发出一句反对。作为第一项测试，穆罕默德命令马尔科姆亲自收回他所说过的一切。于是马尔科姆紧急要求华盛顿的朗尼.X与巴尔的摩的以赛亚.X两位部长在华盛顿与他碰头，因为他的航班要在华盛顿转机。在机场，马尔科姆告诉两位同事，他说了好些关于尊贵的以利亚的谎话，现在正在忏悔当中。他说话的时候踱来踱去，看起来焦虑得几乎有些语无伦次。在赶飞机之前，马尔科姆向两位同事保证说肯定会尽快告诉他们自己怎么会犯这种错误，但是那之后他就消失了，朗尼.X再也没见过他。

回到纽约之后，马尔科姆.X用录音机口述记录了一份事无巨细的供状，详细描述了自己此前针对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地区领导层提出的指控，指控内容生活作风与财务两方面的腐败、宗教信仰不真诚以及外行领导内行——他声称有好几位占据伊斯兰国度高层领导位置的穆罕默德家族成员就连五功六信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然后他将这份磁带邮寄给了穆罕默德，以此证明自己忠心未变，按照指示将所有麻烦都呈交到了信使大人面前。不出所料的是，这盘磁带记录的语气语调以及谈话内容都让穆罕默德大惊失色。磁带内容恰似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坦白认错，另一面则是兴师问罪。尽管马尔科姆的语气十分谦卑，但却掩藏不住威胁的意味。一开始穆罕默德向一位助手袒露了自己的焦躁不安，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拿着这个伊斯兰国度的变色龙怎么办：“有时候他说话真好听，还有些时候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接下来马尔科姆很快又寄来了一盘磁带与一封信，他在信中声称好几位阿訇正在讥讽他，希望借此夺走他的职位，而他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止这些人的所作所为。穆罕默德认为这些接二连三的通信表明马尔科姆已经走投无路了：“下坠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东西都会拼命抓住。”

1月14日，马尔科姆躲进了一家机场酒店的客房里，与一位杂志撰稿人亚历克斯.黑利（Alex Haley）独处了七个小时。这两个人的搭配可以说十分出奇。黑利的父亲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大学教授。1939年，迷糊懒散的黑利挂掉了大学里的法语考试，令父亲非常失望，于是老黑利将儿子送进了美国海岸警卫队。孤身在海上漂泊的年轻黑利很快就发展了一项很有油水的副业：为肚里墨水不如他多的白人战友们代写书信，每一封信都根据发信人的个人特点量身定制，尤其是寄给岸上女友们的火热情书。二十年后，凭借海岸警卫队退休金的支持，黑利把他的文学爱好变成了第二职业，成为了美国为数不多的黑人自由撰稿人之一。1960年，《读者文摘》雇他他写了一篇诋毁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文章。三年后，受雇于《花花公子》的黑利又采访了马尔科姆.X。从那次见面之后，黑利与马尔科姆的合作逐渐密切起来，最终他成为了马尔科姆自传的写手。

黑利知道马尔科姆不信任录音机，于是就耐心地坐在了打字机前，而马尔科姆则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身背罪名的穆斯林派系领头人与温文尔雅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某种基于共同兴趣的工作关系：两人都很热爱莎士比亚戏剧。尽管马尔科姆逐渐向黑利披露了自己的生活，但他在私下里依然保持着对于穆罕默德的严格敬意，换句话说黑利根本不知道马尔科姆与芝加哥方面的爆炸性分裂。马尔科姆对于这件事守口如瓶，仅仅借用名人名言暗示了一两句，黑利将这句话草草记在了记事本上：“堵住某人的嘴并不能使其认同你的观点——约翰.莫莱。”

机场会面结束后，马尔科姆带着怀孕的妻子贝蒂与三个女儿飞往了迈阿密。这是夫妻二人结婚六年来的第一次家庭旅行。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接到了一条奇怪的线人报告，声称有一位举止张扬的年轻人在机场迎接了马尔科姆一家人并且将这家人护送到了酒店。此人名叫小凯瑟斯.马塞勒斯.克莱，是一名职业拳击手，圈内人称“路易斯维尔的嘴唇”。眼下他正在备战2月份的一场比赛，对手是重量级冠军桑尼.利斯顿。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士早已通过窃听充分掌握了伊斯兰国度内部的政治生态，只有极少数几位伊斯兰国度领导人才比他们知道的更多，因此他们一开始并不太相信马尔科姆会和这样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走到一起，所以也就并没有将这条情报在第一时间上报给总部。五天后的1月21日，迈阿密分局又收到了另一条线报声称凯瑟斯.克莱将会与马尔科姆一起飞往纽约并且参加七号圣殿在洛克兰宫举行的晚宴会。马尔科姆没有在晚宴现场露面，以示自己依然遵守着穆罕默德的放逐命令，但是克莱却大大方方地面向四千多位会众道了一声“平安与你们同在”，晚宴结束后又与马尔科姆一起飞回了迈阿密。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分局与纽约分局都通过无线电报将这条令人费解的消息发送到了总部。

