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伯明翰葬礼在星期三举行。也是在这一天晚上，三K党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举行了一场集会。罗伯特.赫凌决定绝不能让这场集会不受挑战地顺利进行——至少在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之后绝对不行，至少在圣奥古斯丁的第一次种族民主集会遭到地方当局强硬镇压之后绝对不行。他打电话给当地电视台，敦促他们对三K党集会进行报道。此外他还向协进会的朋友们提出了一项更大胆的请求：他打算带几个人去三K党集会现场探查一下情况，从而证明他们的隐形帝国再也吓不倒黑人了。赫凌在协进会的大多数联系人都担心他是不是疯了，有几个人自告奋勇愿意与他同去但很快又拿出了推脱搪塞的借口，其中有一位邮递员亨利.特文（Henry Twine）后来坚称自己一直在指定的集合地点，但是赫凌并没有见到他。最终只有三名最坚定的协进会支持者与赫凌同去，包括曾与他一起在市政厅留下录音投诉的理发师克莱德.詹金斯。集会地点位于高速公路旁边一所保龄球馆后面的树林里。赫凌一行四人缓慢地向集会场地驶去。在靠近集会地点的时候，赫凌犹豫不决地停了下来，然后将车开到了一条土路上——或许是因为他想要从侧面接近集会地点，又或者他听从了同车乘客歇斯底里的劝告，决定仓皇撤退。正当一行人进退不决之时，一辆车停在了他们旁边，一名男子端着猎枪命令他们不许动。赫凌的挡风玻璃的协进会宣传贴纸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于是持枪男子与同车人员砸碎了赫凌的车窗，把俘虏们拖到了集会现场.

三百余名三K党徒此前聚集在这里准备焚烧一座二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此外还有一名高阶三K党成员要来讲话。此人就是全国州权党创始人、来自加州的康尼.林奇牧师（Connie Lynch）。林奇开着定制的红珊瑚色凯迪拉克来到现场，脖子上扎着标志性的绳子领带。林奇的演讲风格慷慨激昂，咬牙切齿，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完善。他宣布三K党已经复兴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势必摧毁全球范围内黑人与犹太人沆瀣一气的阴谋。“你们中有些人或许会说，‘可是耶稣是犹太人呀？’”林奇拿腔作调地说道。“所以说你们都让那些口若毒蛇的白痴欺骗了！耶稣不是犹太人！他是个白人！”

此外林奇还严厉批驳了伯明翰教堂爆炸案之后某些三K党成员流露出来的畏难情绪。他声称被炸死的根本不是什么纯真少女，而是四个“年龄大到可以得性病”的娘们，从头到脚没有一丝人性，就像响尾蛇一样活该去死。“所以我把她们四个全都宰了，”他叫嚣道。“这世上又少了四个黑鬼。无论是谁安放了炸弹都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接下来林奇将话题转向了当地政治。他斥骂赫凌是个“冒充牙医的毛脑袋王八蛋”并且煽动党徒们“在日出前杀了他”。此时人群的精力已经耗散得差不多了，接连上台的演讲者与三K党公告让他们感到有些厌烦。就在此时，场地边缘的夜色当中传来了一阵振奋人心的呼喊声：“黑鬼来了！黑鬼来了！”林奇赶紧冲到凯迪拉克车旁边拿出了一支步枪。等到哨兵将四名俘虏押到台上的时候，观众们手里也都纷纷拿上了威力较小的武器。

三K党徒们用小刀戳刺赫凌一行人，用枪威胁他们，将他们团团围住。四人当中有一个人声称他们是在钓鱼返程途中迷了路，引来了党徒们的阵阵叫骂，吓得四人手足无措。通过翻查钱包，党徒们发现了赫凌的真实身份。谁也没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鼓掌叫嚣要杀掉的那个“想当金第二的黑鬼”居然就在眼前，杀气腾腾的呼喊声立刻响成了一片。现场有一位偷偷摸摸潜入进来研究三K党的公理会牧师强忍着反胃的感觉旁观着这歇斯底里的一幕，心想这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戏码，因为赫凌肯定不可能如此不偏不倚地送上门来。男性党徒绕着四名俘虏昂首阔步地兜着圈子，但却迟迟不肯下杀手。气势汹汹的动作逐渐变成了空洞的姿态。眼前这四名俘虏毕竟手无寸铁，不管他们是不是黑人，针对像这样没有自卫能力的人下杀手都难免让人感到心里别扭。如此超现实的混乱场景持续了一阵，然后现场的女性三K党徒就发出了一阵阵尖叫，督促犹豫不决的打手们别再磨蹭了。起初还犹豫不决的男性党徒们逐渐克服了不适心理，纷纷朝着赫凌等人冲了过来，先是从他们的衣服上撕下一条条碎布，然后就用上了拳头、铁链与长短棍棒。惊骇的公理会牧师眼看着如此血腥的景象，终于意识到这一切绝不是在做戏。他压抑着上前干预的冲动，唯恐流露出哪怕一点点同情也会引火烧身。他一点一点慢慢地向人群后排挪动过去。事后他在证词中声称：“我当时摆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向我的汽车走去…一边走脚下一边漫无目的地踢着沙子。”

正当三K党徒们兴奋得不能自已时，一声霰弹枪响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几名警察冲进人群，将早已瘫成一堆的四名受害者抢了出来。四人身上的伤情包括挫伤、脑震荡以及牙齿脱落，不得不进医院就诊。然而当局对于这起事件的解读却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的对立面上。联邦调查局对于这起事件的最初电传报道声称“三K党徒发现一群黑人接近林地里的集会区域，双方随即发生了殴斗。”地方当局将这种一碗水端平的态度进一步发扬光大，同时起诉了赫凌四人与四名三K党徒。警方赶到现场时这四位党徒正在手拿武器践踏他们的受害者。11月4日，四名党徒均被宣告无罪，但是陪审团却认为赫凌犯有人身攻击罪。鉴于三K党徒全身完好，赫凌却遍体鳞伤，主审法官马文.格利尔（Marvin Grier）并未判处赫凌入狱服刑，仅仅罚了他一百美元了事。

黛安.纳什和詹姆斯.贝弗尔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威廉斯顿听到了伯明翰教堂遇袭的消息。夫妻二人正在当地协助一项最不同寻常的伯明翰运动外围衍生项目。自从伯明翰以来这一项目的规模一直在不断壮大。来自金手下的领导大会新英格兰分会的白人神学学生正在纷纷来到南方与他们的老师——例如哈佛神学家哈维.考克斯与耶鲁大学附属教堂牧师小威廉.斯隆.科芬——一起发动示威。克莱伦斯.琼斯还从纽约请来了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在以斯贴诽谤诉讼当中的首席律师查尔斯.麦金尼（Charles McKinney）。麦金尼素来因为自己祖上八辈都是北方自由黑人而自豪，来到南方之后他很快就与当地领导人戈登.弗林克斯（GoldenFrinks）一见如故，甚至不惜为了弗林克斯去坐牢。弗林克斯是一位夜店老板，平时说话很不讲究语法，全身洋溢着富有洞见的魅力。此外他也是一位善于营造戏剧效果的战略家，不久之后他就会设法在州议会大楼里撒出一群活鸡，为的是抗议一份去隔离法案遭到搁置。弗林克斯热烈欢迎了贝弗尔和纳什这两位忘年小友，还在周日邀请夫妻二人到家里做客。就是在这次做客的时候，伯明翰教堂爆炸的消息传了过来。

突闻噩耗的贝弗尔与纳什情绪过于激动，无法继续与弗林克斯攀谈下去，只得在他家里找了一个空房间，悲痛欲绝地将自己反锁了整整一下午，心里只想着如何以同等强度的举措来回敬伯明翰的罪行。两人的第一反应是成为义警，甩开腐败的白人司法体系，自行找到并且杀死凶手。贝弗尔相信这样做完全可行，因为白人私刑犯的身份往往总会或多或少地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两人的情绪此时动荡极大，很快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将效仿“黑人穆斯林”的选项抛到脑后，转而成为了非暴力领域的先锋。他们决心把密西西比州的选民登记工作与伯明翰直接行动的策略——包括儿童游行在内——结合起来，在阿拉巴马州全境组建一支非暴力军队，将蒙哥马利当成各地人马的会合地点，除非阿拉巴马州的每一位成年黑人都获得完全投票权，否则绝不收兵。到了周一晚上，满脑子都是这项大计划的夫妻二人决心向参加伯明翰死难者葬礼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们提出自己的构想。贝弗尔还要继续给戈登.弗林帮忙，于是纳什将一岁的女儿留给他照看，自己则独自乘坐长途车奔赴了伯明翰。

周二下午纳什抵达伯明翰，正好赶上弗雷德.夏特沃斯为四名死难者之一卡萝尔.罗伯逊的家庭葬礼进行布道。葬礼结束后，纳什挤过一层层哀悼者与布道人组成的人墙来到夏特沃斯面前，向对方勾勒出了自己的宏大构想。上次她像这样在夏特沃斯面前侃侃而谈还是在自由乘车运动的时候，当时第一批自由乘车者刚刚在蒙哥马利遭到暴力袭击，她就断然宣称必须从外地调集人手将自由乘车运动继续下去。无论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纳什都把夏特沃斯吓得不轻，因为夏特沃斯素来是个大胆无畏之人，极少遇到其他人比自己更胆大的情况。此前夏特沃斯已经与拉尔夫.阿博纳西一起提出了一项相当大胆的主张，认为应当组织一支送葬队伍前往蒙哥马利，在阿拉巴马州政府门前安放一个花圈。但是在纳什面前他依然感到相形见绌，因为纳什的提议远不仅限于象征姿态。于是夏特沃斯告诉纳什将她的想法精简一下之后直接去找马丁.路德.金汇报。纳什随即找到一台打字机一直忙到深夜，写下了一份如何发动军事热情以及如何组织人员的行动大纲：“……各个战斗群的游行以及关于指挥与协调的演习……监狱常识指导：配合或者不配合入狱以及审判流程的要领……如何在集体遭受囚禁时维持士气……应对高压水枪、警犬、催泪瓦斯、赶牛棒以及其他警察暴力的演习……在跑道与铁路等地组成人体路障的练习……”她提议本次运动的开局应当将刚刚在伯明翰参加完葬礼的学生们发动起来，将他们派往阿拉巴马州各地招兵买马，进行招募和培训，最终目标是包围华莱士州长的州政府，通过静坐示威、躺卧示威、停车示威以及非暴力抗议者组成的人海“隔绝各个城市与州首府的通信，隔绝州政府大楼与蒙哥马利市各地的通信。”“这是一支军队，”纳什总结道。“应当配备旗帜，发放徽章、别针或者纽扣之类的身份识别标志。”

第二天纳什怀揣着赶工完成的提案参加了其他三名死者的公开葬礼，听到了金在死者棺木旁边发表的布道。“死亡具有惊人的民主特质，”金如是说道。他敦促哀悼者不要被严酷的现实所压倒——哪怕这现实“就像百炼钢一样坚硬”——而是要在死者留下的信息当中得到安慰：“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不应得的痛苦能够起到救赎的效用……这些小姑娘的无辜鲜血很可能成为救赎的力量，为这座黑暗的城市带来新的光明……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白人兄弟失去信心。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相信，他们当中最误入歧途的人也依然可以学会尊重人格的尊严与价值。”

悼念仪式结束后，金跟随送葬车队前往了墓地，纳什则落在了几千名送葬者当中。这群人跟在在车队末尾后走了一小段路，然后就停了下来，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们必胜》。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领导人——鲍勃.摩西也在人群当中，而且他还从格林伍德带来了一大批资深民权运动参与者——但是人群依然缺乏前进方向，只是漫无目的地朝着四面八方分散开来，直到被白人警察的封锁挡住为止，无论往哪边走都只能前进两三个街区的距离。此情此景让纳什感到极为不安。她看到人群和警察都没有相互容忍的意思，于是试图挤到队伍最前方来引导游行，结果却发现“最前方”的位置一直在不断变化。自由歌声与岩石和软饮料瓶砸向警察队伍的零星声音混杂在一起。纳什大喊道这样做行不通——假如没有组织和明确的目的，示威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正在束手无策之际，她挤到了艾德.金牧师身边——此时艾德牧师刚刚做完面部塑形手术，脸上依然裹着厚厚一层绷带。纳什赶紧请求艾德.金帮助她控制住漩涡一般的人潮。一番努力之后，人群最终平息了下来。

当天晚上，纳什来到加斯顿汽车旅馆，硬闯进了金的房间。屋里的人们正在通宵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讨论时常会被威胁电话打断。有传言说金很快还要再去一次白宫。纳什看准时机向金呈交了非暴力围困蒙哥马利的计划。金的态度十分客气，但是对于计划内容却很不以为然。有人认为纳什的计划是在没事找事，只会酿成大祸——更不用说骤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伯明翰以外会造成多大影响了。纳什则坚称运动领袖的第一责任是为心中燃烧着着非暴力精神的人们找到建设性的宣泄渠道。眼看着一屋子人对于自己的计划都没多大兴趣，纳什转而一对一地游说每一个人，向他们散发计划书，指责布道人们一心只想去华盛顿出风头。受雇于司法部的年轻黑人律师赛尔顿.亨德森将一份计划书邮寄到了华盛顿。华盛顿方面的态度就像接到了一个手榴弹那样。伯克.马歇尔认为这份文件的态度“很有革命性”。

大游行之后几个月，各家报纸依然在底版跟踪报道着美国各地的种族新闻，例如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死刑事件。8月份，四名非学委义工在阿梅里克斯参加街头自由集会的时候拒绝遵照警方命令停止歌唱并且被捕，接下来当地公诉方搬出了一套尘封几十年的种族叛乱法案来起诉他们犯有煽动罪，一旦定罪将会判处死刑。当地公诉方表示他们已经受够了示威活动，这次就要杀一儆百。不过如此大动干戈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遭受死刑指控的嫌疑人要在开庭之前遭受无限期监禁且不得保释。不久后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全国学联年度大会上——阿尔.洛温斯坦在这次大会上招募了一批学生前往密西西比州参加自由投票运动——有人宣读了关于阿梅里克斯监狱恶劣环境的电话交谈记录，“致使全场一片愕然。”佐治亚州官员不依不饶地将四名非学委义工从8月一直关押到了11月，律师们——包括最近刚刚从教会投奔到民权阵营的麻烦解决人杰克.普拉特——接连发动了好几场司法攻势，最终将四位囚犯保释了出来。

7月中旬，圣奥古斯丁的罗伯特.赫凌将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成员们派到种族隔离午餐柜台门外，布设了几条规模不大的纠察线。当地法官查尔斯.马西斯（Charles Mathis）下令将七名尚不满十七周岁的示威者关押金了县监狱，因为该地区没有青少年拘留设施。五天后——在这五天里赫凌一直在监狱门外举行集会抗议监狱内部的残忍待遇——马西斯法官向七名囚犯的父母开出了条件：只要他们签署不让子女在二十一岁之前参加种族抗议的保证书，他就释放这七个孩子。四户家庭拒绝签字，于是马西斯法官将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无限期关押了起来，等待着将他们移交给工读改造学校。赫凌不顾一切地想要引起人们对于此案的注意。他给各家报社记者、协进会上级、司法部以及杰克逊维尔的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打了一圈电话。办事处的记录显示，赫凌“似乎情绪烦乱，有时说话也语无伦次。”杰克逊维尔办事处发回联邦调查局总部的电传还进一步记录道，赫凌在电话中暗示当地联邦调查局探员作风松懈，未能充分保护这四名青少年的权利，而且他这套说辞受到了当地探员的“严厉训诫”。