约翰逊总统对联邦调查局的反金特别会议一无所知。他离开了华盛顿，在德克萨斯农场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一大帮联邦工作人员将这栋1890年兴建的乡间别墅以及周边建筑改造成了总统行宫，配备了用来安全通信的密码设备，保障空中安全的碟形雷达，还为整天惦记着刺客行凶的特勤局配备了探照灯。约翰逊其实很喜欢各种小装置，但他更偏向实用性更强的器物。他的心爱物品包括一个超强喷射力淋浴头，一套能够将厚厚的牛排切成得克萨斯州形状的特制刀具，一辆水陆两栖吉普车——他尤其喜欢用这辆车拉着不知情的乘客“一不小心”开进湖里——他的林肯巡回式敞篷车上还安装着一具特制的汽车喇叭，喇叭的声音能够刺激附近牛群的交配本能。每当总统口中的“城里人”宾客被远近四周的公牛们纷纷提枪硬上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时，总统总会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笑话。

这座农场历来是约翰逊的自家地盘，不过这块地盘还从来没有像这些天来那样完全被外来人占据。依照家庭惯例，约翰逊本应与二十多位亲戚共进圣诞晚餐，但是这个圣诞节他却不得不推迟了家庭聚餐的时间，亲自带领五十多名记者在自家宅邸参观了一番。《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总统骑马的照片——马的名字叫做B夫人。另一张照片上，总统正站在干草垛顶端发表露天演讲。假日期间，西德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来到农场造访约翰逊总统，两人举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级户外烧烤招待会。足足坐满五辆灰狗巴士的记者围在聚餐现场周边进行报道，著名钢琴家范.克莱本也来到现场弹琴助兴。埃哈德走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与大多数内阁成员也来到了农场。约翰逊向客人们分发了纪念品烟灰缸，还用待客专用的大碗端出了精心摆放的香烟。

约翰逊总统承受的压力往往会在私下里流露出来。每当约翰逊夫人看到总统拿着一支烟，她就会以醒目的动作同样拿起一支烟，从而默默无言地与总统对峙——根据她的经验，与其口头劝诫总统不要吸烟，倒不如以身作则地威胁总统，如果他恢复了吸烟习惯，那么她也要有样学样地将烟卷拾起来。通过行为劝诫总统戒烟不仅效果更好，也更不容易惹总统生气。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批评也有可能一连几个星期都让约翰逊觉得不痛快。比如他注意到《黑玉》杂志错误地声称他拒绝和马丁.路德.金合影，于是他首先拿出了相关照片以证明《黑玉》所言不实，然后又恳求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杨让《黑玉》“别再继续糟践我们，说什么我们讨厌黑鬼”。圣诞节当天他与罗伊.威尔金斯通电话的时候又愤愤不平地把这件事提了起来：“他们还要我怎么样？我跟他们挨个合影都合过一圈了！”情绪激动的总统说到这里甚至有些喘不上气来，吓得威尔金斯反复插话：“您多保重身体啊。”

新任总统还在劳心费力地试图赢得肯尼迪总统亲信们的认可。之前他竭力拉拢了肯尼迪的文胆西奥多.索伦森——他在背地里向朋友抱怨道：“这件事把我的自尊基本消耗光了。”——这次他又要求索伦森到自家农场过圣诞，于是一脸茫然的索伦森就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来到了农场。过去的一年里他不仅失去了一位总统，还与妻子陷入了分居状态。在新任总统家里他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约翰逊咄咄逼人的套近乎攻势还是让他有些吃不消。总统满口恭维话，为他戴上牛仔帽，滔滔不绝地讲述牛仔冒险，殷勤得简直有些过分，完全没注意到客人脸上的表情。此情此景就连约翰逊家里的女佣都看得直皱眉。

令人难受的不安情绪一直延续到了在乡村客房里举行的马拉松式扶贫工作核心人员会议的会场上。这栋有着绿色外墙的客房坐落在一片牧场上，白脸的赫里福德牛在门前悠然吃草。 索伦森与比尔.莫耶斯以及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等人一起参会，集思广益地分析了约翰逊即将发动的扶贫立法攻势。按照总统的设想，这场攻势既要声势夺人，又要切实可行。财政背景的人们希望总统搞一个“实验性”的扶贫项目，换句话说既要高调又不要多花钱。政策背景的人们希望这项计划能够涵盖在卫生、教育与职业培训等领域相互竞争、自以为最专业的多家官僚机构。会桌上堆满了纸杯与揉成一团的草稿纸，各种提案纷纷摆在约翰逊面前要他点评。有一项提案认为应当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一站式”扶贫中心，方便扶贫专家与贫困人口打成一片。贺拉斯.巴斯比（Horace Busby）是跟着约翰逊进入白宫的原班人马之一，他的座位在会场靠墙的位置上。听到这个车站扶贫中心的建议，他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质问道：穷人怎么会到车站去找工作？就算他们真去了，又要把车停在哪里呢？这句话一出口约翰逊总统立刻狠狠剜了巴斯比一眼，然后把他叫到外面训了一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他们都是肯尼迪的人吗？”唯恐白宫内部离心离德的恐惧压倒了约翰逊对于德克萨斯州的骄傲。他担心自己原本的班底作风土里土气，会赶走那些留守在白宫的藤校毕业生，而他还需要后者来为自己的政府营造一层思维缜密谋定而动的形象。