附近代托纳海滩的《晨报》对马西斯法官的“极权主义”行为表示愤慨，将他的命令比作菲德尔.卡斯特罗把孩子送到莫斯科接受灌输的做法。这家地方小报社预测道：“这起案件将会给佛罗里达州留下一个黑眼圈。”但大多数报纸对这起失踪事件的反应更为冷静。《纽约时报》记者在事发一周后来到圣奥古斯丁，并且报道称这座城市“今天也在佛罗里达的烈日下昏昏欲睡，黑人游行的脚步并没能打动这座城市……”《时代》发现当地夏季旅游季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仿古马车依然在街头辚辚前行”——而且圣奥古斯丁的普遍观点都认为“种族问题就整体而言”远远没有失控，最好置之不理。《时代》的报道写道，“镇上的人……丝毫不认为这件事有多么严重。” 这篇文章还指出这四名黑人青少年遭受的处置在佛罗里达州法律界并无先例。

圣奥古斯丁的四位学生注定要被关到12月，刑法系统与儿童福利系统期间一直在相互甩锅，以至于四个人的上诉一度失去了音讯。未成年人在监狱里受罪总会引发黑人群体内部的争议。然而对于当地黑人来说，这四个孩子全都出身于名声良好的家庭，因此这一次的责任就从当事人家庭头上转移到了成年运动领导人头上，就像伯明翰那样。人们认为这四个孩子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都怪民权领导人们在他们的履历表上留下了污点。但是白人当局的冷酷无情逐渐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他们意识到四个青少年不仅将要失去自由，还会错过秋季学期。到了劳动节，怨恨与激愤共同促成了圣奥古斯丁的第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一百多名成年人拿着主张种族融合的标语牌来到了老奴隶市场。警方打断了这场显然是在模仿华盛顿大游行的活动，逮捕了包括赫凌在内的二十七名抗议者。

两个星期日之后的9月15日，一枚炸弹在伯明翰第十六街浸信会的东墙撕开了一个大洞，抹平了教堂外侧的石质楼梯间，将教堂座钟的指针定格在了10点22分。裹挟着砖块与碎玻璃的震荡波摧毁了楼梯墙内的一间厕所，四个小姑娘正在厕所里换上一身白衣服，准备在11点的时候主持一年一度的青年节礼拜仪式。 几秒钟后，爆炸现场多了一位神情恍惚的老者，手里攥着一只从十一岁的孙女脚上摘下来的舞鞋，他的孙女已经沦为了瓦砾堆中的四具残尸之一。夜幕尚未降临，这名老者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就搭乘着无线电波传遍了世界各地。莫斯科的官方媒体《消息报》与罗马梵蒂冈的教会报纸发出了不约而同的痛惜，哀悼这场“针对无辜者的屠杀”。

《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当天下大力气整理出了自1956年12月弗雷德.夏特沃斯住宅遇袭以来发生在“炸弹之乡伯明翰”的全部二十起炸弹袭击事件——全都是未能解决的悬案，遇袭地点全都是民权活动人士的私宅或者教堂，夏特沃斯曾经任职的教堂足有三次遇袭记录。远离爆炸现场的人们做出了麻木的姿态来纪念伯明翰的遭遇。麦肯的梅瑟大学成为了南方第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浸信会大学。*在纽约，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宣布计划支持夏特沃斯与《纽约时报》打赢苏利文诽谤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在1963年秋季对本案进行复审。在辩方律师们看来，这场官司的胜败关系到阿拉巴马州政府是否具有“比起1798年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更加激烈凶狠的”压制权力。在纳什维尔，白人浸信会领袖起草了一份同情第十六街受难会众的决议，内容包括“我们和你们一样为死者感到痛惜”以及“我们将会鼓励会众们为贵教堂的修复工作做出贡献”。但是南方浸信会大会执行委员会不认可这样的措辞并且将这份决议扣留了下来。未来整整三十年这份决议以及委员会的顾虑都将藏在暗处不见天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伯明翰教堂爆炸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萨姆.杰瑞.奥尼（Sam Jerry Oni）得到了梅瑟大学的录取。入学之后他足足等了三年才在1966年9月26日来到校园隔壁的塔特纳尔广场浸信会教堂想要参加敬拜活动，结果被执事们用身体挡了出来。这一天教会里的白人会众们投票决定解雇全体三名欢迎奥尼进入教堂的牧师。奥尼来自尼日利亚，在家乡接受了浸信会传教学校的教育。】

肯尼迪总统在袭击事件后宣称：“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话能够代表所有美国人的意见：我对于本次惨案感到极其愤慨与悲痛。”他随即将司法部的伯克.马歇尔派到了种族战争一触即发的伯明翰去缓解局势。炸弹袭击之后已有一名黑人男孩在街头遭到射杀，行凶者是一位骑自行车路过他身边的白鹰童子军。这名开枪的少年完全无法解释自己处于神经反射的举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挥舞的枪支，以至于联邦官员拒绝护送马歇尔进入黑人社区。遇害者的葬礼是伯明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种族神职人员集体行动，但是市政官员无一人出面。这次爆炸案件充满了黑白分明的意象：一袭白衣白裙的年轻黑人女孩死在了深不可测的邪恶手下，心肠污黑的凶手几乎可以肯定披着一张白皮。如此鲜明的意象足以打破最戒备的心防。5月份的时候，一连串炸弹袭击刺破了伯明翰儿童游行取得成功的喜悦气氛。就像当时那样，教堂遇袭的恐怖同样使得许多伯明翰黑人心里充满了反对马丁.路德.金的情绪。金对此大发雷霆，认为本次惨剧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许多黑人的冷漠与自满情绪……他们不肯为了彻底根除邪恶而参与创造性的抗议活动。”另一方面，一位白人律师谴责了每一位不声不响地享受着种族隔离带来的舒适生活的白人同胞们：“我们全都是凶手。”这句话让他在余生当中沦为了伯明翰的弃民。伯明翰市长阿尔伯特.鲍特韦尔则坚定地主张：“我们全都是受害者。”肯尼迪总统在全国讲话中小心翼翼地宣誓要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抓获”凶手，而不是审判凶手。

此时电视依然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媒体，绝大多数时候只会播出黑白图像，只有极少数综艺娱乐节目除外——报纸上的电视节目预告会在这些节目的名称前头加个“（c）”以示彩色之意。有些电视台主管们觉得假如一切节目都走上了偏重感官享受的路线，恐怕会导致道德问题。有一位广告导演注意到，“尤其是喝啤酒的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格外阳光明媚的世界里……所有人都笑得那么灿烂，眼珠子都乐得要瞪出来了。”他告诫自己的同事们，“目前在电视当中经常得到应用的戏耍欢笑、地位象征与性感内容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嫌疑犯，必须加以密切关注。”尽管这么多人心存疑虑，不敢放开手脚，但是在电视网管理层当中依然存在着一支势力强大的革新派系，这些人相信电视工业即将随着战后经济的成熟迎来一轮井喷式利润增长，而且在收视率竞争当中赢得主宰地位的关键就在于新闻节目——至少当时的圈内人都这么认为。1956年两党各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国家广播公司的大卫.布林克利与切特.亨特利双人档新闻访谈在全国上下大受欢迎，以至于就连黄金时段节目都要蹭一蹭这档深夜新闻的人气。从那以后，重视新闻就成了电视圈里的不成文规矩。

大游行过后的周一，国家广播公司的老对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台戏，推出了电视史上第一档半小时电视新闻播报节目，由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由此将原本的每日常规新闻报道时间翻了一番。这档节目事先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策划，在眼下这个时间点开播的用意则是为了抓紧时间提高克朗凯特的知名度与可信度，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1964总统选举年具备采访政治大会的底气。在第一期节目当中，肯尼迪总统接受了克伦凯特的独家采访。采访一开头他就坦然承认民权议题让他在好几个对于连任至关重要的州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尤其是在南方。*在采访结尾，两人还讨论了越南内战的局势。肯尼迪总统认为南越政府与越共叛军之间的对抗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迄今为止已经有四十七名美国士兵死在了这场内战当中。评论界认为这场肯尼迪专访的风格相当“悠闲”。至于这档节目得到的总体评价则褒贬不一。确实有些评论家很欢迎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报道引人思考或者逗人发笑的“软新闻”（他们特别表扬了克朗凯特在本期节目当中对于日本演艺界的报道，当时东京正在排演音乐剧版《窈窕淑女》，各位歌手为了掌握拗口的英文唱词而花费了极大气力），不过其他人却怀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究竟能不能每晚都凑够三十分钟的新闻报道素材。

*【“我们正在试图完成的事情远比任何国家在同一领域的所作所为都更加困难，”总统这样告诉克朗凯特，以此来回敬针对肯尼迪政府的种族政策的批评。“许多建议我们放手大干的海外人士根本不理解六十年代的美国人民面临着怎样困难的任务。”】

国家广播公司等了一个礼拜之后也扩充了大卫.布林克利与切特.亨特利新闻访谈的长度，从而回应克朗凯特的节目。*为了与肯尼迪总统专访这样的重量级开局相抗衡，国家广播公司押上了重注。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就是长达三个小时的种族问题特别报道，题目是《1963年的美国革命》。三个小时当中没有插播一条广告，倒不是因为节目组想要保持种族问题的严肃性，而是因为赞助商们不希望自家品牌与争议不断的种族问题扯上关系。公司上层对于这期节目也颇为顾虑，比方说他们不允许节目组提到任何关于教会内部种族隔离的问题或者民权与反民权双方各自的教会活动。而且为了尽量避免提出结构化的概念，节目组并没有按照种族冲突的激烈程度来安排各个城市在节目当中的出场顺序，而是采用了字母排序的古怪方法。节目一开场介绍完了佐治亚州奥尔巴尼的种族抗议之后，随即又谈起了马萨诸塞州阿莫赫斯特的内战前废奴主义者们。

*【相比之下美国广播公司直到1967年还在坚持每天一刻钟的新闻播报模式。】

这期节目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置身事外的职业基调，只有一个时刻是例外。解说员实在无法承受个人理念的大步跨越，在重压之下流露出了个人情绪，就像婚礼现场新郎忍不住双膝打颤一样。“在人类事务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时段甚至这样的时刻，让人感到他们的人生遭到了永久性的改变，”记者弗兰克.麦基（Frank McGee）如是说道，“……我们即将迎来一场革命。”麦基告诉观众们，他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在好几年前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当时他还是某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编导。*其他解说员则提到了电视屏幕上针对儿童的暴力正在导致怎样日渐累积的影响：“伯明翰的怒火正在将火花撒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一个州。”

*【在解说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的影像时，麦基认为蒙哥马利“并不是一座邪恶的城市……只不过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再也不能将要求获得更好待遇的黑人当成晚上过了九点半还不想睡觉的未成年人那样教训两句就打发掉了。”】

节目采访了好几位种族隔离主义者，其中也包括了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奈特。他认为目前的国内乱局根本就是电视行业刻意炮制的阴险幻象：“你们正在目睹所谓的电视革命的最新一章。”巴奈特在电视屏幕上宣扬了他思考很久的全新意识形态，滋生这一意识形态的执念认定了新媒体的驱动力是秘密的种族路线。在巴奈特看来，过去一年的电视报道“大肆炒作种族问题，远远超过了这一问题的实际重要程度”。这种故意的媒体偏见“无非是烟幕弹而已，旨在掩盖美国历史上最大一场的权力争夺……这场阴谋的真正目的是将一切权力集中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手里。”

国家广播公司的纪录片用一段拍摄于麦迪逊大道上的镜头间接回应了巴奈特的控诉。“上周在这幢大楼门外拉起了一条纠察线，”一名记者严肃地说道。这段画外音搭配了之前从未使用过的影像，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纠察者们在镜头前抱怨道，黑人不仅被排除在电视和广播广告之外——换句话说就是被排除在消费者幻想之外——而且还被排除到了新闻和娱乐节目之外。美国三大电视网都是在去年才聘请了各自的第一位黑人记者；大多数主要报社里根本没有黑人记者；甚至就连一贯在名义上支持民权运动的教育广播频道旗下的黑人雇员数量也不到1%。美国电视史上最初两部主打黑人演员的情景喜剧——一部名叫《比乌拉》（Beulah），另一部名叫《阿莫斯与安迪》（Amos ’n’ Andy）——都以刻板印象为笑点，并且都在朝鲜战争结束前后遭到了取消。

当字母排序排到了蒙大拿州时，切特.亨特利告诉观众，在他出身的这个州，各家学校都已经将州境内为数不多的有色人种接纳了进来。身为全国广播公司主打新闻节目的两位主力之一，亨特利的风格向来更偏向保守，气场更加强硬可畏，与万宝路香烟广告当中的牛仔形象如出一辙，从而制衡了温文尔雅的大卫.布林克利。他那情感内敛的口吻不由分说地推动观众们陷入了反思：“我们美国人是为了开拓边疆而生的族群，至少我们的父辈是这样的人。依据才干与品德衡量一个人的边疆传统绝对没有消失。不过奇怪的是，黑人从来都不是这一传统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看到过黑人，我们看待黑人的方式不同于看待朋友的方式。见到一只蚂蚱，我们会仔细检查这只昆虫的解剖结构；上学的时候我们没见过老师下班后的生活，但是总还可以猜测；但我们却从未采用同样诚恳的态度来看待黑人。从来都有人告诉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接下来屏幕上闪过了一连串惯常与黑人联系在一起的影像：私刑，黑人吃西瓜，三K党焚烧十字架，涂黑脸的演员表演歌舞。亨特利的画外音这样评价这些反映种族隔阂的影像：“当然，这些镜头真正展示的并不是黑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先入之见。”

早在大游行之前，《新闻周刊》杂志发行了题为《美国黑人》的特刊。编辑们问道：“这些革命者是谁？他们想要什么？”接下来他们又补充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位于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都遥远而又陌生的世界，就像月亮的另一边那样——那里就是美国的暗面。”“《新闻周刊》还进行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美国的黑人当中有88%支持马丁.路德.金，68%支持罗伊.威尔金斯，51%支持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5%支持以利亚.穆罕默德，还有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马尔科姆.X，或者叫不出任何一位知名穆斯林的名字。这份报告声称大多数黑人都表示自己会在放弃之前进行激烈的战斗，但占比更大的一部分黑人则表示自己更倾向于借助温和、非暴力的方式“加入白人当中”，他们的目标是赢得“洗碗机、烘干机以及人权。”《新闻周刊》的结论是黑人“做好了奉陪到底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能赢。”

这份特刊一经问世就招致了雪崩一般的大量读者来信，《新闻周刊》趁势推出了第二期特刊，题目是《白人对黑人起义的看法》。这一期特刊提出的问题是“白人愿意给予黑人多少平等？”根据这期特刊进行的民调，约有80%的白人——包括60%的南方白人——表示他们确实认为黑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理应享有平等权利。但大多数白人都希望事态能够自行好转，不要将自己直接牵扯进去。加州某妇女告诉民调人员，“我们不恨黑鬼，只是不想让他们靠近我们而已。”85%的白人认为黑人特别爱笑，70%认为黑人的道德观很松懈而且具有不同于白人的体味，50%认为黑人的智力更加低下。在“科学意见”专栏当中，有些专家声称黑人头盖骨较小，意味着他们智力较低。另一部分人类学家则指出，根据这种似是而非的逻辑，爱斯基摩人可是要比更白人聪明，因为前者的大脑相对而言尺寸更大。一位精神科医生认为，传说中更加旺盛的黑人性欲其实是贫困的副作用，“步入中产阶级的黑人同样也会面临雄风不振的问题。”根据《新闻周刊》的调查结果，“肯尼迪总统在1964年大选的各条战线上都将取得压倒性胜利，唯有在种族领域是个例外。”黑人与白人意见分歧最大的问题在于种族融合的进度。只有3%的黑人同意“黑人前进得太快了”这一主张，认同这一主张的白人却有74%。

游行开始之后，马尔科姆.X与霍利斯.沃特金斯全都变成了人海当中无法辨认的斑点。就像大众传播时代的其他集体经历一样——例如195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总统竞选人辩论会，宇航员乘坐火箭飞离发射台又溅落在海面上的场景——华盛顿大游行同样引起了美国上下的全面关注，以至于游行现场的转播顶掉了原定播出的电视节目。各大广播网络自愿放弃了原定节目带来的收入，聚拢了各自手下最大牌的新闻记者，主持了一场事关美国人身份认同的非凡仪式。华盛顿大游行不仅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由黑人发起与主导的大型活动，也是第一场还没开始就遭到外界彻底误解的大型活动。

美国社会对于华盛顿大游行的前期看法以负面为主，当权者惴惴不安，一般民众惶恐无措。早在游行开始之前，《与媒体见面》节目的访谈记者就向金与罗伊.威尔金斯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将超过十万名情绪激动的黑人放进华盛顿不可能不酿成事故，甚至还会发生暴乱”，他们对此有何看法呢？在此之前，《生活》杂志也撰文声称美国的首都即将迎来“自从第一次奔牛河战役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入侵。”肯尼迪总统的先遣人员杰瑞.布鲁诺（Jerry Bruno）自告奋勇地表示，假如游行现场的演讲煽动性太强，那么他愿意以个人身份亲手切断游行现场广播系统的电源。五角大楼在华盛顿郊区驻扎了一万九千人的部队，城里暂时禁止了酒精类饮料的销售，医院将非紧急手术一律延后，腾出病房来准备接纳种族暴乱伤员，大小店铺纷纷歇业，致使华盛顿零售业的日营业额与平均值相比陡然下降了80%还多。尽管华盛顿体育场距离林肯纪念堂将近四英里，棒球大联盟还是提前取消了游行日期前后两个晚上在这里举行的比赛。*一千七百名记者涌进华盛顿与常驻记者们会师，致使华盛顿的记者总数超过了两年前肯尼迪就职典礼那次。有一位众议员特意向国会议事录提交了一封证明信，写信人是一位对于现状感到心满意足、对于大游行不屑一顾的弗吉尼亚州黑人居民。提交这封信的用意无非是想让民权阵营提前下不来台。*

*【相比之下，全国橄榄球联盟即便在肯尼迪遇刺的那个周末也依然按照原定安排打完了全部比赛。不过联盟确实禁止播音员使用“达拉斯牛仔队”这个全称，仅仅称之为“牛仔队”，以免激起民愤。】

*【这位泽科.克朗普顿（Zeak Crumpton）这样写道：要不是因为奴隶制，“我现在每天还要光着脚到处行走，鼻子上还要穿着铁环，假日的大菜是大象脚趾、火烤蚂蚱与椰子汁。每天晚上我都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允许我的先祖作为奴隶来到美国。”《里士满时代快报》全文刊登了这封公开信，并且在社论当中称赞克朗普顿是“他所属的种族当中难得的明白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紧张情绪都源自种族问题。华盛顿这座城市与美国主流社会总是隔着一层，因此并没能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一项全新的传媒事实：政治集会的天然受众并非华盛顿居民，在华盛顿举行集会其实是为了影响集会参与者家乡的公共舆论。许多华盛顿市民——包括相当一部分支持南方公民不服从的政客——想当然地认为一切在华盛顿举行的政治示威都是冲他们来的，示威者们无非想要凭借人多势众来要挟他们，就像1932年惨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镇压的退伍兵福利游行那样。尽管当时参议院并没有什么紧急大事需要处理，但是依然在游行期间坚持开门办公，为的是摆出一副任他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派头。游行在林肯纪念堂门前正式开始的那一刻，众议院发起了一场全员点名，记录了三百四十名尽心履职的众议员的姓名。他们当天的讨论内容是《铁路仲裁法案》以及“全国爱眼周”的事务安排。

当天下午大游行圆满结束时，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活动已经成为了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大游行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超过二十五万人的创纪录参与人数以及令人咋舌的良好秩序——事先如临大敌的防暴部队与医院里的血浆储备在事后看来完全是在自己吓唬自己。但是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游行参与者们的体面举止与高昂精神。游行现场的和谐场景令各大新闻机构咋舌称奇——“一平如镜的水池倒映着无数双腿，白人的腿与黑人的腿紧紧靠在一起。”——罗伊.威尔金斯则兴高采烈地宣称黑人刚刚通过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性格测试：“我真心为了我的同族们感到骄傲。”华盛顿警方记录显示大游行当天只有四名与游行相关的人员被捕，其中一个人是个纳粹分子，两个人是暴力捣乱分子，还有一个人是某人寿保险公司的计算员，*此人在上班通勤途中被捕，原因是他的车里放着一把上了膛的霰弹枪。如此皆大欢喜的结果令所有事先的悲观预言家们都无地自容，也让游行总策划贝亚德.拉斯廷赢得了社会工程学高手的美誉。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在交口称赞他掌控日程进度的高超能力以及广泛布设移动式厕所的贴心安排。尽管大游行并没能让拉斯廷的名字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家喻户晓，但也让他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种族新闻领域的一号人物，他的言论从此总能得到充满敬意的引用。大游行之后，舆论界要么忽视、要么原谅了他一度身为流浪汉、前美共成员以及男同性恋之类的缺陷。

*【“计算员”（computer）这个头衔在六十年代初期指的是专门负责计算的人们。等到再过十几年微电脑工业兴起之后，“计算员”就要被“计算机”取代了。】

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受将大游行释放出来的善意抬举到了足以激励人心的高度。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千百万电视观众在这一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头到尾听了一遍金的演讲。演讲的盛大场合将金的日常布道用语抬举成为了响彻全国的圣歌。对于现状的绝望与对与民主正义的信念在金的声音深处扭作一团，催生了他独有的演说激情，这份激情又步入了美国文化遗产的核心。金在演讲中许诺的共同政治理念让这场演讲充满了全新的文化乐观主义。虽然金在演讲末尾邀请形形色色的美国民众们——“上帝的全体儿女，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犹太教徒还是非犹太人，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一起唱响源自非洲的灵歌，不过大多数旁观者对于种族融合的理解却与金背道而驰：这一次的种族融合道路之所以走得十分顺畅，是因为黑人的行为表现很像白人。《生活》制作了一期大游行专刊，将贝亚德.拉斯廷的照片放在了封面，照片说明词并没有提到奔牛河战役，而是声称游行现场充满了“祥和镇定的气氛”。为了集中体现大游行的精神，这期专刊专门挑选了一张最具代表性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手挽手的黑人男女，两人都穿着崭新的工装吊带裤。照片的说明词写道：“黑人哥特式：这对来自纽约代表团、身穿工装裤的夫妇难免让人想起格兰特.伍德的名画。”

霍利斯.沃特金斯没有参加华盛顿大游行。不远千里坐长途车来到华盛顿之后，他与鲍勃.摩西以及柯蒂斯.海耶斯一起堵在司法部门前拉起了一条单薄的纠察线，手里举着言辞出奇的标语牌：“就连联邦政府也是白人。”就连其他早早赶到华盛顿的大游行参与者都觉得他们这帮人有点怪。这是沃特金斯第一次来到首都，感觉就像宇航员进入太空一样紧张而又激动。就像不久前身陷帕奇曼监狱死囚牢的时候那样，眼下沃特金斯同样以清脆洪亮的嗓音引领着抗议者们高唱自由歌曲。当初在监狱里他就是狱友们的主心骨，如今他又成了纠察线上鼓舞士气的灯塔。从他的歌声中谁也听不出他心里的苦闷，谁也不知道在监狱里他一度曾经觉得非学委的兄弟们抛弃了自己。非学委在大游行前夕照例为了确定游行的政治路线而内斗不休，他们抱怨上层黑人一心只想取悦白人当权者——尤其是肯尼迪政府——以至于忽视了他们这些穷学生正在受罪，肚子里憋着火气。沃特金斯一边劝解自己有些事情最好不要说出口，一边跟着朋友们来到了华盛顿大游行的筹划总部斯达特勒-希尔顿酒店，恰好看到马尔科姆.X此时正在酒店大堂里与游行参与者们说笑争论，人来人往的旁观者都被他的存在迷住了——他的气质宛如化作肉身的幽灵，他的抗议对象正是抗议者本身。

马尔科姆.X其实不该来的，因为以利亚.穆罕默德历来教导追随者们不得参与政治——不仅不能投票，还不能参与游行、请愿或者任何会让他们与美国政坛这个必将毁灭的体系牵连不清的活动。马尔科姆.X也紧跟上级指示，针对那些“一心想要搬进火灾现场安家”的愚蠢黑人抛出了无数严厉谴责。8月22日，他在弗吉尼亚的布道现场如实传达了以利亚为伊斯兰国度制定的激进世界观：“黑人是最初的人类，白人蛰伏在黑人的血脉当中。科学家叶尔孤白……率先从黑人种族当中分离出了白人种族。当叶尔孤白创造出较弱的白人种族时，他知道这些人将会存在上千年。经书当中将这些人称为魔鬼……在过去四百年间他们一直在竭力迫害真主的失落部族。在这四百年结束时，人子——也就是法德大人——将会降临世间。他将真理的福音传授给了以利亚.穆罕默德。”马尔科姆.X谴责种族融合有悖天理，还认为华盛顿大游行无非是自欺欺人：“白人永远不会接受黑人，他们永远都只会是一帮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而已。”

不过几天之后马尔科姆.X还是来到了华盛顿。他在这里既没有宣讲叶尔孤白也没有袒露自己在伊斯兰国度内部的辛苦斗争，而是与前来参加游行的人们攀谈了起来。他的谈话对象大都是学生，其中包括霍利.沃特金斯，詹姆斯.福曼，以及非学委新任主席约翰.刘易斯。此时刘易斯正因为后台的纷争而焦头烂额，他刚刚提交了自己打算在林肯纪念堂念诵的演讲稿接受预览，稿件内容在温和派看来过于极端，引发了很大争议。马尔科姆.X很看重与学生们当面交流的机会，学生们在他面前则显得十分拘束。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张口结舌地接近他，当他这位向来不苟言笑的穆斯林展露笑脸的时候他们则纷纷如释重负。刘易斯拿着修改后的讲稿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发表了演讲，然后又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办完这两件大事之后他再次回到酒店大堂与马尔科姆.X打招呼。马尔科姆为了这场精彩的演讲而向他表示祝贺。面对这些奉行非暴力的年轻基督徒，他一反常态地收敛了烈火一般的毒舌，向他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我可没有批评或者谴责这场游行的意思，只不过你们这种搞法并不能解决黑人的实际问题。”

斯派克延长了他在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的侦察之旅。此时协进会密西西比州分会主席艾伦.亨利仍然依然还在追求着黑白双方共同成立种族问题委员会的温和目标。为了协助建立这个委员会，来自宗种委的第一批白人使者来到了密西西比州，可是他们刚刚落脚就迅速收到了马丁.路德.金早已见怪不怪的法院禁令。这一纸文书对于白人教士们来说可谓当头一棒，因为此前他们全都没有过被当局视为潜在违法人员的经历。一行人只得不知所措地离开了密西西比。接下来他们又通过电话与担惊受怕的当地白人同工们进行了谈判，这些当地白人教士一开始还愿意讨论基督教应当如何看待孟菲斯地区的种族融合，后来却又纷纷取消了讨论计划。斯派克的团队原本打算在密西西比州发动一场由白人教士进行的示威，但是这些泄气的谈话却迫使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因为他们意识到任何抛头露面之举都会葬送他们在当地成为善意调解员的希望。斯派克与宗种委代表团于8月8日星期四中午返回了克拉克斯代尔，准备在当地举行一场种族融合的礼拜仪式。在仪式筹备阶段他们分头私下致电当地牧师，想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可是甚至就连这个目标也遭到了毫不手软的挫败，因为当局认为他们这是在煽动闹事。“警方一天到晚都在监视我们，”斯派克向纽约的同事报告称。“我们这批人就像第一批人一样收到了相同的法院禁令。警方逮捕了一名年轻的白人学生以示报复。我们这里的情绪与紧张氛围实在很难描述。”

来自北方的白人教士们不得不再次撤出了密西西比州。他们当中有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没能受过教育的黑人自行发动民权运动必然难免策略错误、动机不纯、不注意礼貌或者交流能力低下等等问题。让他们改正偏见已经殊为不易，可是还有一项事实让他们更加难以接受：密西西比州当局对于种族融合的打压如此不遗余力，甚至不惜先发制人地禁止白人教士们公开表达自己的良心。来自地方当局的唯一让步就是允许他们保释被捕的学生们。作为交换条件，北方白人教士们必须赶紧滚蛋。宗种委代表团正是从这一回开始逐渐理解了入狱人员对于民权运动来说究竟是怎样沉重的负担。艾伦.亨利告诉他们，大约两个月之前的6月份，当局抓走了一大批来自伊塔贝纳与格林伍德的民权运动人员。于是斯派克与其他几位教士说服了基督联合教会拿出一万美元充当保释金，理由是这样做对于联合会的国内传教董事会来说是明智之举。

宗种委聘任第一位律师的聘书送到了新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杰克.普拉特（Jack Pratt）手里，此时他正在长岛海滩上晒日光浴，等待着律师资格考试的结果。由于深受母亲突然亡故的打击，普拉特曾在五十年代前往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并且在学校里认识了斯派克以及其他几位注定要在全国教会大会干出一番事业的同辈人。到了8月，在斯派克提出入职建议之后不到一周，普拉特就来到了密西西比。他在当地走访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充分了解了当地的恶劣环境，以至于彻底放弃了在密西西比州境内获取任何专业法律援助的希望。回到纽约之后，他与一位来自著名的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的志愿者一起找上了一家纽约保险公司的管理层，两人说服这家公司为宗种委的保释活动提供担保，并同意尽可能减少对于该公司密西西比分公司的宣传，尽量称其为“X公司”。拿到了正式授权的保释金申请书之后，普拉特又赶回密西西比州核对囚犯们的个人信息。他发现大约六十名失踪囚犯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错的，包括姓名、年龄、拼写、种植园地址、审判日期以及刑期。他在格林伍德的法院办事员、治安官、公证人与联组委办公室之间来回往返，许多他刚刚听说名字的人——例如威利.布兰顿与詹姆斯.福曼——通过电话指导着他的行动。