不过约翰逊的为人极度敏感且情绪波动极大。散会之后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得州大学校友们专门为巴斯比举办的接待会，原因之一自然是为了让巴斯比面子上有光。二战期间巴斯比是校报《得州人日报》的主编，现在又成了总统的特别助理，因此在校友当中堪称名人。接待会的举办地点是大学校园之外一处专供教职员工休息放松的场所，名叫四十英亩俱乐部，乘坐直升机从约翰逊家牧场出发很快就到。就像得州大学本身一样，这家俱乐部在过去三年里也因为坚持种族隔离与法庭命令僵持不下，在政界人脉发达的俱乐部管理层始终死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肯认命。尽管此时得州大学已经招收了二百多名黑人学生，但是各种各样的校规与禁令依然致使这些学生们无法参加校运动队或者在校剧院担任主角。教职员工的长期抵制也未能打破四十英亩俱乐部的严格隔离。当年还是副总统的时候，约翰逊曾主持过若干场晚宴为参与抵制的教授们打气，但是这些调停行为的效果都不能与他在新年夜赴宴时做出的姿态相提并论：他选择自己的秘书格莉.惠廷顿（Gerri Whittington）担任了自己出席巴斯比招待会的陪同女宾。接待会现场的教职员工一边或郑重或诙谐地向新任总统致意，另一边又假装没看见挽着总统的胳膊一起走进来的黑人姑娘。并没有哪个不长眼的人胆敢公然告诉约翰逊，惠廷顿小姐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入这家俱乐部的黑人。这次晚宴之后没过多久，俱乐部管理层就接受了种族融合餐桌的预订：“美国总统在新年夜为我们实现了种族融合。”其他大学也纷纷松动了相关的校规校纪，似乎只要将黑人放进俱乐部玻璃窗的另一边就算彻底解决了种族问题。

12月23日星期一清晨，白宫工作人员从国务室的吊灯上取下了大片的黑色绉纱，全国各地为了悼念肯尼迪总统而降下的半旗也重新升了起来，长达一个月的官方悼念活动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七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聚集了在国内安全处主管弗雷德.鲍姆加德纳（Fred Baumgardner）的办公室里开了整整一天的会，会议主题是“如何消解金作为实际黑人领袖的地位”。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是从亚特兰大飞来华盛顿开会的两名探员之一，在会上他表达了对于新近窃听行动的疑虑。常规的窃听线路从电话公司延伸到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公室，针对金的窃听却需要尼科尔斯成立一个虚假的工程公司作为掩护。他为这家皮包公司起了正式的名字，还在市中心新建的桃树塔地区租赁了办公场所与办公陈设。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自然是为了避免有人将窃听行为与联邦调查局联系起来，但是这套折腾早已引起了亚特兰大探员们的流言蜚语，他们都认定胡佛局长当前这番操作肯定没有得到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法定授权。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威廉.苏利文向亚特兰大的探员们保证，总部手里掌握着每一次安装窃听器的签字命令书。这些文件彻底架空了罗伯特.肯尼迪，使其根本无法监督或限制联邦调查局对于金的追击。另一方面，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已经恢复了与白宫之间的传统直接联系渠道，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地向新一届政府透露秘密监视的成果。这一点令亚特兰大的调查局探员感到十分兴奋。（会后苏利文给胡佛的办公室发了一份备忘录：“两位外勤人员为了自己有机会成为政府的座上客而表示感谢……并且都对这一案件充满热情……”）不过他们更希望本次会议能告诉他们针对金的调查的最终目标是逮捕定罪，因为外勤人员要想获得尊敬就必须拿下几起刑事案件。尼科尔斯探员尤其觉得自己进入调查局以来没干过别的，一直陷在冷战忠诚度审查当中无法自拔。亚特兰大的调查局探员全都不想成为反金小组的成员，因为加入这支队伍就意味着久坐不动的案头工作与等待——破译截获的谈话，竭力试图弄清另一个世界当中的人际关系动态，然后还要撰写报告。就连等级最低的外勤人员——也就是虚开支票小组的人员——都拒绝被调拨到国安处室，因为他们至少还能出门追捕嫌疑犯而不是呆在室内当文秘。