8月16日上午，拿着修改过后可以接受的保释文书，普拉特终于率领一支四辆车组成的车队驶入了帕奇曼监狱的大门。由于监狱是由种植园改建而来的，占地面积极大，车队进门之后足足行驶了两英里才来到死囚牢面前。在核查文件的延误期间，颇有几位愤怒的看守威胁要将囚犯们直接开枪打死，但是四名端着霰弹枪的警卫最终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押送过来了十三个睁不开眼的囚犯。当他们接近普拉特的车队时，附近瞭望塔上的一名看守举起步枪瞄准了他们。他的动作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车队的黑人司机吓得钻到了车底下寻求掩护。普拉特本能地抬起手臂怒喝道：“把枪放下！我是法院派来的！”如此标准的命令口吻显然唬住了荷枪实弹的看守们，直到监狱长到来为止他们都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车队刚刚离开正门，重获自由的囚犯们就打破了沉默。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高唱着自由歌曲，直到车队返回格林伍德联组委办公室为止，一场盛大的接风庆祝会正在等着他们。庆祝会共有三位主持人，除了萨姆.布洛克与柯蒂斯.海耶斯以外，还有一位曾经的自由乘车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这位身材瘦长，两眼湿润的霍华德大学学生曾经在1961年与另外两名自由乘车者一起在帕奇曼监狱待过一段时间。他与刚刚出狱的朋友们聊得火热，彼此分享了关于监狱看守的各种趣事。卡迈克尔向来习惯于将恐惧隐藏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外表之下，他戏谑地告诉平常身材一向圆乎乎的劳伦斯.古耶特——此时的古耶特面容憔悴，与入狱之前判若两人，体重下降了将近一百英磅——对方这次减肥作战十分成功。大家都盛赞普拉特的过人胆识，这位年轻的白人律师面对塔楼警卫面不改色的做派引发了阵阵欢笑。但是普拉特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一想到还得再去一次监狱他就忍不住手脚打战，一心只想赶紧离开密西西比州。他匆匆整理好了其他保释文书，在夜幕降临后来到了勒弗洛尔县劳改农场。监狱长与若干名代理警长、手拿霰弹枪的警卫、狂吠的警犬以及好几辆警车一起在大门处迎接了他。

这次监狱看守们倒是没找麻烦，但是四十四位囚犯们却心存疑虑，因为他们并不太情愿在入夜之后将自己交付于陌生白人的监管之下。被传唤出牢房之后，男性囚犯就紧贴着监牢入口两边的墙壁不肯动弹，直到十七位女囚犹犹豫豫地出现在通向二楼囚室的破旧楼梯顶端，其中还有两位年逾七旬的虚弱老妇人。包括伊塔贝纳领导人威廉.麦基在内的所有囚犯全都默不作声，等待着两位老太太为大家最终拍板。她们两个仔细询问了普拉特，反复琢磨了他的说辞乃至口音，然后宣布了她们的决定。“赞美上帝！”其中一位老妇人高呼道。“教会来解放我们了！”

这份蓝图对于格林伍德与伊塔贝纳的囚徒们来说可谓远水不解近渴。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监狱里已经苦熬了两个月，并没想到他们的救兵将会是一位紧跟洛温斯坦足迹的探险家。此人名叫罗伯特.斯派克（Robert Spike），全国教会大会特意选择了他这个新手担任种族宗教委员会的新任主管。此前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以及其他几所院校接受过社会正义神学的训练。斯派克此前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全新“外向型”教会担任牧师，但是长期以来从他的出版发表作品当中都看不出他对于种族问题抱有任何兴趣，直到1963年5月为止。在这个月份他发表了一篇针对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的书评。斯派克平时总是穿着一丝不苟的三件套西装，领带夹的位置也总是十分端正。但是在这副古板外观背后，他却为自己赢得了善于暗中操纵教会官僚体系的名声。白人新教教士集团的全国领袖们十分中意他这套不拘一格的办事手段。7月4日，就在斯派克被任命为宗种委第一任主管之后刚过了六天，巴尔的摩市的尤金.卡森.布莱克牧师率领十二名同工以及二百四十多名平信徒发动了一场入狱游行，抗议巴尔的摩城郊的格温奥克游乐园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布莱克牧师被警方抓走的大幅照片，斯派克也毫不耽搁地跟随这位声名显赫的教会上级领导投入了民权运动第一线。7月15日斯派克正式上任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上了萨凡纳的安德鲁.扬。此时洛温斯坦也差不多抵达了克拉克斯代尔。

*【二十五年之后，约翰.沃特斯导演将会根据这起事件为蓝本创作出著名歌舞喜剧《发胶》。该片于2002年改编为音乐剧并斩获当年度八项托尼奖，后又于2007年与2016年两度翻拍。】

自从萨凡纳当地民权领袖何西亚.威廉姆斯被捕之后，马丁.路德.金就将扬派了过去。不出一年威廉姆斯就会与金的领导大会班底走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金将要亲切地将他称作“我的卡斯特罗”。但是眼下威廉姆斯依然是一位全职化学家，受聘于农业部，日常工作是测试除虫菊以及其他各种杀虫剂。他可算得上是联邦体系当中的黑人科学家先驱。除此之外，他既是当地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顾问，也是当地选民登记项目的总监督。他全身上下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一度还曾经打算参选协进会全国理事会的佐治亚州席位。但是在1962年协进会全国大会之前，罗伊.威尔金斯单独找威廉姆斯谈了一次，并且开诚布公地表示威廉姆斯不适合成为理事会成员，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有问题。他的母亲是一名盲人，在盲人学校读书的时候不慎怀孕，然后在另一名盲人学生的掩护下逃离了学校。她死于难产，而威廉姆斯直到二十八岁那年才在佛罗里达州偶然碰上了自己的生父。威廉姆斯从小才农村地区四处流浪，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尽管最终事业有成并且养成了专业人士的体面派头，但是从小落下的性格弊病还是难免时常显露出来。比方说他从不喝咖啡，因为小时候大人们告诉他咖啡会让他的肤色变得更深。一听到威尔金斯的直白拒绝，他当场就哭了出来。“我这人情绪比较丰富，”他这样为自己辩解道。

何西亚.威廉姆斯的情绪历来很不稳定——有人认为根源在于他的头部曾在二战德国战场上受过伤，当时他是第四十一步兵师当中某全黑人作战部队的一员——但他也是个不肯受委屈的人。遭到威尔金斯的否定之后，他一直在毫不松懈地到处告状，一直告到了马丁.路德.金面前。听威廉姆斯说完之后金放声大笑，他告诉威廉姆斯不必整天将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因为他本人也被全国浸信会大会驱逐了出去。金这位大名人的坦诚相待深深地打动了威廉姆斯，他发誓要加倍努力为金新近在萨凡纳开设的公民学校添砖加瓦，成为这所学校里最有成效的招生人员。他与年高望重的塞提玛.克拉克走得很近，两人之间的关系几乎像母子一般亲密。克拉克历来总会要求说话磕巴的成年学生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正是这项训练帮助威廉姆斯养成了宣讲非暴力理念的口才。金偶尔来过几次萨凡纳，为的是造访当地历史悠久的黑人布道坛，例如第一非洲浸信会教堂，这座教堂于1788年由传奇的奴隶传教士安德鲁.布莱恩（Andrew Bryan）创立。在这些教堂里金总能看到威廉姆斯慷慨陈词彰显权柄。萨凡纳码头地区有一位颇有名气的黑人帮派头目“大莱斯特”汉克森（“Big Lester” Hankerson），平时为人霸道豪横，因此谁也没想到威廉姆斯居然说服他也接受了非暴力主义。伯明翰运动在5月取得突破之后，汉克森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威廉姆斯的布道。在马丁.路德.金的注视下，汉克森走过第一非洲浸信会教堂的过道，将自己赖以成名的一对点三八手枪摆在了金面前的武器收集台上。

码头附近的怀特广场上摆着一块大石头，名叫拖莫奇奇之石，用来纪念将印第安人土地交给最早一批英国殖民者的亚马克洛部落酋长。威廉姆斯经常爬到石头顶上发表公共布道，有时身上还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他的宣讲吸引了若干好奇的白人过路人，还吸引了一位名叫威利.鲍登（Willie Bolden）的黑人青年。这位年轻人在当地的曼格尔酒店担任侍者。此前训练有素的黑人青少年来到酒店要求服务，经理们赶紧锁上了酒店大门，在门廊值班的鲍登则借此机会还算用心地听黑人学生们阐述了他们的诉求。不过一开始他对民权运动并没有多大兴趣，抱定了置身事外的态度，直到后来有一次威廉姆斯带着金来到了当地码头工人经常聚集的弹子球房发表演讲。鲍登眼看着这位西装笔挺、扎着丝绸领带的文雅牧师一方面与各位手拿啤酒杯的蓝领主顾们谈笑风生，另一方面又在球台上毫不留情地与他们比拼技艺，不由得大感折服。最终鲍登自愿找到威廉姆斯表示愿意为民权阵营充当内应。下一次成群结队的年轻示威者到达酒店大厅之前，他偷偷从内部打开门锁，将示威者们放了进来。这次静坐示威将几十名学生送进了监狱。酒店管理层随即开除了背叛的鲍登。接下来威廉姆斯邀请他参加了一场弥撒大会，让他阐述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舍弃既有的生活轨道投入民权事业。警方于7月8日逮捕了威廉姆斯之后，鲍登临时接替了他的领导岗位。

此时已经已有超过五百名萨凡纳黑人进了监狱，致使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了伯明翰和丹维尔的难兄难弟，三座城市都在新闻大阵当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出路。由于威廉姆斯本人从来没有亲自参与过游行示威，甚至都从来没有公开主张违反种族隔离法律，白人当局轻易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他们挖出了一条源自南北战争时期的晦涩法令，允许白人公民在法庭宣誓之后无限期监禁任何一位威胁和平的可疑人物。这条紧急法律的本意是将有可能帮助黑奴逃亡的协调安排人员关押起来从而阻止黑奴的大量流失，眼下还是这条法律在二十世纪首次应用。像这样只能用倒行逆施来形容的招数自然引发了另一场抗议游行，导致另外一百人被捕。萨凡纳运动阵营筹集了一笔“良好行为”保释金用来营救威廉姆斯，十一名当地白人公民得知此事之后随即来到法院，每个人都分别提出了一项针对威廉姆斯的指控。盲眼的当地法官维克多.穆林（Victor Mulling）由此裁定，要想将威廉姆斯保释出狱，必须要额外交纳十一笔各自独立的保释金，而且这批保释金的风险期长达二十年，这期间只要威廉姆斯有一丁点不轨之举，保释金就会遭到没收。

新上任的宗种委主管斯派克从丹佛的一场教会大会现场赶到了萨凡纳，正好碰上两千名黑人正在游行示威，要求结束针对何西亚.威廉姆斯的无限期拘押。街头冲突不断，石块漫天飞舞，枪声此起彼伏，三K党兴风作浪，足有七十多名黑人被捕，《纽约时报》报道称“两名黑人在萨凡纳暴动期间中枪”。当地白人教会领导人很感谢斯派克，因为斯派克将他们介绍给了安德鲁.扬，让他们在黑人那边有了一位可以理性商讨问题的商谈对象。四面八方的潜在暴力威胁促使白人牧师与同样担心的地方官员们都与扬建立了联系，但是任何一位白人在跨越种族的大型会谈现场都不会感到舒服。

于是斯派克单独与安德鲁.扬谈了一次。扬向他解释了萨凡纳黑人社区内部的暗流。协进会当地分会并不支持为了营救威廉姆斯而举行的的示威活动，还谴责这几场示威无非是在无法无天地煽动冲突。不久前当地最后四家愿意向民权运动敞开大门的教堂也改变了主意。尽管教会当中的女性信众组织了针锋相对的抵制，直到这四家教会重新开门之前都拒绝缴纳教区税或者主动捐款，但是她们毕竟解决不了眼下的问题。现在民权运动阵营已经将弥撒大会的地点搬到了一家火烈鸟俱乐部，这家夜店的熟客都是些“二流子”，或者说地下黑彩的运营人员。惶恐不安的斯派克跟着扬走进了夜店，原以为会看到一大帮恶形恶状的帮派凶徒，没想到一进门迎接他的就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与歌声，都是他最熟悉的弥撒大会节奏。唱诗班领唱卡罗琳.巴克（Carolyn Barker）是赛提玛.克拉克手下的受训人员，眼下正在公民识字班里为自己的父亲担当教师。她表演了好几首独唱歌曲，身后的唱诗班跺脚拍手与台下观众们相互呼应，一首首灵歌恰似大河奔流一般滚滚而出，其中有一首《哦，自由！》为斯派克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当歌声告一段落之后，斯派克更加惊讶地听到安德鲁.扬向会众们介绍了一位身穿连体工装裤、头戴犹太式圆顶小帽的陌生布道人：“多亏了这位詹姆斯.贝弗尔在伯明翰发动学生，这才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斯派克观察到，口才高超且资历过硬的扬不仅十分尊重这位乡下来的年轻人，而且还表示正是贝弗尔“为了解放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还有我本人而献出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并不自由。”

贝弗尔在接下来的演讲当中斥责会众们夸大了他们的苦难：“你们还以为你们这边的白人殴打黑人下手很凶吗？到我们那边看看去吧！”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宣讲了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真正“狠毒”的种族暴行究竟是什么样子。贝弗尔并不很在意萨凡纳黑人遭到枪击的报道。他大声疾呼道：“我听说你们这里的白人冲着黑人开枪，这事其实不稀罕。打枪是白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白人特别喜欢冲别人开枪，事实上白人们捧起来的大多数英雄人物都是开枪打死了很多人的家伙。”真正令他感到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黑人打算怎么办。”从报纸上可以看到，有些投掷石块的黑人将原本的非暴力游行变成了“暴乱”，这意味着白人和黑人都希望有“借口”远离这场运动。贝弗尔告诫听众们：“不要害怕死亡，因为星期六晚上死于相互斗殴的黑人数量都比非暴力运动的死亡人数更多……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伤害市长或者城市，不是为了捣毁任何一家店铺，而是为了教会人们如何生活，如何爱黑人。我向来因为自己是黑人而感到自豪……因此我不希望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向白人动手或者投掷石块——这只会让你们变得比他们更糟。”

随着贝弗尔的布道炒热了全场气氛，他的助手们趁机提着好几个水桶走进人群当中，要求大家交出一切可以充当武器的东西，就连指甲锉和剪刀都不放过。以威利.鲍登为代表的精于街头生活的领导人们则指名道姓地要求几位素来喜欢打架的码头工人率先垂范，好话说尽地劝诱他们将匕首与黄铜指虎之类的重兵器扔进桶里来。这时身为白人观光客的斯派克才意识到眼前这些人即将在当晚发动一场游行，尽管全城各地的教会领袖都认为这样做危险至极。之前坐而论道的时候斯派克已经觉得萨凡纳的氛围十分紧张了，但是现在他却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陷入了真切的恐惧。他能尝出恐惧的味道，也能摸出恐惧的触感。后来他回忆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将恐惧二字当成了物理实体而不仅仅是修辞手段。”人群从火烈鸟俱乐部鱼贯而出，走进了夜色当中。接下来的游行遭到了零星袭击，最终以一场大规模逮捕而告终。这轮逮捕将安德鲁.扬首次送进了监狱，标志着他进一步远离了教会管理人员的身份，转而朝向民权运动领袖的身份靠拢了一步。两周后，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的斯派克向纽约的同事们传达了这场弥撒大会对他的影响。他搜肠刮肚地排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鲜明的一系列意象：“我无比强烈地感到自己正处于几千年前击杀长子之夜的埃及，或者公元一世纪挤满了逃亡基督徒的罗马地下墓道，或者二十五年前面临屠戮的华沙犹太人聚集区，或者最近刚刚惨遭暴力镇压的南非沙佩维尔。”

洛温斯坦消失在了南方。他与其他人的往来信件表明此时他正在关注好几个层次的问题：有一封信写给南非的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1960年卢图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洛温斯坦曾经是颁奖仪式现场的一名助理（“亲爱的酋长：给您写信总是很难下笔，因为发信人难免觉得这封信会被许多人看到......”）；有一封信写给一家航空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在一所奉行种族隔离的酒店里开设了售票处（“您好，我想您肯定想知道罗利市沃尔特爵士酒店拒绝取消肤色禁令之后发生的事情……”）；第三封信写给他的梦中偶像凯瑟琳.赫本（“亲爱的赫本小姐，我希望您不至于觉得我太放肆，竟敢将一本拙作送您呈阅。罗斯福夫人曾经这样说过......”）。此外梅德加.埃弗斯遇刺事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笼罩在这出惨剧周围的冰冷神秘感诱使洛温斯坦独自驱车来到了密西西比州，为的是亲自了解新闻中的民权运动家。他设法与詹姆斯.梅瑞狄斯一起吃了三顿饭，并于7月4日将自己引荐给了杰克逊城外的图加卢学院。

洛温斯坦没来密西西比州之前对于这里确实抱有不少先入之见，但是他与一位当地年轻白人牧师的会面却将这些看法全都消解掉了。此人名叫埃德温.金（Edwin King），洛温斯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左脸完全塌陷了下去，覆盖着新鲜的绷带，左眼还戴着眼罩。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埃德温牧师的肉体与精神都与密西西比州的种族隔离势力狠狠对撞了几回。5月28日静坐示威遭到暴力镇压之后，一群教士在杰克逊法院门前举行守夜仪式以示抗议。警察将他从法院门前拖进了监狱，一路上他始终祈祷不止。梅德加.埃弗斯将他保释出来之后，他于5月31日在密西西比卫理会大会上接受审判，大会投票禁止他在密西西比州担任圣职。这次会议之后，他试图在埃弗斯平生组织的最后一次示威当中将白人的礼拜仪式与示威活动融为一体。*当地白人居民为他打上了叛徒的标记，以至于警方在埃弗斯葬礼之后的拉网式清查期间闯进他的私宅逮捕了他。每天都有几个不怀好意之辈鬼鬼祟祟地尾随在他身后。有一次他的汽车轮胎上的吊耳螺母不知道被谁拧松了。到了6月18日，他与一名同伴开车上路，一辆横冲直撞的并行汽车将他逼进了逆行道，与对面来车结结实实地迎头撞在了一起。密西西比的民权活动家们几乎全都不认为这是一场意外。

*【遇刺之前两天，埃弗斯与一小群信徒来到杰克逊的盖洛威教堂要求进门做礼拜，但是遭到了门内白人会众的拒绝。为了抗议会众们的种族隔离思想，在这家教会干了十八年的W.B.瑟拉牧师（W. B. Selah）愤然辞职。密西西比州规模最大的卫理会教团的内部纷争就这样暴露在了公众面前。】

尽管埃德温.金此时身体虚弱，担惊受怕，还要接受面部重建手术，但他在洛温斯坦面前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运气相对而言还算不错。首先，卫理会会议上关于是否应当禁止他担任圣职的投票结果很接近，八十九票赞成，八十五票反对，而且就连支持种族隔离的地方报纸都不得不在报道中承认会场里颇有几位神职人员因为他的遭遇而伤心流泪。许多参会代表似乎相信，埃德温.金在北方的波士顿大学读书的时候被引向了歧途，因为他在那里遇到了纳什维尔学生运动的导师、黑人和平主义者詹姆斯.劳森并对其大为倾倒。1961年暑假期间，埃德温曾经访问过劳森以及其他被囚禁在帕奇曼监狱监狱的自由乘车者。那一次他将甘地著作套上葛培理布道集的封面偷偷送给了自由乘车者们充当见面礼。由于民权运动参与者们如今都不敢访问帕奇曼监狱，这次抚恤任务已经成为了纯真的回忆。

洛温斯坦是个自来熟。他掌握了大量民权运动领导领导层的个人细节，就好像他早就认识这些人一样。在埃德温.金的指导下，他跟随民权领袖们的足迹向北走进了三角洲地区，访问了克拉克斯代尔的协进会密西西比州主管艾伦.亨利（Aaron Henry）——这次访问前不久马丁.路德.金本人刚刚会见过亨利并且偷偷离开。白人当局严格控制着克拉克斯代尔，艾伦.亨利是他们的追逃对象，因此他并没有贸然跑出来与洛温斯坦见面，而是首先发出了一封电报（“......目前我正背负着法院禁令呆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心脏地带......”）。洛温斯坦跟随这封电报步入了一个种族壁垒森严的世界，南非的基特曼斯胡普或者沙佩维尔也不过如此而已：任何陌生车辆或者外来人都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警察在艾伦.亨利的药房门外露营驻守，当地法院甚至下令禁止一切讨论种族融合的私人会议。然后他又来到了非学委的格林伍德集会现场，亲眼见识了那些曾经在去年春天引起全国新闻的变革活动家。他这张谁都没见过的白人脸孔招来了不少人的侧目而视，他则大大咧咧地自我介绍道：“我是阿尔.洛温斯坦，大家接着说吧。”此时救援食品仍然还在流入格林伍德，也还有几位演艺名人前来捧场——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和约什。怀特几天前曾经在这里进行过小规模表演。根据洛温斯坦的判断，格林伍德运动“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所有的激情和外界支持都局限于这座城市的黑人居住区。

洛温斯坦一路上寻寻觅觅了很久，最后终于在杰克逊找到了鲍勃.摩西。摩西以前与洛温斯坦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1959年，摩西在纽约的霍瑞斯.曼恩中学教数学——这座学校恰好是洛温斯坦的母校。那一次洛温斯坦回到母校进行了一场关于非洲局势的讲座，为摩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密西西比州实在不能不让这两个人联想到南非。摩西坦率地承认当地民权运动已经陷入了瘫痪。之所以如此开诚布公，部分原因是因为洛温斯坦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按照摩西的说法，在投票权领域，非学委的研究人员或许发现了一线希望：密西西比州法律体系当中有一条默默无闻的法条，允许未登记的选民主张自己公民权遭到了非法剥夺，并且进行临时投票（讽刺的是该条款的本意是为了恢复退伍邦联军人的投票权）。不过运用这条策略就意味着发动黑人在投票箱跟前直面白人当局。在目前的高压态势之下，正面硬怼白人当局只能意味着持久的恐怖或者监禁入狱，却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洛温斯坦则指出，许多非洲人在南非选举日都会戴孝默哀一整天。这种做法在南非确实很恰当，因为当地法律明确禁止非洲人投票。但是密西西比州理论上还是允许黑人投票的，因此等同于戴孝的姿态应该是让黑人在世人眼前进行一场大规模模拟选举。

这颗种子最终长成了1963年的自由投票运动——一场与密西西比州官方竞选平行举行的模拟选举。诚然，黑人的“假装”投票活动同样很不体面，肯定也会招致不小的阻力，但是摩西与洛温斯坦都意识到了戏剧场景在现实与希望完全绝缘的环境里具有怎样的优势。在虚构场景当中自说自话可以有效地减弱白人的威胁，从而为黑人重新赢得呼吸空间。凭借这点辗转腾挪的空间，他们可以让众多影子选民们预先品尝一下正常的政治生活——挑选候选人、听取演讲，填写与统计选票——究竟是什么滋味。有道是自助者人助之，一旦吊起了广大黑人对于公民权利的胃口，洛温斯坦再去向“沙漠与大海彼岸”——也就是密西西比州以外——寻求援助就能收到里应外合的效果。这两位来自纽约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哈佛毕业生，安静的黑人哲学家，另一位是耶鲁毕业生，精明的犹太环球旅行家——都认为密西西比的局势与南非很有可比性：明面上的种族环境恶劣得令人难以置信，暗藏地下的悸动却又无休无止。正如洛温斯坦在他的书中描述的那样：“在白人政治与非白人政治的鸿沟之间总有那么几个不走寻常路的死硬派理想主义者与阴谋家，这些人的团体四分五裂，其中毫无疑问地潜藏着政府派进来的暗桩。”

洛温斯坦在密西西比州冒出头来，一边断断续续地实地记录着雷利市的运动实况（“亲爱的阿尔，有坏消息！西巷保龄球馆又重新推行种族隔离了。”），一边向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令人窒息的密西西比州斗争形势分析。几个星期后他重返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场名为“密西西比：美国境内的异邦？”的主题演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片令听众们感到极其陌生的文化：“在那里你不能拉起纠察线，不能投票，不能发动有效的商业抵制，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群众抗议，也无法在大众媒体上发声。”他告诉台下的学生听众们，为了逃出这条死胡同，“我们目前有两个想法。”首先是他与鲍勃.摩西讨论过的模拟选举，其次是一场“我们还在权衡掂量”的“大规模声援运动，地点是密西西比以外的全国各地，时间是明年夏天。”这第二个想法后来发展成为了1964年的自由之夏项目。这一项目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其中之一就是让北方的白人民权活动家与南方的黑人民权活动家们首次成建制地开展了合作，将种族融合率先带到了民权阵营内部。

并非只有格林伍德的囚徒们才知道绝望无助究竟是什么感觉。伯明翰之春掀起的漩涡卷进了许多外来者，其中有一位民主党冒险家的经历与绝望无助的感受关系颇深。此人名叫阿拉德.洛温斯坦（Allard Lowenstein），1959年夏天这位年轻人曾经在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竞选总统时担任过他的外交政策助理。汉弗莱初选不利草草收兵之后，洛温斯坦以私人身份来到非洲，穿过卡拉哈里沙漠，抵达了西南部地区（今纳米比亚）。接下来他这个从没搞过情报工作的外行人笨手笨脚地在当地收集了大量关于种族隔离的第一手信息，期间闹出了不少笑话，也经历了不少令人潸然泪下的感悟时刻。他率先打破了南非政府长达十年的对外新闻封锁，尽管南非秘密警察在他身后穷追不舍，但是终究还是比他慢了一步。“我们不会很快忘记这些任意而为的逮捕与警方暴行，因为此非洲人民在日常生活当中早已见惯了此等行径。”洛温斯坦在一场联合国特别听证会上如是说道。“身穿红条囚服在基特曼斯胡普为私人干活的囚犯同样不会被我们很快遗忘。”在他看来，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都负有让联合国托管南非的重任，因为南非用来封锁非洲西南地区的殖民体制甚至要比种族隔离本身更加恶劣。南非的非洲原住民当中一名高中毕业生都没有——饥饿而死的非洲人都比上学上到五年级的非洲人更多——但是洛温斯坦依然在这些受难者当中见到了许多高贵的酋长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由于南非政府不遗余力地封锁了国内与国际社会的沟通，洛温斯坦发誓“要将西南非洲地区非欧裔民众的故事与信息传达到这个论坛，让沙漠与海洋彼岸的其他人得知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

洛温斯坦刚刚发表这篇证词之后不久，美国国内的静坐运动就将他选定的支持者群体——也就是大学生——转化成了一支惊人的政治力量。静坐发生在在北卡罗来纳州，1949年他正是在这里完成了本科学业。在第一次静坐发生后的一个月内，洛温斯坦进行了一次南方大学实地考察，然后又前往北方各大院校传播静坐示威的相关信息，宣讲地点包括他在1954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耶鲁大学。一路上洛温斯坦的正式头衔都是全国学联创始人兼第三任主席（1950-51年）。他的崇拜者和批评者都将他称作“世界上最年长的学生活动家”。1960年，北卡罗来纳州颇有几位公民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声称洛温斯坦煽动种族隔离，报案人声称他是美共余孽，至少也是个不可知论者，总之“他的教义与哲学都遵循共产主义路线。”

联邦调查局刚刚接手这些含糊不清的指控，国务院就要求他们对洛温斯坦在海外的运作进行更彻底的调查。洛温斯坦的心里装着许多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其中之一就是在西班牙实现民主制。自从三十年代他还是一名纽约少年的时候，就在卧室的西班牙地图上详细了西班牙内战的战局走势。共和派的最终失利令他心痛不已。国务院的情况通报指出，肯尼迪总统两次派遣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前往西班牙访问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两次都怠慢了西班牙的民主反对派领导人，然后“一名充满活力的年轻美国作家和老师……给大使馆打电话……表达了不满。”洛温斯坦在电话当中声称自己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叫《野蛮的授权》（Brutal Mandate），讲得就是自己在西南非洲的经历与见闻。他还不无得意地表示埃莉诺.罗斯福为这本书撰写了前言。大使馆的外交官们整整听洛温斯坦滔滔不绝地说了两天，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与直言不讳的福音派口才都将他们惊得哑口无言。洛温斯坦“从一开始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他觉得跟使馆工作人员实在没什么可聊的，因为他深切参与了直接反对美国政策的活动，即亲自出马试图尽快推翻佛朗哥政权。”

洛温斯坦就好比一名行踪不定的托钵僧，身后留下了一道七扭八折的行踪，负责调查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们费尽气力才勉强不至于被他甩开。1962年春天，探员们得知他在旧金山附近的斯坦福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于是立刻赶到大学了解情况，但是不堪其扰的校方管理层却表示他们已经将洛温斯坦解雇了，因为他特别喜欢“煽动”学生投入各种极端议题，反对西班牙独裁统治仅仅是其中之一。斯坦福大学里充斥着上层社会白人盎-撒新教徒特有的特权传统。时任校长J.华莱士.斯特林（J. Wallace Sterling）反对一切政治演说家来学校演讲，认为他们只会惹麻烦。政府研究课教授詹姆斯.T.沃特金斯上课的时候根本不涉及现实政府，而是让学生们研究在斯坦福大学地位显赫的希腊式社团体系。根据传记作家威廉.查菲（William Chafe）的描述，身为助理院长的洛温斯坦仅仅用了不到一个学年的时间就一手颠覆了原本的校园文化。入职之后他搬进了在学校里一向被蔑称做“呆瓜大本营的”的斯特恩宿舍楼。他将这栋宿舍楼当成公共论坛，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公民身份的大讨论，参与过讨论的学生们无不激动难耐、宛如触电一般。斯特恩楼就此成为了斯坦福校园生活的中心，住在这里的边缘人突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甚至在社交圈子里都引人注目起来。到后来一位古怪的犹太研究生居然在学生会选举当中奇迹般地击败了来自兄弟会的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我们不可能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捏着扑克去抗争”。接下来接连五任学生会主席都是洛温斯坦的门生，此人是五人当中的第一位。这时候洛温斯坦早就游荡到其他地方为花朵们授粉去了。

“上周也许是斯坦福大学最激动人心的一周，”新任学生会主席在信中告诉洛温斯坦。这封信描述了1963年5月期间发生在校园里的三起互补事件：亚伯拉罕.赫歇尔拉布举行了一场关于人类寻求意义的讲座，*詹姆斯.鲍德温发表了一篇关于种族问题的讲话，以及学生们集会支持伯明翰街头的遇袭黑人儿童，总之“整个校园似乎一下子活了过来。”此时洛温斯坦已经横穿美国来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将另一份教职当成了旅程当中的补给基地。有一位来自非洲的熟人到学校里拜访他，他带着这位朋友来到了卡罗来纳州最负盛名的沃尔特爵士酒店用餐。酒店方面自然拒绝提供为他们两个提供餐饮服务，酿成了一场小小的种族事端。国务院对于洛温斯坦的做法十分不满，指责他“蓄意安排”了这场冲突，从而煽动当地学生发动示威游行。诚然，洛温斯坦事先确实没有告诉酒店方面他这位非洲同伴的真实身份：此人其实是利比里亚驻联合国大使，而外交人员并不受种族隔离法律的制约。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让酒店下不来台。

*【赫歇尔这样告诉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们：“敬畏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绪而已，还是一种理解方式，是对于比我们自身更伟大的事物的洞察。敬畏的开端是惊奇，智慧的开端是敬畏……一个人假如放弃了对于无法言喻的事物的感受能力，那么活着就无非是司空见惯的俗事，任何事物都无法让他感到惊奇……现代人失去了礼赞的能力，只得凭借娱乐寻求慰藉，而娱乐也正在变成强制性的行为。”】