12月23日总部会议的议程包括了若干个雄性气息浓厚的选项，例如从民权阵营内部招募线人或者“在金的办公室里安插漂亮的女性卧底”。调查局以往招募线人的标准做法是广撒大网，同时考察多名潜在人选，但是苏利文局长提前禁止了这种做法。事实上他严格禁止一切面试线人的做法，更不许外勤探员主动登门向金与他的身边人“炫耀徽章”，以免让外界意识到联邦调查局对于金感兴趣。他在行动总结当中前后五次反复重申了行动的第一要求，即必须避免“让调查局蒙羞”。从实操层面上来说，这些保密要求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只能通过监听等技术手段收集信息，收集到的信息也只能在暗地里使用。不过电话窃听也能为调查局带来特有的战术优势：通过提前在电话里截取金的出行计划，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可以在金入住预定的酒店房间之前就在房间里安放窃听器。根据会议制定的计划，电话窃听只是第一步，在此基础上的第二步是在金置身的私密空间里放置能够获取一切声音的窃听装置，借此窥探金与身边人在放下一切戒备之后的言行。这样的监听与其说是为了收集证据，倒不如说是为了刺探绯闻。监听信息并不适合作为呈堂证供，但却是人身攻击的绝佳弹药。“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以某种方式揭发他的真面目，从而毁掉他的声誉。”会议举行之前的议事安排如此宣称。

会议的结果令尼科尔斯特工以及他手下十五名窃听员十分失望，因为总部基本上把他们限制在了速记员的岗位上——冗长乏味的蹲守，时而穿插着几句争论，论题无非是如何在耳机里面将某一个低沉的声音与另一个低沉的声音区分开来。为了苦中作乐，他们养成了对金的世界评头论足的兴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设身处地地将金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 短短两个月的窃听之后，许多窃听人员都理所当然地认定了金是本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演说家。关于怀亚特.沃克的离去，金的身边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窃听人员也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同金的反复主张，即金钱是罪恶的根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金钱本身并没有罪，“爱钱之心”才会导致腐败，这是沃克为加薪要求提出的理论依据。

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窃听小组依然认同总部的看法：金是一个具有根本缺陷的人，正是这一缺陷使他成为了一名最难捉摸且最危险的共党盟友——这一缺陷就是他不相信美国正面临着共产主义颠覆的迫切威胁。作为一名外勤探员，罗伯特.尼科尔斯并不会假装理解调查局当中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的高级专家、副局长苏利文在智识层面上对于共产主义的批驳，但是长期耳濡目染还是让他具备了最基本的相关常识。为了迎合上意，他专门指出马丁.路德.金有一次在闲聊时“非常认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知道德国哲学史上的这一原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前身。调查局很清楚，金违逆了美国总统的明确个人命令，依然与斯坦利.利维森相互勾结。在12月的联邦调查局会议上，这句关于黑格尔的评论成为了理解此等骇人行径的现成解释。此外窃听站的标准理念就是金正在为美国的种族关系火上浇油。亚特兰大分部的有限作用就是为总部在最有料的两大方面——也就是金钱与性——提供情报弹药。鲍姆加德纳引用了一位阿拉巴马州议员的怀疑：“所谓的民权组织……很可能只是成熟的勒索集团的幌子。” 基于这一前提，会议决定争取美国国税局的合作，以调查金和他的财务支持者是否存在逃税避税或者反常奢侈的问题。至于性爱方面，窃听结果显示金喜欢在巡回演讲的空闲时间里沾花惹草，总部的目标是继续跟进，深入挖掘。苏利文在12月会议结束时自信而又坚决地表示：“我们将在不至于连累调查局的适当时刻揭露金的真面目：他是一个不道德的机会主义者，他的为人口是心非，一心只想利用种族问题为个人谋取私利。”

像其他成功的联邦调查局高官一样，苏利文准确地解读了胡佛的情绪。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时代》杂志将金评选成为了年度人物，他的照片也登上了杂志封面。这期杂志的社论高度评价了金在伯明翰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声称他已经成为了“无可辩驳的黑人代言人——以及白人良心深处的谴责之声。”*与此同时，胡佛也针锋相对地在联邦调查局总部传达了自己的反应：“他们这次的年度人物还真是从垃圾堆最深处挖出来的。”针对金的敌意在联邦调查局的政策层面几乎不受约束，只要不至于“让调查局难堪”就行。金成为《时代》年度人物之后没过几天，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给调查局总部送来了一封包含多重暗杀威胁的恐吓信，信件的行文十分粗陋：“我们要做掉马丁.路德.金、威尔肯森（即罗伊.威尔金森）和迈尔.艾伦（时任亚特兰大市长）。我们都不会放过。在华盛顿我们还要杀两个人，要杀鲍勃.肯尼迪和两个黑鬼，然后约翰逊要是胆敢推动种族融合我们也要宰了他。我们发誓不会失败也不会死。我们失败不行。”按照标准做法，联邦调查局针对约翰逊总统可能面临的危险发出了全面警告，并且通知了信中提到的其他几位目标人物，唯独金是个例外。自从肯尼迪遇刺之后，胡佛说话办事的底气比之前更加充足了。他暂停了联邦调查局的官方礼节，丝毫不顾及金的安危，并且宣称金没资格接受预警。根据胡佛的指示，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分局仅仅通知了当地警察。但是接下来罗伊.威尔金斯要求调查局提供一份恐吓信的副本，希望将其添加进自己的个人档案里，这一来情况就复杂了。如果“威尔肯森”看到金的名字在威胁信当中还排在他的前面，难免会在交谈当中向金提起，这样一来金就会意识到自己遭受了联邦调查局的信息封锁，而封锁的根源则在于胡佛随手发出的谕令。为了避免这种风险，胡佛办公室命令纽约人员“巧妙地拒绝”威尔金斯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几条煞有介事的借口来安慰他。

*【按照《时代》的主张，在1963年之后，“黑人再也不会继续安守原本的社会地位或者社会角色了。”】

在密西西比州牛津市联邦政府办公楼，约翰.多尔手下的公诉人们呈交了针对去年6月涉嫌在威诺那市监狱里殴打民权运动参与者的五名密西西比州警察的起诉书。在证人席上，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向陪审团解释了涉案的实物证据，例如最年幼的受害人朱恩.约翰逊身穿血衣的照片。两名黑人囚犯——其中一人是通过法庭命令从帕奇曼监狱提出来的——告诉陪审团，他们曾在警方胁迫之下用大头棍殴打过被害人，直接威胁他们的人正是威诺那警察局局长。事后他们两个各自得到了一品脱玉米威士忌作为犒赏。赛普提玛.克拉克与非学委资深顾问艾拉.贝克每天都会来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情况，观察自己曾经的学生们以及教学助理安奈尔.庞德在证人席上表现如何。庞德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至今尚未“彻底克服”被告带给她的恐惧。辩方律师则主张她的证词都是“共党培训学校”——也就是公民课程的发源地高地人学校——教出来的谎言。案件审理期间，克拉克给高地人学校负责人迈尔斯.霍顿写信通报了庭审情况：“他们没提到你的名字，但是作为民权赞助方的学校被提到了很多次。我前排有个人说：‘我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在捣鬼。’”

不出所料的是，联邦陪审团仅仅讨论了一个小时就判处全部五名被告人无罪释放——其中包括一名蒙哥马利县警长，一名高速公路巡警，威诺那警察局长以及另外两名警察。有几位旁听人员自我安慰道，司法部这次非同寻常的努力或许能为当地警方敲响警钟，让他们今后作恶的时候不至于这么肆无忌惮。联组委的密西西比州负责人艾伦.亨利则担心为控方作证的两位犯人回到监狱之后遭到打击报复。（为了多少为这二人提供一点保护，亨利聘请了几位布道人经常前去探监。）在法院里，克拉克与贝克这两位民权阵营当中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宽慰受害人们不要沉湎于厌恶当中。劳伦斯.古耶特苦涩地向克拉克抱怨道，折磨他的凶徒凭借谎言与粗鄙的种族侮辱打赢了官司。克拉克则劝解道：“你们的心胸可以比起这种事情更加宽广。”就像克拉克一样，艾拉.贝克同样将强权的压迫贬低成为了孩子气的愚行：“看开些，不要与傻瓜置气，不要让这种事阻止你前进。”

古耶特回到了联组委新近派遣他驻扎的哈蒂斯堡，向当地民权领导人们呈交了他的自由日计划。这一计划的原型是去年10月在塞尔玛举行的活动。在他看来，只要当地的选民注册员瑟昂.莱德继续成功地抵御着司法部针对他的马拉松式诉讼，密西西比州全境的黑人就不可能得到投票权。莱德的蔑视法庭罪诉讼已经将上诉书提到了最高法院，与此同时当地民权运动则因为逮捕入狱的威胁遭到了瘫痪。鉴于这样的局面，古耶特提出举行一场足够激烈的一日示威，促使联邦政府强迫莱德执行法令，让胆怯的黑人们能够“看到他去蹲监狱”。为了支援早已被监狱折磨得苦不堪言的资深运动参与者们，古耶特计划招募一批各界名人以及来自北方的教士志愿者——以白人为主。（他的教会联系人表示，“我认为大约能来二十五名布道人，尽管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加入纠察线——也就是进监狱。”）

审视这项计划的责任主要落在了自耕农弗农.达默尔头上。投票权运动不仅让他遭到了教会的驱逐，还让他失去了好友克莱德.肯纳德。“你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计划吗？”达默尔质问古耶特。“你知道我们这边的白人都能干出什么事来吗？”得到达默尔的首肯之后，招募工作静悄悄地开展了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注意力则投向了是否应当在当年夏天的密西西比州全境发动大规模民权运动的辩论。在12月中旬的联组委会议上，这项早在11月遭到否定的计划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开始该计划主张要发动十万大学生涌入密西西比，然后这个数字一再遭到削减，最终只剩下了一百人。“你知道你会害死多少人吗？”威利.皮科克在投票的时候喊道。鉴于鲍勃.摩西此时身在纽约而非会场，一大部分参会代表都不情愿针对这个问题最终表态。他们的做法招致了激烈的批判：这些参会代表平时总喜欢以思想独立自诩，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只会给领袖听差。支持夏季项目的古耶特表示：“我并不是在攻击摩西，我之所以生气是因为居然没人想要到挑战他的看法。”另一位发言人则在私下里表示担心：“鲍勃.摩西简直成为了神话人物——一直以来我们对待他的态度就好像上帝正在借他的嘴说话一样。”