罗利市的学生示威刚刚进行到半程，洛温斯坦就像往常那样突然消失了。他的许多门徒之一总结了一份罗利种族危机的正式新闻摘要寄送到了纽约，“此外我还给加州那边也寄了一份，以防您去了西海岸。”一位众人推举的战略家猜测洛温斯坦现在在耶鲁大学，并且抱怨他在“敌对高峰期”之前就离开了罗利。虽然她承认洛温斯坦在动身之前的说法——即罗利学生运动已经发展到了惯常的“争吵与分崩离析阶段”——但是同时又坚持认为学生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洛温斯坦不该就这样丢下他们。在沃尔特爵士酒店前厅进行守夜示威的学生们已经克服了令人麻木的压力与恐惧，“他们被酒店方面扔出门外的时候依然维持着双臂抱膝的姿势，葛洛莉亚在里面挨了好几巴掌。我不知道你还想让这些孩子怎么样……他们仰慕你，他们已经接受了你的建议，他们愿意跟随你前往沃尔特爵士酒店，或街道中间，或者任何你认为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但现在你却抛下了他们，声称他们没有勇气继续推进由你启动的事业，这样做太不公平了。”这番话代表了身边人对于洛温斯坦的普遍反应：先是被他迷住，然后对他产生依赖，在他的激励下采取行动，最后又对他怀抱满腹怨气。对于仍然还在调查西班牙问题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来说，洛温斯坦拥有行为诡异的颠覆分子的所有特征，但同时也有不止一位饱受打击的民权运动参与者怀疑他其实是一位身份隐秘的政府特工。

从白宫到最基层的民权运动飞地，每一位有意推进民权的人们全都步履蹒跚，头脑过热，就像在行进当中遭受气阻的汽车引擎一样。在密西西比州，来自勒弗洛尔县的囚犯们忍受着最粗暴，最严苛的监禁。除了九名格林伍德领导人之外，这批囚犯当中还有另外八个人同样是从县监狱不由分说地提出来的，这其中又包括四名女性。所有十七名囚犯都被扔进了臭名昭着的帕奇曼监狱，这座设施的布局上是监狱与战前种植园的结合体。监狱占地四十七平方英里，牢房和警卫塔散布在三角洲的肥沃农田之间。监狱里的时间就好像凝固了一样，与外界完全脱节。*一贯板着脸的看守将他们全都当成了必须彻底收拾服帖的顽固分子：“犯在我手里算你们倒霉。”所有人都被剃光了全部体毛，每一块残茬上都涂上了一层蓝色的灭虱油，与监狱里的其他囚犯区分了开来。十三名男性囚犯挤在毒气室附近的七号死囚牢里，其中七人只能睡在地板上，还有一个人只得将几只马桶摆成一列躺在马桶盖上。看守时常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有时让他们关禁闭，有时将他们锁进烈日下的蒸箱里。禁闭室长宽只有六英尺见方，没有灯也没有窗户，只能通过门底下的缝隙透气。

*【帕奇曼监狱是在詹姆斯.K.瓦达曼（James K. Vardaman）担任州长时兴建的。此人出身格林伍德，他在1903年胜选时打出的口号是“投瓦达曼一票就等于投白人至上一票”。瓦达曼素来以言谈粗鲁而闻名。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视察密西西比州期间邀请黑人宾客来到下榻地点做客，总统走后瓦达曼作诗嘲讽道：“黑鬼身上散发着麝鼠巢穴的芬芳/泰迪舔舔嘴唇大声说道‘真香’。”】

随着7月份一周又一周的慢慢消磨过去，囚犯们纷纷患上了疾病并且失去了掌握现实的能力。有一天看守提走了劳伦斯.盖约特与霍利斯.沃特金斯，并且声称他们两个即将接受死刑。头脑恍惚的两人当真有几分相信了这这番鬼话。但是转眼之间两人却发现自己非但没死，而且还来到了法院。几名友善的司法部律师正在那里等待他们讲述威诺那事件的经过。自从庞德师生一行人在威诺那警察局遭到暴打之后，司法部律师们已经针对密西西比警方申请了三份行为限制令。但是面对两位从监狱里借出来的证人，他们却并没有采取什么切实措施。两位证人情绪激动地描述了自从威诺那之后的各种暴行，律师们只是一边听一边点头而已。这些律师们手头抱着一大堆关于投票权与学校种族隔离的案子，早已忙得连眼睛都迷糊了。5月份以来不断升级的抗议与报复也将他们敲打得晕头转向。约翰.多尔刚刚抱上儿子，但是由于他在南方忙着到处救火，整整六个礼拜都没能顾得上给儿子起名字。于是眨眼之间沃特金斯与盖约特又被送回了帕奇曼监狱的死囚牢，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最让囚犯们感到百爪挠心的是一项冰冷的猜测：民权运动并不特别关心他们，因此懒得联系或者援救他们，宁愿听任他们滑落进遗忘的深渊，因为他们并不像安奈尔.庞德那样具有许多中产阶级人脉。自从鲍勃.摩西带领他们参与选民登记项目以来，他们已经见过了好几次凯旋出狱的景象，也见识了项目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兄弟情义。但是关于这一切的美好回忆如今都被这点怀疑戳破了。不过霍利斯.沃特金斯用来给自己鼓气的美好回忆却是自己在达默尔家的农场里单枪匹马扑倒牛犊的场景，现在这段回忆同样跌落进了尘埃。他努力压制着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坚持歌唱自由歌曲，即便为此遭受体罚也在所不惜。帕奇曼监狱的惯用体罚手段就是双手拷上手铐之后挂在牢房门楣上。*有一名看守随便地判处了犯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科顿（Douglas MacArthur Cotton）悬吊四十小时的惩罚，不过三个小时之后就出于同情而将他放了下来。还有一位威利.卡耐尔（Willie Carnell）被悬挂了三十个小时没能合眼。沃特金斯以及其他几名囚犯根本说不清自己最长的一次被挂了多久。但是无论是坚持唱歌的沃特金斯还是沉默无言的其他人最终都被无力感压倒了，以至于大小便的时候都懒得脱去囚裤。

*【1972年的盖茨诉科利尔案件揭示了帕奇曼监狱当中广泛采用的手铐悬吊体罚。这一诉讼也是美国监狱体制改革进程的里程碑之一】

6月19日，金收到了本月第三份来自白宫的电报。当天上午，梅德加.埃弗斯被埋葬在阿灵顿公墓。同一天上午，国务卿迪恩.拉斯克发送了一条通电，敦促美国驻全球各家使领馆捍卫美国的声誉，对抗针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负面宣传。正如承诺的那样，肯尼迪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反种族隔离综合立法提案，然后又向金发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的和谈邀请。负责安排总统会见的肯尼斯.奥唐纳在当天晚上用另一封电报确认了本次会见的具体日期。此外他还匆忙安排了一批总统的重要支持者一起参加本次会面，例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路泽。奥唐纳在电文中这样告诉金：“鉴于您肯定会在指定日期与总统见面，我们认为应当告知您，届时您还会见到……”金无言地认可了肯尼迪用来自我保护的最后一招小手段——会面时间安排在了报刊出版相对较少、新闻传播速度相对较慢的星期六，而且这次私人会面还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会面打包在了一起，从而遮人眼目。

金的现实主义思想早已经受过了反复淬炼，对于本次会面的期望值并不太高。饶是如此，他还是没料到走进白宫之后依然还要披荆斩棘。他在白宫听到了许多难以置信、只想对其一笑了之的言论。伯克.马歇尔，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尼迪总统本人轮番上阵，坚决要求金必须自行料理被共产主义污染的顾问；具体而言，他必须禁止斯坦利.利维森与民权运动的一切接触。金抛出了许多反对意见，这三个人则锲而不舍地将每一条反对意见都当成了支持自己的论据。金说自己与利维森交情深厚，白宫方面则认为这只能说明利维森具有极端危险的伪装技能；金要求看一看利维森意欲颠覆美国的证据，白宫方面却拒绝提供，声称这些证据过于敏感。白宫方面越是将利维森描绘得阴险不堪——肯尼迪声称他是克里姆林宫派到美国的最高级特务——金就越觉得这些说法都是扯淡。他实在不忍心直接抛弃自己的朋友，肯尼迪总统则坚持在他让步之前不讨论任何其他问题。会谈就此陷入了僵局。

像金一样，肯尼迪总统也正在摆脱历史常规的束缚。为了利用自己的个人风采感染世界诸国，他与金结束会面之后就搭乘直升机离开了白宫，前往德国面向整个自由世界发言（“我是一名柏林人！”）但是国内并没有给他留下喘息的机会。为了适应国会当中的各种因素，他削弱或者扭转了许多取消种族隔离的行政措施——比方说有一项民权阵营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要求接受联邦政府援助的道路项目不得采用全白人施工队，现在这条命令就被总统撤销了。*罗伯特.肯尼迪公开表示削弱民权法案在种族融合方面的要求——比方说他建议一定规模以下的酒店和餐馆可以免于遵守种族融合规定——结果被种族融合的支持者们异口同声地骂了回去。司法部长在私下里抱怨道，伯明翰事件之前国会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于民权议题感兴趣，可是突然间一大帮激情四溢的议员们就成群结队地包抄了上来，大有将肯尼迪政府踏为平地之势——其中有些人在他看来是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者，“一心想要在熊熊烈火当中慷慨就义”，也有些人是笑里藏刀心如铁石的民权事业拦路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尔.阿尔伯特（Carl Albert）在6月份告诉肯尼迪总统，民权议题已经“压倒了政府的整套执政计划。”目前国会的走势左摇右摆，投票结果无法预测，政治纪律也沦为了一纸空文。总统懊悔地表示同意：“民权的威力太强大了，”总统慨叹道。“什么事都摆不脱民权，什么事都能跟民权扯上关系。”

*【之所以要废止这项行政命令，是因为有一群政客私下里对总统展开了游说——其中大部分人来自路易斯安那州——迫使总统做出了让步。总统在简报当中着重强调此事必须保密：“自然，这件事在报纸上提得越少，我们大家就越轻松。”】

逃离了看似风光的白宫困局之后，金来到底特律好好风光了一把。约有十二万五千名支持者走上街头，热情洋溢地簇拥着他沿着伍德沃德大街向市中心推进。汹涌的人潮裹挟着金与前来迎接的底特律市长滚滚向前，金与市长只得紧紧挽着胳膊以免被冲散，前进的时候两个人四只脚根本接触不到地面。当时摩城唱片公司尚且羽翼未丰，公司的主营方向是跨界摇滚乐。公司看准商机发行了一张名为“伟大的自由游行”的集会纪录唱片，其中包括了金关于种族和美国梦的演说。金的下一站是纽约，然而在这里他却遭到了奚落。在哈莱姆区某教堂门外，一群嘲笑的黑人朝他扔了好几颗鸡蛋。游行的荣耀和鸡蛋袭击的羞辱都没有在新闻界引起太多反响，因为此时新闻界对于金的定位依然是南方种族对抗的主角，因此并不太关注他在北方的行程。 “鸡蛋袭击事件应当归咎于黑人穆斯林，”《芝加哥卫报》含糊其辞地提了一句。金与马尔科姆.X就鸡蛋袭击的意义打了几句嘴仗。此外他还收到一封来自哈莱姆区某牧师的电报，这位牧师承认是自己的浸信会教众——而不是穆斯林——“对您做出了此等不当之举。”金从未公开过这封电报。*

*【“他们说他们的同族都是无辜的，却被狗咬伤，被高压水龙喷倒，在监狱里遭到强奸，但是你居然反对他们发动反击，反对他们保护其他无辜者，”这位詹姆斯.厄里牧师（James Early）如是写道。马尔科姆.X则在哈莱姆宣布，穆斯林并没有攻击金或者其他任何人，他们接受的一切训练都严格局限于自卫防身。但是他热情地赞同了扔蛋之人对于金的蔑视：“我认为假如任何人胆敢告诉哈莱姆居民要爱他们的敌人或者左脸挨打之后转过右脸，结果都只能导致暴力……因为他们会认为这番辞令出自叛徒之口……如果白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攻击，那么黑人也理应享有同样的权利。”金并没有正面答复马尔科姆，而是直接抢占了道德制高点：穆斯林少数族裔心中“日益滋长的的苦涩……为我施加了更大的责任。心中充满误解与苦涩的人们都是后天环境的产物，我必须帮助大家消灭这种环境。”】

在远离底特律欢呼以及哈莱姆嘘声的私密场所，金与一部分顾问们激烈辩论着肯尼迪政府要求他清除其他几位顾问的做法。肯尼迪真的相信这几个人都是克里姆林宫的特工吗？还是说总统受到了胡佛的要挟不得不假意应付呢？这场纠纷的关键真的是关于微不足道的美共残余势力吗？还是说就像上帝要求亚伯拉罕献祭以撒那样，肯尼迪总统也存心要迫使金对自己俯首听命呢？哈里.贝拉方特和克拉伦斯.琼斯警告说，就算金接受了肯尼迪政府对于斯坦利.莱维森的骇人听闻的指控，也无法从民权运动身上洗去与颠覆势力有染的污点。相反，在这个问题上忍气吞声无异于默认自己一直与颠覆势力纠缠不清。只有最天真的傻子才会以为授人以柄能够保障平安。

当然，也有不少顾问抱有相反的立场。在这些实用主义者们看来，肯尼迪兄弟只不过是试图在众多实权政客而不是道德理论家之间维持政府平衡而已。为了结束种族隔离，利维森的人头并不算是太高昂的代价。但是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没有人愿意将这场争论告知利维森。此时他就像往常那样正在伯明翰同时跟进着好几个项目，包括为金出书。他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无私且高效，暂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同事们正在为了他的命运而蹙眉挠头。

杰克逊以北大约九十英里有一处小小的伊塔贝纳镇。从高速公路经过这个城镇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树林，其中矗立着一座水塔，四周的广大平原都是三角洲地区的种植园，格林伍德距离这里也不远。6月18日星期二，也就是赫凌在佛罗里达州放狠话的那一天，这里举行了一场纪念梅德加.埃弗斯选民登记弥撒大会，会场气氛十分高涨。约有一百五十名黑人走进了霍普韦尔传教士浸信会教堂的四面砖墙之内，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附近种植园的佃农。正当大家唱歌的时候，突然有人冲进来报告说教堂门外空地边缘有一枚炸弹，放在离地几英尺高的砖柱顶端。一位大胆的侦察员跑出去查看情况，很快又跑回来宣布“已经没问题了。”但歌声还是停了下来。人们可以听到汽车高速驶过的声音，然后教堂地板的裂缝之间就冒出了一缕缕刺鼻气体。

有人说这是着火了，也有人说这是烟雾弹或催泪瓦斯，还有人说他们听说当地医生可能在医院里存放这样的气罐。汽车从教堂周围疾驰而过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个又一个气罐飞进教堂，砰砰地砸在地板上。开车的大都是白人，但也有一部分在老板的强令下不得不来的黑人。神情坚毅的教会长老们聚集在布道坛周围——其中有两名兼职传教士以及詹姆斯.贝弗尔的父亲——但是他们全都在等着年轻的选民登记项目负责人威廉.麦基（William McGee）拿主意。麦基原本在格林伍德某保龄球馆负责摆放球瓶，参加了几次民权运动集会之后他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副好口才。鲍勃.摩西在格林伍德招收的资深青年学徒萨姆.布洛克成为了麦基的导师，此后麦基就迅速成长了起来，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他独自一人打入了伊塔贝纳开展工作，在乡间土路上游说过路人，偷偷潜入种植园接触佃农，通过运动歌曲和投票的故事吸引年轻少女，然后又通过这些姑娘们做通各位男朋友的工作。眼下正当迎宾员们安排会众逐次撤出教堂的时候，麦基依然坚持站在布道坛上领唱自由歌曲来鼓舞士气，直到烟雾呛得人们无法开口为止。一位斯特朗牧师抓住麦基的手臂说：“赶紧走吧，这里留不得了。”