摩西试图减轻或逃避身为领导的重担，结果却只是增强了自己的道德权威。圣诞节过后在亚特兰大举行的非学委会议重新启动了关于密西西比州夏季项目的辩论，在此期间摩西很不情愿针对这一话题发表意见，因为他觉得这个话题太容易分裂民权阵营，与之相伴的责任又太沉重，以至于他无论表示支持还是反对都不合适。非学委文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于富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抱有保留态度，不情愿将领导人的重要性摆在民主制度本身之前，摩西的顾虑正是反映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其他民权领袖一直在积极地培养发号施令的技巧。这两种思路可谓格格不入。就像金的领导大会一样，非学委的资深参与者们也经常私下争论冷战时期特有的“赤色诱饵”问题——从原则上来说，将所谓的颠覆分子纳入民权阵营带来的收益是否能够超过与这些人交往而受到的污损呢？*他们担心万一哪天这些颠覆罪嫌疑人捅出大篓子来，很可能会连累非学委遭到摧毁。但是非学委对于等级制度的偏见与摩西强烈的反省精神结合在一起，强调了辩论当中出于个人的净化品质。大约五十位非学委领导人聚集在亚特兰大，他们不仅讨论抽象务虚的话题，还纷纷坦诚了组织当中这样那样的“上级主义”。针对非学委目前在佐治亚州奥尔巴尼附近遇到的麻烦，参会人员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诊断。有些人认为在奥尔巴尼当地“解放人们的思想”这一运动目标过于模糊，为非学委笼罩了一层“失败的意象”，也有些人认为弥撒大会的局限性是问题症结所在，还有些人认为项目主管查尔斯.谢罗德聘用白人员工的数量太多了。

*【?1963年12月非学委在亚特兰大开会，摩西在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务实。”他指出非学委早已接受了多项与选民注册资助金挂钩的政治限制。】

谈到民权运动内部种族关系紧张的尴尬问题，发言者们纷纷起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些人认为民权运动尚且还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白人工作人员，也有些人认为白人员工更需要监督，因为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以黑人为主，加入其中的少数白人难免会经受一番心理波动。（“非学委当中有些白人员工是黑人民族主义最坚定的倡导者，”一名白人工作人员如是说道。“诚然，这是心理建设的必要步骤之一……但是非学委的白人员工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部成为黑人。”）“由阿尔.洛温斯坦一力推动的”密西西比州夏季项目提案需要参会者们拍板。无论将其视为生长痛亦或是警告信号，对于白人参与民权运动的担忧都浸透了这项若隐若现的决策。摩西在亚特兰大会议上表示，这项提案假如得到通过，也就意味着“数千名学生将会涌入密西西比州，迫使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在选举年摊牌。”这些学生将会几乎全部都是从未经历过实务磨练的白人新手，迎接他们的则是南方各州当中民权斗争环境最恶劣的一个。民权活动家们哪怕仅仅只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公共场合举一下标语牌，都会被不由分说地扔进帕奇曼监狱并且被手铐吊在门框上。如此骇人的前景让所有参会者都感到心力交瘁，因此会议像往常那样一致通过了马里恩·巴里提出的含糊决议，即非学委“有意”在1964年的密西西比州“实现”普选，具体手段是 “发动尽可能多的人手”。至于等到1月下旬古耶特的自由日运动结束之后，他们将会在哈蒂斯堡举行一场题为“最后摊牌”的辩论。夏季项目的行动细节要到那时候才会最终商定。

马丁.路德.金与奥博利.威廉姆斯仅仅是点头之交而已。约翰逊总统眼看着威廉姆斯陷入困境而爱莫能助，金则遭受了威廉姆斯的连累。路易斯安那州抄捡事件之后，金随即向司法部长提出抗议，认为这起非法之举是“针对民权团体一以贯之的威胁与骚扰”。接下来路易斯安那州非美行为委员会随即抛出了整整一卡车遭到查抄的记录。像往常一样，这次反民权阵营依然没能找到任何关于莫斯科特务或者美共余孽的痕迹。但是民权阵营内部传出来的闲话已经在金的支持者当中撒下了异议的种子。有人从这批记录当中窃取了几封信送给纽约的克莱伦斯.琼斯，信件内容令琼斯大为光火，立即建议金“与奥博利.威廉姆斯切断一切联系，如果确有联系的话。”写信与收信的白人自由派在信文当中抱怨金这个人好摆架子，优柔寡断，而且总是迟到。（威廉姆斯本人在一封1960年的信件当中写道，“金的心机太重了。”这句话是在批评他不愿为了支持早期静坐运动而与协进会决裂。）

琼斯会抱有这样的立场并不令人意外。他自己就曾亲口向金承认，“我这人性格的一大缺点就是不够博爱，也不太情愿原谅别人。”金本人的立场则与琼斯正好相反。眼看着威廉姆斯遭到抹黑与厌恶，他实在忍不住站出来说两句话。适逢有一位大学生到他家来采访他，金趁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一项很有趣的事实：当初他们在高地人学校抓拍民权领导人照片的时候，我在照片上正好坐在奥博利.威廉姆斯身边，他唯一的罪过就是身为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白人竟敢声称黑人应当得到公平对待。”他这里说的是1957年高地人学校建校二十五周年庆祝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在学校露面的照片被反民权阵营贴到了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上，搭配的说明词是“金视察共匪训练营”。罗斯.巴奈特州长与乔治.华莱士州长在国会听证会上将这张照片的放大版当成了核心展品，借此主张民权法案是外国颠覆势力的手笔。

“是啊，是啊，他们只会这么说，”金告诉这位学生。“奥博利就是这种人……这套说辞用来对付他已经有好几回了。”在金看来，关于高地人学校的负面宣传充斥着感情用事的因素，因此在回应负面宣传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掉进坑里：“我在那里除了发表了一次演讲之外什么都没干过，但是我一旦主张我从未在那里‘受训’过，听上去就好像我在无意中承认了那座学校确实有问题。”田纳西州政府之所以摧毁了高地人学校，是因为这一机构“让黑人与白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安排他们同吃同住，”这一点自然加剧了种族隔离主义者们歇斯底里的恐慌。高地人“就像南方的许多白人自由派一样都被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南方大会教育基金会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12月初，金第一次见到了约翰逊总统。令他大感意外的是，约翰逊在会面期间丝毫没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与此反差鲜明的是，6月份肯尼迪在白宫约见金的时候一心只关注这个问题——这一点令金大感宽慰，尤其是因为白宫门前正有好些人高举着纳粹万字纹标志放声叫嚣：“打倒马丁.路德.黑皮！”“我们也要见总统！”就像其他人一样，金也觉得新任总统往好处说热情健谈，往坏处说则有些话痨。四十三分钟的见面时间里约翰逊几乎没住过嘴，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打算怎样在圣诞节到来之前将民权法案从国会规则委员会里面拽出来。总统的谈话风格直冲直撞而又平易近人。谈话期间炼钢工人工会主席戴维.麦克唐纳打来电话，约翰逊接过电话寒暄了几句之后就冷不丁地说道：“巧了，金博士现在就在我跟前站着呢，我们刚刚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就不由分说地将话筒塞到了金的手里。会面之后金向记者称赞约翰逊总统是平等权利的捍卫者，但是政府其他部门依然传来了警告声。有一份没多少人注意的报纸报道声称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很快将必须决定是否曝光黑人领袖的“赤色纽带……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黑人选民注册运动与苏联特工关系密切。”倘若司法部长当真这么做，必将导致严重后果——用金的话来说就是“那也太吓人了”。

正当约翰逊忙着接管总统权限的时候，金也在自己的圈子里忙得一脑门子官司。由于员工轮替，领导大会筹款办公室的工作陷入了混乱，欠款通知单堆积如山，致使金不得不再次取消了好几张信用卡。他手下的律师们此时正在与若干位很不般配的合作伙伴进行着拉锯战式的谈判——比方说他们正在与四方四正、官僚作风浓厚的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合作，他们的谈判对手则是冲动急切的纽约自由职业律师，曾在1962年为弗雷德.夏特沃斯辩护过的威廉.孔斯特勒。双方的谈判议题包括日常事务的控制权归属，费用结算，以及大量积压未决的民权案件的对外宣传口径。福音歌星马哈利亚.杰克逊不久前与金共同出席某活动之后接受了一次牙齿护理。领导大会声称这位牙医的服务是免费奉送的，牙医本人却催着他们交钱。除此之外，怀亚特.沃克刚刚提交了辞呈。自从1960年起他就是金的大管家，小到预约牙医，大到行政策略，各种事务都由他来安排。他的辞职理由有两个，首先他没能在伯明翰运动胜利之后获得加薪，其次他很反感金整天纵容詹姆斯.贝弗尔想一出是一出的作风。金手头有两位替代沃克的人选，不过这两人的性格却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极端，实在令他难以取舍。一个是性情无常的组织天才、在华盛顿大游行之后成为公众人物的贝亚德.拉斯廷，另一位是沉静内敛的教会管理人员安德鲁.扬。