来到教堂门外，麦基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挤在一起躲避着绕教堂兜圈子的汽车以及从车上扔过来的各种投掷物。所有人都在等着他拿主意。强忍住逃命的本能冲动，麦基临时起兴将人群组织成游行队列，向几个街区之外的市政厅进发。途中他们好几场都不得不跳进路边的排水沟里躲避汽车。半路上游行队伍遭遇了前来查看情况的法警兼副镇长艾德.韦伯（Ed Weber），并且请求韦伯发动警力保护游行队伍免于附近暴力分子的袭击。但是韦伯对此丝毫不感兴趣，而是逮捕了麦基身边的所有人。第二天早上一番简短审判之后，五十八名霍普韦尔教堂集会的资深参与者被押送到了勒弗洛尔县监狱农场。女性囚犯就去剥豌豆，男性囚犯则在监狱看守的押送之下拿着镰刀去公路两边割草。

这一周的周末，格林伍德传出了一条让黑白双方都震惊不已的消息：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逮捕了当地一位名叫拜伦.德.拉.贝科威茨（Byron de la Beckwith）的白人男子。密西西比州主流白人媒体的第一反应是回避畏缩。格林伍德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则奇怪的报道：“加州男子被控谋杀梅德加.埃弗斯”，文中将贝科威茨描绘成了一位从加州流浪到本地的外来人。但是事实上贝科威茨自从1925年以来一直住在密西西比州，与三角洲地区若干个率先开垦的家族都有关联。多年来他长期参与当地高派圣公会的教会活动，还以平信徒神学家的身份在教堂里散发了许多关于“上帝的隔离律法”的传单，借此宣扬白人至上主义。* 很多捍卫种族隔离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项体面且值得尊敬的社会机制，贝科威茨的所作所为难免让他们感到后背发凉——刺杀埃弗斯的猎鹿步枪遗落在了金银花丛中，枪体上的指纹与其他细节引领调查局探员们找到了贝科威茨。但是当地白人主流社会很快就将贝科威茨的罪行与种族隔离区分了开来，他本人也随即收获了一波同情。报纸声称贝科威茨“神情疲惫”，当地主要政客也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他的辩护。他们都认定一点：就算证据再确凿，当地陪审团也肯定不会给他定罪，因此不妨趁机做个顺水人情。

*【“我宣誓要在密西西比圣公会当中施行与维持种族隔离，而且我并不孤单，”贝科威茨在1956年刊登于《杰克逊每日新闻报》的一封公开信当中这样写道。这封信的用意是要激起圣公会信徒反对一名克利夫兰的年轻教士。“杜坎.M.格雷主教（Duncan M. Gray）必须承担起这份痛苦的责任，公开谴责自己的儿子以及每一位在密西西比教区宣扬种族融合的教士。”在他看来，这些徒有其表的冒牌教士正在试图“恶意违逆上帝的律法……将白人种族钉在协进会的黑色十字架上”，此等行径必须遭到彻底揭批，而且“任何一位宣扬种族融合的教士都必须立刻剥去法袍……”贝科威茨向这项肮脏的事业投入了圣战一般的热情：“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退缩余地——倘若混淆种族的败类不肯主动辞去圣职，我们就应该将他们扔出门外。”】

贝科威茨的被捕同样吓到了杰克逊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如果随便哪个白领都可以在杰克逊枪杀梅德加.埃弗斯，那么伊塔贝纳这样的偏远地区又会怎么样呢？那座城镇周边方圆十英里都是乡间，半封建劳役偿债制度已经驯服了当地黑人，让他们将种族隔离当成了天经地义的存在，当地那些头脑单纯的务农白人究竟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在威诺那的受害者们返回格林伍德之前不久，鲍勃.摩西刚刚再次入狱。民权运动参与者们无权无势，看似只能任人宰割。要想打败格林伍德白人当局，必须依靠非同常人的勇气。一番紧急闭门会议之后，运动领导层打定了主意：格林伍德运动确实兜里没钱，无法将伊塔贝纳的囚犯们保释出来，而且人手也不足，无法前往霍普维尔教堂继续维持那里的弥撒大会，但是格林伍德运动总归还可以拾起伊塔贝纳囚犯们的未竟事业。一番密集招聘之后，约有二百名黑人在6月25日聚集在了勒弗洛尔县法院门前进行选民登记。反对情绪的暴涨促使格林伍德当局放弃了和平拒绝黑人登记申请人的休战政策。同一天早上，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市民们在接到通知之后自觉离开法院——这项措施显然是在针对那些费尽气力才从偏远农场来到城镇的黑人。当天正午，警察逮捕了他们能认出来的所有民权领导人。针对他们的集体审判仅仅花了五分钟。包括霍利斯.沃特金斯与劳伦斯.盖约特在内的九个人均被判处六个月与五百美元罚款。

当天下午这九名囚犯就被送到了勒弗洛尔县监狱农场，此前入狱的伊塔贝纳囚犯们见到他们之后的反应有好有坏。之前就有人抱怨威廉.麦吉只会空口白话，因为他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民权运动总会照顾自己人，威诺那的囚犯们就是个好例子，詹姆斯.福曼甚至马丁.路德.金本人都会在必要时出手援助。 可是整整一周的渺无音讯之后，最可能救援他们的人如今却同他们关在了一起。囚犯之间随即起了内讧。 有些人惊呼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抛出各种判决，其他人则抱怨自己时常遭到辱骂，监狱伙食难吃，以及其他狱友放弃希望陷入悲观主义。九名格林伍德领导人路边割草的时候还要面临来自机车党的特别骚扰。机车手们认出他们之后总会与监狱看守们一起趾高气扬地冲着他们呼来喝去。囚犯们登上卡车返回监狱的时候摩托车队就轰轰作响地跟在卡车后面。甚至还有几位车手掏出枪来吓唬他们。九位格林伍德领导人决定发起绝食抗议，但是监狱方面立刻就用卡车把他们运到了命运未卜的其他地点。这一切都使得伊塔贝纳的囚犯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惶然无措。

此时金正在纽约进行巡回演讲，期间他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第二份电报。这次是肯尼迪总统主动邀请他前往白宫一叙。金当即欣然回电表示恭敬不如从命，并且在电文当中极尽溢美之词地赞扬了肯尼迪的电视演讲。但是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中午之前他的顾问们接连给他打来电话，通报了本次会见的具体安排：却原来肯尼迪总统并不打算举行一场政治会面，而是打算一次邀请三百多名宗教界领袖在白宫东侧会客室里来一场关于种族问题的动员讲话，金只是三百名宾客之一。大感上当的金随即又口不应心地向总统发去了第二封电文：“十分遗憾，我忘记了此前有一项拖延已久的重要邀约尚未完成……”他在这封电文的结尾明白无误地摆出了自己的要求：“万分感谢您的好意，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您私下面谈。”

肯尼迪总统很清楚政治仪式的重要性，也早就习惯了政客之间为了彰显地位而在仪式期间相互较劲争夺显赫位置。不过他并没想到这位看似政坛新手的年轻黑人居然也具有如此敏锐的拼抢意识。这一点并不奇怪，金自从成人以来一直在浸信会精英教士的圈子里厮混，对于政治游戏的玩法并不陌生：搞政治就好比在葬礼现场致辞一样，心肠不硬一点必然举止失措，民权政治尤其如此，因为民权领袖们必须发动追随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种族藩篱并且承受各种随之而来的伤害。正当他结束纽约演讲赶赴杰克逊参加梅德加.埃弗斯的葬礼时，家里又传来了坏消息：亚特兰大市拉维特中学的校董们投票决定禁止一切黑人学生申请入学。此前金曾经打算让儿子小小金在这所学校念一年级，校董们却临时决定拒绝接收小小金入学。现在他们追加表决的用意一方面是为了给之前的行为确立制度依据，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出不针对金本人的姿态。在杰克逊，罗伊.威尔金斯在葬礼致辞当中压抑着怒气将金明褒暗贬了一顿，认为他从协进会这边抢走了梅德加.埃弗斯，硬是将埃弗斯当成了非暴力运动的象征人物。接下来的几位发言人更是在葬礼现场直接指责金窃取了理应属于协进会的荣誉。有人颂扬金是自己的偶像，也有人辱骂他是白人的帮凶。为了躲风头，金没等葬礼结束就离开了。他前脚刚走，葬礼现场就爆发了青年示威，幸亏来自司法部的约翰.多尔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挡在示威人群与警察之间，这才避免了一场暴力冲突。

与其他任何问题相比，只有民权问题才能让总统在第一时间内同时遭到相反阵营批评家们的厉声指责，一边骂他是暴君，另一边骂他是孱头。其他任何领域都不像民权那样能让政府的高远主张屡屡遭到顽固粗陋的人性的阻碍。6月12日，佐治亚州参议院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放出狠话要与一切民权立法为敌，因为民权运动无非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垫脚石，至于总统在全国电视演讲当中传达的信息“至多只能吓倒几个没骨气的孬种，这些人一开始就不该从政。”当天在白宫举行的一场峰会也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僵局。肯尼迪邀请艾森豪威尔前总统前来参会，是为了争取前总统支持自己正在筹划的民权立法。但是艾森豪威尔仅仅愿意支持关于平等投票权的立法，而肯尼迪的立法计划当中恰恰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峰会结束后，艾森豪威尔随即发表了一篇煽动性极强的共和党动员演说，呼吁全党抓紧时机在明年改选的时候击败肯尼迪。与此同时又有一份新来的报告指出，在军事基地以外针对黑人士兵的种族隔离如此无孔不入，以至于肯尼迪自己的委员会都公开支持关闭军事基地内部各种服务设施的终极制裁。种族政治还威胁到了肯尼迪位于北方各大城市的民主党基本盘核心，因为这些城市的工会从不招收黑人会员。就在梅德加.埃弗斯遇害与下葬期间，纽约哈莱姆医院的一座大型附属建筑陷入了停工，因为这个建设项目签的是公共合同，按照规定必须使用种族融合工会的工人，但是实际干活的工人依然来自种族隔离工会。与此同时在费城，第一批五六位黑人水管工根据一份试探性用工协议来到了一座学校的施工工地。他们的到来引发了愤怒的白人工人、黑人示威者以及当地警察之间的一系列冲突，最终导致三十九人受伤。

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当地黑人领导人向市政委员会提交录音请愿书之后一连等了好几个月都没等到任何回应。协进会当地分会主席范妮.富尔伍德再次对建城四百周年纪念活动奉行种族隔离的做法表示遗憾。约翰逊副总统来访期间一度飙升的希望已经低落了下去。协进会青年顾问罗伯特.赫凌医生怎放言称，如果再看不到进步的迹象，那么他可不敢保证奥古斯丁的学生们就一定不会像伯明翰的孩子们那样走上街头。6月16日，黑人领袖们再次赢得了与市政委员会见面的机会，但是这次会面并不比录音留言那次更加愉快。会面结束后，协进会领导人抱怨说警察局长咄咄逼人地坚持使用“黑鬼”而非“黑人”这一称谓，而且还拒绝与他们交谈，而是当面念诵了一篇关于种族融合背后潜藏着颠覆势力阴谋的杂志文章。虽然这次会面依然毫无结果并且羞辱意味深重，但是会面本身就冒犯了好几位匿名三K党党徒，他们打来威胁电话声称要对协进会进行报复。两天后，频频遭到伏击威胁的赫凌终于按捺不住怒火爆发了出来。“我和其他人都带着枪呢，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肯定先开枪再说，”他告诉记者。“我们不会像梅德加.埃弗斯那样任人宰割。”

这两句话打破了新闻界的肤色屏障。在林登.约翰逊访问之前与之后都没有得到宣传的赫凌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轰动人物，电台报道引用他的言论声称黑人正在谋划武装种族暴动。协进会的官员们历来反对自家成员公开支持非暴力主张，认为这样做无异于在政策层面上向金投降。但是这一次他们又申斥赫凌的自卫声明是在刻意挑衅白人。佛罗里达州协进会的联系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正在努力压制赫凌的言论，而且“黑人内部的种族感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没有受到穆斯林或其他暴力团体的影响……”但是白人已经被激怒了。佛罗里达州长办公室的一名调查员报告说，圣奥古斯丁警察接到命令向任何可能干扰交通的黑人抗议者开枪。在非官方层面上，许多热血上头的白人青少年纷纷来到林肯维尔街区的街道与黑人居民相互辱骂嘲讽，还有一辆搭乘四人的汽车向赫凌家的车库打了一发霰弹，打伤了协进会青年理事会的两名成员。

接到金的指示之后，琼斯和利维森开始为了筹划这场国家级超大游行而四方联络。此时正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约翰逊副总统刚刚完成了葛底斯堡演说返回白宫并且一头扎进了动荡不堪的战略会议。接下来的周一，金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电报答复：总统国务缠身，无暇与他见面。这份电报并非完全是托词。6月底之前确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迫使肯尼迪总统两次更改了与金见面的条件。

几乎每天都会涌现出必须加以考虑的全新外部力量。6月7日，全国教会委员会的总理事会讨论了种族危机，地点就位于历史意义重大的纽约河畔教堂。本次参会的教会领袖几乎全都参加过年初在芝加哥举行的宗教大会。本次会议形成决议，要志愿组建一个芝加哥会议精神延续委员会。许多在1月份堪称大胆进取的措施在5月份的大环境里已经显得有些胆怯窝囊了。 有一位长老会布道人当场要求自己的教派“莫要空口白牙，而是用钱说话”，拿出五十万美元来支持民权运动。得梅因长老会大会对这项提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组织此前原本打算邀请马丁.路德.金从伯明翰赶过来取代一位原定的演讲发言人，但是却遭到了激烈反对，费尽气力才将抗议势头平息下去。既然总理事会的三十一个组成机构之一已经吹响了冲锋号，其他人肯定也不能自甘落后。在群策群力的推动之下，总理事会决定建立一支称为宗教与种族委员会（CORR）的职业民权斗争力量。教会领袖们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这世界将会关注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无论这些行动究竟是充满了勇气还是在一味敷衍应付。”

讽刺的是，宗种委成立之后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绕过全国教会委员会现有的种族与文化关系部自行行动。这个部门的主管名叫奥斯卡.李（Oscar Lee），过去好几年里一直是全国教会委员会当中唯一一名黑人员工——委员会的员工总数在六百人左右。*尽管李的资历很老，但是教会领袖们依然处于本能地认定新成立的机构应该由白人教士牵头。教会机构的官僚体制素来以错综复杂而闻名，依照传统专门负责种族关系的部门在这座迷宫当中的地位并不算突出。教派改革的效率历来十分低下，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才会对赞美诗歌词进行修改或者修订教义当中特定单词的含义，而全国教会委员会足足由几十个教派构成，彼此相互勾连重叠，各家教派都害怕自己的无心之举会冒犯到其他教友。目前为止李的部门做出的最显著成绩就是颁布了一套措辞甜美的兄弟情谊声明，参与委员会的各家教会每到种族关系周日都会宣读这份声明。各位教会领袖都决心与如此麻烦的办事机制一刀两断。