扬本人此时也正因为此前一年的动荡而焦头烂额。他在给金的信中写道：“自从夏天以来我一直在竭力挣扎，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了。”之前的几个月对于扬来说十分堵心，因为他一直游走于南方各地的抗议现场，时而鼓动抗议气氛，时而阻止抗议步调，使其维持不温不火的状态。“正当我们试图解放别人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因为生长在种族隔离环境当中、缺乏必要的背景而受到束缚，”他这样总结道。“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情绪问题，包括倦怠、方向偏差的热情以及冲动不安，全都要归因于我们是南方黑人。想要克服这些令我们彼此疏离的弊病需要时间……”领导大会的识字教师赛普提玛.克拉克提出的批评尤其让扬感到心头沉重。老太太斥责金手下执行层的布道人们一味追求戏剧效果与掌声，却忽视了基层人员的辛劳与付出。此外她还警告称民权阵营内部存在着“仇恨的焖火”，那些克服恐惧投身监狱的年轻活动家尤其受到这一隐患的荼毒。

对于金来说，各种上述日常事务层层叠加的压力与大型示威相比也毫不逊色。顶着心急如焚的出版商施加的沉重压力，金费尽心思想要对伯明翰运动进行一次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诠释。一开始他将伯明翰运动描述成为了一场集中力量针对局部环境展开的攻击，但是在夏季这场运动的范围大幅扩张，成为了感染全国的乐观主义潮流，接下来这股乐观主义又接连遭受了教堂爆炸案与肯尼迪遇刺这两记重拳，最终崩碎了一地。用斯坦利.利维森的话来说，“本书的写作过程一直处于悲惨死亡阴影的笼罩之下。”?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内容表明，尽管他情愿不再与金见面，但是“我必须将已经开头的这本书运作完成。”利维森是深受金信任的联系人，负责协调金的文学经纪人乔安.戴维斯、为金出书的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受雇修改手稿的编辑人员之间的关系。尽管不得与金直接接触的禁令让他难以自由行动，但他还是竭力协调了各种修改意见“从而体现变革的方向”。1964年初他这样告诉乔安.戴维斯：“这样改过之后更加符合马丁的本意，也更符合他的用语习惯。”

伯明翰运动一言难尽的意义几乎每天都在迫使金面对南方各地示威的呼唤——也包括伯明翰在内——致使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他的困境被提升到了国家乃至国际高度。 约翰逊总统告诉他，眼下任何新近爆发的街头示威都会危及民权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的历史机遇，但是切身经验却告诉他要趁热打铁，尤其是因为投入民权阵营的新来者的数量每天都在稳步增加。12月15日，金参加了《纽约时报》口中“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南方第一场大型示威活动”。在亚特兰大警方的严密护卫之下，金在市中心公园向四千多名顶着冰冷细雨赶到现场的人们发表了演讲。他形容种族隔离在他出身的城市是一项“刺目的现实”，并且警告称旷日持久的谈判已经让市政当局失去了信心。“我们感到我们就是美国的良心，是这个国家饱受折磨的灵魂……让我们团结向前，牢记奴隶先辈的教诲：‘一起走吧，孩子们，别嫌累。’”

这场大型抗议又在亚特兰大引发了后续的一连串长期小型抗议，不过金全都没有参加。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试图在亚特兰大某餐厅用餐，不顾店方拒绝反复提出要求，最终被捕入狱。这是他自从1960年以来第二十七次进监狱。他这次入狱还有一项意外收获：餐厅里有两位白人女性食客第一次见到黑人因为试图在种族隔离餐厅用餐而被捕，处于一时义愤也站起身来向警察声称自己是黑人，并且一起遭到了逮捕。在冬季期间，亚特兰大市的种族隔离餐厅门口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身穿长袍的三K党以及愤怒的食客们与种族融合纠察线相互对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勒布精品烤肉店，店主本人都亲自上阵，抡起双拳试图将种族融合抗议者们打跑。金对待这些抗议活动的态度始终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借此维持着与抗议双方的密切联系。严格来说，他确实遵守了自己曾经做出的决不在家门口参与或者加入示威的承诺。许多学生示威者眼看着自己的长期斗争没能吸引公众注意，都对金的决定感到很失望。不过金同时又参加了监狱门前举行的街头守夜仪式，以此声援学生们的勇气，并且向一贯倾向于妥协的亚特兰大黑人领导层——包括金老爹在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美国广播电视台记者保罗.古德刚刚完成工作调动从墨西哥城正式搬到亚特兰大就赶上了戏剧性的一幕：金老爹来到某个弥撒大会现场想要登坛布道，却被会众们轰了下去。）

从椭圆办公室到伯明翰图书修订再到自己的员工队伍与家人，金的目力所及之处无不充斥着裂痕与不确定性。他召集了二十位顾问来到北卡罗来纳州一出由教会所有的度假地，打算商定一下1964年的斗争目标。用金的话来说，“这是一场决定我们该往何处去的讨论”。金要求顾问们在会上提交一份报告，研究一下强迫斯坦利.利维森退出民权运动的政府禁令有没有可能在政府换届之后遭到终结。这次碰头会原定于1964年1月6日召开，但是后来又推迟了两周，因为金接到了克莱伦斯.琼斯的通知：拖了三年的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有了最新进展，金、琼斯以及大部分预定参会人员都必须1月6号当天来到华盛顿，在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