*【1957年，安德鲁.扬成为了委员会的第二名黑人员工，专门负责青年事工。1961年，他前往南方去指导马丁.路德.金的公民项目，就此脱离的委员会。奥斯卡.李是最早一批毕业于耶鲁神学院的黑人学生之一（1935年），他几乎认识每一位在南方领导入狱游行的布道人，还曾经为密西西比州选民注册运动学生领袖鲍勃.摩西的家庭主持过婚礼。1月份的芝加哥大会召开之前，也正是李出面劝说J.H.杰克逊牧师出面参会，尽管没说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杰克逊在种族方面的反动观点让李感到极其厌恶，以至于干脆脱离了浸信会，转而成为了长老会信徒。】

按照一位发言人向总理事会提出的说法，伯明翰运动暴露出了“我们所面临的邪恶的真正深度”。在此之后，教会人员开始此起彼伏地获得顿悟。新成立的宗种委很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良心觉醒的故事合集，为其取名叫做《二十天后》，这是宗种委制作的第一份关于种族关系的报告，毫不掩饰地采取了直指人心的写作角度。总理事会宣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求耶稣基督创建的教会必须搁置所有其他较为次要的事务。”基于种族正义不受宗派限制的假设，成员们投票决定与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建立团契联盟。他们早已听到了一场大规模自由游行即将爆发的风声，并且投票决定“尽快在华盛顿完成战略集结。”白人新教团体的高级人物也明显背离了惯常做法，承诺“作为总理事会成员在种族局势格外紧张的时候亲自参与谈判、参加示威以及采取其他直接行动。”

与此同时，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正在战线对面积蓄着力量。6月9日星期日，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公民委员会在一则大型报纸广告中提问道：“我个人能为种族隔离的延续做些什么？”这则广告要求读者“深入探究并且决定”，然后加入“在塞尔玛禁止静坐、暴徒游行以及批发式黑人选民登记”的反民权运动。同一天下午，一辆远途公司的长途车搭载着安奈尔.庞德的非暴力研习小组穿过阿拉巴马州返回格林伍德。一行七人刚刚在领导大会公民学校的塞提玛.克拉克手下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高级教师课程，精神十分高昂。在密西西比州威诺纳的一处休息站里，七名黑人师生与满怀怨恨的白人公路巡警发生了正面冲突。接受过领导人培训的庞德彬彬有礼地采取了一切正确手段：她领着一行人走进了咖啡厅的白人专区，然后告诉警察法律不允许他们将她驱赶出去，她毫不客气地驳斥了警察口中的种族蔑称，并且拿出记事本写下了几位警察的名字与警号。所有这些做法无不激起了警察们的怒火。

庞德没有乘坐预定长途车抵达抵达格林伍德，于是霍利斯.沃特金斯打电话联系了沿途的各家警察局与报社以及运动阵营那边的联系人。这是标准的紧急程序。各种闪烁其辞的答案与其他线索都集中指向了威诺那。当天午夜，金正在主持一场有关华盛顿游行的六方会议，关于庞德一行人遇险的通报就在此时送到了他手里。安德鲁.杨插嘴表示他刚收到一份关于威诺纳警方抓人的二手报告，正在试图让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来自格林伍德的劳伦斯.盖奥特自告奋勇开车前往威诺那救人，但一位指定观察员很快就从威诺那发回了坏消息：盖奥特本人也已经失踪了，很可能进了监狱。到了第二天，遥远的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爆发了第二起紧急情况。当地市政厅门外的祈祷示威已经进行了好几天，警方一直装看不见，至多就是逮捕几名示威者而已。今天他们却一反常态地祭出了高压水龙，狂喷一通之后又挥舞警棍发起冲锋，一口气打伤了四十名来自丹维尔基督教进步协会的游行者，将他们送进了条件简陋且奉行种族隔离的温斯洛医院。

马丁.路德.金立刻向司法部长发电报抗议“丹尼维尔执法人员禽兽不如的恶毒行径”。此时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正在督促联邦调查局搞清楚威诺纳发生的事情。甚至早在任何关于违规执法的确凿证据显露出来之前，司法部长就迅速以个人身份介入了威诺那事件。这一点表明政府与运动阵营一样每天都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罗伯特在此时对于民权斗争一线的关注尤其不容易，因为其他地点还在发生着更加吸引眼球的大事。威诺纳与丹维尔出事的这一周周二，阿拉巴马州正在经历一场压倒性的危机。以联邦军队为后盾的代理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来到阿拉巴马大学门前，向汇聚在现场的国内与国际媒体宣读了肯尼迪总统的声明。驻守在校门口的乔治.华莱士州长则依照竞选承诺亲率一队州骑警与联邦军队对峙，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坚决反对要求阿拉巴马大学首次录取两名黑人学生的法院命令。双方都做足了戏之后，这次冲突以精心安排的妥协而告终——华莱士在聚光灯下为自己塑造了不惧强权英勇抵抗的形象，两名黑人学生则悄悄地在镜头之外完成了入学注册。不知内情的摄像记者们只顾着拍摄宛如两军决战一般的戏剧性场景，谁都不敢肯定联邦政府与南方各州政府之间会不会彻底撕破脸皮。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民权人士随时可能遭到来自警方或者暴徒的袭击，以至于和平本身都成为了新闻焦点。《纽约时报》报道卡岑巴赫-华莱士对抗的文章一开头就写道：“现场并未发生暴力。”在关于同一事件的另一篇报道当中，《时代》也在头版（这一期刊物的封面新闻是“金博士谴责总统支持民权不力”）安排了一段金接受访谈的内容。金在访谈当中呼吁肯尼迪总统更加醒目地承担起领导责任。不要一味纠结于种族政治，而是应该多谈谈道德问题。或许是受到了这则封面报道的刺激，肯尼迪总统在当天下午六点钟突然决定要在八点整登上国家级电视台，宣布他即将提交一份反种族隔离综合法案。这一决定将他的全体顾问都吓得六神无主。他们抛出了一大堆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总统手头没有现成的演讲稿，没有时间在国会那边进行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总统没有理由加剧自己的政治风险——但是肯尼迪总统依然趁着阿拉巴马事件成功解决的有利氛围面向全国电视观众痛快倾诉了一番。

周一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肯尼迪总统的演讲确实很成功，尽管事先十分仓促。直到大队摄像人员已经做好一切技术准备只等总统一声令下的时候，他依然还在匆忙地与各位助理们反复推敲演讲措辞——“再好好想想啊，伯克，”肯尼迪这样督促伯克.马歇尔，“你肯定还有想法不是吗？”可是就在演讲开始后不久，远离华盛顿的塞尔玛再次发生了暴力事件。当时伯纳德.拉法耶特正打算回家，可是走到门口却满心恐惧地看到眼前停着一辆1957年款双色雪佛兰，车上坐着一名白人男性。博恩顿追悼大会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法耶特已经被种族隔离势力针对了好几次。有一回他开车上路，居然被警方以街头流浪的罪名抓了起来。当地报纸与三K党仇恨传单都将他当成了目标。很多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都遭到了解雇，或者被散场时白人暴徒不怀好意的围攻吓得心神不宁，以至于拉法耶特再没能安排第二场弥撒大会。雪佛兰车主表示车抛锚了，需要有人推一下，这句话让拉法耶特长出了一口气。他来到汽车后方弯下腰去，可是还没来得及发力就感到后脑勺挨了一记重击，登时眼冒金星倒在地上。紧接着他的头部又挨了两下。按照非暴力训练，他竭力扭过脸来想要直视袭击者的眼睛，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用的是枪托。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隔壁邻居攥着一杆霰弹枪冲出屋门，朝着那名白人男子逼近了过去。拉法耶特尖叫道：“不，不要开枪！”白人男子赶紧钻进雪佛兰逃走了。拉法耶特当天晚上住进了伯韦尔医疗所，负责为他疗伤的是丁金斯医生，也就是会幕浸信会里那位丁金斯教授的儿子。治疗一位遭受毒打的种族受害者让医生感到十分不安，更有甚者，拉法耶特还要求保留自己的血衣作为坚定投身于塞尔玛运动的勋章。为了改变话题，丁金斯医生建议拉法耶特不要将牛奶当做治疗受伤骨骼的补钙食品。“牛奶本来就是给牛犊子喝的，”他面色阴沉地说道。接下来他向拉法耶特推荐了一款骨粉制成的钙丸，这是他最中意的补钙偏方。拉法耶特试图开个玩笑来缓解紧张局势：“您要是说牛奶是给牛喝的，那骨头不是给狗吃的么？”这句略显轻浮的反问让丁金斯医生颇为不悦。拉法耶特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领取了一瓶骨粉丸，借此向塞尔玛顶尖的黑人专业人士之一示好。

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级电视网上发表的这次演讲得到了广泛好评。《时代》撰文称：“人们经常批评总统过于‘冷漠’，‘知识分子习气太重’。有鉴于此，总统这次发表的演讲实在是感情丰沛到了极致。”肯尼迪手里的稿件原本就只有大框而已，因此他索性放飞自我，时常脱稿，摆出了林登.约翰逊一直敦促他采取的热烈坦诚姿态。就像金惯于将宗教与民主的交界之处当成锚定演讲文辞的不动点一样，肯尼迪也将宗教与民主当成了自己面向全体美国人发言时的思路来源：“我们目前主要面对着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的由来与圣经一样古老，评判答案对错的标准则与美国宪法一样明确。”对于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们来说，总统这番振聋发聩的言论不仅响应了他们长久以来的祈祷，还迎头撞上了一条来自杰克逊的噩耗：当天晚上，一名埋伏在金银花从中的狙击手用一发步枪子弹从背后射杀了梅德加.埃弗斯。就像肯尼迪讲话一样，梅德加.埃弗斯的遇害同样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大众文化谈论种族问题的措辞用语。这次杀戮被称为暗杀而不是私刑，埃弗斯是一名烈士而不是随便什么受害者——在杰克逊举办完葬礼之后，他的遗体又被火车护送到华盛顿接受瞻仰，他的家人也在白宫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在伯明翰，安德鲁.扬和他的同事们正在顶着一轮又一轮反扑竭力维持着5月达成的和解协议。埃弗斯的遇害让扬感到痛惜不已。在他看来，埃弗斯是一位充满矛盾的烈士。尽管他经常指责协进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僵硬死板，但却依然为了协进会洒尽了鲜血。他如此热爱民权事业，以至于投入了一场并非出自本人选择的战斗并且献出了生命。同样在伯明翰的詹姆斯.贝弗尔更关心他的同学伯纳德.拉法耶特在同一时间受伤入院的消息，因为这条消息与他个人的干系更大。但是眼下他与扬都不得不收拾心情，将视线投向塞尔玛和杰克逊以外。6月12日星期三上午，一名以夏季志愿者的身份新近抵达格林伍德的法学院学生自告奋勇地独自前往威诺那并且安全返回。她的汇报支持了此前传来的一系列可怕线索，表明安奈尔.庞德的学习小组自从周日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并且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在此期间还遭受过野蛮殴打。上一位前往威诺那打探情况的劳伦斯.盖约特也遭受了类似待遇。威诺那的监狱好似一台诱捕黑人的捕蝇器，四周环绕着私刑淫威带给人们的恐惧。这份恐惧如此厚重，以至于威诺那当地的黑人这几天总是躲着白人走，谁也不敢主动提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前所有措施全都未能奏效，就连司法部长承诺过的联邦干预都没有到位。因此扬与贝弗尔决定亲自开车前往威诺那将安奈尔.庞德保释出来。

两人都没有车，于是打算借用多萝西.科顿的车，可是这一来科顿却不干了，坚持要与他们两个一起去。安奈尔.庞德是科顿的好朋友，也是公民项目的老师，而且之前还是科顿让庞德乘坐长途车返回格林伍德的，因此于公于私她都觉得自己也必须前往威诺那救人。扬一口否决了科顿的要求，认为她这是一时糊涂。他认为科顿没有理由亲赴险境，更何况这次的危险非比寻常，远比他们在非暴力课堂上宣讲的常规危险更加可怖。这次他们将要面对彻头彻尾的邪恶，这股邪恶已经在他们周围沸腾了许久——从埃弗斯到拉法耶特，从庞德到盖约特，他们的每一位熟人都有可能在一呼一吸之间就被这股邪恶力量打倒在地甚至夺去生命。贝弗尔也表示将科顿送进虎狼窝里遭受殴打才是真正的罪过。“我们用不着这么多人一起发疯，”他这样劝告科顿。闻听此言，科顿不耐烦地掏出车钥匙在两人面前晃了晃，大声说道：“爱谁谁，反正这是我的车。”然后她就跳进车里一脚油门开到了街上，扬与贝弗尔只得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三人之间才达成停战。科顿很快就拉着两位同事冲上了阿拉巴马州的一条高速公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她差点迎头撞上一辆大型拖车。万幸的是她在千钧一发之际扭转车头冲出了路肩。停车之后，科顿、扬与贝弗尔三人面面相觑地在车座上瘫坐了一会儿，然后全都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他们这次本来就打算执行一项很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打算一头扎进密西西比而不是退避三舍。不过就算不打算为了民权事业而献身，他们依然随时都有可能死于车祸之类的意外事故。这样想的话，威诺那看上去似乎也没那么吓人了。

三人来到威诺那之后直奔监狱而去。监狱方面自然不让他们进门，而是要求他们在大门外面等待治安官传唤。科顿尽可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在监狱门前朗声诵读着纪伯伦的《先知》。贝弗尔与扬同样试图保持镇定。光天化日之下，无数双眼睛都在上下检视着他们。他们必须完成一项十分精妙的任务，既要摆出一副目标明确的姿态，又不能显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有分量，又不能咄咄逼人招致袭击。幸运的是，等到警长终于将他们叫进办公室的时候，一通长途电话偏巧在这时打了进来。扬能听出来电话对面是亚特兰大选民教育项目负责人威利.布兰顿。他趁机拉大旗作虎皮，告诉监狱看守们他认识这位布兰顿。他言辞巧妙地诱导着看守们误以为布兰顿是一位有地位的白人，并且刻意隐瞒了自己这位朋友领导下的组织正在整个南方推进黑人选民登记的事实。他还暗示自己是电话那头派来解决囚犯麻烦的协调员。从警长手里骗过话筒之后，扬冲着电话那头的布兰顿抛出了一连串“有色”术语，在言谈话语中不断暗示自己是某位白人大律师的跟班，自己的老板认识一大帮南方参议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而且这些人都希望适当的保释程序能够得到遵守，以免在自由主义者那边落下口实。心领神会的布兰顿也在电话对面跟他一唱一和。那天下午，杨顺利保释出了全部囚犯，而这场双簧也注定要成为本次事件当中最愉快的回忆。

三名被捕人员——盖约特，庞德与范妮.路.哈默——被打得遍体鳞伤，牙齿断裂，后背淤青结痂，宛如皮革一般。他们身上的每一寸皮肉都被行凶者用大头警棍有条不紊地殴打过一遍。第四位被捕人员正是在格林伍德被鲍勃.摩西领上民权道路的小姑娘、还未满十五岁的朱恩.约翰逊。她挨得打相对轻一些，但也是鼻青脸肿血染衣衫。当她终于返回格林伍德的时候，家里人看她的眼神就像见了鬼一样，但是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她的母亲贝尔.约翰逊用恶狠狠的目光掐灭了任何人向她问三问四的念头。当初贝尔勉强默许女儿在学年结束后参加另一场公民旅行，现在她心里就像刀绞一般又悔又疼。朱恩的奶奶用一句话概括了家里所有成年人的意见。这位搬迁到密西西比的老农妇手指儿媳痛斥道，“都是你害的！”朱恩还是个孩子，小孩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贝尔将满腔苦水都憋在了肚子里。余生当中她从没问过女儿威诺那监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